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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晚上没有睡着。
他在**辗转反侧，寻找着一个解释。但脑海中浮现的那些解释都无法给他任何安慰。
汉娜·霍尔知道发生在埃尔科莱港别墅里的那个关于幽灵的故事，但她假装相信了他的说法——这是发生在一个八岁的病人身上的事。她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她调查过他吗？但在他们两个从未见过面的人相见之前，她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查他呢？即便汉娜知道他的堂哥是谁，可“伊西奥”又是一个只在家人间使用的名字，她怎么会了解到这么私密的细节呢？在初步会谈时，他们谈论了童年时期的怪异事件，可格伯甚至没有向西尔维娅提起埃尔科莱港那个幽灵的故事，汉娜又怎么会知道格伯要讲的一定是这件事呢？
在这个无眠之夜里，格伯做出了决定：明天他就给沃克医生打电话，告诉她他很抱歉，但他无论如何都要拒绝这项委托。是的，这是他该做的最明智的事。但是，当外面天光初亮时，他的思绪仍然一片混乱。显然，如果他不能解决这个谜团，就无法彻底放下，尤其是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弄错，就无法摆脱那个故事。
他很早就出了门，用一个匆忙的吻告别了西尔维娅。他感觉到妻子的目光追随着他来到门口，好在她没有提出疑问。
他回到事务所里。
那儿只有一个负责清洁的男员工。格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以便在头脑清醒的情况下重新观看与汉娜·霍尔初步会谈的录像。如果用早晨的眼睛观察，那么很多东西都会起变化，B先生过去总这么说，为的是让格伯愿意早起复习在学校里会被提问的那些科目。他说得在理，事实上，格伯已经学会了把人生中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推迟到一天的清晨来做。
格伯确定，重新观看录像后，他会对几小时前所见的内容改变看法。
但是，当他看到录像的关键点时，问题不但没有显得更明晰，反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前一晚，尽管需要把视线贴近屏幕，他还是成功放大并看清了画面。现在，无论他怎么尝试调整录像，都无法像之前那样幸运地切中那个画面了。
结果是，他不再确定那女人用大写字母写下的是“伊西奥”。
彻底放弃后，他沮丧地呼出一口气。在这之后的一小时内，汉娜·霍尔应该会打电话给他，而他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应对她。此外，无论是工作上还是个人情感上，他都已经卷入了这件事。尽管这种情况并不算逾越了心理师与病人之间应保持的治疗必需距离，但彼得罗·格伯不再确信自己能否做到足够客观。
留给他做决定的时间不多了。
在领主广场上，里瓦尔咖啡馆门外的招牌上写着“蒸汽巧克力工厂”这几个金色的大字。这家古老的咖啡馆位于拉维森大楼底层，可以追溯到1872年。
这里不但可以抵御忧伤的寒冬，还是嗅觉的庇护所。
彼得罗·格伯站在那儿享受着刚出炉的甜点的香气，手里端着一小杯咖啡。
他看见她出现在橱窗外，正在瓦凯雷恰大街的广场上拐弯，如同一个黑点，跟在一队涌向乌菲齐美术馆的游客后面。汉娜·霍尔还是和上周六一样的装束：套头毛衣、牛仔裤、短靴和手提包，头发扎在脑后。这一次，她的服装还是与季节不相称。
从他所在的地方，格伯能够不被注意地看着她。他想象她的鞋跟在被雨水冲刷得发亮的铺石路面上发出的声响，那儿曾经有段时间全铺着佛罗伦萨陶砖，为的是让女士们的步子更轻些。
他看见她走进一家烟草店，认真地排起队。轮到她的时候，她指了指展示在柜台后的一包烟，然后在包里翻找，掏出几张卷起来的钞票和一些硬币，倾倒在售货员面前，让他帮忙计算那种她不认识的货币面值。
这些笨拙的小动作表现出她拿不定主意，也表现出她没有能力参与困难的生活游戏。这些小动作说服了彼得罗·格伯再给她一次机会。
她与其他玩家不同，格伯对自己说。她出发时就已经处于劣势。
也许那个女人并不像他看过录像后所认为的那么邪门。也许她的确需要有人倾听她。否则，她就不会辛苦地来到世界另一端，只为弄清像谋杀一个名叫阿多的小男孩这样的悲剧事件是否真正发生过，尤其是，她是否对这个事件负有任何责任。
片刻后，当汉娜坐在她之前坐过的那把小扶手椅上点燃第一支烟时，他问道：“您吸的是什么烟？”
女人从打火机的火焰上抬起目光。“温妮。”她说道，接着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包香烟，展示给他看，“是澳大利亚产的，我们那儿都这么叫它。”
格伯借机向她手提包里那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瞥了一眼，汉娜之前在那张纸上写下了“伊西奥”的名字。
“您喜欢吸烟吗？”在她发觉他在偷看前，他问道。
“是的，但我得控制自己。不是因为健康原因。”她觉得有必要解释清楚，“在澳大利亚，香烟可不便宜：一包烟差不多要二十澳元。在未来几年内，政府还想让价格翻倍，为的是让所有人都戒烟。”
“所以到了这儿，在意大利，您一定很欣喜了。”他评论道。但女人迷惑地看着他。格伯忘记了汉娜不具备幽默感。这进一步证实了精神分裂症的诊断结果。
此前，心理师交给她一只小碟子，这是一个五岁的小病人用手工黏土做来送给他的。这件手工制品有着不规则的形状，装饰着丰富的珐琅色彩。按照制作者的意图，它应该看起来像个烟灰缸。
与前一次相比，汉娜没那么紧张，氛围也显得更轻松。心理师想要重新营造出他们第一次会面时的环境：点燃的壁炉，两杯茶，没人打扰他们。
“我原以为您不想再跟我见面。”汉娜冷不丁说道。
“您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不知道……或许是上周六聊天结束时您的反应。”
“我很抱歉让您得出了这个结论。”他说道，为她看出了这一点感到歉疚。
汉娜轻轻眨了眨那双清澈的蓝眼睛：“那么您会帮助我，对吗？”
“我会尽我所能。”格伯向她保证道。
他思考了很久要怎么对待汉娜。正如和他的澳大利亚同行商议的那样，他应该忘记那个成年女人，和那个小女孩交谈。对他的小病人们，有一个方法总能有效地帮助他们更容易地重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孩子们喜欢被人倾听。
如果一个成年人表明他准确地记住了他们之前说过的话，孩子们就会感到自己得到了重视，会在自身中找到接着把故事讲下去的自信。
“上一次，我们的会面结束时，您讲了一件事……”格伯试着不犯错，重复着她的原话，“当阿多晚上来找我的时候，在声音之家里，他总是藏在我的床底下……但那次叫我名字的人不是他……是陌生人。”
格伯当时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三个词。
“请您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如果阿多已经死了，他怎么能叫出您的名字呢？”
“阿多话说得不多。”汉娜明确说道，“我只知道他什么时候和我在一起，什么时候不在。”
“您怎么知道的呢？您看见他了吗？”
“我就是知道。”病人重复道，没有补充别的解释。
格伯没有抓住这个话题不放，转而问道：“您记得童年时期的许多事，但在这些过去的回忆中，没有关于阿多如何被杀的记忆，对吗？”他想要再次讲明情况。
“是的。”
他们两人都没有提到汉娜自称是杀死小男孩的凶手。
“事实上，您可能消除了一连串记忆，而不仅仅是那一段。”
“您怎么能断言这样的事呢？”
“因为那些事件构成了一条心理路径，而这条路径通向那个特定片段的记忆。”
就像童话故事《大拇指汤姆》中的面包屑[6]一样：森林里的小鸟吃掉了面包屑，使得可怜的主人公无法找到回家的路。格伯喜欢向他的小病人们这样解释。
“我们应该重构这条路径，通过催眠来重构。”
“那么，您准备好开始了吗？”他问道。
他让她坐到摇椅上，然后让她闭上眼睛，随着樱桃木茶几上节拍器的节奏摇摆。
一分钟四十下。
“假如我无法醒来，会发生什么？”
他已经听小病人们将这个问题重复了上千遍。甚至在成年人中，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恐惧。
“没人会一直处于被催眠的状态，除非他们自己不想醒来。”他像往常一样回答道。与电影中呈现的不同，催眠师没有能力把被催眠者囚禁在他们的头脑中。“那么，您觉得怎么样，我们要开始吗？”
“我准备好了。”
隐藏在房间里的微型摄像机已经在记录第一次催眠治疗。彼得罗·格伯重读了一遍本子上的笔记，以便确定从哪里开始。
“我跟您解释一下这是怎么运作的。”他补充道，“催眠就像一台时间机器，但不需要根据时间顺序讲述事件。我们会在您人生的头十年中来回游走。我们会一直从出现在您脑海中的第一个画面开始，或者从一种感觉开始。通常，我们从最亲近的家人开始……”
汉娜·霍尔仍旧抓着她一直抱在怀里的手提包，但格伯注意到她颤抖的手指开始平静下来。这意味着她正在放松。
“直到十岁，我都不知道我父母的真名，连我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汉娜肯定道，在她头脑中不知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搜寻到这个奇怪的细节。
“这怎么可能呢？”
“我很了解我的父母。”女人详细说明道，“但我不知道他们真正叫什么名字。”
“您想要从这里开始讲述这个故事吗？”催眠师问道。
汉娜·霍尔的回答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