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

光绪二十三年，李鸿章74岁。他这一年的心境似乎只能用“苍茫”一词来形容。

此前两年，因为甲午战败，他被解除任职达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在贤良寺幽居。这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的冰盏胡同，是由当年雍正时的怡贤亲王宅第改建而成。环境幽雅，却不失皇家气派。这似乎说明了李鸿章曾经位极人臣的荣光。即便投闲置散，也隐含东山再起的可能。

而贤良寺一直与政治高度关联。因为靠近紫禁城，地方上入觐的封疆大吏大多选择在此下榻。李鸿章再韬光养晦，也难以落一个清静。当然从表面上看，李鸿章还是向往出世生活的。他在贤良寺里阅读《庄子》一书，体认“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苍茫境界；他天天临摹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以觉悟“空灵”之感。但是这样的散淡生活只延续了差不多一年时间，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3月中旬到10月初，古稀之年的李鸿章奉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命，出使欧美，先后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8国，行程9万多里。这是晚清像李鸿章这个层级的大员首次出国，睁眼看世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离李鸿章生命结束只有5年时间，离清朝寿终正寝也只有16年时间。如果只争朝夕的话，一个王朝的颓势还有一丝扭转的可能。但李鸿章出国睁眼看世界，究竟看到了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有所作为，一切都还要对那一年的历史加以解密。

李鸿章第一个出使的国家是俄国。沙皇的加冕礼在这一年5月举行，俄国公使喀西尼唯恐李鸿章在此之前先去出访法、德等国，就早早跑到贤良寺拜晤李鸿章，和他商定访俄的具体路程：乘法国邮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后，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专门迎候的轮船，由地中海入黑海，在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登岸，再乘车前往莫斯科。

对俄国访问的一个成果是订立《中俄密约》。俄国在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借地修路”，借中国之地，修俄国之路。与此同时俄方提出“中俄结盟，对抗日本”的诱人条件。值此甲午战败后不久，清帝国上下对“中俄结盟，对抗日本”的新战略颇感兴趣，当然其中的陷阱也不可不防——俄国“借地修路”，所“借”之地归俄国所有，并可以派兵驻守。这个事关主权问题。但是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前报告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说：“（沙皇）谓我国（俄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

其实外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政者的格局与视野。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清廷上下，几乎人人都对俄国抱有好感或者说幻想。张之洞就认为，从康熙皇帝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来，两国已经是有着200多年交往的“友好邻邦”了，而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看到即将签约的《中俄密约》条款后，可能觉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帝国权力场的心态，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后达成了高度一致。外化到外交成果上，就是《中俄密约》的顺利签订。当然外交成果非此一项。对李鸿章来说，在德国拜会俾斯麦让他获益匪浅。事实上在这之前，李鸿章在国际上就有“中国的俾斯麦”之称。这次见到本尊，李鸿章向俾斯麦请教中国该如何改革、如何使中国强大等问题。俾斯麦给出的建议是，首先一点是不能反对朝廷，改革只有得到皇帝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其次是改革只能以军队改革为基石，因为一个政权无论多保守多守旧，大多不会反对增强军队战斗力的改革。军队的强弱对政权的安危至关重要，所以整个改革可以从阻力最小的军队改革入手。

应该说，来自欧洲这样的常识教育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前后的清帝国是有意义的。两年后，在光绪皇帝指导下，戊戌变法爆发，此后袁世凯小站练兵，包括后来警察制度的引进，都说明欧风美雨的教化作用。

当然，对李鸿章来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在英国。当他头戴三眼花翎、身穿黄色马褂出现在英国伦敦街头时，英国民众给了他足够的尊重——纷纷脱帽致礼，欢迎这位尊贵的中国客人。但是李鸿章此访的一个重要任务——请求增加关税却没有在英国完成。因为早在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里，中国就放弃了关税自主权。该条约里有关条款规定，清帝国对于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不能自行决定，要与英国商定。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帝国迫切要求增加关税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此前长期执行的5％低关税导致了大量外国货物进入清帝国，形成倾销，从而阻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二是国家财政因此变得很紧张，入不敷出，亟须增加关税来解决帝国在刚刚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问题。

尽管此前，李鸿章访问沙俄与德国时，两国都同意清帝国增加关税的提议，但是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却明确拒绝了李鸿章的请求，这让李鸿章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凉薄滋味。

在英国，李鸿章目击到的一切都让他深感震撼。在港口城市朴茨茅斯参观英国皇家海军演习时，李鸿章看到各舰船行列整肃，军容雄盛，不禁感慨万千：“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

在伦敦，李鸿章参观了著名的英格兰银行，向银行主管和几位经理详细询问了银行业务的种种细节，以及银行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事实上，在当时伦敦已经是世界金融中心，而中国还没有一家国人创办的现代金融机构。李鸿章事后明白，两年前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金融其实已经决定成败——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有千余家的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中日两国政府在战争中的融资能力不可同日而语，甲午战争，清帝国根本不可能取胜。

当然，对于西方政治制度，李鸿章展现了审慎的态度。他参观英国国会上、下议院时，多看少说，或者只看不说。这里其实是有前车之鉴的。李鸿章的老友郭嵩焘，就在这上面翻了船，最终郁郁而终。大约11年前的1877年，清朝第一个驻外使臣郭嵩焘赴英国就任，并应总理衙门的要求，将自己从上海到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定名为《使西纪程》，抄寄一份给总理衙门。由于书中赞扬了法国和英国议会制度，从而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有人痛斥他“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也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虽然李鸿章对郭表示支持，但是慈禧还是向总理衙门下发了将此书毁版的谕旨。1890年，被罢官归家已久的郭嵩焘病逝。有鉴于此，李鸿章在这方面当然不会重蹈覆辙。

如果以光绪二十三年为参照，李鸿章的欧风美雨教育于帝国并没有大益处。此后一年，戊戌变法发生，百日后夭折。李鸿章出任粤督期间，北方爆发义和团运动，英、法等国组成八国联军进行干涉，慈禧携光绪逃至西安，北方局势一片混乱。这已然是世纪之交了，中西方格局与视野之别几乎是地球人遭遇火星人。时局糜烂至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密议：一旦北京不保，太后与皇上死于非命，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清帝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李鸿章重新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主持与八国联军的和谈事宜。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李鸿章躺在病榻上边咳血边讨价还价———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9月17日，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奕劻与英、美、法、德、俄、日、意、奥、西、荷、比11国公使终于在《辛丑条约》上签字。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辛丑条约》签订两个月之后，李鸿章赍恨而终。弥留之际，他两眼“犹瞠视不瞑”。

李鸿章年轻的时候奉父命入京应试，作《入都》组诗。其中一首是：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

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泸沟桥畔路，

几人从此到瀛洲。

李鸿章签《辛丑条约》咳血之际作《临终诗》：

劳劳车马未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

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

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

诸君莫作等闲看。

一切人生际遇，当作如是观。而光绪二十三年，只不过是国运和李鸿章命运下行线的一个节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