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兴洋务创办沪局 督湖广曾李以代
军火的事情让李鸿章十分着急，因为苏州炸弹局已经奉命搬往金陵，改名金陵机器局，目前尚未恢复生产；而上海由韩殿甲、冯焌光主持的炸弹局生产能力实在有限，如今淮军分驻三镇，都需要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满足供应。于是他令署理江苏巡抚刘郇膏赶紧向洋人购买军火，同时函召上海关道丁日昌立即到金陵来，商讨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局的事情。
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后，先后建立了三个炸弹局，但除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炸弹局机器稍多外，其他两局基本以手工为主，这当然不能令李鸿章满意，所以他早就有意筹建一个大的机器制造局，而且不仅能造枪炮，还要能以机器制造机器，他称之为制器之器。制器之器从哪里来？托洋人从国外购买，这个办法他不放心，因为他已经多次上当。他曾经把十五万两白银预付给华尔的兄弟去美国购买军舰，结果华尔的兄弟只承认收到了二万两；一年多前他又交给一个法国人一万两白银用来购买机器，结果连人加银子从此杳无音讯。所以最后他认为，还是从上海洋人的工厂中留心，有合适的直接买过来，因为工厂摆在那里，可不可用，一目了然。所以半年前他就吩咐丁日昌上心察访。前些时候丁日昌复信，说已经有些眉目，因为李鸿章当时太忙，没有让他前来面谈。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让他立即前来。
丁日昌赶到金陵，见到李鸿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帅，铁厂的事基本定局了！”
丁日昌一直上心寻访，在虹口物色到了一个美国人开办的旗记铁厂，厂主有意转让。原来，这个铁厂主要是修理轮船，同时还制造洋枪大炮。铁厂紧邻商业区，在这里制造大炮，周围的居民和商家都不高兴，担心他的火药不小心自爆，所以经常找麻烦。厂主科尔是技师出身，技术比较过硬，但经营上却稍欠火候。所以自投产以来，一直是半死不活，透出想卖厂子的口风。他的机器设备在上海是数一数二，所以丁日昌闻讯非常感兴趣。他与科尔交涉过几次，科尔视厂子如自己的命根，一时拿不定主意。
“现在怎么同意了？”李鸿章问道。
“多亏了唐景生，他出力不少。”丁日昌于是介绍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唐景生，名唐国华，景生是他的字，广东香山人。少年入洋行，后来跟着洋人学洋文，干洋行通事。同治元年进上海海关当通事兼总理进出口税单。因为收受华商贿赂被革职，一直在找机会脱罪。听说丁日昌在为购买旗记铁厂的事情犯难，他便自告奋勇去与厂主科尔交涉。他与美国驻沪领事搭上关系，又善于与洋人交往，所以很快说动了科尔。他为科尔出主意说，你舍不得自己的工厂，那你完全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厂子嘛，将来可以继续留在厂里帮着管理，与自己办厂差不多。科尔又提出厂里的洋人工匠都是他重金聘来的，不忍把他们赶走，也必须留任。唐景生报告丁日昌，丁日昌立即答应下来，洋人机器本来也要聘请洋人来教习华人，原有的洋技师留下来比新聘更方便。唐景生因为在洋行见多识广，把旗记铁厂所有机器物料核一下价格，机器价值约四万两，外加铁煤等物料计二万两，最后以六万两白银成交。唐国华自己愿意出白银二万五千两，当年与他同时被革职的海关扦手张灿、秦吉各出银七千五百两，凑够四万两，买下整座铁厂报效。条件嘛，就是免去革职的处分，重新回海关上班。
李鸿章道：“纳银赎罪，国家有明文，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姓唐的当初被革职是怎么回事？”
丁日昌回道：“卑职刚出任海关道一职，明令禁止收受陋规。可是中秋节唐景生等人仍然收华商银两，卑职当时也是急于立威，就把三人交由上海县审讯，后来唐景生多次上禀帖为自己剖白，卑职这才知道处理得有些欠妥。”
“怎么欠妥了？”李鸿章有些不明白，收受贿赂理应被革职。
丁日昌解释道：“华商每遇洋船装货，订立的合同及水脚总单还有洋行保险，都用的是洋文，华商往往不能辨识，一直托唐景生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后来因为经常找他翻译，就不再一单单计酬，改为送节例银两。因为是按劳取酬，所以唐景生认为不能算是陋规，因此未加纠正，不料正撞到卑职的枪口上。”
“这是姓唐的说法，上海洋行通事有的是，要翻译个合同花几钱银子找个通事就能办妥，为什么华商偏偏要麻烦他这位海关通事？还不是为了通关方便？无论他怎么狡辩，也还是在受贿。不过，他能在购买铁厂一事上尽心尽力，又拿出银子来报效，我们不妨成全。他受贿定案是多少银子？”李鸿章对人情世故十分通透。
“一万五千两。他如今报效二万五千余两，似可以赎罪。”丁日昌又道。
“可不可以赎罪，全在你我一念之间。雨生，这人本事如何？”
“这人办事非常利索，脑筋也转得快，是海关业务一把好手。”丁日昌已经受了唐景生的好处，自然为他说话。
“是人才埋没了可惜，不妨网开一面。可是，有才能的人往往自作聪明，你要盯紧了，让他手脚干净些。你还要防止落入他的圈套，不要让他和洋人合起来算计你。”李鸿章认为他与洋人谈了几个月都无结果，怎么姓唐的出面就谈成了，而且银子还谈下来了接近一半，这事就有些可疑。丁日昌也怀疑过，不过当初与科尔谈的时候，的确是十万两一两也不肯减，而且还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时候唐景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与洋人勾结。
李鸿章建议道：“买下铁厂是当前最急于办成的大事，这些细故不必计较。只是要为唐某人脱罪，光你来说不合适，这件事应该让臬司衙门提出来。对了，你还要让姓唐的在总税务司赫德那里走走门路，总税务司出来说话，将来我给朝廷上奏，说起话来也硬气。”
“对，海关由总税务司管理，由赫德为海关人员说句话，比我们自己来说管用得多。”丁日昌一想也是。
“还有一件事，既然洋人在租界造枪炮商民都反对，将来我们在此建局制造枪炮必然也会有人反对。而且在租界里，容易引起事端，必须另择地建厂。”李鸿章话锋一转，说上了另一件事。
“是，这件事卑职已经考察过了，上海炸弹局当初就在高昌庙，此地远离租界，人口较稀，将来制造局就在此地建新厂。”临来之前，丁日昌已经去考察过，说起来胸有成竹。
“好。铁厂一旦买下后，就立即着手建新厂。去年底曾老师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等他买回来后也并入江南局，我要把江南局建成大清最大的机器制造局。不仅要制造洋枪洋炮，将来还要用局里的机器制造机器，铸钱、织布、挖河等机器都可仿制，触类旁通，于民生也大有益处。”说到推行洋人制器之器，李鸿章感慨颇多，“雨生，这些年和洋人交往多了，听洋人讲，他们不仅洋枪洋炮靠机器制造，纺织、农具、炼铁、开矿，无一不采用机器，人力大为节省，一台机器可抵十余人甚至百余人力，正因为有机器推动百业，因此洋人国家面积比我们小，人口比我们少，所产物品却不比我们少，价格还比我们便宜，百姓日渐富裕，国家日渐富足，要养一支精锐的部队，配备巨舰洋炮，也就十分容易。所谓民富国强，富国强兵，都源于机器制造！我们学习洋人，仅购买、装备洋人的机器不行，我们得学习洋人制造机器之法，学会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才是根本。老师在宝应罗织了一个年轻才俊叫薛福成，他上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也说到要学习洋人的技巧，他说将来如果以机器制造机器，百工皆用机器，则民可富、国可强、兵可壮。只可惜大清有这种见识的万无其一！怎么办？责任还要落在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身上，我们不能仅仅有这种见识，关键是要来推行。”
江南制造局还在筹建中，李鸿章已经由此瞻望到机器制造的重要、国富民强的远景，他的思维和眼界令丁日昌十分佩服：“大帅的眼界真是令卑职惭愧。卑职眼前只看到买下铁厂，赶紧制造枪炮弹药，没有大帅的高瞻远瞩。”
李鸿章笑了笑道：“雨生也不必恭维我。我在上海日久，见识了大清与洋人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我们就是赶紧追赶，怕没有二三十年也难以超越。我们不管别人说什么，骂什么，洋务事业必须能早一日是一日，能早办成一件是一件。”
之后，李鸿章亲自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请他支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又向朝廷上《购买外国机器铁厂折》，请朝廷批准。他从淮军急需弹药补充入手，说明创办江南制造局的迫切需要，又从未来有助大清富国强兵的角度说明它的长远意义——
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以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愚诚也。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栝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久则风气渐开，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寄望于仿习机器。
这份奏折很快到了恭亲王手中。恭亲王虽然二遭严谴，去掉了议政王的尊号，但他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依然在，对创办江南制造局十分支持，专门上折阐明将来大清应大力引进制器之器，在军事、民生各业中推广机器制造，以提高百工之效，以达富国强兵之效。为了避免满人责备他太倚重汉人，也避免机器制造全握于汉人之手，他特别提议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慈禧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
江南制造局得到朝廷、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推动，创办的第一年就投入五十多万两白银。其中购买旗记铁厂六万两，容闳从美国购回机器共六万八千两，从高昌庙购置土地和建厂房二十四万两，在虹口旧厂的房租、薪工、物料等支付十七万两。以后规模不断扩大，经费每年虽无定数，约计不下五六十万两。18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1880年后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所产枪炮等军工产品供各省清军使用，促进了清军装备的近代化。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这些超脱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义上的御侮之器都出自江南制造局之手。从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枪，到德国的新毛瑟枪；从前装线膛炮，到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江南无不在仿制中很快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也是除福州船政局外最大的造船企业。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四艘万吨巨轮。除了机械制造之外，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在1868到1907年之间，译书达一百六十种，培养了中国极为稀缺的翻译和科技人才。虽然它有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等种种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调兵遣将，解了雉河集之围后，他驻节徐州，实施四镇十三府防守计划。重兵布防的同时，他采纳薛福成把捻军与百姓隔离的建议，实行查圩清源之策。
所谓圩，又称寨、堡、围。皖、豫、鲁等省，因为多年兵荒马乱，地方大姓、大村为自保，纷纷筑圩结寨，外挖壕沟，形如城池。乱兵或土匪一到，立即关闭寨门，以免抢掠和杀害。捻军因为长期在豫、鲁、皖等省活动，许多圩寨为求自保，与捻军暗中勾结，贡献粮食、布匹等物，不少赤贫人家则拖家带口参加了捻军。
曾国藩实行的查圩清源包括四条措施：一是坚壁清野，人丁、牲畜、粮食、柴草一律搬进圩内，使捻军无可掠夺。二是分别良莠，捻军活动频繁的州县，清查户口，甘心从捻者编入莠民册，全未从匪者编入良民册。编入莠民册者，一旦拿获可就地正法；编入良民册者，五家具保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三是发给凭证。各圩设圩长、副圩长，圩长由曾国藩亲自发给凭证，并加盖钦差大臣关防；副圩长由所在州县发给凭证，盖州县印信。圩内有暗中通捻者，圩长、副圩长应捆送官府，遇有反抗可就地正法。送匪最多者，奏明请奖，匿匪不报者，追究严惩。四是寻访英贤。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者，均可毛遂自荐。无论收用与否，都发给往返费用。举荐贤良者，也给赏银和保奖。曾国藩的查圩之策大力推行，许多与捻军关系密切的百姓被杀。而有仇隙而人格卑污者，则诬人“通捻”，借刀杀人。一时间，“通捻”二字令百姓胆寒。
曾国藩坚信他的“重兵防守、查圩清源”的方略必能见效，但问题是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朝廷是等不及的。而且重兵防守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根本防不住来去飘忽的捻军骑兵。为什么？因为在四省间驻四镇重兵，如同扎了粗壮的篱笆，结实够结实，但栅栏之间太宽。周口离临淮数百里，临淮离徐州数百里，徐州离济宁也有数百里，而官军步兵有效防卫距离不过十几里，骑兵不过百里。所以善于乘虚蹈隙的捻军仍然如入无人之境，何况官军骑兵无论人数还是技术，根本无法与捻军骑兵相比。
这种重防剿、不重尾追的办法，也受到地方官绅的诟病，他们经常拿僧格林沁与曾国藩相比，僧王以亲王之尊，亲自策马穷追，有时一天驰骋数百里，饿了渴了只在马上喝口马奶。曾国藩却坐镇徐州，数万大军屯驻通都大邑，任捻军纵横驰骋，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尤其淮军军纪又差，骚扰地方，结果数月后反对声浪大起，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山东巡抚丁宝桢都流露出不满来。
于是曾国藩微调一下他的战略，在重点防堵的同时，加紧训练骑兵，作为机动追剿部队。曾国藩的骑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僧格林沁所部残存的骑兵，不过数百骑；再一部分则是他托鲍超从张家口外购来军马，招募骑勇进行训练。骑兵不同步兵，既要有熟练的驭使马匹的本领，也要掌握马上杀敌技巧，训练起来特别难。
曾国藩让僧王旧部任马队副统领，帮助训练新骑手，而统领他坚持让李昭庆来担任。李昭庆觉得担任这个骑兵统领必然要与捻军正面交锋，他自知根本不是捻军对手，因此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帮着说话辞掉这个危险的差使。李鸿章也不愿自己的弟弟去冒险，所以亲自给曾国藩写信。曾国藩坚持定见，他给李鸿章复信，从公义私情上做了一番论述——
以私事而论，君家昆仲开府，中外环目而视，必须有一人常在前敌，担惊受苦，乃足以折服远近之心。而幼泉之才力器局亦宜使之发愤自强，苦战立功，不必借诸兄之门荫以成名。以公事而论，目下湘淮诸将剿捻，颇似秀才考二二场，视之无关得失，潦草塞责。若非仆与阁下提起精神，认真督率，则贼匪之气日进日长，官兵之气日退日消。若淮勇不能平此贼，则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复堪问？
总之，无论从天下大局讲，还是顾惜李家声名计，李昭庆都得当这个骑兵统领。于是李昭庆只好勉强出任，其积极性不高，自然谈不上战斗力。官军虽然打了几个小胜仗，但依然不能改变捻军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的局面。
军饷也遇到问题，无论湘军还是淮军，主要由两江供应军饷，李鸿章东挪西借依然无法保证。时间已经到了年底，众军都盼着发几两银子寄回家过年，却迟迟不能到手。驻湖北麻城的湘军成大吉部有位哨官，有亲戚在赖文光、任化邦部捻军中当个小首领，两人约定里应外合，攻克麻城，抢点儿财物过年。湘军怨声载道，如烈火烹油，一呼百应，放火烧了湘军的军营，统领成大吉仓皇逃走，所部湘军纷纷加入捻军。
力量得到加强的捻军横扫鄂东数城，阵斩总兵、参将多人。豫西的张宗禹部捻军也从鄂北入鄂，武昌震动，朝廷大怒，将湖北巡抚郑敦谨革职，一面督促曾国藩派兵救援，一面调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
僧格林沁阵亡后，朝廷想起能征善战的曾国荃来，数次下旨起用，但曾国荃痛恨当初朝廷卸磨杀驴，以病躯未康复为由坚辞不就，曾国藩也不主张九弟出山。这次情况不同了，曾国藩剿捻遇到麻烦，西线缺兵少将，由九弟出来坐镇湖北，西线他可以稍稍放心，所以鼓动九弟出山。曾国荃也是闲不住的人，而且这次出任湖北巡抚，其实依然是带兵打仗，这正是他的长项，又能为他老哥分忧，所以立即募起六千新勇，年后带到湖北。刘铭传的铭军奉曾国藩将令驰援湖北，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捻军看势不好，发挥机动性强的优势，绕开湘淮大军，重新杀回河南，在皖鲁边界纵横驰骋，聚集湖北的官军重兵又成摆设。
半年多的时间，刘铭传一军先是从江苏调到济宁，又从济宁驻镇周口，眼看着要过年了，却又从周口驰援湖北，结果在湖北也没打几个像样的仗，如今捻军又东去，铭军少不得又要回防，所以全军上下怨声载道。刘铭传本来对曾国藩的重镇防守就有看法，于是他向曾国藩再次提出河防策略。
刘铭传早在守周口的时候，就感到捻军在中原平旷之地纵横驰骋，官军无所依托，千里追踪，劳师费时。他所驻防的周口向北有贾鲁河，向南有沙河，如果沿着两条河岸筑起长墙，就断绝了捻军东来西往的通路。而北边有黄河，南边有淮河，东边有运河，都采用沿河驻守的办法，把捻军限制在鲁、豫、皖、苏四省的交界地段，重兵围剿，不愁灭不了捻匪。曾国藩觉得河防工程太大，而且他的重镇防守刚刚铺开，因此没有答应。如今，他的重镇防守漏洞百出，朝野多有怨言，不能不考虑刘铭传的建议。此时赖文光、任化邦的捻军已经到了鲁西南，沿着运河多处突袭，显然是想越过运河，到山东、苏北去。胶东半岛十几年来未曾受到大的战事影响，是难得的完善之区。如果捻军去了胶东，真是遗患无穷。所以他赶到泰安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丁宝桢会面，商定分段扼守运河，布置初定，才回驻徐州老营。
这时候，张宗禹部捻军也从河南进入山东，与赖文光部会合，刘铭传再次提出防守贾鲁河、沙河，将捻军围困于贾鲁河、沙河与运河之间，聚而歼之。曾国藩立即与河南巡抚吴昌寿、安徽巡抚乔松年会商，确定以周家口为重镇，往北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由张树珊等军防守；从朱仙镇北四十里至开封，又北三十里至黄河南岸，由吴昌寿率豫军防守。周家口以南一直至淮河，则由刘铭传部铭军、乔松年部皖军及湘军水师防守。这样，利用运河、黄河、沙河、贾鲁河、淮河的天然屏障，构成横跨豫、皖、鲁、苏四省的三角形防线。同时，又派鲍超、刘秉障、刘松山、张诗日等湘、淮军组成“追剿之师”，跟踪追击捻军。
然而，贾鲁河、沙河河防遇到很大阻力，沙河淤沙严重，地基松软，筑墙困难重重；从朱仙镇一直到黄河边，无河可守，需要挖壕筑墙，工程量太大，而且筑好墙后还要防守，一旦被突破就要负咎。而且无论河南还是安徽的地方官，觉得沿河防守无异于把捻军固定在自己的地盘上，遭罪的是自己，不如还是让捻军来去纵横，那样至少还能稍可喘息。尤其是负责防守开封到黄河边的豫军，挖壕筑墙一再倒塌，后来干脆应付了事，糊弄着只要不倒就成。
会师于鲁豫交界的捻军向运河防线发起猛烈进攻，他们的意图非常明显，要突破运河防线，进入山东半岛。然而此时正是雨季，运河水涨，湘军水师、天津英法军舰、漕运衙门的兵船都来助战，沿运河、黄河炮击捻军，因此苦战十几天而无力突破官军防线。眼看官军正向运河沿线集中，捻军决定回师河南。此时贾鲁河、沙河防线刚刚勉强建好，捻军已经摸清从开封往北到黄河段最为薄弱，因此决定从此处突破。时间选在八月十五，这天是中秋节，是中国人十分重视的团圆之日。每逢佳节倍思亲，豫军都本是当地人，离家稍近的都开小差回了家，而勉强守在防线上的也是思乡心切，无心坚守。
十六日夜里丑正寅初，也就是凌晨三点左右，人睡得最熟的时候，开封以南二十多里的黄河故道上，突然火把通明，战马嘶吼，捻军如从天而降的洪水，向着豫军的防线冲过去。豫军根本无力抵抗，松软的沙墙经不住战马三踢两踩，就被夷为平地。数万捻军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西而去，一直到中牟才停下脚步，早把官军远远地抛在脑后。
朝廷震怒，曾国藩也是又恨又愧。自从他剿捻以来，地方大员阳奉阴违，协饷一拖再拖，河防也是应付了事。他一怒之下参掉了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朝廷根据曾国藩的建议，安徽由布政使英翰实授，河南由署理湖北巡抚李鹤年实授，他钦差的权威总算得到了巩固。
捻军首领聚集中牟，商讨下一步的进军方向。一年多来，曾国藩先是重兵防守、查圩清源，然后实行河防之策，虽然没有捆住捻军的手脚，依然在数省间纵横驰骋，但捻军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曾国藩的战略虽然看上去笨拙，但无疑击中了捻军的要害。捻军失去了后方基地，粮食等后勤保障越来越困难，与百姓越来越隔绝。从前捻军以淮北为根基，流窜他省，抢掠粮食、财物——称为打捎——回乡享用，然而如今淮北根据地已经被连根拔起，如果继续这样东奔西走，自己同样也是疲惫不堪。因此，赖文光提议应当分出一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起义军，建立长久立足之地。大家也都同意这一建议。
捻军中，其实一直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以张宗禹为首，他是捻军盟主张乐行的侄子，雉河集人，他的兄弟张宗道、张宗先，侄子张正江等跟随他，组成他最得力的助手；另一派是以任化邦为首领，他小名任柱，安徽蒙城人，他的叔父是捻军蓝旗首领，他的堂兄弟任定、任文、任虎、任大牛、任三厌都是捻军中的虎将，也是任化邦的得力助手。
这两派人马，从心理上双方都不服气。而两人性格也相差很大。张宗禹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喜欢读书，虽然对科举不感兴趣，但文化底子很厚实，曾经给他族叔大盟主张乐行当过文墨师爷，几乎是手不释卷，打仗间隙骑在马上还要看书，以足智多谋著称；而任化邦出身赤贫人家，十几岁父母双亡，是真正没人管没人疼的野孩子，从小好勇斗狠，打起仗来以勇猛著称，尤其善于指挥骑兵作战，刘铭传等淮军名将也都惧他三分，望见他的旗帜就不敢轻动。
李鸿章称任化邦：“称雄十年，用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队俱为战尽，实为当代第一等骑将好汉！”曾国藩也说：“任化邦骁勇善战，项羽之俦，人中怪杰也！”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张乐行当年曾经以违抗军令为由，斩杀蓝旗统领，而蓝旗一直认为那是挟私报复，因此，任化邦与张宗禹面和心不和，捻军实际上始终分为两部分，虽然有时并肩作战，但总体上聚少分多。这次决定分为东西两路，张宗禹自告奋勇带所部人马西去陕甘，联络陕甘回军，是为西捻军；出身太平军的赖文光与任化邦相识最早，因此他与任化邦一起留在中原，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东捻军名义上赖文光为首领，但实际赖文光所部太平军只有几千人，因此任化邦的实际影响力和作用，远远超过他。
朝廷根据捻军战略的改变，迅速调整围剿部署，令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璋四提督统军追剿西捻。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所部负责追剿东捻。
东捻军像对付僧格林沁一样，从河南东进山东，又由山东进了江苏，官军追到赣榆，东捻军又进了安徽，而后重新回到河南，牵着剿捻大军，围着曾国藩的徐州大营，转了一个大圈。曾国藩的河防没能防住东捻军，不待朝廷指责，他自己心怀愧疚，又不断受到御史攻击，参劾他“查圩清源”中滥杀百姓。新任的安徽巡抚英翰，河南巡抚李鹤年，比前任略好些，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驱贼出境”的策略依然如故。曾国藩忧愤交加，身体更差，除了眼睛看不清外，又增加腹泻的毛病，还有好几次忽然头晕，要睡一觉才能减轻。朝廷赏他一个月的假期，让他在营调理。
此时，曾国藩心里已经萌生卸任节制三省钦差大臣的念头，他心中的接手人就是高足李鸿章。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觉得官军的实力在不断加强，尤其湖北有他九弟主持，新募的六千新湘勇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战斗力已经大大提高。捻军像没头苍蝇一样东奔西走，估计还会重新闯进他河防的圈子里，河防再牢固一些，也许就能把捻子彻底剿平。所以，到了十月十三日，他上奏请开缺的折子，流露出他矛盾、酸涩而又恋栈的真实心态——
臣病势日重，惮于见客，即见亦不能多言，岂复能殷勤教诲？不以亲笔信函答诸将者已年余矣，近则代拟之信稿，亦难核改，稍长之公犊，皆难细阅，臣昔日之长者今已尽失。而用兵拙钝，剿粤匪或尚可幸胜，剿捻实大不相宜。昔之短者，今则愈形其短，明知必误大局，而犹贪恋权位，讳饰而不肯直陈，是欺君也；明知湘、淮各军相依颇深，而必求离营，不顾君心涣款，是负恩也。臣不敢欺饰于大廷，亦不忍负疚于隐微，唯有吁恳天恩，准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实缺，并另简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臣以道员留营，不主调度赏罚之权，但以维系将士之心，庶于军国大事毫无所损，而臣之寸心稍安。
“臣以道员留营”的请求，实际是曾国藩恋栈心态的反映，他心底隐隐希望的是朝廷能够挽留他。他虽然已经有卸任的打算，但不想在此河防失效、一片质疑声中灰溜溜下堂，他希望在证明他的策略正确后体面地退居幕后，他的脸上也好看些。然而，朝廷很快下旨：“着再赏曾国藩病假一月，在营安心调理，钦差大臣关防着李鸿章暂行署理，并着立即赴徐州部署防剿事宜。曾回藩调理就痊，即行来京陛见，以慰廑系。”
接到上谕的李鸿章，心里十分激动，彻夜难眠，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曾国藩在前线剿捻，他在两江筹措粮饷，却时刻在盯着江北的战局，也一直在关注老师的剿捻策略。他坚持认为无论重镇布防还是河防之策，都是对付捻军的治本之策，之所以不能马上奏效，是因为官军派系太杂，不能全力以赴。他认为捻军迟早要被剿灭，只是需要时间而已，如果要他前来剿捻，淮军的指挥肯定要更加灵便，再加强机动追剿的力量，一定能够把捻子剿平。他其实一直在等待机会，一直跃跃欲试，只盼老师撑不住后由他走马上任。如今接到上谕，他立即起行，经过二十天的航行到达徐州，立即重新调整淮军布防。他命六弟李昭庆率所部四营驻守徐州城，并立即扩充马队，至少要达到十五营；王永胜统十一营进驻皖徐交界，刘士奇统七营进扎运河西岸，刘铭传、潘鼎新部回师东援，淮军士气为之大振。此时朝野言官纷纷上折，蜂起弹劾曾国藩师老无功，希望走马换将的呼声非常高。于是朝廷下定决心，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让李鸿章出任剿捻统帅。
李鸿章是个大孝子，但凡遇到重大事情，无论军情还是政情，或者个人升迁，都要亲笔给母亲写信报告。他在接到上谕的当天，写信给母亲——
曾夫子自谓剿捻无功，精力太衰，不能当此大任，屡请罢斥，当蒙圣上照准，命曾夫子回两江总督任，授男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男已拜表谢恩，一俟曾夫子到署，当即交代北上。设或路出临淮，阅军进剿，一得肤功，拟驰抵家园，以慰数年来白云亲舍之情。
虽然极力低调，学生超过老师的那份得意，在字里行间表露无遗。
当时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还在鲁豫间活动，又数次突破贾鲁河防线去攻打运河防线。李鸿章想调兵遣将，来个扼地大兜剿，但钦差大臣关防未到手，他就没法放开手脚大干。而曾国藩好像没有交出关防的意思，于是他派专差到周口曾国藩行辕，表面上是请示何时把两江总督关防交给老师，实际是催要钦差大臣关防。曾国藩气得当时头晕，一直到下午才好。
赵烈文自然知道曾国藩烦恼的原因，劝慰道：“老师其实不必烦恼，李少荃就是红得发紫，也还是老师的学生。他越受朝廷倚重，老师脸上越有光。他无论登得多高，脚下的台阶也是老师一步步为他搭就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在赵烈文面前，曾国藩不必掩饰自己的真实心态，苦笑道：“李少荃拼命做官，俞夫子拼命著书，真是一点不假。”
曾国藩口中的俞夫子，名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他参加殿试，时任礼部侍郎、殿事执事的曾国藩对他的诗文非常赞赏，在他的坚持下，俞樾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他后来辞官不就，埋头研究学问，经学、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可谓博大精深，被尊为朴学大师，赫赫有名的章炳麟、徐琪、吴昌硕等辈都出自他的门下。曾国藩对他的学识非常佩服，对他淡泊名利的心性十分欣赏。俞樾与李鸿章是曾国藩最看重的弟子，两人年龄相近，性情迥异，“李少荃拼命做官，俞夫子拼命著书”是对两人的准确概括，也看出曾国藩对李鸿章最为不满意处。
老师可以批评学生，但外人却未必能附和。赵烈文点明道：“李少荃热衷于做官，但也能以官成事。”
这也是很中肯的评价，曾国藩不能不承认，李鸿章办事的能力无人可比，机变能力也无人可比。他捻着胡须道：“少荃缺的不是办事能力，缺的是……”缺德这样的话没法出口的，但他的确担心李鸿章将来会有亏德之处。
“李少荃已经崛起，老师只有善加扶持，不然白白开罪这位高足，何苦来哉！”赵烈文还是老调重弹。
罢了罢了，就成全他这位一头露水的高足吧！曾国藩想了想，对赵烈文笑了笑道：“我老了，该把戏台让给少荃了！这两江总督我也不去操心，让少荃一并兼了。”
第二天，他派江苏候补道林桐芳、衡州协副将胡正盛与李鸿章的专差一起护送钦差大臣关防到徐州，交由李鸿章祇领。然后他把薛福成叫来，当着赵烈文的面道：“叔耘，你帮着我起草个折子，就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回任两江，愿留营以随员效力。两江总督就让李少荃兼任，这样用兵筹饷，事权统一，反而更好。”
赵烈文劝道：“老师，您回任两江，也是大家所盼，朝廷既然有此旨意，定然不会朝令夕改。再说，您的理由是身体不好，正因身体不好，才不宜在前敌，而宜去金陵静养。”
“这更会让人说闲话，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前敌，就能胜任封疆吗？别人会怀疑，我到底是身体不好，还是贪恋封疆？”曾国藩是从笔头上觅封侯的人，稍作思考，就琢磨出了几句话，“叔耘，你折中应该有这样的意思：‘若为将帅则辞之，为封疆则就之，则是去危而就安，避难而就易。臣平日教训部曲，每以坚忍尽忠为法，以畏难取巧为戒，今因病离营，安居金陵衙署，迹涉取巧，与平日教人之言自相矛盾，不特畏清议之交讥，亦恐为部曲所窃笑。’”
这个理由的确冠冕堂皇，也堵得住别人说他拈轻怕重的嘴巴。
“不过，这是老师的理由，朝廷有朝廷的考虑。依学生看，朝廷定然还会请老师回任两江。”赵烈文笑了笑说，“老师还要为李少荃设想，您这位太上钦差留营，不管你是以闲员身份，还是从员身份，这让新钦差如何施展开手脚？于公于私，老师都要回任两江。”
“你那是为少荃考虑。于公于私，我也要再辞一次，辞而不准，我再回两江不迟。”曾国藩很坚决。
文牍往来，等收到朝廷的上谕，总要在半个月之后，那时就快过年了，要回两江也要等年后了。
李鸿章得到钦差大臣关防，准备召集安徽、河南、山东三省巡抚一起商讨“扼地兜剿”东捻军的计划，谁料三省巡抚还未碰头，东捻军却突然南下，昼夜不停便进了湖北，连克云梦、应城、京山、钟祥，这一带正是古时候的八百里云梦泽，是鱼米之乡，便于东捻军打捎。此时正是冬季水浅，便于马队行军，因此东捻军在此盘桓不前。
当时湘淮军主力皆不在湖北，湖北只有曾国荃的新湘勇六千余人。湖北震动，曾国荃以八百里加急向朝廷求援，他本人则立即动身前往襄阳，拜会左宗棠，向他借兵。
左宗棠是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出任浙江巡抚，不久实授闽浙总督。后来陕甘动乱，朝廷任命他为陕甘总督，去收拾西北乱局。因西捻军入陕，道路不通，他一时不能起行。追剿西捻的鲍超、杨鼎勋、刘松山、刘秉璋四提督，只有刘松山率部进了陕西，其余鲍、杨、刘三人所部正在赶往襄阳的路上。曾国荃打的就是这三路人马的主意，希望左宗棠能把这三路人马中借一路或两路给他，暂时挪来守卫武昌。
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关系不睦，但“杀人如麻，挥金如土”的曾国荃却比较投他脾气，两人能说到一起。曾国荃故意激将道：“朝廷没有命令，大帅肯定不敢拿大军私相授受，我真是急得要上房揭瓦。”
“季公，这三路人马给了我，你襄阳这边就空虚了，万一捻子打过来，我可承担不起。”曾国荃继续激道。
“有什么好怕的，他们一听我的名字就吓尿了，还敢来襄阳送死？我不怕他们来，怕的是他们不敢来。老九放心，你哥哥手下还有三千亲兵，以一当百不敢说，以一当十还是有的。”左宗棠又是一拍大腿。
这三路人马其实还都在路上，稍近湖北的是鲍超和杨鼎勋，于是曾国荃退了一步道：“我不能把三路人马都借去，刘提督的人马就留给季公，有鲍、杨两位提督我就心满意足了。”
点名要鲍、杨两位自然有原因，这两人都是湘军，尤其鲍超，曾国藩对他算得上有再造之恩。鲍超所部就是有名的霆军，极为善战，但军纪差，屡受弹劾，每次都是曾国藩力保，因此才有他今天的提督之尊。杨鼎勋与鲍超是同乡，都是四川人，都是咸丰二年广西提督向荣到四川募勇时从军，也都是先从向荣，后隶曾国藩。鲍超打仗出名早，杨鼎勋一直是鲍超手下干将。鲍超、杨鼎勋都没有功名，在儒将云集的湘军中并不太受待见，所以李鸿章率淮军赴上海时，杨鼎勋很痛快地转隶李鸿章名下。他以川人身份统领淮军，特别卖命，顶戴也换得快，如今也是提督了。还有一层，如今郭松林随曾国荃带新湘勇，而郭松林也是湘军转投李鸿章，与杨鼎勋关系极密。俗话说，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三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打起仗来自然不会“胜则争功，败不相救”。
曾国荃的如意算盘得以打通，心情畅快。左宗棠也算他乡遇故人，自然要留曾国荃吃饭。吃饭时，他便絮絮叨叨一直大骂湖广总督官文。逢人就大骂官文和曾国藩，这是左宗棠每天的固定“消遣”。今天当着曾国荃的面，当然只能骂骂官文。
官文，字秀峰，满洲正白旗人。侍卫出身，咸丰初年擢荆州将军，后转任湖广总督，成为封疆大吏。他治军理政都是乏善可陈，只因他满人的身份，朝廷特别重用。此外，他的机遇又特别好，前几任湖广总督正赶上太平军战湖广、夺金陵，非战死即夺职。自从他总督湖广后，湖北有巡抚胡林翼曲意笼络，湖南有骆秉章和左宗棠联手打理，东面有曾国藩的湘军拼命，所以他坐镇湖北，平平稳稳做了十三年湖广总督，还落了个战功显赫的美名。咸丰十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同治四年攻克金陵的大功他也有一大份，赐封一等果威伯，世袭罔替。
从胡林翼开始，历任湖北巡抚都曲意笼络官文，官文则是乐得赚个盆满钵满，还不必多操闲心。可是今年的湖北巡抚曾国荃却没别人的好脾气，百战余生，又有攻克金陵的大功，他打心里瞧不起官文，多次扬言官文的官职爵位无一不是靠湘军给他博来的。官文不想与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曾老九撕破脸皮，上奏朝廷加授曾国荃帮办军务的名头，让他带兵出省作战，为的是眼不见为净。
左宗棠是终生痛恨官文的人，当初他在湖南巡抚衙门当师爷，也像曾国荃一样不把官文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官文。当时左宗棠在湖南说一不二，有二巡抚之称。阖省文武见他都要请安，有一位满人总兵没有请安，被左宗棠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总兵是二品大员，如何能受得了这番屈辱，于是到武昌找官文告状，官文撺掇总兵搜罗左宗棠罪状，由他上奏朝廷。咸丰帝大怒，下旨斩首。幸亏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潘祖荫等人设法营救，而且左宗棠对湖南贡献的确巨大，因此不但免于治罪，而且令他襄办湘军军务，从此平步青云。
有了这层过节，左宗棠提起官文就骂不绝口，今天听曾国荃要弹劾官文，自然是十分高兴：“老九，你弹劾得好！你都弹劾他什么，说来让我听听，岂不痛快！”
“贪墨军饷，收受贿赂，这些都是路人皆知，他湖广总督府有‘三大’，武汉三镇无人不知，京中却未必知道，所以我要如实入奏。”
所谓“三大”：一是姨太太大。官文有个戏子出身的宠妾，恃宠而骄，风头压过正房福晋。二是厨子大。官文有个厨子，是当年肃顺所荐。因为他出任湖广总督，就是走肃顺门路，因此对肃顺荐来的厨子，礼敬有加，这位厨子也是狗仗人势，不高兴了拍案就骂咱老子不侍候。肃顺后来倒了，但官文没受牵连，而他念及旧恩，对厨子依然放纵。三是门丁大。官文的门丁，无论谁要进总督府，都伸手要钱。不识规矩，你便见不到官总督。湖北不少官员靠走姨太太、厨子的门路换了顶戴。
“参得好，参得好，我也要上折，帮你参倒这个‘官三大’。”左宗棠把桌子拍得砰砰直响。
收到曾国荃参劾官文的折子，慈禧采取留中的办法——把折子放到一边，官文的这些毛病她早就知道，只是这唯一的满人总督，她不能不极力维护。谁料随后左宗棠又起哄进了一折，对曾国荃参劾官文大加赞赏，他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大快人心”。左宗棠如今是陕甘总督，剿捻西路钦差，他也来参官文，官文便没法在湖北待了。她把两份折子交给军机处，请他们拿出个意见来。
督抚不和，司空见惯，向来的办法就是从京中派员去访查，派谁去的人选都想好了。可是叫起的时候，有些话就不投机了。慈禧问道：“先不要说派谁去。老六你说，要是官文这些毛病都坐实了，怎么办？”
“钦差出京时，可有所交代。”恭亲王这样回话。所谓有所交代，就是尽量为官文弥缝。
“曾老九不是听弥缝的人，中间还夹着一个左宗棠，他可是骡子脾气。”慈禧的意思，这两个人都非善茬，恐怕没那么好弥缝，“西路都靠这两个人呢，总要先让他们气顺。”
让他们气顺，那就没法让官文气顺。可是官文又不能名声扫地，这可该如何办理？恭亲王只好恭顺地表示愿听太后慈谕。
“很简单，不派钦差，直接把官文调回京来，以湖北军务松懈的理由，罚他两年伯爵薪俸。这样，在左、曾看来，无异于他们参走了官文。在官文，也不至于太狼狈。”慈禧早有主意。
“那官文空出的湖广总督一缺该考虑人选。”恭亲王没想到慈禧有这番部署，按照维护满人的思路，他在头脑中梳理时下满人中有谁可出任湖广。
“人选是现成的，就让李鸿章实领。”慈禧太后已经都有安排，“曾国藩必须回任两江，所以李鸿章就不能署理两江了，实授湖广，这是朝廷对他的重用。如今东捻去了湖北，李鸿章无论从剿捻钦差还是从湖广那边说，都是职责所在，他不尽心也不成。他与曾老九都算曾国藩门下，自然应当和衷共济，不要再弹督抚不和的老调。”
这一番成竹在胸的部署，让恭亲王不得不暗自佩服，珠帘后的这位女主已今非昔比，不仅个性要强，手段也越来越老辣。坐在慈禧身边的慈安脑子一直跟不上两人对话，现在她听明白了，赞同道：“对，曾国荃和李鸿章，一个是曾国藩的亲弟弟，一个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他们要是闹个督抚不和，不用我们操心，曾国藩就给摆平了。”
慈禧接过话继续道：“姐姐说得极是，如果湖北剿捻不顺，曾国荃这位巡抚，还有剿捻大臣李鸿章都难辞其咎，那时候就别怪朝廷不讲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