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

光绪二十三年，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时时处处感觉到了一种“滞”。这一年他67岁。

在世人眼里，翁氏家族是响当当的天下第一名门望族，“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道、咸、同、光四朝，翁氏两代累任高官。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翁同龢的仕途也是一顺百顺，咸丰六年（1856年),27岁的翁同龢中一甲一名进士，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1865年），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载。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翁同龢被慈禧钦命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两代帝师，翁同龢于时势应该处处圆通纯熟的，怎么他会感觉到“滞”呢？

其实，十一年前的光绪十二年(1886年)1月3日，是翁同龢的心境由“通”转“滞”的拐点时刻：他由工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帝国财政状况的不堪让他心事凝重，而光绪大婚前夕的太和门大火，毫无疑问刺激到了他，翁同龢对朝局或者说时局便隐隐有了不吉的念想。

火灾是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一个深夜发生的。大火起时，翁同龢正在府上酣睡。因有仆人大呼“大内火起”，翁同龢忙起床驱车入左掖门去扑救，途中翁同龢发现与他同行的救火大军浩浩****，竟达7000人之巨，包括士公贵族、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各旗副都统以及翰詹科首、军机章京、各部院衙门司员、各旗营侍卫章京等，另外还有神机营兵丁、步军统领衙门兵丁及护军官役都赶来了。起初，翁同龢还感觉如此浩浩****的救火行动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人人争着给皇帝作秀，但到现场后才知道火灾的确凶猛，据事后度算大火“烧毁贞度门一座三楹，东库房门七楹、太和门一座七楹，又东库房七楹，昭德门一座三楹，共焚去二十七楹”。而关于这次火灾的详细情况，翁同龢也在他的日记里做了描述：

昨夜大风，五更止。平日早醒，是日独酣睡。仆猝呼余起，曰“大内火”，又曰“贞珠门”。急起，饭而登车驱车入，始知贞度门……由左掖门入，踏雪难行，至则门罩三间已落架，墙柱尚燃。余与福公、庆邸皆日断火道，而莫之应也。门之西曰皮库，东则茶库。皮库尚开门出灯笼，茶库扃尚严，而火已穿入矣，人未知也！余出太和门，观金水桥下水，凿冰一尺才得数寸水，机不得力。遂至朝房小坐，甫一刻，则火已透茶库，上太和门檐，趋视则一间四面皆烈焰矣，何其速哉！人力难施，水又短缺，须臾越而东，毁武备院毡库五间，又东焚昭德门。惟时撤昭德门东边屋，屋坚固不能动，锯之斧之仍拽不倒。于是传工匠撤尽东头两间，凡两时许始得将梁柁拽下，而被伤者近十人矣。火至昭德门，忽回旋不东突，撤屋者因下手，不然烬矣。余又至朝房坐。再往，火如故。未正驰回报，饭罢复入，屋已撤三间，火道已断，柱犹冒火，余烬仍熊熊。

灭火行动进行了两天才结束，翁同龢筋疲力尽。但接下来的时日，翁同龢发现自己才真正开始忙起来。他所在的户部要为这次火灾遭受的所有损失买单。光绪“大婚”所备的服饰和各种礼仪用品大多烧毁，需要重置；“三门”烧毁，需要重建。翁同龢算了一下，光采买物料、拉运车脚、匠夫工价并办买铜、锡、叶子、金等项例银就达235000余两，另外为激励人气，光绪皇帝下令，凡到场救火的王公贵族、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九卿暨翰詹科道官员，以及各旗副都统等官员分别“着加恩赏加一级”，或“着加恩赏加二级”。算下来户部总计需拨银25000余两奖给水会、匠人、兵丁等人员，另外修建火班房和添置消防器具也需拨银13900余两。翁同龢感觉这火烧的不是太和门，而是户部——区区一座木门着火，户部30万两银子没了，翁那叫一个心疼啊。

却是不能说。因为皇帝正恼羞成怒。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大婚了，这火烧得不是时候。在私心里，翁同龢或许是希望光绪将婚期往后拖一拖的，因为光绪大婚没有五六百万两银子下不来。表面上看，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帝国每年平均岁入8300余万两，岁出7700余万两，盈余约600万两，皇帝结个婚应该绰绰有余。但翁同龢知道，这600万两银子是纸面上的财富，当不得真的。因为用钱的地方太多，这其中海防额款、颐和园工程是两个大头。先说海防额款。帝国海军始创于光绪元年，始创之时，朝廷每年酌提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关洋税，及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等省厘金，合计400万两，作为海防专款，分拨南北洋。这样算下来，北洋海防经费之款当有200万两。可李鸿章却老是抱怨不够，甚至公开说：“户部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李鸿章说的这个情况翁同龢也有难言之隐。首先，他接手户部时间不长，光绪十年（1884年）前北洋海防经费的拨解虽由户部主持却与他无关；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北洋海防经费的拨解改为新成立的海军衙门主持，李鸿章叫苦，叫不到他头上。但公允而论，翁同龢却相信李鸿章所抱怨的大约不假。因为战争未起之时，帝国财政唯一可以删减的地方就是海防额款了。

光绪皇帝即位以后异事纷呈。自甲申战后，帝国流言四起，曰变曰破立者不绝于耳。光绪虽然刚刚成年，不谙世故，也屡屡在翁同龢耳边表达破旧立新之意。翁同龢的意思是：“治大国如烹小鲜。何为重何为轻？火候为重，力道为轻。”他劝皇帝要韬光养晦，静待时日。

的确，世上事多有忌讳，明明是好事一桩，若是犯了忌讳，也会变成坏事的。虽然慈禧太后给光绪帝颁发了亲政懿旨，说：“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翁同龢却看出题外之意——光绪亲政那是万万急不得的。自同治朝以来，太后垂帘听政却稳操权柄，仿佛一个吸了多年鸦片之人，权力之瘾说戒就能戒？翁同龢自是不信。而当下最紧要关头，则是防止急躁冒进之徒以献策为名上治国策，以收名利双收之效，但说到底却是误国之最大祸患。那些日子，翁同龢惊闻东北皇家祖陵山崩千余丈，便担心会被有心人加以利用，以作为“极言时危，请速变法”的凭证。果不其然，南海布衣康有为就洋洋洒洒上写万言书，试图有所作为。

在翁同龢看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到京之后，试图交结的多为朝中重臣：工部尚书潘祖荫、吏部尚书徐桐、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以及国子监祭酒盛昱，等等。一个不第举人，如此热衷联络官场中人，这不免引起他的注意。起初，翁同龢以为布衣康有为定会四处碰壁的，却不料其他人等除徐桐之外，都与康有为见了面。有些做深入之谈，有些更引为知己。麻烦的一点还在于，多事的盛昱竟然将康有为的惹祸文章转到他翁同龢手上，试图让皇上革旧维新，励精图治。翁同龢一方面在心里批评康有为多事，盛昱不懂政治，一方面也为每况愈下的时局忧心忡忡。毕竟都是局中人，避而不谈时局并非就可以避祸的。

自光绪九年（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以来，帝国变得日益不堪。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声明中国自北越撤兵，调回边界。马尾海战，福建水师舰船被击沉七艘，官兵伤亡700多人。马尾船厂亦被毁于一旦。光绪十一年(1885年），帝国和日本签订《天津会议专条》，规定自“甲申政变”后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后朝鲜若有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派兵，彼此应先行知照，事定仍即撤回。帝国在朝鲜长达千余年的特殊地位被日本国染指了。翁同龢悲愤莫名。而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和法国人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日后建筑铁路应向法国商办。自此，帝国西南门户洞开。翁同龢觉得，李鸿章之有罪，此又一明证也。而要命的同样在这一年，帝国栋梁左宗棠过世了。左宗棠生前设马尾造船厂，制造轮船；讨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天山南北各地以及抗击法国侵略者，居功至伟。关键是此公蛮有意思，死前曾自作挽联。庄严、幽默俱在，出世、入世两全。上联曰：“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下联是：“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翁同龢最佩服左宗棠的一点是他有直名。当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人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时，左宗棠大骂道“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翁同龢听了，或许真是心有戚戚焉。可惜现如今栋梁不在，帝国还能安然无恙乎？翁同龢不敢深想。

当然，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翁同龢来说，最主要的事情是如何处理康有为的“万言书”。作为一个无功名者，康有为有一个途径是可以达到上书目的的。那就是取得同乡京官的印结，也就是同乡京官出具的有关康氏身世的证明。或许是康有为的同乡京官都不敢惹是生非，不愿为其出具证明，康有为才让盛昱通过私人途径将这份“万言书”转交到翁同龢手里，希望通过他以达天听。翁同龢自然不想惹这个麻烦，唯独顾虑盛昱不知深浅，将此事嚷嚷出去，自取祸患不说，还殃及池鱼。便在私人日记里写道：“盛伯羲（盛昱）以康祖诒（康有为）封事一件来，欲成均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决许覆谢之。”以为日后交代。

就在翁同龢将退未退康有为“万言书”之时，康有为却按捺不住自己心绪，直接找上门去了。翁同龢从门房处得知，此人初称布衣，继称荫监，号称康国器之侄孙，显得很不诚实，当下就看轻了他，拒绝一见。其实，翁同龢对这“万言书”还是相当的看好。在退还给康有为之前，他贵为帝师，竟然悄悄地在书房里紧闭门窗对此件做了详细摘抄，不少段落甚至是一字不漏地誊录。比如其中一段：“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睨而莫敢伺，况以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盛，人民之众，二帝、三王所传，礼治之美，列圣所缔构，人心之固，加以皇太后、皇上仁明之德，何弱不振哉？臣谓变法则治可立待也。”还比如：“今上下否塞极矣。譬患咽喉，饮食不下导，气血不上达，则身命可危，知其害而反之，在通之而已。古者君臣有坐论之礼，《大学》之美文王曰‘与国人交’，《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恳诚发乎中礼，群臣若嘉宾，故群臣尽心，下情既亲，无不上达，则奸消弊缩，虽欲不治，何可得哉？通之之道，在霁威严之尊，去堂陛之隔，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天下人人得献其才于上。”翁同龢都抄得格外认真，以为存档，也为日后借鉴。时局如雾，谁都不敢担保当前局面会永远维系下去的。事实上也维系不下去了。翁同龢或许觉得，眼下不变法不等于将来不变法。太后一旦放权，国内外事机、事态相继促发的话，帝国变法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到那时，这个叫康有为的年轻人或许可以派上用场。只愿他届时会成熟一些，不似今日这般冒失毛躁。

翁同龢将“万言书”悄悄誊录之后，就嘱盛昱退还给康有为，余不多言。

光绪二十三年，翁同龢回首人生往事，觉得自己首先还是个仕途中人。光绪元年（1875年），他任刑部右侍郎。光绪二年（1876年），任刑部尚书。光绪八年（1882年），出任军机大臣。光绪十年（1884年），法越事起，翁同龢主张一面进兵，一面与议。仕途上他加太子太保，赐双眼花翎、紫缰。光绪二十年（1894年），翁同龢再任军机大臣，深得光绪帝信任，直至光绪二十三年，以协办大学士，兼任户部尚书。

但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开始后，翁同龢每于皇帝召对咨询时事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形色，在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光绪三十年（1904年），翁同龢在家中去世，享年75岁。

因此从光绪二十三年的时间坐标去看翁同龢，几乎可以说是他的仕途人生巅峰期。但是大时代巨变蜂拥而来，翁同龢的衰落几乎呼之欲出了。

当然，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忆，翁同龢的仕途亮点也还色彩斑斓：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如果要盖棺论定，翁同龢或许觉得自己还无愧此生吧。

光绪二十三年，翁同龢也还是一个书法家。生活不只是由政治组成，艺术也还是曾经的状元郎翁同龢的精神寄托。在时光的浸**中，翁同龢先后从欧、褚、柳、赵书法中习得瘦劲，从颜体中习得浑厚，在北碑中领悟“平淡中见精神”的意境。翁同龢博采众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一个名噪一时的书法家，而是他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去与紧张的时代缓解关系。

作为两朝帝师，翁同龢对时代或者说时局也有力所不逮的地方。教出来的学生皇帝，掌控不了时局，他自己也最终被淘汰出局。说到底，光绪二十三年的翁同龢，即便能悟透生前身后事，但也只能像漩涡里的落叶，无法左右前进后退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