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同的

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阜平城厢游击组在一块儿打游击。那是火热的斗争的日子，好多村子都被敌人占了，人民也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英雄气概：“你要在村里占，你就占吧，长占下去，叫你死在这里！”较有基础的村子，都组织起了自己强有力的游击组和他打，基础差些的村游击组，也进行起了侦察、送信，埋地雷、运输等工作。所有的人都紧张起来。白天不见炊烟，都进了山，小孩上山，也会打主意隐蔽自己的行动。大家都很明白，敌人终于要败的，他天天在这里死，我们的主力又在外线抄他的老窝。敌人简直把我们没有办法，天天搜山，但要弄住我们的人，比登天还难。

我们这个游击组，住在一个深沟的顶里头。只因为两边笔立起险绝的高岭，才说它是沟；坡度很大，进沟就象爬山。往上走，四里地，就到著名的大白山顶；往下走，七八里地，就是法华村，敌人在那里扎了司令部，还平了个飞机场。这里的冬天特别冷，泉水冻在石头上，象生铁，随便哪里也找不到一点绿色，全冻死了。天不明，我们拉着石头尖和葛藤往上走，到山顶监视敌人的行动。—那将是一个变化难测的白昼：打仗呀，奔跑着去袭击呀，给老百姓送信呀，和区里的大队部或者区委会联系呀，……太阳落，又拉着石头尖和葛藤往下下，在沟里吃了饭，就出沟去执行白天在山顶上计划好的任务：掩护老百姓趁黑夜下去搞吃的呀，打敌人哨兵的冷枪呀，捕捉敌人的散兵呀，摸进村里投炸弹呀，埋地雷呀，……那是最好活动的时刻，不到后半夜不回来。—整日整夜，都是又艰苦，又危险，又快活，又豪爽，那个生活气息，简直会叫人白发转青的。

这一天，拂晓，我们上到半山了。沟里还有点黑，天上已展开了一线红霞，我们都累得出了大汗，嘴里出的大气，拂到衣领上、肩膀上，就在那儿结成了霜。我们坐在一块黑石头上休息。我们不会哑默着休息的。一个游击组组员有条有理地讲起他在山西当小伙计时收拾管账先生的故事，大家都痛快地笑了，又东一个西一个地插嘴，取笑讲故事的人。突然，极小的一个声音，象把冷剑般地插了进来：

“看头顶起，我的老天爷！”

大家抬头一看，所有的笑声、吵闹声，都象严寒中的河流，马上冻住了。东边梁上一群敌人，扛着机枪和掷弹筒，向大白山顶跑去。岩很陡，从下面看去，一个个人影映在黎明的天空上，清楚得很，就好比从桥下看桥上的人似的。谁也会疑心，只要他们手一松，手榴弹就会坠落到我们头上。我们的第一个念头，以为我们的笑声、吵闹声，已被敌人听见，相信敌人会马上站住，来打我们。打仗，倒从来没有怕过，但，地形，现在对我们是这样的不利。立时，不约而同，各人都窜向了能够掩护自己的岩腔呀，土堆呀，大石头的背后呀，隐蔽起来。万一打起来，那末，我们就象水银泼在沙上，钻到我们愿意去的地方去了。大约敌人趋向既定目标的心切，跑得快，没注意到这谷底的笑声、吵闹声；也许由于天气过早，听见了声音，也看不见这黑沉沉的谷底的人们，更看不见我们的枪，所以没理，只弯着腰快步跑着。

我们也不再停留，一齐就顺沟往下窜。窜了一阵，离开远了，是应该好好策划行动的时候了，大家都这么觉得。有人提议出沟去；有人又说出不得，怕敌人堵住了沟口。中队长，这个勇敢而又熟悉了战斗的小伙子，不管大家的争论，也不说话，手一挥就说明了他的意图，接着就按自己的意图行动起来。大家这样服从他，就好象他的行动点燃了所有的人的心。人们变成了一个意志的集体。以他为首，大家一股气沿着敌人刚刚上去的东梁的半山腰往出走。我们常受敌人的包围，也常常这样抽空子，钻到敌人的包围圈外去。

在半山腰绕着走了四五里，谁都惊叹中队长的高明，我们发觉敌人刚好堵住了沟口，可是，现在，我们比他们高，又有好的地形利用。于是，我们隐蔽着，绕出了沟，又向东南方向移动，准备到阜平城背后那片丘陵地带去—那里，我们过去活动得最方便。走了很久，到了一个小梁岗上。我们发现，我们要去的那片地方，所有的房顶都在燃烧。那就是说，敌人正在那里。

这样，我们处在最困难的景况中了：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留给我们的唯一办法，是叫敌人不要发现我们。但是，要叫敌人不能发现我们，我们就非要常常看着敌人不可。人们就各按适当的地形分散开来了。我和一个叫做段廉的小伙子—能干的早熟的小伙子呀，阜平城厢小学的学生，但已经是游击组的通讯员了；现在该在百花灿烂的事业中大显身手了！—为了看得远一点，爬上了一个从半山腰上巍然立起来的小山峰。这时，太阳已经出来，草上的一两分长的霜毛开始融解，没有起风，有点暖意了。向下，我们看见敌人赶着上百头的牛在山下边大道上一条线地慢慢地走着；向上，看见敌人在大白山顶放了哨兵。我总想从那哨兵的动静上看出点什么来，不转眼地看着、看着。突然，段廉小声地可是很紧急地对我说：

“你看，敌人在追张老师！”

他指给我看西梁上一个女人，那衣服，那走动的样子，一看就是我们阜平城厢小学教员—张云莲。在她后边几十丈远，四个敌人正快步走着。张云莲好象很疲乏，走几步又站一站，看样子，她还不知道她后面有敌人。西梁离我们这儿很远，那是随便怎么叫也不会让她听见一点的。段廉很急。我也很急，恨不得飞到她跟前去，拉住她走。唉，假若有什么东西引起她注意，让她回头看看也好！但是，她，仍然那么慢，你看，又站了一下！那西梁，岭上岭下，别无一人。梁上草已枯了，在太阳光里显得一片金黄；老黑石岩在这一片金黄的色泽中是那么巍峨阴郁。敌人离她愈近了，她还在几步一停地走嘞！终于她到了老黑石岩前。那侧边是有一条小路的，要不走这条小路，到了岩顶，就没有路了，下面临着几十丈高的绝壁。这个地形，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近来我们常到那儿放哨。敌人从下面往上打，我们就在那儿打击敌人，他人就算再多也把我们没办法；但是敌人占了大白山顶，那儿就成了绝地，就得赶快离开它。我就耽心张云莲会迷迷糊糊地走上岩顶去。但是啊，她竟一直走上去了。这时，敌人离她只有七八丈左右……

正在这时，敌人向我们开枪了，我们马上跑开来，应付战斗。这场战斗很紧张，我们跑得要死，也不管跑到哪里，那密密的枪子儿都跟上我们，不是从头顶上飞过，就打到脚底下，把石头炸开，打得泥土冒烟。战斗能使时间过得想不到的快，也能使人忘掉一切。但张云莲所处的险恶景况，却象刀子刻在我脑里一般，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太阳下山，敌人退了，我们的队伍没有一个人受伤，又回到那深沟里的家。路上，一个老乡拉住我讲话，我走进庄子，天都黑了。段廉立在一棵黑枣树下等我。当我走到时，他气呼呼地对我说，张老师跳了岩，伤很重。关于她如何脱险的，现在又在哪儿，他都说不上来，只知道段国璋曾经看见过她。

张云莲，陕西韩城县农民的女儿。人不高，胖胖的，苍老的面容上刻着顽强的线纹，说她象个教书先生，不如说她象个经常在风里来雨里去的劳动妇女。当时，晋察冀边区经济困难，小学教员的待遇是一个人一天新秤一斤二两小米，此外村里供给柴火和五毛钱的菜金，这五毛钱够买半斤菜。就这样，她还打主意节省，每天课余去野地里拔灰菜，拿回学校熬稀汤汤吃。小米省下来，卖了钱，包在小布包里，准备冬天买棉花添被子，不向公家领。

据她说，她在韩城的那个老家，并不太穷，也不怎样富，有父母，有哥嫂。抗战开始，她要到延安去，全家人都说她“一个不识字的姑娘家还要跑到红军那里去”。那时，别的也许她还不知道，但旧社会妇女的命运她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她把嘴巴一撇，什么也不管，就走了出来。到延安，她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进去以后，真是万般困难，同学们都是外面来的学生，她么，讲的听不懂，写的不认识。然而她咬着牙巴，不说跟不上，也不埋怨谁，自个儿暗地里从识字开始自己的学习。差不多一年，她能听懂了，还能记下比较简单的提纲。一九三九年，她跟着抗日军政大学到晋察冀。一九四〇年秋天，她毕业出来，当了小学教员，一边教，一边才学会了小学的课程。

她一直在阜平城一带教书。一九四三年，我下乡时，和她成了同事。反“扫**”开始，我们分开了。上级派她到大白山后苇沿村去坚持工作。那儿，敌人从来没有去过，比较安全些。她又在苇沿教过一年多书，大人小孩都喜欢她。每隔十天半月，苇沿的老乡进城赶集，总给她送鸡蛋来，有时还给她送新鲜菜来尝新，好象她是从苇沿嫁出来的闺女。见了苇沿的人，她的话就说不完。她了解苇沿各个家庭的情况，谁家减了租，谁家的地主顽固些，谁家的小孩出痘子了，谁家的女人给狗咬了；她和他们一起到县农会去告状，替他们找医生，替他们写信给他们在前线的子弟。这次分配她去苇沿，真是一个正确的措施。她一进村公所，就帮助村公所算账。她这个人，能吃苦，爱劳动，替人家抱孩子，切菜，做庄稼活，只要手空，她就干。人虽然严肃，但是脾气好，人们爱和她开一点毫不过火的玩笑；又因为她经常给他们读报，读文件，写报告，又总是村里的妇女领袖，所以都十分尊敬她。

我们城厢游击组打了仗后，总爱跑到苇沿去躲避敌人的锋芒。我们游击组的人们，也非常关心他们的女教师。当我们的地雷炸着了敌人的运输队和骑兵，把敌人埋了，把死马死牛抬到苇沿去剥，煮肉来吃，也总忘不了叫她来。这，我们叫做“团年”。

段国璋也是我们游击组里的，因为脚痛，最近请假回家养病。这天，当我听说他看见了张云莲，就大大地放了心。因为段国璋这个人做事情很仔细，很负责，决不会丢了她不管的。

在黑暗中，我和段廉摸索到游击组住的院子里，远远地听到段国璋在讲话。我赶快跑进去，屋里也没有点灯，借着灶里一闪一闪的火光，我看见了他。他站在炕前，和炕上躺着的游击组的人们讲他今天的经过：

“两个伪军站在我的石窟窿前面说：‘阜平人真有福气，山里有这么些石窟窿，藏起来，连鬼影也找不到。’我吓了一跳，以为他们看见我啦……”

我连忙问他关于张云莲的事，他说：

“她跳岩的时候，我正在离开她不远的地方儿躲着。我看见她，她没有看见我。敌人一走，我就下去找她—唉呀，她头上、身上，尽是血，她还在笑嘞！她身上摔得可不轻，鞋也丢了，一个什么钱包包也不见了。我扶着她光脚走到我老母亲那儿去。我老母亲把她按在被窝里，去给她扯草药吃，她还嘴硬嘞，说她自个儿可以去扯。她还没有休息下来，一休息下来，我看她明天就动不得了！有一年我摔了跤……”

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摔得满脸是血她还在笑？接着人们都埋怨起自个儿来了，说：早就应该叫张老师到游击组来；说：苇沿没有武装；说：我们游击组没有尽到责任……

我说，第二天一早去看看她。可是到了半夜，我们游击组奉命转移了。离开了这条沟，往东，走了十几里，过大川，到了另外一带浅山的山沟里，完全脱离了大白山，在那儿掩护一条临时的运输线。

接着几天严寒，刮开了雪风，下雪了。附近有一个老太婆冻死了。游击组的人们关心他们的女教师：这么一个全身受伤的人，怎能受得风雪的袭击！于是找了一副担架，派人去抬张云莲。下午，担架回来，出乎意料之外，她不在段国璋老母亲那儿，说她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着急地向四面八方打听她的下落，几天都没有找着她的踪迹。最后，找着一个最近才从张云莲躲的那带地方来的妇女。我问她，她说：

“她看见我要下大白山，就要和我一块儿走，说要到苇沿去。风又大，又是雪，她浑身上下又都是伤，东倒西歪的，我劝她回去休息着，不要自讨罪受。她才不听嘞！我们一路到了苇沿才分手。她真行，连鞋子也没有，硬挺着，连呻吟也不呻吟一声。”

那女人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哪儿。到苇沿去问，苇沿的人们说，没有看见她。从他们那儿只晓得也是在那天拂晓，敌人到了苇沿的。苇沿在那之前的几天被敌人烧了，人们全都住在山里。那天，启明星刚起来，人们起来把沟里的冰抬回家去煮饭来吃了，男人们抽着旱烟，女人们给孩子们喂奶，敌人就来了。关于张云莲怎么跑出去的，他们也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也正在打听她的下落呢！

几天以后，我们又移动了，走得不远，还是在那一带浅山里。我们选择了一个最僻静的小庄院。一进院子，迎头看到张云莲。她额上、脸上，长满了伤疤，原先那粗犷、朴实但很固执的脸，更显得固执了。走起路来，她还是有点不大灵活，但是精神却很好。游击组的人们就在院子里围着她站住了，还背着背包，背着枪。一阵安慰的、问讯的、自责的、奖励的、代表着各种复杂情绪的语言，倾泄而出。这是蕴藏了很久的各人内心的思索。

原来她被一个老太婆死死拉住，说她的伤不好，不让她走。老太婆就不离开她。最近老太婆转移到这儿来，就叫儿子把她抬来。她正说她的伤好了，要回转苇沿去。

她看出了大家对她的关心，她这样说：

“你们不要操心，日本鬼子搞不赢我的。他和我们不同。要不，他早就把我捉住了。那天早起，我还在窝铺里就着人们煮饭剩下来的火烤手嘞，人们都走了，我看见黑影影的一群人奔来，觉得不对，问：‘谁？谁？’没有开腔，对直向我跑来。我立起来，抓起背包就跑。他们开腔了：‘不要跑，不要跑！’果然是日本鬼子！我还不跑？哪个愿意叫他捉住当俘虏？我跑上山，他们就追上山。嗨，我看他们糟透顶啦，总想捉个把活的才对我们有办法。要不，他为什么不开枪？我上了一个小坡，再上一个小坡，看见了一个酸枣林。我想，酸枣林里到处是刺，到处是乱石头，我敢进去，看你敢不敢进来！我就钻进去了！”

我们都知道苇沿背后山边那酸枣林，酸枣树又多又密，横的，顺的，高处，矮处，尽是刺，又密密地长着山草和一些不知名的草藤。除非带起全部家具，磨得很快的镰刀、斧子、叉子，从边上砍起，才能踏进它的范围，窥见它内中的秘密。那里头简直是一个乱石窖。酸枣树的本领就在这些地方，仿佛越是乱石窖，越是利于它的生长。难怪它长得那么硬，它的刺那么多，那么尖锐呀！说到她钻了进去，有人忍不住说：

“我的老天爷，那是连狼也不敢往那里钻的呀！”

她笑起来了：“可不，要不我为什么说‘我敢进去，他们不敢进去’？他们果然不敢钻进来！只在林头打了两枪。枪没有打着我，我也不躲他的枪啰，就一直钻。钻过了酸枣林，又上了两个山坡，前面又是一片密密的酸枣林。我说，不要紧啦，我也不要钻酸枣林啦，顺着路走吧！哪晓得撞上了他们插过来的哨兵了，看见有人就喊：‘不要跑，不要跑！’我马上就又钻进酸枣林里去。这个酸枣林才大嘞，衣服挂破了，背包也挂脱了，手上、脸上湿漉漉的，在流血，我也不管它了，‘我敢进来，你不敢进来！’只钻我的。跑脱了，我就一直往大白山顶上走。

“上了大白山顶，太阳刚刚冒出来，我回头一看，已经离开敌人远远的了。我想啊，我们这种人是和别人不同的。难怪红军可以过草地，冀中的人可以钻在地底下过日子！我们受得了的，别人就受不了。要是调换一个面儿看，我来捉他，那他就算钻到火里去，我也要钻进去把他掏出来，看他断气没有。难怪我们八路军打仗那么勇敢啊！这么一想，我心里头好痛快呀！我就顺脚朝西走。

“边走，我边在看，要找你们嘞！哪晓得日本鬼子来了，你们走了，我一个人都看不见。我想，到了大黑石岩顶上应该可以找到你们。到了岩顶，还是一个人都没有见着。打下一望，下边是长满了草的陡坡，草干了；再往下是没有路的深谷。半坡上尽是些圆圆的黑石头。从岩下边吊起一条丈多宽、五六丈长的冰壳。唉呀，冷气逼人，连一只雀鸟也见不到。我说，该下山去找你们了，一回头，嗨，日本鬼子就在我背后。他们是四个人，张开手，大步向我围拢来。看见我看见了他们，就喊：‘不要跑！不要跑！’我转过脸来，向下一望，无路可走了，一个想头抓住了我：‘我跳下去，他们就把我没有办法了！’我就往岩下一跳，心想跳远点，好落得下去些，但是已经身不由己了。你问我怕不怕摔坏了吗？我没有这么想，我的心是放到‘我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上面去了。我只觉得冰壳悬在我的头顶了，大约我是摔在冰壳上面的；我又觉得我落在陡坡上了，在一直往下滚，—后来我就昏过去了。

“醒转来的时候，我听见敌人在打乱枪。头发盖住了眼睛，伸手一掠，我才看见满手是血。我落在两个大黑石头中间，是个很安全的地点。我躺着不动。顶上的乱枪停止了，一切静悄悄的，我又才想起来：‘我敢下来，你日本鬼子就是不敢下来！我们这种人就是和你不同点！’我就笑起来了。你问我当时痛不痛吗？我当时也不觉着痛，只觉得头上的血热呼呼地往下流。我也没有去管我的手、我的脚是不是残废了，想这些，那是后来，后来的事。”

她说完了，大家还是没有动，还是背着枪，背着背包，围着她立着，仿佛还要听她说什么。段廉叹了一口气，说：

“张老师，亏你那时候还笑得出来！”

她笑了，没有答说什么。那张粗犷、朴素而显得很固执的脸孔上展开了坚强的、胜利的笑。

……这天，是我们游击组最兴奋的日子，大家准备了一顿好饭招待她。但是，当天夜里我们又奉命移动，回到原来的地方。她也没有马上回苇沿去，区委书记知道了，留下她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