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关于苏轼的十个关键词02
六 佛老
宋代的佛教思想很盛行，苏轼的母亲程氏就信佛，苏轼本人对佛家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接受。当时的士人、诗人多有僧人朋友，所谓“宰宦多结空门友”（杨亿语），苏轼的朋友中比如佛印、惠崇、参寥子等都是出家人，他们在苏轼的人格构建上也起了一定影响。
在黄州半监禁的时候，苏轼开始深入地钻研佛学，作为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以后的作品也就比较多地染上了佛家思想的色彩。
苏轼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自白：到黄州后“归诚佛僧”，“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当然他这并不是真的“痛改前非”，“归诚佛僧”，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没有陷入宗教迷狂，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宗教。他焚香安国寺，主要是将“佛为我用”，是为了达到“期于静”，“物我相忘”，“解烦释懑”和修炼自身道德品性的目的。
道，有两重含义，一为道家思想，一为道教，二者既有联系又互相区别，是颇为复杂的问题，简单说，道教是宗教，追求长生、成仙；道家是哲学思想。苏轼八岁入小学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自幼喜读《老子》《庄子》，曾云：“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文集中引用《庄子》的地方有1000多处。苏轼从道家这种讲全生避害的哲学中汲取了养料，但并不消极逃避，同对待佛家思想一样，只是为我所用，而不拘牵。
在贬谪黄州期间，佛老思想成为苏轼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是中国的士大夫们应对贬谪的哲学武器，大凡士大夫遭贬，都用以排遣。佛老思想以清静无为、超然物外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毁誉、得失看作毫无差别的东西；另一方面佛老思想又帮助他把问题观察得更通达了，在一种旷达的态度背后，他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与追求。
宋徽宗即位后，苏轼相继被调为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朝廷颁行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
北归途中，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在常州（今属江苏）逝世。这一年，他64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
据说，最后陪伴苏轼的，除了他的家人之外，还有他的好朋友维琳方丈。大和尚建议他在不多的日子里，多念念佛经。苏轼笑了，这些年，他见过了太多的大德高僧，但是，他们最后都不免一死的结局。鸠摩罗什也不免一死，对吗？公元4世纪，鸠摩罗什从印度来到中国，将三百本佛经译为中文，然而，他也不免一死。
——想想来世吧！（“端明宜勿忘西方”）维琳方丈建议苏轼说。
——西天也许存在，不过到了那里又能怎么样呢？苏轼说。
——这个时候，你不妨试试看。维琳方丈建议。
——试，就不对了。
这是苏轼留给维琳方丈的最后一句话，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在他看来，西方的极乐世界跟自己的现状不是脱节的。两周前，他写信给维琳方丈说：“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足道者。”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现在，我们重读苏轼的这句词，是否心中有别样的感伤、忧思？苏轼的这首词写于公元1082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的春季。三年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三月七日，苏轼与友人出游，在沙湖道上，风雨忽至。拿着雨具的仆人先离开了，同行的友人都因进退困难深感狼狈，只有苏轼毫不在乎，泰然处之，吟咏自若，缓步而行。过了一会儿天晴了，于是写下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公元1101年3月，苏轼由虔州出发，经南昌、当涂、金陵，五月抵达真州（今江苏仪征），六月经润州拟到常州居住。此时，他仿佛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尾声，在真州游金山龙游寺时作《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样一份萧瑟之中的云淡风轻，风雨之中的光明朗照，不为世事所累的大从容、大自由，只有那些纵使整个世界被放逐，也永远不自我放逐的人，才能够领悟。
七 手足
苏轼和苏辙关系很好，两兄弟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都挂念着对方。兄弟二人在人生的旅途中，诗文酬唱寄赠很频繁。据不完全统计，如果不包括文章书信的话，两人仅诗词唱和就近两百首。
苏轼中秋怀人之作，大多是为苏辙所作，其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千古绝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将手足之怜念，离别之伤感，人生宇宙之哲理写成极品。更有人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兄唱弟随，在苏轼写了这首词的第二年，兄弟二人在徐州相聚，苏辙也作了《水调歌头·徐州中秋》回赠其兄，写欢聚的喜悦和即将离别的伤感。
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
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
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
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座中客，翠羽帔，紫绮裘。
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
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
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
兄弟二人志趣相投，都以文章名天下。苏辙说：“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题东坡遗墨卷后一首》）苏轼则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答张文潜书》）
在仕途上，兄弟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苏轼恃才傲物，不合时宜。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苏轼一生数迁，一次牢狱之灾，数次贬官远地。苏辙多次为兄补台，一生基本平稳，曾官至副宰相。
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苏东坡罹祸下狱，被关入御史台的监狱，走出已是漫天飞雪，在这里他被关押了130天。这期间，苏辙倾其所有，上下打点。苏辙呈上去的《为兄轼下狱上书》这份奏折，不断地为兄长做无罪辩护。这篇文章，字字惨淡经营，堪比李密的《陈情表》。苏辙说：“子瞻何罪？独以名太高。”也因为这一文章，苏东坡幸运地保住了性命，最终被发配黄州，这是心高气盛的苏东坡在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如此大的落差。在黄州，没有人理解他，他给朋友写信，但是都石沉大海。苏辙与兄同遭惩治，被贬官外放。之后，苏辙升官至尚书右丞，而苏轼又遭人排挤，心灰意冷，乞求外任。苏辙因此也连上四札，同乞外任，以追陪兄长左右。
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雷州。五月十一日，两人相约于广西滕州见面，这一年，苏轼六十岁，苏辙五十八岁。相处一个月后，六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分手，从此作别，直至苏轼五年后病殁常州，再无缘相见。苏轼去世前，因为见不到苏辙而大憾大恸，苏辙接到噩耗则“号乎不闻，泣血至地”。苏轼去世后，苏辙安葬兄嫂，照顾两家家小，史称“二苏两房大小近百余口聚居”。
苏轼去世后，苏辙满怀深情地怀念兄长：“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宋史·苏辙传》中也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二人就是这样互相推重，互引为知己。
在御史台的监狱里，苏轼给苏辙写了一首诗，在这里真实地表达了他对苏辙的手足之情：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
如此深情，令人感伤不已。
八 涅槃
苏东坡是一个生活家，他爱玩、爱吃、爱旅游、爱交友，无所不爱，纵使在最艰难、潦倒之时。
他一次次遭遇劫难，却一次次在劫难中涅槃重生，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热爱生活，他的身边有一群与他一样热爱生活但又同生共死的朋友和家人。
他的家庭生活很幸福，他在《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中说：“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他在注脚里说：“仆文章虽不逮冯衍，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衍逢世祖英容好士而独不遇，流离摈逐，与仆相似，而其妻妒悍甚。仆少此一事，故有胜敬通之句。”
苏轼最有名的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他在第一任妻子去世十年后的一个夜晚梦到她，想到两人的隔绝，内心十分悲伤，而写下的。他写出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的千古名句，写出了自己的深情。
公元1093年8月，苏轼第二任妻子病逝，苏轼悲恸万分地写下《祭亡妻同安郡君文》，表达了对妻子的万千情感，言“泪尽目干”，“惟有同穴”。苏轼死后，苏辙满足了他的这一心愿，将他与第二任妻子同穴安葬。
正室贤德，小妾贴心。朝云说苏轼“一肚皮不合时宜”，足见二人心意相通。苏轼在杭州三年，之后又官迁密州、徐州、湖州，颠沛不已，又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期间，朝云始终紧紧相随，布衣荆钗，无怨无悔。
在苏轼61岁的时候，朝云去世了。苏轼很是感到悲伤，同样写了一首悼亡词：
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斜。
渡波清彻映妍华。倒绿枝寒凤挂。
挂凤寒枝绿倒，华妍映彻清波。
渡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
这首词的题目是《西江月·咏梅》，是一首回文词，上下片用字完全一样，只不过改变了汉字的顺序。
苏轼自己善于做菜，也乐意自己做菜吃。林语堂说，他太太一定颇为高兴。根据记载，苏轼认为在黄州猪肉极贱，可惜“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他颇引为憾事。他告诉人们一个炖猪肉的方法，极为简单，就是用很少的水把肉煮熟之后，再用文火炖上数小时，当然要放酱油。这就是东坡肉。
苏轼做鱼的方法，是今日中国人所熟知的。先选一条鲤鱼，用冷水洗，擦上点儿盐，里面塞上白菜心。然后放在煎锅里，放几根小葱白，不用翻动，一直煎，半熟时，放几片生姜，再浇上一点儿咸萝卜汁和一点儿酒。快要好时，放上几片橘子皮，趁热端到桌上吃。
苏轼还发明了一种青菜汤，就叫作东坡羹。方法就是用两层锅，米饭在菜汤上蒸，饭菜同时全熟。下面的汤里有白菜、萝卜、油菜根、芥菜，下锅之前要仔细洗好，放点儿姜。在中国古时，汤里照例要放进些生米。在青菜已经煮得没有生味道之后，蒸的米饭就放入另一个漏锅里，但要留心莫使汤碰到米饭，这样蒸汽才能进得均匀。
你看，苏轼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存在。经他之手，普通的肉变成东坡肉，普通的汤变成东坡羹，普通的烧饼变成东坡饼，苏轼“自笑平生为口忙”，光是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菜肴就可以摆满一桌宴席。甚至，原本普通的帽子变成了子瞻帽（“乌台诗案”后，苏轼把乌纱缝在帽子上，以与他人区别），原本普通的竹笠变成了东坡笠，原本普通的西湖变成了西子湖。
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这是苏轼的过人之处，同时，这也更显示了人们对他的喜爱。苏轼是一个感伤的人，又是一个能够化解悲伤的人，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始终能超越苦难、保持着快乐。
他年轻的时候，喜欢喝姜茶，吃瓜子，炒蚕豆。中年的时候，他写过一篇《老饕赋》，大意是说：世上顶级的一顿饭，要最好的刀具、餐具、水源、柴火；最新鲜的肉、螃蟹、樱桃蜜、杏仁糕、半熟蛤蜊；最美的美女弹琴悟道；最精酿的葡萄美酒和雪花茶。这样一篇通篇讲吃的文章，我们不妨称之为《美食家赋》，然而，在文章末尾，苏轼写道：“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那么，你现在还认为苏轼所写，仅仅是简单的美食吗？
苏轼请客，会自告奋勇去取他自己酿制的酒。有一次，客人饭都吃完了，他还没回来，大家都去找他，最后发现他直接醉倒在了酒窖里。
苏轼晚年，被仇人章惇放逐到海南儋州。原因是章惇听说苏轼在惠州待得还挺惬意，气急败坏地说，那就让他去儋州吧，据说苏子瞻的“瞻”和儋州的“儋”更搭配。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比满门抄斩仅轻一等的处罚。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62岁的苏轼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生离死别，于是把身后之事，向长子苏迈做了托付，只带着小儿子苏过一人，前往儋州。朝廷对贬谪后的苏轼还有如下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儋州市市长（军使张中）看他可怜，悄悄违抗宰相的命令，给了他一间漏水的官舍。但还是被人告发，赶了出来。没有房子，就自己盖。于是他白手起家，在山上修了一栋草屋，取名叫“槟榔庵”。
儋州古称儋耳，在北宋时期，是极为荒蛮凶险之地，古称“南荒”，“非人所居”。两父子经常热得面面相觑，像两个苦行僧。苏轼呼气吐气呼气吐气，没有吃的，他就在山里采摘苍耳和青菜熬汤。然后，他张开嘴巴朝着阳光的方向，说能解饿。
吃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件大事，苏轼无事可做，无书可读，便与儿子苏过抄书。在《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中他说道：
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呵呵。
多么超前的苏轼！我们今天在微信里常用“呵呵”这样一个词，表示开心，也表示无奈，“呵呵”，其实，这个词的发明权在苏轼，他在儋州给朋友们写信，据说用了四十多个“呵呵”。
如此“呵呵”，其实是人生的达观和幽默。苏轼到处都能快乐满足，就是因为他持有一种达观和幽默的态度。
“乌台诗案”中，妻子和儿女送苏轼出门，都大哭。苏轼回头对妻子说：“你难道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也作一首诗送给我？”
原来杨朴是位草根诗人。宋真宗泰山封禅以后，遍寻天下隐士，得知杞地人杨朴能作诗。皇上把他召来问话的时候，他自己说不会作诗。皇上问：“你临来的时候有人作诗送给你吗？”
杨朴说：“没有。只有臣的妻子作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切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皇上大笑，放他回家，并赐给他的儿子一个官职来奉养双亲。
后来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岛，当地无医无药，他还不忘自我调侃说：“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
眼花缭乱地贬谪，马不停蹄地迁移。宋代士大夫多有过贬谪的经历，而且多能以较坦然的态度来面对。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见纷华盛丽，当如老人之抚节物；……遭横逆机，当如醉人之受骂辱。”但苏轼无疑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真正做到了“扬弃悲哀”（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语）。
苏轼在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深刻品味到了命运的诡谲、官场的蹭蹬。他在人生的得意与失意的巨大落差间，仍然能够“扬弃悲哀”，构建超然自适的精神家园。恰恰是这种适情适性的达观精神、随遇而安的襟怀，让他一次次如凤凰一般，在火中涅槃，死而复生，甚至是永远在路上，永远在人间。
九 为官
有人将苏轼一生的活动足迹做成了地图，发现他竟然走出了一个“中”字。换成城市分布图，可以看出苏轼去过大概90座城市，可以说一生都在路上。
除了出生地，苏轼走过的主要的地方有18个：栾城（祖籍地）——眉山——开封——凤翔（今宝鸡附近）——杭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黄州——宜兴——金陵（南京）——登州——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惠州——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常州——郏县（归葬地）。
在这些地方中，杭州给苏轼带去了一生中最快活的时光。苏轼曾于熙宁四年（1071年）通判杭州，又于元祐四年（1089年）知杭州，共到杭州两次，前后加起来五六年，做了如下事：
——清理运河淤泥。京杭大运河与钱塘江交汇，钱塘江的水带进许多淤泥，杭州城内运河里的淤泥每隔四五年就要挖一次，否则河床升高，影响船运。淤泥一挖出来就被堆在居民门口，脏乱不堪。
苏轼想办法把钱塘江的水先引入周边人口稀少的茅山运河，经茅山运河流过三四里地，淤泥沉淀下来，再流到市中心的运河里的水就是干净的了。市中心运河的河位比茅山运河低四尺，苏轼又在余杭那里开了一条新运河，让它与西湖的水相通，这样就永久性地保证了运河的水位。这套办法使得运河的水深到八尺，老百姓说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解决吃水问题。杭州人民的供水是个主要问题，在此之前，历代也想过很多办法，如修建水库，把西湖的水引入城中，但是管道损坏严重，居民们只能吃带咸味的水，西湖的淡水则需要花钱买。苏轼新建两个水库，用陶瓷管代替以前的竹子管道，淡水由一个水库引向另外一个水库，这个工程建成以后，杭州居民家家都有淡水吃。
——清理西湖。苏轼第一次来杭州时，西湖上杂草丛生，淤泥阻塞的面积已经有十分之三，第二次来杭州，西湖上的淤塞已经有一半了。
苏轼非常伤心，他上表高太后，说如果再不治理，20年以后西湖就会被野草遮蔽，而城中的居民再没有淡水可以吃。高太后一直非常支持苏轼，她立马批准并且拨钱与他。苏轼和工人费时4个月，将西湖的杂草淤泥清理干净。为了让西湖不再杂草丛生，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从而发挥了西湖的食用价值。
——筑造苏堤。但是这么多的草和淤泥要运到哪里去？苏轼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在湖面上筑了一道长堤，这样既解决了垃圾的问题，又缩短了湖岸南北之间的距离，更留给后世一道杨柳阴阴、风景如画的苏堤。后来苏轼的政敌还因为此事弹劾他，说他为了观赏美景，劳民伤财。
——兴建三潭印月。准确地说，如今的“三潭印月”并非苏轼修建的，却是因他而起。当年苏轼让居民在西湖种菱角，划分了一些区域，有些地方可以种，有些地方不能种。苏轼在西湖里修了三个石塔，塔以内的区域不能被菱角侵占，因为种菱角会形成淤泥，淤泥会再次阻塞西湖。明代一位县令仿苏轼把西湖的淤泥捞出来筑了一个环形堤，专门用来放生，又在湖中原苏轼建塔的附近，重新建了三个石塔。这就是“三潭印月”。
——赈济灾民。苏轼来杭州的第一年，收成不好，米价开始猛涨。苏轼颇有远见地筹米存放在仓库，以抑制米价或应付荒年。第二年五月份，暴雨开始倾泻，且没有停止的意思。苏轼到处买米，并且写信奏请朝廷拨米给杭州，还请求朝廷同意他们用绸缎来代替大米完成每年的进贡。
苏轼深信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救济，所以他不停地呼吁买米、存米，甚至七次上表朝廷请求拨款。朝廷的款是拨下来了，只是在下方官僚执行的过程中，被层层剥夺。苏轼痛心疾首、忧思甚重，他曾写信给好朋友倾诉：“谁可以帮帮我？”
——建医院。苏轼在杭州当太守时，会把一些药方贴出来，让老百姓用。他吩咐搭建粥棚，为穷苦的病人煮粥；派医生一个坊一个坊地跑，给人治病；还给无钱治病的人免费熬药。后来他在众安桥那里建了一个医院，名字叫“安乐坊”。安乐坊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三年之内治疗了一千多个病人。他还亲自主持配制了“圣散子”这味药方，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救了不少传染病人。后世也用于临床。
爱民如子，视民如伤。
苏轼在任时，经常会帮助老百姓做一些实事。有一次，有人控告一个卖扇子的欠钱不还。苏轼把这个人带回来询问。卖扇子的诉苦说：“不是我不还钱，是我真的还不起，今年天老下雨，人们不需要扇子，我的扇子都卖不出去呀！”
苏轼让卖扇子的给他拿一些扇子过来，提起笔就在扇子上题字作画，花了一个小时，画了20把扇子。然后丢给卖扇子的：“拿去卖吧！”卖扇子的还没走出官衙，扇子就已经被闻讯赶来的人抢购一空了。
十 担当
苏轼一生，不是被贬官，就是奔走在被贬官的路上。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自我品评：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写过一首《咏桧》诗：“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人到皇帝那里告状，说这是暗喻皇帝昏庸，皇帝分明是真龙，他到地下求真龙，这不是谋逆吗？好在神宗还很明白，说这分明写的就是桧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每次，他写一首诗、一阕词，世间便争相传颂，同时也有人争相注解，总有人从里面看出他的皮里阳秋、暗度陈仓、皮笑肉不笑的反动言论。
他到底会做官吗？如果按照官场规则来看，我认为他不会，但是如果按照爱民如子、造福一方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好官。
不能否认，苏轼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高智商”天才。他是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最为杰出的“学者型官员”之一。在北宋，知识被视为获取权力的关键，成功和威信往往通过高级职务得以实现。根据我们的考证，他在20岁的时候在当时京城开封参加了最难的考试（即举人考试），由皇帝亲自监考。随后，苏轼在四百名举人中名列第二。
然而，“低情商”让他一生注定不识时务、不懂世故。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在两个极端里往复——飞黄腾达和倒霉透顶。在这两个极端里，他的气质、性格、才华、禀赋展现得淋漓尽致。
先说他飞黄腾达的时候。
苏轼曾在密州当知府。知府乃一州之长，是可以直接进入朝廷当宰相的大官。但密州是穷乡僻壤，苏轼到这里工资就减少一半，家里粮食也不够吃，每年还要做四件事：消灭蝗虫，赈灾救灾，捉拿盗匪，绕城拾婴。“绕城拾婴”，就是每天带着衙役在城里走一圈，把穷人家丢在路边的婴儿拾回来，搁在衙门里养着。他为此颁布一条政令：凡愿意领养弃婴的人家，可以免除三年赋税。这是在密州当知府，和百姓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苏轼！
徐州，本是繁华之地。可苏轼运气不好。他到这里当知府，就遇着黄河决堤，水困徐州，满城百姓，仓皇出逃。眼看徐州人的房屋等产业将被大水冲刷，等他们回来时，都将是一无所有的乞丐了，苏轼当即表示：愿与徐州共存亡。他动员百姓留下，和自己一起抗洪。他每天身披蓑衣、手执铁铲，和青壮男子一起，开河道引水，筑河堤挡水。洪水围困徐州，整整三个多月。三个多月里，苏轼没有一天离开过抗洪工地。最终，徐州秋毫无损地渡过了百年不遇的水灾。这是在巨大灾难面前，甘与百姓共生死的苏轼！
苏轼还在定州当过知府。定州乃北宋的边陲重地。苏轼在这里整顿军务，组织民兵，加固城墙，重铸大炮，像一个地道的军事家，建起了一道抵抗外敌入侵的防线。
苏轼在杭州，大家都知道他疏浚运河、治理西湖等。但是，他在杭州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官办医院“安乐坊”，免费为穷人治病疗伤，这事可能有的人并不知道。
湖州，是个水患连年之地。苏轼到这里当知府仅仅四个月，就准备好了治水方案。但这时，朝廷派人来逮捕他。苏轼得到消息后抢在被捕之前，把治水工程布置了下去。这时的苏轼，是个大难当头首先想到百姓利益的苏轼！
以上时期，苏轼在各州当行政一把手，有时还兼任各路兵马钤辖（也就是军区司令），手握军政大权。这些时候，都是苏轼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不仅做到了自身的清正廉明，还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起，中国就有一句流传至今的经典名言，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所谓“达”，指的是仕途顺利、手中有权；或者说生意兴隆、手中有钱；或者说声名卓著、具有影响力。有权、有钱、有名，人处于顺境，就是“发达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发达”的人要“兼善天下”。就是说，你的处境改善了，就要尽你所能，让别人、让社会、让国家和民族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不仅掌权者应该“兼济天下”，每个具有某种条件的“达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兼济天下”。苏轼，不仅“达则兼济天下”，在他穷困潦倒、穷途末路的时候，他依然不忘“兼济天下”。
苏轼在黄州当农民，不仅耕田种地养活了自己一家，还成立了“育儿会”（也就是“孤儿院”）。因黄州贫瘠，百姓穷苦，一家养活两个孩子都很困难。倘若还有第三、第四个孩子出生，这家人就会把婴儿摁在水里淹死。面对这样的残忍，苏轼带头出钱又向人募捐，让有钱人家每家每年捐出一千钱作为会费，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孤儿院”，挽救了许多的小生命。
苏轼被流放惠州，因其声名卓著而具有影响力，于是设法把闹水患的沼泽地改造为西湖，又在湖上架起两座桥以方便人们往来。帮助当地改革纳税制度，以利百姓。又教会农民使用新农具“秧马”种稻，以减轻辛苦、提高效率。苏轼还助当地严肃军纪、安定民居，解决长期存在的军民纠纷。其间，苏轼去广州待了几天，就发明了中国历史上第一管“自来水”：他用竹筒连接法，把罗浮山清泉引入城中，让广州人的饮水再也没有苦涩味。
62岁高龄时，苏轼被流放到海南儋州。这时他年老体衰，生活无着，语言不通，政敌们以为他必死无疑。可是，苏轼不但顽强地活了下来，还在瘟疫来袭时，说动当地开办医院。这是继杭州的官办医院“安乐坊”之后，经苏轼努力而创办的、面向百姓的、中国医疗史上的第二个官办医院。
当时的海南，是所谓的蛮夷之地，除了黎人，很少有汉人踏足此地。然而，凭借自己的知识，苏轼在儋州讲学授课，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出海南岛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姜唐佐。
苏轼在诗中写道：
沧海何曾断地脉，
白袍端合破天荒。
身为“流放犯”的苏轼，可谓“穷”到极点。但这时他不但能“独善其身”，还能够“兼济天下”。这样的苏轼，怎不让人着迷？
这位“学者型官员”表现出了实干和行动精神。在六十四年的人生中，苏轼经历了各种考验，他是诗人、词人、书法家、画家、音乐家、文学家，而且是美食家、生活家，还是地方官、裁判官、工程师、水利专家、建筑师。
苏轼也是一千年之后我们认为的“有担当”的文学家。他的事业就是保卫贫苦人民的利益。他表达了对于平民，尤其受苦的人，以及由于欠债或者走私而在押人员的同情。他了解农民的艰难处境，了解蝗虫灾害，明白饥荒的威胁，明白国家垄断造成缺盐的现实。他主张延缓农民偿还债务的期限，并取得了成效。
无论身处何方，他总是保持自己的个性：有勇气，好交际，对他人仁慈，热情慷慨，冷静庄重而又幽默诙谐，热爱生活和家人。他对每件事都很认真。不寻求晋升，并且尽量避免晋升。
苏东坡的诗有时候也是悲情的，但同时也很巧妙地表达了对子女的爱、夫妻之间的爱或者对故乡的眷念。
苏东坡将其父亲埋葬在眉山之后，于1069年回到了开封。那个时候他三十二岁，刚好度过人生一半的光阴。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四川。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名度的提高，他不断感叹家乡四川，想念眉山。
西方人对他是什么印象呢？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坡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激起了专家和“学识渊博的读者”的兴趣，他们将苏东坡视为不仅推动中国，更推动世界进步的思想家。
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Anne Cheng）女士说，苏东坡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富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更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
还有一位法国作家、著名汉学家帕特里克·卡雷（Patrick Carré），他很喜欢苏东坡，他将苏东坡被流放到黄州时期的那段经历写成了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
正是因为这一点，苏东坡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结语
如果在古代的名人中选一个作为自己的朋友，我不会选择李白，他太自负；不会选择杜甫，他太凄苦。
我们还是把范围缩短，就在宋朝这三百年里——
——我不会选赵匡胤。他纵然霸气十足，开一代江山，但是他以一己之私度天下，泯灭了一个民族的尚武精神。
——我不会选范仲淹。他廉洁，勤政，自律，博学多才，有人情味儿，终生为“和谐”这个崇高事业操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慷慨激昂的出征诗，直接为数十年后苏轼“豪放”一脉指明了方向，连朱熹评价他时都满口地说：“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但是，他所有的事业还在等待比他小42岁的苏轼继承和发扬。
——我不会选择王安石。尽管他刚正峭拔，擅辩论，擅演讲，擅游说，或许他的改革计划于朝廷有功，但是他一意孤行，刚愎自用，他排斥异己，不容异见，他是个无趣的人。
——我不会选择程颐、程颢。他们存天理，灭人欲，灭绝了基本人性，灭绝了自由精神，从此中华民族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泥淖中跋涉。
——我不会选择黄庭坚。尽管他开创了江西诗派，他写诗讲究学杜、学韩，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可正是这些他试图用来成就他的东西，反而阻碍了他，让他生硬晦涩，甚无趣味。
——我不会选择辛弃疾。他一生抗金，满纸诗歌皆是满腔忠愤。他虽然寡言少语，但是为人为文，气势凌厉，一言不合，就开始写。他的忠就是他的直，而他的正直就是他的脆弱，他的英明韬略就是他的穷途末路。辛弃疾无一遮拦，不留退路，只可惜他未逢其时，未得其主，纵然他把栏杆拍遍，纵然挑灯看剑，也依然守护不住大宋王朝的残山剩水，他的人生太多遗憾。
只选一人，我会选择苏东坡。
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常常爱用一句话：他的缺点是，他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毫无疑问，苏东坡超越了他的时代，而且在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感觉得到他的超越、超迈、超拔。
（原载于《作家》2020年9期）
答袁宏道《别龙湖诗》
（明）李贽
多少无名死，
余特死有声。
只愁薄俗子，
误我不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