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关于苏轼的十个关键词
2000年千禧年伊始，法国巴黎，有一家报纸——《世界报》，它的主编叫作“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他和他的同事们决定用一种创新的方式，迎接新千年的到来。
怎么庆祝呢？他们决定用专栏的形式，写一批专栏文章，讲述在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这一千年中生活的世界知名的重要人物的生活故事，覆盖北美洲、拉丁美洲、欧洲、亚洲、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这家报纸用了六个月的时间，整理公元1000年一直影响到公元2000年的重要人物的备选名单，这真是一份浩如烟海的名单。他们在这份名单里，整理出12位重要人物，并编辑成册，名为“千年英雄”。这些文章于2000年7月份发表。
中国的苏轼（1037年—1101年）就是这些“千年英雄”中的一位，是其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苏轼有一百余万字的诗词、杂记、随笔、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大量的同时代的朋友和学者评论他的随笔、传略。当然，苏轼本人不写日记，这不符合他的性格——苏轼同时代的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司马光、王安石、刘挚、曾布等——写日记这事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扭扭捏捏了。苏东坡一生写过数千首诗词、八百余封私人信件。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种思想、旅行、人物、事件的记载——没有时间，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逻辑。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写给他的弟弟子由的，也是写给他自己的：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7年），死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前二十五年。
在他短短64岁的生命里，苏轼由于坦率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权力阴影下，他的政敌非常多。他既是各个阵营对抗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动**中度过的“大起大落”，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在他职业生涯中，他一共有三十次委任，十七次失宠或者被流放。今天他还是受人尊敬的高官，明天却什么也不是，被人蔑视，并受到责罚。
苏轼的命运在朝廷和皇帝的心情中摇摆不定。他行千里路，经历过荣耀与不幸，担任过太守，也曾经是阶下囚，从中国的最西北到中国的最南端，从寒冷气候带到海南岛的热带气候带。
1079年，他甚至因为“欺君之罪”的罪名而坐牢一百三十天。他走出御史台监狱的时候，已经43岁，这一年，他被流放到黄州，即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他开始了新生活。
没有职务，也没有薪水，他成了农民，需要养家糊口。他找了一块坡地开垦，这块坡地被他称为“东坡”。这就是苏轼称为“苏东坡”的来历。在千年来的时光中，百姓更喜欢称呼他“东坡居士”。
一 豪放
联合国曾经评出100个影响世界的名人，苏东坡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白是诗仙，杜甫是诗圣，只有苏东坡被称为文豪，他是古今第一文豪。
说到文豪，我们能想到谁呢？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博尔赫斯。在中国，我们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苏东坡。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唐凯琳：“接触了苏东坡的文章之后，我被他的那种自由自在、想象丰富的思想所吸引。”唐凯琳认为，诞生于中国的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如今是西方汉学家们探讨最多的中国重要人物之一，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文豪，首先在于苏东坡的广博。诗词文书画，苏东坡无所不能，以词论，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以文论，他与欧阳修并称“苏欧”；以书法论，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苏东坡仁慈慷慨，光明磊落，浪漫开明，单纯真挚，快乐欢愉，无忧无惧。他去世后大约一百年间，无数的文人为他立传，只有自由驰骋、无拘无束的灵魂才能够享受到他那份纯真。
如果说有宋一朝是中国文明的一座高峰，那么毫无疑问，苏东坡是中国文明高峰中的高峰。
1061年，24岁的苏东坡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他写出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文豪，其次在于苏东坡的文风。他具有非凡的天分，敢于破除一切语言和体制的障碍，这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又体现为其诗词文的豪放。
关于苏词的总体风格，在苏东坡生前，论说甚多，见仁见智，有“清丽舒徐”（张炎《词源·杂论》）、“韶秀”（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清雄”（王鹏运《半塘遗稿》）等多种说法。
绍兴辛未（1151年），也就是苏东坡辞世的半个世纪左右，“豪放”一词始流行。最有影响的当属豪放说，始见于曾慥跋《东坡词拾遗》：“豪放风流，不可及也。”
明代张在《诗馀图谱》中坚定地论述：“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清代郭麟有言：“（词）至东坡，以横绝一世之才，凌厉一代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灵芬馆词话》卷一）蒋兆兰也说：“自东坡以浩瀚之气引之，遂开豪放一派。”（《词说》）
苏词之豪放精神首先体现在追求一种奔放不羁、纵情放笔、适性作词的创作境界，恰如他在《晁错论》所述：“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在词的创作中，苏东坡一任性情，或者说“气”的抒发，因此其词体现出的风格形式难免与传统观念——诗庄词媚——相左。苏词的豪放并不在于内容有多少豪壮的成分，而在于能超越固有观念，从而直抒胸臆，自诉怀抱，能“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水调歌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风波》
苏词豪放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吐纳百川、冲决一切、淋漓直泻的气势。这一点，陆游在《御选历代诗余》中的注解最为形象：“试取东坡诸乐府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苏词的豪放精神不同于后来的某些豪放派词人，像陈亮、刘过等人，他们作品中的豪放气息过于粗豪浅易，且缺乏内敛少余韵。而我们读苏词除感受到“天风海雨”般气势外，还能深刻地体会到苏东坡至真至浓、至深至广的人情味道，或曰“情味”——苏词的豪放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情味，那其艺术感染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他写给妻子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一片深情缱绻。
他写送别词《临江仙·送钱穆父》。这首词是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春苏东坡知杭州（今属浙江）时为送别自越州（今浙江绍兴北）徙知瀛洲（治今河北河间）途经杭州的老友钱勰（穆父）而作。当时苏东坡也将要离开杭州。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这首词一改以往送别诗词缠绵感伤、哀怨愁苦或慷慨悲凉的格调。苏东坡批评吴道子的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这首道别词里，苏东坡宛如立在纸面之上，议论风生，直抒性情，写得既有情韵，又富理趣。这种旷达洒脱的个性风貌，恰恰是苏东坡的豪放之处。
苏东坡之情又是一种超越平常人的天才之情、旷达之情、豪放之情，因此在表达这种高情时，苏东坡作词便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而又无具体规范可循。这样一来，词就成为抒发其人生豪情的“陶写之具”，我自为之，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晁补之语）。
苏词的豪放，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之下，让创造力充分自由地活动，既如行云流水般自在活泼，同时又很严谨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钱锺书说，李白之后，古代大约没有人赶得上苏东坡这种“豪放”。
苏东坡曾经用四个字来概括自己，或者说要求自己：“生、死、穷、达，不易其操。”今天，我们敬慕他的豪放，首先要理解他的豪放。这种豪放，不是一种完全无底线的无拘无束，而是一种有操守，有坚持，有定力、能力、魄力的放达。
二 博喻
苏子诗词的一大特色，莫过于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用一连串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用譬喻入文，是轼所长。”
《百步洪》就是公认的反映他这一特色的杰作：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岩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师所呵。
这首古风作于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当时官知徐州军事，其中赋百步洪的部分是历来最为人所称赞的。诗在起首用了“轻舟南下如投梭”这个比喻后，在接下来的四句中，接连用了七个比喻，把长洪斗落奔流直下的声势、速度不断地以新的面目提供给读者，使人目不暇接。博喻其实是散文修辞概念，因为文章中不避“若”“像”一类字，而诗中往往忌讳用词与句式的雷同。在宋朝，苏轼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诗与文的界限，以散文笔法作诗，使人耳目一新。
苏轼善于设譬，不仅从这首诗得以体现，他的很多诗都以比喻精切而令人刮目。如《石鼓歌》中，他这样写石鼓：“模糊半已隐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以四个比喻，写石鼓文奇特形状的字体。
又如《读孟郊诗》中这几句：“孤芳擢荒秽，苦语余诗骚。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越，竟日嚼空螯。”集中表现了孟郊诗“寒”的特征。这些比喻，都从各个方面描写，没有重叠烦琐的弊病。
苏轼的诗词文在西方影响深远。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李高洁出版了《苏东坡文轩》，翻译苏轼的十六篇名作及前后《赤壁赋》《喜雨亭记》，也包括苏轼生平、作品和文化背景的简介。
曾经任职英国驻福州领事馆的韦纳先生为此书作序。他在序言中说：“本书的读者，一定会经验到当年济慈初读却泼门译荷马的那种惊喜的感觉。”
三 瞬息
苏轼在散文中，特别善于把握生活、生命中一个瞬间的感受、领悟，用极轻快的笔调写出，为人世间留下种种欣悦的飘忽一瞬。
那是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十六日仲夏之夜，苏轼和同乡道人杨世昌，舟行江面之上，见明月出东山，白雾笼大江。苏轼发思古之幽情，写下《前赤壁赋》。三个月之后，又写下《后赤壁赋》。现录前赋如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宋朝唐庚《唐子西文录》：“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罗大经《鹤林玉露》：“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谢枋得《文章轨范》：“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
元朝方回《追和东坡先生亲笔陈季常见过三首》：“前后赤壁赋，悲歌惨江风。江山元不改，在公神游中。”明代的茅坤甚至感喟：“予尝谓东坡文章仙也。读此二赋，令人有遗世之想。”
对瞬息的准确把握，对深思的精致描述，让前后《赤壁赋》成为千古绝唱。这两篇文章，奠定了苏轼作为文豪的江湖地位。
转过年来，苏轼还写有短短的月下游记《记承天寺夜游》，同样是瞬息间快乐动人的描述，所记只是刹那间一点儿飘忽之感而已，因其即兴偶感之美，成为散文名作。
苏轼主张在写作上，内容决定外在形式，也就是说一个人作品的风格只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此宁静欣悦的心境。唯此，一瞬方能成就永恒。
“风月不死，先生不亡也。”
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所言，正是我们今天对苏轼的致敬。
谈到苏轼，不能不谈谈他所在的宋朝。有宋一朝是公元10世纪中叶在中原和南方建立的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从建隆元年（960年）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陈桥兵变，废周称帝，到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俘虏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其间共168年，历九帝，因定都于东京开封，史称北宋。从当年五月，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到祥兴二年（1279年）元朝水军进陷南海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陆秀夫抱幼帝投海而死，其间152年，亦历九帝，因迁都临安，史称南宋。
我们知道，宋朝立国三百余年，虽然遭遇两度倾覆，但是皆缘于外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两宋共320年，在中国文明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这样的文化高峰，正是苏东坡成为“高峰上的高峰”的前提。
日本文人对东坡十分崇敬，甚至在东坡游览赤壁的时间，举行“拟赤壁游”会。享和壬戌年（1802年）前后，出现过以“宽政三博士”之一柴野栗山（1736-1807年）为中心的赤壁游会。柴野栗山是“东坡癖”。“柴野栗山常钦慕苏公，每岁十月之望，置酒会客，以拟赤壁游。”江户时代的人不只是欣赏绘画中的赤壁游，而且把日本某地方当作“东坡赤壁”，造出东坡赤壁的气氛，在那里泛舟，亲身体验赤壁游。
文久壬戌年（1862年）的七月既望，天下大乱，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也有热心赤壁游、欣赏赤壁游的风流人物，在游船上开茶会，乘船体验《赤壁赋》的境界。其欣赏方式是唱和诗文。唱和的方法有几种，如用《赤壁赋》的一句大家分韵作诗，全部用《赤壁赋》中的字作“集字诗”，甚至把《赤壁赋》中的句子放在句首。他们在自己的诗文中常说：“我们虽然没有在赤壁夜半泛舟赏月的机会，但是良友聚会，一起喝酒，欣赏美丽风景，在日本也完全可以欣赏东坡赤壁游之境界。”
在明治（1868-1912年）和大正（1912-1926年），长尾雨山（1864-1942年）和富冈铁斋（1836-1924年）是“东坡迷”文人的代表。长尾雨山的赤壁会就是最盛大的“摹拟东坡赤壁游”会。他收集了大量的有关赤壁的画和其他有关东坡的东西，都摆在赤壁会的每个会场里，“怀念永垂不朽的伟大高尚人物东坡先生”。
在东坡生日（十二月十九日）那天，举行“寿苏会”，这是长尾雨山、富冈铁斋独创的。他们收集有关东坡的书、画、文具等东西，摆在寿苏会的会场里。他们于1916年、1917年、1918年、1920年、1937年分别开过五次“寿苏会”，还把在寿苏会上所作的诗文编成《寿苏集》。
1922年9月7日（阴历七月十六日），东坡《赤壁赋》作后的第十四个“壬戌既望”，这样敬慕苏轼的长尾雨山等人模仿苏轼，广纳好友，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京都赤壁会”，隔着日本海，穿越时间和空间，向苏轼致敬。
四 信笔
宋代的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排名第一的就是苏轼。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则自称：“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苏书给人的第一直观感就是丰腴，以胖为美。赵孟頫评苏轼的书法是“黑熊当道，森然可怖”。黄庭坚也认为苏轼书法用墨过丰。正因如此，在苏轼的书法中，极少看到枯笔、飞白，而是字字丰润。如《次辩才韵诗帖》。
但这只是表象，苏轼的作品表面看起来很随意，很柔软，可是他的刚硬都在里面。
这柔中带刚，来自苏轼一生坎坷——使得他的书法风格跌宕。所以黄庭坚称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例如《黄州寒食诗帖》，写于宋元丰五年（1082年），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生活上的穷困潦倒和政治上的失意，让他感到落寞无比，于是在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他写下了两首五言诗：
一曰：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少年子，病起须已白。
二曰：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书写此卷的时间大约在翌年。其诗苍劲沉郁，饱含着生活凄苦、心境悲凉的感伤，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其书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故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笔酣墨饱，神完气足，恣肆跌宕，飞扬飘洒，巧妙地将诗情、画意、书境三者融为一体，体现了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创作状态。难怪黄庭坚叹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苏轼“无意为书家”的书法作品，其信笔处往往是情在胸中、意在笔下、心手相畅的结果。其酣畅淋漓表现出来的“烂漫”，清代书法家包世臣认为：“在东坡，病处亦觉其妍，但恐学者未得其妍，先受其病。”正所谓东坡信笔处，在在藏乾坤。
五 戏墨
2018年11月26日晚，苏轼水墨画《木石图》在香港佳士得专场拍卖中，以4.636亿港币拍出，约合人民币4.112亿元。
该画作画面内容很简单，是一株枯木状如鹿角，一具怪石形如蜗牛，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用笔看似疏野草草，不求形似，其实行笔的轻重缓急，盘根错节，都流露出苏轼很深的写意功底。
苏轼自幼年即仰慕吴道子，他在黄州那些年，一直致力于绘画。苏画是典型的文人画，重写意，主张将艺术家主观印象表达出来，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评论写意派画家宋子房时，苏轼说：“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倦。”
关于绘画要突出其中意理，苏轼在很多文章里都有论述。
《净因院画记》：
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
《宝绘堂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稍纵则逝矣。
《传神记》：
吾尝见僧惟真画曾鲁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见公，归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于眉后加三纹，隐约可见，作俯首仰视眉扬而额蹙者，遂大似。
法国作家克劳德·罗伊（Claude Roy）于1994年写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里面介绍了1092年苏东坡和他的学生米芾（永州太守）比赛的故事。克劳德·罗伊这样写道：“人们准备了两张桌子、三百张最好的纸、美酒和小吃。两名仆人负责磨墨。他们只需要安心比赛。苏东坡和门徒选择了永远不会厌倦的主题：竹子。苏东坡喝了一点酒。等到天色变暗，夜晚来临的时候，三百张纸全部画完。”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是苏东坡的诗，也是他的信念和追求。
在宋代，欧阳修、王安石都确立了文人画论的主调，但在苏东坡手上，文人画的理论才臻于完善。他放弃形似，强调精神的表达，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在艺术风格上，“萧散简远”“简古淡泊”，被苏东坡视为一生追求的美学理想。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从古文运动的质朴深邃，宋代山水的宁静幽远，以及宋瓷的洁净高华中，体会那个朝代的丰赡与光泽。
这是一场观念革命，影响了此后中国艺术一千年。
徐复观说：“以苏东坡在文人中的崇高地位，又兼能知画作画，他把王维推崇到吴道子的上面去，岂有不发生重大影响之理？”
文人画固然一脉相承，但在每一个世纪里都有不同的表现。在11至12世纪，李公麟以春蚕吐丝般的细线表达古意；米芾以平淡含蓄的烟云世界与世俗对抗；米芾的公子米友仁是一个可以画空气的画家，在他的笔下，空气有了密度和质感，与宋纸的纹路摩擦浸润，产生了一种迷幻的效果。而在之前若干个世纪的绘画中，空气是完全透明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画家的视线，更多地被事物本身的形状所控制。
尽管“文人画”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定义，苏东坡的论述也是零散、随意的，但它作为一种观念，已经深深地沁入千年的画卷中，提醒画家不断追问艺术的最终本质。后世的艺术评论家把这概括为“永远的前卫精神”，认为“这个前卫传统之存在，无可怀疑的是中国绘画之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根源”。
驸马都尉王诜请善画人物的李公麟，创作一幅传世之作《西园雅集图》，讲述当时文人的雅集。这幅画的画面上，有主人王诜，有客人苏轼、苏辙、黄鲁直、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襄、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晃补之，以及圆通和尚、陈碧虚道士。主友16人，加上侍姬、书童，共22人。
松桧梧竹，小桥流水，极园林之胜。宾主风雅，或写诗，或作画，或题石，或拨阮，或看书，或说经，极宴游之乐。李公麟以他创造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16位社会名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这些文人雅士风云际会，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童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
米芾为此图作记，即《西园雅集图记》：
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有评论家曾将苏东坡的艺术称赞为具有印象派色彩的艺术观念。这样算来，苏东坡在绘画上的创新特质和革命精神，比西方领先了整整八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后期，西方艺术才逐渐在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那里，开始脱离科学的视觉领域，转向内心的真实性。他们不再对科学的透视法亦步亦趋，而是重视自己内心的感觉，从而为西方开启了主观艺术的大门，印象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等艺术派别应运而生。
苏东坡所领导的这场艺术革命，与宋代文化的内向型发展有关。唐的气质是向外的、张扬的，而宋的气质则是向内的、收敛的——与此相对应，宋代的版图也是收缩的、内敛的，不再有唐代的辐射性、包容性。
唐朝的版图可以称作“天下”，但宋朝的版图只能说“中原”，北宋亡后，连中原也丢了，变成江南小朝廷，成为与辽、西夏、金并立的列国之一。
今年是长安建都1400年。1400年前也就是公元618年的大唐王朝，那一天是那一年的端午节，唐玄宗李隆基将唐都建立于隋代大兴城基础上，兴建了长安。
一千余年后，20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日本作家池田大作见到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两位风云人物抵膝畅谈。池田大作问道：“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毫不犹豫地回答：“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池田大作哈哈大笑：“那么，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这时的长安，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国精神的文化符号。开放的胸怀、开明的风尚、包容的气度，纵使今天的美国纽约、日本东京、英国伦敦、法国巴黎，都无法与之比肩。
没有有唐一代的恢宏，就没有有宋一代的深沉。如果说唐朝推动中国向广度延展，宋朝则推动中国向深度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