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修辞转向”及其“科学大战”

在科学的解释和理解的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修辞学转向”，例如，Herbert W. Simons早在1990年就发表了《修辞学转向：探索行为中的发明和劝诫》（The Rhetorical Turn：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笔者在澳大利亚访学期间也接触到了科学修辞学问题的大量文献。

如何解释认知，用什么原则解释知识，是哲学的重大使命，是近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同样也是后现代思想密切关注的理论热点。

在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提出“对称性原则”之前的思想家，包括古代的和近现代的思想家，在如何解释知识问题上，存在一个漫长的思想传统，即用自然的原因解释知识的成功，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失败。如果我们的认识成功地发现了真理，那是由于我们尊重了自然规律；如果我们的认识误入歧途，那是由于我们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制约。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想传统概括为认识论评价中的“双重标准”：用不同的标准评价同类事物。

其中弗兰西斯·培根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在他看来，真正的科学来自于实验与理性密切结合，“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他们只是收集起来使用。理性主义者好像蜘蛛，他们从他们自己把网子造出来。但是蜜蜂则采取一种中间的道路。他们花园和田野里的花采集材料，但是用他自己的一种力量来改变和消化这种材料。真正的哲学工作也正像这样” [1]。但是，为什么会出现错误呢？“因为没有什么谁像神化错误这样有害；然而要求把自己变成崇拜对象的这种虚荣，正是理智本身的一种病症。在这种虚荣驱使之下，某些近代的人正以极端轻浮的态度拼命追求这种虚荣，甚至竟想根据《创世记》第一章，根据《约伯记》以及《圣经》的其他部分来建立一个自然哲学的体系”。[2]培根还把这些病症归纳为四种假象：第一类叫做族类的假象，第二类叫做洞穴的假象，第三类叫做市场的假象，第四类叫做剧场的假象。

用自然原因解释知识的成功，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失败。这种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柏拉图的“回忆说”、托马斯·阿奎那的“两重真理说”、洛克的“两种性质说”、康德的“两种理性说”，甚至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说”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种思想传统的延续或变种。至于这种思想传统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更是比比皆是。

布鲁尔提出的“强纲领”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以往的认识论评价奉行的是“双重标准”，从而造成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解释知识问题上的不对称性。布鲁尔所说的对称性就是，不仅要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失败，而且还要用社会原因解释知识的成功。正如拉图尔所说：“布鲁尔所说‘对称’原则，就是要求我们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不仅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也用同样的社会学原由解释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失败。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因为在此之前成功的科学是用自然原因解释的，而失败科学的解释则诉求于社会原因。”[3]

布鲁尔指出：“关于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应当遵守以下四条信条（tenets）。通过这种方式，它就可以体现人们在其他科学学科中认为理所当然的同一种价值观。这四个信条是：一、它应当是表达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它应当涉及那些导致信念或者各种知识状态的条件。当然，除了社会原因以外，还会存在其他的、将与社会原因共同导致信念的原因类型。二、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保持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状态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三、就它的说明风格而言，它应当具有对称性。比如说，同一些原因类型应当既可以真实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信念。四、它应当具有反身性。从原则上说，它的各种说明模式必须能够运用于社会学本身。和有关对称性的要求一样，这种要求也是对人们寻求一般性说明的反应。它显然是一种原则性的要求，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社会学就会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对它自己的各种理论的驳斥。”[4]

例如，在《知识和社会意象》一书中，布鲁尔用对称原则成功地解释了波普尔和库恩之间关于科学观的争论。在他看来，这场争论不是批判理性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表层之争，而是两种文化之争。存在于波普尔和库恩之间的这种冲突代表了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浪漫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有关的、几乎是纯粹的案例。要想具体表明必须把波普尔归类到启蒙运动思想家一边，把库恩归类到浪漫主义运动思想家一边，是很容易的。波普尔是一位个体主义思想家和原子论思想家，库恩的说明所具有的浪漫主义运动思想方面也是非常明确的。在这里，各种个别的科学观念始终是研究传统那不断发挥包容作用的“整体”的组成部分。[5]

1996年，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一篇诈文[6]，引发了一场有关“科学修辞学转向”问题是是非非的“科学大战”：一方是坚决支持对科学进行社会学说明的各种后现代主义者；另一方是固守实证哲学原则的科学家及其科学哲学家。[7]固守实证哲学态度的科学家及科学哲学家尖锐地指出了各路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过度诠释”：

1.那种我们称之为一组复杂事业的科学的任何一个方面，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

2.特别是，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正如罗马教皇的合法性依赖于大主教的枢密院。

3.虽然科学家自称为认识论上的特殊权威，然而，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权威越高，揭露其作为一追求客观知识事业的假象的工作就越显其重要性。科学必须是“卑微的”。

4.由于对客观知识的追求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幻想，因此，评价科学论断的最好方式是通过一个政治评议的过程。因为科学断言的“证据”绝不是确定的，总是对谈判敞开大门，因此，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这样，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

5.“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权力精英的意识形态议程深刻和重要地影响着科学研究的结果。

6.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的科学比另一个社会中的科学更好，这并没有明确的意义。比起由人类学家描述的或非洲中心主义者所发明的各式各样的民族科学和萨满教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

7.我们谈论在欧洲传统中的科学进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相反，近代史中的几乎所有的消极或压制人的方面：日益增加破坏性的战争、环境的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剥削、异化和帝国主义，在其中，科学具有明显的同谋犯特征。

8.如果科学的客观性是不可能的，那么，告诫科学家与政策制定者在科学实践中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偏见，将是徒劳的。相反，我们需要做的是谨慎地在科学中引入“正确的偏见”和“进步的政治价值”，存在着称之为“具有解放意义的科学”和“辩护术的研究”。[8]

斯里特诺娃（Nikolina Sretenova）也概述了科学哲学“修辞学转向”的六种主旨：1.强调知识的社会集体性，这个概念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被认为是关键的。2.把科学研究看作一种形式的实践，把科学事业看作一组实践。3.把语言看作知识生产与操作的工具；注意语言的花言巧语的和记号语言的纬度。4.把科学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像其他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样研究。5.实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而不是哲学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6.对经典认识论的主客体划分提出质疑。

他认为，从1990年以前开始实践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沿分析传统进行研究，他们关心这个问题，认为对此论题展开多样的辩论是可行的（Wolpert 1992；Holton 1993；Weinberg 1993；Labinger 1995；Gross ＆ Levitt 1994；1996；Sokal ＆ Bricmont 1997，Koertge 1998；Brush 2000等）。他们认为在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SSK、STS等相关的新的主题领域中的某些专家的特定作品通过推行科学的扭曲意象对科学造成了破坏。他们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人文主义实践者把社会建构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认识论应用于科学论题时存在的集体主义困扰。具有强烈智力责任感的实践科学家开始提出科学的不同的自我意象。上述领域的某些实践学者宣称现今科学与“冷战”思维相比已成了完全不同的事业。他们认为科学的发达的自我意象是科学的单方面叙事，与新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面对现实社会的其他事实不相应，实际上加速了科学意象的失败（Collins＆Pinch 1993；Pickering 1992；Robbins＆Ross 1996；SSS）。[9]

当然，Stephen H.Cutcliffe认为，索卡尔等人“对STS的攻击是偏了靶子的，极端的相对主义者只是STS阵营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少数”[10]。而“大部分STS学者并不是激进的建构论者，他们并不简单地否认‘实在’……相反，正如D.Hess和H.Lewenstein所说的那样，大多数STS主张者是‘温和的建构论者’或‘温和的建构论的实在论者’。这就是说，大多数STS学者都认为科学知识既来自于自然也来自社会力量和文化因素，换言之，自然的实在性导致我们能够认知，但知识的形成是社会文化多种影响的结果”[11]。

不管怎么说，理解科学的修辞学转向确实有失偏颇，这是爱丁堡学派自身所不能或难以自我调整的。

[1]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58页。

[2]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56～357页。

[3] Bruno 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Social Turn...”，In Mario Biagioli: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London，Routledge 1999：280.

[4] 〔英〕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第7～8页。

[5] 〔英〕大卫·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第94、98～99页。

[6]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7] 有关争论的细节参见安维复：《社会建构主义的“更多转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导言部分。

[8] 〔英〕诺里塔·克瑞杰：《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蔡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5页。

[9] www.ifz.tugraz.at/index_en.php/filemanager/download/110/sretenova.pdf.2005.2.17.

[10] Stephen H.Cutcliffe：Ideas，Machines，and Values，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Studie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68.

[11] Stephen H.Cutcliffe：Ideas，Machines，and Values，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ety Studie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