第二节 自然哲学的兴衰与重建[1]

如果自然哲学已经消亡，那么本文只能是对一桩哲学往事的祭奠。其实，自然哲学并没有消亡，只是改变了思想形式。

自然哲学至少曾经历了三次死亡宣判：第一次是现代科学的诞生标志着自然哲学已经无疾而终，牛顿将自己的科学成就概括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有人凭此认为牛顿是最成功的自然哲学家，其实牛顿的本意是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来冒名取代自然哲学，他的真实意图就是警告当时的科学家“当心形而上学”，E.格兰特就认为自然哲学终止于19世纪（Edward Grant，2007）。第二次是逻辑经验主义从“语言转向”推出“拒斥形而上学”的断言：“现代逻辑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在形而上学领域里，包括全部价值哲学和规范理论，逻辑分析得出反面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全都是无意义的。”[2]第三次是后现代思潮中的“后哲学文化”：随着“自然之镜”的破碎，哲学已死，自然哲学当然将不复存在。

一个思想事件被一次宣布死亡可能是真实的，但如果两次或多次被宣布死亡肯定值得怀疑。就在牛顿宣判自然哲学死刑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自然哲学进入了思想的黄金时代：仅就德国而论，莱布尼兹在1714年发表了《单子论》（Monadologie ），康德在1755年发表了《普通自然史及天体理论》（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费希特在1794年发表了《全部知识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1804年发表了《认知的科学》（The Science of Knowing），谢林在1797年发表了《自然哲学的理念》（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以及黑格尔在1816年发表了《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 ），等等。也就是说，牛顿企图用“数学原理”来取代“自然哲学”的思想诉求反而刺激了自然哲学的全面发展。[3]

维也纳学派终结了自然哲学吗？且不论石里克的重要学术著述就称之为“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translated by Amethe von Zeppelin.Santa Barbara，Calif.：Greenwood Press，1968），就逻辑经验主义自马赫以来就追求“统一科学”的研究纲领而论，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就具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旨趣。而且，科学哲学也必须阅读“自然之书”（Peter Kosso：Reading the Book of N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于是，追求“自然的对称”就成为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的共同的经典（Klaus Mainzer：Symmetries of Nature：A Handbook for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Scienc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1996），“自然哲学与科学哲学的联盟”就成为大势所趋（William A.Wallace：The Modeling of Nature：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Nature in Synthesis ，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c1996）。

后现代思潮中的“后哲学文化”是否彻底湮灭了自然哲学？如果把围攻逻辑经验主义作为后现代思潮的思想起点，那么我们不难看到所谓的“后哲学文化”在向自然哲学复归：波普尔的工作是以宇宙论为前提的（Nicholas Maxwell：Popper’s Paradoxical Pursuit of Natural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W.V.蒯因和库恩的思想被称之为“自然化的认识论”（Jane Duran：Knowledge in Context：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and Sociolinguistics，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c1994）[4]；“角色网络理论”也被认为具有“自然的本体论态度”（David Condylis：NOANT：The 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 of Actor-network Theory，1998）或“形而上学的自然化”（James Ladyman and Don Ross：Every Thing Must Go：Metaphysics Naturalized ，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于是，SS（Science Studies）或STS（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也被称之为“自然化的哲学”（Finn Collin：Science Studies as Naturalized Philosophy ，Dordrecht：Springer，2011）或“哲学的自然主义”（Peter A.French，Theodore E.Uehling，Jr.，Howard K.Wettstein：Philosophical Naturalism ，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c1994）。在“后哲学文化”中，自然哲学依然不失其思想的生命价值。

现代科学的兴起没有取代自然哲学，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没有“拒斥形而上学”，后现代思潮没有取消“自然之镜”。其实，自然哲学并没有消亡，只是改变了思想形式。它从现代科学之中脱胎而来，演化为德国古典的自然哲学；它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中蛰伏，延续着“统一科学”的梦想；它在后现代思潮中复兴，通过“后哲学文化”走向“自然化的哲学”或“哲学的自然主义”。

J．马丁（Jacques Maritain）在《自然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e）中指出，自然哲学在现代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进退维谷：或者被现代科学所消弭，或者被形而上学所遮蔽。[5]

“Natural Philosophy”或者“Philosophy of Nature”[6]，旨在将关于自然的实际特征问题作为一个实在来进行研究，主要探究自然实在的最基本、最广泛和最原始的特征并作出评价，大体上分为物理学哲学和生物学哲学两个部分。德语的“自然哲学”一词主要同19世纪初的德国唯心论者谢林和黑格尔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它和“逻辑学”及“精神现象学”相对立。[7]这种定义颇为流行，但其实只是陈述了自然哲学以自然界或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并没有揭示自然哲学区别于历史哲学或科学思想史等相邻学科的思想本质和方法论特点。

我们以为，自然哲学不应该被简单地理解为对自然或物理世界的哲学研究（其实任何将研究对象作为定义的思考都是缺乏思想的表现），因为这种划定对象的研究范式并不能揭示定义项的本质属性。我们以为，如果我们不想武断地为自然哲学下个定义，那么通过解析一个自然哲学案例来揭示自然哲学的发生过程可能更有助于理解它的思想品质。

亚里斯多德被称为自然哲学的奠基人，他的“物理学”（Physics）和“形而上学”（Metaphysics）可谓自然哲学的经典著作。我们知道，所谓“形而上学”不过是“物理学”之后的理论反思而已，但其目的在于将他在“物理学”中所遵循的“四因说”等思想提升为一种超越性的通用研究纲领，用于指导其他形式的科学探索活动如生物学、天文学以及伦理学等。这就是说，自然哲学其实就是将（某种）自然科学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观念，也就是“转识成智”[8]（from knowledge to wisdom）[9]的思想过程。

一般而论，自然哲学就是将具体的科学探索提升为普遍的思想观念，这在原则上并无问题，但纵观思想史，并非每种自然科学的成果都值得哲学概括，也并非对有价值的自然科学都能得出有意义的哲学结论，那些在思想史上有意义的自然哲学，一般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那些受到思想家关注的自然科学成果往往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理念，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几何学，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经典力学、第三次数学危机与物理学革命等；第二，用于总结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水平往往是当时最先进的哲学理念，如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原子）机械论、逻辑实证主义等。综观之，自然哲学其实就是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进行最高水平的哲学概括。亚里斯多德就是从他的“物理学”中推演其强调四因说的“形而上学”，并指导其他学科如动物学、天文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Andrea Falcon，2005），普鲁克鲁斯用欧几里得几何学推演他的新柏拉图主义（A Commentary on the First Book of Euclid’s Elements ），库萨的尼古拉用数学分析来界定大小宇宙（Hopkins，Jasper，1988，c1985）；笛卡尔在创立解析几何学的过程中顿悟了“我思故我在”的理性怀疑主义（Daniel Garber，2001），斯宾诺莎利用几何学原理推演他的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Marjorie Grene，c1986），康德在解读牛顿力学中构建批判哲学的思想大厦（Michael Friedman，1992），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则将数理科学的方法上升到哲学方法论（Paul M.Livingston，2001），库恩对科学史的解析其实在阐述我们时代的哲学（Steve Fuller，2000），STS则企图构建一种用知识与世界相互包容的思想（Finn Collin，2011）。

自然哲学就是对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进行最出色的哲学概括。这个命题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在思想史上得到认可的自然哲学往往具有巨大的思想功能，因为它的科学基础是最先进的，它的哲学论证也是最先进的；这种自然哲学对其他尚待发展中的科学领域和文化现象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如近代的原子-机械论就对当时的化学、电学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第二，正因为如此，自然哲学总是有限的，总是可替代的，因为当时某种最先进的科学成果可能被日后更先进的科学成果所超越，当时某种最先进的哲学论证也可能被更好的哲学论证所超越，亚里斯多德的自然哲学被机械论的自然哲学所取代就是科学革命与哲学革命的共同作用。

[1] 在2010至2011年间，笔者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澳大利亚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近期发展情况，亲身感受到澳大利亚的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对自然哲学的关注。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舒斯特博士（John Andrew Schuster，1947～ ）在2005年编辑了《十七世纪的自然科学：近代自然哲学的变革模式》（The Science of Natur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tterns of Change in Early Modern Natural Philosophy ， edited by Peter R.Anstey and John A.Schuster，Dordrecht：Springer，2005）。悉尼大学的科学基础研究中心（The Sydney Centre for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的S.高克罗格教授（Stephen Gaukroger）则更加关注科学革命中的哲学观问题，如《笛卡尔的自然哲学系统》（Descartes’ System of Natural Philosophy，Cambridge，UK；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弗兰西斯·培根与近代哲学的形成》（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等。目前，笔者正在翻译舒斯特的《自然哲学教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A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

[2] 卡尔纳普：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转引自洪谦《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13～14页。

[3] 关于莱布尼兹、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人的自然哲学研究，可参见Michael Futch：Leibniz and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Philosophy ，Nov.2010，Vol.19 Issue 3：391-394；Kathleen Okruhlik and James Robert Brown：The Natural Philosophy of Leibniz，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c1985；Paul Guyer：Kant’s System of Nature and Freedom ：selected essays，Oxford：Clarendon，2005；Yolanda Estes，Society，Embodiment，and Nature in J.G.Fichte’s Practical Philosophy ，Social Philosophy Today，2004，Vol.19：123-134；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First Outline of a System of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transla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Keith R.Peters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c2004；Dalia Nassar：From a Philosophy of Self to a Philosophy of Nature：Goeth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elling’s Naturphilosophie.Nov.2010，Vol.92,Issue 3：304-321；Stephen Houlgate，Hegel and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8等新近著述。

[4] 类似的作品还有：Jean Petitot：Naturalizing Phenomenology：Issue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1999.

[5] See Jacques Maritain：Philosophy of Nature ，Michigan：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51，introduction.

[6] “Natural philosophy or philosophy of nature ”与“Natural history”这两个英文名具有一定的思想关联。“Natural history”这个英文名来自于拉丁文“naturalis historia”。这个词泛指一切对自然或与自然有关的研究。（Marston Bates：The Nature of Natural History，New York，Scribners，1954）但就相关文献看，自然史大致有两层含义（Peter Anstey：“Two Forms of Natural History ”，Early Moder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17 January 2011，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ural_history）：其一是指自然主义者对世界上的植物、动物、种族等进行的各种研究；其二是指利用自然史的方法对其他文化现象的考察，例如理查德森的“实用主义自然史”（Joan Richardson：A NATURAL HISTORY OF PRAGMATI**，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就是如此，类似的作品还有詹森的“拉丁语的自然史”（Tore Janson：A Natural History of Lati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直到十九世纪，欧洲人将知识分为两大类：包括神学在内的人文科学（humanities）和自然研究（studies of nature）。自然研究又被区分为两种：对自然进行描述的自然史和对自然进行分析的自然哲学；前者孕育了生物学和地质学等学科，后者孕育了物理学和化学等学科；前者主要用观察的方法，而后者则用实验的方法；前者往往在一般刊物（magazines）上发布，而后者往往在学术刊物（academic journals）上发表，但二者是密切相关的。（Lisbet Koerner：Linnaeus：Nature and Nation，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自然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许多相同点，但也有不同。自然史研究是对自然对象或生物体进行分类的系统研究，流传到今天的自然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并延续到欧洲文艺复兴。时至今日依然有些具体学科依然划归为自然史这门交叉学科之中，例如地质生物学（G. A. Bartholomew: The Role of Natur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Biology , Bioscience, 36［1986］: 324-329）就是如此。但不管怎么说，自然史作为一种学科建制，正趋于消亡。（D. S Wilcove,T. Eisner: The Impending Extinction of Natural History ,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5［2000］: B24）

[7] See Natural Philosophy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5 editi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84.

[8] 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创始人冯契先生就以“转识成智”来标识他的哲学思想，他将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都纳入到“广义认识论”的框架之中，提出了“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哲学路线。

[9] 有关知识与智慧之间关系的研究著述不在少数，但较为著名的则有N.麦克斯维尔（Nicholas Maxwell）的《转识成智》（From Knowledge to Wisdom：A Revolution in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Science ，Oxford B：Blackwell，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