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超越内史论与外史论之争[1]

20世纪的科学编史学有两个主要传统或学派：内史论（Internalism）或科学史的内史论者（Internalist History of Science）以及外史论（Externalism）或科学史的外史论者（Externalist History of Science）。

一、科学的内史论及其演化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er Koyré）是最著名的科学内史论者，在他看来，现代科学来自于参与其中的科学家绝然采纳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形而上学的基础。那么，这里的“形而上学”又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形而上学认为，“自然从根本上说是精确的、可计量的”。如此看来，柯瓦雷所说的科学史是一个革命和断裂的历史；而不是一个进化和延续的历史。

显然，柯瓦雷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解释科学革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把科学革命理解为思想的断裂，则是值得怀疑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历史学家约翰·赫尔曼·兰德尔（John Herman Randall）和在牛津工作了40余年的澳大利亚学者A.C.克龙比（A.C.Crombie）提出了一种内史论，认为科学的关键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科学的方法”。这些学者认为科学的精髓就是“方法”。在他们看来，方法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在中世纪大学的学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然后经过不断地提炼和讨论，到了17世纪的伽利略、牛顿等人那里，科学方法终于大功告成。

2012年著名科学史E.格兰特（E.Grant）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倔强的科学史家的反思》（Reflections of a Troglodyte Historian of Science，OSIRIS;2012;27;133-155）一文，该文指出，在20世纪的大半时间内，科学史家追求观念史或内史论观点，只是在20世纪末科学史家才开始关注科学的社会环境，也即是外史论的观点。格兰特坚持认为，较之内史论，外史论更为合理，其证据就在于，自然哲学在中世纪的繁荣就在于基督教对它的支持。

二、科学的外史论及其演化

科学的外史论认为，科学进步及其革命主要是由科学之外的因素如经济-社会发展或宗教等文化因素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是科学外史论的倡导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述中发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的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因此，“用暴力消灭资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3]。

但作为科学史解读的外史论是鲍里斯·黑森（Boris.Hessen）和贝尔纳（J.D.Bernal）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提出的。

鲍里斯·黑森是一位俄国的知识分子和物理学家，1931年，苏联第一次派出了代表团参加每四年举行一次的科学史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黑森所递交的论文是科学史学科历史上最著名的会议论文，就是《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oots of Newton’s Principia ）。

这次国际科学史大会强烈地震撼了英国的科学界，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科学外史论杰出代表的J.D.贝尔纳。贝尔纳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知识分子团体的一员[4]。他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一位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他是英国科学家团体的一员，在大萧条时期的危机和反对德国纳粹的战争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向。贝尔纳，这位杰出的专业科学家，亲自传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科学史家，并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写作了4卷本的科学史——《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 ）。从此，诞生了科学编史学上的贝尔纳学派。[5]

根据贝尔纳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其他学者的观点，科学革命并不起源于科学理论的内在逻辑，而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商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在技术和实践方面面临着一系列难题。现代科学是为了回答和解决那些由商业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而带来的实际和技术问题所付出的努力的产物。科学得以发展就是作为以一种系统的、协调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在商业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尝试。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上一旦有技术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尽管科学史的外史论在解决科学革命问题上有诸多利好，但是却也存在同样多的问题。我们知道，虽然牛顿的《原理》在当时和当代广为工程师所用，但就思想本意而言，牛顿的《原理》显然不是应用物理学的教科书，因为它并不讨论采矿抽水、发射大炮或建造战舰。《原理》告诉我们有关运动的普遍原理，告诉我们如何将开普勒定律、力学和万有引力等用于解决天体力学和天文学问题。

三、超越内史论者/外史论者的困境

J.A.舒斯特先生在其《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Scientific R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中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革命和进化等四对范畴来刻画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纲领。

我们以为，纵观科学与哲学在历史上的思想关联便不难发现，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时而融合，时而冲突，时而又会出现新的融合。古希腊时期的科学与哲学都融合为自然哲学；中世纪则形成了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三位一体；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革命直指亚里斯多德主义的哲学信念；近代则出现了经典力学与机械论的高度统一；现代的“分析传统”宣称“拒斥形而上学”，但又信奉种种经验论乃至原子论的哲学立场。问题是，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现象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是什么以及何以可能？这是科学哲学的编史学纲领必须回答的问题。

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与哲学会在某些观念上达到共识、共建和共享，从而形成科学-哲学共同体；但由于科学革命不断出现必然导致原有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新的科学理论往往需要新的哲学观念与之相配，如此形成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概括为：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形成——科学革命导致传统科学-哲学共同体的断裂——基于新科学的哲学变革与新的科学-哲学共同体……

在科学哲学思想史的过程中，我们往往观察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较为复杂，时而科学与哲学融为一体（如古希腊时期），时而哲学挟宗教以令科学（如中世纪），时而科学改造哲学（如近代的启蒙运动），时而科学与哲学分道扬镳（如德国古典时期），时而科学统一诸多文化（如“分析的时代”），时而科学和哲学都遭到“解构”（“后现代文化”）。问题是，科学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这种复杂现象有无规律可循，如果有规律可循，这种规律是什么以及何以可能？

如果把科学哲学放在自然哲学追求“统一科学”的不同纲领特别是科学与哲学的融合-冲突-重建的思想进程之中则不难发现，科学与哲学之间在历史中的复杂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与哲学会在某些观念上达到共识、共建和共享，从而形成科学-哲学统一体；但由于科学革命不断出现必然导致原有科学-哲学统一体的断裂，也就是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新的科学理论往往需要新的哲学观念与之相配，如此形成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

第一步（科学与哲学的融合）：传统观念作为科学-哲学统一体——任何民族或社会都有特定时代的传统观念，传统观念并不是难以分析的习俗或常识，而是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的融合，也就是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某些观念的共识-共建和共享。例如古希腊罗马时期崇尚理念的文化，就是由推崇“同一”或“共相”的哲学观念与毕达哥拉斯等人开创的“论证”科学活动所共同构成的；而中世纪的宗教文化也获得了哲学与科学的支撑：其哲学支撑来自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斯多德主义，而科学支撑包括亚里斯多德的目的论生物学、托勒密的宇宙论以及安瑟伦等人对上帝的逻辑论证。我们已经说明，近代的理性观念就是近世科学与机械论哲学的统一体。

第二步（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科学新见与前科学-哲学统一体的断裂——在旧的科学-哲学统一体中，总是会出现新的科学理论或科学的新思想，如古希腊神话背景下的米利都学派，中世纪宗教背景下的哥白尼革命等。这些新科学理论造成了对旧科学-哲学统一体的冲击，但问题比较复杂：其一，新科学理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哲学思想，面临旧科学-哲学统一体的思想压力；其二，旧科学理论如托勒密天文学虽受到新科学理论如哥白尼学说的挑战，但却得到旧科学-哲学统一体的庇护，因为旧哲学思想体系依然存在。例如哥白尼革命以及伽利略事件就是如此，地心说被日心说所取代，天界神圣的信念被望远镜的观察发现所证伪，但亚里斯多德主义及其中世纪宗教思想体系依然存在。

第三步（新科学对新哲学的创造）：哲学变革以及重建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对于新科学与旧哲学的冲突，思想家们从新科学中推演出新的哲学（如笛卡尔从解析几何中推出理性怀疑主义），或者创造出与新科学相适应的哲学（培根用注重实验的归纳法及经验论哲学来支持当时的新科学），这不仅摧毁了旧的科学-哲学统一体中的科学理论，而且也摧毁了其中的哲学思想，并同时形成了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如16～17世纪的科学理论与机械论哲学观念的思想联盟。

概言之，科学与哲学因观念共识而统一，因科学革命而断裂，因新科学需要新哲学而建构新的科学-哲学统一体。

[1] 此处重点参阅了笔者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的朋友J.A.舒斯特先生所撰写的《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Scientific Revolution：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书。

[2]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268～269页。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75页。

[4] 英国物理学家。1901年5月10日生于爱尔兰蒂珀雷里的尼纳。1919年入剑桥大学，在学习期间即由于用数学推导出晶体结构的230个空间群，受到伦敦皇家研究所布拉格父子的重视，因而在1923年到该所工作。1927年被选任为剑桥大学晶体学系的负责人。1937年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8年担任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物理学教授。他关心社会、参加共产主义运动，30年代后期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的科学顾问，战后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为促进世界和平，奔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之间。他又是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5] 贝尔纳学派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剑桥的一批左派的科学家团体。40年代最活跃，而到了50年代逐渐退出舞台。一些学者把该学派称作英国科学家左派或者左翼知识分子，德沃金把他们称之为“技术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而沃斯基把他们称之为“有形学院”。按照沃斯基的观点，该学派的主要成员是由贝尔纳、霍尔丹、李约瑟、霍格本和利维五位自然科学家组成。这些组织和学会成员在贝尔纳等人的影响和领导下从30年代开始一直到40年代中期全面投入到一场宏大的社会运动当中，这场运动就是后来人们所称谓的“科学的社会关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贝尔纳学派发挥着重要的角色作用。一方面，贝尔纳学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解读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高了科学家在公共事务中的政治地位和文化身份，进一步明确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开创了科学从内史研究正式转向外史研究的新纪元，为理解科学的社会关系的必要性最终导致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制度化和职业化；另一方面，贝尔纳学派赢得了一场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善意的战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合理利用科学资源，制止核备战和核计划起到重要的宣传和实践作用。由贝尔纳学派倡导的国际性组织至今犹存，比如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参见笔者的学生王风祥对贝尔纳学派所做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