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国藩回任两江 李鸿章总督直隶
按御前会议的结果，军机处给曾国藩及沿海督抚一份廷寄，内容自然是指授方略，除要求战备外，还指示：“洋人诡谲成性，得寸进尺，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威。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
这份廷寄其实照顾了主战清流的情绪，听上去好像朝廷一力主战，是曾国藩“事事遂其所求”，太过软弱。其实朝廷的真实意思仍然是求和，但是不肯去背软弱的骂名，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依然把难题推给了曾国藩。
除了这份廷寄，内阁则明发了一份上谕，是按曾国藩所请将他的奏折明发天下。但明发的内容只是部分摘抄，大家看到的是曾国藩为洋人喊冤，认为洋人是文明国家，不可能干挖眼剖心的恶行。而他是如何得出这番结论的原因，却只有只言片语。因此，看到上谕的人无不认为曾国藩是被洋人买通了，做了可耻的汉奸。
京中清流最先得到消息，无不痛骂曾国藩枉为国家柱石。他的同年、同乡纷纷写信，客气地表示惋惜，不客气的满纸责问。向以曾国藩为骄傲的湖南同乡更是深以为耻，竟把湖南会馆中曾国藩所题匾额烧毁。
最让曾国藩尴尬的是，朝廷已旨准将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交部议罪，但刑部却不肯接收。他们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说如果把两人押解进京，法国公使罗叔亚则非要来听审，实在有失朝廷颜面。因此，府县官员不能押解进京，而是在天津就审。上谕说——
曾国藩等应于张光藻等抵津后，先后取具亲供，照会罗叔亚。如罗叔亚仍自狡执，自应询问该使府县帮同主使究竟有何证据，即得之传闻，亦应将闻自何人确凿指出，再行当堂质讯以昭核实。若以游移无据之词，欲将该府县正法，断不能如此办理也。张光藻等既在天津传质，罗叔亚自亦应在津。如罗叔亚进京更无转圜地步，曾国藩等谅亦统筹全局，熟计深思。将此由六百里密谕知之。
明明是无人肯接烫手的山芋，却把难题推给他来处理，又如此堂皇，仿佛他连审案的常识也不懂。这份密谕让曾国藩十分懊恼，同时他又接到儿子曾纪泽的信，也是劝说不该拿地方官议罪。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向来对父亲极是恭顺，可在这封信里，他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撤道、府、县三官，诚足以悦洋人之意，然若因此遂失民心，则所损者大，而患方未已，似宜斟酌尽善，然后行之。男窃谓此次洋务之所以棘手者，不徒在洋人凶悍、百姓之刁蛮，又在于部署（指总理衙门）、商臣（指崇厚）毫无远虑，祸难未至而先自扰乱也。此时事务，最不可先失民心，欲得民心，在于保全好官而缓言辑凶。”
曾国藩知道拿地方官治罪肯定要得罪清议，只是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朝廷要他力保和局，却要表现出一副强硬的态度，曾国藩心里窝囊，多少有些被朝廷出卖的感觉。想想如果民心尽失，天津百姓对他这位总督大失所望，再出事端，他就是维持和局也未必能办得到。因此，他当天给儿子复信——
字谕纪泽儿：
罗叔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指崇厚）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三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疚于神明，外惭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遇此大难。兹将罗使照会及吾复照抄去，以明父之隐忍，实非得已也。
余自来津，诸事唯崇公（指崇厚）之言是听，挚甫等皆咎余不应随人作计，名裂而无救于身之败。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竟无善策，唯临难不敢苟免，此则虽老不改耳。此谕。
涤生手示
第二天，法国公使罗叔亚再次提交照会，要求将天津府县官员和陈国瑞正法，并缉拿凶犯。曾国藩这次毫不犹豫地回复道：“要治地方官员之罪，必须有确凿证据。至于凶犯，本督一至天津就督责地方在查办，然而当时情形混乱，取证极难，尚需时日。”
下午崇厚也来见曾国藩，并通报道：“侯相，今天上午下官在紫竹林会见了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他说必须拿地方官员正法，而且要尽快缉拿正凶，明天四时前不答复，他们就要进京与总理衙门交涉。”
此时，曾国藩对崇厚的看法已有些改变，回想他到天津以来的交往，觉得此人的确太过媚洋，自己也信他太甚，与洋人交涉才太过软弱，所以果绝地回道：“这个绝对做不到。交部议罪已经有些过分，把官声俱佳的地方官正法，那可真是汉奸了。”
崇厚也感觉出了曾国藩态度的变化，又说道：“法国人又从广东征募四千匪徒，凶悍异常，只怕不答应洋人，他们有可能进攻天津。”
曾国藩捋着胡须道：“我不答应又能怎样？”
“大沽口的兵舰又增了一艘，听说是俄国的。”
曾国藩冷笑道：“他们有兵舰，总不能开到京城去。他们若上了岸，便是旱鸭子。我已密调铭军到天津，李少荃正从陕西星夜兼程而来。洋人有洋枪洋炮，李少荃的淮军也不缺落地开花弹。有本督在，洋人想进京恐怕没那么容易，他们要开战，先得踏着我的尸体过天津。”
闻言，崇厚大惊失色，他以为曾国藩真已拿定了不惜开战的决心，从前的软弱，也许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从容调兵。崇厚已得到旨意，让他交卸后就起程去法国。如果他去了法国，两国却开了战，他怎么交涉？如果能够让罗叔亚满意，他在法国的差使也好办。他觉得曾国藩转而强硬，能够把他调走最好。告辞回去，他立即密奏朝廷，说曾国藩病体加重，当客呕吐，请简派重臣接替。
崇厚的奏折到京，朝廷真动起了派人接替曾国藩的念头。原因有三：一是曾国藩被人骂作卖国贼，已难孚众望。另派人前往，也算救曾国藩出火坑。二是罗叔亚进京，指责曾国藩有意为地方官开脱，有意放走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回原籍以逃避制裁，而且辑凶不力，到天津已近两月，而只抓了七个正凶。三是曾国藩有些不听总理衙门招呼，尤其在缉拿凶犯上，总理衙门一催再催，而他总以难有确证为由推托。总理衙门怕洋人不耐烦了，事情难以收场。
接替曾国藩的人选，朝廷中枢其实已成竹在胸，那就是从陕西正赶往直隶的李鸿章。由李鸿章接替，再合适不过。一是李鸿章手里有淮军，可做战和两手准备。二是曾李二人是师承关系，学生接老师手里的烫手山芋最为合适。其三，李鸿章从带兵入沪起就与洋人交涉，驾驭洋人的能力连曾国藩也自愧不如。尤其他处理的教案，真是举重若轻，没给朝廷惹麻烦。
李鸿章处理第一起教案的时候，刚署理两江总督。洋人教士到总理衙门去交涉，要求归还金陵城的教堂财产。总理衙门将此事推给李鸿章，李鸿章一调查，发现此案是个陈年旧案。康熙年间，在金陵城有个洋人的教堂，规模还不小。到了雍正年间开始禁教，把传教士都打发走了。后来，教堂也被拆掉，盖起了民房。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取得在中国传教的权力，法国传教士于是提出归还康熙年间建造的教堂。教堂早就拆毁建成民房，怎么还？地方官提出另选个地方给传教士，但传教士不答应，因为教堂原位置相当不错，位于金陵城繁华地带。
李鸿章接手教案后，立即上奏，说教案他可以妥善处理，但不能催得太紧。他知道总理衙门太怕洋人，只要一遇到教案，就督责地方委曲求全，尽快让洋人满意，免得闹心。但金陵百姓花钱买的地方，自己建的房子，怎么肯让出来？你如果来硬的强拆，非引起民乱不可。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而且法国人也未必会因为这么一件事就动刀兵。所以，他上书总理衙门说——
彼族恫疑虚吓，是其惯技，得陇望蜀亦其常情。臣与交涉最久，如白齐文、戈登前事，风浪极大，究其曲不在我，以理相持，以诚相感，终可消弭无形。至寻常传教之事，似不至以微嫌细故遂成决裂，亦不得因其恐吓逼迫遂无限制。且入手之初，彼气过盛而欲太奢，几莫测其所底止，况舆情不顺，公论弗然，势亦未可以勉强。故不能不缓宕以折其气，而逆制其无厌之心，此又办理洋务不得已之实情也。
李鸿章的意思就是一句话——不急，拖拖再说，拖到他们没脾气了，事情自然好办。
接下来他的确也就是这样办的。听说他接手教案，法国传教士就到总督府找他，他吩咐挡驾，传教士在大门外又吵又叫，李鸿章喝茶聊天，就是不理。拖了六七天，终于让传教士见了一面，然后好像真的调查起来，不过，他一直调查的是传教士在金陵的不法情事。传教士来问，李鸿章依然不见，只让下人告诉他，说总督大人非常重视，一直在深入调查。
一查查了半年多，法国公使出面，气恘恘地向李鸿章兴师问罪，李鸿章不待公使开口，便把几十份状纸推到公使面前，全是金陵百姓状告传教士和教民不法行径的。
法国公使道：“我来是为归还教会财产案，别的事不管。”
李鸿章笑着道：“公使应当管什么事我不清楚，我署理两江总督，两江的事情我都必须管，既然百姓状告传教士和教民，我自然要管。这些案子都互相关联，我不管也不行。”
法国公使哑口无言，他去总理衙门施压，李鸿章回复总理衙门，说尽管把一切事情推到他头上，让洋人与他交涉。这样又拖了两个月，江南教区主教亲自登门，态度完全变了，只希望能给个地方建教堂。李鸿章说道：“中国人的庙宇有许多建在山中，我就在东门外的山上给你们划片无主地，有山有水，再好不过了。”
主教嫌远，李鸿章则坚持不可能在城内划地方，这样民教混杂，难免生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在南京城外给他们划了一片地方了结此案。而这个结果，就是地方官最初拿出的方案，当初传教士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总理衙门也觉得这种处理办法根本不可能。可是让李鸿章拖了一年多后，法国传教士被拖得筋疲力尽，最终答应在城外建教堂。
总理衙门对李鸿章的手段十分惊奇，自然记忆犹新，因此，让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教案，真是不二人选。
可把曾国藩放到哪里？毕竟他是国家勋臣。他身败名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了朝廷的替罪羊。朝廷明面上虽然不说，但心知肚明。所以，从慈禧到恭亲王，都觉得必须让曾国藩有个合适的去处。
正在发愁的时候，两江总督马新贻被人刺死了。
马新贻（1821—1870年），字谷山，号燕门，又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人。他是李鸿章的同年进士，也是靠与太平军、捻军作战起家的。两年前，曾国藩调任直隶，两江总督出缺，当时李鸿章满怀热望，可朝廷怕湘淮势力在两江根深蒂固，因此将资望浅于李鸿章的马新贻从浙江巡抚任上升任两江总督。他到两江后，很重视练兵，经常到督署东边的校场去检阅。校场紧挨总督府，从一个偏门就能直接过去。所以每次去校场，他总是走这个偏门，身边所带就是两个贴身亲兵和一个亲信长随。
七月二十六日这天，他检阅完后回督署，走过偏门后，突然有人跪下高举状子喊冤。马新贻亲自去扶，不想那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反手一刀扎进他的胸脯，跟随的人根本来不及反应。
马新贻死了，需要派新总督。而堂堂两江总督竟然连命也保不住，可见两江并不安定，非派威望素著的重臣不可。而曾国藩部旧遍布两江，又是湘军领袖，由他前去定能镇得住。因此朝廷很快发布上谕，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而正从陕西赶往直隶的李鸿章，则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
让李鸿章带兵入卫和总督直隶的消息都让他大喜过望，甚至可称为双喜临门。不但救他出了火坑，而且把他推上了天下督抚之首的位置。
两年前平定捻军后，曾国藩总督直隶，李鸿章回任湖广总督，而资历不及他的同年马新贻则出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自然有些不痛快。其实，在湖广总督任上，他真正治理湖广的时候并不多，朝廷先是让他去四川查吴棠贪墨的案子，顺便处理酉阳教案，前后用了半年多。回武昌不久，贵州苗民造反，朝廷又让他带兵去贵州。贵州偏远之地，打仗毫无把握不说，远离中枢，即便是打了胜仗，时日稍长，岂不会被人淡忘？所以他以要训练步兵为由，迟迟不肯起行。接着，陕西战事出了挫折，刘松山战死，形势危机，朝廷又改派他去陕西。
在西北统帅大军的是左宗棠，李鸿章如何愿意去受他的窝囊气。所以他又上奏朝廷，说西北作战，非有马队不可。他以此为由，在武昌拖了两个月又走了一个月才到潼关，在潼关停留一个多月，又走了半个月才到西安，这时已经六月底，天津教案已经发生了一个多月。
到西安没几天，还没来得及去与左宗棠相商，七月初四，他便接到带兵入卫的上谕——
本日据崇厚奏称，曾国藩病症复发，卧床不起，势甚危笃，事机十分棘手等语。法国水师提督都伯理到津，且以兵船恫喝，势将决裂。本日已派毛昶熙前往天津，会同曾国藩办理。并令丁日昌由海道赴津，帮同商办。唯该国既有兵船到津，亟应豫筹备御，曾国藩病势甚重，一时实乏知兵大员。刻下陕省军情稍松，着李鸿章移缓就急，酌带郭松林等军克日起程，驰赴近畿一带驻扎。届时察看情形，候旨调派。现在事势紧急，该督务须迅速前进，毋稍迟误。其陕省防剿事宜即着知照左宗棠妥筹办理，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密谕知之。
接到这份上谕，李鸿章十分高兴。他当天就传知郭松林、周盛传等军马上启程。他则于第二天先带八营启程，计划到潼关渡黄河，取道山西驰赴直隶。同时他给署理湖广总督的大哥李瀚章写信，让他帮办粮草军火，又上奏请刘铭传帮办军务，其行动之迅速，简直如同逃离虎口。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在陕本为赘疣，借此消差，氓然无迹，一意驱车渡河。”
直隶总督肩负拱卫京师之责，世称天下督抚之首，非亲信重臣不能获任。李鸿章得此重任，无疑证明他的地位已经超过乃师曾国藩。换句话说，他的淮系势力正式压倒了曾国藩的湘系。对李鸿章而言，更让他高兴的是，淮军的饷源地又增一省。平定捻军后，为了打消朝廷的顾虑，他主动裁撤淮军五十余营，但七十五营精锐保留下来，其中铭军二十余营留防直鲁交界的张秋、东昌，以备曾国藩调遣；庆、勋两军二十营驻防江苏，他则自带郭松林武毅军、周盛传盛军和亲军枪炮队十九营赴湖北。随后潘鼎新回任山东藩司，鼎军七营驻防鲁境。淮军防区从江苏一省而扩展至苏、鄂、鲁三省。如今他总督直隶，直隶自然也成为淮军防队和饷源地。直鲁为畿辅重地，苏鄂为财富之区，淮军虽非国家经制之师，但其作用已然超过八旗绿营。
随行的将领、幕僚都来祝贺，获鹿知县得悉消息也来祝贺。等打发走各路贺客，他亲笔上折谢恩。虽是官样文章，但不能不动一番脑筋。首先，他要表明自己效忠朝廷、效忠皇上的决心，还要表明自己接任后的态度，那就是一切按照曾国藩的旧章办事。之所以要如此表白，一则天津形势正在紧张之中，朝廷最希望的是一个稳字，他最好不要折腾；曾国藩是他的老师，尊重师门也不宜新官上任乱放火。李鸿章文幕出身，倚马可待，略作润色便出来了——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窃臣于获鹿县行次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九年八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钦此！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臣才识疏庸，屡膺疆寄，自去春位楚以后，使蜀援秦，驰驱不息，在任之日少，在外之日多，地方吏治愧未能尽心整饬，悚惕方深。兹蒙简命调任畿疆，值海防吃紧之秋，正臣职难宽之日。唯畿辅要区，为皇都拱卫，根本大计，纲纪攸关，稍存瞻顾之心，即昧公忠之义。现在津案末结，河工待修，凡柔远能迩、练军、保民诸事，皆当规划闳远，非老成硕望如曾国藩不足以资镇抚。臣虽梼昧，何敢畏难诿卸，上负圣明？唯有勉竭愚忱，一守曾国藩旧章，实力讲求，倍矢兢惕，以图报称而慰宸廑。
然后，他再给曾国藩一封亲笔信，自然要谦虚几句——“鸿章知无退步，不得不纯任自然，非真能任艰巨者。”另外报告自己的行程，“旨催赴津，拟在此休息一日，过保定再驻数日，或留亲军于彼，间由水路来谒。”
八月十二日，他到达了直隶总督府驻地保定，便不再往前走了，决定在此驻扎几日。原因倒不是太过劳累，而是天津教案的缘故。天津教案的办理情形，曾国藩经常有书信给李鸿章。总理衙门受到法国公使的胁迫，一再督促曾国藩对天津府县治罪，捉拿杀洋人的凶犯抵命。天津府县无罪可治，而打死洋人的人到底是谁，取证实在困难。两个多月时间，曾国藩只拿到确有证供者七人，略有证供者二十余人。朝廷觉得太少，没法向洋人交代，要求将来正法的正凶，应当与洋人死亡人数相当。曾国藩实在没有办法，与从乘轮船赶到天津会办教案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反复商讨，只得变通办理，只要有两个人证明打过洋人，就以正凶定案。这样拼凑下来，曾国藩打算正法二十人左右，再军流、徒罪一部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黑龙江。
李鸿章知道这样处理一批人犯，洋人未必能满意，而朝野上下则必定痛骂曾国藩。天津教案是个大泥坑，曾国藩已经滚了一身泥，弄得身败名裂。如果自己如朝廷要求急匆匆去天津赴任接手，他必定也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这样的傻事，他李鸿章不能做，这样的冤大头，他李鸿章不能当。反正曾国藩已经落了一身骂名，不妨让他挨骂到底，待他把处理结果上奏后，他再去接任，所以他以中暑为名在保定住了下来。住了两天，他觉得这点小聪明瞒不过阅历丰富的曾国藩，不如干脆说到明处，老师能够体谅最好。所以他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津案拿犯一节，实为题中要义，而三辅绅民与都中士大夫群以为怪。鸿章冒暑远行，莅省后委顿异常，不得不略微休息，兼以初政即犯众恶，实为政之大忌。尊处能将凶犯议抵依限议结，鸿章到津，未了各事必全力担承。”
曾国藩理解这位学生的心情，自己已身败名裂，再让高足滚一身泥，确实也没必要，因此他就尽快分两批上奏处理方案：张光藻、刘杰革职，发往黑龙江效力；正法凶犯二十名，充军流放二十九名；赔偿抚恤共计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派崇厚为特使，前往法国道歉。
此折一上，曾国藩再次被骂。李鸿章则于朝廷批准方案后起程去天津，于八月二十五日到达。天津城内外到处是揭帖，“卖国贼”“洋走狗”“法国人的孝子贤孙”，骂曾国藩、骂丁日昌。许多揭帖重叠相加，看来是揭了又贴，揭不胜揭。丁日昌到天津会办教案，也被骂得狗血喷头，有些出乎李鸿章的意料，可见天津百姓与朝廷的态度相距十万八千里，要妥善处理，绝非易事。
第二天，他前去通商衙门拜见曾国藩，见面就要行跪拜大礼。曾国藩连忙两手虚扶制止道：“少荃不可，如今你已是天下督抚之首，断不可行此礼。”
曾纪鸿连忙过去扶李鸿章，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薛福成，则亲自奉茶。
曾国藩握住李鸿章的手说道：“少荃，天津教案，我是内愧神明，外惭清议，真是无颜面对。”
“老师不必如此说，老师以大局为重，不开战端，老成谋国，处置极为妥当。大清朝野，无论谁来处置，都不可能比老师高明。”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是安慰他，但毕竟心头稍稍宽慰。
两人又互相问候了身体起居，曾国藩这才问道：“少荃，你怎么看这次教案？”
李鸿章坦言道：“完全是谣言导致的劫难。老师说得不错，挖眼剖心，就是野蛮国家也不可为，何况英法这样的文明大国？可是偏偏有人信。洋人挖眼剖心种种说法已非一日，从江南到江北，皆有此类传言。本来百姓就仇视洋教，这样的传言岂不是火上浇油？老师要求朝廷把津案调查情形明发天下，让朝野都知道洋人并无挖眼剖心的恶行，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以谣言为理由去攻击洋人，这才是以水灭火之道，甚至可称是釜底抽薪。可惜不少地方官不明事理，往往火上浇油。”
薛福成插言道：“有些地方官未必不知道这是谣言，可为了保护百姓的一片爱国至诚，所以不加制止。”
“叔耘，妄杀洋人不是爱国至诚，纵容这种行为更不是保护百姓的爱国心，这是愚民蠢策。本来我朝就以泱泱上国自居，以为洋人洋务不必学也不能学，每倡一项洋务必然是阻挠重重。如今我们再放任洋人挖眼剖心的无稽之谈盛行朝野，岂不更加让我们蔑视洋人国家的文明，推行洋务岂不更加艰难？打个比方说，你与对手对阵，光明正大的办法应该是练好你的武艺，而不是往对方身上泼脏水，你把他污得不像样，并不降低他的实力，而你可能因为轻视他的实力而吃更大的亏。现在西方列强，都在你追我赶，比着赛看谁的军备厉害、商业发达，没有哪一个国家靠愚民蠢策来兴国。”李鸿章又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话。
曾国藩叹道：“少荃说得极是，我当初坚持要朝廷明发我的调查，就是想让朝野上下知道，这场教案天津百姓也是有错的地方。谁料无人肯信，反倒说我是被洋人收买，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朝廷明发的上谕是摘录老师的奏折，不免前言不搭后语，尤其是老师所做的分析，把国人误解洋教的原因分析得十分透彻，如果仔细读过，对洋教的种种疑惑、揣测或可豁然开朗。可是朝廷的明发断章取义，反而让国人误解了老师。”李鸿章一语道破。
“国人误解洋教，要说到根本还是中西文化不同。国人敬畏祖先视为当然，数典忘祖视为不肖之辈，人过世后入祠堂享受后辈香火，逢年过节则进香祭祖。而洋人只信天主，入了教就不能给祖宗烧纸上香，这样的洋教怎能得到国人的认同？因此，凡入教的人必被骂为洋奴汉奸、不肖之辈。因此，善良之辈罕有入教者，入教者多是地痞恶棍。而洋人为了吸引教徒，一味偏袒教民，民教发生纠纷，便黑白颠倒，指鹿为马，而朝廷太过软弱，让地方官一味迁就，结果传教士干预地方，欺压良民，恶性循环，以至于教案不断。国人本来就看不惯洋教，洋教士和教民又仗势欺人，朝廷则一味软弱，百姓胸中的窝囊气越聚越多，就如干柴烈火，一个火星就可烈焰升腾。现在地方官最难当，如果佑民抑教，洋教士不答应，动不动就去找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必定要地方妥协；如果扶教惩民，使民气沮丧，就是驱民归敌。更为可虑的是，入教的人越来越多，数十年后，如遇变故，中国还有御敌之兵吗？”薛福成所言，虽然不乏书生气，但这番见识已经十分难得。
李鸿章听了后又道：“叔耘所虑深远。朝廷之所以软弱，根本还是我们国家太弱的缘故，而要赶上洋人国家，就得谋求和局，有几十年的和局，我们大办洋务，待国力强大了，我们便不必事事看洋人脸色。譬如这次天津教案，如果我们也有铁甲钢舰泊在大沽，便可不卑不亢与洋人协商，老师又何必胆战心惊，受这么多委屈。国家太弱，就连老师这样的国之柱石也难免受洋人窝囊气。所以，眼下尽快把教案了结，洋人撤走兵舰，咱们能好好办几件洋务，便是为老师出了口气。”
“少荃，朝廷已经旨准我上报的办理方案。我所抱愧的是张太守、刘明府充军黑龙江，两人并无大过，是陪老夫一道为国家受屈。”曾国藩拍拍李鸿章的手背，以示心领。
李鸿章建议道：“老师对张太守、刘明府已庇佑有加，只怪洋人逼迫太甚，非要天津府县抵命，老师不得不遵从朝廷旨意治罪，两人应当明白老师的苦心。学生倒觉得老师徒然苦恼无益，不如设法多筹些川资，对他两人有实际的帮助，这也算是一个切实的安慰。”
“我也正有此意，已经从我养廉银中拿出三千两。”曾国藩连连点头。
“老师清廉自守，拿出三千两已属不易。学生再想办法筹集万把两，以老师名义转交两位的家人。老师即将回任两江，这件事由我来想办法最为恰当。”李鸿章把这个事揽了过来。
“少荃，接下来的善后都交给你了。我最近精神委顿，连公文也不能及时处理，但愿洋人不会再有其他妄求。”
“老师放心，一切由学生来与他们纠缠。”李鸿章忽然想起一事，“我听说法、布两国开战，法国大败，这倒是了结教案的好时机，我们不妨利用一下。”
法当然是指法兰西帝国，布则是指普鲁士，当时翻译为布鲁士。普法两国为争夺欧洲霸权，关系长期紧张，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此时，消息刚刚传到中国。李鸿章留意各国大势，无论走到哪里，上海的新闻纸总以最快速度递到他手中。
没想到曾国藩摇头道：“我也听说了，不过，万里之外的战局如何能够利用？所以我劝你不要有此想法，也不要将这种消息入奏，不然朝中那些主战派再起了开战的念头，岂不是贻害无穷？”
“老师说得极是，学生定然不会以此入奏，不过，总理衙门想必已经知道了。”
“他们知道是他们的事，最好他们也不要以为有机可乘，再想三想四。京中清议皆以为可以一战，如果真有一战，即使今年能侥幸获胜，那么明年、后年呢？即使天津能支持，大清万里海疆，又没有洋人那样的兵舰，东南沿海怎么御敌？轻开战端，少不了又是缔结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我宁愿挨骂也要力维和局。少荃你最知道，洋人向来论势不论理，我国势积弱，不委曲求全又能如何？”
李鸿章知道，老师是怕他起了主战的念头。和洋人据理一争的念头是有的，主战无论如何他连想也没想过：“谨记老师教诲。自古以来，战和之间，局外人好作议论，不谅局中人的艰难，动不动就高呼一战，以为真能挽救大局，等真动起手来，国家受无穷之累，而他们反得清议好名。学生说句不敬的话，老师太在意这些人的议论，老师为国家计所受委屈有谁尽知？而他们信口谩骂，尖酸刻薄已极。学生拿这些人只当跳梁小丑，老师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屈坏了身子，受累的是自己。”
“要论心胸开阔，我不及少荃。”曾国藩拍了拍李鸿章的手。
李鸿章看曾国藩疲倦不堪，就告辞了。薛福成借口去送，一直到了通商衙门门口才与他说话：“伯相，侯相为了保和局，外受洋人逼迫，内受清流痛骂，我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也气在心里。如果再责备侯相，真是没有心肠。可是在下看来，这次教案处理得太过软弱。朝廷一味保和局，底子里太软，但面子上又要强硬，因此一味逼迫侯相。侯相手里没顶用的兵，所以对洋人也是一味迁就，洋人也就得寸进尺。都知道伯相善于驾驭洋人，接下来与洋人谈判，但愿伯相不要太过软弱。应该让洋人知道，即便是只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
李鸿章笑了笑道：“洋人连侯相面子也不给，我拿什么跟他们争？”
“这些年我留意了一下教案，对洋人总是太过软弱，地方官受委屈，百姓也是受委屈，畏惧洋人因循日久，非激出大祸来不行。天津教案不过是个小小的信号。”
李鸿章对薛福成的见识心里暗暗点头，嘴上却道：“教案太过复杂，并非软与硬、和与战那么简单。不过，你的提议我还是认真受教的。”
行馆中已经好多人在等待拜会。李鸿章看了手本，有新任天津道府县官员，有工部尚书、总理衙门行走、暂署三口通商大臣毛昶熙，有江苏巡抚、会办天津教案的老相识丁日昌。天津地方官可暂且不见，毛昶熙非见不可。
毛昶熙是河南怀庆府（今焦作）人，太平军起事后，他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回原籍督办团练，后来又追随僧格林沁与捻军作战，因僧格林沁战死革职留任，回京入户部，不久擢左都御史兼署工部尚书。同治八年，授工部尚书，在总理衙门行走。他以知兵自许，所以天津教案发生、崇厚辞掉三口通商大臣后，他自告奋勇到天津署理三口通商大臣，探听法国舰队的虚实。
毛昶熙大李鸿章四岁，所以李鸿章对他十分尊重：“旭公，我是真心请教，对天津这场教案，你是怎么看？”
毛昶熙推辞道：“说不上请教。伯相最擅长与洋人打交道，我哪敢鲁班门前耍斧头？”
“旭公不必客气，你在总理衙门终日与洋人交涉，见识自然不同，我也是真心请教。”
“不瞒伯相，我还真有些想法。在我看来，在天津单设三口通商大臣，办理洋务海防，有些不合时宜。”如此求教，毛昶熙就不客气了。
为管理北方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咸丰十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天津新设三口通商事务大臣，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通商洋务事宜。毛昶熙认为，无论洋务还是商务，都与地方密切相关，三口通商大臣有绥靖地方之责，却无统辖文武之权。所以遇到通商、洋务方面的麻烦，地方官多是坐视，不肯相助。以天津教案为例，天津谣传洋教士挖眼剖心已久，而地方官却不出来说一句话，任凭民间对教堂的仇恨迅速积聚。天津教案爆发前，天津知府还出了一个告示，让有婴孩的人家注意，有恶徒受人指使迷拐幼童，请妥为防范。而民间则都认为“受人指使”其实说的就是洋人指使，这个告示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激化了矛盾。如果三口通商大臣有节制地方文武之权，地方文武必然主动配合，当百姓围攻天津教堂时，早就调兵前去处置，也不至于后来变成全城骚乱。
“所以我以为通商、洋务都是总督的权责，不宜专设通商大臣。从前长毛、捻子经常威胁京师，所以直隶总督必须驻保定加强省防，以尽拱卫之责，无力兼顾三口通商事宜。如今京师威胁早已解除，朝廷最大的威胁来自海上，直隶总督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洋务海防上，兼署通商大臣更显十分迫切。”
听了这番话，李鸿章眼睛不禁一亮，如果此议成行，那他这个直隶总督的权势无疑随之扩大，不仅直隶，山东、盛京他都可以伸得上手。通商洋务都由他来一把抓，那将是多大舞台。当然，凡事都是利弊相生，譬如教案这样的烦心事，自然也要他这总督来打理。可是，他李鸿章并不怕麻烦。他是个能在麻烦中发现机会的人，对这一点，他颇为自信。所以，他立即拿定主意，要给这位毛尚书扣几顶高帽，让他今天的设想成为一个正式奏议。
当天晚上，李鸿章宴请了毛尚书，因此到了第二天才与他的老相识丁日昌深谈。丁日昌在火器制造方面十分用心，受到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在上海成立洋炮局后，专折奏调丁日昌帮他主持洋炮局，后来主持成立江南制造总局。丁日昌操守不好，贪墨出名，但李鸿章爱惜他的才能，因此一保再保。五六年间，他从一个知州到知府再到苏松太道、按察使，等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后，推荐亲信刘郇膏出任江苏巡抚，刘郇膏丁忧出缺，丁日昌随即补了江苏巡抚的实缺。可以说，李鸿章是丁日昌的贵人，而丁日昌对李鸿章也一直唯马首是瞻。
李鸿章一见丁日昌就道：“雨生，朝廷催着我尽快接手教案，你跟着侯相会办，最了解情况，你看我何时接手好？”
丁日昌回道：“宜速，但不宜急。”
原来，曾国藩打算正法、治罪的人员分两批奏报朝廷，第二批还没奏报。丁日昌的意思，既然曾国藩已经把骂名都担了起来，那么李鸿章就没必要再去沾手，就等曾国藩奏报第二批后再接手不迟。
“那时候要杀头还是充军，伯相都是执行朝廷的决定，天津人不会骂伯相。但是不能拖得太久，太久了对朝廷对侯相都说不过去。”
“是啊，我已经和老师说，教案的事不用他费心，我一力承担。第二批人犯，何时上奏？”
丁日昌道：“我催一下，今天下午就可出奏。伯相再迟三两日后接过直隶督篆即可。”
“如今法国和布鲁士打仗，损失了十几万人，连法国皇帝都当了俘虏。我打算利用一下法布战事，让法国人尽早了事。只是我老师好像不愿在这上面做文章，雨生你怎么看？”
“当然要拿来做做文章，不然可惜了这大好机会。侯相的意思与洋人交往，也要讲个诚信，乘人之危非诚信之道。恕我直言，这就有些迂腐了。洋人与我们交往，不是经常乘我之危？譬如这次教案，他们也是看准了我海防薄弱，才敢这样寸步不让。现在法国人吃了败仗，恐怕也没心思在这上面耗，就是开战，他们未必有这个胆子。所以，不妨拿这事敲打一下法国人，不要再闹得不像话。”
“那就看怎么与洋人谈了，这方面伯相堪称大清第一人。”丁日昌恭维道，“伯相当年驾驭洋人收放自如，华尔、白齐文、戈登都非善类，可是被伯相收拾得服服帖帖。”
“和洋人交往，就要据理力争，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李鸿章对丁日昌的恭维坦然接受，“和局要保，但并非时时事事都大气也不敢喘，那样洋人会更嚣张。昨天薛叔耘说了一句话很形象，他告诉我，要让洋人知道，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是，即便让步，也不能太窝囊。只是分寸把握要恰到好处，就像放风筝，一味放线，让风筝收不回来不行，扯得太紧，风筝就会落地，或者把线扯断了，都不好。我会想法放出话去让天津人知道，洋人以兵舰胁迫，就是侯相的办法，洋人能否接受也很难说，这样将来伯相办理起来更容易见情于天津人。”
李鸿章拱手道：“这是老成谋事的办法，拜托。”
李鸿章正式接过直隶总督大印，次日法国公使罗叔亚就到他的行馆来见，他见面就埋怨中国百姓太野蛮，清廷办事太拖拉。李鸿章处理过的数起教案中，都与罗叔亚打过交道，对此人的行事风格十分清楚，如何对付他，心中自然有章法。
他喝着茶，一副不卑不亢的神情，等罗叔亚闭上嘴，他问翻译道：“罗使说完了吗？如果没说完，先让他说。”
罗叔亚虽然带着翻译，但他的中文不错，李鸿章的话听得明白。罗叔亚作为驻华公使，其使命自然是千方百计争取法国的利益。法国特别重视传教，因此与中国百姓的教案纠纷特别多。他处理的办法就是先吓唬地方官，如果地方官吓不住，再去吓唬总理衙门，让总理衙门给地方官施压。所以民间有个说法，百姓怕地方官，地方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在大清国交涉，李鸿章是令罗叔亚头疼的一个官员，在李鸿章面前，他其实有些色厉内荏。拿总理衙门来压李鸿章，也不太行得通，因为总理衙门知道李鸿章有办法对付洋人，因此一般都会说一切都由李鸿章处理。前几次教案处理，罗叔亚让李鸿章拖得一点脾气也没有，朝廷一发布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的上谕，罗叔亚就暗自叫苦。看李鸿章的神情，听他说话的语气，就知道今天仍然唬不住他。
“罗使总是责备大清百姓，责备大清朝廷，难道在这件事情上，贵国官员没有责任吗？丰领事作为外交人员，先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在百姓面前向他们的父母官开枪，如果不是刘知县的随从救护，刘知县就被丰领事打死了。请问罗使，如果我国的外交人员在法国向贵国官员开枪，会是什么结果？法国百姓答应吗？”
李鸿章则反驳道：“既然知道大清百姓野蛮，在百姓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丰领事就应该先避避风头，他却要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在接近失控的百姓面前开枪，请问罗使，这是一个成熟的外交官应该有的行为吗？按百姓的说法，他这是找死。一个人要找死的话，谁也救不了他。”
“不管什么原因，中国百姓不能打死法兰西帝国的外交官和传教士。”
李鸿章又不软不硬地回道：“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是当时百姓听说丰领事已经打死了通商大臣，又亲眼见丰领事开枪打刘知县，百姓这才动的手。你说不管什么原因，百姓不能打死法国人，那我也可以说，不管什么原因，作为一个外交官，也不应该向大清官员开枪，何况法兰西号称世界文明国家。”
这下，罗叔亚又无话可说了。他哼哧半天后道：“总之法国死了好多人，中国必须拿地方官抵命，拿正凶抵命，赔偿法国的损失。而且，中国做事太无效率。”
“罗使指责大清做事太无效率，这话不对。”李鸿章继续道，“自从曾大人到天津后，就开始着手调查犯罪的人，而且立即决定给各国重建被毁的教堂赔偿财物损失，怎能指责他太无效率？现在已经决定杀人者偿命，并赔偿损失，已经是最公允的了，放在哪个国家恐怕也就这样处理。罗使应该知道，当时局势混乱，谁动手打人，取证极难。而且在百姓看来，他们都是护官的义民，百姓都颂扬他们，保护他们，没有人出来指证，要捉拿正凶，困难重重，即便如此，大清已经决定正法二十人，罗使还口口声声说大清做事太无效率，这话不符合事实。”
罗叔亚道：“天津地方官必须抵命。”
“你这种要求已经提了多少次了，你觉得这要求合理吗？天津地方官为什么抵命？你有证据证明他动手杀人了吗？他杀的又是谁，人证物证是什么？你说地方官指使百姓骚乱，你亲眼见过吗？没亲眼见过的话，你听谁说的，把他叫来签字画押。”
“大家都知道，许多人都说，李大人何必问我？”罗叔亚蛮不讲理。
李鸿章笑了笑道：“贵国是文明国家，请问罗使，在贵国能以‘大家都知道，许多人都说’这样的理由治一个人的罪吗？治罪都难，却要杀人抵罪，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国舰队已经开赴天津，舰队的士兵都要为法国公民报仇。中国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一切后果皆由中国自负。”罗叔亚又拿出法国军舰来威胁。
“我们已经做了许多让步，就是为了和平处理这件事，就是为了中法的友好大局。大清能让步的都已经让了，罗使却一再要求杀地方官抵命，我不知道是贵国的要求，还是罗使的要求？军队都是喜欢打仗的，因为打仗他们才有功劳。不但法国军舰希望打仗，就是我国的军队听说法国舰队陈兵大沽，他们也生气，也嚷着要打仗。我的四万淮军都要跟着我到天津来，他们说，海上我们打不过洋人，他们要登陆的话，我们也有开花大炮。我斥责了他们，硬把他们留在了保定。我们办外交的，不能任由军队胡来。如果事情处理不好，动不动就打仗，是外交人员的失败。我设身处地地为罗使想，贵国在法布战争中损失巨大，贵国恐怕也不愿再开战端，贵国百姓也不愿让他们的孩子万里之外来送命。”李鸿章这段话说得软中带硬，既敲打了罗叔亚，又给他留了体面。
“不，我绝无此意，我与曾大人和朝廷一样，都希望和平，我今天和罗使来谈，就是谈怎么和平，不是谈怎么来打仗。罗使到底是什么要求，不妨说出来听听。”
“我们就是要求地方官抵命。今天我看李大人没有诚意，会谈就到这里吧。”罗叔亚说罢，气冲冲走了。
大家都有些担心，罗叔亚回去如果鼓动各国以军事要挟那就麻烦了。李鸿章当然也有些担心，但他觉得法国要想打仗早就打了，事情已经过了两个月，如今又被打得大败，自己的皇帝都当了俘虏，再来发动战争的可能不大。
果然，下午英国公使馆的翻译玛妥雅到李鸿章行馆来了。他与一直帮助李鸿章制造枪炮的英国人马格里关系不错，与李鸿章也有几面之缘。他熟悉官场规矩，见面先向李鸿章道贺。李鸿章很客气，特意让人给他煮了咖啡。玛妥雅连忙摇手道：“不必麻烦，我已经喝惯了茶叶，大人还是赏我杯茶喝吧。”
李鸿章高兴道：“好，那就请玛妥雅先生尝尝我们安徽的屯溪绿茶，此茶产于徽州的婺源，几年前运往香港，大受你们英国人的欢迎。你尝尝味道如何？”
玛妥雅尝了一口，连声称赞。李鸿章与外国人交往，从不主动询问，而是待他们说明来意。果然，玛妥雅开口了：“法国罗公使上午见过大人了，据说谈得不愉快？”
于是李鸿章把上午会谈的情况简单介绍，把大清已经尽心尽力的理由再说一遍，最后总结“罗使非要坚持拿地方官来抵命，实在说不过去。不但大清做不到，这样的要求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做不到；罗使所提要求，也不符合文明国家的惯例。”
玛妥雅解释道：“罗使的意思，是担心中国想拿法布战事有意拖延不办。”
李鸿章说：“断然不会。朝廷正在日夜缉拿凶犯，而且已经决定为各国修复教堂，足见大清厚待友好国家之意，绝无乘人之危的用意。这一点，请玛妥雅先生务必向贵国公使威妥玛阁下转达，并请威使从中劝解，尽早平息此事，以免中外猜疑和误会。此事久拖不决，对各国商务也多有窒碍，想来也非各国所乐见。”
李鸿章又告诉玛妥雅，主战派一直在向朝廷和他本人施压，他在天津办事很难；天津的百姓也责备官员处理太软弱，朝廷和曾大人拿出这样的处理结果，已经非常不容易，不如见好就收，否则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双方交涉两个多月的心血岂不白费？
过了一天，罗叔亚再次来见李鸿章，这次他的态度非常好：“我已经接到国内的训令，接受中国的处理方案。我将起程入京，与总理衙门交换相关正式文本。”
其实李鸿章是临时起意，向人馈赠礼品，都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好在礼品也好准备，屯绿茶两篓、鸿福砚两方、景德镇瓷瓶一对。数日前两人唇枪舌剑带来的不快，完全消融了。
天津教案终于有个结果，李鸿章轻松了，但曾国藩心事反而益重。他缉拿的所谓二十个正凶，真正打死过洋人的其实没几人。有些人就是向洋人扔过砖头，或者放了一把火。但洋人和朝廷都逼迫他拿正凶，最后只有采取变通的办法。他夜里睡不好觉，白天也不能心安。李鸿章告诉他说道：“他们与大人都是代国家受过，大人不必过于自责。我有个想法，从藩库里出一笔银子，正法的二十人无论是否冤枉，每人给五百两银子丧葬费，也算对他们有所补偿。”
“如此甚好，我也可以减一份愧疚。”
“我还有个想法，本不该告诉老师，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可是见老师如此自责，就忍不住要告诉老师。”
曾国藩有些诧异地问道：“少荃何出此言，有什么责任该老夫承担的就由老夫承担。”
李鸿章道出了心中所想：“老师承担不着。我是想，可否以部分死囚充进这二十人中正法，反正他们是该死之人，这样能替出一个是一个。”
“少荃，此法虽好，但风险太大，怕是没那么容易。行得通就行，行不通不必强做。”曾国藩的心头猛地一跳，这个办法风险极大，但也是让他心安的最有效办法。
“老师放心，学生会见机行事，绝不会拖泥带水。”李鸿章明白，老师其实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