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得全和他所讲的故事
大队前面走了，我们吆喝着十头大骡子慢慢地行进。大骡子驮着我们第四大队的行李。太阳很大，吹着风，梧桐花正盛开，每一棵树下都落了不少。这伏牛山的山路虽长，但并不令人厌倦。走着，心里想着老百姓讲的“八百里的伏牛山”的气势，举眼一看，一片繁茂的开着花的梧桐，果然是壮观。我们一伙五六个人相当乐观，这种乐观精神却不是偶然的。
当时，一九四八年，我们队伍南下，我要求去炊事班和运输班当政治干事。因为这炊事班和运输班都是刚被解放的川籍战士，急切需要政治教育。白天我在运输队，晚上我在炊事班，和他们一块儿工作一块儿劳动—煮饭、做菜、切萝卜、洗葱、煞驮子、抬驮子、卸驮子、找草料、选择牲口能通过的道路。我们很累，但我们的话说不完，我给他们讲革命队伍中的故事，他们给我讲他们在旧社会的遭遇。革命故事也好，他们的遭遇也好，都深深教育感动着我们，因为那是人民的欢乐，人民的力量，人民的痛苦，人民的哀愁。我们谈了许许多多动人心魄的事情。白天，不管太阳多么大，旷野无人，我们这一个运输队，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这天，我们又谈论起来了。谈了一阵敌人队伍中的恶习，一个叫做张得全的说：“国民党队伍，真叫残酷，那才是把一个人的命不当成人命！我倒想起了那时候出在我们排上的一件事。……”等了一阵，他没有说出他的故事来，我们要他讲。他又说：“我还差点儿丢人嘞！”有人问：“怎么丢人？”他低着头，没有开腔。他是一个矮个子，十五岁被拉壮丁出来，这时二十三岁了。但发育不健全，面孔象老汉一样，又黄又皱；身材象小孩一样，轻巧活泼。他常说他是脱过几层皮的人，“我没有死成，简直是万幸。”
下面是他亲眼看到的事。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部队武装“大游行”到绥德某地，某旅某团某营某连第一排第一班班长，叫做赵万林的，半夜查哨，发现哨上丢了一挺轻机枪。第一排担任两座山头的警戒，第一班就负责内中的一座。两座山头象两只耸起的兔子耳朵，大路正好在两座山头之间通过。
太阳又那样怪，正午热得很，吹起一阵风来，都是又干又热的。士兵们背上那一百发子弹、一支步枪、四颗手榴弹、十天吃用的面粉，再加上自己的行李，在陕北光秃陡峭的山上爬山越岭，整天连一口水都喝不上。夜里歇下来，士兵们疲乏极了！赵万林每次查哨，都发现哨上的士兵，一个个睡得象死人样，走到跟前拉着肩膀使劲摇，才听见懵里懵懂的声音：“是哪个？莫开玩笑呵！”摇醒了第二个，第一个又睡死了。
胡宗南的武装“大游行”是空前的，士兵们的疲乏也是空前的，一到宿营地，满地都是睡死了的人，就是拿大炮轰也难轰醒。赵万林自己也很觉疲乏，一闲下，不管坐着、躺着，就是靠墙立着，也会马上睡了过去。但机警的他，一会儿又突然惊醒过来。国民党军队里的班长真是难当呀！
他们第一排，住的是一个仅有一家人的庄子。一连三个空窑洞，什么也没有，门窗都叫老百姓事先下起走了。只有第二班住的那一眼窑洞的墙上，贴着一张边区印的大红大绿套色的农历—左边画着一个男人在耕地，右边画着一个女人在纺花。士兵们对这幅农历发表了意见，有一个人要扯掉它，说它是共产党的，有人要在上头找节气。当下太疲乏了，一幅画没有扯下，一句话没有说完，这一个班很快就都倒在农历跟前睡去了。这三眼窑洞跟前是一个光****的土台，下面，一路梯坎下去，横过大路，是一条和大路平行的小河，过小河就是笔直的黄土坡路，沿路上去就是第一班放哨的地方了。天上没有月亮，只有不少的星星。路是模糊的。这是第三次查哨了。赵万林独自走着，一失足，差点儿跌在小河里，挣扎起来，揉了揉碰痛了的膝盖，咒骂着，昏昏沉沉地到达了山头。
山头上三个士兵睡得真香，和他前两次来查哨时一模一样，可是，一挺轻机枪却连影子也没有了。战场上无缘无故丢了机枪，再大胆的班排长，不管他怎么会冲锋陷阵，也要魂飞魄散的。赵万林马上清醒了，心里登时就扑通扑通地跳起来，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即把他们一个一个地唤醒，问机枪哪里去了。这三个人听说机枪不见了，瞌睡马上吓跑了，但和班长一样，谁都不知道机枪到哪里去了，只有对他说好话：“班长，我们硬是不晓得，累得很呀，说不睡，说不睡，那眼睛不饶人啦！”赵万林威吓着要枪毙他们。有一个跪下向他磕头，另外两个却表示：“早迟免不掉请蚂蚁打牙祭！”率性坐在地上不动。那跪在地下的挨了一顿拳打脚踢，班长算是出了气，可一点办法没有。事关重大，他不敢大声呼喝，只能小声辱骂：“你狗**的，给我惹祸，我要枪毙你！”
赵万林是当卫士出身的，人年轻，在军队里却是老资格，混得有些年月了。你要问他机枪的有效射程，他尽可以答复不出来，但他吃得开。他精明强干，曾经因为仇恨，在战场上开黑枪打死了两个排长，营长要枪毙他的时候，这个营所有连长却都站出来保他。在部队处境困难的时候，枪毙一个部属，尤其是在士兵中吃得开的有面子的部属，容易引起部队的不安。赵万林恰恰懂得这点，并利用了这点。
丢掉机枪在他也不是第一次。有一次他们一个营，冒充八路军，向山西某地“游击”，在一个村子里，遭受民兵的包围，一个营完全溃散。那次倒是他有意丢了轻机枪。丢了轻机枪，没有目标，又轻巧好跑呵！突围之后，他脱下裤子，拿手枪向裤子射击，打成了无数的孔，然后穿上，又用绳子捆紧自己的双手，让它肿起来。于是，归队时，他作了一个真正博得上司同情的报告，说自己被民兵俘虏，丢了机枪，民兵绑起他去活埋，他偷着解开绳子，撒腿跑掉，民兵追不上他，架上机枪，把他裤子都打烂了。他还照平常那样嬉皮笑脸地说，好在没有受一点伤。那次上司认真夸奖了他。
但是这次他可不能照样办啊！这次一个敌人也没有！无风哪能起浪？但这个兵油子是有办法的。他听那挨打的士兵坐在地下嘟囔：“又不是我把机枪拿去卖了，打我做什么？算啰！千错万错，跟着走到这里就是我的错！哼！”他低下头去，一声也不响了。赵万林立在这完全沉静了的山头上，看着弓背坐在地上的三个瘦弱的身子，在这微明的夜里，更加显得瘦弱了，他们疲乏、悲观失望已到了极点，什么也不在乎了。赵万林看了看自己的环境。在满布星星的夜空下面，到处都是黑洞洞的山，山与山之间，昏沉沉，无底似的。饿狼在四处不住的哀嗥。他发觉了自己的错误。刚才那个被他打得沉静下来的家伙的嘟哝使他忆起了自己的处境，—疲乏紧张、心惊胆战、烦恼、忧愁、死的恐惧、饥渴、委曲；他想，吓唬着要枪毙他们，他们会逃跑的。他们只消溜下山去，进入昏沉沉的山谷，他向哪里找去？他在一刹那间也想到：能逃出去多好，免得活受罪；丢失机枪的事，他一跑就万事罢休了。但这个兵油子脑子里立刻又闪出一个好主意：有办法！万万不能让这三个人开小差，一挺机枪的损失有办法搪塞过去。他马上变得和颜悦色地对他们小声说道：“弟兄，不要紧，咱们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件事，交给我，你们可别开小差，谁开小差抓回来，那他就得交出机枪来。不要紧，弟兄，我有办法向排长交代去。不过，排长问着你们，你们可别瞎说呀！”他看见大家注意听他的话，相信大家情绪安定了，于是他才走下山去。
第一排排长名叫王得胜，和赵万林是同乡，河南人，又肯讲义气，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两个的关系比较好。赵万林当上等兵的时候，就在他排上。曾经因为调皮，不服从命令，赵万林和班长打架，惹下了祸，如果不是排长看上了他，他早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个班长是个湖南人，小个子，打架不赢，就用违抗命令这个罪名，到连部里去告了一状。连长这个人很暴躁，一听说违抗命令，还把班长打了，登时把赵万林叫去，打了一顿军棍。赵万林回到排上，就借口浑身痛，向排长告病假。王得胜，老早就看中了赵万林的，把那个小个子班长叫去也照样打了一顿军棍，而且天天找他的错处打他。倒霉的班长吃不住，开了小差，于是赵万林当了班长。自从赵万林当了班长，同王得胜的关系就更好了。排长如有紧急的重要任务，总是派赵万林去完成；赵万林也真会逢迎，交给他的任务他总是完成得巴巴实实，使得王得胜十分满意。有一次，排长叫赵万林找民伕带路，赵万林就抓来了一个。赵万林为了急于完成任务，虽然怀疑这人是民兵，但他想，能带路就得了，何必管他是不是民兵。他也不想抓民兵立功，因为他知道，把民兵送过去，就给自己找上了麻烦，还要再去找一个民伕来。谁知这个人果真是民兵，趁他们睡觉的时候，背走了他们一挺司登式手提机枪，还掠走了几带子弹。王得胜并没有因为这事重重责备赵万林，只叫他想办法找回一挺司登式来。就在当天上午，赵万林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到另外一个营去串去了。正碰上那里煮熟了一锅面疙瘩，士兵们架起枪，用手抓起比拳头还大的面疙瘩，双手捧起啃。恰巧在人圈外，靠墙放了一挺司登式，赵万林就那么背了回来。王得胜这人是个大个子，动作比较迟缓，赵万林是个小个子，动作灵活；王得胜少言寡语，赵万林能说会道；王得胜性情虽也暴躁，但因患得患失很厉害，显得不勇敢，赵万林却是心直口快，说做就做。两人这样不相同，倒并不影响感情，却处得非常相得。
当时赵万林回到住处，一直走到王得胜的枕头边，把他摇醒，又把他拉到门外土台上。
“报告排长，哨上的轻机枪没有了！”
排长愣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赵万林又说：
“我去查哨，哨上的轻机枪没有了！”
“没听见枪响吧？”
“一点动静也没听见。”
“哨上的人呢？”
“正在睡觉。”
“那，机枪到哪去了？”
“不知道。”
“那是要枪毙的呀！”
“排长，我知道要枪毙，但是，机枪不见了，枪毙了我，你也找不出一挺机枪来呀！”
王得胜沉默起来了，于是赵万林对王得胜说出他的意见：
“排长，得想个办法。如果连长要枪毙，枪毙我就是了，没有你的事。这样吧，你去和连长说一说，说等一两天我去寻一挺轻机枪回来。”他的眼睛在微明的黑暗中发亮，表示着：“我的办法多呢！我哪也捞得着。”
王得胜想了一想，说道：
“不中，连长今晚上脾气大得很。差点儿要打三排长一顿军棍。”
赵万林脑袋一偏，眼睛亮闪闪的，他说：
“排长，我有个办法，你看中不中？你把二班、三班带到我们第一班放哨的山尖上，和我们第一班开火，打上一阵后回来报告，八路军来了，把机枪夺去了。两边朝天放，打不着的，跟演习一样，保险，你看中不中？”
王得胜，这个脑筋简单，粗枝大叶的人，听见了这样的计划，是没有话说的。因为他自己实在想不出任何好办法。从他入伍当兵那天起，他的上司也好，他的同僚也好，谁也没有要求他拿出什么办法过，除了吃空额、打牌、讲交情、发脾气、互相吹捧，这些事情又是最忌讳严格地想一想的。何况这是忙中呵，这些紧急的事呵，落了水的人，拉着一片草叶也当是救命王菩萨了！
二十分钟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夜战。让饥渴、暴热暴寒、难走的长途、死的恐惧拖得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被他们的班长叫起来，拉到了山上投入战斗。一个个胡里胡涂，战战兢兢，以为是被包围了。待到排长告诉他们这全部的底细，并要他们枪口朝天放时，才觉得这玩笑开得实在太没意思。这时，一班的阵地上已经打开了，这边也就有一枪没一枪地朝天放起来。接着，不知是谁发现了一个真理，说：“打吧，打完了免得背起累死人。”“是呵，背起累死人！……”于是枪声与人声交织着，越来越热闹起来。
快拂晓，子弹打得差不多了，枪声才稀疏了下去。王得胜突然脸色一变，叫人找赵万林。“叫这王八羔子快一点。”原来他突然想到了，仗打得这样凶，没有一点伤亡，怎么能报销那一挺机枪呢？而且，胡乱打了这么一个半夜，消耗了这么多子弹，万一查出来，唉，还是他自己下命令，亲自领着干的呢！他真是懊悔，不该胡乱听赵万林的主意。“早知如此，我不如就把赵万林拿去报销好了！一个班长嘛！又不是我叫他丢的。我又不能一步不离的守着机枪！要我自己负责，那班长是干什么的！”越想，他越觉得上了赵万林的当，把自己牵累进去了；而且这么胡乱打半夜假仗，恐怕比丢一挺机枪的罪还要大。“赵万林这个王八羔子，滑头得厉害，到了连长跟前，不知他要怎么说嘞！”赵万林笑嘻嘻的永远得意的脸孔，在他眼前幻灯似的忽闪了一下。他觉得他骑不住赵万林这匹劣马了。一时之间，他非常讨厌赵万林平常那个嘻皮笑脸的样儿。他生了那么大的气，恨不得赵万林立时就在跟前，他好急啊！真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了。
象每一次一样，赵万林一叫就到，又是笑嘻嘻的脸孔，一见面，脚跟一靠，举手行了个礼。
“报告排长！……”
“你来得好，你害死我啦！”
“报告排长！”
“我要把你送到连部去。”
“报告排长！你要把我送到连部去也可以，就是迟了一会儿啦！你该在我向你报告丢机枪的时候就把我送去—那时节，你就捎带着，受点处罚也不重，现在，……”
唉，我的天，还是那个满不在乎的样儿！对这样的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排长于是改了口气软声软气地说道：
“向连部那里作报告，怎么交代啊！连长那个人你是知道的，脾气多大，我可是担当不起。……”
“说八路军来了，我们不是打了一仗，都听见了吗？”
“哎呀，听是听见了。打了一仗，连一个伤亡都没有，八路军就把机枪夺去了，好容易呀！”
赵万林把头低了下去。停了一会儿，把头一摇，又抬起来了，脸上带着笑：
“排长！要有伤亡，那容易！”
王得胜很痛苦的呻吟一声，他觉得赵万林在拿他的性命、职位开玩笑，不满地说道：
“你说得倒是怪容易，你那张嘴巴把树上的麻雀都哄得下来。”
“不，排长！”赵万林得意了，“叫几个愿意到后方去休养的人来自己打一两个窟窿就是了。”
王得胜摇了摇头：“谁愿意呀！”实际上他知道有很多人巴不得由自己来动手制造彩号，只怕他不允许。这一个部队的情绪，他是知道的，就在前天，他亲眼看见一个瘦小子用一块白布盖在脸上，叫他的长官把他活埋了，那瘦小子说：“长官，我实在累不得了！你怕我跑到八路军那边去，就把我活埋在这里吧！我实在走不得了！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没有一天好过活呵！”他把他看见的这个瓜瓜的故事，当成龙门阵摆给他排里的人听，没有一个人有要笑一笑的意思，相反，有人说：“那倒美，可以得个全尸呵！”
赵万林说：“谁愿意？我班上就有。回后方去休养，谁不愿意？又是自己开枪，找那个不要紧的地方，穿上一两个窟窿，这多便易呀！只怕你不答应，要不，我自己也愿意来顶上一个。”
王得胜是不过于坚持的，他本来就是不必坚持的，反驳一两句，也只是因为脾气是那样的罢了。于是他们就开始来进行这制造彩号的工作。
被他们所选中的目标，一个是第一班的刘二顺，三十一岁了，汉中人，是拉壮丁拉来的庄稼人，瘦小子，看样子有肺痨病，这回爬山越岭，没有一天不抱怨：“哪一天时辰才到，阎王爷才肯勾簿子！”他想，累极了，有一天突然倒下去眼睛一闭就过去了，得一个全尸。他不相信他会被枪打死，他说：“我祖宗三代没有害过一个人。”另一个也是一班的，叫王有林，西安人，才拉来不到一年的十九岁的青年，人是很强壮的。前两天，在路上遇到民兵打了两枪，他吓得一口气跑上了七里路一个大坡，吐了血，于是一天到晚怕得厉害，怕突然叫打死，尸首丢在野地里叫狼啃吃了。他家里还有一个刚订下的媳妇，他自己也长得漂亮。再一个是三班的冯国宝，湖北郧西人，是一个老兵油子，他对这次武装“大游行”十分不感兴趣，认为：他当了十几年兵，没见过这样的打仗，敌人没见着一个就会叫拖死了。他曾自己动手，巴着皮肤把腿上打了一个窟窿，说是走了火，要求处罚，要求处罚之后，进医院去。王得胜把他骂了一顿，却并不处罚他，只叫他扯块布筋筋把伤口扎起来，还是要他跟着走。他就只好跛着腿，一路上不住口地发起牢骚来。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王得胜把第二、第三两人，也一块带到第一班原先设哨、打假仗的地方去，完成制造彩号的任务。就是说，他们把第一班设哨的地方作为自己防御的地段，第二、三班打假仗，算是八路军的进攻，那末，彩号就要在自己防御的地段才行呵！自然，他们就在山下制造彩号也是一样的，因为彩号要被人抬下火线的，再说，他们也不必担心上级会亲自到曾经作战的地方来视察。但人忙计短，常常就是聪明人也干起异常胡涂的事来。闹到一块动起手来，天开始亮了。初升的太阳光，非常温暖，照在山上，山，马上变红了。
冯国宝在听了排长王得胜说的话之后，满口应承了，只是半带抱怨地问道：
“将就原来的伤口可以吧？”
“那怎么行，你那伤口都要好了！你又打得浅了一些。”
“我原先打的那伤口不算浅呀！”
“不管它浅不浅吧，你那是旧伤口，要不得，要重新打过。”
“重新打过就重新打过，可是，……你要真的让我到后方去呀！”
“谁还骗你？”
“好吧！”他嘲讽起自己的腿来，“他妈的，这十几天，你就是麻木的，不听招呼了！再揍你他妈的一枪，看你疼不疼！”正说着，他擦着大腿肚打了一枪，血流了出来，他伸手把它蒙住，脸色都没变一变，也不呻唤，把脸转过来看着别人。
刘二顺是最痛快的，答应了下来，他也迅速地拿出老兵的动作，在自己小腿肚上打了一枪，麻木地看定流着血的伤口，突然打了一个冷噤，头上出起大汗来。他仍旧木然地看定流血的伤口，也不知道他是欢喜是痛苦，他也没有动手去揩一揩那从额上滚下来的黄豆大的汗珠。有一个老兵说：“你还是扯块布条把它绑住，不叫血净是流。他好象被提醒了，伸手从破军服上撕布条。手发抖得厉害，连撕两下撕不下来，手软了，躺在一边，不想撕了。原先劝他绑住的那个老兵气愤愤地上去替他撕下布条来，又大脚大手地替他绑上，一边又在责备他：“看你这个老兵，伤了这么一点皮皮就这样子呵，还是自己打的嘞！”他也没搭理。周围的士兵们，也没有一个说一句什么话，也是麻木了似的，好象他们还是在黑夜里，黎明还没有到来，彼此间谁也不看谁一眼，黑着个脸孔；他们是又在羡慕他，又在可怜他，又在悲痛自己的遭遇。
王有林又想干，又不想干，老是怕打伤了成残废，他有些可惜自己的皮肉，但又怕失掉这个好机会。所以当王得胜和赵万林反复说明了条件之后，总是不开腔，只是点头。直到刘二顺干了，他才一句话不说，只是机械地照刘二顺的动作办了，把枪一丢，仰倒在地上，嘤嘤地哭泣起来。他马上赢得了大家的同情。那个替刘二顺绑扎的老兵，因为枪挡住了脚，他愤愤地一脚把枪踢开。赵万林批评他：“捡开就得了，你看枪灌砂啦！”他说：“灌它的毬！”他看了看王有林这个青年人身上破得千疮百孔连肉都遮不住的衣服，又转身去在刘二顺身上撕下一块布条来，替王有林绑扎。王有林黑褐的大腿肉在破裤洞下颤抖着、抽搐着，眼泪象泉水似的在脸上横流，把黑色的泥污冲开，划出了一条条纹路。他小嘴巴噘起，鼻涕从鼻孔里喷了出来，眼睛时而睁开，时而闭起。那老兵说：“你不干，就不干好啦！唉，还是一个娃娃嘞！”周围的战士们也发言了：“是嘛，他不是一个娃娃是个毬！”“他和我三兄弟一样大，还是进过学堂的学生嘞。”“他人可聪明！”“可是不捣蛋！”远一点的地方有人在叹息：“今天还是他有运气！”
突然，王得胜又着急起来了，脸比所有人都黑得厉害，显得异常凶恶狠毒。他大声叫赵万林：“不行，这样还是报销不了，这简直开玩笑。自己打的伤，谁还看不出来？赵万林，你要这样报销，你就这样报销去，我可不管！”这时节，他一丝丝软弱胆怯的样儿也没有了。
赵万林脸上青了一青，马上转过头来，表现出“不要愁”的神气，向王得胜平心静气地说：“那，另外挑三个人重新打过就是了，不叫他们自己打，叫别人离远一点拣不要紧的地方打上一两个洞就行了。”他说得那样平易，也就显得难以形容的残酷，使得全排的士兵们都吃惊了，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他。冯国宝、王有林、刘二顺也神经紧张起来，一齐坐起来望着他。他继续说：“排长，我们班上昨天下午不是有两个开小差的吗？这也用不着去报告了，就说叫八路军捉去了。刘二顺他们三个的伤口见不得人，就不让它见人好了。我们给他们几个盘缠钱，叫他们自个儿回家去好了，我们统统报告说是给八路军捉去了。这样，又有受伤的，又有被俘的。”
王得胜脸色还是那么黑，想了一下，轻声说道：“那么就这样办吧！”
赵万林于是旋转着身子，对周围的士兵说道：“谁愿意来，轻轻挨一枪，住医院去，不要跟着走了！来三个！”
周围的士兵们沉默了一阵，赵万林又解释了一遍他的妙计。有三个士兵出来报名。一个是二班的杨国栋，川北人，三十二岁，农民，被拉出来当了九年兵的壮丁，他的身体蛮好，脸上肉敦敦的，一对浑浊的大眼睛，没有一点神气，总象是刚睡了起来的样子，他也厌倦了这种武装“大游行”生活。当兵以来，他完全学会了兵油子的一套本领：耍奸心，好吃懒做，到处占便宜。最近，他常常发牢骚，说：“不如干脆带彩痛快，这真是活着受洋罪。打死也好，当俘虏也好，都比这么天天爬山，连水都喝不上，累得要死强！真倒霉，好事一件遇不着。”一个是三班的张文秀，小个子，二十三四岁的青年，贵州人，拉壮丁出来有三四年了，这三四年中，他总开了不是十次就是八次小差，每次都在他回家的路上又被别的队伍抓住当了兵。但每到一处，人缘都好。平常是快活的性情，唱唱打打的，最近也沉默了下去。第三个是第三班班长吴品先，这是一个大个子，山东人，三十岁了，颧骨突出，声音又刚又高，那脾气就和声音一样。
王得胜吃了一惊：“吴品先，你不想干啦？”
“不想干啦！”
“咦，是我对不住你吧？”
“报告排长，你对得住我也罢，对不住我也罢，我不愿受这活罪啦！”
“你站回去，我不允许。”
“报告排长，你允许也罢，不允许也罢，我非来挨这一枪不可。不然我要把今天的事报告连长去。”
“好吧，那你们快些。”
王得胜就叫赵万林放枪。吴品先、张文秀、杨国栋面对着山，背着他们站成了一排。杨国栋伸手捞裤腿，意思是叫他朝大腿肚上打。
“不要动，裤子都不打穿，还象带花？打！赵万林！高一点。”
赵万林瞄了准，一枪射去，杨国栋倒地了。这一枪打在他的肩上。杨国栋登时倒在地上叫起来：“我的妈呀！—**妈，你真打呀！”王得胜高声叫道：“赵万林，再打！就要这样才象！打！”
张文秀有点胆怯起来了，回过头来。王得胜更高声一些叫道：“不准动，打死你妈的！怕，你就不要来！”赵万林把子弹推上膛，开始瞄准。张文秀身子象打摆子一般颤抖起来，哀求似的说道：“老兄，手下留点情呀！只要不害了我的命，不要让我残废一辈子，弟兄，手下留点情呀！”杨国栋在地下呻唤得很厉害，赵万林的手颤抖了一下，又把头抬起来，看了王得胜一眼。王得胜骂他：“怕什么，你手软呀？”赵万林眉头一皱，又把头低了下去。张文秀还在叫：“弟兄，手下留点情呀！”张文秀倒地了，伤在膀子上，登时在地上滚起来，喊道：“妈呀！妈呀！”
吴品先车转身子看了看张文秀和杨国栋，动摇了一下，然后勉强支持着，照原先一样挺直身子。赵万林脸白了，很费力地把子弹推上膛，又拿眼睛瞥了王得胜一眼。王得胜伸手把枪夺过来，口里骂道：“草包！”一枪射去，擦着吴品先的耳朵，子弹飞过去了。王得胜骂了一声：“**妈巴蛋，这是哪个王八羔子造的枪！”退掉弹壳，正要推上子弹，吴品先打了一个寒噤，车转身，跑到士兵群里倒地坐下，脸白得怕人，嘴唇都乌了，口里直说：“我不干啦！这不是人干的！”王得胜把枪往地上一丢，说道：“我看你是铁打的！”
正在这时，伙伕把饭送上山来，绿油油一挑面疙瘩汤，上面浮起一层蝌蚪。这里很缺水，附近只有一个脏水沟。伙伕自己也在生气。
张文秀和杨国栋起来了，靠在一边哼，有人在替他俩绑扎伤口。刘二顺、王有林坐在那里，木雕泥塑似的，动也不动一下，眼睛也定了。冯国宝靠着一个小土堆坐着，嘴上浮起狡猾的微笑。王得胜和赵万林在一边小声商量什么。吴品先坐在士兵群中发愣。黑脸的士兵没有一个开腔的。
故事到了这里，张得全不开腔了。我们听的人也不开腔，我们都说这个故事没有完，大约他要做什么事，停顿了。我们谈话中，是常常停顿的，如象驮子歪了，需要抬一下呀，缰绳掉了，需要捡起来呀，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但，这回，不是为这些，他连头都没有抬，牲口走得好好的，没有一点事故。有人就催他：“说下去呀，怎么断了线了？”他昂起头，说道：
“你们听起来，会觉得这些人都不是人了！当时硬是这样子！当时我还想去挨一枪嘞！事情就是这样的怪，人到了那种时候，是什么也想得出来的。那个累法呀！我这时候想起来也害怕！我简直不相信是怎么熬下来的。”这时候，有人插嘴了：“哼，哪个不是一样？”他们纷纷谈起他们解放前在胡宗南队伍的遭遇，同意了他这个说法。张得全又说：
“吴品先不干了，我想到嘞！我当时就想挨一枪，哪怕打成残废也好，我就可以回到后方医院去啦，我当时也不是想家，也不是想跑脱当老百姓，我没想到这些，我就是想不跟着拖了！我正要站出来，听见王有林说了几句话，我满身出起大汗，坐着不动了。他说的是：‘妈呀，妈呀，我这个人没有志气呀！我不该自己糟蹋自己呀！我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呀！’我经他这一说，看穿了，原来我们自己看不起自己，在瞎碰。你们说‘走狗’，这时候，赵万林在我眼睛里头，才真是一条狗。我想，我应该想别的办法，不能再这样拖下去。我坐着不动；好多人都哭起来了。
“吃了饭，大家你一个我一个地给冯国宝、王有林、刘二顺他们三个斗起盘缠钱，打发他们走了。这一天行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毛焦火辣的，脾气大起来了，都象火镰石一样，一碰就要出火的。王得胜和赵万林看见事情有些不好，愁眉苦脸的，可是不敢惹我们。他们怕我们泄漏风声出去，更怕我们报告连长，赵万林还跟我们说：‘哪个对得起我，我对得起哪个。’我们都没理他。大家都同意我的看法：想别的办法，不能再这样拖下去。……
“到了晚上，我们这个排就散了。”
又爬上了一个小坡，往下一望，那是一个绿树成行、村落如画的平川，我们走着的这条大路，伸过那美丽的村边，一直伸到前面去，那里有一道河，河水闪着白光。下坡了，他说：
“我们过来不久，赵万林也过来了。他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散了，他拖不下去，就去当土匪，叫民兵捉住，送到解放大队来。他万想不到我们也在解放大队，连冯国宝和王有林都在。一见了面，他脸就白了。他怕我们报复他。我们没有报复，倒教育了他。我们问他，那天早起为什么要那样干，他说：‘都昏啦！都昏啦！’我们说：‘都昏啦，你为什么不带起我们跑？你和排长一起随便让人家受伤流血，拿人家的命不当钱？’他只得向我们认错。我们叫他向大队部认错去。”
张得全说罢，我们下了坡，走在平川大路上。我们当中又有人讲起故事来。那是一个笑话，马上得到另一种效果。我们这一群人，赶着大队牲口的人，沿路欢笑着。我们这一群人的故事是很多的，悲苦的、哀愁的、欢乐的、有趣的、机智的、勇敢的、壮烈的，各种故事有各种故事的味道，都是一群从奴隶走向自由的人呵！牲口也好象快乐起来了，滴滴得得，流水一般前进。这时，张得全好象已经忘记了他的故事，打起口哨，挥起鞭子，满脸上都是光采。
我们迅速到了河边。我们要过河，但不知道这条河的深浅，需要一个人探一探去。没有谁说话，谁心里都懂得这个需要。每到河边，我们都要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水太深了，就得沿着上下找桥。如果不太深，能过，也得分辨出哪些地方更浅，哪些地方有凼凼，哪些地方是陷沙，哪些地方是石子，哪里水急，哪里水平稳。张得全又是第一个跳下河去了。我已经干涉过他几次了，因为他在国民党队伍里害了关节炎。这一次我又干涉他，他笑眯眯地说：“不要紧，我高兴啵！”他踩着水过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