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库恩的理论及其后果

其实，科学革命思想源远流长，亚里斯多德在其“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著述中就体现了对前代科学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第一次提出了“科学革命”范畴，伽利略的《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1615）和《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和数学证明》（1640）都把科学理解为思想过程。惠威尔在他的科学史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归纳科学的哲学》中，把科学进化类比为支流汇集成江河，科学是通过将过去的成果逐渐归并到现在的理论中而进化的。但P.迪昂（Pierre Duhem）的《拯救现象：从柏拉图到伽利略的物理理论观念评论》（To Save the Phenomena，An Essay on the Idea of Physical Theory from Plato to Galileo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OCLC 681213472）拒绝承认有什么科学革命，认为中世纪也有重要的科学活动。这种思考也影响了维也纳学派，卡尔纳普科学发展被形象地比喻为“中国套箱”——随着科学的发展，新的理论总像一个大的套箱一样把原有的理论装入其中。内格尔和劳丹等人提出了归化或吸收的科学发展模式，后继理论总是可以归化或吸收先前理论。但波普尔把科学的发展理解为“提出问题→试探性理论→消除错误→发现新的问题……”不断革命的循环过程。

一、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出版了他的成名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人们往往认为这部著述是对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致命一击，其实，这个只有几万字的小册子恰恰是由维也纳学派主持的“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编委会编辑出版的，该书就发表在《统一科学的基础》系列丛书的第二卷第二号（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

T.库恩是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发现，与传统科学观不同，特别是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观不同的是，科学的发展不是“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而是各种不同的科学“规范”通过相互竞争而进化的历史过程。在库恩看来，所谓科学并非一个走向真理的线性过程，“大多数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都是通过许多不同自然观之间不断的相互竞争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来，其中每一种自然观都是片面地按照科学观察和方法的要求而得出来的，但又大体上都同这种要求没有矛盾。各个学派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各派的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们都曾经是‘科学的’，而在于，如我们后文要说的，它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之间的不可比性。观察和经验可以而且必须严格限制科学信念所容许的范围，否则就没有科学”[1]。

在这里，所谓的常规科学就是某种科学规范的建立，因此，规范在库恩的思想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靠知识的积累而是靠范式的转换完成的，一旦形成了新范式，就可以说建立起了常规科学，“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发展模式”[2]。可见“范式”是库恩有关科学革命思想中的核心观念。

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规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她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发现库恩使用了21种不同含义的规范概念，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相当于科学家的世界观或科学的元理论；作为一种科学家特有的生活方式、一种学术传统，因而具有社会学意义；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种破解疑难的体例，因而具有方法论意义。库恩本人认为：“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3]一般而论，库恩的科学规范具有三个特点：其一，科学规范在科学共同体内具有一定程度的公认性；其二，科学规范作为一个由基本定律、理论、应用、分析工具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等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个规范相当于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纲领；其三，科学规范还具有范例的特点，因而能够为科学家解决同类问题提供可资参照的范例。库恩的上述思想已经得到学界的基本共识。

库恩是在社会学意义来理解科学共同体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都是基于共同体的活动。为了发现和分析它们，人们必须首先澄清科学的共同体结构在历史上的变化情形。一个范式支配的首先是一群研究者而不是一个学科领域。任何对于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或动摇了范式的研究所做的研究，都必须从确定从事这种研究的团体入手。”[4]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个科学专业领域中的工作者组成，在一种绝大多数其他领域无法比拟的程度上，他们都经受过近似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钻研过同样的技术文献，并从中获取许多同样的教益。通常这种标准文献的范围标出了一个科学的学界，每个科学共同体一般有一个它自己的主题。在科学中、在共同体中都有学派，即以不相容的观点来探讨同一主题。但是比起其他领域，科学中的学派少得多。他们总是在竞争，而且这种竞争通常都很快就结束，其结果，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把自己看作、并且别人也认为他们是唯一的去追求同一组共有的目标、包括训练他们的接班人的人。在这种团体中，交流相当充分，专业判断也相当一致。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的科学共同体集中于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团体之间的专业交流有时就十分吃力，并常常导致误解”[5]。

科学发展更多地表现为转变世界观的社会过程。“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当一个个人或一个团体第一次产生出一种综合，它能吸引大多数下一代的实践者时，较旧的学派就逐渐消失了。这种消失部分是由于这些学派的成员改信新范式造成的。但是总有一些人，他们固守这种或那种旧观点，并且干脆被逐出这个行业，此后也不再理睬他们的工作了。新范式暗含着这个领域有一个新的、更严格的定义。那些不愿意或不能把他们的工作与该范式相协调的人，他们只能孤立地进行工作或者依附于某个别的团体。在历史上，这些人常常只能停留在哲学部门里，毕竟许多特殊的学科都是从哲学那里孕育出来的。正如这些迹象所暗示的，有的正是接受了这一范式，使先前只对自然界研究感兴趣的团体转变成了一门专业或至少是一门学科。在科学中（尽管不像医学、技术和法律那样的领域，它们主要的存在理由是外部的社会需要），发行专门刊物，建立专家学会，争取列入学校课程中，所有这些活动通常都与一个团体第一次接受一个单一范式密切相关。”[6]

但是否可以凭此断定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是一种相对主义，我们认为，库恩的思想有相对主义的思想倾向，但基本上还是比较温和的。在科学的评价标准问题上，库恩认为：“每个人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之间进行选择，都取决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混合，或者说共有准则和个人准则的混合。”[7]为此，库恩还开列出科学评价的5条标准：“这五个特征——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有效性——都是评价一种理论是否充分的标准准则。如果过去没有说清楚这一点，那我本应当在我的书中给以更多篇幅，因为我从来就完全同意传统的观点：当科学家必须在已有理论与后起竞争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这五种特征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连同其他类似的特征，提供了理论选择的全部共同基础。”[8]

库恩的科学革命思想引发了多种理论思考，有的是对库恩理论的发挥，有的是对库恩理论的极化，有的是对库恩理论的校正。

二、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纲领

费耶阿本德的学术思路是以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库恩的“规范”理论的整合为框架，但其思想主旨却选择了相对主义或“方法论的无政府主义”。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活动无定规。一个科学方法无论多么合理，也有不足之处，一个科学方法无论多么不合理，也有成功之处。因此，科学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在一切条件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能捍卫的只有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是：怎么都行。”但在这个问题上，费耶阿本德走得太远。他不仅认为科学方法应该是多元的，而且还将非理性因素也纳入科学方法的范畴，并且认为非理性的方法论比科学方法更为重要。“不经常排除理智，就没有科学进步。今日形成科学基础的思想之能够存在，只是由于有偏见、奇想、**这样一些东西；因为这种东西反对理智，因为它们被允许为所欲为。因此，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甚至在科学内，理智也不能和不应被允许是包罗一切的，它必须经常被压抑或被消除，以有利于其他的动因。”[9]

按照上述思路，费耶阿本德反对科学主义或科学帝国主义，主张建构一种允许非科学文化具有与科学文化同等地位的“自由社会”，并为此归纳如下特点：1.传统说不上好坏，它们仅仅是传统。2.仅当一种传统与某些其他传统进行比较时，即仅当那些根据一种传统的价值来看待世界的参加者们审视该传统时，该传统才呈现出合意的或不合意的性质。3.“1”和“2”暗示了一种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似乎正是普罗泰哥拉所捍卫的那种相对主义。普罗泰哥拉的相对主义是合理的，因为它注意到了传统和价值的多元论。它也是开化的，因为它没有假定人们自己的村庄及其所拥有的奇异习惯是世界的中心。4.每一传统都有获得信徒的特殊方式。5.我们已经看到，当判定所产生的事件和结构时，参加到传统的相互作用中去的个人或团体，可能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哲学。6.因此，至少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共同地决定一个问题，我将分别称之为受节制的交流和开放的交流。7.自由社会是所有传统在其中都有平等的权利、平等地接受教育和接近其他权力位置的机会的社会。8.自由社会不是强加的，而只是在以合作精神来解决特殊问题的人们引进前面提到的那种保护性结构的地方产生出来的。9.决定自由社会结构的辩论是开放的辩论，而不是受节制的辩论。10.自由社会坚持科学和社会的分离。[10]

我同意Ian Hacking的观点。“总而言之，库恩是一个真正的唯名论者，但费耶阿本德只是有唯名论的倾向；费耶阿本德是一个反权威主义者，但却不是出自社会建构的理由。库恩的著作揭露了科学，而费耶阿本德则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向权威提出挑战，这种挑战则站在揭露科学的反面。在社会建构的核心论题，即偶然性问题上，正是库恩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建构论者。尽管在社会建构的初期话语而言，费耶阿本德有所作为，但他从没有对偶然性问题有所贡献。”[11]

三、走向科学知识社会学

如果说费耶阿本德思想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的不归路，那么库恩思想的另一个方向则指向了社会学视野。正如斯托勒所说：“托马斯·S.库恩作为一位训练有素、造诣较深的科学史家，自从1962年他有极有影响的书《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以来比以往更加接近科学社会学。”[12]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是继以墨顿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学之后产生的新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爱丁堡学派的巴恩斯和布鲁尔为代表，深受现代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人把科学知识看作是由社会建构的，把他们的纲领定位为“相对主义知识观”[13]，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是在批判墨顿传统和正统科学哲学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

“强纲领”是这一学派提出的研究知识的社会成因的社会学形而上学理论，所谓“强纲领”中的“强”，其实质就在于强调所有知识及其理解所包含的某种社会维度是永远无法消除或超越的。强纲领的基本内容就是布鲁尔概括的四条原则：因果关系原则、公正性原则、对称性原则和反身性原则。当然，对于“强纲领”，尽管布鲁尔曾一再辩护，但因其内在矛盾特别是将科学知识看作是“科学共同体共同接受的信念”，招致诸多批评。

对于库恩的思想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之间的关系，有三种较为典型的说法：

第一，R.奥迪（Robert Audi）在所编著的“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1999）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这些观点一般被认为体现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之中，在这部书中，库恩认为科学中的观察和方法具有相当的理论依赖性，拥有不同的理论前提或范式的科学家相当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之中。因此库恩提出了一种反对科学实在论的科学观（这种观点认为负荷理论的方法能够给我们以有关独立于理论的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主义的科学观（这种观点坚持理论与观察之间的划界）。库恩本人并不愿意承认他的理论所导出的明显的激进社会建构主义的后果，但他的著作已经影响到最近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这种研究的倡导者通常怀有相对主义和激进建构主义的心理。”[14]

第二，J.格林斯基（Jan Golinski）在《制造自然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史》（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中曾经提到，“我从库恩开始，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以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审查了科学的本质。如我们所见，库恩的书，通过Edinburgh大学的David Bloor和Barry Barnes的诠释，在20世纪70年代形成了科学社会学中的‘强纲领’。这个纲领认为，科学应该像人类其他文化现象那样去研究，不应把只从真假方面研究科学，强纲领引起了哲学家和许多历史学家的争论。这种研究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科学知识社会学（或SSK）。在这个领域出现了几种有影响的案例研究并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个历史学家产生了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Bruno Latour和Michel Callon发起的‘角色—网络’理论对可选择的社会研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15]Jan Golinski在这部著作的许多地方都提到库恩的思想对社会建构的影响。[16]

第三，A.库克拉（Andre Kukla）在《社会建构主义和科学哲学》（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中也认为，较近的时候，社会学家试图将经典的知识社会学的科学解释应用到科学的理性内容的研究之中。这个运动的发动者通常被认为是T.库恩（1962）。库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科学活动是由科学共同体所选择的范式所决定的。按照库恩的观点，这种选择不是被前科学内容而理性地决定的。它是非理性的，抑或反理性的突变。“库恩的分析打开了用社会原因解释科学的方便之门：如果理性的思考不能决定范式的选择，到哪里寻找决定范式选择的机制？对科学内容的社会解释的思考可以被很恰当地称之为科学社会学。因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把库恩的思想同墨顿的科学社会学区分开来，研究这个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将其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Woolgar 1988：41）。不幸的是SSK这个巨大的怪物已经达到历史的顶点。”[17]

[1]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第3页。

[2]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1页。

[3]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第8页。

[4]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61页。

[5]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59页。

[6] 〔美〕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17页。

[7]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集》，范岱年，纪树立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316页。

[8] 对这5条标准，库恩给予了具体的说明：“我一开始就要问：一种好的科学理论有些什么特征？我从一系列通常回答中挑选出五条来，不是因为这五条可以穷尽一切，而是因为每一条都很重要，而总的又足以从各个方面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第一，理论应当精确：就是说，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从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第二，理论应当一致，不仅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适合自然界一定方面的公认理论相一致。第三，应有广阔视野：特别是，一种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于它最初所要解释的特殊观察、定律或分支理论。第四，与此密切联系，理论应当简单，给现象以秩序，否则现象就成了各自孤立的、一团混乱的。第五——尽管不那么标准，但对于实际的科学判定却特别重要一理论应当产生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就是说，应揭示新的现象或已知现象之间的前所未知的关系。”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第315～316页。

[9] 〔美〕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哲学研究杂志社，1980年第3期，第18～22页。

[10] 〔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20～25页。

[11] Ian Hacking：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98-99.

[12] 〔美〕R.K.墨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实证研究》，鲁旭东，林聚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8页。

[13] 对此，本人有不同看法，参见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超越后现代知识论》，《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

[14] Robert.Audi（edited）：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855.

[15] Jan Golinski：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5.

[16] Jan Golinski在该书的另一处也说过类似的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知识社会学受到了‘强纲领’指引，Pichering和Trevor Pinch等研究者开启了对现代科学案例的研究，这种研究受到了Bloor和Barnes重新解读库恩思想的影响。科学实践被看作是无限的，非决定论的，科学家并不非服从于某现存信念的逻辑导引，也并非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以确定的证据推进他们的理念。相反，他们必须在实践中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判断与他们个人的亚文化相联系，这些亚文化包含着他们的智力资源、实验技巧和他们所追求的目的。在争论中，这些深藏在科学家内心深处的亚文化被显现出来并形成一定的观念。”See Jan Golinski：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27.

[17] Andre Kukla：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ndon，NY，Routledge，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