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明信片
基于某种阴暗的逻辑，“圣母马利亚”坐落在圣内德利娅教堂[1]背面的一条居民街。街道沿着陡坡，狭窄又昏暗。刚走上来的时候，只觉得这里安静得不自然。不过安静背后隐隐听得见欢歌笑语——某扇门打开时，声音顿时清晰起来，等门关上，声音又突然模糊下去。他们看见有两个人影从一扇门走出来，点了香烟，快步走了。一阵脚步声越来越近，又突然消失了，原来声音的主人走进了一座房子。
马鲁卡克斯说：“人还不多，太早了。”
大半的房门上都镶着半透明的玻璃，后面透出幽暗的光线。有的玻璃上写着门牌号，如果是寻常人家大可不必写得如此花哨。有的门上写着字，像是神奇吧、OK、吉米之家、伊斯坦布尔、托尔克马达[2]、维托沙、受辱的鲁克丽丝[3]，再往上坡走一段，就到了圣母马利亚。
两个人在门口驻足片刻。和其他一些房门相比，这扇门显得没那么破旧。马鲁卡克斯推门往里走的时候，拉蒂默忍不住摸摸口袋，看钱包是否还在。里面能听见一支手风琴乐队在演奏斗牛舞。走廊很窄，两侧墙壁刷着薄厚不均的红色涂料。地上铺了地毯。走廊尽头是个小衣帽间。他们进去的时候，只看到几顶帽子、几件外套，但这会儿一个脸色苍白、穿白夹克的男人坐到了柜台后，咧开嘴笑着表示欢迎。他用法语招呼说：“先生们，晚上好。”随即接过他们的帽子和外衣，之后夸张地比了个动作，示意他们走右侧的楼梯下楼，也就是音乐的方向。招牌上写的是“酒吧—舞池—卡巴莱”。
他们走进一个低矮的房间，面积30平方英尺左右。淡蓝色的墙上，每隔一定距离都摆着椭圆形的镜子，镜拖是混凝纸做的小天使。镜子之间的墙面上随意地装饰着极度非写实风格的壁画，稻草色头发的男子戴着单片眼镜，上身**，女子身着剪裁贴身的裙子，搭配格子长袜。房间一角有个小吧台，对面的角落就是乐队表演的舞台，四个黑人乐手穿着“阿根廷”白衬衫，无精打采地演奏。乐手旁边有个门洞，上面挂着蓝色长毛绒门帘。贴着墙面的其他地方隔成一个个小隔间，高度到里面围桌而坐的客人肩膀。有几张桌子侵占了屋子中央的舞池。
他们进去的时候，隔间里坐了十一二个客人，乐队还在演奏，两个姑娘正严肃地跳舞，看样子一会儿要加入卡巴莱表演。
马鲁卡克斯一脸失望。他又说：“太早了。不过很快就热闹起来了。”
侍应生动作轻快地把他们请进其中一个隔间，匆匆走开，不一会儿就端来一瓶香槟。
马鲁卡克斯咕哝着说：“你身上的钱够吧？这瓶马尿至少得花两百列弗。”
拉蒂默点点头。两百列弗大概是十先令。
一曲终了，那两个姑娘也跳完了。其中一位和拉蒂默四目相对。两个姑娘随即走到他们的隔间，冲他们微笑。马鲁卡克斯说了句什么，那两个姑娘依旧微笑着，耸耸肩膀走开了。马鲁卡克斯没把握地望着拉蒂默。
“我说我们是来谈生意的，不过一会儿可以招待她们。当然了，要是你不想让她们打扰……”
拉蒂默斩钉截铁地说：“不想。”他喝了一口香槟，直打哆嗦。
马鲁卡克斯叹了口气：“真可惜。反正香槟得花钱，不喝浪费了。”
“普雷韦扎女士呢？”
“她很快就会下来，我估计。当然啦，”他若有所思地说，“咱们也可以上去找她。”他意味深长地把目光投向天花板，“这地方倒是挺雅致。看起来样样都再谨慎不过了。”
“要是她一会儿就下来，那咱们也没必要上去。”拉蒂默觉得自己是个假道学，暗暗感叹香槟难以下咽。
“正是。”马鲁卡克斯闷闷不乐。
他们足足坐了一个半小时，才等到圣母马利亚的老板娘露面。这期间，气氛的确热闹起来了。客人陆续进来，大半是男士，不过也有两个样貌古怪的女人。一个一眼就知道是拉皮条的，看样子十分清醒，带来两个醉醺醺的德国人，可能是旅行推销员过来找乐子。两个看上去不怀好意的年轻人落座后点了维希矿泉水。挂着长毛绒门帘的门洞里不少人进进出出。隔间全坐满了，舞池里又加了几张桌子，跳舞的人挤在一起，晃着身子，大汗淋漓。没过多久，舞池清空了，几分钟前退场的几个姑娘换了一身衣服，佩戴着一两束假的报春花，抹了不少美黑露，跳了一小段舞，之后一个做女子打扮的少年唱了几首德语歌，再接着那群姑娘又出来跳了一段舞，这回没戴报春花。卡巴莱就这么结束了，观众又一窝蜂地涌向舞池。屋子里烟雾缭绕，也越来越热。
拉蒂默忍着烟熏，百无聊赖地看着其中一个不怀好意的年轻人递给同伴一撮东西，像是鼻烟，其实不是。他觉得口渴，琢磨要不要再喝一口香槟，这时马鲁卡克斯突然碰碰他的胳膊。
“是她了。”
拉蒂默朝房间对面望去。舞池尽头，一对跳舞的人挡住了他的视线，等两个人挪开了一两英寸，拉蒂默才看见。她从门洞走出来，正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
她有一种奇怪的邋遢气质，衣服再华丽、头发再考究、化妆再精致也掩盖不住。她身材丰满，没有走样，仪态端庄；裙子应该很昂贵，浓密的黑发看起来像被理发师花了两个小时打理；但是，她依然是个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懒婆娘。她有种气质，仿佛暂时固定住了，但头发随时会垂下来，裙子会不经意地从柔软光滑的肩头滑落，那只垂在身边、戴着镶钻石戒指的手也会抬起来，扯扯粉红色的丝质肩带，再漫不经心地拍拍头发。那双黑眼睛说明了一切。嘴周围松松垮垮的皮肤擦了胭脂，显得饱满而和气，但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透出睡意。这双眼睛让你想起忘掉的某些东西，想起旅馆里粗糙的镀金椅子和上面胡乱堆放的衣服、百叶窗缝隙里斜射进来的灰蒙蒙的晨光，想起玫瑰香精油、铜环上沉甸甸的窗帘散发的霉味儿，想起黑暗中时钟的嘀嗒和一个沉睡者温暖又深沉的呼吸声。此刻，那双眼睛睁着，充满警觉地四顾；嘴角不时上扬，招呼客人。拉蒂默看见她突然一转身，朝吧台走去。
马鲁卡克斯招手叫来侍应生，对他交代了两句；侍应生犹豫片刻，接着点点头。拉蒂默注视他在人群中穿梭，走到普雷韦扎夫人身边；普雷韦扎夫人正和一个搂着卡巴莱女郎的胖子交谈。侍应生对她耳语两句，她不再说话，抬头看着他。他指了指拉蒂默和马鲁卡克斯，普雷韦扎夫人不动声色地注视他们片刻，随即扭过头，对侍应生说了句什么，又继续和胖子说话。
马鲁卡克斯说：“她一会儿就会过来。”
不一会儿，她和胖子说完话，开始四处走动，不住点头招呼，脸上挂着纵容的微笑。她总算来到他们的桌子前。拉蒂默不由自主地起立。那双眼睛打量着他的面孔。
“先生们，你们有事想找我？”她嗓音沙哑，有点刺耳，法语口音很重。
马鲁卡克斯回答说：“要是您肯稍坐一会儿，我们会非常荣幸。”
“当然了。”她挨着马鲁卡克斯坐下了。侍应生马上走过来，但被她挥手打发了。她看着拉蒂默说：“先生，我没见过您。您这位朋友我见过，不过不是在我这里。”她斜眼瞟着马鲁卡克斯，“先生，您是要在巴黎报纸上介绍我吗？那务必把表演看完——您和您这位朋友。”
马鲁卡克斯笑着说：“不是，夫人。承蒙您殷勤招待，我们冒昧地过来，是想打听些消息。”
“消息？”那双黑眼睛露出茫然的神色，“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不会感兴趣。”
“夫人，您口风紧是出了名的。我们要打听的是一个人，他已经死了，您十五年前曾与他有过来往。”
她笑了两声，拉蒂默看到她牙齿很差。她接着哈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刺耳的笑声撕掉了那份慵懒的尊严，让她显出苍老的模样。笑到最后，她咳嗽了两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先生，您太抬举我了。十五年!您以为过了这么久我还能记得？圣母啊，我看您还真该请我喝一杯。”
拉蒂默招手叫侍应生：“夫人，您想喝什么？”
“香槟。不要这破烂玩意儿。侍应生知道。十五年!”她还觉得好笑。
马鲁卡克斯有点冷淡地说：“我们不敢说您一定记得，不过您对这个名字也许还有印象……他叫迪米崔，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
女人刚划了火柴点烟，突然停住了动作，手里捏着燃烧的火柴，眼睛盯着香烟末端。一连几秒钟，拉蒂默看见她脸上唯一的变化是嘴角缓缓地向下。他感觉周围突然静止了，耳朵里仿佛塞了棉花。接着，女人慢慢转动手里的火柴，把它丢在面前的盘子里。她的眼睛依然盯着香烟末端。她非常轻柔地说：“这里不欢迎你们。出去——你们两个!”
“可是……”
“出去!”她没有提高嗓音，也没有抬头。
马鲁卡克斯看了看拉蒂默，耸耸肩膀，站了起来。拉蒂默也跟着站起来。她对两人怒目而视，喝道：“坐下。你们以为我想丢人现眼吗？”
两个人又坐下了。马鲁卡克斯讥讽说：“夫人，麻烦您解释一下，我们不站起来怎么出去？不胜感激。”
她右手的手指飞快地移动，捏住了一只玻璃杯的杯柱。拉蒂默一时以为她要把杯子举到希腊人面前捏断，但她的手指放松下来。她说了一句希腊语，语速很快，拉蒂默没听清。
马鲁卡克斯摇摇头。拉蒂默听到他回答说：“不是，他不是警察的人。他是个作家，来打听消息。”
“为什么？”
“他很好奇。一两个月前，他在伊斯坦布尔看到了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的尸体，对他产生了好奇心。”
女人扭头望着拉蒂默，急切地抓着他的袖子：“他死了？你确定他死了？你亲眼看见他的尸体了？”
拉蒂默点点头。他感觉自己是个医生，刚下楼来宣布没希望了。他说：“他被捅了一刀，又扔到海里。”说完暗骂自己嘴笨。女人的眼睛里露出一种感情，拉蒂默琢磨不透。也许她爱过迪米崔。曾经的点点滴滴!要潸然泪下了。
但她没有落泪。她问：“他身上有钱吗？”
拉蒂默不明所以，缓缓地摇头。
“该死!”她恶狠狠地骂了一句，“那个病骆驼养的欠我一千法郎。这下别指望还钱了。浑蛋!出去，你们两个，不然就等着被扔出去吧!”
将近3点半，马鲁卡克斯和拉蒂默才离开“圣母马利亚”。
这两个小时，两个人是在普雷韦扎夫人的私人办公室度过的。屋子里摆满了花，挤满了家具：一架核桃木三角钢琴，上面罩着白色的流苏丝巾，边角绘着蓝色鸟雀；一张张堆满小摆设的小茶几；好多把椅子；一盆发黄的棕榈树放在竹架子上；一张躺椅；一张西班牙橡木做的大翻盖书桌。在普雷韦扎夫人的指引下，他们穿过挂帘子的门洞，爬上一段楼梯，走过光线昏暗的走廊；走廊两侧是一排标着号码的门，里面散发着一种气味，让拉蒂默想起探访时间的高级疗养院。
他压根也没想到会得到邀请。她刚最后一次警告他们“出去”，又马上请他们留下。她感伤起来，连连道歉。到底是一千法郎呢。这下是没指望了。泪水涌上了眼眶。拉蒂默觉得不可思议。钱是1923年欠下的。都十五年了，她不可能当真以为对方还会还钱吧。也许，她心里依然留着一个浪漫的幻想，等待着迪米崔某一天走进来，像抛洒落叶似的撒下一千法郎。宛如童话!拉蒂默的消息打破了这个幻想，她先是气愤，接着又感到需要同情。打听消息的要求被忘在一边。坏消息的信使一定得知道带来的消息影响究竟多坏。她要向一个传说道别，因此需要观众，而观众得明白她是一个多么愚蠢又大度的女人。她还不忘在伤口上抹盐，说酒算是她请的。
他们挨着坐在躺椅上，看她在翻盖书桌数不清的小格子里翻找，最后找到一本折了角的小笔记本。一张张纸翻得沙沙响。接着：
“1923年2月15日。”她忽然开口了。笔记本啪的一声合上了；她眼睛往上瞟，请老天为日期作证。“钱应该在这一天还给我。一千法郎，他恳切地承诺说会还。钱是我的，他借了去。我不想大吵大闹——我最讨厌大吵大闹，就答应借给他。他说会还给我，还说不出几星期就有一大笔钱到手。钱他倒是到手了，但我那一千法郎他没还。枉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
“先生们，那个人是我从臭水沟里捡回来的。当时是12月。基督在上，天可真冷。东边几个省里死了好多人，比死在机关枪下还快——我可亲眼见过人死在机关枪下。那会儿我还没有自己的地方，你们应该知道。当然了，我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常常有人请我去拍照片。有一张是我最喜欢的。我只披了一块简单的白色雪纺布，腰间系一条腰带，头上戴着小白花编的花冠。我右手搭在雅致的白柱子上，像这样，手里拿着一朵红玫瑰。这张照片印在明信片上，‘给情人’，摄影师给玫瑰上了色，明信片底下还印了两句动人的小诗。”黝黑湿润的眼睑垂下来，她轻轻念道：
“很动人，是不是？”若有若无的笑意扯紧了她的嘴唇，“几年前，我把自己那些照片一把火全烧了。有时候我觉得后悔，不过我觉得我做得对。总回忆过去没好处。先生们，今天晚上听你们提起迪米崔我发火了，就是因为这个。他属于过去。人得想着现在和将来。
“但是迪米崔这个人，是让人无法轻易忘掉的。我认识的男人很多，但这辈子我只怕过两个。一个是我丈夫，另一个就是迪米崔。人喜欢自欺欺人，总以为希望别人了解自己，其实只需要一知半解。要是一个人真的了解你，那你就会害怕他。我丈夫了解我，因为他爱我，而我怕他，也是为这个原因。后来他厌倦了爱我，我就可以嘲笑他，也不再怕他了。迪米崔不一样。迪米崔比我自己还了解我，但他并不爱我。我想他谁也不爱。我曾经想着有一天也可以嘲笑他，但这一天并没有到来。你没办法嘲笑迪米崔。我看透了。他走了以后，我很恨他，我告诉自己说，这是因为他欠我一千法郎。我记在本子里当作证据。但我是在欺骗自己。他欠我的何止一千法郎。他老是骗我的钱。因为我害怕他，不能像他了解我那样了解他这个人，所以我才恨他。
“那时候我住在旅馆里。地方脏极了，垃圾遍地。老板是个欺软怕硬的角色，但是跟警察有交情，所以只要付了房钱就不用担心安全，就算证件有问题也没关系。
“一天下午，我在屋里歇着，突然听见隔壁屋里老板在对什么人嚷嚷。墙壁很薄，我听得一清二楚。一开始我没在意，因为他老是冲别人嚷嚷，过了一会儿，我才开始留神，因为他们说的是希腊语，而我听得懂希腊语。老板威胁说，要是不交房租就叫警察。另一个人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见他说了什么，不过老板走了，隔壁又安静下来。我半睡半醒的，突然听见门把手转动的声音。门当时闩着。我看见门把手缓缓地转了回去。接着有人敲门。
“我问是谁，但是没人回答。我以为是一个朋友，没听见我说话，所以我过去开了门。门外的人是迪米崔。
“他用希腊语问能不能进屋来。我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有话跟我说。我问他怎么知道我会说希腊语，他没回答。我这时候知道，他一定就是隔壁那个人。我跟他在楼梯上遇见过一两次，他会给我让路，看样子很礼貌很拘束。这时候他并不拘束。我说我在休息，他可以过一会儿再来。但他笑了笑，把门推开，径直走进来，倚墙站着。
“我叫他出去，不然我就叫老板，但他还是微笑着，站在那儿没动。他问我刚才有没有听见老板说了什么，我说没听见。我桌子抽屉里有一把手枪，我就往桌子走，可他好像猜出了我的心思，漫不经心地在屋里走动，倚在桌子旁，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接着他开口向我借钱。
“我可不是傻子。我有一千列弗，用别针别在窗帘顶上，手提包里只有几枚硬币。我说我没钱。他好像没听见，开始跟我说他从前一天到现在就没吃过东西，还说他身无分文，感觉不舒服。可他一边说话一边东张西望，观察屋里的东西。我现在记得他的样子了。他长着椭圆形的脸，脸色苍白，没有胡须，褐色的眼睛充满焦虑，让你想到一个医生在做让你很疼的事。他让我很害怕。我又说我没钱，不过有点面包，他想吃可以给他。他说：‘把面包给我。’
“我从抽屉里拿出面包给他。他慢慢地嚼，还是倚着桌子。等他吃完了，又要烟抽。我给了他一支烟。他又说我需要一个杈杆儿。我知道他想干什么。我说我能应付好自己的事。他说我是傻子，他有办法证明。要是我按他说的做，他当天就能弄到五千列弗，并且分给我一半。我问他想让我做什么。他让我写一张字条，他念我写。抬头那个人的名字我从来没听过，字条上直接索要五千列弗。我想着他准是疯子，为了打发他，就写了字条，落款写上‘伊拉娜’。他说晚上在咖啡馆碰面。
“我懒得赴约。第二天上午，他又来找我，这次我不肯让他进屋。他发了很大的火，说他有两千五百列弗给我。我当然不信。但他从门缝塞进来一张一千列弗的纸币，说要是我让他进来就把剩下的都给我。我就让他进屋了。他马上又给了我一千五百列弗。我问他钱是哪儿来的，他说他亲自把字条送到那个人手上，对方立刻就掏钱了。
“我一向谨慎，从不打听朋友的真名。迪米崔跟踪我的一个朋友回家，打听出他的真名，还知道他有点地位，就拿着我写的字条威胁他说，除非他给钱，否则就把我们的友谊告诉给他的妻女。
“我气坏了。我说为了两千五百列弗，我就丢了一个好朋友。迪米崔说他能帮我找到更有钱的朋友。他还说，他把钱给我是为了表示诚意，不然他可以自己写字条，再去找我的朋友，不用告诉我。
“我知道这是真话，我还知道，要是我不答应，他可能去找我别的朋友。就这样，迪米崔开始当我的杈杆儿，他也的确给我带来了更有钱的朋友。他自己买了考究的衣服，有时候去光顾高档咖啡馆。
“可没过多久，有人跟我说，他卷入了政治，还常常去被警察监视的几间咖啡馆。我提醒他别做傻事，但他没理会。他说他很快就能弄到一大笔钱。接着他突然发起火来，说他绝不允许任何人拖后腿，还说他受够了没钱的日子。我说要不是我，他还在饿肚子，他就把气出在了我身上。
“‘你!你以为你给我赚钱了？你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我看上你，因为你虽然看起来温柔重感情，其实又狡猾又冷静。那天我到你屋子里来，就猜到你把钱藏在窗帘上，因为你这种人总爱把钱藏在窗帘上。惯用伎俩。可你一直紧张地瞟着手提包。我就知道你有头脑。但是你没有想象力。你不懂钱的好处。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在饭店里人人高看你几分。没有想象力的人才会一直受穷。你有了钱，别人才不在乎你是做什么的。有钱就有权力，对男人来说，权力才重要!’他接着又说起他在士麦那见到的有钱人，他们有船，有无花果园，在城外的山上有大房子。
“男人感情用事、跟我谈梦想的时候，我就瞧不起他们。一瞬间，我忘了自己害怕他。他穿着那身考究的衣服，坐在那儿看着我，我只觉得他不可理喻。我笑了。
“他总是面色苍白，这时他脸上一点血色都没了，我一下子吓坏了。我以为他要杀了我。他手里端着玻璃杯，他慢慢地把杯子举起来，对着桌角一砸，接着站起来，捏着碎玻璃杯朝我走过来。我吓得尖叫。他停下不走了，把杯子扔在地上，说跟我生气是犯傻。但我知道他为什么停手。他想起来，要是我毁了容，对他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那之后，我就不太见到他了。他常常离开索菲亚，一走就是几天。他没有告诉我去哪儿，我也不问。但我知道他交上了有分量的朋友，因为有一回警察拿证件的事为难他，他哈哈大笑，对我说不用担心警察。他说他们不敢动他。
“一天上午，他非常激动地来找我，看样子像连夜赶路而来，并且几天没刮胡子了。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紧张。他抓着我的两只手腕，说要是有人问起，就说这三天他一直跟我在一起。我其实一个多星期没见过他了，但我不得不答应下来，他就进我的屋子睡觉了。
“没人向我问起他，不过我后来看到报纸上说，有人在哈斯科沃意图刺杀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我就猜到迪米崔去了哪儿。我心里很怕，当时我有个老朋友，是在迪米崔之前就认识的，他安排了一间公寓想给我住。迪米崔睡醒后就走了，我就去找这个朋友，说我愿意搬去公寓住。
“之后我很害怕，但是晚上我遇见了迪米崔，就跟他说了。我以为他会发火，没想到他很冷静，还说我这么做最好不过。但是我看不透他究竟是怎么想的，因为他总是一副表情，像医生在做让你很疼的事。我鼓起勇气，提醒他说我们的账还没清。他承认了，还说三天后再见，到时候会把欠我的钱一起还上。”
她顿了一顿，嘴角挂着淡淡的紧绷的笑，看了看拉蒂默，又看了看马鲁卡克斯。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辩解的意味。她微微一耸肩膀。
“你们会奇怪，我竟然会信迪米崔说的话。你们以为我犯糊涂。但是，就因为迪米崔叫我害怕，我才信任他。要是不信任他，那我就会想起那种恐惧。每个人都有危险，好比马戏团里温驯的动物，他们要是记得太多，就会危险起来。可迪米崔不一样。他看起来很温驯，但你要是看过他那双褐色的眼睛就知道，他没有让普通人心软的感情，他永远危险。我信任他，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但我也恨他。
“三天之后，我到咖啡馆等他，可他没有来。又过了几周，我又遇见他，他说这段时间不在，还说要是第二天能出来见面，他就把欠我的钱还给我。他让我在佩罗茨卡街的一间咖啡馆等，那个地方很不入流，我不喜欢。
“这次他如约来了，他说最近手头紧，不过很快就有一大笔钱到手，不出几周就能把钱还给我。
“我觉得奇怪，因为他没必要为了说这件事来赴约，后来我才明白原因。他是来找我帮忙的。他需要找个信得过的人替他收几封信。信不是写给他的，而是给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姓塔拉特的土耳其人。要是这个朋友可以借用我公寓的地址，迪米崔来还钱的时候可以顺便把信取走。
“我同意了。我没的选择。这么一来，迪米崔来找我取信的时候，就不得不还钱。但我心里清楚，他也心知肚明，要是他取了信还一个子儿都不给我，我其实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们坐在那儿喝咖啡——迪米崔在咖啡馆里总是特别小气，这时候有警察进来查证件。那段日子这是常事，但是那间咖啡馆名声不好，被查总不太好。迪米崔证件齐全，但因为他是外国人，警察就记了他的名字，还因为我跟他坐在一起，也记了我的。等警察走了，迪米崔非常恼火，但我想他恼火不是为自己的名字被记下了，而是因为同时还记了我的名字。他心烦气躁，说信的事不用管了，他会再托别人。我们离开了咖啡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她端起面前的库拉索桔酒一饮而尽，像渴坏了似的。拉蒂默清清喉咙。
“这也是您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
她眼睛里闪过一丝疑虑。拉蒂默说：“夫人，迪米崔死了。十五年过去了。索菲亚已经大不相同了。”
她嘴角又浮现起古怪的紧绷的笑。
“‘夫人，迪米崔死了。’这句话听起来真怪。真难想象迪米崔死了。他什么样？”
“头发灰白。衣服是在希腊和法国买的。便宜货。”他无意间重复了哈基上校用过的字眼。
“这么说，他没成为有钱人？”
“他一度很有钱，在巴黎，不过又挥霍一空。”
她笑了：“他一定很气恼。”她又是一阵疑惑，“先生，你很了解迪米崔。要是他已经死了……我不明白。”
马鲁卡克斯插嘴说：“我的朋友是个作家。他自然而然地对人性感兴趣。”
“您写什么书？”
“侦探小说。”
她耸耸肩膀：“这不需要了解人性。写爱情故事、浪漫小说才需要了解人性。侦探小说很丑陋。《尘埃》，我认为是个可爱的故事。您喜欢吗？”
“非常喜欢。”
“我读了17遍。这是韦达[4]最好的小说，她的书我都读过。哪天我也要写一本回忆录。我见过太多的人性了，你知道的。”微笑里透出一丝讽刺；她叹了口气，拨弄着钻石胸针。
“不过你们是想知道迪米崔的事。好。过了一年，我又收到他的消息。一天，我收到他的来信，是从阿德里安堡寄来的。他留了一个存局自取的地址。信里问我有没有接到过给这个塔拉特的信。要是有，我就写信告诉他，但信暂时留着。他说我跟他联系这件事谁都不能告诉。他又发誓说还钱给我。我没有收到给塔拉特的信，所以就实话实说，我还说我急需那笔钱，因为他走了以后，我的朋友全都不来了。这是骗他的，我是想这么恭维他一句，也许就能拿到钱。我应该了解迪米崔是什么样的人。他连信都没回。
“又过了几个星期，有个男人来找我。看样子像个当官的，非常严肃，一本正经的。他的衣服看起来很高档。他说警察大概会来找我问迪米崔的事。
“我慌起来，但他叫我不用害怕。不过我说话得小心。他指点我该怎么说，怎么形容迪米崔的样貌，好叫警察满意。我把阿德里安堡寄来的信给他看，他好像觉得有趣。他说我可以把他从阿德里安堡寄信的事告诉警察，但是我绝不能提塔拉特这个人。他还说留着这封信会有危险，让我烧了。我听了很生气，但他给了我一千列弗，还问我喜不喜欢迪米崔，我跟他是不是朋友。我说我恨他。他说友谊很伟大，还说要是我按他说的回答警察，就会给我五千列弗。”
她耸耸肩膀：“先生们，这可不是开玩笑!五千列弗!后来警察果然来了，我就按那个人交代的回答了，隔天就收到一个装了五千列弗的信封。里面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字条。无所谓。不过有一件事!过了两年左右，我在街上认出了这个人，就走过去跟他说话，结果那个浑蛋装着不认识我，还叫了警察。友谊真是伟大啊。”
她拿起本子，又放回格子里。
“先生们，恕我失陪，我得去招呼客人了。我可能说得太多了。看吧，迪米崔的事，我知道的都没什么价值。”
“夫人，对我们来说非常有用。”
她微笑着说：“先生们，要是你们不赶时间，我可以为你们介绍比迪米崔更吸引人的东西。我这儿有两个最讨人喜欢的姑娘……”
“夫人，我们时间有点紧，改天吧。或者您让我们付酒钱吧。”
她还是微笑着说：“先生们，就如二位所愿。和二位聊天真是乐事。别，别!我很忌讳在自己屋里见到钱。麻烦叫侍应生算吧。请见谅，我不送二位下去了。我有件小事要处理。先生，再见。先生，再见。再会。”
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亲昵地注视着他们。拉蒂默莫名地感到自己恋恋不舍。
来替他们结账的是位经理。他一副轻松愉快的态度。
“一万一千列弗，先生们。”
“什么!”
“二位和夫人谈好的酒钱啊。”
等找零钱的时候，马鲁卡克斯说：“你知道吗，说迪米崔一无是处是错怪他了。他自有道理。”
“迪米崔是伐佐夫代表欧亚信用信托找来的，任务是除掉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真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他的，不过这件事咱们是无从知晓了。不过，他们一定是对他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又找他去阿德里安堡办同样的事。他应该用了塔拉特这个名字。”
拉蒂默接着说：“土耳其警方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只知道他叫迪米崔。有件事我弄不懂。为什么伐佐夫——1924年去找普雷韦扎夫人的显然就是他——那封阿德里安堡的来信，他为什么说可以告诉警察？”
“不用说，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迪米崔已经离开阿德里安堡了。”马鲁卡克斯忍住哈欠，“今天晚上真不寻常。”
两个人正站在拉蒂默的酒店门外。夜凉如水。拉蒂默说：“我这就要进去了。”
“你要离开索菲亚了吧？”
“去贝尔格莱德。没错。”
“看来你对迪米崔还没失去兴趣？”
“啊，是啊。”拉蒂默犹豫片刻，“你帮了这么多忙，我真是感激不尽。害你浪费了不少时间。”
马鲁卡克斯哈哈大笑，随即又歉意地咧嘴一笑：“我是笑我自己嫉妒你的迪米崔。要是你在贝尔格莱德查到更多的消息，我很希望你能写信告诉我。你愿意吗？”
“当然了。”
但是，拉蒂默没去成贝尔格莱德。
他又一次跟马鲁卡克斯道谢，两人握手道别后，他就进了酒店。他的房间在三层。他拿着钥匙爬上楼梯；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走起路来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用钥匙开了锁，接着推开门。
他本以为屋里一团漆黑，没想到里面亮着灯。他有点诧异。他一时怀疑自己走错了房间，但映入眼帘的东西让他马上抛开了这个念头。他看到的是一团狼藉。
他的行李被乱七八糟地扔了一地。被子胡乱搭在椅子上，床垫上散落着他从雅典带来的几本英语书，书封壳全拆掉了。看屋子里的情形，好像一群黑猩猩从笼子里逃出来了。
拉蒂默茫然地向前迈了两步。右边传来轻轻的响动，他转过头。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心一颤。
通往浴室的门打开着。门边站着一个人，他一手拿着一管开膛破肚的牙膏，一手松松地握着一把硕大的鲁格手枪，嘴角挂着甜蜜悲悯的笑，竟然是彼得斯先生。
[1] 意为“圣周日”，始建于10世纪的东正教教堂。
[2] 托尔克马达(Torquemada， 1420—1498)，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首任大法官，已成为盲信的代名词。
[3] 《受辱的鲁克丽丝》(又译《贞女劫》)是莎士比亚创作的一首叙事诗，讲述罗马传说中鲁克丽丝遭王子奸污后自杀，其丈夫和父亲起义的故事。
[4] 玛丽-露易丝·拉梅(Mary-Louise Ramé，1839—1908)，英国女作家，笔名韦达(Quida)。小说《尘埃》(Folle-Farine)发表于1871年，讲述天性单纯的女主角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