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荣堂九死一生
任你，用水攻，用火攻，要枪毙，要杀头，我是颗，煮不烂，捶不扁，响当当，铜豌豆！
这个故事出在鹞子河边南窝口。这鹞子河从雁北流来，到这阜平境内南窝口南不及十里，流入沙河。河两岸，岩高，沟不宽，枣树、杨树挺稠密。出两成麦子，八成小米、玉茭。河边也有东一块、西一块的苇子地，河里秋、冬、春三季水清见底。
南窝口村干部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平时，一块儿赶集，一个碗喝酒，一个烟包里掏烟抽，割柴火时一块儿，干粮平分吃，打游击就一条被子两人睡。群众和他们的关系么，那也是好到十分，向他们没有不能说的话，没有怕他们知道的事儿，谁和谁也是好，真是“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
一九四三年反“扫**”开头，日本鬼子占了上头七里地的曲里，下头五里地的东弯。—打游击的时候儿嘛，一个村就是一家人，村干部就自然是那当家的。买盐借米，请先生看病，出操放哨，转移粮食，催促大家作饭，吆喝大家拆窝铺，传话送信，村干部样样都得想周到。起早睡夜，雨里去，风里来，也得辛苦一些。撤的时候儿要走在最后，回的时候儿，要回在头前，也得多耽受些惊怕。
有一个粮秣员，四十岁，叫阎荣堂，家里不富，做一些喝一些，做一下对付得过肚子。抗战参加共产党，因为群众选他当的干部，为人分外辛苦，一次坚壁上几窖子公粮，为了减少损失，什么粮食也得高度分散。东沟西岭，南岔北洼，他奔来跑去还不用提。白天，来了日本鬼子搜山，曲里的下来，东弯的上来，赶得他们爬坡上坎，上午东山，下午南梁，这阎荣堂直耽心，只怕粮食出岔；好容易盼到太阳落，日本鬼子退，阎荣堂第一件事便是看窖子。有那等不妥当的，还得连夜发动人转移。打游击时候儿，哪家没有妻儿老小？谁又不腰疼腿酸？那人呀！不是那么容易发动的，阎荣堂就只好搞一个通夜。搞一个通夜能搞得好就好，就怕还搞不了。那么第二天，阎荣堂在山上就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走头不是路，不要说一心挂两场，简直是挂记这里也不是，挂记那里也不是。阎荣堂把家里事全忘啦，到家里就是吃饭，丢下碗又走了，反正到处都是山沟，哪里也有窝铺，天亮前，随便找一个地方合一合眼就行了。无论睡在哪儿，别人上山也得惊醒他。他去得最多的是刘发荣的游击组，那里消息灵通，又好发动人。
刘发荣，不到三十岁，家境和他差不离，因为能行，勇敢，人们叫他当游击组组长。这个游击组就别扭，没一支枪，手榴弹也有限，要说武器，大大小小，十几个拳头。刘发荣只好每天每组抓紧站岗放哨，传送情报，注意汉奸。
这几天，风声很不好。极乐庵，日本鬼子杀了八个人。左家沟，日本鬼子赶了一群牛。日本鬼子在西岭闹了个遍，哪家人的窖子也给开了。人们还说：“曲里后坡那大窖子也给日本鬼子开了，—响了一个地雷，日本鬼子伤了人，也进了去。”
刘发荣生了气，对阎荣堂说：“你看！还是有汉奸领着嘛！曲里后坡那大窖子多秘密，—他们中队长还向我夸口！—哼，这些汉奸啦，活捉他几个！我真想不到本地还出汉奸。这些人的心眼儿呀，不知怎么个长法！”
阎荣堂说：“许是本地老百姓挨不过打，招出来的。—今年日本鬼子真鬼，这几年，哪回反‘扫**’，日本鬼子也没占这一带，今年倒占了两处！—我看见日本鬼子这么一占，心眼儿里就紧得不行。—原先的窖子都不牢靠啦，你看呀，鬼子抓住了本村的老百姓，稍微熬不过的就坏事，只消一句就坏事啦！”
刘发荣愤愤地说：“毬！破鞋的肚子，松包！……我就看不惯。”
说着，刘发荣勒一勒袖子，起身到哨上去了。阎荣堂又坐一阵，抽一袋烟，看窖子去。
过不了一两天，曲里的日本鬼子撤了，众人松了一口气。但是啊，东弯的日本鬼子倒越搞越凶，众人的心又紧了。跑出来的民伕说，那里有个绰号叫“五阎王”的翻译官，安了个死心眼，见人就杀，他说阜平老百姓都是死了心眼的，改不了啦！这倒是的确的，阜平老百姓死了心眼，就是小孩们也知道偏梁岗走，打游击，十五岁的小伙子进日本鬼子临时据点去牵牲口。有一个青年半夜摸进东湾，打开门把日本鬼子捉去的老百姓放出来一百多。
刘发荣哼了一声，叫：“好狗日的！”
“好狗日的”这个话，在阜平不单是用来骂人，有时候儿又是惊叹的意思。
阎荣堂叹了一口气，低着头想去了。
他想：“唉呀，要捉住我们村的人，这些公粮完啦！”
这天晚上他又开了一宿窖子。他算计：“日本鬼子再狠吧，也得怕我藏！我自个儿藏！”他学会了老鼠的办法，就一粒粒抱，也要非得藏严实不可。他准备一点一点重新把它们藏过。他知道这个公粮，丢不得，老百姓省下来给子弟兵，给政府的，来得不容易。天快亮了，跟每天一样，他乏得不行，正要往家里走，碰见了刘发荣。刘发荣问他：“吃饭没有？”
阎荣堂说：“闹了这一宿，才回家去嘞—呃，再闹两宿，日本鬼子搜也搜不着啦。就算他把山上石头都翻了个遍，地皮都掘了个遍，再把村里人们捉来打死吧，他也没法找出我一颗公粮啦！—你说吃饭，哪顾得上！”
刘发荣说：“游击组还有一点饭，吃去吧！—别回家去啦，就回家，你大小子他们也把饭吃啦，拆窝铺了嘞。”
吃饭倒没有什么，游击组的伙食也是大家自个儿带的，谁吃谁拿，记的有饭口表，阎荣堂吃他几顿，有工夫，把粮食捎来就成了。不捎来也不要紧，乡亲们不在乎这点。进了游击组的窝铺，刘发荣给他盛了碗萝卜条儿汤，拿了五个黄干粮。
阎荣堂说：“两个就够啦！”
就着汤吃起来。阎荣堂这一宿工夫正闹得口干舌燥、肚子饥，现在东西下肚，香的真香，甜的真甜。刘发荣说：“你吃着，锅里还有汤。—我查哨去。”
阎荣堂吃了一个干粮，正吃第二个，第二碗汤也喝了一半，刘发荣回来了，说：
“日本鬼子来毬！我叫游击组的给沟里的人送信去啦—把干粮带上两个！我来坚壁锅。”
阎荣堂把剩下的半个干粮塞进口袋里，帮着刘发荣拾掇。坚壁了锅，坚壁了干粮，窝铺也两下弄倒，把席子卷好，丢在大石角落里，一转眼工夫，拾掇干净，他两人上了山。
在山上转了两个遭儿，天也亮了。沟里群众早走干净了，山上山下没有人影。鹞子河哗哗流着。
刘发荣说：“今天日本鬼子怎么鼓捣的？就看不见！”
阎荣堂说：“村里去了吧！”
刘发荣说：“麻雀飞过也得有个影子。—他就没一点影子？”
正说着，日本鬼子从两边上来了。刘发荣脸就苍白了，说：“跑！”
不等他们撒开腿，他们两个一起给日本鬼子捉住。
日本鬼子把他们带下山来，到了河滩里。村里的日本鬼子多的是，看样子，日本鬼子要住啦，正在闹鹿砦，放岗哨。三个两个的在井上打水，饮牲口，到村外找柴火。又有几个正向村边一座房子进攻，刨门眼，拆窗户。刘发荣、阎荣堂只得在心眼里各自着急，两人你瞪我一眼，我瞪你一眼，没有一点法子。日本鬼子也不打他们，也不骂他们。他们疑惑不定，叫走就走，叫站就站，见风使舵，互相使眼色。
来了一个中国人，把他们两个领到树林去。日本鬼子在到处跑来跑去，砍断花树，抹倒大杨树，有抬走石头的，有在那村边撞倒院墙的。鹞子河在三丈远近那地方儿流着，跑是跑不了，两个人双手都绑着。那中国人叫他们蹲下，他自己也蹲下去，说：
“你们受惊啦？—不要怕，有我就不要紧了。我是翻译官。你们叫什么？是什么干部？”
阎荣堂想：“这家伙不要就是五阎王吧？”
刘发荣说：“庄户人。”
翻译官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你们还想回去吧？家里有老的没有？有媳妇？有孩子？说吧，是什么干部？说了放你们回去。”
刘发荣说：“我是个穷光棍儿，什么也不知道，就赶个集，挣几个子儿，又不识字，—谁还要我当干部？”他想的是：“一个穷光棍儿，看你把他怎么样？”
翻译官倒有几分信了的样子，又问阎荣堂：
“你嘞？”
阎荣堂说：“我呀还有个老娘，你看他们正拆的那房子不就是我的！好人呀，你给我说了吧，拆了它，我可盖不起呀！”他做出很和气的样子。
翻译官点了点头说：“我看啦，你们不要受苦啦，跟我们去吧，不缺吃，不缺喝，要什么有什么。媳妇么，不要说一个两个，你要八十个也有的是。—你们忙一辈子吃了什么？穿了什么？”
阎荣堂说：“呃，跟你们走？没有我，我老娘就别想活了！”
刘发荣不哼气，在想：“跟你去？—卖洋油的敲碾盘，好大的牌子！”翻译官巴着问他，他只得说：“受苦人嘛，还是受苦吧！”
就这样子谈下去，真是人心隔肚皮，永远谈不通。谈了一两个钟头，太阳高高的，半前晌了。边谈着，阎荣堂边留心山上，没见日本鬼子搞回一点粮食来，也没有捉下一个人，心里松了些。
阎荣堂是这么一种性子：温和，但是很老练。你别看他笑嘻嘻的，多少年的折磨，他练成了以柔克刚的本领，就挨着打，受着冻，受着饿，大祸临头，他也有他自个儿的打算。他抗日，他参加共产党，就不是随随便便来的；抗日了，参加共产党了，他又有了一股劲头儿。
刘发荣比他年轻，性子刚，和他大大的不同。
阎荣堂想的是：“能哄就哄，听不听由你，听了就好，不听再说，给你抓住了嘛！”他看出了日本鬼子翻译官不会那么容易放他，但他总是要找机会。还找不着么，就慢慢地来。
刘发荣想的是：“毬，今天给你抓住，算你占了上风。只要我跑出去了，下次搞几支枪，光我游击组也得打你个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要不，我当八路军打你狗日的！”
翻译官翻来复去打听粮食窖子，私人的，公家的；又给他们保证，要给他们钱，放他们走。
“你们还怕我们把窖子找不出来？你们的窖子，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们把窖子开了，你们出去，别人也得说你们说了呀！—老实告诉你们吧，你们不说也不行。”
谈到别的问题还可以说几句，谈到粮食窖子，两人的嘴就好比生铁结住了一般，死撬也撬不开，撬开也漏不出一个窖子的地位来。
阎荣堂口里不说，心里想：“别吹牛，我不说，你就找不出来！—哼，你找得出来，还给我们说好的？你看，你今天就没得到一颗粮食。”
刘发荣想：“随你说去吧！”
翻译官说：“好吧，你们阜平人真是死了心眼啦！”
这句话说得毛骨悚然，阎荣堂偷看了刘发荣一眼，刘发荣正低着头。阎荣堂心里暗暗吃惊：“真是五阎王呀！”
翻译官不再问了，只说：“我就看你们不说吧！”
说罢，把他两个叫起来，跟他走。把他两个带到一个院子里，进了小屋，翻译官在外面把门关上，上了锁，走了。
刘发荣在屋里，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真心慌，说：“这才气坏人啦，要怎么就怎么吧，来个痛快！”
阎荣堂说：“这时候儿可急不得嘞，—看事行事—人一急，就糟啦！”
刘发荣说：“我生就这个性子！”
阎荣堂说：“可别，这不是使性子的时候儿。”
刘发荣就静不下来，在那儿骂：“日本鬼子，五阎王，我日你们的祖宗！”不骂了，就叹气。
阎荣堂劝他：“骂不顶事儿，落都落在他们的手里了，不要硬碰硬。从他们手里逃得出去就算英雄好汉。你要他来个痛快，那还不容易。”
刘发荣哪能听他的。
下午，来了两个伪军、两个日本鬼子，开了门，把他两个引出来，走了一条街，进一个大院子里去。进了屋里，一个日本鬼子官，和一个黑小子中国人正谈什么，那个翻译官在当间说几句鬼子话，又说几句汉话。见他们进来，那黑小子说：
“这两个全不是好玩意儿，不打不行！”
那口音听来很熟，阎荣堂在想：“这家伙阜平人，远不了。—本地汉奸啦！哼，鬼子话没学会嘞，新来的！”阎荣堂偷偷看了刘发荣一眼，刘发荣脸上却没有一点动静。—他正在想：“要打就打吧，怕打的算是赖种！”—他生气，他骄傲，是正当的，但是，就这个蒙住了他的心。
翻译官看定刘发荣的面孔说：“怎么样？明白了没有？要不就不客气啦！你说，你们村的窖子都在什么地方儿？”
刘发荣低着头不哼气。
阎荣堂说：“别人的窖子我们实在不知道。人家都是半夜三更，人定的时候儿埋的。我们自个儿也没有窖子，穿的在身上，吃的在肚子里。我家只有一个老娘，……”
翻译官说：“你看见谁在半夜三更，人定的时候儿埋的？”
阎荣堂愣了一愣，很快就说：“半夜三更，人定的时候儿埋，所以我看不见嘛。”
翻译官说：“那你怎么知道？”
阎荣堂说：“谁也这么埋啊！”
翻译官在地上捡起来一根胳膊粗的白杨木棍子，就问：“那你一点也没看见？”
阎荣堂说：“我又不想偷人家的，我管他谁在那儿开窖子。”
话还没说完，头上就挨一棍子。翻译官骂：“胡说！”
阎荣堂不吭气了。
翻译官说：“快说，你们是什么人？”
阎荣堂小声说：“庄户人。”
翻译官鼻子里哼了一声，那阜平口音的黑小子笑嘻嘻地说：“谁问你是不是庄户人呀？—说吧，是干部不是？是共产党不是？”
阎荣堂更加小声地说：“不是。”
黑小子说得更大声了，还打了个哈哈，说：“真笑死人啦，连个不是都不敢大声说，准是！”
翻译官又问刘发荣：“你嘞？”
刘发荣说：“别问啦，给我个痛快！”
翻译官一棍子就打下去说：“你要痛快，我就要慢慢地来！”
黑小子说：“这家伙是个共产党！”
翻译官又是一棍子，边答应黑小子：“阜平的庄户人，十成有八成是共产党。”
刘发荣两眼冒火，—他心里说：“好黑小子，你真好眼色！”—就是给绑着，还不了手，只是大声说：“黑小子，我算落在你手里啦！”
黑小子也拾了一根胳膊粗的棍子，说：“打，先打这狗日的们一顿结实的！”
说罢，两条棍就打开了。乒乒乓乓，一棍比一棍重，雨点般，一阵比一阵紧。
那黑小子就象要吃人的狼似的，把他一辈子的恶毒都使出来啦。眼睛红红的。他骂：“我就不信你们这些共产党员是铁打的！再显威风吧！发动群众吧！”
那翻译官也就上了瘾。刘发荣先还呐喊，慢慢儿闭嘴了。阎荣堂把不住脚，就要跌倒，耳朵里只嗡嗡响，也听不清楚那翻译官和黑小子嚷叫些什么，也分别不出棍子的轻重了。忽然，刘发荣扑通倒了下去。阎荣堂也只觉着天旋地转，想站稳，办不到，顺着下去，棍子还打着，却再也不知人事了。
也不知经了多少时辰，阎荣堂在地上醒了过来，只觉得浑身麻木，火辣辣的，动一动就好比针扎一般。蒙里蒙眬地，他听见那两个中国人在说话。
翻译官说：“活了！”
黑小子说：“可不，一顿是打不死的。我打过。”
翻译官说：“唔，我也打过多啦，常常打得我胳膊发疼。”
黑小子说：“用酒擦一擦就好。”
阎荣堂睁眼看了一看，日本鬼子官不知到哪去了。他又闭上眼睛。心想：“该把我丢出去了吧？这时节该装死。一定是刘发荣动来着。”他想到万一把他丢出去，等身边没人了，他就赶快起来，连爬也要爬回去。要回去了么，家里人们该是多么高兴。大小子顶事，他得叫大小子去照料窖子。他又想到不久就告给区里，叫他们另外找人想办法，不要叫大小子把事儿误了。一会儿他又想到不要紧的，打的伤容易好，不要叫人看出来毬不顶，挨几下就辞职，别人也照样嘞。
那黑小子凑到阎荣堂的面前，说：“痛吧？”
阎荣堂不注意的把眼睛睁开看了他一眼，又赶快闭上，不哼气，心里头埋怨自个儿。
黑小子又跑到刘发荣面前，问：“你说不说？”
用脚踩了两脚，刘发荣睁开了火红的眼睛，说：“随你的便吧！就恨我没有死。”翻译官也跑去了，软的硬的说了一阵。刘发荣说：“给我来个痛快！”
不管什么，他都来了个“软硬不吃”。“软硬不吃”这句话在阜平特别流行，这句话把阜平人的顽强说透了骨。
翻译官到了阎荣堂面前说：“说实话吧！”
阎荣堂说：“实在是庄户人，什么也不知道。”
黑小子说：“这都是贱痞子，还得打！”
阎荣堂说：“我这都是实话呀！”
一阵棍子又落到身上来了。这一遭不比头一遭，哪消一顿工夫，又都死了过去。等到阎荣堂再醒过来，听见挺急的脚步声，睁开眼一看，那黑小子带着两条汉子，把刘发荣架了出去。屋里生了一堆大火，照得明明白白。刘发荣还向他这边看了一眼，却给一巴掌打了过去，黑小子对阎荣堂说：“你还看！”
天已经黑了，他躺在那儿，眼看着那日本鬼子官和翻译官坐在火堆旁烤着，都不做声。一会儿，进来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端着肉菜、大米饭、罐头，放下，不吭气，又出去了。日本鬼子官和翻译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就吃饭。吃罢又走了，那两个人把家伙拿出去。日本鬼子官和翻译官又跟木头一样，坐着烤火不做声。
远处有日本鬼子的说是唱不是唱，说是吆喝不是吆喝的怪声音。—这种声音，日本鬼子一闹就闹到天亮，哪一个临时据点里也一样。—阎荣堂想：“山上的人们都听见啰？”他又听见门外头直是窸窸窣窣的，听了半天，才搞清楚那是下雨了。阎荣堂心想：“下雨好，下了雨就看不见窖子的印儿来了！”他挨着的地方都肿了，衣服绷着疼得厉害。那伤口又多的是，不觉着还啰，觉得就象千条毒蛇钻着咬，顾得了这，顾不了那。
阎荣堂看出来，事儿还没有完，还有拷打在后头。他叹了一口气。想到今天早起不该到刘发荣那儿去，该就上山，肚子饿怕什么？未必在山上还找不着吃的，弄得这时节受苦！他想到，打游击嘛，饿是小事儿，他设想他要活出去啰，以后就宁肯挨着饿，挨着冻，只要不给日本鬼子抓住。他是受惯了冻饿的人。
他一点没想到死，一脑子的希望，哪怕这希望是艰苦的生活，这样的希望常常是有力的。
一会儿，日本鬼子官和翻译官叽咕了一阵。翻译官走过来，问阎荣堂说：“熬得过吧？说了吧！这儿只有你一个人了，那家伙拖出去枪毙了。”
看那说话的神情，阎荣堂就知道是假的，他也没听见枪响，就说：“呃，熬不熬得过？要不熬，又有什么法子！”
翻译官笑嘻嘻地说：“说了不就完啦。”
阎荣堂叹了一口气：“说啊，说了又怎样嘞，说了你又不信啊。”
翻译官说：“说吧，你就是不说呀。”
阎荣堂说：“说嘞，你又不信。我是庄户人嘛，哪当什么干部来？就门也不出，集也不大赶的，我就守着我的老娘。”
翻译官也不再问了，坐着想了一阵子，和日本鬼子叽咕了几句，问阎荣堂说：“你有几条命啦？”
阎荣堂没有吭气，自个儿在肚里说：“我有几条命横竖也由你糟蹋。”
阎荣堂哪能吭气，眼前发黑，牙巴都快给自个儿咬碎了，为了不叫唤出来，自个儿把气闭住。
这是真金子不怕火炼的时候儿，这是一个人为了活，为了理想忍受比死还痛苦的肉体崩裂的时候儿，人不是铁打的，但这时比铁打的还要坚硬。
翻译官又烙了。铁丝盘盘黑了又换红的。连烙几次，回头一看，那阎荣堂死得和石头一样。……
阎荣堂再醒过来时，那日本鬼子官和那翻译官还在烤火，他们脸上却一点精神也没有了，他两个说话的声音变成了软绵绵的。象在想什么东西，想不出来。—常言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倒了霉时就抬不起头来。显然，那鬼子官和翻译官是因为他们的计划失败了。—阎荣堂脊梁上一带就好比在着火，在用刀子割，肉在往下落，受不住地疼痛，又给剥光衣服，丢在这潮湿的墙脚边。在这秋天下雨的夜里，浑身上下冷得厉害，他不哼一口气，熬着，躺着不动。这时节，他肚子里是一团傲气。他想：“好狗日的们，这个我也熬下来啦！”他不觉着他可怜，他觉着他和敌人斗争赢了。
他看出日本鬼子还不会放松他，会把他糟蹋得不堪，他想着，他们还会拿刀子捅他，在他身上一块儿一块儿地往下割，或者会拿洋狗咬他，他给自个儿设想了各种各样残酷的结局，他仍旧没想到死，好象随便怎么样他也会活的一样。断不了他要想到他们怎么把他丢出去，他怎么可活。
翻译官立了起来，在屋里来回地走。走到门外看了看，又回头看了看阎荣堂，忽然一问：“冷不冷？”
阎荣堂心想：“还有不冷？你还问。”又想：“我就说冷，看你怎么样？”就说：“冷。”
翻译官说：“我找个地方儿叫你暖着些。”
阎荣堂心想：“还耍这个？该不是又要搞什么新鲜的吧？不要真给我点什么甜头吃吧？—不管怎么得小心。”
翻译官又向日本鬼子官叽咕了一下，出门去。一会儿，带了两个中国人进来，伸手来架阎荣堂。阎荣堂说：“你把我丢出去，我也得个全尸。”
翻译官说，“我看见你冷得不行，先叫你暖一暖。”
动作起来，浑身都疼，阎荣堂一路就忍不住轻轻呻唤。他完全靠在那两个中国人身上。出了门，把他架到院子里墙角落跟前。放下他，把脚也给绑住，丢下就走了。
翻译官过去问刘发荣：“受不住，你就说吧！”
刘发荣说：“我是这个村的游击组组长，我的任务，就是领着民兵专门来打你们这一群狗日的。”
翻译官问：“是共产党吧？”
刘发荣住了住口，说：“共产党，你配抓住共产党？你配，你是老几？你只能抓我这种人。”
那边，阎荣堂叹了一口气，放心了，他懂得了刘发荣的心思，但他心眼里说：“没有用，犯不着！”
翻译官指着阎荣堂问刘发荣说：“他是什么人？”
刘发荣说：“他还不是老百姓，你没长眼睛，看不出来？”
翻译官说：“不是干部？”
刘发荣说：“谁要他当干部！”
翻译官问阎荣堂说：“不要骗我，快说实话。”
阎荣堂说：“你闹死我这么多回了，我就是老百姓嘛！”
翻译官说：“哼，我明白，你还没受够罪，—呃，游击组组长，哪有粮食窖子？”
刘发荣说：“有，曲里后坡，粮食可多嘞，在一个大窖子里。”
翻译官说：“不受够罪不说，真是贱痞子！”他又回过头来，“把这小子再淹一个死！”
又把阎荣堂淹死一遭。阎荣堂醒来，人们正拿杠子抬刘发荣，两手两脚紧捆着，倒吊起来，说是找窖子去，阎荣堂想：“这该活下来啦！这一关又过去啦！”他看了看村后的山上，山上没有一个人。一个伪军拉他起来，他脚发抖。再放下他，他把眼睛闭着。他埋怨刘发荣，但是心里慌慌的，他不能多想。
日本鬼子叫伪军拉着刘发荣到曲里去，走不了一里地，刘发荣给吊得受不住，只得说：“让我下来自个儿走吧！”
翻译官说：“你是游击组组长，大干部！走着不象样子，还是抬着好。”
刘发荣说：“人说你们禽兽不如，我看啊拿禽兽比你们，还是太抬举你们啦！”
翻译官说：“你骂吧，开不了窖子再给你说。”
刘发荣说：“我怕？我死了心啦！”
到了曲里，刘发荣把日本鬼子直带到后坡那开了的窖子去。日本鬼子还摸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刘发荣笑着向翻译官说：“开吧，这不是窖子？”
日本鬼子一枪把刘发荣打死了。
阎荣堂给弄到村里，叫他和民伕们在一起，日本鬼子官和翻译官都不再拷问他了。一个民伕给他找了衣服来，开饭了，也给他点吃的。出人意料，他竟活下来了。就是身上伤太重，不能行走，只能挨撑几步。他觉着他熬下来了，从五阎王手里熬下来了，又负气又放心。出太阳了，他跑去晒太阳。身上痛，他忍着，痛得不行了，他这样想：“熬下来就了不起啦，痛一点怕什么，只要不死，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了。”没事了，他就计算着自个儿坚壁的粮食，哪儿多少，哪儿多少，是什么粮，坚壁在哪儿，怎样坚壁着，这样来快活自个儿。他也想到家里的人该急死啦，但是啊，那是不要紧的，他一回去就什么事都没有了。打听出了刘发荣的下落，他暗暗地滴下几颗眼泪。吃饭吗，吞不下肚去，后来他想他们都有骨气，才又放开了。他那两只眼睛比起过去要亮得多，好象有一种什么了不起的精神上他身上来了。
三天后，日本鬼子退了，把他带到东弯。过不了几天，又带他到北庄。在北庄住了六天，又带他到王林口去。
他身体好多了，盘算着逃走，虽说浑身还痛，精神不好，他却比过去神气，冷冰冰的脸上透出一种异常坚决的光辉。他觉着他比过去要老得多了。他思虑了各种各样对敌斗争的巧妙方法，从日本鬼子的宿营、行军，他都挺注意。他对民伕们挺好，象个老人家似的，民伕也喜欢他。
到了王林口第二天，日本鬼子出发，他从民伕那里还探听出了那个黑小子姓什么，哪儿住，—这黑小子还跟着日本鬼子—他装着大便，进了一个破墙角，趁都忙着，闪出了村，下到一个渠道里—阎荣堂逃走了。
他跑了五里地，前面看见了区游击组的哨，心上一松劲儿，好象骨头架子散了，心也不跳了，倒在地下，昏死过去。
回到村里，他把黑小子的姓名住处，报告给区治安员，拉着棍子他又去检查窖子，有一个窖子不放心，他把大小子叫来，说：“当老的身子骨还不得劲儿，你给我挪动挪动，到山沟里给分散开，平地死埋起来。就看你的心眼儿啦！咦，不要辜负当老的这九死一生的一场苦心啊！你也该负点责任了。”
这一天，有一个正规兵团到这附近来了，要取公粮，准备在这儿作一战。他，棍子也不拄了，领着去开窖子。这村的公粮刚刚够用。军队把公粮背走，他才回窝铺里，倒在**。
这场病，挺厉害，大烧大热，嘴唇皮都烧黑了。脊梁上那一指头厚的黑痂，直到反“扫**”结束才落下来。又病了一个多月才能行走。出生入死的折磨把他身子骨糟蹋得不轻。他自个儿却一直不相信这一场大病是受过折磨的那股劲翻过来了。他认为日本鬼子不拷问他了以后，他还是好好儿的，回来了也是好好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