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修复者 The Repairer of Reputations
不要嘲笑那些疯子，他们只不过比我们疯得时间更久……仅此而已。(1)
I
到1920年底，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温斯罗普总统执政最后几个月开始的计划。(2)当时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一片平静祥和的景象。每个人都知道，关税和劳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德国人的战争，以及对萨摩亚群岛的争夺都没有在公众情绪中留下明显的伤痕。诺福克军港被入侵的军队短时间占领之事也被淹没在了海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喜悦中。随后，冯·加登劳贝将军率领的侵略军在新泽西陷入困境的大好消息更是令人欢欣鼓舞。对古巴和夏威夷的投资已经得到了百分之百的回报。萨摩亚群岛作为一个海路储煤站也值得国家付出代价将其占领。现在整个国家都处在一种极佳的状态中，拥有充足的自卫能力。每一座海岸城市都拥有筑垒防御工事。军队依照普鲁士军事体系进行了整编，处于总参谋部的严格管控之下。正规军规模扩充到了三十万人，更有上百万人的预备役。由巡洋舰和战列舰组成的六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游弋在控制关键航线的六片海域中。同时还有一支数量充足的蒸汽舰艇后备舰队控制国土近海水域。来自西部的绅士们至少不得不承认，一座用于训练外交官的学院就像训练律师的法律学校一样有必要被建立起来。
因此，我们在国外的代表不再是无能的爱国者。这个国家空前繁荣昌盛。芝加哥在第二次大火之后曾一度陷入瘫痪，随后又重新屹立在自己的废墟之上，变成一座尽显帝国气派的白色城市，比1893年为了世界博览会所建造的那座白城更加美丽。全国各地，优秀的建筑都在取代原先那些劣质简陋的房屋，就连纽约也不例外。公众突然兴起的对于美好事物的渴望将很大一部分现实的恐惧一扫而光。街道被拓宽夯实、铺设平整。路两旁竖起路灯，种植树木。一座座广场被设置在城市各处。杂乱的高架桥被拆除，由地下轨道取而代之。新的政府建筑和军营呈现出优美的外形结构。环绕曼哈顿全岛的一长串石砌码头变成了公园，为在此居住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意外之喜。州政府对于电影和歌剧的资助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美国国家设计学院和同类型的欧洲机构已经非常相似。没有人会再羡慕艺术部长的职位，哪怕他在行政体系内有着很高的位阶，甚至在内阁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相比较而言，森林和野生动物保护部长的日子要舒坦得多，这全都要感谢新的国家骑警系统。与法国和英国签署的最新条约让我们获利丰厚；排除外国出生的犹太人，成为了国家自我保全的一项重要手段；苏安尼州作为新的黑人独立州得以建成；对移民的审查；新的入籍法案；行政权力的逐渐集中，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国家的安定与繁荣。当政府解决了印第安人的问题，在一位战争时期前部长的运作下，一支支身穿土著服装的小规模印第安骑兵队代替了那些看似规模庞大，但早已名不副实，严重缺编的印第安人团。这也让整个国家大大松了一口气。在宗教国民大会之后，偏见和狭隘被埋入坟墓，善良和仁慈开始将纷争不断的各教派团结在一起。许多人认为新的千年终于到来了，至少在他们的美洲新世界里是这样。毕竟，这块大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对于美国而言，自我保全成为了立国的首要律法。但这也让合众国只能满怀歉意，却又无可奈何地看着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在无政府的混乱中痛苦挣扎。而高踞于高加索山脉上的俄国则伸出自己的利爪，将它们逐一攫取。
纽约市在1899年夏天的标志性事件是高架铁路的拆除。1900年的夏天作为一个周期的结束，留在了许多人的记忆中。道奇雕像在那一年被移走了。随后的冬季，人们开始鼓动废除自杀禁令。这一活动在1920年4月取得了最终成果。当时的华盛顿广场上设立了第一家政府开办的死亡屋。
那天我从麦迪逊大街上阿切尔医生的家中走出来——这只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自从四年前我从马背上摔下来，就时常会感到脑后和脖颈疼痛难忍。不过现在这些痛楚已经离开我有几个月之久了。医生送我出来的时候说我已经不需要再治疗。这样一句话根本不值得我付给他的诊费，这一点我也知道。但我还是丝毫不吝于这笔钱。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他最初犯的错误。当时我躺倒在硬质地面上，失去了知觉。人们把我抬起来。有人好心地用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马的头颅。我被送到了阿切尔医生那里。他宣布我的大脑受到了影响，将我安置在他的私人精神病院里，迫使我作为一名精神失常者接受治疗。直到很久以后，他才认为我一切正常。我当然知道我的脑子一直都像他的一样好，或者可能比他的更好。他却只是开玩笑地说我是“为他付了学费”。在离开精神病院的时候，我微笑着告诉他，我会和他算这笔账。他却由衷地大笑起来，并请我隔段时间就给他打个电话。我照做了，并希望能够有机会把这笔账结清。他一直都没有给我机会。我告诉他，我会等下去的。
我很幸运，从马背跌落并没有给我留下严重的后果。实际上，这次事故反而彻底改变了我，让我的性格变得更好了。我不再是一个懒散的城镇青年，而是变得积极主动、精力旺盛、懂得自我节制，而更重要的是——这一点的确远比其他方面更重要——我变得雄心勃勃。现在只有一件事仍然让我感到困扰。我对这件事的担心和不安甚至会让我耻笑自己，但我还是会感到困扰。
在身体逐渐康复的过程中，我购买并第一次阅读了《黄衣之王》。我记得读过第一章以后，就觉得自己最好应该停下来。于是，我直接将那本书朝壁炉扔了过去。那本书撞上壁炉口的铁栅，落在炉台上的火光中。如果我没有在敞开的书页上瞥到第二章的词句，我可能再也不会读它了。但当我俯身将那本书捡起来的时候，我的眼睛立刻就盯死在了打开的扉页上。随着一声恐惧的叫喊——或者也许是因为过于锋利的喜悦感刺痛了我的每一根神经，我急忙将这本书从煤块堆中抢出来，浑身颤抖着悄悄溜进我的卧室。我在那里将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是哭又是笑，因为恐惧而全身颤抖。这种恐惧直到现在还是会向我发动突然袭击。这才是最让我感到困扰的——我无法忘记黑色星辰高悬在天空中的卡尔克萨。在那里，人们思想的阴影会在午后逐渐延长。两颗太阳沉入哈利湖中。我的意识将永远无法甩脱关于苍白面具的记忆。我祈祷上帝诅咒写下那本书的人。因为那个人用他美丽而惊人的创作诅咒了这个世界——这件造物中所陈述的真相是如此简洁，如此充满**，它也因此而变得极尽恐怖——让整个世界都在黄衣之王的面前颤抖。当法国政府控制了刚刚流传到巴黎的译本时，伦敦的人们已经在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了。人们都知道这本书如何像传染病一样四处传播。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从一片大陆到另一片大陆，在这里成为禁书，在那里被查抄销毁，同时被新闻媒体和神职人员公开谴责，甚至被最激进的文学无政府主义者所排斥。这些邪异的篇章里并没有对任何道德准则的实际冒犯。它们也不曾宣扬任何教义和学说。在这本书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明确让人感到愤慨的内容。人们无法根据任何已知的标准对它进行批判。人们不得不承认，《黄衣之王》中包含着关于艺术的至高无上的注解，但所有人都感觉到，人类弱小的心灵不可能承受书中内容所造成的压力，更无法从这部书中找到健康和成长的力量，因为潜伏在这一字一句之间的乃是最纯粹的剧毒。的确，这部书的第一章看似平淡无奇，天真无邪，但这只是为了让随后的冲击具有更加可怕的效果。
我记得是在1920年4月13日，第一座政府死亡屋出现在华盛顿广场的南侧边缘，就位于伍斯特街和南第五大道之间。这个街区原先有许多老旧的建筑被改造成招待外国人的咖啡馆和餐馆。1898年冬，这片土地的所有权被政府获得。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开的咖啡馆和饭店全都被推平了。整片街区被镀金的铁栏杆围住。变成了一座遍布草坪、花卉和喷泉的可爱花园。在这座花园的正中央树立起一栋白色的小建筑。它完全符合经典建筑结构。周围被一丛丛鲜花环绕。六根爱奥尼亚风格的圆柱支撑起屋顶。房子唯一的门户用青铜铸就。门前矗立着一组华丽的大理石群像——“命运三女神”。这是年轻的美国雕刻家鲍里斯·伊凡的作品。他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在巴黎去世了。
? M. Grant Kellermeyer
当我走过大学区，进入广场的时候，刚好看到它的开业典礼。我寻隙穿过寂静的观众人群，却在第四大街被一名维持禁行线的警察拦住了。一个团的合众国枪骑兵排列成方形阵列，环绕在死亡屋周围。在一座面对着华盛顿公园的高台上站立着纽约州的州长。他的身后是纽约市长和布鲁克林的长官、警察局长、州属军队司令利文斯顿上校，以及合众国总统的军事助手布朗特将军，其指挥驻地位于总督岛(3)，还有负责指挥纽约和布鲁克林卫戍部队的汉密尔顿少将、北河舰队司令布夫比上将、卫生部长以及国家免费医院负责人兰斯福德、纽约州参议员怀斯和富兰克林，再加上公共工程专员。那座高台由国家卫队的一支轻骑兵中队环绕着。
卫生部长显然是刚刚做了简短的致辞，现在州长做回应性的讲话，他的发言也到了尾声。我听到他说：“禁止自杀并对任何尝试自我毁灭的人施加惩罚的法律已经被废止了。政府承认，人们有可能会感到继续生存下去已经变成无法忍受的苦难——这可能是因为肉体的痛苦，也可能是出于精神的绝望。因而政府也认为，我们应该承认人有权利结束无法忍受的生存状态。我们还相信，将这样的人排除出人群也将有利于社会。自从相关法律颁布以来，合众国的自杀人数并未有所增加。现在政府决定在所有都市、城镇和乡村建立死亡屋。因绝望而陷于自我毁灭的人类生物每天都在死去。至于他们是否会接受这种救济手段，还有待观察。”他停顿一下，转向那幢白色的死亡屋。讲台下面依然是一片绝对的寂静，“没有痛苦的死亡就在那里等待着再也无法承受此生哀伤的人。如果那样的人欢迎死亡的到来，那么他就能在那里找到解脱之道。”然后，他猛然转向总统的军事助手，“我宣布死亡屋向公众开放。”最终，他再次面对人群，用清晰的嗓音高声说道，“纽约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们，我在此代表政府宣布死亡屋正式开始运营。”
肃穆的沉默被一声严厉的喝令打破。轻骑兵们列队跟随在州长的座车后面。枪骑兵转向沿第五大街列队，等待卫戍司令官的命令。骑警跟随在他们身后。围观的人们都还在耷拉着脑袋，仔细端详用白色大理石建成的死亡屋。我离开人群，走过第五大道，沿着大道西侧前往布利克街，然后向右一转，停在了一家形制简朴的商店前面。这家店的招牌上写着：
霍伯克，盔甲匠人
我向店门里瞥了一眼，看见霍伯克正在他的小店铺深处忙碌着。就在我的目光投向他的时候，他也抬起头，一下子便看到了我。他浑厚而热情的嗓音立刻响了起来。“进来，卡斯泰涅先生！”他的女儿康丝坦斯起身来迎接刚刚走过门槛的我，伸出她的一只漂亮的小手来搀扶我。但我能够从她面颊上失望的红晕看出来，她等待的是另一位卡斯泰涅，我的堂亲路易斯。我向困惑的她露出微笑，赞扬了一条她正在依照一幅彩色拼图进行刺绣的彩带。老霍伯克正坐在那里，铆接一副破旧的护胫甲。那应该是一套古代盔甲的组件。他手中的小锤子在这家古香古色的店铺中不断发出令人愉快的叮当声。他放下锤子，又拿起一把小扳手忙活了一阵。甲片轻微的撞击声让我全身涌过一阵战栗的喜悦。我喜欢听到钢铁相互摩擦的旋律、木槌敲打在护胫甲片上的圆润声音，还有锁链甲凌乱的细碎声响。这是我来看望霍伯克的唯一原因。他这个人从没有引起过我的兴趣。康丝坦斯对我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对我而言，她最重要的意义就是爱恋着路易斯。这一点的确引起了我的注意，有时候甚至会让我在夜晚无法入睡。但我心里明白，一切都会变好。我应该安排好他们的未来，就像我要安排妥当我的好医生约翰·阿切尔。无论如何，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如果不是那些敲敲打打的旋律对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我是绝不会费力在这个时候拜访他们的。我会在这里坐上几个小时，聚精会神地听了又听，直到一缕西斜的阳光落到这些镶嵌钢甲上。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太强烈了，几乎让我无法承受。我的全部身心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一双眼睛失神地凝视着前方，不由自主地越睁越大。这喜悦延伸到了我的每一根神经里，几乎让我的精神彻底崩溃，直到那位老盔甲匠人的一些动作遮住了阳光。我便暗自战栗着，向后靠坐在椅子里，仔细倾听抛光布摩擦甲片的声音——“嗞！嗞！”锈斑被从铆接好的甲片上打磨下来。
康丝坦斯将彩带放在膝头，继续她的刺绣，不时会停下来，更加仔细地查看来自于大都会博物馆的那幅彩色拼图。
“这是做给谁的？”我问道。
霍伯克告诉我，他得到委任，成为了大都会博物馆的盔甲艺术家，所以现在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修缮那家博物馆的盔甲藏品，另外他还得到了几位富有的收藏家的委托。现在他正进行修理的是一副著名盔甲上遗失已久的护胫甲。是他的一名委托人在巴黎塞纳河畔凯多赛码头上的一家小店里找到的。霍伯克亲自去与那家店主谈判，才争取到了这副护胫甲，让整套盔甲得以恢复完整。他越说越高兴，不由得放下了小锤，和我聊起了这副盔甲的历史。它能够一直追溯到1450年，从一个主人之手换到另一个主人之手，直到托马斯·班布里奇最终获得了它。当班布里奇的豪华收藏被出售的时候，霍伯克的这名委托人将它买下。从那时起，霍伯克就一直在寻找失踪的护胫甲，直到几乎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他终于在巴黎如愿以偿。
“你甚至还不确定这副护胫甲是否真的存在，但仍然一直在坚持寻找它？”我问道。
“当然。”他毫不在意地回答道。
这是我第一次对霍伯克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你一定是知道它值不少钱吧。”我又试探着说道。
“并不，”霍伯克笑了起来，“我寻找它的乐趣在于它本身就是我的奖品。”
“难道你对财富没有野心吗？”我微笑着问。
“我的一颗野心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盔甲工匠。”他严肃地回答道。
康丝坦斯问我是否看到了死亡屋的开业仪式。她今天早晨注意到骑兵从百老汇经过。那时她就很想去看看在华盛顿广场举行的仪式。但父亲要求她留下来把彩带绣完。她只好服从了父亲的命令。
“你在那里看到你的堂亲卡斯泰涅先生了吗？”她问道。我察觉到她柔软的眼睫毛在以最微弱的幅度颤抖。
“没有，”我有些不太在意地回答道，“路易斯的团正在被调往韦斯特切斯特县。”说完我就站起身，拿起了帽子和手杖。
“你还想去楼上看看那个神经病么？”老霍伯克笑着问道。如果霍伯克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听到“神经病”这个称呼，他肯定绝不会在我面前这样说。这个词总是会引发我内心中一种特殊的情绪，一种我不想去解释的情绪。不管怎样，我还是低声做了回答：
“我觉得，我应该去看一下怀尔德先生。”
“那个可怜人，”康丝坦斯一边说，一边摇了摇头，“生活对他来说一定非常艰难。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了一年又一年，贫困、残疾，还几乎精神失常。你的心真好，卡斯泰涅先生，愿意常常来看看他。”
“我觉得那个家伙不是什么好人。”霍伯克说着，再次抡起了他的锤子。我听到护胫甲片上再次响起那美妙的叮当声。等到他敲打了一番之后，我才说道：
“不，他并不坏，而且没有半点精神失常。他的意识就像一个神奇的房间。他能够从那里拿出珍贵的宝物。如果能取得那样的宝物，你和我会宁愿付出数年的生命。”
霍伯克大笑起来。
我有些失去耐心了，不过还是继续说道：“他知道许多其他人一无所知的历史。无论多么琐碎细微的东西，都无法逃脱他的搜寻。他的记忆是绝对不会有错漏的，可以精确到每一个细节。如果人们知道在纽约有这样一个人，他将会得到无穷无尽的荣誉和尊敬。”
“胡说。”霍伯克喃喃地说着，一边在地上寻找一颗丢失的铆钉。
“那么这会是胡说吗？”我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心情，“当他说，通常被称为‘王子纹章之甲’的镀珐琅盔甲遗失的腿甲和护腿能够在一个塞满了生锈的剧院道具、破烂的炉子和拾荒者堆放垃圾的阁楼里找到，而那个阁楼就在佩尔街的时候，这还会是胡说吗？”
霍伯克的锤子掉在了地上。不过他极为镇定地将锤子捡起来，并问我是怎么知道那副腿甲和左侧护腿与“王子纹章之甲”分离了。
“是怀尔德先生向我提起，我才知道的。他说它们就在佩尔街998号的阁楼里。”
“胡说。”霍伯克喊道。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皮围裙下面微微颤抖。
“那这也是胡说吗？”我愉快地问道，“当怀尔德先生不断称你是阿文郡侯爵，称康丝坦斯小姐……”
不等我把话说完，康丝坦斯已经站起身，满脸都写着恐惧。霍伯克看着我，慢慢抚平了他的皮围裙。“这不可能，”他说道，“怀尔德先生也许知道许多事情……”
“比如关于盔甲的事情，关于‘王子纹章之甲’。”我微笑着插口道。
“是的，”霍伯克继续缓慢地说道，“也许他也懂得盔甲。但他对阿文郡侯爵的事讲错了。就像你所知道的，阿文郡侯爵在多年以前杀死了诽谤他妻子的人，然后去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先于妻子去世了。”
“怀尔德先生错了。”康丝坦斯也喃喃地说着。她的嘴唇一片苍白，但她的声音甜美而平静。
“如果你们高兴，那我们尽可以达成一致，在这件事上，怀尔德先生错了。”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