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2：洋务巨擘
第一章 大清国委曲求全 法兰西虎视眈眈
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的春夏之交，天津一带暴发瘟疫，城内外病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播。天津人的目光都在盯着三岔河口的法国人圣母得胜堂，民间叫它望海楼教堂。望海楼教堂的位置在南运河与北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两河相汇再往东南直入大海，因而由此向下，称为海河。
明末清初，三岔河口北岸，已经建有望海寺和崇禧观。乾隆年间，天津盐商又在崇禧观东集资兴建三层楼阁，有房一百五十余间，称望海楼，专供乾隆皇帝巡视天津时驻跸，与行宫无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望海楼成了法军司令部驻地。到条约签订，英法退兵，洋人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利，法国传教士便想方设法把这片地方以及西侧崇禧观十余亩地全买了下来。他们本来想建教堂，但当时天津人仇视洋人，法国神父不敢明目张胆建教堂，而是隐蔽在天津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慈仁堂，收养孤儿，收治病人，同时发展教徒。
传教士是随着英法侵略军开进天津的，所以天津无论官民都对传教士没有好感。教堂内男女混杂，一同礼拜祷告，这与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伦理相悖，而且教义要求教民只认天主，不认祖宗，这在中国人看来，无异于禽兽，因此，但凡正直的中国人都反感传教士和入教的教民。
正直的国人不肯入教，那么入教的自然多是无赖、地痞，一旦入教，他们就仗着教会势力，惹是生非。因此，与当时全国情形相似，民教相仇，日甚一日。更让中国人不可理解的是，收养孤儿本是赔本的事情，法国传教士为什么那么起劲？凡是送孤儿去的都给鹰洋酬谢，这就不能不令人生疑。到了同治八年下半年，法国传教士拆毁望海楼，建起了教堂。而建起的教堂，门禁森严，只见人进，少见人出，出入的人也是鬼鬼祟祟的。当时瘟疫流行，时有倒毙之人，传教士却收进教堂，还有人亲眼所见，要用水去洗将死之人的眼睛，为的是把眼睛挖出来熬制洋药。
这时候，反对洋教的风潮从江南一路刮向江北，天津城里也出现了反对洋教的揭帖。这些揭帖说洋教士收养孤儿、病人是假，目的是挖眼剖心，开颅取髓，炼制药材。而且，洋教士还会使摄魂术，让进入教堂的妇女心甘情愿供洋人**乐。天津人听闻后都深信不疑，望海楼教堂和育婴堂的种种不可理解的行迹都有了答案。瘟疫流行后，教堂和育婴堂经常趁黑夜向外抬死人，教堂西边的墓地已经埋满坟堆，又把河东的盐碱滩涂变成了他们埋尸之地。大家都盯着望海楼教堂和天津城内的洋人，只待找到证据，就要向洋人讨个说法。
西历1870年6月21日这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早上，早起出城的人过了狮子林桥的时候，便看到不远处的墓地里有数只野狗在撕咬东西，隐隐约约看到有一只人手。几个人相约赶过去，拿石块树枝赶走野狗，眼前的情形却让人胆战心惊：野狗撕咬的竟然是两个婴孩的尸身！被拖在棺木外的一具尸体已被撕咬得面目全非，只余一副骨架，而棺内的一具肚破肠流，更奇怪的是，尸身上的伤痕，有的是被狗撕咬，有些却显然是不堪的旧伤。
其中一个人气愤道：“洋鬼子果然是挖眼剖心，炼制药材！这就是证据！”
另一个人是水火会的，也附和道：“这件事应该立即报告给刘大哥，让他来主持公道。”
他说的刘大哥是水火会的头领。水火会本来是天津城内的民间组织，为的是一旦发生水火灾情，可以互相救援。天津城内外有数条河流，因地势低平，海水经常倒灌。每年夏季，几乎都有水灾，因此水火会的影响日盛一日，渐渐也就不仅管水火之事，当个中人，判个是非，讨个公道，都已不在话下。
现任水火会首领刘大哥，十年前英法联军打天津时，他就是水火会头领，领着兄弟们与僧王一道打英法联军，因此威望很高。自从条约签订后，朝廷在天津设三口通商衙门，管理山东登州、直隶天津和奉天营口通商洋务事宜。
三口通商大臣是崇厚，他一味媚外，在洋人面前大气也不敢出，天津府县官员也是一味惯着洋人，只有水火会的兄弟们敢对洋人说不。今年入夏以来，水火会已经在暗中调查洋人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的事情，只是苦于没有证据。几天前已拿获两个从静海拐卖孩子到天津教堂的人贩子，从他们身上搜出鹰洋，两人都供称是慈仁堂的贞女付给的酬金。
水火会的兄弟报到刘大哥那里时，桃花村正扭送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过来，他迷拐村里的幼童被逮了个正着。水火会的兄弟问他是受谁指使，姓武的说不出来，大家火气正无处发，一顿暴打，武兰珍就说是受望海楼教堂教民王三的指使。
此时，望海楼教堂墓地又发现婴孩被挖眼剖心的证据，大家无心理武兰珍，刘大哥亲率一帮兄弟，带着棍棒钩叉、锄镰锨镢等家伙什直奔教堂墓地。这帮人连挖几个坟头，里面都是一具棺材多具尸身，有的肚破肠流，有的模糊难辨，有的只余毛发和骨头。
“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铁证，走，找洋人算账去！”大伙一阵嚷嚷。
刘大哥还算明白，道：“事关重大，还是先报给府台张大人。”府台张大人，是指天津知府张光藻，平日里他对洋人也是非常厌恶，应该能够为百姓做主。
张光藻接到报告，一面派人去墓地调查，一面把知县刘杰叫来，一起审讯武兰珍。
府、县同坐大堂，堂下跪着武兰珍，鼻青脸肿，显然在水火会已吃了不少苦头。张知府让刘知县问案，于是他说道：“武兰珍，本县问话你要据实回答，有一句虚言，大刑侍候。”
武兰珍闻言，磕头如捣蒜。
“有人告你迷拐人口，可是事实？”
“是，小人迷拐人口，罪该万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迷拐？已经迷拐几人？”
“从今年夏天，已经迷拐三人。”
“迷拐的三人，都骗到了什么地方？”
“都交给了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是法兰西传教士的教堂，不是教民不能入内，你既不是教民，怎么与教堂勾连上？”
“望海堂的教民王三指使小人迷拐人口，每次都给小人鹰洋五块。”
“你们在哪里见面？教堂内还是教堂外？”
“教堂内。”
“在教堂内什么地方？”
武兰珍哼哧半天，最后还是招了：“在教堂内影壁墙后。”
……
这时，天津知府衙门外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家当堂听审，无不义愤填膺，要求官府去教堂找王三对质。民意难违，张知府让刘知县带着武兰珍去了望海楼教堂。
刘杰带着四个衙役押着武兰珍去了望海楼教堂，一路上看热闹的百姓不断跟随，到望海楼教堂时，已经有千把人了。刘杰让衙役站在望海楼教堂门外，他则带着武兰珍要进教堂与王三对质。教堂回答说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水火会的人就起哄让武兰珍进去一个个辨认。教堂起初不肯，但看到天津百姓群情激昂，只得一边让刘杰带武兰珍进教堂，一边派人立即报告法国领事丰大业。
刘杰和两个差役带着武兰珍进了教堂，武兰珍神色惶恐，结结巴巴，不但没找出王三，就连他说的影壁墙根本也不存在。影壁墙是中国四合院才有的建筑，教堂内不可能有。刘杰也怀疑武兰珍撒了谎，但此时教堂门外民情汹汹，不是计较的时候。他只有劝说百姓安分守己，官府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法国领事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远远看到教堂外有上千百姓在吵嚷，有的还向教堂内扔砖头，他于是掉头回城，去三口通商衙门找通商大臣崇厚说理。丰大业这人十分傲慢，在天津城内，他认为只有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才配和他说话，其他府县官员连资格也没有。他深通中国官场规则，只要拿住了崇厚，其他官员就只有唯命是从。
崇厚已经得到天津百姓堵了望海楼教堂大门的事情，知道麻烦事又来了。好在刘杰已经去处理，他也就故装不知，不去接这烫手的山芋。听说蛮横的法国领事丰大业又气势汹汹到通商衙门来了，他知道来者不善，就躲在后堂不见，让师爷先去应付，听听丰大业想干什么。
丰大业要求崇厚派兵去保护望海楼教堂。
崇厚心想，此时派兵去无异于火上浇油。派少了不顶用，派多了他也没有。于是他让师爷带两个巡捕去劝说百姓离开，并转告丰大业，天津百姓正在气头上，最好先躲躲，不然局面没法控制。
丰大业见崇厚躲着不见他，已经憋着一肚子火，现在见只派两个巡捕来敷衍自己，他早就火冒三丈了，而且他平时在崇厚面前蛮横惯了，掏出枪来乱放，把巡捕和师爷吓得抱头鼠窜。
“猪，中国官员都是蠢猪，我不怕中国百姓。”丰大业带着秘书西蒙出了通商衙门，再去望海楼教堂。他以为自己是堂堂法兰西帝国驻天津领事，足以吓走闹事的百姓。
在狮子林桥上，他遇到了刘杰一行。刘杰已经劝说百姓离开了教堂，正要前往通商衙门向崇厚报告。
“为什么不派兵保护教堂？”丰大业责问道。
刘杰对丰大业向无好感，说道：“本县是大清官员，没有听你调遣的义务。”
这话翻译过去，丰大业怒不可遏，崇厚可以避而不见，一个小小的知县也敢顶嘴？这是对他法国领事的不敬，是对法兰西的藐视！他拔出枪来对准刘杰就放，刘杰身边的长随是他的族侄，拿胸膛去挡。“砰”的一声，他胸口冒出的血立即把衣服染红了一大片。
“洋人杀人了，打啊！”不知谁喊了一声，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他的秘书西蒙，等人群散开，两人已成了两具尸体。
事情到此还不算结束，水火会鸣锣示警，百姓都跑到街上，先是放火烧了望海楼教堂，接着又烧了法国领事馆。中国人分不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不仅烧法国天主教堂，连俄国的基督教堂也一并付之一炬。所遇到的外国人，不问哪国统统杀死。更有一部分人则趁乱抢劫，洋人的财产要抢，中国人的财产要抢，整个局势完全失控。官府一面救火，一面出兵弹压，无奈顾此失彼，一直到晚上才算平息下来。结果是除了丰大业、西蒙外，被杀死的还有法国领事馆两名随从，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籍修女十名，法国侨民二名、俄国侨民三名，中国教民被杀死三十多名。
消息传出后，七国军舰云集天津大沽，联合向清廷提出抗议，要求镇压天津乱民，惩办地方官吏，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等人抵命。
次日，崇厚的奏报到京，此时慈禧、恭亲王俱在病中，文祥丁忧回籍，当时总理衙门当值的总理大臣，管事的是宝鋆和董恂。军机上有三个人，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李鸿藻，还有一个是沈桂芳。宝鋆是两头都要兼顾，真正是焦头烂额：“老董，偏偏这时候王爷和文相都在病中，西边也病了，真把人急得要上吊。”
慈禧的病，是因为她的亲信太监安德海上年被处死。安德海以给同治帝大婚采办龙袍的名义出京，雇了两艘大船，请了专门为他掌眼的珠宝商、绸缎商，还有侍候之人共十五六个，一路沿运河南下。他出京是得了慈禧的默许，但因为怕别人阻拦，因此并未告知恭亲王等人，所以连表明身份的勘合也没有，因此仔细追究起来，便是私自出京。本朝王法，太监私自出京是死罪。
活该安德海倒霉，他平时跋扈惯了，得罪了同治帝，也得罪了恭亲王，慈安也看他不惯。结果三个人联手，给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漕运营总督等运河沿岸大员下了密旨，一旦发现安德海的行踪，立即抓捕。擒虎容易放虎难，天下尽知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太监，捉拿安德海必然得罪慈禧，所以在直隶地界，曾国藩没敢动手。山东巡抚丁宝桢处事果敢，对安德海这样的阉宦向无好感，快刀斩乱麻，不但捉拿了安德海，而且不待圣旨就提前就地斩决。
慈禧见人已经被杀，心里窝着火，但表现得却相当深明大义，她下旨严厉整顿宫禁，严禁太监不法，结果得到清流一致好评。她对丁宝桢赞赏有加，下旨奖赏。这些都是被逼出来的，她心底对恭亲王、慈安还有她的儿子同治非常不满，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一肚子窝囊气憋在心里，最后憋出病来，头晕、厌食、浑身无力，太医调治了数月，并无明显效果。
恭亲王是因为去年夏天先中暑，后来又吃冰镇西瓜压住了凉气，被庸医所误，结果大病数月，至今不能正常入值。文祥则先是丁母忧，后来因病续假，此时正在盛京家中养病。这也难怪总理衙门接到崇厚的奏折便一片惊慌，手忙脚乱。
崇厚简要奏报了教案始末，论及原因则归罪于地方官平日太放纵百姓，仇视洋人，未能尽到安抚职责，因此要求朝廷押解张光藻、刘杰进京议罪。至于这场大祸，他自知无力摆平，便请朝廷责成直隶总督曾国藩赶赴天津查办。
七国联合向大清施压，又陈兵海上耀武扬威，此时非有威望素著而又善于处理洋务的大臣前往办理不可。曾国藩素著威望，而且又是直隶总督，由他去天津处理，天经地义。只是此时他也在病中，在保定养病。
“咳，单单这时候都病了。”慈禧问宝鋆道，“让曾国藩去天津，他身子到底怎么样？”
“曾相的身体一直不好，头晕，眼也看不清，公文都是靠幕僚读给他听。但他向来公忠体国，只要他能撑得住，一定肯前往天津为国分忧。”宝鋆回应道。
“只要他撑得住，那他要是撑不住呢？”慈禧还是考虑得周全一些，“先给曾国藩一道旨意，表明朝廷倚重之意，让他知道朝廷需要他又顾惜他身体，不要让他觉得朝廷不顾这些老臣的死活。”
“嗻，奴才谨遵慈谕。”宝鋆觉得肩头轻松不少，有曾国藩去挑这副重担，他略略宽心，唯一期盼的是曾国藩身体能够支撑得住，尽快移节天津。
天津道周家勋专程到保定向曾国藩报告天津教案，但在见曾国藩之前，他必须先见一见臬司钱鼎铭。一则因为天津教案已经是刑案，臬司职责所在，必须正式呈报；二则钱鼎铭深得曾国藩器重，先与他商量个章程，总比自己贸然去报告要好得多。
钱鼎铭当初在江苏跟着李鸿章办营务、办洋务、办厘捐，是他的得力臂膀，也为曾国藩所看重。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面对积案如山、拖延成习的积弊，决心大刀阔斧清理积案、以申民冤。曾国藩第一个重用的人就是钱鼎铭，让他出任直隶按察使，要他两年之内清理掉所有积案。钱鼎铭放手大干，对积案审理不力的道府县官员连参十几人，结果两年不到，积案基本清理完毕。在曾国藩眼中，他便成了一等一的能员。
钱鼎铭已经知道天津出了教案，而且死了不少洋人，祸惹得不小，但具体情形还不得而知。周家勋一到，他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先听他报告教案始末。等周家勋说完，他便说道：“听说朝廷已有上谕给侯相，我正打算过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分劳，你来得正好，我们一起过去。”
两人到了总督府，曾国藩在签押房接见，陪同的还有曾国藩的二公子曾纪鸿，幕府心腹薛福成。
“调甫来得正好，你先看朝廷的上谕。”曾国藩一说完，曾纪鸿便把刚收到的上谕捧给钱鼎铭——
崇厚奏：津郡民人与天主教启衅，现在设法弹压，请派大员来津查办一摺。百姓激于众忿，将法国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仍着崇厚督同地方文武，将该民人等设法开导，妥为弹压，毋令聚众再滋事端。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唯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匪徒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实属罪无可逭。既据供称牵连教堂之人，如查有实据，自应与洋人指证明确，将匪犯按律惩办，以除地方之害。至百姓聚众将该领事殴死，并焚毁教堂，拆毁仁慈堂等处，此风亦不可长。着将为首滋事之人，查察惩办，俾昭公允。地方官如有办理未协之处，亦应一并查明，毋稍回护。曾国藩等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原折着抄给曾国藩阅看。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
崇厚的原折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只怪地方官办理不善，而对自己的责任却无一句实责，钱鼎铭颇不以为然道：“本来是洋务事件，崇厚却完全卸责给地方，又请侯相前往办理，他自己落得一身轻松，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不是他一味媚洋，洋人何以如此蛮横无理？洋人如果不是如此蛮横，天津百姓哪里会有这样大的怨气？天津教案，与崇厚处理不善关系极大。”
“调甫，现在说是谁的责任都为时过早，也无益。周观察驻在天津，情形应当熟知，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各国现在情形如何？法国、英国都有兵舰在大沽，他们上没上岸？”曾国藩摆了摆手问道。
面对询问，周家勋立即接口道：“洋人是又怕又愤，天津的洋人都跑到各国的兵舰上去了。洋兵虽然没有上岸，但态度很差，法国公使和法国舰队统领要求杀地方官偿命，不然就要把天津夷为平地。”
曾国藩半闭着眼，痛苦地摇着头，沉默许久后才说道：“调甫，无论如何不能演变为咸丰十年的局面。”
薛福成不满道：“到底如何处理，朝廷应该有个明确的态度。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总该说个干脆话。‘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什么叫持平办理？两边都气势汹汹，怎么持平？怎么顺舆情而维大局？真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样大的事件，最终还是要总理衙门来拿主意，总理衙门没有明确态度，地方如何着手？如果我们据理力争，他们却要委曲求全；如果我们委曲求全，少不得被人骂卖国贼，总理衙门再转过头来责备我们没有据理力争，我们岂不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曾国藩叹息道：“被人骂作卖国贼也罢，做风箱里的老鼠也罢，总之和局必须维持。国家刚刚安定，各地仍有伏莽，如果洋人再次兵犯京师，少不得有人趁机造反，国家又将陷入内忧外患之中，真有亡国之忧了。”显然，他心中已经有了定见，那就是委屈自己，力维和局。
钱鼎铭闻言，相劝道：“侯相是老成谋国。可是该争的还是要争，是非曲直总要有个明断。如果其曲在我，当然对百姓要办得严一些；如果错在洋人，据理力争，洋人也不能一味蛮横。”
“说得不错，可是非曲直怎么来断定？”
“那就要看事情的起因和经过了，就是一团乱麻，也要分出个一是一、二是二。”
于是曾国藩让周家勋述说了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钱鼎铭不愧是专理刑案的臬司，听完后便说道：“我一直在想，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挖眼剖心是实有其事，还是无稽之谈。”
“对，我到天津就要从此入手查起。”曾国藩捋着花白的胡须道，“近年来，各地都有洋人挖眼剖心的传闻。洋人号称文明国家，这些极端野蛮残忍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出来？我深以为疑。这次查个水落石出，让天下百姓都明白，不但对处理天津教案有利，对平息全国各地民教相仇也有好处。”
曾纪鸿这时插话道：“爹爹全为国家设想，可如今民教相仇，势如水火，即便查明洋人并未挖眼剖心，国人未必肯信，以为爹爹是帮着洋人说话，岂不是费力不讨好？”
这些也正是曾国藩所忧虑的，这些年来，中国人看不惯洋传教士，更看不惯入教的中国人，他就是持平办理，国人也未必买账。
薛福成想了一下，建议道：“上谕也没说侯相非要去天津，说的是‘精神如可支持’，侯相病体如此，就安心在保定养病，朝廷或让崇大人去办理，或者再派大员，侯相何必跳这火坑，受这份煎熬？”
曾国藩苦笑道：“叔耘是爱我太切，才出此言。国家遇此棘手事情，我如何能够安心养病？崇侍郎如果能够办理得了，他就不会上折请我前去。明知是火坑，我不跳让谁去跳？”
曾纪鸿见父亲只为国家着想，不免着急道：“丰大业是坏脾气，敢向崇侍郎、刘知县开枪，孩儿听说法国水师头目也是个坏脾气，如果他也向爹爹开枪，那……”
洋人自恃船坚炮利，蛮不讲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曾国藩慨然道：“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能像崇侍郎那样躲起来，我挺起胸膛，看他敢不敢朝我开枪。他如果开枪把我打死，列国必然也看不下去，那时候事情反而好解决了。如果安抚下了洋人，天津百姓的气不能咽下，也要向我开枪，那我也把胸膛挺上去，他们解了恨，不再给国家惹祸，我也死得其所。”
一品侯相、国家重臣，竟因洋人与国人交相逼迫，而只能挺胸受枪，想来真是令人心寒，也令人心酸。众人眼窝一热，曾纪鸿首先落下泪来。
“没事的，别担心，我是说万一。”曾国藩拍了拍他的手，说完这几句话，他忽然不说话了，身子有些歪，“晕厥的毛病又犯了，鸿儿快扶我躺下。”
众人手忙脚乱把曾国藩扶到炕上躺下，然后叫医生过来把脉。正把着脉，曾国藩“哇”的一声吐起来。等他吐得无可再吐，人清醒了些才道：“只觉得天旋地转，躺着也觉得天棚在转，双脚好像朝天。”
曾纪鸿把钱鼎铭叫到外面说道：“钱世叔，家父身体如此，怎么能去天津？您一定劝劝他，我们劝，家父不听。”
“侯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我劝也未必有用。明天我再来，看情形进言。”钱鼎铭也有些为难。
曾国藩的晕厥症已经有些日子了，弄不准什么时候就犯，一旦晕起来即便躺在**也是天旋地转，无论中西医都无有效办法，好在半天或一天就好了。第二天稍好，他就起身口述奏折，上奏朝廷，报告他去天津的行期。
此行必定艰难万分，身体能否承受得了，自己心中无数；能否持平办理，以维和局，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如果万一失和，洋人要攻打天津，他别无良策，也决不退避，就站在洋人军舰前，让他们开炮先把他这总督打死。六月初五，他背着家人，写下了遗嘱——
字谕纪泽、纪鸿两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复难和解，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善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示一二，以备不虞。
需要交代的事情很多。如果自己死在天津，灵柩由水路运回湖南，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历年的奏折和文稿也不要刊刻送人。他希望子孙们，要克勤克俭。自己带兵多年，没有自肥其私。家中兄弟姐妹田产多是老九扶助之力，因此告诫儿子要待叔父如父，叔母如母。
写完遗嘱，曾国藩仍觉意犹未尽，所挂怀的是死后直隶总督一缺。直隶总督出了缺，一面要与洋人交涉，一面要安抚地方，想来想去，能接替他的只有李鸿章。以私情而论，两人师徒相承，天下督抚之首让李鸿章来替当然好；以公事论，李鸿章办洋务的能力天下实无出其右者。当然，现在还不到写遗折保荐，但至少要让李鸿章知道他的心思。于是他再给李鸿章写一封信，表明自己赴天津处理教案不惜以身殉国的决心，同时婉转告诉李鸿章，国家艰难，身为重臣不可有退缩自保之意。李鸿章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他想表达的意思。
其时李鸿章正带兵在潼关，准备赴陕西帮助左宗棠。年近六十的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在攻打金积堡的战役中吃了大亏，得力大将刘松山阵亡，西北有崩溃之势，于是朝廷急令湖广总督李鸿章带淮军入陕。李鸿章与左宗棠不睦，要他入陕听命于左宗棠，他如何心甘。而左宗棠也不愿淮军去争平定西北的大功，并不乐意李鸿章前来。两人心照不宣，李鸿章以赴西北需要招募马队为由，在潼关已经逗留数月。他的心思曾国藩当然十分清楚，写这封信也有让他静待时机的意思。
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坐着八抬大轿一天时间赶到天津，西门外早有天津县各乡代表四十余人，跪在城门外迎接。所到之处，人群此起彼伏的磕头。“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啊！”“洋人挖眼剖心，罪该万死！”“崇厚是奸臣！”的声音一阵接一阵……
民间相传，曾国藩要带兵到天津来驱赶洋人，为百姓申冤。所以他们递了一个四十多人签名的公禀，控告洋人迷拐幼童、挖眼剖心，曾国藩要为民做主，把洋人赶出天津。
曾国藩把他们的代表叫到轿前问道：“百姓人人都说洋人挖眼剖心，谁能证明？谁有确实证据，你们推荐几人到我行辕去，我一定会秉公调查。如果洋人确有挖眼剖心恶行，我总督直隶，自然要为民做主；可是如果洋人并没有挖眼剖心之实，只是以讹传讹，妄生事端，本督自然也要追究。”
一听这话，跪在地上的人大失所望，于是大家商议分头上禀，吁请曾侯相要对洋人强硬起来，甚至不惜一战。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亲自到西门迎接，曾国藩让人传话约他到下午详谈，现在不必陪同。曾国藩驻节通商大臣衙门，虽然有话不必陪同，但崇厚一直跟随左右。他只有三十五岁，人看上去十分精明。曾国藩稍稍休息后便改变了主意，立即听崇厚的意见。崇厚报告事情，条理清晰，口齿清楚，并不像一般的满族花花公子，曾国藩心里已有了几分好感。
最后，崇厚道：“津郡人人都骂我是奸臣，中堂明鉴，事情的起因看似是丰大业的无礼，但根本上却是百姓的无知。所谓迷拐幼童、挖眼剖心，全是无稽之谈。这种说法不仅津郡有，江南闹教案时也都如此哄传，但哪一次有实证？相反，教堂为了扩大影响，对街头流浪弃儿都收留下来，供给吃穿，这连官府也做不到啊。”
“你这话有道理，民教误会极深，的确是教案频频发生的重要原因。不过，百姓对洋教的误会，一半是愚昧，一半则是洋人太霸道，日积月累，早犯了众怒，所以他们也是咎由自取。”曾国藩点了点头。
听曾国藩这般语气，崇厚有些担心：“大人教训得是。但洋人势重，一旦闹起来，他们往往趁机以兵端要挟，吃亏的最终还是我们。比如现在，大沽口已经停泊洋人军舰十余艘，法国水师提督声称随时可以让天津化为灰烬。”
曾国藩叹道：“难处就在这里，百姓希望官府强硬，而我们两手空空，开不得战端。”
下午，他听幕友读着一封封来自各地的公禀，有出主意的，有认为民气可用的，有的则认为百姓是为保护父母官才打死了洋人，是保官的义民。总之都是一个意思，要和洋人开战。
曾国藩听了连连摇头：“民气如此，真是可虑。开战容易，可我们拿什么去开战？”
没能力开战，那自然就要委曲求全，维持和局。接下来办的两件事自然也是冲着和局而来，一件是出安民告示，告诫天津百姓要奉公守法，有不法者一定严惩不贷；另一件是让钱鼎铭以总督府的名义札派几个刑案里手尽快查清挖眼剖心的实情，这是本案的关键。如果挖眼剖心属实，其曲在洋人，交涉时候会容易些；如果挖眼剖心是无稽之谈，则其曲在国人，恐怕要对洋人做出更多的让步。
这时候法国公使罗叔亚来到了天津。他原本在京城向总理衙门施压，但发现京中舆论全是要求开战，总理衙门不敢得罪清议，因此对他提出的要求只是一味拖延。他觉得在京中待下去难有效果，于是便来到天津向曾国藩提交了一件照会。一是要杀地方官天津道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还有记名提督陈国瑞以抵命。二是要求查实行凶的乱民，斩首抵命。三是要求厚葬丰大业，赔偿各国财产损失。
厚葬丰大业，赔偿损失，曾国藩当即答应，但对惩办地方官和陈国瑞，要看地方官有无责任；行凶的乱民自然应当惩治，但百姓为何行凶，也必须查明了才好说。曾国藩特别不明白，陈国瑞只是路过天津，他与教案有何牵连？法国人为什么要把他列入抵命的名单？
“乱民火烧望海楼教堂那天，陈国瑞正好路过天津，他在背后鼓动乱民杀人放火，而且指挥水火会的人架设浮桥，让大批乱民过河去烧教堂。而且陈国瑞那天造谣，说他已经收存了两坛子洋人挖出的眼珠子要交到京城去，天津乱民因此更加疯狂。”罗叔亚解释道。
曾国藩对陈国瑞素无好感，此人好勇斗狠，无信无义，惹是生非，他做出这些事来倒是蛮有可能。偏偏此人得到醇郡王赏识，有醇郡王站在他身后，要杀他根本是异想天开。所以他对罗叔亚道：“我断案需要证据，你们有地方官失职和陈提督鼓动乱民的证据吗？”
罗叔亚当然没有，但他认为教堂被烧、法国人被杀就是最好的证据，他对曾国藩相当不满意，临走时道：“如果不能尽快给我满意的答复，战端一开，后果全由中国来负。”
曾国藩不顾病体虚弱，亲自到教堂去看现场，还亲自审讯人犯。经过十几天的调查，他基本摸清了天津教案的实情，民间关于教堂挖眼剖心的说法基本是捕风捉影。
天津百姓对教堂和传教士产生离奇的传闻确信不疑，曾国藩分析有五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堂终年与世隔绝，非入教者不能入内，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和育婴堂都建有地窖，用来隔潮，储存煤炭，但建教堂时都是请的外地工匠，天津百姓都不知道，因此传闻是用来幽闭儿童。二是中国人到教堂治病，往往被留住堂内长时间治病不归，有的被劝入了教外人不知，传言洋人施了摄魂术。三是教堂办的仁慈堂，不仅收留孤儿，就是将死的乞丐、穷民也收留。教堂又有对死人施洗之习，以清水沃其额封其目，是为了死者能升入天堂，天津百姓不明其故，传言洋人把死人洗干净为的是挖眼剖心。四是今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拐人口之事，又恰逢瘟疫流行，教堂中死人太多，又多在夜里掩埋，而且棺材不够用，就一棺二尸或三尸，而且死尸由外向内腐烂，肠肚外露，导致浮言大起。五是洋人教堂经费主要是从洋人国家募集善款，而善款的分配是按抚育孤贫多少来定，为了多得经费，教堂便设法多收孤贫，对送人入教堂者甚至给予报酬，这就导致部分存心不良者迷拐人口送往教堂。
洋人花钱买好事来做，天津百姓不明就里，怀疑洋人收留孤贫是为了挖眼剖心、炼制丹药。民间有这些流言，对洋人自然十分愤恨。又加上丰大业对官员放枪，民众因此怒不可遏，终于爆发这次教案。这些离奇传闻，不但天津有，曾国藩在两江时也常有所闻，以谣言因而对洋人群起而攻之，想来实在可叹。
如今调查清楚，天津教案其曲在国人，办理起来就难得多。要严惩国人，对洋人赔银，必被骂为卖国贼；而不加惩处、不赔偿洋人，要想维持和局，根本不可能。一想至此，曾国藩心绪烦乱，头晕眼花。
就在这个时候，崇厚又来见曾国藩，他一见面就惊慌失措道：“坏了坏了，洋人今天在兵轮上会议，听说要起大波澜，恐怕要联合起兵，进京讨说法。”
“曾大人，洋人非要杀天津府县官员还有陈提督抵命，如果不听洋人的，恐怕真要起战争了。十多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难道还要让洋人把太和殿给烧了不成？那可真就是奇耻大辱。”话锋一转，崇厚接着又道，“耻辱还在其次，如果盗匪蜂起，再出个洪杨大逆，那时候国家陷入混乱，我们这些人都是罪魁！”
“凭什么杀府县官员？”曾国藩反问道，“陈提督是醇郡王的爱将，是你杀还是我杀？”
“那么至少应该把他们交刑部治罪，先稳住法国人，不让他们开衅才是。”崇厚当然没有杀陈国瑞的胆量，“法国人正在说动俄、英等国联手给朝廷施压，大人应当先稳住法国，再悄悄劝说英俄等国别让他们联手，分而治之，事易解决。”
这些措施何需崇厚来说，曾国藩早就做了。但他是温厚大儒，并不说破：“这才是老成谋国之言。我已着人与英俄等国联系，他们损失小，先把他们的要求应下了，不让法国挑拨起来。”
“洋人其实是冤枉的，他们并没有挖眼剖心，天津百姓却以此为由去围堵教堂，其曲实在在我。应当把这些事实告诉天下人，以免那些清流书生一味要打要杀。这样虽然会被人骂卖国，但总比被百姓闹得不可收拾要好得多。我不怕骂，我愿和大人上这个折子。”崇厚又建议道。
“等我梳理清楚了，自然要上奏朝廷。”曾国藩不置可否。
下午，大沽口外舰炮声轰轰，曾国藩让人打探，说是洋人舰队在搞演习，买了中国渔民的木船当靶子，一连击沉了十艘。
俗语说：吃烧饼喝凉水，自己心里有底。就大清目前国力，真没法与洋人开战。一旦开战，粗具规模的洋务大业便只有中道崩殂。他和李鸿章共同创建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还有李鸿章创办的金陵机器局、崇厚创办的天津制造局，使国家刚看到了点“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希望，如果开战，无论财力还是人力，都疲于应对战事，洋务实业如何能够兼顾？而且这些局厂都在沿海或江边，洋人几条舰过来轰轰几炮，便灰飞烟灭了。因此曾国藩拿定主意，那就是力维和局。
臣等伏查此案起衅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牵涉教堂，并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语，遂至积疑生愤，激成大变，必须确查虚实，乃能分别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国藩抵津后，逐细研讯。教民迷拐人口一节，并无教堂主使之确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臣国藩初入津郡，百姓拦舆递禀数百余人，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者。询之天津城内外，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唯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帖，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或称教堂诱污妇女，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帖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竞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
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生，每年所费银两甚巨。彼以仁慈为名，反而受残酷之谤，故洋人愤愤不平也。
接下来，则是详细报告了调查情形，分析了谣言的起因。这是奏折的主体部分，一条条讲得颇为详细。分析完原因，折子最后写道——
今既查明根原，唯有仰恳皇上明降谕旨，通饬各省，俾知从前檄文揭帖所称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说，多属虚诬，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以雪洋人之冤，以解士民之惑。
随同奏折，曾国藩还附有一片，要求将天津府县官员革职交部议罪，同时为加强京津防卫，调驻在山东张秋的铭军三千人赴天津，已经调往陕西的郭松林一军移缓就急，调回直隶，并请沿海各省设立兵防。
曾国藩的奏折到了京城，慈禧让军机处先议。军机处三人，一个是宝鋆，一个是沈桂芬，这两个人都唯恭亲王马首是瞻，最知他力维和局的苦心，又都兼着总理衙门的差使，因此两人的主意都是一样：无论如何不能开战。另一个是李鸿藻，河北保定人，他是清流领袖，地位仅次于倭仁，同时也是同治帝师傅，深受西太后信任。他同治四年入军机，专门用他来制衡洋务势力。他既为清流领袖，当然把洋人一概斥为蛮夷，把洋人一切先进技术都视为奇技**巧，自然是一力主张对洋人强硬。
“洋人要是不开枪，哪里会有这场祸事？起因总归是洋人太过蛮横。何况天津府县民声俱佳，凭什么治他们的罪？要治他们何罪？他们既没杀人，也没放火，岂不是欲加之罪？恐怕天津百姓也不答应。”李鸿藻向来佩服曾国藩是正人君子，不忍横加指责，但他竟然专为洋人辩护，因此也十分不满，“国家交往，论势也要论理，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一味受欺负，那样岂不失去民心，民心一失，国将不国。”
沈桂芬在一边心平气和地劝道：“现在问题是，论势论理，我们都输给洋人。论势，我们没有洋人的坚船巨炮；论理，挖眼剖心纯属谣传，以此为由引起如此大祸，其曲可不是在我吗？”
……
慈禧听着三个人的争论，不断用拇指去揉太阳穴。派曾国藩到天津原是盼着他如果查清了洋人挖眼剖心的事实，据理力争，赔些银子可了事。眼见事情越来越难办，就连曾国藩也为洋人辩护，为洋人喊冤，那么洋人恐怕没那么好打发，处理不好，再激出西狩热河的局面，如何得了？可京中的形势她十分清楚，从言官到百姓，无论了解不了解天津教案的实情开口都是一个字：打！谁敢说句软话，那就被骂作卖国贼。崇厚已经被人骂了好几年了，如果朝廷说句软话，肯定也被国人痛骂，只是他们不敢当面骂出来。不过她心里早有主见：和局必须维护，无论如何不能开战。那么，谁来担起卖国的骂名呢？她听着三人争执，心思却一刻未停，心里大约有了主意：“你们这么争徒劳无益，也不是老成谋国的大臣样子。”她不再揉太阳穴，转头又对慈安道，“姐姐，是战是和，关系国家存亡，我们姊妹俩定不了，也不能只听他们几个人的意见，我看还是让老六回朝，且不管他病好了没好，国家遇此大事，他如何能安心养病？咱们召开御前会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是啊，大家都来说说看，也许能想出好办法。”慈安没有不同意的道理。
御前会议近二十个人，包括惇王、醇王、孚王等亲贵，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重臣，御前大臣以及弘德殿行走的师傅。平时两宫垂帘在养心殿，最多不过十人，再多了就太挤了，所以御前会议改在乾清宫西暖阁。乾清宫是内廷最宏伟的宫殿，广九楹，深五楹，明朝的十四个皇帝和大清顺治、康熙两个皇帝都以乾清宫为寝宫，在这里居住、批答奏折。乾清宫正殿设御座，御座上方悬着顺治皇帝御笔亲书的“正大光明”匾，这个匾的背后就藏有始自雍正的密建皇储的“建储匣”。东暖阁是有名的三希堂，西暖阁是皇帝寑室，也是皇帝日常召见臣工的地方，地方足够大，用来召开二十余人的御前会议，绰绰有余。
“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他把英法各国赞为著名大邦，那置我堂堂大清国，泱泱五千年文明于何地？
“彼以仁慈为名，反而受残酷之谤，故洋人愤愤不平也。”洋人仁慈吗？他要仁慈，会放火焚烧我万园之园，会向我大清官员开枪吗？许多人心怀不满，但以曾国藩的彪炳勋业，无人好意思开口诋毁，就难免拿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泄愤。
“奴才以为天津地方官没有罪，也不能治罪，他们不像有的官员专以媚外为能事，所以洋人看不惯他们。洋人是我大清的世仇，他们看不惯的人，就是大清的忠臣良民。天津百姓也不能治罪，他们是保护地方官的义民。谴责义民，于心何安？”醇郡王首先压不住心中愤怒，“纵使洋人没有挖眼剖心，他们在大清国土上蛮横无理，那个丰大业竟然敢在通商衙门开枪，又向知县开枪，绝非善类！民众已经愤如烈焰，他还要当众枪杀我官员，不是自求死路？打死他也是自找的。”
两宫垂帘以来，倚重的是恭亲王，醇郡王虽然尊贵，也受到两宫信赖，但毕竟未掌政柄。从前他能够心安理得地随遇而安，近年来静极思动，心热起来了，因此敢挑战六哥的权威，对洋务、政务，多有臧否。这次御前会议，完全是一副势不两立的架势。
醇郡王的话引起众人的附和，大学士官文、瑞常、朱凤标、倭仁，帝师李鸿藻、翁同龢也都认为如果杀地方官会失掉民心。总理衙门、军机处与恭亲王热心洋务的人，都有些灰头土脸，仿佛脊梁上写着卖国贼三个大字。
“大家都指责办事的人，有失公允！”总理衙门大臣董恂终于忍不住了。
总理衙门大臣中，恭亲王、文祥、宝鋆都兼着军机大臣，因此总理衙门这边，时年六十岁的董恂是费心劳神最多的一个。费心劳神都不在话下，让他气愤的是清流派对洋务的态度，尤其是对他本人，尤为刻薄可恨，认为他是总理衙门中最媚洋的人。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曾经把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的浪漫诗《人生颂》翻译成中文，无奈他中文水平有限，董恂自告奋勇，帮他润色成九首七言绝句，并亲笔抄在扇面上，托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转交给作者。此事深为清流所不耻，送董恂外号“董太师”——把他比作三国的大奸臣董卓。
“董太师”急赤白脸地辩解道：“洋人向来是论势不论理，动不动以武力胁迫。总理衙门与他们交涉，吃气受屈就是家常便饭。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因为国家太弱，不能轻启衅端。受洋人的气也就罢了，局外人不体谅，冷嘲热讽，臣等也只好忍气吞声。要讲痛快，我也愿向洋人大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甚至骂他们个狗血喷头。这倒是痛快了，那置国家于何地？比如这次天津事件，洋人兵舰就摆在大沽，动不动就开炮演习，无非是向我们警告。如果不答应洋人的要求，试问殿内各位拿什么去挡？如今西北还在乱中，请问各位，在沿海开战端，朝廷可承担得起？既然承担不起，洋人又提出了要求，请问各位，百姓不受委屈，地方官也不受委屈，此案如何善了？”
“谁也不想受屈，也不愿受屈。只因国家太弱，没有办法的事。”董恂气喘吁吁，因为激动，胡须乱颤。
“我看不是国家太弱，是有人骨头太软，看见洋人腰就不直。昂起头来大声和洋人争辩又如何？你们据理力争了吗？”
下面又有人附和，天津民气可用，不如借此振作起来，大张挞伐，把洋人赶出天津。一直没说话的倭仁这时开口了：“太后、皇上，老臣每每想及教案，就忍不住心痛。自咸丰十年签订城下之盟，准许英法在我大清传教以来，教案几乎年年都有。每次教案了结，总是我大清吃亏，处分官员，刑禁乡民，赔款赔物。咸丰十一年，贵阳教案，官府赔款一万二千两白银；同治元年，南昌教案，赔款一万八千两白银；衡阳教案，赔款五万两，知县被革职；同治二年，重庆教案，处死两人，赔银二十三万两；同治五年，扬州教案，知府被撤职，赔款二万两，洋人犹嫌不足，还逼官府出面在教堂门前立碑保护；同治七年，遵义教案，五名地方官受处分，一人被判死刑，赔款七万两。两次酉阳教案，处死三人，先后赔银十一万两。而我死伤数百黎民百姓，何敢向法兰西国讨回半分公道！”
倭仁是东阁大学士，是清流领袖，权不重而位却尊，能搭腔的也就只有恭亲王了：“倭相忧国忧民令人感佩，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各国传教受保护是和约议定的事项，我大清有诺必践，不能不遵。惩治闹事的百姓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此严刑峻法，依然不断有人焚烧教堂，杀死教士，如果一味偏袒，怕是野火春风，愈加禁而不止，麻烦更大。”
“王爷，倭仁不能苟同！王爷不想一想，为什么我善良百姓一而再再而三地焚烧教堂？他们在我大清都做了什么？诱拐孩童，挖眼剖心，配制丹药，惨无人道。”倭仁打断了恭亲王的话。
恭亲王解释道：“倭相，这些不过都是传言，并无实证。据李鸿章说，洋人的医术与中医不同，治起病来有时需要动刀动剪，把坏死的肌肤器官割去，并非是挖眼剖心制造丹药。”
“王爷不要提李鸿章之流。他倚仗洋人起家，便事事追随洋人，其言可信乎？我大清最讲男女授受不亲，而西洋教士男女混居于教堂之内，诱引良家妇女入教，昼夜**，与牲畜何异？”倭仁一听李鸿章的名字就来气。
恭亲王不得不再劝道：“那是因为中外习俗有异。我朝讲男女授受不亲，西洋人见面都要亲脸，这也不过是他们的礼节。”
这话问得太凶险，恭亲王不禁有些紧张，谨慎地回道：“我又何尝不憎恨洋教！前天英国公使阿礼国回国，话别时我对他说：把你们的教士和鸦片带走，你们就会受欢迎的。教士和鸦片一样，都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情。我也恨不得痛痛快快把他们赶走，眼不见心不烦，可是做得到吗？我们一忍再忍，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暂不与他们闹翻，把洋务学到手，以夷制夷嘛！”
倭仁有些激动了，嘴唇直颤道：“王爷，洋务已经搞了快十年了，至今仍然不敢对洋人说个不字，越搞洋务胆子越小，越搞洋务的人越是崇洋媚外，上至朝廷大员，外至封疆大吏，血性倒不如一介百姓！前天有人抄了天津的反教揭帖，帖中说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相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发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杀死一个，偿尔一命，杀死十个，偿尔十命。我大清四万万条性命奉陪到底，鼠辈夷人何惧之有！”
倭仁将洋务运动说得一文不名，也把恭亲王惹火了：“倭相，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是先帝恩准施行的，难道先帝的见识还不及你？仿造外洋枪炮，以器制器也是太后皇上宵旰沥胆孜孜以求，你无端攻击洋务大业是何居心？至于揭帖中的血气，勇则勇矣，却不过是纸上谈兵！”
眼见得两人越争越不相让，慈禧打断道：“你们都不要说了。我看你们办洋务的骨头软，不办洋务的嘴皮子硬，都算不得端庄醇厚，都没有古大臣之风！”眼看主战的论调要起来，天津教案便难以了结，所谓擒贼擒王，主战最起劲的其实是醇郡王，因此她转头问道，“洋人欺我太甚，我也想一口气把他们灭掉。老七你们有什么办法，不怕洋人撕破脸皮，能把洋人灭掉？”
指责总理衙门振振有词，因为那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要拿出一个把洋人灭掉的法子，醇郡王没有，其他的人也没有。于是众人只好闭嘴。
沉默了一阵，慈禧又问道：“老六，你是什么意思？”
恭亲王病还未好利索，身体依然虚弱，殿内又闷热，众人苛责又急，因此他早就出了一头毛汗。其实他的意思不说也可知，无非是委曲求全。慈禧既然问到，他便不能不回：“奴才没什么好说的，只怕不答应曾国藩的条件，天津教案恐怕没法了结。”
宝鋆也附和道：“此时天津不知是什么局面，洋人兵舰虎视眈眈，听说法国增兵两千，英国人也在从香港调兵舰。天津百姓一腔怒火，洋人也是有恃无恐，就如同一堆干柴，一点火星就可引起冲天大火，如果朝廷不早拿主意，难免不生意外。”
“现在的要求还没答应，说将来为时过早。眼下最要紧的是稳住洋人，不要闹得不可收拾，然后再由总理衙门和曾国藩去与洋人争，争得一分是一分。还有必须调兵入卫，曾国藩已经调三千铭军北上，恐怕还不够。”恭亲王也开始着手其他打算。
“说得极是，直隶防务空虚，说什么都是空谈。西北局势已经稍解，可让李鸿章带他的淮军入卫直隶。”慈禧又转头问醇郡王，“老七，如果不答应曾国藩的要求，你们可有何良策，能不让洋人闹起来？”
“奴才也无善策，只是民心不可失。”
“你说得也有道理。告诉曾国藩，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慈禧三言两语，把两派的意思都兼顾到了，“曾国藩所请照准，但要提醒他不能让洋人得寸进尺。”
此时，董恂又进言道：“按洋人惯例，出了这样的重大事件应该派出专差到法国直接面见法皇，反而更好了结。比只与罗叔亚交涉，反而更直接。”
其实，董恂奉恭亲王之意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请教后，是打算派出专使去法国道歉，以取得法皇的原谅。可是堂堂天朝上国，如何能去蛮夷国家道歉？董恂只好含糊说派专使去面见法皇。慈禧一听，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就问道：“去面见法皇，怎么说？”
董恂仍然不敢说道歉的话，继续含混道：“回太后的话，应该表明我朝敦睦邦交之意，同时说明我朝为敦睦邦交所做的万般努力。”
慈禧有些犹疑道：“能见法皇当面说清最好，只是这个差使要远涉重洋，谁堪当此重任？”
“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可当此任。他经年与洋人交涉，而且天津教案他最清楚来龙去脉。”恭亲王立即建议。
派崇厚去的确合适，除了他身份恰当，其实还救他出了火坑。满人当要职的本来不多，崇厚因教案再折进去也可惜，所以慈禧同意了：“好，你们拟旨来看。崇厚的缺由谁来领，你们也要一并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