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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收到了李庸医从他爸那里转发过来的文章，标题很简单，就叫《娇娇妈》。公交车上人不多，太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晒得人暖洋洋的。我推开窗户，在徐徐吹进来的风中点开了那篇文章。

她曾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至少，我曾经是这么认为的。

她住我家楼上，我住她家楼下。当然，那栋四层的老楼上还住着许多男女，大多数人我已印象不深。

小的时候，我经常在楼道里见到她，或单独遇到，或跟在我妈后面。我听到妈妈和她打招呼，称呼她“娇娇妈”。我妈走路没有声音，不是因为她身子轻盈，只是因为她脚上穿的是平底布鞋。

娇娇妈的脚步声则不然，她脚下传出的是高跟鞋敲击地面的清脆响声。木门关闭后，我总会想到红色高跟鞋坠落在地板上的画面。

当然，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些想象在记忆中不断被篡改，已经无法回到人生初见时的场景。

娇娇妈——娇娇的妈。是的，娇娇妈的女儿被唤作“娇娇”。在那个不到千人的小学，她低我两个年级。如今，她的面容已经模糊，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粉粉的公主裙，还有一个红色的发卡。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那样的打扮，因为穿公主裙的女孩总是很霸道，就像我上学前班时那个同样穿公主裙的同桌。

娇娇和娇娇妈形影不离。她们不逛街、不买菜，也不看电影。她们只是从楼上飘然而下，牵着手穿过陈旧的巷子，从巷尾到巷口……从巷口到巷尾，然后飘然回到楼上的房间。

无疑，她们是美丽的；无疑，她们也是骄傲的。

词穷的我无法形容她们的美。如果一定要把她们比作什么的话，我愿意把她们比作每晚少儿节目中的姐妹主持人。

多么美啊，多么无法触及的美。

是的，我只能透过窗栏偷看她们的美。

当然，不只我一人认为娇娇妈美，整栋楼里的男人和女人都这么觉得。只不过男人和女人对于这种美的反应是不同的：男人的眼神中更多的是觊觎，女人的眼神中更多的是嫉恨。

在娇娇爸从西北某个叫不上名字的县城返回时，男人们的觊觎会有所收敛。

我听家里人说，娇娇爸是做石油钻探的，半年在家，半年在外。在我们这个煤城，搞钻探的并不稀罕——我们叫他们“煤黑子”“油黑子”，他们都是在挖掘地下的财富。

如果说娇娇爸和楼里的男人有什么区别，只在于他们脸上的褶子。楼里男人的笑纹里是细细的煤灰，娇娇爸的笑纹里则泛着光亮的油渍。

其实，对于这区别，大老爷们儿是感觉不到的。只有我们这些小孩儿，还有老娘儿们，被男人们强吻的时候，才会留意到这细微的区别。

很明显，娇娇妈不太愿意和散发着油渍味道的娇娇爸一同出门。即便一起出门，他们也像是同极相斥的两块磁铁，一前一后地走着。

因此，从我年少浅薄的理解来看，她更爱娇娇。尽管我并不知道每当夜晚降临时，娇娇家木门后面的卧室里正发生什么。

的确，那时，我不懂得爱与爱、情与情有什么分别。

毕竟那时我只是一个躲在窗栏后的小学生，胆怯、懵懂，充满仰慕。

生活中的一切都在按照既定的规律演绎。直到某一年夏天，一封电报取代了那个散发着石油味道的男人飘然而至。一整天，楼里没有出现高跟鞋的声响。第二天清早，娇娇妈带着娇娇和那封电报去了大西北，领回了一笔抚恤金。

听我妈说，她连男人的骨灰都没有带回来。

夏日将尽，树叶初黄。

巷口出现了一个烧饼摊，娇娇妈戳在冒着热气的炉子后面。

娇娇妈依然穿着未过膝的裙子，依然戴着镶嵌着红宝石的耳坠，红色的高跟鞋鞋跟陷在脚下的泥土里。娇娇妈依然很美丽，不过你得忽略她那一身葱油味。

因而，娇娇妈成了被男人们暗地里唤作“烧饼西施”的女人。除了啤酒，她的烧饼是楼里男人最爱买的食物。不管遭遇什么冷遇，依然无法降低他们光临的热情。后来，楼里的女人们发现了这一现象，便剥夺了男人买烧饼的权利，只派自家的孩子去买。

我因此和娇娇妈有了接触，虽然这不是一个好活儿。

娇娇妈虽然对来买烧饼的小孩儿现出长辈应有的和颜，但是在交付烧饼前，她会让孩子们算一道两位数乘以两位数的数学题。如果小孩儿面露难色，娇娇妈就会说，这些简单的题在娇娇那里只用五秒钟就能得出答案。当然，娇娇每次都会亲自证实她妈妈的话。我的小伙伴小辉曾拿同样的题目考过娇娇，娇娇每次都能迅速作答，还炫耀自己是数学课代表。

我不是那种能迅速算出24乘以42等于多少的小孩儿，但是我总能察觉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

我最近发现，娇娇渐渐不和妈妈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了，她们也成了同极相斥的两个人。

娇娇妈的隔壁住着梦梦妈，另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娇娇爸还在世的时候，人们从来没见过娇娇妈和梦梦妈讲话。如今都成了寡妇，两个人的话多了起来，不过不是聊天，而是争吵。

她们会因为放在门边的垃圾争吵，会因为中午电视发出的声音争吵，会因为两个孩子的争吵而争吵，会因为对方的摊位占了自己的地儿而争吵。对了，忘了说了，梦梦妈在娇娇妈的旁边经营一个卤菜摊。

梦梦妈是个大骨架的女人，她的女儿也是，嗓音厚重、穿透力强。如前所述，娇娇妈和娇娇则正好相反：身形娇小、嗓门儿细弱。可细弱的嗓门儿发出的声音尖厉刺耳。

因此，如果梦梦妈和娇娇妈在楼道里吵起来，堪称惊天动地。梦梦妈的咒骂、娇娇妈的讥讽、梦梦粗而响的哭喊、娇娇尖而细的号叫，伴随着摔板凳、踢木门的响动，还有事不关己的邻居们在一旁五花八门的解说、评论，小楼里热闹非凡。

这时，置身事外的我妈会告诉我：“以后不要娶那样的女人。”

我会接着问我妈：“那娶哪样的女人呢？”

我妈说：“娶我这样的。”

吵到一定程度，看样子必须抄家伙动手了，才有人上前拉架，拉不动时就喊警察。警察把两个女人带到派出所一顿训诫，威胁她们要是继续吵闹就各自拘留十五天，两个女人这才耷拉着脑袋回家。

吃过晚饭，入夜已深，梦梦妈开始向她死去的丈夫哭诉，哭喊声一阵儿高一阵儿低，像是在唱戏。我张大了耳朵，想捕捉其哭诉中是否夹杂着娇娇妈的啼哭。我没有捕捉到。

我妈感慨道：“两个可怜的女人。”我爸跟着感慨：“两个可怜的女人。”我妈对我爸说：“我觉着可怜就够了。你该上班上班、该下井下井去。”

后来我爸告诉我，娇娇妈是不屑于和梦梦妈吵架的，但是她太骄傲了，太骄傲就会太敏感，太敏感就会脾气不好，脾气不好就容易伤人伤己。

我表示不太懂这种三段论似的推理。

第二天清早，梦梦妈会整理好心情带着笑脸出门，买来猪蹄，改刀、煮熟、剃毛、卤好，卖给邻里。

娇娇妈则不然，她会把自己关上一天，独自在屋里舔舐伤口，只让女儿给自己买些吃的。不会买烧饼，她痛恨烧饼。

娇娇妈和梦梦妈的争吵就像女人的例假，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警察们也会跟着来一次。窗栏后的我因此记住了那几个警察的样子。

后来，我妈下岗了，我爸靠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勉强养活我们一家五口。

小楼里的人因为艰难的生计而迅速老去，甚至有人因此死去。三楼的韩叔从煤矿下岗后干起了出租车生意，一天晚上遇到劫道的，被捅了个透心凉。韩婶因此成为我们这栋小楼里的第三位寡妇。

我妈有时候会劝我爸：“还下个什么井哟，不要黑不要白的，不要生不要死的。”

那时我已经上初三，大概明白我妈的话。因为无法感同身受，我只能选择沉默。

没有了可以炫耀的物质财富，邻里们便拿孩子攀比。我没给我妈争面子，依然无法一下算出两位数的乘法，也无法一口气背出白居易的《琵琶行》。楼里还有些比我聪慧的小朋友，但是他们都在娇娇妈的考题中溃败。娇娇妈是个“与时俱进”的女人，总会想出比我们的能力高出不多的题目。娇娇妈依然会说，她的女儿能在五秒钟内给出准确答案。可娇娇再也没帮娇娇妈证实过。

除了一如既往的聪慧，娇娇仍然始终穿着雪纺的裙子，始终梳着顺滑的马尾，始终蹬着各式的小皮鞋，走过那段不长的巷道，独自一人。

而娇娇妈已经不再穿红色的高跟鞋，也不再戴镶嵌着红宝石的耳坠。她的胸前多了围裙，手上沾满了面粉和葱花。男人们已不会在众人中多留意她一眼。我依然认为，如果细看，还是可以在这个女人的面孔上寻得残留的美丽印记。

又过了一年，娇娇考上了省重点，去了市中心的高中就读；我考上了市重点，去了一所稍偏的高中住校；梦梦则辍学了，开始与她的妈妈一起做卤菜生意。

入读不同的学校后，小楼里各家孩子的人生道路开始分岔。故乡则成了陈旧印象与现世流言交织的复合体。

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一所二本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到外面混了一年，不得意，便回了老家。在那里，我看到了还在卖卤菜的梦梦和她的妈妈。有时，我还会看到一个男人骑着摩托车把许多猪蹄送到梦梦家。

我妈告诉我，那个男人是梦梦的男朋友，是一个屠夫。

梦梦妈起初会把那些猪蹄从窗户扔出去，便宜了不少路过的街坊。但经过梦梦一次以命相搏的谈判后，梦梦妈无奈地接受了这个身为屠夫的女婿。那年夏天，梦梦妈给小楼里的所有住户发了喜帖，包括娇娇妈。但是，梦梦的酒席，娇娇妈缺席了。

又一年的夏天，梦梦与屠夫有了一个男孩，大大的脑门儿，吊着的眉毛，活脱脱一个小屠夫。梦梦妈会唤外孙“宰宰”。

当然，也有可能是“仔仔”。原谅我这个不常回家的人的穿凿附会。

后来有一天，我问我妈：“怎么看不到娇娇了？”

我妈说：“你从小时候就惦记她。”

我问：“她去哪儿了？”

我妈说：“死了。”

我哑然。

我妈说：“娇娇得了白血病，从大学退了学，回到家里治病。这种病怎么可能治得好嘛，到医院住院也只是烧钱。有天晚上，娇娇妈陪护时睡着了，娇娇从病房翻出了窗户，摔在了楼下的小轿车车顶上，死了。”

我妈还说：“医院赔了娇娇妈几万块，娇娇妈又赔了车主几万块，没剩下几个钱。”

我说：“妈，你干吗要告诉我后面那段有关钱的事情？”

我妈感慨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我爸也跟着感慨了一句：“可怜的女人。”

这次，我妈没有拦着我爸。

后来，我开了窍开始好好学习，考上了公务员，当了警察，成了那些曾经到我们这栋楼出警的警察叔叔的同事。

娇娇妈依然和楼里的住户们吵，或者反过来说，是住户们在和娇娇妈吵。

娇娇妈不再经营她的烧饼摊，开始酗酒。她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敲每一家的木门，讲述她的悲惨。她会拉住见到的每一个男人，不分老少，讲述她的孤独；她会搂住所有孙儿辈的小孩儿，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不堪其扰的住户们因此经常打电话报案。

他们有时候会直接跑来敲我家的门。他们知道楼里住着我这个警察。

有时候，我费半天劲才能把娇娇妈劝回屋里休息。离别前，她会醉醺醺地问我：“你知道24乘以42等于多少吗？”

我关门而出，看到我妈站在二楼的楼道口等我。她轻声感慨：“可

怜又可恨的女人。”

烧饼摊没了踪影，卤菜摊也没了踪影。梦梦妈只顾着带外孙，娇娇妈则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次见到娇娇妈，是在邻县警队的一次娱乐场所清查行动中。在KTV的包间里，几个大叔靠左墙蹲着，几个阿姨靠右墙蹲着。有位阿姨抬起头喊了我的名字，我转头，看到了脸上画着青黑色妆容的娇娇妈。

那一刻，我不知是否该回应她的招呼。幸好包间里的音乐声足够大，幸好包间里的灯光足够暗，我转身，悄然从包间退了出来。

带队清查的队长问我认不认识她。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我妈多年来的那句感慨。

我告诉队长：“她只是一个寂寞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