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努尔哈赤死因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后背发疽而死,还是中炮伤而死?这是清史界长期争论的一个学术问题。

一、事情缘起

事情的缘起是宁远之战。先是,天命三年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告天之后,采取突然袭击、里应外合的战术,亲自率兵,攻打抚顺。

抚顺位于明朝与后金、平原与山区、汉族与女真、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的接合部,是后金向西进入辽河流域的头道重关。明抚顺城游击李永芳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寡不敌众,献城投降。这是努尔哈赤第一次向明朝发起军事进攻并取得了胜利,它标志着后金- 清同明朝关系的一个转折。从此,努尔哈赤由明里称臣、暗自称雄,而为公然犯顺、主动出击。抚顺之战是明清战争史上的初战,由此拉开了晚明清初战争历史的帷幕。明朝称此为“辽事”之始。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明朝万历皇帝为回应后金天命汗努尔哈赤的挑衅,调发十二万大军,号称四十七万,兵分四路,分进合击,企图对后金都城赫图阿拉犁庭扫穴,一举歼之。然而,事与愿违。努尔哈赤面对明军的大举进攻,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就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短短五天,夺取大捷。这就是著名的萨尔浒战役。于是,明清关系史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后金由军事防御转为军事进攻、明朝由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的历史性转折点。

萨尔浒战役之后,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于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向明朝辽东核心地区发起进攻,连续夺占辽东重镇沈阳和辽东首府辽阳,并相继攻占辽东七十余座城镇寨堡。随之辽河以东、鸭绿江以西的广大地带,都归努尔哈赤占有。同年,后金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到辽阳,后清称为东京,就是东部京城。天命十年即天启五年(1625 年),再迁都城到沈阳,后金称为盛京,就是兴盛的京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促进了后金在辽河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加速了女真- 满洲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天命七年即天启二年(1622 年),努尔哈赤乘着沈辽大捷的有利态势,进军辽西。

明辽西重镇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市),为辽东巡抚的驻地,城垣高固,城池深广,兵力较多,防守较固。明军失去辽河以东土地后,重点防守辽河以西的广宁城。明朝辽军将防线分为南、中、西三路,设立广宁前屯、后屯、左屯、右屯四卫。当时,辽东经略熊廷弼驻山海关,巡抚王化贞驻广宁。努尔哈赤巧妙地利用熊廷弼与王化贞的“经(经略)抚(巡抚)不和”,进攻广宁。他采用军事进攻与里应外合的两手策略,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广宁。

明失守广宁后,将经略熊廷弼“传首九边”、巡抚王化贞下狱(后处死),任命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为大学士、天启帝师,位高权重,勇于任事。

他重用袁崇焕,修筑宁远城(今辽宁省兴城市),并重兵严守。不久,孙承宗遭到阉党排挤而去职。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朝廷,独断专权。朝廷派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为辽东经略,驻山海关。高第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命守军从大凌河城以南,包括锦州、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宁远、沙后、前屯等地所有兵民撤退入关。撤退的百姓,背井离乡,扶老携幼,络绎道路,哀鸿遍野。但是,宁前道袁崇焕拒不从命,说:“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高第坚意要撤,并要撤宁、前二城。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 袁崇焕传》卷二五九)努尔哈赤得到明朝变换经略并撤退锦州军民到山海关的消息后,决定进攻明朝辽西的孤城——宁远。

二、是否炮伤

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 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八旗大军,号称十四万,从沈阳出发,往攻宁远。

二十三日,后金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带兵民万人守城,城上布设红夷大炮(清讳“夷”字而称红衣大炮)。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对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的杀伤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先后从澳门购买三十门,其中留北京城十八门、炸毁一门、解往山海关十一门。这十一门红衣大炮架设在宁远城上,成为袁崇焕凭城用炮、击退敌军的强大武器。使用红衣大炮的孙元化、彭簪古等人,曾在京营中受过葡萄牙人的训练。他们周密部署,准备迎战。

二十四日,后金官兵推楯车、运钩梯,骑步配合,蜂拥攻城。城上发炮,攻城受挫。

二十五日,后金军继续攻城。城上放矢镞、下礌石、放大炮,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体堆积。

二十六日,后金撤兵。

一些学者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被明军的炮弹击伤,其主要根据如下:第一,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明熹宗实录》卷六八)这个大头目,有人认为就是努尔哈赤。

第二,张岱《石匮书后集· 袁崇焕列传》记载:“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

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

第三,后金撤军非常突然。后金军是在火炮打中“黄龙幕”和“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的紧急状态下撤军的,由此推断被打伤的是后金军的统帅努尔哈赤。

第四,明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虏众五六万人,力攻宁远,城中用红夷大炮,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遗弃车械钩梯无数。”

第五,《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明军“婴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满洲兵不能进,少却。次日,复攻之,又不能克,乃收兵。

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最后只有“大兵遂退”。

第六,朝鲜李星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

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

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樻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樻中实伏甲士,立于樻上,俯下矢石。如是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这段话,虽如“俱礼物及名马回谢”似小说家言,却提及“奴儿哈赤先已重伤”云云。

第七,经查《满文老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等档案和文献,在宁远之战中,八位著名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讬,没有一位受伤。这位受到炮伤的大头目,可能性最大而又最容易令人想到的就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宁远之战的大败,是他一生中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天命汗“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仇恨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努尔哈赤受到炮伤后,久治不愈,致伤口恶化,洗汤泉之后,因并发症而死。

三、死亡原因

有的学者认为,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1980 年第一集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之不确》及商鸿逵教授附《赘言》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持异议。李鸿彬先生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对努尔哈赤被明军炮火击伤、不治而死论断的史料根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三点质疑:第一,据《春坡堂日月录》记载,“目见”宁远大战的韩瑗是在战前(即明天启六年正月以前)朝鲜赴明使团中的一名翻译官。但是,除《春坡堂日月录》外,我们看到的一些明朝和朝鲜的官书私籍,均未见到此时朝鲜遣使来明和明朝接待来使,以及韩瑗在宁远观战情况的记载。尽管明人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一书中曾说:“天启六年三月,朝鲜陪臣全堤等庆贺礼毕辞归”。然而全堤何时出使明朝,何时途经宁远,韩瑗是否就是跟从全堤而来的译官,皆无材料证明。因此,有无韩瑗其人,是否“目见其战”,这是怀疑的问题之一。

第二,据《春坡堂日月录》记载,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在宁远战斗中“奴儿哈赤先已重伤”,那么作为守卫宁远的最高将领,并在韩瑗身旁的袁崇焕,对努尔哈赤的伤情更应一清二楚。况且袁崇焕还曾“即送一使”前往后金阵地察看过。倘若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崇焕本人,而且明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资激奋军民的情绪和保卫辽左的决心。

但是,无论是袁崇焕屡次向朝廷报告宁远大捷的战况,还是明廷多次表彰袁崇焕守卫宁远的功绩,以及许多朝臣庆贺宁远之战胜利的奏疏,都只字不提此事。因此,努尔哈赤在宁远对明军作战中,有无身受“重伤”,是否“懑恚而毙”,这是怀疑的问题之二。

第三,从大量记载看,努尔哈赤自宁远败退回到沈阳直至死去的八个月里,并没去寻医治伤,而是“修整舟车,试演火器”,并且“近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攻宁远,以洗前次败走之耻。四月初,当青草长大,战马得食,他即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在攻明之前,西向进军蒙古喀尔喀等部。到五月上旬,得知明将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则又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鄂巴洪台吉来叩见,努尔哈赤亲自带领贝勒大臣,“出郭迎十里”。从他的这些活动看,努尔哈赤哪像身受“重伤”的病人?这是怀疑的问题之三。

因此,笔者认定:努尔哈赤“先已重伤”的说法是不可靠的。

那么,努尔哈赤的死因清代官书是怎样记载的?

其一,《满文老档》记载。丙寅年(1626 年)七月二十三日,汗因病前往清河温泉。八月初一日,遣贝勒阿敏代祭,瓦尔喀、旺善、萨哈尔察等陪祭,向显祖神主祷告:儿因身体有病,命贝勒阿敏等代祭,望保佑儿的身体早日痊愈。

其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沐养。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代子河(太子河)而下,遣人请后迎之,于浑河相遇,至叆鸡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

其三,《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七月)癸巳(二十三日),上不豫,幸清河坐汤。八月庚子朔,丙午(初七日),上大渐,欲还京,乘舟顺太子河而下,使人召大妃来迎。入浑河,大妃至。溯流至叆鸡堡,距沈阳城四十里。庚戌(十一日),未刻,上崩。在位凡十一年,年六十有八。

由上,清代官书均说努尔哈赤死于疾病,但都没有交代努尔哈赤死于什么病。

努尔哈赤究竟是死于什么病呢?

其一,明朝记载。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愠患疽死。”明御史汪若极也说,因宁远大捷,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记载:“老奴酋疽发背死。”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亦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

其二,朝鲜记载。朝鲜捉获后金部民则说:“奴酋去(按应为今)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即温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朝鲜《丙子录》也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

有学者说,上述资料分别来自明朝和朝鲜,但都是从后金内部传出的消息,因此这种间接记载颇可怀疑——努尔哈赤是患疽而死,还是受炮伤感染因并发症而死,仍存在研究之余地。

又有学者说:努尔哈赤在宁远负伤,为何仅见于朝鲜记载,而不见于明朝与后金记载?下述两个问题值得思索:其一,《满文老档》于宁远之败记载断简;其二,袁崇焕部将周文郁《边事小纪》又恰于宁远之役载述阙文。这或同清入主中原后删除对其不利文字记载有关?

也有学者说,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仍有军事和会盟活动,表明他没有受伤。于此似可以另有解释:这只能说明努尔哈赤没有受到卧床不起的重伤,但不能说明他没有受伤。

还有学者说,皇太极宁锦之败

后,直至其死,再没有攻打宁远。

皇太极对宁远存在一种极特殊的恐惧与禓(shāng,意鬼)祲(jìn,意不祥)的心理。这同他父亲在宁远之战中受炮伤而致死有直接的关系。

综上,努尔哈赤之死因,有三

种解释:

第一,努尔哈赤宁远之战受炮

伤,久治不愈,天气暑热,洗汤浴感染,致伤口恶化,因并发症而死;第二,努尔哈赤宁远之战没有受伤,宁远战败后,郁悒不自得,由心理创伤而患痈疽致死;第三,努尔哈赤之死同宁远之战无关,纯属死于毒疽。

总之, 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死

因,仍是一个待解的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