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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室里的东西从不改变。
只有这样，孩子们才会对这个环境感到熟悉，在接受问询时才能不受干扰。那些因使用而磨损的玩具会被及时更换。填色书、铅笔和蜡笔永远是全新的。
每一次，其他客人留下的痕迹都会被抹去。每个小孩子都应该觉得这个地方是专为他而设的，就像母亲的子宫一样。
为了让催眠奏效，需要帮助孩子形成习惯。每一个对现状的改变都有可能扰乱治疗，有时甚至会产生毁灭性后果。
节拍器衡量着一段只存在于这四面墙间的时间。每分钟四十下。
“最近怎么样，埃米利安？你还好吗？”当确定小男孩的确已经进入轻微恍惚的状态后，格伯问道。
小男孩正忙于完成一幅蒸汽火车的画，点点头表示肯定。他们两人坐在小茶几旁，面前摆着一沓纸和许多可供选择的颜料。
这天早上，这个白俄罗斯小男孩穿着一件有点儿紧身的T恤衫，突出了他身上厌食症导致的衰弱迹象。格伯试着不让自己被他瘦弱的外表影响：被小男孩“指控”的五个人的生活正岌岌可危。
“你记得你上次跟我说了什么吗？”他问道。
埃米利安再次表示肯定。格伯不怀疑他还记得。
“可以请你重复一遍吗？”
小男孩犹豫了一会儿。格伯很肯定他理解了这个要求，但不知道他是否愿意把故事重复一遍。然而，从他们中断的地方继续讲下去是很重要的。
“我当时正像现在这样画画，然后听见了一首关于好奇小孩的童谣……”埃米利安开始低声讲述，仍然专心致志，“于是我走到地下室……妈妈、爸爸、爷爷、奶奶和卢卡叔叔都在那儿。但他们脸上戴着面具，动物面具。”他详细解释道：“一只猫、一只羊、一头猪、一只猫头鹰和一头狼。”
“但你依然能认出他们，对吗？”
埃米利安平静地发出两个短促的音，表示同意。
“他们当时在做什么，你还记得吗？”
“对的，他们都光着身子，在做网上的那些事情……”
格伯想起来，埃米利安选择了这个非常有效的转喻方式来描述性行为场面。他用几乎同样的词来确认上一次庭审时讲的故事，这让人欣慰。他的记忆清晰明了，没有被更多的幻想干扰。
格伯抬起目光，朝着安装着镜子的那面墙看了片刻。他无法看到安妮塔·巴尔迪的表情，但他知道这位未成年人法庭法官正在再一次问她自己，这个说法是否与事实相符。他也能想象出被告人紧张的面容：谁知道此刻埃米利安的养父母、祖父母和收养机构的负责人卢卡的脑海中在想些什么。他们未来的生活取决于这个六岁的小男孩将会说出或不会说出的话。
“你还在其他时候去过地下室吗？”
小男孩摇头表示没有，展现出毫无兴趣的样子。于是，为了让他回到当时的场景，格伯开始重复那首童谣——埃米利安那晚听见了这首童谣，并在它的指引下走到了涉案现场。
“有个好奇小孩，在角落里玩耍，在寂静黑暗里，听见一个声音。开玩笑的幽灵，唤了他的名字，他想要吻一吻，这个好奇小孩。”
埃米利安拿起了一支黑色蜡笔。格伯注意到他开始修改自己的画。
“茶点……”他说道。
“你饿了吗？你想吃点儿东西吗？”格伯问道。
埃米利安没有答话。
“到吃茶点的时候了吗？我不明白……”
小男孩可能在试着转移话题。但小男孩抬起目光看向他，接着又看向镜子。格伯觉得他是在用关于茶点的话来干扰在屏障后听他说话的人。埃米利安想要引起注意——但只想要引起他的注意。于是，格伯把精神集中在那幅画上。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自己看见的内容。
彩色的火车被改成了一张脸——双眼锐利，却没有瞳孔，嘴巴巨大，牙齿尖利。
在这些模糊的面部特征中凝聚着他童年中所有的焦虑和恐惧。你小时候的那些怪物虽然不见了——格伯想起来——但它们还在那里。你看见了它们。
画完这幅画的时候，小男孩给它起了个名字。
“马奇。”他低声为它命名道。
格伯明白，是时候把这个天真的孩子从他的噩梦中解救出来了。在游戏室里，所有东西永远都是一个样，什么都不会改变，然而格伯带来了一件意料之外的新东西。他把埃米利安面前的纸张挪开，向他展示治疗开始前藏在这些纸下面的东西——汉娜·霍尔送给马可的童话书：《欢乐农庄》。
“你看过这本书吗？”他问道。
小男孩端详了它片刻，但一言未发。心理师开始翻动这本简短的插画书。在关于农庄的画中，常常出现同一群柔顺的主角。
一只猫、一只羊、一头猪、一只猫头鹰和一头狼。
一小时前，在格伯的指示下，一位社会工作者已经搜查了小男孩的房间，并找到了一本同样的书。
格伯发现细小的泪珠开始从埃米利安的脸庞上滑落。
“放心，一切都会好的。”格伯鼓励道。
然而，一切都不好：一股全新的、强烈的情感闯进了游戏室的安谧中。像幽灵一样的小男孩被揭穿了，现在他感到自己被暴露、被羞辱。
于是埃米利安把头埋进自己的画里，细声细气地重复道：“我的茶点总是很糟糕……”
小男孩支支吾吾，明显很慌乱。
格伯认为这样足够了：“现在我们从十开始倒数，然后一切都会结束，我向你保证。”
那位社会工作者来游戏室接走了埃米利安。格伯在庭审中设计揭穿他后，小男孩就被接到了慈善机构。但现在格伯无法知道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在他把养父母指作怪物之后，他们还愿意照料他吗？
心理师又在游戏室里待了一会儿。他从自己的座位上起身，走去关掉节拍器。他在大厅里的无声寂静中寻求慰藉，注视着镜子里映出的自己的脸庞。在镜子后已经没有人了。他精疲力竭，对埃米利安感到歉疚。每一次揭穿一个孩子的谎言时，他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他明白，即使是在最糟糕的谎言中，也永远藏着一丝真相。那真相由恐惧和抛弃构成。
埃米利安的养父母没有犯任何错。但令格伯担忧的是，真正负有责任的人安然逃脱了。他们没有隐藏在令人不安的动物面具后。不幸的是，他们就是把他带到世上来的妈妈和爸爸。
心理师带着汉娜·霍尔送的书出门来到走廊上，把它交给了书记员，让这本书作为辩护证据。他问自己，他那位女病人怎么会知道埃米利安的案子。然后他不得不再一次承认，他什么也没弄明白。是汉娜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抑或是无数次的巧合之一？两种情况都很荒唐，所以他立刻厌烦地排除了这两个想法。
正当他忙于寻找一个合乎情理的解释时，他看见不远处聚集了一群人。
被告们正在与辩护律师和前来支持他们的那些人交谈。正如预料的那样，他们感到宽慰。案子尚未判决，但结果已经能预见了。夫妻二人非常年轻，正跟他们握手道谢。祖父母明显很感动。这些人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会站在审判庭里，被迫面对一个有损名誉的指控，为自己辩护。但是，看着他们拥抱，格伯无法不为可怜的埃米利安深感遗憾，因为他失去了拥有一个家庭的机会。
“你准备什么时候把最终报告交给我？”
格伯转过头，立刻与巴尔迪目光交汇：“等我决定好要不要再和埃米利安交谈一次后，就把报告交给您。”
巴尔迪显得很惊讶：“你想要再听他讲什么？为什么？”
“我们不想弄明白他为什么要说那个谎吗？”他回答道。
“遗憾的是，我们已经明白了，答案在于他在白俄罗斯遭受的暴力和虐待。但对埃米利安来说，向新家庭报复更加简单。你听到了，不是吗？‘我的茶点总是很糟糕’。”巴尔迪重复道。
“您认为他是在寻找借口吗？”格伯感到难以置信。
“不管怎么说，被揭穿的说谎者倾向于归咎于他人：连六岁的说谎者也会这样……‘我不喜欢茶点，所以我编造了关于地下室的整个故事’。”
“那么，您认为这个小男孩是在刻意报复？”
“不。”巴尔迪反驳道，“我认为他仅仅是个小男孩。”
他们停止了交谈，因为这时卢卡正在招呼他的同行者：他让他们聚集在一起，为埃米利安祈祷。不一会儿，他们排成一圈，低下头，闭着眼睛，互相牵着手。
就在这时，格伯抓住了一个不寻常之处。
在没人能看见的时候，埃米利安的养母——一位相当令人喜爱的女士——脸上浮现出一抹微笑。那笑容既不表达欣慰，也不表达感谢。非要形容的话，那就像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笑，在她和其他人一起睁眼的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格伯正要提醒巴尔迪注意这一点，但他停下了，因为他衣袋里的手机开始振动。他取出手机，在屏幕上读到一个已经很熟悉的号码。
“沃克医生，我昨天就在等您打电话来。”他算了算时间，如果在佛罗伦萨大约是正午，在阿德莱德就差不多是晚上九点半，“您应该把汉娜·霍尔第一次接受催眠治疗的录音用邮件发给我，您记得吗？”
“您说得对，对不起。”她语气激动道。
“发生什么了？”格伯问道，他凭直觉意识到出了状况。
“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沃克多次重复道，“我很抱歉让您卷进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