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形象的历史演变

科学究竟是什么？思想家们公认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并不是明智之举，但我们认为，检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能给我们深刻的思想启迪。

就最一般意义而言，科学是一种最为复杂的文化现象之一；它不仅具有难分难解的“内部问题”如意义、检验、进步等，而且还拥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外部问题”如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社会功能、科学的思想价值等，更为严重的是，科学的“内部问题”和它的“外部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的。

尽管如此，一些勇敢的思想家还是为我们描述了科学的种种形象。[1]例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就提出了科学的五种形象：“科学作为（1.1）一种建制；（1.2）一种方法；（1.3）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1.4）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以及（1.5）构成我们的诸信仰和对宇宙和人类的诸态度的最强大势力之一。”[2]

除了贝尔纳以外，还有其他的思想家提出了各种科学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个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己的研究纲领形成了对科学的看法。例如弗兰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康德提出了科学就是“先验综合判断”，黑格尔提出了科学就是“理性的自我反思”，马克思提出了科学就是“人的本质的力量化”，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科学就是“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海德格尔提出科学就是镶嵌在生活方式中的“座架”，库恩认为科学就是“专业共同体的信念”，布鲁尔认为科学就是遵循“强纲领”的知识体系，哈贝马斯认为科学就是“意识形态”，拉图尔认为科学就是得到公认的“事实”等。虽然这些科学形象都不一定具有绝对权威，但这些描述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价值。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选择如下几种“科学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科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科学作为“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科学作为生活方式。

为什么选择上述4种“科学形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主要基于如下理由：第一，这4种“科学形象”一直是科学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贯穿科学哲学的发展始终；例如，关于科学作为真的命题系统，不仅经历了语言学转向，而且还经历了解释学转向和修辞学转向。第二，这4种“科学形象”不仅得到某个科学哲学学派的推崇，而且还也受到其他学派的关注；例如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就是如此，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关注“科学发现的逻辑”问题，爱丁堡学派之后的社会建构主义更加注重对科学进行“实验室研究”。第三，这4种“科学形象”在现代社会中得到高度认同，例如科学作为文化资本的论题，就是被不同的政治态度和国家类型所接受。第四，这4种“科学形象”具有深广的文化影响力，例如科学作为生活方式对深入理解当代人类的境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等。

一、第一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一种解释自然的方法

与其他文化领域的最大区别在于，科学有一套独特的研究方法。近代科学的诞生就是伽利略等科学家在探索自然现象中使用了数学与实验的方法。在近代科学转向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科学方法的拓展与深化如“模拟”和“建模”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如普特南所说：“许多哲学家都相信科学探究遵循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科学且唯独科学始终不渝地使用了这个方法，那么合理性（假如有这种东西）也许应该等同于具有和使用这个方法。” [3]

但是，有关科学方法问题却引起了科学哲学的激烈争论：哪种方法更具有“解题能力”？有人喜欢“实践优位”的方法，有人则喜欢“理论优位”的方法。科学有无特定的方法或程序？大多数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方法是相对确定的，但也有少数科学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等人认为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

在后现代思潮中，有人认为对各种科学方法应该持有“对称”的态度。例如，布鲁尔在它的《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就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方法论和库恩的历史主义方法论给予了相同思想背景的文化解释。

二、第二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

科学总是体现为命题系统，而且是尽可能为真的命题系统。“顾名思义，理论性科学是由理论所组成——也就是说，是由命题系统所组成。当命题由于涉及相同的对象而彼此相关，或甚至当它们相互演绎时，它们就构成了一个系统。”[4]

在如何理解这个命题系统的问题上，科学家及科学哲学家有着深刻的冲突。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作为命题系统可以归结为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理论命题可以还原为观察命题，而观察命题的意义则在于与“观察事实”是一一对应的。但这个观点遭到了汉森、波普尔、蒯因和库恩等人的批判。

在后现代哲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修辞学转向”，把科学的命题系统并不仅仅看作是符合逻辑的、可以得到观察证实的理论描述，而且把科学的命题系统看作是从“意向”到“事实”的说服过程。

三、第三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活动

把科学理解为生产知识的活动早已有之。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自从科学一经产生，科学家就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追求真理的过程，把科学给予人们的理论、命题当作是真理性的东西。他们认为，科学是对实在的一种揭示。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5]

但在如何理解科学作为生产知识活动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哲学观念。有的思想家把科学作为生产知识的过程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理性过程。例如，波普尔认为：“总的科学图景是：我们选择某个有意义的问题，提出大胆的理论作为尝试性的解决，并竭尽全力去批判这个理论；而这意味着我们试图去驳倒这个理论。如果成功地驳倒了，就尝试创造新的理论，我们又批判这个理论，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程序可以用这样的话概括：大胆推测，又严格批判节制这种推测，包括严格的检验在内。而批判和检验都是尝试性的反驳。”[6]

但是，后现代思想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不把经验观察看作是以一种自然所能理解的语言向自然提出的问题，而是将认真思考所有涉及科学的‘构成性’作用的情况，并且把科学的研究看作一种生产过程。我们不把科学成果看作以某种方式捕获随便什么东西，而将把科学成果理解为从所有存在的东西中选择性地挑出、转化和建构出来的。我们不考察在科学与科学所描述的自然之间的外部关系，而是思考科学事业中那些我们认为是建构性的内部事件。”[7]当然，后现代思想家对这种“建构活动”也有不同理解，有人强调专家之间的协商，有人强调人类因素与非人类因素之间的对抗（皮克林）。

四、第四种科学形象：科学作为生活方式

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在科学和其他文化活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界限。维也纳学派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把人类知识划分为可以检验的科学知识和“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及其价值论命题。1956年，英国人查尔斯·斯诺[8]（C.P.Snow，1905～1980）在《新政治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后世争论长达半个世纪的文章《两种文化》，从此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斯诺命题”展开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论战。在世纪之交，由“索卡尔事件”引起的“科学大战”至今依然硝烟弥漫。

但是，更多的思想家依然在寻求科学与人类文化之间的沟通。海德格尔认为，科学技术是人的“生活方式”的展现，“完全支配现代技术的这种展现，具有在强求意义上的限定的性质。强求是这样产生的：在自然中隐藏着的能量被开发，开发出来的东西被转换，转换后的东西被储存，储存的东西被分配，分配的东西重新被转换。开发、转换、储存、分配、转换是展现的诸方式”[9]。但这种“展现”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科学（技术）日益成为人类自由与解放的机缘，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弗兰西斯·培根就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题，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后现代思想家也意识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对应关系（利奥塔和福柯等）。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显露：于是，主体变成了问题，人文精神就成了问题。“如果我通过电视或电脑就可以在家购物；那么我在哪里？我又是谁呢？在这些情形下，我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占据着我理性的、自律的主体性的中心，也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被一个界定明晰的自我（ego）所限定着，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分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10]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几种科学形象只是在众多科学形象中较为常见的几种代表，它们并不是科学形象的全部，更不是科学形象的唯一。如果我们转换理论视角，我们完全有可能得到其他的科学形象。

[1] 科学形象（The scientific image），取自B.C.范·弗拉森使用的一个书名。此处泛指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理解，特别是经过思想家们反思后的对科学的认识。范·弗拉森曾任美国科学哲学协会主席，1980年出版了《科学的形象》一书，该书将建构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起来，用以反对各种科学实在论。该书在美国科学哲学界曾引起较大反响。

[2] 〔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第6页。

[3] 〔美〕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第233～234页。

[4] 〔德〕石里克：《自然哲学》，陈维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21页。

[5] 〔美〕爱因斯坦：《自述》，见《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范岱年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2页。

[6] 〔英〕B.玛吉：《波普尔的哲学观与政治观》，《哲学译丛》1980年第6期。

[7]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第5页。

[8] 查尔斯·斯诺（C.P.Snow，1905～1980）具有科学家身份，但又热爱人文科学，因而他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他曾任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博士和评议员、卡文迪许实验室红外光谱分析研究员、大学行政管理者、小说家和剧作家、企业顾问、社会活动家、工党政府的技术部副部长、科学精英治国论的鼓吹者、出身低微而被王室册封的骑士和男爵。这些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两种文化”的冲突及其后果。

[9] 〔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41页。

[10] 〔美〕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