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山记水程
——李贽在晚明
“啪！”
一滴血滴在地上。
“啪！”
又一滴血滴在地上。
“啪，啪，啪，啪……”
血流像一根凝重的红丝线，不，红丝线比这要纤细得多，这分明是一条曾经丰盈现已濒临干涸的溪流，曾经鼓**的生命，正渐渐变成无限的哀婉和叹息。
血，滴在冰冷的地面上。
死神在不远处纵声大笑。他常年游走在监狱的高墙之内，看惯了刽子手砍下犯人的头颅，麻利得如探囊取物。他不相信这个衣衫褴褛、像乞丐一样的糟老头子能挺很久。可是，这一次，他竟然在这里等了整整两天。这个苟延残喘的躯壳里到底有着怎样顽强的意志？他揣摩不透。李贽躺在冰冷的地面上，他用最后残余的力气凝视着死神，以及死神身后遥远的远方。巴掌大的窗口里，只有巴掌大的蓝天，枯索的双眸里，满是慈悲和傲岸。这不屈服的眼神，逼得死神偃旗息鼓，节节后退。死神怀着从未有过的惊恐向后张望，仿佛自己的身后，还站着另一个死神。
李贽早已说不出话来，他的喉咙被割断了，伤口溃烂得像残败的罂粟，腐败的气息游**在这残败的躯体里。苍蝇嗡嗡叫着一群一群地飞过来，吃得脑满肠肥。血，快要流尽了，从喷涌而出，到干涸如斯。
前不久，有消息传到狱中，某个内阁大臣建议，既然不能将李贽处以死刑，不妨将其递解回原籍，借以羞辱之。李贽闻之大怒：“我年七十六，作客平生，死即死耳，何以归为！”
士可杀，不可辱！
两天前，李贽要侍者取来剃刀为他剃头。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如同废弃的麻绳，他要理一理这三千烦恼丝。可是，侍者未曾料到，稍不留意，李贽便抢过剃刀，用力割开了咽喉。他已经年逾古稀，狱中的粗茶淡饭、离群索居，耗尽了他最后的元气，包括力气，否则，他会一剑毙命，哪怕剑锋指向自己。
颈上血流喷涌而出，整整两天，血流不止。
朝廷无人过问，只有年轻的侍者守在身边，痛哭不止。
“和尚，痛否？”侍者握住他干枯的手，颤抖地问他。
“不痛——”李贽气若游丝。
“和尚何自割？”侍者哽咽。
李贽黯然神伤，他已经说不出话来。
李贽用尽力气，牵过侍者的手，在掌中一笔一画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袁宏道记载，李贽在自刎后两天，方才死去。
血泊中辗转两日，这究竟是怎样撕心裂肺的痛苦？悲恸中一心向死，这又该是怎样一往无前的决绝？袁宏道不敢想象，只能饱蘸笔墨，奋力写下两个大字：“遂绝”。
遂！绝！
李贽的慷慨刚烈，尽在这真气淋漓的两个字中。
李贽想要用自己枯瘦的双肩托住黑暗的闸门，放久被压抑的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可是，过于沉重的闸门却非李贽的双肩所能承受。这一刻，这黑暗的闸门终于重重地落了下来。
天寒夜长，风气萧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
一颗耀眼的流星，划破暗夜沉沉的天际，倏尔陨落。
一 志士在沟壑，勇士丧其元
将头临白刃，一似斩春风。
其实，李贽早就准备好了，将“荣死诏狱”作为最后归宿。
多少个贫病交加的惨淡黄昏，多少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多少个彻夜参悟的饮露清晨……李贽拖着孱弱的身躯，在逼仄的狱室里走着，椎心泣血，思绪万千。
他要以死明志，用死来了结这场官司。是的，士可杀，不可辱！
万历三十年的春天，乍暖还寒，御河桥边的冰凌开始融化，棋盘街旁的杨柳开始吐绿。可是，春的讯息藏不住北京城的波诡云谲、杀机四伏。
一场政治阴谋在悄悄酝酿着，这阴谋直指李贽和他的异端思想，株连他的朋友们，扫**他的追随者，甚至祸及利玛窦之类西方传教士。
从都察院礼科给事中张问达向万历皇帝神宗上疏弹劾李贽、要求逮捕高僧达观，到礼部尚书冯琦上疏焚毁道释之书、厉行科场禁约，再到礼部上疏要求驱逐西方传教士，这些事，都紧锣密鼓地发生在二月下旬到三月下旬之间短短一个月内。有明一朝逾二百年矣，政治机器运转得如此高效、如此整齐划一，这或许还是第一次。
去年的这个时候，曾经写《焚书辨》声讨李贽的蔡毅中在辛丑科的会试中了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蔡毅中心中恨恨，他的老师耿定向对李贽太多隐忍，现在，他终于有机会了，他要效法孔子诛少正卯，要置李贽于死地而后快。
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开始在京师流传，其中之一就是李贽公然著书诋毁内阁首辅沈一贯。沈一贯闻知此事，大光其火，却苦于找不到李贽的把柄。他思虑再三，决定以“辨异端以正文体”为名，发动一场清除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异端的政治运动，先从李贽下手，再逮捕高僧达观，进而驱逐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
如果你认为，迫害李贽的都是宵小之徒，那你就错了。
在这个向李贽投出匕首和刀剑的队伍中，不仅有观风派，有保守派，有激进派，而且有担当社会进步之责的贤达先驱、治世能臣。
张问达，东林党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明史》记载，张问达与东林领袖顾宪成乃同乡。万历十一年（1583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左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史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为民请命。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要湖广出资420万两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
闰二月乙卯（廿二日）这天，张问达呈送的这份奏疏便摆在了神宗的案头：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剌谬不经，不可不毁。
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带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
康丕杨，以贤能著称，先后任宝坻县（今宝坻区）知县、密云县（今密云区）知县、陕西道监察御史监管河东盐政、辽阳巡按兼学政，后署理两淮盐课。他中进士后，先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任宝坻县知县，后调密云县知县。他在宝坻、密云六年间，清理垦田，裁撤县内不必要的建设项目；清丈土地安置回乡灾民，平反冤假错案，重修白檀书院。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康丕杨在赴京等待重新安排职务期间，根据密云的战略地位与地形，写出《千秋镜源》六十卷，为山海关一带的治乱和战备，提出诸多颇有建树的见解。
三月乙丑（初三日），陕西道监察御史康丕杨向神宗递上了参劾李贽及僧人达观的奏疏：
僧达观狡黠善辩，工于笼术，动作大气魄以动士大夫。……数年以来遍历吴、越，究其主念，总在京师。……深山尽可习静，安用都门？而必恋恋长安，与缙绅日为伍者何耶？昨逮问李贽，往在留都，曾与此奴弄时倡议。而今一经被逮，一在漏网，恐无以服贽之心者，病望置于法，追赃遣解，严谕厂卫五城查明党众，尽行驱逐。
如此密集的箭矢让李贽无处躲藏。神宗见张问达、康丕杨等人奏疏，批复道：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李贽旋即被捕入狱。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可是他还是没有料到，他将在狱中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记录了李贽被捕时的情况：
至是逮者至，邸舍匆匆，公以问马公。马公曰：“卫士至。”公力疾起，行数步，大声曰：“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遂卧其上，疾呼曰：“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马公愿从。公曰：“逐臣不入城，制也。且君有老父在。”马公曰：“朝廷以先生为妖人，我藏妖人者也。死则俱死耳。终不令先生往而己独留。”马公卒同行。至通州城外，都门之牍尼马公行者纷至，其仆数十人，奉其父命，泣留之。马公不听，竟与公偕。明日，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倔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
落难狱中一个月，李贽陆续写下《系中八绝》，不妨看看他在这八首诗背后的情感历程。第一首题为《老病初苏》：“名山大壑登临遍，独此垣中未入门。病间始知身在系，几回白日几黄昏。”遍历名山大川，却独独未曾进入监狱的大门。刚刚入狱的李贽，将坐牢也视为人生的体验，这是何等的超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李贽在狱中愈来愈绝望，他用《不是好汉》为第八首题名：“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从第一首的超拔淡薄，到第八首的唯求速死，难以想象他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情感变迁。时间，像一把钝刀，一下又一下，割着他的感觉，也割着他的灵魂。走笔至此，李贽已经明白，寄希望于皇恩浩**，那无异于白日做梦。他下定决心——
以身殉道，唯求速死。
李贽的学说使他处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这就是——继续维护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用“死的”来拖住“活的”，还是冲破传统的泛道德主义、用“新的”突破“旧的”、为朝气蓬勃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们打开一条新路？
破旧不堪的青布直身宽大长衣，早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边角磨圆了的黑色纱罗四角方巾，折叠得整整齐齐，码放在一边。原以为对人生还有所留恋，可是，这些天写完这部《九正易因》最后一个字，李贽明白了，“未甘即死”是因为这部著作还未完成。周文王的易经、孔子的易传，被后人穿凿附会到不成文理，如此这般，何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书稿终于完成，他此生了无遗憾。
可是，《九正易因》撰成，李贽的病却更重了。他写过一篇谈论生死的短文，题目叫《五死篇》，列举了人的五种死法：“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栾布之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为义而死，死得壮烈。谈到自己的死，他写道：“第余老矣，欲如以前五者，又不可得矣。……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李贽对即将到来的死亡早有预感，“春来多病，急欲辞世”，二月初五，他提笔写下遗言：
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则用芦席五张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岂有一毫不清净者哉！我心安焉，即为乐土，勿太俗气，摇动人言，急于好看，以伤我之本心也。虽马诚实老能为厚终之具，然终不如安余心之为愈矣。此是余第一要紧言语。我气已散，即当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头照旧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单总盖上下，用裹脚布廿字交缠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开门时寂寂抬出，到于圹所，即可妆置芦席之上，而板复抬回以还主人矣。既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阁了，仍用芦席五张铺于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筑实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托焦漪园书之，想彼亦必无吝。
遗言如此冷静，仿佛不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旁人的日常琐事，读来却让人五内俱焚。李贽担心自己的死给大家平添烦恼，在遗言中特地叮嘱，用五张芦席安顿他的魂魄就可以了，不要用板材，不要用棺木，落葬的时候穿着平时的旧衣服即可，不需要更换新衣。甚至，他还不忘提醒朋友，一定记得将抬尸骨的木板还给主人。他了无挂碍，不希望朋友们因为他的离去而痛苦，更不希望自己的离开给朋友们留下任何烦扰，“我心安焉，即为乐土”。
遗言行至后半部，李贽愈加冷静、清醒：“我生时不著亲人相随，没后亦不待亲人看守，此理易明。”他希望干干净净，了此一生，生生死死都无牵挂。在遗言的结尾，李贽又反复叮嘱：“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幸听之！幸听之！”
呜呼！卓吾远矣！
一身犹在，乱山深处，寂寞溪桥岸。
二 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
原来，万历三十年对李贽的迫害，只是万历二十八年那场迫害的继续。
今天，我们站在五百年历史的这端，发现李贽回湖北麻城，无疑是一个重大失策。但是身处彼岸，他怎会料想，一时间，上下左右前后的势力竟然合谋对他下手？他年老多病，赶回麻城，原本只想找个偏远僻静的地方聊度余年。
这样看来，或许这不是李贽的失策，而是他在劫难逃。
这一年，李贽寓居南京永庆寺，此间，他还编辑了《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阳明先生年谱》二卷。对于这件工作，他至为得意，骄傲地写道：“我于《阳明先生年谱》，至妙至妙，不可形容，恨远隔，不得尔与方师（方时化）同一绝倒。”
好朋友都力劝李贽不要回麻城。远在北京的袁宏道致信南京好友，请他们一定留住李贽，不要让他离开南京：“弟谓卓老南中既相宜，不必撺掇去湖上也。亭州（麻城）人虽多，有相知如弱侯老师者乎？山水有如栖霞、牛首者乎？房舍有如天界、报恩者乎？一郡巾簪势不相容，老年人岂能堪此？愿公为此老计长久，幸勿造次。”
在南京的那几个月，或许是李贽风烛残年里最欢喜的时光。这期间，六十八卷本《藏书》付刻，他还见到了诸多新老朋友：杨起元、焦竑、马经轮、潘士藻、梅国桢、汤显祖、佘永宁、吴世征、李登、李朱山、吴远庵、徐及、无念、程浑之、方沆、曹鲁川、杨定山、袁文炜……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李贽与朋友往来应和，切磋琢磨。二十一年前，他曾寓居南京，那时，他还鲜为人知，而此时，他已是名震四方的大学者。
未几，河槽总督刘东星以漕务的身份巡河到南京，将李贽接到山东济宁，寓居济宁漕署。在这里，李贽受到刘星东的礼遇，却也受到更多人的攻击。著名闽派诗人、博物学家谢肇淛大肆挞伐：“近时吾闽李贽，先仕宦至太守，而后削发为僧，又不居山寺，而遨游四方以干权贵，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拥传出入，髡首坐肩舆，张黄盖，前后呵殿。余时客山东，李方客司空刘公东星之门，意气张甚，郡县大夫莫敢与君茵伏。”他毫不吝惜笔墨，以表达对李贽的极度反感：“余甚恶之，不与通。”
这一次，向李贽频频出击的又是正人君子。万历四十年（1612年）——李贽逝后十年，天大旱，谢肇淛上疏神宗为民请命。他痛陈宦官搜刮民众的行为，指责国家诸多浪费的弊端，语气恳切。神宗虽然感其诚，传旨嘉奖，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采纳他的谏言。天启元年（1621年）谢肇淛任广西右布政使，他痛恨吏治腐败至极，屡屡力挽时弊。他设法抑制土司的权力，增兵边境，以抵御安南侵扰，整顿盐政，发展经济。
这个谢肇淛，可谓博学多才，更是爱憎分明。他与李贽一样，同为闽中翘楚，叙年齿，他还年少李贽四十岁。也是这个谢肇淛，却也不顾乡谊与人伦，眼里就容不下一个落拓的书生，频频向李贽发难，频频向李贽投出利刃和各种污言秽语。一个耿直博学的人，不能容忍他的耿直博学的前辈，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正是在这个时候，李贽准备取道潞河回麻城。他知道，麻城人还记恨着他，随时想滋生是非。他出游在外的时候，就叮嘱守院众僧关门闭户，慎而又慎，可是这些年，还是有人不停到龙湖芝佛院寻衅滋事。
李贽是带着病回到麻城的。此次回来，李贽原想安心编书著述，完成选注《法华经》，编辑《言善篇》，继续改正《易因》。自落发至今已有十多年了，朝朝暮暮唯有僧众相伴，他们随他奔波劳碌，驱驰万里，吃了太多的苦，他实在难以忘记他们的友情，李贽想给跟随自己多年的这些朋友和弟子留下点什么。他在《与友人书》中写道：“俾每夕严寒或月窗檐下长歌数首，积久而富，不但心地开明，即令心地不明，胸中有数百篇文字，口头有十万首诗书，亦足以惊世而骇俗，不谬为服侍李老子一二十年也……”
可是，他发现，麻城开始出现“僧尼**”的风言风语，也有人开始称他为“说法教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写信给焦竑辩解：
生未尝说法，亦无说法处；不敢以教人为己任，而况敢以教主自任乎？……关门闭户，著书甚多，不暇接人。亦不暇去教人，今以此四字加我，真惭愧矣！
他曾经一再抨击耿定向及一些以救世自命的大人先生的好为人师，却从不愿以导师自居。也曾经有人要追随他，他觉得其人有骨有志，方才予以启发开导，当然，这都是出于友情，怎么能称为“说法教主”呢？他不接受。
紧接着，又有风声传出，因为李贽诲**诲盗，官方要将他递解回原籍福建泉州，以免他危害风气教化。李贽无疑也听到了这些风声，在同一封给焦竑的信中，他写道：“若其人不宜居于麻城以害麻城，宁可使之居于本乡以害本乡乎？是身在此乡，便忘却彼乡之受害，仁人君子不如是也……”他更不接受。
李贽不接受，可是，这些需要他接受吗？他想讲理，可是，他又跟谁讲理去呢？
焦竑回信中以诗寄情，邀请李贽再往南京相聚：“独往真何事，重过会可期。白门遗址在，相为理茅茨。”
然而，还没等李贽思考，又一件大事发生了。这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龙湖芝佛院燃起了熊熊大火，顷刻间，下院、上院、塔屋……全部被大火吞噬。人们在大火中奔跑、逃命。有人说，这是新上任的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放的火。冯应京，他的确是最大的嫌疑人，甫一到任，便扬言要“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冯应京放火烧了龙湖的芝佛院，砸毁了李贽为百年之后准备的藏骨塔，抓住寺中的小沙弥，要他们交代妖僧李贽现藏何处，又下令麻城县学行查李贽是否藏匿在杨定见等人家中。墙倒众人推，当地的暴民趁机作案，一时间，麻城乱作一团。
此时，李贽还是享受着四品官员待遇的社会名流，为何麻城人敢蔑视王法、向李贽施暴？我们发现，这纷繁复杂的事件背后，还藏着心思缜密的铁腕人物冯应京。
冯应京，安徽人，进士出身，累官至湖广监察御史。冯应京出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时，遇税监陈奉是当地一霸，在这里百般搜刮，甚至掘坟毁屋，剖孕妇，溺婴儿。受害者上诉，从者万人，哭声动地。然而此案一直被纵容包庇。陈奉也试图将黄金放在食物中贿赂冯应京，被其揭露。陈奉恼羞成怒，焚民居，碎民尸，支可大不敢出声，冯应京却大义凛然，上疏列陈奉十大罪。此案最后以冯应京被捕入狱结束。令人感叹的是，冯应京于狱中著书，朝夕不倦。他死后，赠太常少卿，谥“恭节”。
冯应京，一个眼里容不得沙子的好官，那些在他治下企图发横财的土豪恶棍，听闻他的名字，纷纷逃窜。“绳贪墨，催奸豪”，一时间，冯应京“风采大著”。
又一个正人君子、治世能臣！这些被封建体制裹挟、又推动着体制巨轮的正人君子、治世能臣，一次又一次冲出帷帐，向试图挑战体制的李贽射出暗箭，充当了剿杀叛逆者的凶手。
李贽在哪里？
更多的朋友们冲出来，试图替他挡住时代的暗箭。在火灾之前，麻城城关以及四乡已有人张贴《驱李贽文》，扬言为麻城人除害。一年前，北通州前御史马经伦在京郊结识了李贽，担心他的安危，致信湖广当局：“卓吾今何在？弟盖奉之寓商城黄檗山中耳。”他得到李贽在麻城的遭遇，立即南下冒雪入楚，想要迎接李贽到通州。
倔强的李贽岂肯服输远去？他来到离麻城不远的商城，在无念和尚所在的黄檗山法眼寺暂避一时，随时准备回湖广讨回公道。正是在商城，李贽写下了反对盲从、提倡独立思考的《圣教小引》，重申他对于孔子的态度：“果有定见，则参前倚衡，皆见夫子；忠信笃敬，行乎蛮貊决矣，而又何患于楚乎？”也就是，无论处在什么场合都可以见到孔子，不论是南北边远地区还是楚地，都可以通行忠实信用、诚恳恭敬。
然而，这一年十二月，武昌爆发了历史上少见的城市民变，李贽的生命历程就此改变。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春，李贽依依惜别了相交二十多年的无念和尚，在心中默默辞别所有与他相濡以沫、相知相敬的“此间相识人”，离开湖广，北上通州。
一路跟随李贽的有不少老朋友。通州马经伦、新安汪本钶、麻城杨定见，以及僧众十余人。杨定见家中还有堂上老母、枕边妻子，曾因窝藏李贽受到县学的追查，李贽不想再连累他和他的家人，执意请他返回麻城。杨定见依依不舍，执手相望泪眼。沿途不时有久慕李贽之名的学人士子拜会、加入。李贽感慨——
岁晚登黄山，言此是蓬瀛。
我为何病来，君胡自商城？
惭非白莲社，误作苦寒行。
赠我七言古，写君雪里青。
古木倚孤竹，相将结岁盟。
麻城，是李贽前世注定的心灵故乡，也是他此生归不得的地方。这次惜别，李贽有多少哀恸，多少无奈，已经无从得知了。可是，他一定知道，这一辈子，他不会再有机会回到这里了。像他这般志向高远的人，从来都是四海为家的吧！
三 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上一次从麻城龙湖踏上北往山西的道路，还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秋天。入楚十六年以来，这是李贽第一次离开湖广。
毕竟是七十高龄的人了，每一次启程长途跋涉，李贽都深感悲凉，老来病多，形销骨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他的诗里充满了“三秋度沁水，九月到西天”的彻骨之寒。这年秋天，他在《秋怀》中吟咏：
白尽余生发，单存不老心。
栖栖非学楚，切切为交深。
远梦悲风送，秋怀落木吟。
古来聪听者，或别有知音。
三年前——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李贽从武昌回到麻城。
正是在麻城的龙湖芝佛院，李贽好友、浙江道监察御史梅国桢的三女梅澹然落发为尼。梅澹然称李贽为“卓吾师”，李贽也尊称其为“澹然师”。梅澹然可谓李贽的红颜知己，他在不久前回复她的信中谈及自己治学的志向和感受，不愿意再钻故纸堆。又说，自己年老体衰，病苦渐多，希望早日回到麻城，麻城是他的第二故乡，哪怕他死也要死在麻城。如今，他在武昌完成了《藏书》的修订，终于回来了。
梅国桢为澹然落发事，特地从北京赶回麻城。李贽亦自觉来日无多，开始思考身后事。他请梅国桢为自己的藏骨塔作记，梅国桢欣然命笔，作《书卓吾和尚塔》。梅国桢在文中说：“卓吾之爱其身可谓至矣。余窃怪世人之爱其身者，必享富厚之乐，有妻子之奉，以快意生前，而后为生后计。卓吾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口，且精洁其藏，而又不比于牛眠马鬣之习尚也。卓吾可以寻常比拟乎？余亦不知所为书矣。”
就在世人皆“快意生前，而后为身后计”之时，李贽却坚持“捐家屋，守枯寂，厌甘毳，就恶口”，这是怎样一个苦行僧，怎样一个逆行者！
可是，也正是这样的坚忍执着，李贽又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麻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迫害李贽的风暴。这些人，这些事，李贽都看在眼里，“改岁以来，老病日侵”，他豫立戒约，以使侍者日后有所遵循。李贽的《豫约》共有七条，前五条是戒律式的约言，后两条是遗嘱和生平自述。其中《感慨平生》一文，是后世研究李贽的重要文献。在这部分，他申诉为官的艰难处境，“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谨，失其欢心”；总结“缘我平生不爱属人管”的桀骜性格，是以“宁漂流四外，不归家也”：
虽然，余之多事亦已极矣。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朱熹、苏轼、苏辙、邵雍、司马迁这些大儒的命运给了李贽巨大的鼓励。“晦庵婺源人，而终身延平；苏子瞻兄弟俱眉州人，而一葬郏县，一葬颍州。不特是也，邵康节范阳人也，司马君实陕西夏县人也，而皆终身流寓洛阳，与白乐天本太原人而洛阳居洛一矣。”“盖世未有不是大贤高品而能流寓者”，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品行不清净高洁而流落他乡的贤者。此时，李贽回望自己的一生，悲喜交集——那些磨难曲折，那些崎岖坎坷，纵使以大地为墨，又怎能书写得明白？他叹息说：“我愿尔等勿哀，又愿尔等心哀，心哀是真哀也。真哀自难止，人安能止？”
《藏书》的写作、修订是个巨大的工程，李贽好像放下了背在身上的巨石，松了一大口气。他在给焦竑的信中写道：
山中寂寞无侣，时时取史册批阅。……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辩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一经对垒，自然献俘授首，殊有绝致，未易告语。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为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当前人出气而已。
《藏书》不藏。《藏书》未经刊印，便在师友间广为传抄阅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在南京公开刊印，更如巨石投水，波浪滔天，一时“金陵盛行”，洛阳纸贵，“海内又以快意而歌呼读之”（陈仁锡《无梦园集》）。尽管李贽自言：“藏书者何？言此书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书也。”可是，天真的李贽不知道，这又怎么可能？
得知李贽回到麻城，“公安三袁”袁氏三兄弟宗道、宏道、中道开心不已，他们立即邀请朋友王以明、龚散木一行五人自荆州泛舟而下，前往龙湖拜访李贽。
这一天，正值端午，皓月当空，李贽与袁氏三兄弟、王以明、龚散木六人在堂上饮酒赏月。李贽兴致大发，道：“今日饮酒无以为乐，请诸君各言生平像何人。”
袁宗道在三兄弟中最长，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最爱苏东坡，但我又不像他，我看自己还是最像白居易吧！”
王以明接着袁宗道说：“庄周。”明朝开国二百余年，崇尚儒家之道，老庄之学一度荒凉。李贽曾著《庄子解》，他对庄子“以真为贵”的精神气质大为赞赏。可是，庄子所贵之真，是万物的本相和人的自然本性，而王以明与庄子之间仍差距甚远。李贽坦率地说：“庄子太高了，你且说个近似的。如果说是庄子的话，恐怕你还不知道他的学说的着落处。”
李贽又问袁宏道。袁宏道说：“我最喜欢竹林七贤中的嵇康。”李贽想了想说：“似乎也不大像。”
于是李贽便问袁氏三兄弟中最小的袁中道，中道大笑回答说：“我从来只爱齐人，家有一妻一妾，又中日觅得酒肉。”对这玩世不恭的回答，李贽并不以为忤逆。他评点道：“你却有廉耻，不会说像古书中说的那个齐国人，白日在外乞讨，晚上回家哄妻妾说是整日与达官贵人在一起喝酒吃肉。我看，你最是谨慎周密。你的疯癫放浪，都是装出来的，诸位不要信他。”大家都大笑，开怀不已。
李贽再问龚散木，散木说：“我最爱李太白。”
少顷，李贽半是顽皮半是认真地说：“诸位来评一评我，如何？”袁宗道说：“李耳。”李贽连连否认：“我怎么能跟老子相比呢？”袁中道说：“你就是盗跖。”李贽闻之大笑：“盗跖也不容易啊！昔日在黄安时，亦有友人对我说，你就是林道乾，是泉州的大海盗，横行各郡县，无人敢惹。你们了解林道乾吗？他亦有趣。有一次他回到家中，被官兵团团围住，他照样与众人高饮不顾。到了天亮，官兵打杀进去，却不见了他的踪影。你们看，他耍戏朝廷命官如同小儿，亦算胆大包天了！”
袁宏道则说，李贽还是像东汉时的太学生领袖李赝。
接着，李贽请众人互评，又为这次“龙湖雅会”做了总结：“袁宗道气量像黄书度，学识似管宁。袁宏道像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二人相扶相持，柳宗元被放逐到柳州，刘禹锡则被放逐到更僻远的播州，柳宗元要求以柳州换播州，可见其患难真情。袁中道像袁彦通，一掷百万，倚马万言。”李贽又说：“凡我辈人，这一点情，古今高人个个有之；若无此一点情，便是禽兽。”
李贽也不客气地品评自己：“我骨气也像李赝，然李赝事，我却有极不肯做的。”东汉李赝以天下名教之是非为己任，被视为传统的伦理至上主义者。李贽认为李赝虽有骨气，但是自己绝对不会像李赝那样维护名教。袁中道闻之，说：“古人有者，我不必有；我所有者，古人未必有。大约风神气骨，略有相肖处耳。”李贽很欣慰，高兴地回答：“善。”
五月十五的龙湖，夜凉如水，月映四野。众人谈兴甚浓，话语遂长。不觉时光流逝，已是夜半时分，寒意入骨生凉，六人方才散去。
这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龙湖雅会”，被袁中道记录在《柞林纪潭》中，今人得以一窥究竟。正是缘于这次“龙湖雅会”，李贽对“公安三袁”有了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袁宗道沉稳忠实，袁宏道、袁中道二人英武奇特，不愧为天下名士。若论胆识与魄力，袁宏道迥绝于世，是真英灵男儿也！也正缘于这次“龙湖雅会”，李贽发现，袁宏道有能力从哲理的高度把握自己的学说精髓，可以交付重任。
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他受李贽“童心说”影响，在《叙小修诗》一文中提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性灵说”，在文风凋敝的晚明，举起了文学革新运动的旗帜，自此卓然独立。
这一天，李贽终于准备离开他无比眷恋、又无比伤心的麻城了。金秋九月，金桂飘香，李贽抵达山西沁水。也就是在这里，李贽在回复朋友的来信时第一次提到了自己的结局——“荣死诏狱”。“吾当蒙利益于不知我者，得荣死诏狱，可以成就此生。”言罢，鼓掌大笑，“那时名满天下，快活快活！”
谁料想，此言一语成谶。
在山西，李贽真正感到茫然无归的痛苦，可是，他决意无怨无悔。此间，他听闻焦竑被贬为行人，继而被谪为福建福宁州同知，写信劝慰：
世间戏场耳，戏文演得好和歹，一时总散，何必太认真乎？觇笔亦有甚说得好者：“乐中有忧，忧中有乐。”夫当乐时，重任方以为乐，而至人独以为忧；正当忧时，众人皆以为忧，而至人乃以为乐。此非反人情之常也，盖祸福常相倚伏，惟至人真见倚伏之机，故宁处忧而不肯处乐。人见以为愚，而不知至人得此微权，是以终身常乐而不忧耳，所谓落便宜处得便宜是也。
李贽天生异禀，冰雪聪灵，他明明看懂了这些，掏心掏肺地劝导焦竑，在信的结尾还贴心地问：“兄以为然否？”可是，他却在自己的戏场里入戏太深，衷肠百结，以致付出生命的代价。
刊刻《藏书》时，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反复强调写作动机——人人都有不同的是非标准，“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无定论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在书中，他提出疑问：“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并做出结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历史就像一盘大棋，风云变幻，高手云集，千百年来，这些高手将孔子学说打造为封建道德理论的基石。可是，李贽偏偏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不仅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还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千百年来的人物重新做了评估和分类——从来都被认为是“草寇”的陈胜、项羽、公孙述、窦建德、李密，李贽将他们堂而皇之地列入了《世纪》里，与唐太宗、汉武帝等并列。他将评语也重新做了修正，称誉陈胜“古所未有”、项羽“自是千古英雄”；秦始皇“自是千古一帝”，然焚书坑儒，终致覆灭；而汉惠帝呢？仅作附录，因为“无可纪”。他还在《大臣传》中《容人大臣传》末评论：“后儒不识好恶之理，一旦操人之国，务择君子而去小人，以为得好恶之正也。夫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君子，小人何可无也。君子国有才矣，小人独无才乎？君子固乐于向用矣，彼小人者独肯甘心老死于黄馘乎？是皆不可以无所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将人作为他的出发点，只有人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这就是李贽的学术之道。
他自信《藏书》定是“万世治平之书，经筵当以进读，科场当以选士”，而他，会在这本书中获得永生。自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时代结束，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千百年来封建伦理秩序井然，中国思想文化定于儒教，李贽偏要捅破这严严密密的天空，大喊一声：“执一便是害道！”
这还了得？怎容他如此大逆不道！
四 寂寞从人谩，疏狂一老身
“天下嗜卓吾者，祸卓吾者也。”
《藏书》刊刻之后，秉性耿直、富贵显赫的翰林院编修陈仁锡在他的《无梦园集》中这样写道。
若干年后，恰是这个陈仁锡，协助崇祯皇帝朱由检除掉了魏忠贤，惩治了阉党。明王朝建国历二百七十余年，也许，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最后的光辉了。
翰林院编修之后，陈仁锡以右春坊右中允出任武举会试主考官，升为国子监司业，再直经筵讲官，以预修神宗、光宗二朝实录，升右谕德，直至黯然退场。
聪明如李贽者，怎会不知道“嗜卓吾者”与“祸卓吾者”都是何许人也？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他的朋友圈，相知的心灵不需要手臂就可以相拥。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猎杀他的队伍，他们虎视眈眈，气势汹汹，枕戈待旦，等待着李贽走进他们精心织就的天罗地网。对于那些磊落君子譬如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者，李贽不惜用一辈子时间与他论战。可是，对于那些鸡鸣狗盗的宵小之徒，李贽直接抛出白眼，把不屑写在脸上，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都不错一错。
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始，整整八年时间，他一直在四处避难，自麻城到武昌，从武昌到汉阳，由汉阳到武昌，又自武汉赴麻城，从麻城至沁水，由沁水到大同。
其实，早在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便住进了龙湖芝佛院。这次搬家，他希望躲开那些让他烦恼的人。
龙湖，端的是个好地方！李贽开心极了，他兴致勃勃地在《初居湖上》一诗中写道：“迁居为买邻。”
四年后——万历二十年（1592年），“公安三袁”同访龙湖。在《龙湖记》中，袁宗道对这里怡情养性的风物大加赞赏：“万山瀑流，雷奔而下，与溪中石骨相触，水力不胜石，激而为潭。潭深十余丈，望之深青，如有龙眠，而土之附石者，因而夤缘得存。突兀一拳，中央峙立，青树红阁，隐见其上，亦奇观也。”他发现自己被美景所惑，忘记来意，自嘲道：“余本问法而来，初非有意山水，且谓麻城僻邑，当与孱陵、石首伯仲，不意其泉石幽奇至此也。”
龙湖，距麻城三十里，倚山抱水，风光旖旎。此时，李贽已逾耳顺之年，在芝佛院这个简朴的寺院，他找到了家的感觉。李贽将芝佛院右边的“聚佛楼”做起居的精舍，在“寒碧楼”侧辟一洞为藏书所，“闭门下键，日以读书为事”，准备在这里安居乐业、了此残生了。
李贽不仅把芝佛院当作了家，还煞有介事地做起了主人。袁中道评价这个爱干净、有洁癖、性耿直，志合则不以山海为远、道不同则不相为谋的老头儿说：“**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可刺骨。”
李贽将自己的读书观写成了一篇《读书乐》：
天生龙湖，以待卓吾。天生卓吾，乃在龙湖。
龙湖卓吾，其乐何如。四时读书，不知其余。
读书伊何，会我者多。一与心会，自笑自歌。
歌吟不已，继以呼呵。恸哭呼呵，涕泗滂沱。
歌匪无因，书中有人。我观其人，实获我心。
哭匪无因，空潭无人。未见其人，实劳我心。
弃置莫读，束之高屋。怡性养神，辍歌送哭。
何必读书，然后为乐。乍闻此言，若悯不谷。
束书不观，吾何以欢。怡性养神，正在此间。
世界何窄，方册何宽。千圣万贤，与公何冤。
有身无家，有首无发。死者是身，朽者是骨。
此独不朽，愿与偕殁。倚啸丛中，声震林鹘。
歌哭相从，其乐无穷。寸阴可惜，曷敢从容！
尽管书中没有黄金屋，也没有颜如玉，却有歌哭相从，李贽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麻城，李贽把生命中思维最活跃、生命最旺盛的岁月交付给了这里，《说书》《焚书》《藏书》的个别文章相继在麻城刻行。他在《自刻〈说书〉序》中说：“以此书有关于圣学，有关于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齐、治、平之学者，则余之《所书》，其可一日不呈于目乎？”他在《焚书自序》里写道：
独《说书》四十四篇，真为可喜，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信如传注，则是欲入而闭之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矣，乌乎可！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故《说书》亦佑时文，然不佑者故多也。
为何取名《藏书》《焚书》呢？李贽说：
自有书四种：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焚书》之后又有别录，名为《老苦》，虽同是《焚书》，而另为卷目，则欲焚者焚此矣。
《焚书》是他万历十八年以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论、诗歌等。李贽之所以不顾“逆耳者必杀”的危险，毅然决定在麻城刻行书稿，是因为他认定此书是“人人之心”，必将存之长久。而这些，会将那些宵小之徒照出原形的。
麻城，也将李贽一生中最好的知音留在这里。只要李贽开坛讲学，不管哪座寺庙，不管哪个衙门，不论是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官员、商贾、和尚、樵夫、农民，甚至连女子也勇敢地推开绣住了的闺门，他们纷纷跑来听李贽讲课，一时间，满城空巷，路无拾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