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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你和你堂哥在海滨度假别墅的那个故事。”西尔维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边说边品尝着霞多丽葡萄酒。
“是因为我刻意忘掉了这个故事，绝对不是因为我为它感到羞耻。”他反驳道。他穿着一件衬衫，肩上搭着一条抹布。他刚刚冲洗完最后一口锅，准备把它和其他餐具一起放进洗碗机。
晚饭是妻子做的，所以轮到彼得罗·格伯来打扫厨房。
“但是，回忆起楼梯上的湿脚印这个细节，你还是一样害怕，是吧？”西尔维娅追问道。
“我当然害怕。”格伯干脆地承认道。
“现在再想想那件事，你相信那真的是个幽灵吗？”她向他挑衅道。
“如果我当时是独自一人的话，我现在就会认为那是我想象出来的……但当时伊西奥也和我在一起。”
“伊西奥”指的是毛里齐奥，但大家在他小时候就这么叫他了。这是个早晚会降临到所有家庭中的某个人身上的命运：也许你最小的妹妹念错了你的名字，要是大家都觉得这种念法特别讨喜，那么这个让人无法理解的名字就会粘着你一辈子。
“也许你应该给伊西奥打个电话。”她打趣他道。
“这可不好玩……”
“不，等等，我明白了。这位汉娜·霍尔可能拥有超自然能力，她正在试图向你揭示什么，一个秘密……或许就像布鲁斯·威利斯[5]参演的那部电影里那个说出‘我看见了死人’的孩子一样……”
“那部电影简直是所有儿童心理师的噩梦，所以别开玩笑了。”格伯反驳道，忍受着她的玩笑。
接着他关上洗碗机的门，启动最环保的清洗模式。他擦干手，把抹布扔到桌子上，为自己倒了杯酒，回到西尔维娅身边。
调暗灯光后，他坐到沙发另一头，而她伸长腿，把双脚放在他腿上取暖。马可在他的小**睡着了，现在格伯只想关心妻子。他度过了艰难的一周：首先是埃米利安——那个幽灵一样的小男孩，还有他讲的那个关于全家人和一个收养机构的负责人戴着动物面具狂欢的故事，然后是汉娜·霍尔的胡言乱语。
“说真的，”他对西尔维娅说道，“那个女人认为，我们小时候都遇到过无法合理解释的事件。你遇到过吗？”
“我当时六岁，”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我奶奶去世的那天晚上，闹钟响起的时候，我感觉有人正坐在我的**。”
“天哪，西尔维娅!”格伯喊道，他没有料到她会讲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我再也睡不着觉了!”
两人都大笑起来，笑了至少有一分钟。他感到幸福，不仅因为和她结了婚，也因为她同样是心理师，所以他可以自由地跟她谈论自己的病例。西尔维娅很明智，选择成为私人婚姻咨询师，这比跟有心理问题的小孩子打交道压力小得多，而且赚的要多得多。
与相爱之人一起大笑是对情绪最好的良药。和其他许多女人不同，尤其和汉娜·霍尔不同，西尔维娅甚至觉得他的俏皮话很有趣。因此现在彼得罗·格伯感到宽慰，但这种宽慰没有持续多久。
“心理师特雷莎·沃克告诉我，汉娜自称在她年纪还很小的时候谋杀了一个叫阿多的小男孩。”他回忆道，脸色沉了下去，“汉娜曾经跟原生家庭居住在托斯卡纳，直到她十岁时搬到了阿德莱德，由另一个家庭抚养长大。她认为，直到今天，她一直刻意隐藏着关于那场谋杀的记忆，她回到意大利只为弄明白那是不是真的。”
当阿多晚上来找我的时候，在声音之家里，他总是藏在我的床底下……但那次叫我名字的人不是他……是陌生人。
“规则二：陌生人就是危险。”格伯重复道，回想着那名假定的杀人凶手的原话。
“这个‘声音之家’是什么？”西尔维娅问道。
“我完全不知道。”他摇着头回答道。
“她漂亮吗？”妻子故意用一种不怀好意的语气问道。
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谁？”
“那个病人……”她微笑道。
“她比我小三岁……比你大一岁。”为了满足她，他描述道，“金发、蓝眼……”
“总之，是位绝色佳人。”西尔维娅评论道，“但你至少查过关于特雷莎·沃克的信息吧？”
格伯查看过这位同行在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网站上的履历和个人资料，她之前正是通过同样的方式与他取得了联系。照片上是一位亲切的六十岁老太太，蓬松的红发围绕着她的面庞，照片旁边是一份令人尊敬的履历。
“是的，那位治疗师没问题。”他说道。
西尔维娅把盛着霞多丽葡萄酒的杯子放到地上，撑起身，双手捧起他的脸颊，以便彼此对视。“亲爱的，”她说道，“这位汉娜·霍尔缺乏幽默感，你跟我说过她听不懂你的俏皮话。”
“所以呢？”
“无法理解讽刺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此外，还有妄想、谵语和幻觉。”
“所以，你觉得我没有注意到这些？”
换作B先生，他一定会注意到。他对自己说。他一定会明白这一点。
“但这很正常。你只接诊小孩子，最多接诊青春期少年。你不习惯于辨认某些症状，因为它们通常只在孩子长大后出现。”为了让他心里好受些，妻子辩解道。
格伯思考着这一点。“是的，你说得有理。”他承认道，但他内心的某个声音告诉他西尔维娅错了。
精神分裂症患者只限于讲述妄想、谵语和幻觉。汉娜·霍尔让他回忆起在海滨别墅里发生过的那个插曲，是为了让他感同身受。她几乎成功了。
如果我告诉您，面对有些事物您无法保护您的亲人，您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有一些我们无法想象的危险已经潜伏在我们的生命中，您会相信我吗？如果我告诉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我们无法逃避的邪恶力量，您会相信我吗？
这个周日，他们按计划去往住在外地的朋友家里吃了午饭。那儿有一大群人，差不多二十人。这样一来，彼得罗·格伯自然地融入他人的谈笑中，没有人注意到他那天格外沉默寡言。
有个念头一直在纠缠他。
小孩子的大脑是可塑的——他反复回想着他对巴尔迪法官说的关于埃米利安的话——有时候他们会捏造出假回忆……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经历了某些事情……他们的幻想是如此生动，以致在他们看来那些虚构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但他们的幻想又是如此不成熟，以致他们无法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这一切对小时候的彼得罗·格伯来说也成立。
在坐到餐桌旁之前，格伯躲在阳台上打了个电话。如果西尔维娅问他，他会说那是关于一名小病人的事情。
“喂，伊西奥，我是彼得罗。”
“嘿，最近怎么样？西尔维娅和马可怎么样？”他的堂哥问道，显得很惊讶。
“他们很好，谢谢。你们怎么样？”
伊西奥只比他大一岁，住在米兰，从事证券行业，在一家投资银行工作，事业蒸蒸日上。自从三年前B先生的葬礼后，他们就再没见过面，只在圣诞节时互相问候。
“昨天我和西尔维娅谈起你了。”
“真的吗？”堂哥表现得很惊讶，他肯定在疑惑格伯打这通电话的原因，“为什么呢？”
“你知道，我在考虑明年夏天重新使用埃尔科莱港的别墅，想要邀请你、格洛丽亚和女孩们一起去。”
这不是真的。他厌恶那座房子。那儿充满了无用的回忆。但他为什么还没有挂牌出售它呢？
“现在问我还太早了点儿。”伊西奥提醒他，因为现在还是冬天。
“我想让整个家族聚在一起。”格伯试图为自己辩解，想让这件事显得不那么古怪，“我们从来没有过团聚的机会。”
“彼得罗，一切都好吗？”堂哥再次问道，语气有些担忧。
“当然，”他回答道，但他说话的声音在他自己听来都不可信，“你还记得我们在船库里抽爷爷的烟斗被当场抓住吗？”
“我还记得我们那天挨了多少打。”伊西奥确定道，觉得有趣。
“是啊，我们一整个星期都被禁足了……还记得那次暴风雨的时候，我们以为屋里进了一个幽灵吗？”
“谁能忘得了!”堂哥喊道，突然大笑起来，“到现在只要想起那件事，我都会觉得害怕。”
格伯感到很糟糕。他其实希望伊西奥会告诉他那件事从未发生过。如果能确定那只是他童年时期虚构的记忆，那么他会感到心安。
“那件事过去了将近二十五年，你怎么解释它呢？”
“我不知道。你才是心理师，应该由你告诉我。”
“或许是我们互相暗示了对方。”格伯肯定道，或许事实的确如此。
又寒暄了几句后，他挂掉了电话，感到自己很愚蠢。
他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他怎么了？
黄昏时分，回家路上，马可在车里的儿童座椅上睡觉，西尔维娅在用平板电脑看新闻，而格伯在问自己是否真的应该给汉娜·霍尔进行催眠疗法。
他担心自己帮不了她。
前一天，在他们第一次简短会面结束的时候，他跟她约定了星期一再见。事实上，在那女人抓住他的手臂后，心理师就找了个借口结束了这次初步会谈。汉娜没有料到他们会结束得这么早，感到迷惑不解。
格伯仍然能感觉到那女人冰冷的手指触及他的皮肤。他没有向西尔维娅讲述那个细节，因为他早就知道关于此事她会对他说什么。她会明智地建议他与沃克医生联系，告诉对方他要跟汉娜断绝一切联系。
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必须永远保持一段不可逾越的距离、某种力量场或者无形的屏障。如果二者之一越过了界限，就算只越过了一点点，这也会像是某种污染，整个治疗会因此受到无法弥补的损害。
“心理师该做的是观察，”B先生过去总说，“就像纪录片导演不会从狮口救下羚羊幼崽一样，心理师不会干涉病人的精神。”
但是，不知为什么，彼得罗·格伯继续问自己，是不是他鼓励了汉娜做出那样的举动，又是用什么方式鼓励了她？
如果是这样，情况就会非常严重。
到家后，在西尔维娅给马可做晚餐的时候，他编了个理由去事务所，但承诺会很快回来。
他一到位于切尔奇大街的那间带复折屋顶的顶楼，就朝他自己的办公室走去。
他打开灯，眼前便出现他整天都想逃避却又避无可避的场景：汉娜·霍尔坐过的小扶手椅仍在原来的地方；樱桃木茶几上，在节拍器的旁边，是他们一起啜饮过的两杯茶；空气中还残留着那女人抽烟的余味。
格伯走向书架。他打开一只抽屉，从中取出一台笔记本电脑，拿着它走到他的扶手椅前坐下，把它放在膝盖上。
电脑开机后，他开始搜索监控视频。
事务所被十个微型摄像机监控着，这些摄像机经伪装全被安放在最意想不到的物件里——搁板上的一个机器人、一本书的书脊、一盏独角兽形的台灯、几幅画作和几件家具。
格伯习惯对治疗过程进行视频监控。他把监控视频保存在一个档案文件里。他这么做是出于谨慎，因为他在工作中接触的是未成年人，他不希望成为他们某个危险幻想中的主角。他这么做也是为了更好地观察小病人们，或许还能借此纠正他的治疗策略。
前一天，在接待了汉娜·霍尔后，他在隔壁房间里为两人沏茶的时候，趁她不注意，打开了监控系统。
他打开了存有那个周六数据的视频文件，开始观察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影像。其中一个片段比其他的更能引起他的兴趣。
您可以从那个本子里撕一张纸给我，并把自来水笔也借我用一会儿吗？
他回想起，这个要求当时在他看来不同寻常，使他感到不安，尤其是关于借自来水笔的要求。
那支自来水笔曾经属于B先生。
而且，除了彼得罗·格伯之外，没人有权使用它。实际上，上面没有写禁止触碰的说明。只不过彼得罗避免有人碰它。
那么他为什么会突然愿意把它借给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呢？他本可以编个理由来拒绝，为什么反而同意借给她了呢？
当屏幕上显现出他把纸张和自来水笔递给病人的那一幕时，答案就来了。这和他回想起来的一样。
在递给她的时候，他轻触了她的手。
这是一个有意的举动还是纯属意外？汉娜意识到这个动作了吗？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亲密接触，她之后才觉得自己有权抓住他的手臂吗？
正当这些疑问充满他的思绪时，格伯重看了那女人写下一条笔记又快速画去的一幕。他注意到汉娜把那张纸折叠起来放进手提包里，最后把自来水笔还给了自己。
格伯暂停了这段视频，试着寻找一份更清楚的录像。或许某个微型摄像机的拍摄位置比其他的更有优势。
事实上，在病人背后的那面墙上的画里就有一个。
格伯打开录像。当他看到汉娜写下笔记的时候，就尝试去读她写下的内容。
那条笔记只有一个词。
但女人接着便用极快的速度胡乱涂画着画去了它。于是格伯放慢了播放速度，但还是看不清那个词。
他没有认输。他倒回录像，在汉娜画去那个词的前一瞬暂停了视频，然后试着放大画面。
他对变焦镜头用得不太熟，之前从来没有用过。但尝试了两次后，他成功地把镜头聚焦在那张纸上。
他还是没有办法把焦点对准那几个模糊的字母。唯一的方法或许是尽可能地把脸靠近屏幕。他这么做了，感到自己有些滑稽。但这次尝试获得了回报，他费了些力，成功读到了内容。
彼得罗·格伯猛地从扶手椅上站起身。笔记本电脑落到他的脚边，摔在地面上。但他仍旧难以置信地看着它。
那张纸上写着“伊西奥”。
但他从来没有把他堂哥的小名告诉过汉娜·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