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社会转向后“再转向”

拉图尔曾经是对称原则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在1992年的著述《Aramis或技术之爱》（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坚持理解的对称性，那么我们就不能研究技术设计。如果我们说一个成功的设计在构想的时候就是成功的，而一个失败的技术在构想它的时候就是失败的，那等于什么也没说……技术设计的成功和失败必须被对称地看待。他们在不断地得到或失去实在性的程度，以至于成功的设计就在于不断地得到了实在性，而失败的设计也在于不断地失去实在性。这并不是在它们构想阶段或孕育阶段就注定了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有的技术设计在初始阶段都是可能的，存在性是日后不断增加的，所以它们能够强大起来，能够增加支持者的信心，打击反对者的信心。”[1]

但同时，拉图尔也发现了对称原则存在着严重的理论问题。拉图尔在《社会转向后的再转向》（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然而，这种对称原则却非常成功地掩饰了布鲁尔证据的不对称性。社会被用来解释自然！我们是在用一极解释另一极……直到今天布鲁尔还没有意识到，如果不引进更激进的对称，布鲁尔的对称原理就不能得到矫正。对布鲁尔的对称原则需要来个九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就是我所说的‘社会转向后的更多的转向’。”[2]

根据这样一种理解，拉图尔设计了一个评价对称原则的方案，这个方案是一个两极之间的连续统：一极是用社会解释一切；另一极是用自然解释一切；在两极中间是各种温和的折中主义者。“所谓激进的那些人，就是认为科学知识完全是由社会关系所构成的那些人；一个进步主义者则声称，科学知识偏向于由社会关系构成的，但渗透着自然因素。在自然与社会的两强激烈相争的另一极，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声称，科学之所以变成真正的科学，仅仅是因为科学家最终消除了社会建构的任何痕迹；而一个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尽管科学摆脱了社会但依然存在某些社会因素渗透在科学之中并影响科学的发展。在这场争论的中立立场上，就是那些首鼠两端的学者，他们将某些自然因素和某些社会因素混合在一起，游离于自然与社会的两极。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争论所依据的尺度（yard-stick）。如果一个人从左边走向右边，那么他就是社会建构主义者，相反，如果一个人从右边走向左边，那么这个人就是私密的实在论者。”[3]

其实，从自然极到社会极有一条途径，只有沿着这条途径，思想学派的历程才可能被记录。在解决论战时，如果你赋予了大量的活动以自然，那么你就是反动的，也就是说你是一位实在论者。相反，如果在解决论战时，你把大量的活动归咎于社会，那么你就是一位建构主义者或一位激进分子，沿着这条途径，可以表明各式各样具有细微差异的学派。虽然这种标准的哲学基础是关键的，但我们不会进入哲学上的讨论，因为争论只是以这种哲学的经验应用为转移，但可见Latour 1990。[4]

根据这种方案，拉图尔设计了自己的对称原则——用相同的自然/社会原因解释来解释真理和错误。“给我事物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人能够做什么。这就是技术专家告诉我们的。给我人类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物是怎样形成的。这就是社会学的真谛。把人和物最大化都是错误的。对于物而言，我们所寻找的不是人类的事物，也不是非人类的事物。而是在人中之物和物中之人中寻找一个不断的转换，一种交易，一种交流。人和物之间是互相转换的。事物不过是人类视野之中的物；人也不过是从物的角度看到的人。二者是可以转换的。”[5]

拉图尔用相同的自然和社会原因来解释真理和错误的对称性，较之布鲁尔用单纯的社会原因解释真理和错误的对称性，确实富有新意。这是因为，拉图尔不仅坚持了像布鲁尔那样用相同的原因对称地解释真理和错误，而且还超越了布鲁尔在原因类型上的不对称性，即在社会原因和自然原因之间保持对称性。

但是，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并非没有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看，“由于ANT把人类的存在物和非人类的存在物都看成同一个东西，更由于它们都采纳了一个外在的角色观点，因而它们并没有从文化和实践的角度重视人类的或主体性角色的明显特点”[6]。

近年来，拉图尔的思想依然是学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布拉克（Anders Blok）在2011年推出了一部名为《拉图尔：多元世界中的多元思想》（Bruno Latour：Hybrid Thoughts in a Hybrid World，Hoboken，Tayor & Francis，2011）的著述，该著作包括“关于拉图尔多元世界的特征”（On the Trails of Bruno Latour’s Hybrid World ）；“科学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Science）；“现代性哲学”（Philosophy of Modernity）；“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和“关系社会学”（Sociology of Associations），等等。该著进一步解释抑或揭示了拉图尔的多元论问题（multi-faceted work）。这些著述主要在于评估拉图尔在消解社会学主义所使用的多元主义是否正当，我们是否应该从客观主义或社会学主义走向多元主义或拉图尔的“角色网络理论”。

[1] Bruno Latour：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78-79.

[2] Bruno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 ...”，In Mario Biagioli，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London，Routledge，1999：281-281.

[3] Bruno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 ...”，In Mario Biagioli，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London，Routledge，1999：279.

[4] 〔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353～354页。

[5] Bruno Latour：Aramis，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213.

[6] Sergio Sismondo：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4：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