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费苦心自圆其说 巧斡旋赫德劝和
树欲静而风不止。隔了一天，《上海新报》刊登了苏州杀降事件，上海坊间盛传，李鸿章与英国人戈登设局骗取了长毛八大王的信任，是有预谋的先诱降再杀降。英国驻上海领事伯郎看到后非常生气，立即至书英驻华公使馆，请与总理衙门交涉，追究李鸿章的失信行为，然后亲自去昆山向戈登了解情况。伯郎的结论是，李鸿章的杀降行为，使戈登的荣誉受到直接损害，同时间接损害了大英帝国的声誉。他到苏州面见李鸿章，说他是代表大英帝国女王陛下政府及英国官商与李鸿章论理，要求他提交书面认错书，不然，一是常胜军不再听从李鸿章的调遣，二是他将要求各国不再援助中国，所有在清军中效力的外国人完全召回，各国赠送的大炮等全部收回。
闻言，李鸿章失声冷笑道：“我堂堂一省巡抚，杀个长毛还要向你道歉，我道哪门子歉？这纯属大清军政，与外人何干，凭什么向你认错？”
伯郎在上海，所有大清官员见了他总是恭敬有加。见李鸿章不买账，他十分恼怒，生气道：“我将回上海召集各国领事，揭露中国巡抚卑鄙无耻的失信行为。”
“悉听尊便。”李鸿章向门口一指，那气势就像当初曾国藩指着门口对他说话的神情一样。
伯郎吃了一肚子气回到上海，当天召集上海报馆及各国领事“揭露”李鸿章的卑鄙无耻。第二天的报纸上都登了出来，李鸿章看了报纸，气得牙根疼，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周馥从上海回来了，见到李鸿章便把几张报纸放到他面前说道：“我明白了，大帅打发我去上海，不是为了筹饷，分明是把我支走。”
“把你支走不是更好吗？要是在你眼皮子底下杀人，你不是更自责？”李鸿章这时心绪烦乱，也没有好气色。
“我自责不自责无所谓，上海的洋人都在耻笑中国人不讲信义！”周馥是副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大人何必非要杀这几个人不可？把他们软禁起来，或者干脆关起来，不都一样吗？何必非杀不可！”
“当然得杀，与其弄几个不放心的人在卧榻，终日提心吊胆，不如快刀斩乱麻。”
“这肯定是程方忠的意思，他无非是怕这几个人的功劳超过他，所以非要他们死。”周馥对程学启素无好感，因为他的淮军是军纪最差的，“他也是长毛投过来的，只顾得自己四处抢掠大发横财，为什么就不能给人条生路？”
“杀降的主意是我拿的。”李鸿章向来反感指责淮军抢掠，“不就是杀了几个长毛吗？张三李四都来兴师问罪，我李某人还就不吃这一套。”
周馥并不知道李鸿章已经吃了伯郎的一通窝囊气，以为他的无明火是对着自己来的，倔劲也上来了：“大帅既然不吃这一套，我又何必在军前碍大人的眼，告辞。”
李鸿章知道周馥误会了，但他也没心思去解释，一个人坐着生闷气。
令李鸿章烦恼的事一股脑地都来了，杀降的事如何处理还没有眉目，李昭庆也到大帐里来了，也是拉着一张长脸。李鸿章还在气头上，见到六弟也没好气，问道：“你不在军前，跑我大营来做什么？无锡刚刚收复，长毛随时会来反攻，你这前军将领擅离阵地，算怎么回事？”
李昭庆本来也有一肚子气，进门被二哥一通数落，立即像火药堆蹦进了火星：“你还知道无锡收复了，你知道无锡是怎么收复的？是你弟弟拼着命收复的。拼命的时候有我的份，为什么保案上连我的名字提也没提！”
无锡大捷后，李鸿章上保案，奏折中写道：“除臣弟昭庆分应效力不敢仰邀奖叙外，记名提督狼山镇总兵刘铭传、记名提督郭松林，血性忠勇，摧锋陷阵，所向无敌，为各贼所深惮。该二人官职较大，请旨优加奖赏提督衔。金门镇总兵王华东，提督衔记名总兵黄中元、滕嗣武，总兵周盛波、张树珊、张光泰、陈东友、周国兴，均请以提督记名简放……”
朝廷的上谕下来，众人都是皆大欢喜，而李昭庆却是“以同知记名遇缺即补”。一个从五品的同知，而且还不是实缺，仅是记名。参照其他将官立功受奖的成例，保他从四品的知府别人也说不上什么。无锡这几个月，确实不容易。太平军十余万兵马集结在江阴、无锡界上，从顾山以西，纵横数十余里。李昭庆兵分三路进军，亲自率马队和群字营、忠字营上阵，屡挫太平军前锋，又夜半烧其营垒，焚毁其炮船，俘斩万余。攻克无锡城的时候，他又亲自率军从南门架云梯登城，算不上九死一生，可也是置生死于不顾。
“我想不通，凭什么阿猫阿狗都有知府、总兵的赏，却只给我个小小的同知！”
“你说清楚，我淮军兄弟，谁是阿猫阿狗？还给了知府、总兵的赏？”李鸿章勃然大怒，“什么叫阿猫阿狗，那是我流血拼命的淮军弟兄！”
“我也是在拼命流血！”李昭庆卷起自己的裤腿，指着一个杏子大的疤说，“巡抚大人请看，这是攻太仓城的时候我被长毛的快枪打的，当时血灌满了我的鞋子。”
攻打太仓的时候，李秀成的女婿蔡元隆搞诈降，李昭庆率部进城去受降的时候遭到伏击，腿上中了一枪，幸亏程学启亲自来救，才把他抢了出去。
李昭庆又脱下上衣，露出脊背，上面有一条长长的刀伤：“巡抚大人请看，这是我登上无锡南门的时候，被长毛背后袭击，挨了一刀。凭良心说，你六弟够不够意思？”
这时程学启进来了，见两兄弟乌眼鸡似的，连忙相劝。李昭庆的气小了些，气鼓鼓在一边坐下。程学启向李鸿章说道：“大帅，老六的功劳确实大，就给他这点赏，实在是太亏了。”
“方忠，还不是因为他是我家老六吗？但凡他不是我李某人的兄弟，这时候知府的实缺也该放了。我淮军兄弟连连立功，不知多少人嫉妒得要死，鸡蛋里挑骨头，他们要说我李某人搞鸡犬升天，我真是有口难辩。”
李昭庆听了又“霍”地站起来说道：“你就是担心你的顶戴！你为了自己的顶戴不顾亲兄弟的死活，让亲兄弟的血来染红你的顶子。”
李鸿章拍案而起，呵斥道：“老六，你说话要拍拍自己的胸脯想清楚了，你没来上海的时候，我就是红顶子了，我的红顶子，没用你的血来染。”
“老六，这话可就过分了。咱淮军弟兄谁不佩服大帅，最是赏罚分明，咱们愿意跟着大帅拼命，为的就是大帅舍得重赏，不像有的大帅手里的翎子都摸成了秃板也不舍得赏人。”程学启劝了李鸿章再来劝李昭庆。
程学启所说一点不假。不光他程学启，刘铭传、张树声、张树珊兄弟、周盛传、刘盛波兄弟，这些最早跟随李鸿章到上海的淮军老弟兄自不必说，就是后来投效淮军的郭松林、张桂芳、陈东友等人，几乎是打一仗就换顶戴。
李昭庆气的正是这一点，跟着李鸿章出来的都频频换顶戴，而到了亲兄弟这里，却连外人也不及了，拿命却拼不来顶戴。程学启早就是南赣镇实缺总兵、遇缺题奏即补的提督，因此李昭庆尊他一声“程军门”：“程军门你评评理，按我拼的命流的血，给我个知府顶戴不为过吧？怎么到了我这里，他就要把翎子都摸成了秃板也不舍得赏给我？”李昭庆把程学启的话立马用到二哥头上。
李鸿章想想六弟说得也不错，按功劳，老六实在有些亏。可是他的难处有谁能够明白？他努力压住火气道：“老六，你也别总是埋怨二哥。你也是读书人，尾大不掉、持盈保泰的道理你总该明白。”
李鸿章的意思，淮军听命于他李鸿章已经令人嫉妒、非议，如果淮军再让人误解为是李家军，那就更加危险了。
李昭庆当然明白道理，但道理是一回事，自己的前途又是一回事，自己投军本来就是冲着顶戴来的嘛。
这时，程学启又劝道：“老六，立功的机会还有的是，下回大帅做保案时我来提醒，到时候大帅再这么不公正，我豁上自己的顶戴也要为你争一争。”
这时候，六百里加急上谕到了，李鸿章焚香拆阅，原来英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李鸿章杀降不仅影响戈登的声誉，而且损害了大英帝国的荣誉。上谕要求李鸿章详细报告杀降的实情，语气很严厉：“朝廷已经申明严禁滥杀在前，戈登担保降将性命在后，该大臣何以妄行杀戮？着该大臣据实回奏，以正视听，以洽中外之邦交。”
这是表明朝廷态度的官样文章。恭亲王还有一封私信给李鸿章，说明由于英国公使提交了抗议照会，朝廷不得不严厉表态。但杀降可能导致此后长毛顽抗不降，增加攻坚难度，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朝廷更担心的是，洋人傲慢倔强，如果处理不好，戈登再像白齐文一样投到长毛一边，后果将十分严重。看了恭亲王的私信，李鸿章也意识到，杀降这事实在有些得不偿失，特别是戈登反应如此强烈，实在出乎意料。
见李鸿章神情严峻，李昭庆问怎么了，李鸿章把上谕递给他。他看罢上谕，暂把不满抛在脑后，替李鸿章打抱不平道：“不就是杀几个逆贼吗？还怎么就影响邦交了，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程学启更是骂不住绝口：“都是戈登这个洋鬼子搞的花样，这事是我主张的，要找麻烦让他冲老子来。惹急了老子，和他干一场，非把他打趴下不可！”
程学启所部与常胜军对李鸿章来说一个是左膀一个是右臂，尤其常胜军的火炮在攻坚中的作用无人可代，因此程学启要与戈登开战的话让他十分反感：“方忠，你打趴下常胜军，然后再让长毛来把我们打趴下？你与戈登不睦，我不能逼着你去笑脸相迎，可你说话不能太过分了。”
程学启的原意是要为李鸿章打抱不平，如今受了李鸿章一番责备，心里不痛快，闭嘴不再说话。
“方忠你不要不高兴，常胜军的做派我也很生气，可是如今还用得着他，不能不曲意笼络，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李鸿章见状，又安慰他道。
“我当然知道大帅的难处，朝廷如今问责，你都推到我头上就是了，再说，杀降也是我主张的。”
李鸿章拍了拍程学启的肩膀道：“那样做，我李鸿章还算大丈夫吗？我是一省巡抚、淮军统帅，杀降的事情自然是我最后拿主意。别担心，一根稻草压不倒咱淮军的。你忙去吧，顺便让兰溪到我这里来。”
“我听说老周为杀降的事和大帅闹意气，这些天一直不出门不见人。”
李鸿章笑了笑道：“你只要告诉他，朝廷要追究杀降的责任，我要倒霉了，他立马就会过来。”
周馥听说朝廷严旨责备，果然不再闹意气，连忙到李鸿章大营来了。
“兰溪，八个逆酋的确该杀，不过惹来的麻烦也大了。”李鸿章边说边递给他恭亲王的私信。
“大帅是知错、改错、不认错。”周馥接过上谕和恭亲王的私信道。
“你是说我和曹阿瞒一个德性？”李鸿章眼角含笑，“杀已经杀了，当然有该杀的理由。叫你来，帮我想一想，如何回复朝廷。”
“我们该不该杀降不用去费脑筋，关键是要让朝廷觉得不杀降不行，所以，首先必须把敌强我弱的形势摆摆清楚。”周馥知道李鸿章是郑重与他商量事情，他也就不能不郑重其事了。
李鸿章一拍桌子大声道：“真是响鼓不必用重槌！苏州城下，程学启一军不满万人，而苏州城内外，长毛人数却有二十余万。”
苏州城外淮军总共一万五千左右，说不满万还可以，长毛竟然说有二十余万，实在不可理解，所以周馥莫名其妙地望着李鸿章。
“苏州城内居民已经从贼数年，蓄发异志，算不算长毛？加起来算二十万不过吧？”李鸿章原来是算了笔糊涂账，故意把对手的军民混为一谈。如此说来，二十万也讲得通。
“接下来要重点说明八逆并非诚心归降。”周馥已完全进入文案的角色。
“要留二十营，占据四门，不剃发，建街垒，这都是证明。”李鸿章早就把这些理由想了不止一遍。
“还有一条，因诈降官军吃亏的先例不妨数几例，比如安徽苗沛霖就是反复小人，降而复叛，叛而复降，以致牵动整个江南局势。还有几个月前太仓诈降，让我淮军损失严重。”
“对对对，如果不当机立断，郜永宽可能就是第二个苗沛霖，我不能像胜保一样被这种反复小人玩弄于股掌。”周馥补充的这一条令李鸿章大为赞赏。
至于戈登如此生气的原因，是大家都说他与官军合谋骗取降众信任，只要说明他与杀降事件无关就行了。
对这一说，李鸿章大摇其头：“杀降的时候我已经没法找他商量了，因为他索取重赏未得逞闹意气跑到昆山了。朝廷对戈登有功必赏，给予厚饷，而他性情反复，不顾大体，既索重赏，又生事端，挟军自重，不服调度，这些都要说给朝廷。”
“大帅，这是不是火上浇油，本来英国公使就给总理衙门添堵，我们再这样说……”周馥有些不解了，“再这样说是让总理衙门两头为难。”
“就是要让总理衙门为难。”李鸿章一语道破天机，“我们也给总理衙门一个官样文章，我们唱黑脸，总理衙门去唱红脸，在英国公使那里也好交代。有时候，你认错就真有了错，不认错就没有错。”
是啊，到时候总理衙门的大臣可以拿着李鸿章复奏说：“公使阁下你看，戈登也有些不像话，李鸿章也是一肚子牢骚，我们总理衙门也是两头受气。”这样，英国公使的气反而可能会小一些。
“不过，这是表面文章，戈登的事情还必须好好解决。常胜军这个磨难星，现在还离不了他，打常州、湖州，还都要用他的大炮。所以，还必须笼络住他，更不能让他气昏了头投了长毛。只是我弄不清楚，就是杀几个长毛头子，戈登怎么像被刨了祖坟，发那样大的火？更不可理解的是，上海的洋人竟然都支持戈登这么胡闹。”
李鸿章把《北华捷报》的一篇评论指给周馥看，那篇评论说：“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戈登先生停止了进一步的行动，不再受中国巡抚的指挥。只有用这种方法才能对中国人起作用，唤起他们的荣誉感是无用的，因为他们已无荣誉感。只有使他们失去利益，才能使他们的行动与欧洲的原则相符合。如果李鸿章认识到他的行为的后果已经导致失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帮助，这会限制他的背信弃义行为。”
李鸿章特意在“与欧洲的原则相符合”下画了线，周馥立即建议道：“我对洋人了解太少了，至于什么是欧洲的原则，更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件事大帅应该找马格里商议，他与戈登的关系不错，而且他比我们更了解洋人的这些奇怪念头。”
“好，无论多难的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只要找对方法、找对人。”李鸿章半是感慨，半是吩咐，“复奏的事，辛苦你起个稿子。劝说戈登的事，我就拜托马格里。”他端起茶来在嘴边一抿，算是结束他与周馥的商议。
李鸿章行事，有些时候不符合周馥的道德评判，令他十分不快，甚至想拍拍屁股走人。但李鸿章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子，又常常出其不意，却直扼要害，不能不令周馥佩服。当他走出李鸿章的大营时，因杀降带来的不快已经抛却脑后了。
马格里因为要检验他所造炸炮的威力，所以已经有两个多月经常跟在军前。李鸿章着人去找，果然在程学启的炮队里找到了他。见到李鸿章，他就兴致勃勃地报告他所造炸炮如何堪与进口货相媲美。李鸿章也知道情况，所以赞道：“的确不错，在攻打苏州城的战斗中，你的炸炮功不可没。还有丁雨生、冯竹如的炮局，都有功劳。”
当初李鸿章在上海委托马格里创办炸炮局，同时又让丁日昌和冯焌光分别成立两个炸炮局，一则避免全赖洋人，二则也是为了增加产量。事实证明，这三个炸炮局最好的还是马格里所创办的，因为采用蒸汽机器，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可靠，而成本比之从奸商那里购买便宜了六七倍。从前购买一发十二磅炮弹要三十两银子，而马格里所造，不超过五两。设局自造这步棋是走对了，李鸿章还有更大的计划。
“清臣，”李鸿章有时也这样称呼他，“我打算把你的炸炮局迁到苏州来，规模还可以再扩大，需要增机器、招人手，你说一声就是。地方我都给你看好了，就设在郜永宽的纳王府里。”
马格里十分高兴，立即要报告他未来的计划。李鸿章却摇摇手打断道：“炸炮局的事，以后你与军械局去商议就是，今天找你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请教——还是戈登将军的事，你有什么办法让他消消气？”
马格里听明白了李鸿章的意思，立即解释道：“戈登上校如此生气，是因为欧洲与中国对待俘虏的习惯不一样。在中国，战胜一方杀死战俘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欧洲，非常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只要投了降，就不能再滥杀，否则就被视为野蛮无耻的行为。所以，无论是戈登上校还是各国领事和洋商，都以大人杀降为可耻。”
“哦，原来如此。”李鸿章还是不太明白，“那么，如果是诈降呢？他降而复叛呢？”
“可以把他们囚禁起来。或者再上战场见高低，总之不能杀。”
“原来你们欧洲人有这些讲究。我想拜托你去向戈登将军说明白，其中有误会，让他不必再赌气。”
马格里却推辞道：“我很感谢大人的信任。不过，这件事情现在不仅仅是戈登上校的个人荣誉，听说鄙国的驻华公使卜鲁斯已向总理衙门提交了照会。所以，最好能请一位与公使和戈登上校都能说上话的人来劝。我与戈登上校虽然熟悉，但是不能影响公使的看法。”
李鸿章想了一圈后道：“我认识的洋人，多是洋教官，能与公使说上话的实在没有。”
“有一个人非常合适，既与戈登上校熟悉，与公使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马格里突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正在上海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整个大清国只有广州是唯一的通商口岸，洋人只能在广州一地交易。所谓海关，也就只有广州一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的约定，大清增加上海、宁波、厦门、福州为通商口岸，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又开放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达到十六个，海关也就越来越重要了。大清官员无官不贪，海关这种肥缺，自然是贪墨的重灾区。英、法、美三国为了确保在华利益，以维护海关秩序为借口，诱逼上海官宪把江海关征税行政交由三国领事提名的税务监督接管，这样，长江海关便成为三国领事控制下的征税机构。其中英国在上海的势力最大，英国税务监督李泰国是实际的控制者。三国控制下的海关，按照欧洲的海关制度加强管理，关税每年都增加，朝廷也就默许了这种模式。到了1859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付诸实施，当时两江总督兼各口通商大臣何桂清认为李泰国“熟悉各国商情”，给他下了个札子，委他为总税务司，“凡各口所用外国人，均责成李泰国选募”。这样一来，各海关都要募用外国人，而且所有外国人的征募权都给了李泰国。李泰国正式成为总税务司，雄心勃勃要把上海的海关制度推行到所有口岸去。1861年夏，总理衙门希望总税务司设到北京，请李泰国到北京去履职。然而李泰国担心清朝廷可能会被太平军推翻，去北京反而不如上海安全，所以拒绝北上。这时候正巧上海民众在南京路示威，抗议外国人奴役中国苦力，李泰国横加干涉，结果被群众痛殴一顿，他借此为由，请假回国休养。他不懂中国规矩，又为人傲慢，行事鲁莽，不等总理衙门准假，他就乘轮船走了。总理衙门因此非常生气。他临走时，推荐了两个人署理海关总税务司，一个是江海关税务司费子洛，一个是粤海关副税务司赫德。
赫德出生于英国农村一个贫穷家庭，但他一直有一个爵士的梦想，所以从上小学起，学习就十分刻苦，进入贝尔斯皇后学院后几乎每年都拿奖学金。学院毕业那年，英国驻广州领事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派人到贝尔斯皇后学院招收领事馆工作人员，他们看了学校对赫德的推荐信，没经考试就直接录用了。1854年，十九岁的赫德告别家乡来到陌生而又神奇的中国。他先后在宁波领事馆、广州领事馆任过翻译，参与筹建粤海关并出任副税务司。他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国语言，而且他没有通常英国人的傲慢，他熟知中国礼仪，对中国官员十分温和客气，因此博得中国官员的好感和信任，擅长与中国官员打交道成了他的独特本领。李泰国回国休假前推荐赫德和费子洛两人共同署理海关总税务司，给赫德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
李泰国回国后，总理衙门要求署理海关总税务司到北京去详细报告各口海关建设计划。按资历，同样署理海关总税务司的费子洛比赫德更有资格去北京，因为他是上海海关税务司，赫德是粤海关副税务司。但是，费子洛中文几乎一窍不通，精通中国语言而又熟知中国官场礼仪的赫德得到了这个机遇。有人在机遇面前，往往沾沾自喜，而忘记了真正抓住机遇还必须有足够的准备。而赫德不仅敏锐地意识到这次机遇的重要性，而且他为之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准备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分析了总理衙门可能关注的九个问题，准备了九份备忘录。
1861年夏天，赫德进了北京城，第二天就去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成立的专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机构，官员分大臣、章京两级。恭亲王奕任总理衙门王大臣，其他大臣则是从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指派，统称为总署大臣。下设章京满汉两班三十二人，具体办事。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无论大臣还是章京，大都经历了宦海风波，至少在科举的道路上经历了多年寒窗苦读，能够进入总理衙门，他们有理由认为自己是最优秀、最有才能的官员。再加中国人视洋人为蛮夷，对时年二十六岁的赫德，没有一个人把他放在眼里。第一次见面，恭亲王只是礼节性地打个招呼，然后几乎一句话不说。总署大臣、户部侍郎文祥因为户部财力捉襟见肘，因此对海关、商业、财政方面的情况迫切需要了解。而他所提出的任何问题，赫德都能对答如流，而且都能报出相应的数据。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几乎随手就能拿出已经整理好的备忘录。总理衙门的大臣及章京们，都暗自惊讶，对这个蓝眼睛的毛头洋人由衷的佩服。而赫德对所有人员彬彬有礼的态度，更让大家对这个年轻英国人充满了好感。
第二次见面，恭亲王就放下尊严，比较随和地向赫德提了许多关于海关、财政、商务等方面的问题。时年二十八岁的恭亲王，虽贵为议政王、领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王大臣，但在海关及西方商务问题上，几乎是一窍不通。他所提的问题，有些甚至有点可笑。但赫德始终保持着对大清王爷的尊重，耐心、细致地回答所有问题。赫德几乎每天都到总理衙门讨论各种问题，他有时去得比帮办大臣们还早。他发现恭亲王十分勤勉，每次他见到恭亲王时都是在批阅一大堆文件。恭亲王对他已经十分随意，有一次放下手中的毛笔，去抚摸赫德的西式服装，对他的上衣口袋特别欣赏。他还与赫德谈诸如野人的传闻、西方有无矮人国等话题。有时，恭亲王当着赫德的面，甚至谈一些中国官场十分敏感的人事话题。冰镇的西瓜送来时，恭亲王总是吩咐先给赫德一块。有一次告辞时，恭亲王甚至拍着赫德的肩膀称他为“我们的赫德”。
赫德回上海的时候，恭亲王甚至强烈要求他留下来，以备顾问。对赫德在北京的成功，获得恭亲王及总署大臣的如此信任，连驻英公使卜鲁斯也觉得不可思议。赫德得到了恭亲王和总理衙门的大力支持，他用了一年的时间，建起了十二个新式海关，其成就远远超过李泰国。
在英国休假的李泰国，受清廷委托购买一支舰队。这本来是一次表现他的才能和加强与清廷关系的大好机会，但因为英国及他本人膨胀的野心，他牢牢把舰队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抓在手中，态度蛮横而又傲慢，结果惹恼了恭亲王、总署大臣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最终结果是大清宁愿赔钱，也不要这支英国人控制的舰队。李泰国不但妄想当中国舰队总司令的野心不能实现，就连总税务司的职位也保不住了。有一次他带着赫德到总理衙门，总理衙门无一人与他打招呼，而无论大臣还是章京，都满面笑容与赫德交谈。李泰国在舰队指挥权问题上寸步不让的时候，赫德却一直在帮着总署商量解决的办法，他认为李泰国是在自取其辱。
李泰国的傲慢和狂妄终于付出了代价，清廷以健康不佳为理由，不再聘请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而是让赫德和费子洛继续共同署理。李泰国最终气愤而又无奈地离开了中国，搭上了回英国的轮船。回国后的李泰国十分潦倒，而赫德则开始了炙手可热的人生。
机遇似乎特别垂青赫德，李泰国回国后，署理总税务司费子洛在江南的瘟疫中病死了，赫德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只是时间问题了。
李鸿章听说连恭亲王都亲切地称赫德为“我们的赫德”，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个必须结交的人物，而且越快越好。于是他立即写一封亲笔信，让马格里马上到上海，去见这位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亲自见一下这位总税务司，我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请教。”李鸿章把信交给马格里的时候，郑重交代。
马格里与赫德说不上关系特别密切，但两人算得上十分熟悉。他赶到上海税务司的时候，赫德正在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翻译麦也思争论，两人争论的问题是戈登该不该继续接受李鸿章的调遣。麦也思认为李鸿章手段残忍，不守信用。他利用戈登攻下苏州，达到目的之后，就把戈登甩到一边；他让戈登为太平军降将担保，在他们投降后却把他们统统杀掉。将来他也会这样对付戈登的常胜军，利用英国人达到目的，然后再丢开。听命于这样的无耻之徒，是对英国人的污辱。而赫德却认为，常胜军与清政府之间有协议，只要协议没有解除，就必须按协议来，常胜军拿着清廷的俸禄，就应当听从清廷的调遣。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马格里的到来打断了两人的争论，麦也思告辞时仍然十分愤怒。
看过李鸿章的亲笔信，赫德笑道：“巧得很，总理衙门也给了我指令，让我劝说他们两人不要决裂。”
闻言，马格里问道：“对李巡抚的请求，您是什么观点？”
“第一，两人必须和好，戈登上校不能做出过分的事情。如果他像白齐文那样去助太平军，就是不可饶恕的糊涂行为。因为那会引起中英外交纠纷。英国已经声明，帮助中国政府平定江南的叛乱，不允许任何英国人帮助造反者。第二，戈登必须继续留在他的军队，并带领他的军队与官军并肩作战。因为中国混乱的局面，不仅对中国有害而无益，对英国的商业利益也有很大损失。”
“您有这样的态度，我就放心了。”马格里已经认同了李鸿章的观点，他认为杀降是不可避免的。
赫德又道：“我必须亲自到苏州去，听听这位巡抚大人如何解释。杀降毕竟是无耻的行径。我除了说服戈登上校，还要说服上海的欧洲人和美洲人，他们都在责骂这位失信的巡抚。”
赫德来到苏州，李鸿章因为事先接到马格里的报告，因此十分隆重地接待他。李鸿章的巡抚衙门就是从前的忠王府，在太平军占领前，本来一直就是江苏巡抚衙门。在西花厅，李鸿章顶戴袍服，接见赫德。
李鸿章把他杀降的理由及过程详细讲给赫德听，最后问道：“赫德先生，如果是你，投降者提出了你没法答应的要求，你会怎么办？放他们回去，他们要求没有得逞，肯定拒绝投降。而战火重开，官军可能会失败，那么整个上海周边的局势又要陷入混乱之中，上海的商业也要重新陷入停顿。如果官军未败，势必要围城，城中十几万百姓会因断粮而饿死。我杀死八个人，换来上海局势的稳定，换来苏州十几万百姓的性命，难道不是最大的仁慈吗？”
“大人可以囚禁他们，为什么非要杀死呢？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赫德有些不解。
“不仅你问我，我的部下、幕僚也有人这样问我。受降如同受敌，我肯定要审视一下强弱轻重，能否驾驭在我。实际情况是，敌强我弱，敌有我数倍之众。郜永宽等人，是被围困才求降，毫无悔罪之意，而且提过分要求，我当然不能遂其私欲，那么这些人也就难免再起反侧之心。对此反复无常之人，留下来必是祸患。我绝非好杀降之人，程提督是降将，如今是我最得力的臂膀；我在南汇收降将吴建瀛，准带千人，次收常熟降将骆国忠，准带两千人，均诚心以降，谨受约束，都因战功保到副将。这八个人呢？要求准立二十营，占据四个城门，在各街口设石垒，又要求保总兵副将官职，还要指明何省、何任，天下有这样求降的吗？他们不是求降，是自求死路！”
赫德点了点头：“我理解大人当时的难处，大人做得对，的确应该如此。结果好，一切都好。大人顺利收复了苏州，就是最好的结果。可是，戈登上校的承诺，大人却没有照顾到。”
“我没法照顾到。我是在见到八个降王的时候才发觉他们的野心，才决定杀死他们，那时候戈登将军已经去了昆山，我来不及和他商量。如果说起戈登将军为什么去昆山，他脸上未必好看。”于是，李鸿章把戈登索要巨额饷银的过程又说给赫德听，“我是说过打下苏州后发两个月恩饷，可是并没有说必须是一接过苏州就立即发，也没说必须是两个月一齐发。当时并没有那么多银子，我的部下已经欠饷两个多月。我再三向戈登将军说明，可是他不听我的解释，还纵容他的士兵向我的座船开枪，打伤了我的两个护卫。他擅自离开苏州，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军人，这是不应该的。戈登将军很在意他的荣誉，他擅自离开前线，难道不有损他的荣誉吗？”
赫德对李鸿章的解释十分理解，对他清醒的头脑和伶俐的口才十分佩服。他表示愿意为两人和好尽力，但条件是李鸿章必须发一个书面说明，戈登与杀降事件无关，而且要给戈登和常胜军一笔银子来取得他们的谅解和配合。
李鸿章完全答应，他的要求是戈登必须继续听从巡抚的调遣，要尽快投入战斗，因为常州、嘉兴、湖州的战事正在进行，需要常胜军协助。
李鸿章没想到赫德如此好说话，就留他吃饭。吃过饭后，两人已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李鸿章笑问道：“赫德先生，我听说就连我们的议政王，也称你是‘我们的赫德’，你是靠什么办法，让我们的王爷这样欣赏你？”
赫德从容答道：“我不过是摆清楚自己的位置罢了。我虽然是英国人，但我是中国海关的署理税务司，既然拿中国的俸禄，自然要为中国效力，更要按中国的规矩行事。我到总理衙门去，那里每位大人都比我的职位高，都是我的上司，我当然要对他们恭恭敬敬。”
“是啊，你不像别的外国人那样对我大清官员指手画脚，又懂礼仪，怪不得王爷喜欢你。”
“我不仅这样要求自己，我将来对海关的所有关员，都如此要求。”赫德拿出一沓稿子说，“这是我拟定的致各口税务司的通令。”
李鸿章接过来，饶有兴趣地看起来。这篇通令开头就说：“首先，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经常地牢记：海关税务司署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机构。所有的成员，包括总税务司本人在内，都是中国政府的仆人。从而每一个成员对待中国人，包括政府官员和一般老百姓在内，必须尽量避免引起冲突和恶感的因素。对中国官员应当表示礼貌，对中国百姓也应当表示友谊。礼貌有助于公事的顺利交往，而友谊的表示则有助于去除中国百姓对外国人的恶感。每一个人应当牢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支取了中国政府的薪金，必须按照指定的工作，为中国政府服务；应当随着潮流的进步，为成功而有计划地推进其工作，必须用理智和耐心等待机会；可以善意地提出建议，而不能有任何的强迫。”
赫德像受了侮辱，大声道：“我不是要这么想，也不是要这么说，而是要这么做！而且我正在这样做。”
李鸿章佩服得连连点头，心里想：怪不得议政王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太了解中国人的心思了，他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中国人的心尖上。
李鸿章不止一次听海关道郭嵩焘称赞上海海关的人员认真、守信、热情，此时他明白了其中的原因。他问赫德：“这个通令什么时候发布的？”
赫德告诉他道：“现在还没有发布，因为我还是署理总税务司，我必须等到总理衙门正式的任命后才发给各海关税务司。”
“为什么？”李鸿章问道。
“名不正，言不顺。我仅是个署理税务司，这时候发布不合适。如果我刚刚发布了，总理衙门却派来新的总税务司，那我就成了整个税务司的笑话，也会成为中国官场的笑话。我必须等到那张任命文件到达我的手上，我不能喝了庆祝酒，结果升官的不是我。”
李鸿章哈哈大笑道：“赫德先生对官场真是摸透了。”
随后，赫德立即去了昆山，李鸿章为了表示对这个年轻人的重视和敬重，特意派他的亲兵卫队十人护从。到了昆山常胜军司令部，戈登却不在，原来他打猎去了。赫德一直等到太阳落山了，戈登才提着两只野兔回来。赫德说明来意，把他见李鸿章的情形说了一遍。可戈登还是责备李鸿章背信弃义。
赫德问道：“如果李巡抚要与你商量，怎么与你商量？那时候你在哪里？”
“我在回昆山的路上。”
“那请问戈登上校，你为什么回昆山？一个军事指挥官，未奉命令却私自离开战场，这是否有损军人的荣誉？”
这正好掐中戈登的软肋，他便反驳道：“你是大英帝国的人，为什么替不讲信义的中国人讲话？”
“我们就事说事，不要管我是不是英国人。如果你真的带兵去打苏州的中国军队，这会导致严重的外交问题。因为大英帝国已经向中国政府承诺，帮助中国政府平乱，而不帮助叛乱者。”赫德不容他把话题扯远。
“我没打算真那样做。再说，公使大人也是支持我的。”
“不，公使大人只是在维护你的尊严，或者说维护大英帝国军人的尊严，但他并不支持你有过激的行为。我接到的训令是，劝说你恢复与李巡抚的和平。”赫德把公使卜鲁斯的训令递给戈登。戈登看了之后，便沉默了。
赫德知道戈登喜欢带兵作战，便又劝道：“中国有句俗语，人闲生闲事，驴闲啃槽帮。意思是人不能闲下来，要忙起来。军队更不能闲下来，没有仗打的军队，最容易出现纪律问题。而一旦出现纪律问题，就是军事主官的责任。”
“没问题，你说你的要求。”
“第一，李巡抚要以书面的形式，说明我与杀降事件无关，更没有事先与他们预谋。”
“好，这个没问题，我会说服李巡抚，在上海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明。”
“如果能召开新闻发布会当然再好不过，可是，李鸿章会答应吗？”
“他会答应的，因为新闻发布会也将详细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必须杀降。”赫德胸有成竹，“继续说你的要求。”
“第二，要兑现诺言，发两个月的赏银。我的军队不许抢掠，这是事先说好的酬劳。淮军每次占领一个地方，都会抢劫一空，我不允许我的军队这样做。”
赫德点头道：“这样很好，你维护了大英帝国的荣誉。我不仅会让李大人补齐常胜军两个月的赏银，而且还要格外再赏你一万两。作为条件，你必须真诚地接受李大人的调遣。”
“那好，只要在上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拿到赏银，过完中国的旧历年，我就立即派军队去战场。对了，还有一条，以后必须按时发饷。”
“这个我可以立即答应你，常胜军的饷银将由上海海关每月按时拨付。”赫德回答得十分干脆。
事情解决得如此干脆，戈登也很高兴：“今晚我亲自给你烤野兔，我们好好喝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