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李鸿章上驷奉师 曾国藩重兵剿捻
接下来他要立即办理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要给曾国藩写一封亲笔信，一件是要上奏朝廷，谈一下他对剿捻的考虑。
给老师的信他立即动笔，一则表示祝贺，“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时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二则表明他和淮军的态度，不待老师张口，便把调兵筹饷的事情筹划好，以解老师后顾之忧，“恩师随身苦乏兵将，淮军铭、盛、传、树三军共三十三营，计一万六七千人可供恩师驱策。”他特意介绍他的两位得力干将刘铭传和张树声，“省三前数年徒以骁勇称，自克复苏常后，历练渐深，谋略大进，程方忠尝言为淮军特出之将。师门时为提携劝诱，加以马队，似可独当一面。琴轩坚忍果决，有文武之资，又与省三至好，两军互为犄角，必为师门可倚之师。学生以上驷奉吾师，以中下驷留鸿章左右。”他又提出让六弟李昭庆随行，“六弟应令随侍旌麾，少效犬马，藉可联络诸将。”至于署理两江，必须让老师放心，“鸿章奉命暂权督篆，事棘何敢固辞！所幸墨守师训，亦步亦趋，再随时随事请教，冀无颠蹶。苏事暂交松严，仍是一鼻孔出气，兵饷或不致掣肘。拟派郭远堂署藩，王晓莲署臬。当否？乞明示。鸿章即料理交卸各事，出江阴乘轮船西上，未知能稍待否？”李鸿章自觉此信处处周到，立即派专差送往金陵。
给朝廷的密折，他定名为《密陈剿捻事宜折》。朝廷对剿捻事宜已经做出部署，但仅是调兵遣将而已，将来如何剿捻却并没有一言半语的部署。这说明朝廷对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并没有很好地总结教训，而这事关下一步剿捻成败。尤其是他的淮军将走上剿捻第一线，如果这问题解决不好，他的淮军难免又步僧格林沁后尘。
李鸿章对起草奏折那是轻车熟路，不过他的风格与老师不同。有折上奏，曾国藩总是先让若干文案各拿一稿，然后各取所长。这样固然有取众长的好处，但文案们却有种被考试的感觉，尤其所起草文稿只字未用，则是屈辱羞愧五味杂陈。李鸿章出自曾幕，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安排起草奏折，总是把文案们叫到一起各抒己见，李鸿章最后指定一人或几人起草，他简单一改，就放炮拜发。而且李鸿章上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直来直去是他的最大特点。
这次的奏章，他先要说明僧格林沁败在哪里，“往见僧格林沁统带马队，穷年累月逐贼而行，到处掠食，不于险要形势及贼匪归路窜路布置扼扎，虑其疲惫日久，将有大挫，而不敢越俎而言。伏读叠次寄谕，饬该亲王持重养锐，冀其或稍省悟，不谓竟以此一蹶不振，然其忠勇勤劳，实非诸臣所及。”李鸿章的意思是，僧王败就败在追着捻军跑，没有在紧要处驻扎。那么他的淮军将来打仗，千万不能再像僧军一样，被捻军牵着鼻子走。“臣军由江南剿贼入手，因西洋火器精利倍于中国，自同治二年以后，责成各营雇觅洋人，教练使用洋枪炸炮之法。臣军每营用洋枪四百余，少者亦三百余条；洋药铜帽每开一仗则须数万斤，其开花炮队、炮具之笨重，药弹之烦冗，每出一仗则须数十巨舰装运，此非他人所能深知，他省所能接济者也。”淮军优势在洋枪洋炮，而洋枪洋炮后勤所需量大，而且要从江苏供应，因此要像僧军那样四省间纵横奔驰，是绝对不可能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淮军全随湘军营规，无论调援何处，事势缓急，仍守古法，日行三四十里，半日行路，半日筑营，粮药随带，到处可以立脚。是以用兵江苏，卒能成功，此又非他省将帅所能仿行，非他军但图野战不肯扎营者所能体会也。”这就是湘、淮军坚持的“步步为营”，看似笨人笨法，实则稳扎稳打，坚固不摇。淮军践行这样的营规，当然也不可能在剿捻的时候东奔西走。李鸿章其实这是在给朝廷打预防针，不要到时候指手画脚，责备淮军行动迟缓。
那么，应该怎样来对付捻军呢？李鸿章的战略，概括为八个字“坚壁清野，以逸待劳”。“至目今制捻之策，臣愚以为须令直、东、皖、豫各省居民坚壁清野，官督民团，去邪扶正，认真办理，否则贼得地觅食、掳人，增党为患，竟无底止；须令各省整练步队劲旅扼要扎营，伺近邀击，否则贼得任意去来，官军徒增疲乏，无裨实用；须今各将帅多练马队，否则无力兜追，剿办殊难痛快。”捻军向来是跑到哪里掠食到哪里，如果坚壁清野，他们没吃没喝，战斗力必然受影响；从前官军被捻军牵着鼻子东奔西走，疲惫不堪，现在驻扎军事要地，以逸待劳，捻军行军迅速的优势也就无用武之地。可是这样一来，必然旷日持久，朝野内外必然责备统兵大员，所以李鸿章再次苦口婆心劝朝廷要沉住气，“应请皇上于久在军营带勇卓有成效文员中慎选擢用，不责速效而求远略，不骛虚谈而考实济，庶缓急可待，而残寇可灭。臣因事危迫，冒昧直陈，未知有当万一否。伏乞圣鉴裁择施行，谨具折密奏。”
这份密折，李鸿章也派专差抄报曾国藩。
与李鸿章踌躇满志、跃跃欲试不同，曾国藩接到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三省军务的上谕，他愁眉不展，心里是一百个不情愿。
他自咸丰三年创练湘军，打了十几年仗，对军旅生活已经厌倦，对功名利禄已经心如止水。何况他的身体如今已经大不如前，眼睛看不清东西，总是流眼泪，说话长了舌头就发涩，口齿不清，精神也不行，看书稍长就头晕。身体差是一方面，当初与太平军作战，有曾国荃的吉字营全力支撑，如今湘军已经裁撤殆尽，他所能调用的不过几千人，将来作战的主力是李鸿章的淮军，哪能与吉字营相比？何况现在的湘军将领，头上是红顶子，家里是从战场上劫掠的金银财宝，都打算广置良田美妾，过富贵安逸的日子，谁还愿跟他北上剿捻？当年他节制四省文武，长江航线上无一船不张湘军旗帜，江南督抚大员，无一不是出自湘军门下……他那时真正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而如今，他是节制三省的钦差大臣，可是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都有自己的队伍，也都是靠军功和政绩走上了封疆大吏的位子，对他这位钦差大臣，哪有当年那种默契、配合？他的高足李鸿章虽然表示“上驷奉师”，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将来淮军能否指挥裕如，实在没有把握。有这种种的不如意，曾国藩接到上谕后立即上折辞差，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另派知兵大员，他愿随军作个会办效力。
朝廷对他的请求立即明确回复，不允他辞差。于是他再次上折请辞——
臣上次具折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未蒙谕允。皇上优待老臣，略短取长，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实难任此事权。将来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及。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惴惴，深抱不安。
从前亲王僧格林沁，节制直、鲁、豫三省，每当追贼之际，昼食粗粝，夜宿单棚，勋劳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其一二。臣属封疆大吏，较之勋戚贤王，礼数固当大减，名分岂可齐衡？僧格林沁以亲王之尊节制三省，名实相符，臣又如何能膺此重寄？唯有吁恳天恩，明降谕旨，收回节制三省成命。至于剿捻事宜，凡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者，自当殚竭血诚，与三省督抚和衷商办，冀此迅歼逆氛，仰纾宸虑。区区愚诚，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曾国藩不愿离开两江，但李鸿章快刀斩乱麻，一副盼着老师快走的架势。他先是派潘鼎新率十营乘轮船从上海出发，就像他当年千里轮运赴上海一样，把五千人马直接航运到天津登岸，然后分驻景州、德州，以拱卫京师，安定人心；另一路则派刘铭传立即带铭军赶到济宁驻守，这里是僧格林沁的大本营，他的残部聚集于此，人心惶惶。刘铭传大军一到，可安军心。办完这些事情，他就乘轮船沿长江到金陵来了。
这令曾国藩隐隐有些不快，他的这位学生太急于接手两江总督了。巡捕来报，说李鸿章已到了行馆下榻，请示上午是否有时间拜见。曾国藩当时正在与赵烈文下棋，他自言自语道：“他就这么急于把两江督篆拿到手吗？”
赵烈文自然听得出曾国藩是在说李鸿章，他示意巡捕先退下，把茶递给曾国藩说道：“由少荃来署理两江，总比别人强得多，起码老师在前线督师，不必为粮饷发愁。”
赵烈文说得有道理，李鸿章署理两江，前线是淮军在拼命，就是不为曾国藩着想，为了他的淮军也应当全力支持。赵烈文也明白曾国藩对李鸿章心怀不满，但如今他羽翼丰满，不宜怠慢，所以委婉地劝道：“少荃已被老师扶上高位，从此只有更加倾力护持。将来北上剿捻，还要依靠他的淮军。何况青出于蓝，师门脸上也有光。”
这些道理曾国藩岂能不懂，只是李鸿章太热衷于权柄。他对李鸿章的总体评价是，才胜于德，他用人向来是坚持德在才前。李鸿章的行事风格，让他隐隐不安。然而，正如赵烈文所言，如今他羽翼已丰，已是抚台大员，二等肃毅伯，只有全力雕琢，锦上添花；弃之不用或敬而远之都不可能，也不应该。
曾国藩的本心是想晾晾这位为两江督篆兴冲冲而来的学生，但理智告诉他，此时师生万不可生出嫌隙。他喝罢一口热茶，挥了挥扇子道：“惠甫，吩咐他们开中门，迎接少荃。”
总督衙门的中门，一般只有钦差或重要大员来访才开，为李鸿章开中门是极高礼遇，曾国藩的隐忍功夫不能不令赵烈文佩服。赵烈文一直到仪门代为迎接，李鸿章一脸笑意，抱拳说道：“哪敢劳动赵老弟大驾！”
两人熟不拘礼，赵烈文拱手道：“老师在西花厅等着中丞大驾呢！”
“老师身体如何？”在前往西花厅的路上，李鸿章问道。
“精力不及从前，两眼昏花，尤其左眼更是不济，看邸报越来越吃力了。”
曾国藩已经拄着杖站在西花厅门口，李鸿章连忙趋前一步要行下属参见大礼，曾国藩摇手道：“不必不必，惠甫你拦着他。”
“中丞大人不必行此大礼了吧。”赵烈文扶住了李鸿章的手。
李鸿章已经半跪了下去，在赵烈文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改行作揖礼。师徒两人分宾主坐下，李鸿章说道：“学生到镇江巡视防务，顺便过来看看老师，学生年节时给老师拜过年后，竟然有半年未见老师，心中实在不安。”
李鸿章闭口不谈奉旨前来接督篆的事，只说来看望老师，曾国藩自然知道这并非实情，他没必要去计较，笑道：“劳少荃挂念，老朽身体是一日不济一日。朝廷非要我这老牛来拉剿捻的大车，实难胜任，我已经两次辞差，但愿朝廷能够体谅老臣的苦衷。”
“放眼九州，除了老师谁能胜此重任！依学生看，老师辞也无用，朝廷绝对不会答应的。”
“少荃，外人以为我是虚情假辞，我可是真的力不从心。湘军已经裁撤殆尽，目前能跟我走的不过三千人，就是这三千人，心底也是一百个不情愿。”曾国藩一摊双手，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这个老师不必担心，五万多淮军，除了留万把人守两江要地外，三万多人全凭老师驱策。湘淮本是一家，淮军就是湘军，老师应当把淮军当九叔的吉字营一样来用。我已经给淮军将领打了招呼，到了前线唯老师之命是从，谁敢怠慢，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李鸿章的态度很令曾国藩满意，他拍了拍李鸿章的手背道：“老朽如今所能依靠的只有少荃和你的淮军了。”
“老师何出此言，向来是学生依靠老师，哪敢说老师依靠学生。当初学生在老师幕府，还是个不知轻重的意气书生，如今封疆开府，还不都是老师提携？往后学生还要依靠老师指教，学生和淮军受老师驱策，那是学生的职分。”
曾国藩点头道：“有你的淮军，我心里稍稍有底了。少荃，我有个想法，这两江总督干脆由你来做。”
“老师这是要折杀学生。朝廷有旨，令学生暂且替老师保管一下两江督篆，学生不能不奉命，哪敢觊觎两江？学生署理两江，别的都不必费心，只管一门心思给老师筹饷，让老师在前线无后顾之忧。待老师凯旋之日，学生一定效迎十里，跪还两江督篆。”这番说辞是李鸿章提前就有所准备的，署理两江必须让曾国藩放心，他绝无异心。
“少荃领会错了，我是真心想辞这两江总督。我去了前线，两江的事情自然不能兼顾，让你来放手做这两江总督，岂不更是顺理成章？再说让你来做，总比让别让人来更合适。”
李鸿章依旧推辞道：“老师这个念头连想也不必想。学生署理心安理得，如果老师真要上折让学生实授，朝廷绝对不会答应，如果改派别人前来，岂不是便宜了别人？那时候不但老师不能安心，就是学生也为淮军坐立难安。”
这话是实情。曾国藩该说的话都说到了，李鸿章的态度也算摸清了，他梳理着花白的胡须道：“少荃，朝廷一催再催，我必须动身北上了。你正巧也过来了，不然我也要派人去请你，咱们明天就交接两江督篆，我放心准备起程，你全心来照看两江。”
“学生还没准备，江苏的事还没交代，现在接督篆有些仓促吧？”李鸿章故意撒谎。
“现在接正好。江苏那边是松岩接手，没什么不放心的。说准了，明天在大堂交接。”曾国藩一副不容置疑的语气。
第二天在大堂交接督篆，两江总督的长方大印供在桌上，曾国藩焚香拜过，双手交给李鸿章，李鸿章接过后，恭恭敬敬放回桌上，他再焚香拜过，交接仪式完成，李鸿章正式署理两江总督。
然后两人回到签押房，商讨剿捻大计。曾国藩的剿捻方略基本采纳李鸿章的设想，他初步确定在苏、皖、鲁、豫四省边境，设立四大军事重镇：即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口，以重兵驻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以逸待劳，控制要冲，一处有急，三处赴援。这四大军镇，湘居其一，淮居其三。另外派李昭庆训练马队，加以僧格林沁的旧部骑兵，同为游击部队，随从曾国藩随时应变。对这个安排，李鸿章也很满意，六弟跟着他与太平军作战，真是舍生忘死，可是李鸿章为了避嫌，在做保案时总是有意委屈他，弄得兄弟几乎反目，如今派到曾国藩门下，老师自然会格外关照，可弥补从前遗憾。
五天后，曾国藩整装起行，沿运河乘船北上，直奔徐州，他计划设帅府于此。他派出专差，令所过州县，遍贴招贤榜。
运河边上的宝应县贴出的招贤榜，引起了薛氏两兄弟的注意，弟弟薛福成奋笔疾书，写成洋洋近万言的《上曾侯书》，哥哥薛福辰随时打探消息，只待曾国藩的座船一到，就陪弟弟前去献策。
薛氏兄弟共四人，老大薛福辰，老二薛福同，老三薛福成，老四薛福保。薛家并非宝应人，而是无锡人。咸丰八年，父亲薛湘任安福县令，老大薛福辰和老三薛福成到湖南去看望父亲。谁料赶到不久，老父病重而亡。而他率勇与太平军作战，经手的账目是一堆烂账，兄弟两人只好在湖南等着账目弄清。这一等就是近一年，咸丰十年春，兄弟两人听说太平军东下苏常，家乡无锡也遭兵灾，心里惦记家乡亲人，于是再三向府县陈情，得以扶棺回乡。回到家乡，才知已是家破人逃。太平军攻破无锡后，薛家的产业已是**然无存，伯母悬梁自尽，堂嫂抱着儿子跳井自杀，堂兄因骂贼而遇害。几经辗转，兄弟两人在宝应东兴找到了离散的家人。一家人寄人篱下，住在两间又矮又潮的小屋内。薛福成本来就对八股取士不以为然，湖南一行，他深为百姓流离失所而震惊，觉得唯有经世致用的学问，才能救民于水火，所以埋头于研究天文、农政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大清又是割地又是赔款，他因此对洋务也开始关注。
曾国藩坐船到宝应的时候，正是风雨交加，兄弟两人冒雨将《上曾侯书》交给码头的戈什哈，并一再说明，每天都在码头等候召见。戈什哈道：“你的上书我一定交给大帅，但大帅能不能召见却说不准。想见大帅的人多了去了！”
午饭的时候，赵烈文拿着薛福成的万言书，来到曾国藩下榻的驿馆道：“老师，今天收到一篇奇文，洋洋近万言！”
“呵，万言书！”曾国藩很感兴趣，“是空话连篇，还是有些真货色？”
“有些空话，但也有真知灼见。文笔也很流畅，只可惜字写得实在难看。”
赵烈文把《上曾侯书》递给曾国藩，字确实很差。文章这样开头——
太老夫子元侯中堂节下：窃唯天下之将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经纬之。宋明以来，大儒间出，恒不得居将相之位以有为于时。得位矣，或限于地，或受任未专且久，或因循而碍于更革，而未暇为百世深计。此非其人不伟，位不显，而时为之也……
这个开头就不同凡响，曾国藩把万言书还给赵烈文道：“惠甫，我眼睛不行，你读给我听，挑要紧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话就不必读了。”
薛福成的万言书，前面一段自然是极力恭维曾国藩，下面则分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个部分，分别提出他的建议，而是每部分的建议都不是泛泛空谈。曾国藩兴致高涨，连午饭也推迟了。尤其是治捻寇一节，曾国藩肩负剿捻重任，自然格外关注。
“山东河南数省，吏治疲顽已久。民贫俗悍，善抚之则皆民也，不善抚之，则皆捻也。”薛福成认为，治捻之策，首在吏治。捻患的根源在吏治，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官逼民反。这种真话，在堂堂剿捻大员前没有一番胆量是不敢说的。薛福成时年二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
“善抚之则为民，不善抚之则为捻，真知灼见！如何把良民与捻匪区别开来，如何从捻匪中分化出良民来，如何不让捻匪把良民裹挟而去，是剿捻中必须好好研究的问题。少荃主张坚壁清野，也就是要把捻匪与良民的联系割断，与这份上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曾国藩重复着薛福成的话。
赵烈文附和道：“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老师请听：图之之机，宜檄直隶、山东、河南督抚，坚壁清野，谨守封略，各以其兵策应。节下以大军蹙之，分遣诸将，或截击，或迎击，或断其道，或捣其坚，或袭其辎重，或披其形势，或攻其无备，或散其胁从，彼一二凶渠之首，旦夕可至麾下。”
曾国藩拍案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接下来，薛福成提出的具体措施有四条：一是汰冗营，以省靡费；二是用铁骑，机动灵活；三是离逆党，使反间计；四是招降附，剿抚间用，把捻匪中的良民招抚过来。这几条也都对曾国藩的胃口，他高兴地对赵烈文道：“惠甫，我此行得此一人才，将来必有造就。不知他多大年纪，如果年老了就太可惜了。”
“我看了他留的名帖，时年不过二十八岁！”赵烈文回道。
“下午就让他来见。”曾国藩爱才心切。
下午曾国藩午睡起来，听说薛福成已经到了，立即到花厅相见。曾国藩善于相人，自然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薛福成一副宠辱不惊的神态，目光敏锐，额头宽广。曾国藩十分喜欢，相邀道：“你的文章长于论事，你正少年，多下功夫，将来必成一家之言。我幕府中正需人才，不知你可否愿意屈就？”
薛福成离座拱手施礼：“学生求之不得！”
“那就好。你在江北，还听说过其他贤才吗？我这里是多多益善。”曾国藩满面笑容，连连点头。
“舍弟薛福保，自幼刻苦好学，文笔书法都比我强许多倍。”
曾国藩一口答应：“好，他只要愿意来，我就照单全收。”
第二天，曾国藩起程前往徐州，他派专差前往济宁，调僧格林沁的爱将、浙江处州镇总兵陈国瑞率部赴河南归德府驻守。因为淮军刘铭传部已经赶到济宁，东线防务得以巩固，正可以抽调陈国瑞去充实河南防务。谁料陈国瑞对曾国藩的军令根本不拿正眼瞧，更没有立即起程的意思，而是在筹划一件大事：他要夺取刘铭传的洋枪洋炮。
这个陈国瑞何许人也？一句话概括：一个勇猛善战的无赖。
他是湖北应城人，十六七岁时参加太平军，后来背叛太平军，投降到清军总兵黄开榜的麾下，因勇猛善战，被黄收为义子。后来他跟着袁甲三打过太平军，又跟着僧格林沁平定苗沛霖，镇压捻军。僧格林沁与捻军的所有恶战他几乎都参加过，因此深得倚重。不过，陈国瑞确实又是个无赖，黄开榜是他的义父，对他有救命之恩，后来他与黄反目为仇，差点把黄杀死。他归袁甲三指挥时，与袁甲三的部将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在寿州与李昭寿部下开明仗，在正阳抢盐商数万包盐，在汜水与米船口角，率部两千人与米商开明仗，骚扰百姓，凌辱州县，吸食鸦片，喜怒无常，动辄杀人，而且不听调度，动不动就威胁要造反。他看上的东西，明火执仗下手抢夺，这是他一贯的做法，而且屡屡得手，朝廷念他英勇善战，因此也从来没怎么处分他。刘铭传的淮军一到济宁，就让他惊讶得闭不上嘴。淮军每营几乎人手一条洋枪，而且还有千余人的炮队！他打听清楚炮队所在的位置，亲率五百人直奔淮军驻地而去，他笑道：“娃子们，咱们去弄些洋枪洋炮玩玩。”
淮军的传统，走到哪里先建营垒，不但有营墙，而且营墙内外都挖有深壕，要想冲进去绝非易事。但陈国瑞部穿着官军衣服，所以守营的淮军没太在意，结果陈国瑞冲进淮军营中见人就杀，见枪就抢，一连杀了几十人，直接去拖铭军的火炮。
刘铭传闻报大怒：“你们都是吃屎长大的？手里的家伙是烧火棍？”
报信的哨官解释道：“他是官军，就没开枪。”
刘铭传呵斥道：“他是狗屁官军，杀我淮军的不是官军而是捻匪。”
“大帅的意思，把他们当捻子灭了？”
“那是当然，我的话还不够清楚？杀他个片甲不留，一个活口也不要，只留下姓陈的！”刘铭传派一千人前去增援，把陈国瑞团团围住。
陈国瑞叫嚣道：“刘麻子，老子是钦差军务帮办，跟着僧王东征西杀，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你敢动老子一根毛试试？”
刘铭传最恨别人叫他刘麻子，冷笑道：“你算狗屁钦差，连你刘爷的毛都算不上。老子今天非打得你只剩一根毛！”
一声令下，淮军洋枪齐发，陈国瑞武器粗劣，哪里有还手之力，五百人不消半个时辰，全部被毙光。陈国瑞无赖、斗狠多年，还从来没遇到过刘铭传下手这么狠的。数名淮军士兵把陈国瑞反扭着胳膊押到刘铭传跟前，刘铭传用马鞭挑起陈国瑞的下巴说道：“姓陈的，我知道你耍横耍无赖，别人怕，我刘铭传不怕，当年你在娘怀里吃奶时，老子就亲手杀了村里的恶霸！要杀你，老子连眼也不眨。”之后他又挥了挥马鞭说，“把他关起来，先饿他三天再说。”
开始陈国瑞还嘴硬，可刘铭传真的一粒米也不给他，连饿了三天，第三天他都快饿死了。但凡无赖都是欺软怕硬，也都是不要脸的货色，他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向刘铭传哀求认错。刘铭传也很大度地说道：“好，既然你认错，那就放你走。你想找我报仇，不妨再试试，不要说带五百人来，你就是带五千人来，我照样杀个片甲不留。”
“这五百人都是跟着我百战余生的老兄弟，今天被你全杀了，我陈家军从此一蹶不振了。”陈国瑞气若游丝。
等亲兵把他接回营，狼吞虎咽吃饱了，又恢复了他的威风：“老子要告刘麻子，他杀官军五百人，看曾大帅怎么说！”
曾国藩收到两人的禀帖，稍加分析，就知道这回是针尖遇上了麦芒。对这个陈国瑞他早就有所耳闻，已经收到多封揭露陈国瑞作恶的状子，对此人他是深恶痛绝。但此人作战勇敢、不贪财、不好色，当年僧王对他十分倚重，朝廷对他也多有袒护。僧格林沁战死，山东巡抚阎敬铭及他身边的将领都受处分，唯有陈国瑞未加任何惩处，可见朝廷只见其长，未见其短。曾国藩也希望用人所长，不想失去这员猛将，也不想让人误会他对僧王手下赶尽杀绝，所以对陈国瑞，他的处置原则就是**，如果他知错就改，也就放他一马。而刘铭传乃是淮军主力，以后不能不依仗，因此他对此事的总体态度就是抑陈扬刘。
他在陈国瑞的禀贴上谆谆教导，苦口婆心写下了两千余字。官场老手，无论古今，批评下属时，都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我听不少人说”这样的方式，曾国藩深谙此道：“本部堂在安庆、金陵时，就闻该镇劣迹甚多，此次经过淮扬、清江、凤阳，处处留心察访，大约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于是他把陈国瑞忘恩负义、性好私斗、凌辱州县、不听调度等劣迹一一点明。然后话题一转，点述该镇的优点，骁勇绝伦、素不好色，也不贪财。总之，本质不坏，尚可救药。曾国藩如此先骂后誉，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就是为了让陈国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改恶从善。他向陈国瑞约法三章：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梗令。
在不私斗这一条中，他告诫陈国瑞：“私相斗争，乃匹夫之小忿，岂有大将而屑为之？本部堂两年以前，即闻该镇有性好私斗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怀疑而预防之。闰五月十九日之事，铭字营先破长沟，已居圩内，该镇之队后入圩内，因抢夺洋枪，口角争闹，铭营杀伤该队部卒甚多，刘军门喝之而不能止。固有仓猝气愤所致，亦由该镇平日好斗之名招之耳。长沟起衅之时，其初则该镇理屈，其后则铭营太甚。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图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耻，则弱在一时，而强在千秋。昔韩信受**之辱，厥后功成身贵，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之举动也。该镇受软禁之辱，远不如**之辱甚，宜坦然置之，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能忍小忿，乃成大勋。”
曾国藩苦口婆心，就是希望把陈国瑞往好人道上劝，所以最后又特别劝解道：“其毁言之伪者，尽可剖辩，真者亦可承认。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誉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伪者辞之而不居。保天生谋勇兼优之本质，改后来傲虐之恶习，于该镇有厚望焉！能玉成一名将，亦本部堂之职责所在。”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陈国瑞固然需要批评，刘铭传下手也太狠了，所以曾国藩打算给刘铭传一个宣示，类似今天的通报批评。朝廷先是收到陈、刘两人的奏报，随后收到曾国藩的处理意见，军机处十分清楚，无论对谁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身后有僧格林沁家族一派，刘铭传的背后则是曾国藩、李鸿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斗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
陈国瑞接到曾国藩的回复，无异被连打几个巴掌，觉得曾国藩是有意揭他的短，袒护刘铭传。可是曾国藩的老辣文笔，条条都站在理上，让陈国瑞有苦说不出。他把曾国藩的批复扔到脚下道：“天不能让他姓曾的一手遮了，上面还有朝廷会给我做主。”可是他没想到，朝廷来了各打五十大板，他白白损失了五百人，竟然什么说法也没有。他于是又把这笔账记到曾国藩的头上，认为是他在朝廷告了黑状。当天晚上他在济宁太白楼喝闷酒，酩酊大醉，非要酒家笔墨侍候，随即挥毫泼墨：“黄鹤飞来复飞去，白云可杀不可留！”还蛮横地要店家立即挂起来。店家满口答应，说明天裱好后一定挂起来。
第二天店家果然把这副对联裱好了挂在店中，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评点，人人都觉得这副对联独特，人人又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陈国瑞的心腹中当然也有精通文墨者，也弄不通这副对联，特意向他请教，陈国瑞咬牙切齿地说道：“李太白有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就是朝廷中的小人，你说浮云可杀不可杀？姓曾的就是真小人，假君子！”
陈国瑞再给曾国藩的禀帖全由文案代草，语气极为谦谨，但对曾国藩所指责的劣迹却玩文字游戏，一概不予承认，对曾国藩的约法三章也是含糊其辞，无半句矢志遵行之语。曾国藩十分生气，他刚出任剿捻钦差，就遇到令不行、禁不止、劝不听的事情，这不仅仅关乎他的体面，而且直接关系将来能不能指挥各路大军，所以他决定拿陈国瑞开刀，树立他钦差的权威。
曾国藩不愧是官场熟手，他不参陈国瑞不听劝解，不给他面子，也不参陈国瑞私德太差，忘恩负义、凌辱州县、私性好斗等问题，单单挑出僧格林沁战死、陈国瑞“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翻出旧账来参劾，朝廷能买账吗？曾国藩的理由是，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僧格林沁战死不同程度受到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而且他还特别说明，“臣此次参奏，但将其不能救护僧格林沁一事薄予微惩，治以应得之公罪，而于其私罪多端并无悔过之诚，尚不列款明参者，因河南实乏良将，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其实，列举了陈国瑞的私罪，已经与参劾无异，偏又声明对他的私罪不予参劾，红脸白脸，公义私情，全让曾国藩占尽，别人想为陈国瑞说情也无从置喙。很快，曾国藩奉到上谕——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陈国瑞知道这回遇到一个难缠的统帅，他见势不妙，称病请假，将所部交由心腹部将统领，他则沿运河南下，赶到江苏清江浦拜谒曾国藩，承认错误，谨受约束。曾国藩见他已经服软，也就好言相劝，又与他约法三章：一是裁撤勇丁，从八千人裁到三千，留优汰劣；二是从此不要再妄称是钦差处州镇总兵；三是让他率部驻守清江浦，以远离刘铭传的淮军，一年内不要与淮军同驻一地。陈国瑞一一答应。
刘铭传早就把他与陈国瑞火拼的事禀报李鸿章，而且表示他是奋起自卫，没有什么错，因此不能受任何处分。李鸿章向来是对部下袒护有加，所以亲自给曾国藩写信，为刘铭传求情：“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
部将有错，他这位统兵大员却不能加以批评，如果批评，还只能由李鸿章来“函劝”，曾国藩心里憋闷，但更清楚李鸿章的面子不能不给，毕竟淮军的真正统帅就是这位高足。所以对刘铭传宣示批评的计划也只能放弃，他回复李鸿章道：“省三之事，亦尝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转念省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拟宣示之批，一并秘之，全未咨行各处。”
这件麻烦事处理完，曾国藩打算立即赶到徐州坐镇指挥，可还未从清江浦起程，捻军却突然从山东南下，回到他们的发源地安徽雉河集。捻军在山东曹州大败僧格林沁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已经无军可与之匹敌，此时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然而，是东进攻取济南，还是渡河北攻直隶，或者西入陕西，捻军上层争论不决，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他们就一直在黄河南北、运河以西游**。如今湘淮军纷纷北上，眼看要将他们包围于鲁西南，这才统一了意见，直下皖北，重回发源地雉河集。然而，此时雉河集已今非昔比，既没有当年苗沛霖暗中配合，也没有太平军明里相助。朝廷已将雉河集改为涡阳县，安徽布政使英翰正在率军清剿，当年铁心支持捻军的百姓不是被抓就是被杀，大部分百姓都急于与捻子撇清关系。捻军万骑纵横，攻下了一些村寨，把英翰团团包围，雉河集却始终未能攻克。
皖北危急，曾国藩只好改变计划，从清江浦溯淮而上，到达安徽临淮关，就近指挥雉河集解围。他调来的援军就是刘铭传的铭军，刘铭传率军南下，济宁就空虚了。李鸿章抓住时机，建议立即让在直鲁交界的潘鼎新率部南下济宁。自从潘鼎新率军乘轮船到天津，都统恒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都希望能够指挥这支淮军。李鸿章十分后悔，怕这支谪系落入满人之手，所以立即命令他们南下，到直鲁交界布防，名义是防捻军北上，实际是防备为他人所有。曾国藩自然十分支持，命令潘鼎新立即率军南下驻守济宁。刘铭传的铭军赶到雉河集，与英翰的皖军内外夹击，捻军连吃败仗，分成南北两路，败退河南、湖北，雉河集之围遂解。
计划虽好，但淮军在调遣上却遇到麻烦。四镇重兵，三镇是淮军，但这些淮军将领私下里都先把曾国藩的命令函商李鸿章，在李鸿章的指示到来前，他们表面上答应得很好，但就是迟迟不动。刘铭传不仅对四镇防守的部署有意见，尤其让他去周口更是牢骚满腹。因为济宁、徐州、临淮基本在南北一条线上，而周口则西入河南，很容易被捻军围困，而附近又无重兵可援。
曾国藩收到李鸿章的信，很不高兴，坚持刘铭传必须驻周口。刘铭传则以伤病为由，迟迟不肯西行。曾国藩知道病根所在，因此给李鸿章一封亲笔信，一改他委婉曲折的风格，严厉批评道：“目下淮勇各军既归鄙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求情，批令概由鄙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鄙处径自主持，请阁下密函见告。”
李鸿章知道老师真生气了，立即给刘铭传写信，让他无论如何立即率军去周口。刘铭传复信表示，立即率军起行可以，只是经过雉河集大战，军火消耗严重，步枪子药、开花炮弹严重不足，必须尽快起运补充，不然淮军的洋枪就成烧火棍，连大刀长矛也不如。李鸿章答应一定如期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