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与文献

在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逻辑经验主义者大多是沉默（毋宁说是回避）的，因为他们把自己所信奉的“分析方法”当成缺省设置，当成不言自明的真理：那就是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拒斥形而上学”。

我们的问题是，这种“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想态度是否是“分析方法”的独创？还是科学与哲学在思想史上漫长演化的一种过渡性方案？“拒斥形而上学”有无思想理头？“拒斥形而上学”是否有无法超越的“元哲学”？

如果我们把科学哲学理解为科学与哲学的互相审视，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科学哲学不限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及其随后的各种流派，从古希腊到后现代都不乏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想探索；第二，对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不同理解恰恰构成了科学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引导并制约科学哲学的思想性质及其各种探索。

但上述理解能否成立必须基于文献的支持，根据“国际维也纳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Vienna Circle）在2000年出版的《科学哲学史：新动向和新视野》（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以及国际科学哲学史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的相关文献，我们整理出如下几个思想节点。

古代自然哲学传统中的科学与哲学：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西方“科学的哲学”古代传统的形成时期，其原因就在于，科学与哲学的思想关联已经形成，并形成了对西方后世的“科学的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几个流派：理念论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了毕达哥拉斯的数论、柏拉图学派及其欧几里得几何学、强调数理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如普拉提诺和普鲁克鲁斯等；原子主义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留基伯-德谟克利特的奠基性工作，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修补，阿基米德的应用，历经中世纪的蛰伏直到近代才变成科学理论；亚里斯多德主义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亚里斯多德本人对物理学和生物学探讨并从中概括出四要素说、四因说和三段论等哲学思想，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盖伦的生物学-医学等。参见拜雷（C.BAILEY）的《希腊的原子论与伊壁鸠鲁》（The Greek Atomists and Epicurus，Oxford：Clarendon Press，1928）以及迪克斯特惠斯（E.J.Dijksterhuis）的《从毕达哥拉斯到牛顿的世界机械图景》（The Mechanization of the World Picture：Pythagoras to Newt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等。

中世纪宗教体系中的科学与哲学：中世纪给我们的印象是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烧死布鲁诺、审判伽利略和围攻达尔文等。其实问题很复杂，中世纪的宗教及上帝观念基本上来源于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古代传统，如柏拉图的二元世界的划分和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等；中世纪的宗教信仰也促进了数理科学（论证上帝的万能）和实验科学（占星术）的发展；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也孕育了哥白尼、伽利略和达芬奇等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科学大师。中世纪的科学-哲学共同体主要有：新柏拉图主义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波修斯的数论、奥古斯丁的音乐理论、帕拉塞尔苏斯（Palacelsus）运动以及布鲁诺和开普勒的天文学；新亚里斯多德主义或唯名论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奥卡姆的《逻辑大全》（Summa Logicae）、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对亚里斯多德《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评注，阿尔伯特（Albertux Magnus）和阿奎那对亚里斯多德思想的继承；毕达哥拉斯主义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库萨尼古拉的数学思想与宇宙论，哥白尼的天文学与宇宙和谐思想，伽利略的科学新方法（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达芬奇的科学技术实践及其对人的理解。参见希拉（Edith Sylla）和麦克佛夫（Michael McVaugh）编辑的《〈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文本与语境〉》（Texts and Contexts in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New York：Brill，1997）；格兰特（Edward Grant）的《中世纪科学与自然哲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Science and Natural Philosophy ，London：Variorum Reprints，1981）；格兰特（Edward Grant）编辑的《中世纪科学原典》（A Source of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林德伯格（David C.Lindberg）的《西方科学的开端：欧洲科学传统在史前和1450年哲学、宗教和制度环境中的体现》（The Beginnings of Western Science：The European Scientific Tradition in Philosophical，Religious，and Institutional Context，Prehistory to A.D.14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拉丹斯（P.M.Rattansi）的《1500年到1700年的科学、宗教与社会：从帕拉塞尔苏斯到牛顿》（Science，Religion and Society，1500～1700：From Paracelsus to Newton ，Burlington，VT：Ashgate，2009）。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的科学与哲学：按照库恩的观点，科学革命意味着“范式”的转换，如此说来，哥白尼学说的提出和伽利略的科学活动都可以成为科学革命，其实，当时接受他们科学观的人寥寥无几，并没有所谓科学革命的出现。按照我们的观点，真正的科学革命是新科学发现引发了哲学的变革，也就是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出现。近代的科学-哲学共同体主要有如下几种：经验论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包括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伽利略的科学与哲学合作，洛克与波意耳的科学与哲学合作，从贝克莱到休谟的科学与哲学共识；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共同体：笛卡尔与斯宾诺莎的数学与怀疑论哲学，莱布尼兹的数理思想与单子论哲学，牛顿力学与康德的批判哲学；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拉美特利、C.A.爱尔维修、狄德罗、P.-H.D.霍尔巴赫等所构成的机械唯物主义共同体。参见斯奈德（Laura J.Snyder）的《维多利亚时期有关科学与社会问题争论引发的哲学变革》（Reforming Philosophy：A Victorian Debate on Science and Societ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高克罗格（Stephen Gaukroger）《弗兰西斯·培根与早期现代哲学的转换》（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 ，Cambridge，U.K；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加伯（Daniel Garber）的《走进笛卡尔：从他的科学理解他的哲学》（Descartes Embodied：Reading Cartesian Philosophy Through Cartesian Sci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塞金特（Rose-Mary Sargent）的《与众不同的自然主义者：波意耳和他的实验哲学》（The Diffident Naturalist：Robert Boyl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xperiment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伍尔豪斯（R.S.Woolhouse）的《莱布尼兹的形而上学与科学哲学》（Leibniz：Metaphysics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贝辛斯托克（Giovanni Boniolo Basingstoke）的《关于科学的表述：从康德到一种新的科学哲学》（O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s;From Kant to a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分析时代的科学与哲学：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数理分析思想与马赫等人实证主义思潮的汇合铸成了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共同体，其中包括维也纳学派、柏林学派、华沙学派等。但这种分析运动遭到了如下思想的批判，如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强调整体主义的迪昂-蒯因命题，特别是库恩发起的历史主义。[1]

后现代主义视野的科学与哲学：自库恩的历史转向之后，对科学技术的综合研究（STS）取代了单一学科如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科学人类学等，从而使得科学哲学出现了“更多转向”：如“社会”转向的科学-哲学共同体，“实践”转向的科学-哲学共同体，“修辞学”转向的科学-哲学共同体，“认知”转向的科学-哲学共同体，“文化”转向的科学-哲学共同体等。参见拉切明（John Rajchman）和韦斯特（Cornel West）合作的《后分析哲学》（Post-analytic Philosoph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1985）；卡特克里夫（Stephen H.Cutcliffe ）的《观念、器物和价值：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综合研究导论》（Ideas，Machines，and Values，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Studies ，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的《科学技术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4）；富勒（Steve Fuller）的《科学技术、综合研究导论》（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London,New York，NY：Routledge，2006），巴比奇（Babete E.Babich）的《科学哲学的欧洲大陆及后现代观点》（Continental and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ldershot：Avebury，1995）

对于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早年曾跟随舒炜光先生做过探讨。在《元哲学与哲学》（《哲学研究》1988年第4期）一文中笔者曾指出元哲学并不是对哲学的超越，而是一种具体哲学理论对哲学自身问题的解答，因而不可能存在什么像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那样“终结哲学”。在“哲学观的嬗变：从拟科学到拟价值”（《求是学刊》1994年第1期）笔者讨论了用科学的方法建构哲学的思想进路，认为近代思想的实质是科学与哲学在思想职能上的分化。

[1] See Claire Ortiz Hill：Word and Object in Husserl，Frege and Russell：The Roots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y ，Athens OH：Ohio University Press，1991；P.M.S.Hacke:Wittgenstein’s Place in Twentieth-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7；Sahotra Sarkar:Logical Empiricism and the Special Sciences：Reichenbach，Feigl，and Nagel ，New York：Garland Publ.，1996；Stefano Gattei:Thomas Kuhn’s “Linguistic Tur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Empiricism：Incommensurability，Rationality and the Search for Truth ，Burlington：Ashgate，c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