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23
拉蒂默仔细考虑过在索菲亚要面对的问题。
在士麦那和雅典，他要做的不过是想办法查到文字档案。这一点，凡是称职的私家侦探都能做到。但眼下情况不同。诚然，迪米崔在索菲亚有案底，不过据哈基上校说，保加利亚警方掌握的消息很少。事实上，他们是在收到上校的请求后才费神找到那个和他有关系的女人，向她查问迪米崔的体貌特征，由此可见他们认为他无足轻重。显而易见，和警方记录中的内容相比，记录之外的更有价值。正如上校所说，暗杀阴谋中，关键不在于开枪的是谁，而在于出钱买子弹的是谁。警方的消息无疑有帮助，不过他们在乎的是开枪，而不是买子弹。他首先要查的，就是斯塔姆博利伊斯基死后谁得到了好处，或者谁有可能得到好处。在弄清这一点基本事实之前，无谓去猜测迪米崔所充当的角色。至于说他的调查结果也许只够凑出一本共产主义宣传册，除此之外毫无用处，这种情况他暂时还不想考虑。他渐渐开始享受这个实验，因此不愿意轻易放弃。他打定主意，就算要无疾而终，也得拼死挣扎一番。
抵达索菲亚当天的下午，他就来到马鲁卡克斯所在的法国通讯社办公地点，递上介绍信。
这个希腊记者人到中年，又黑又瘦，一双眼睛充满智慧，眼球有点凸出。他每说完一句话都习惯抿一抿嘴，似乎诧异于自己的冒失。他和拉蒂默寒暄几句，礼貌中透着警惕，像是来谈判停火协议的。他说的是法语。
“先生，您想要知道什么信息？”
“1923年的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事件，越详细越好。”
马鲁卡克斯眉毛一扬：“那么久之前的事？我得想一想。没关系，不麻烦，我很乐意帮忙。一个小时后给您答复。”
“要是您今天晚上愿意到酒店来和我共进晚餐，我会非常高兴。”
“您在哪里下榻？”
“大皇宫。”
“咱们能吃得更好，只花一个零头的钱。要是您愿意，我8点钟过去找您，带您过去。一言为定？”
“当然。”
“好。那就8点见。再见。”
马鲁卡克斯8点准时到了，之后就一语不发地带他穿过玛丽·路易丝大道[1]，沿着阿拉宾斯卡街往北，拐上一条小巷。他们走到巷子中间的杂货铺前，马鲁卡克斯停下脚步，突然显得很难为情。他试探地说：“看着不怎么样，不过有时候东西非常好吃。也许您想找个更好的地方？”
“啊，不用，您决定好了。”
马鲁卡克斯露出释然的表情：“我想着最好先问问您。”他说着就推开店门。铃铛叮叮咚咚地响。
铺子里塞满了存货，看上去只比电话亭大一点。屋子四面都立着擦痕明显的松木架子，上面胡乱塞着各种瓶子和样子古怪的杂货。架子上和天棚上都挂着香肠，宛如丰盛的热带水果，形状各异，颜色多样。这堆东西中间，一个身材结实的妇人正在给一个婴儿喂奶。她身子倚着磅秤后面一堆装粮食的麻袋。她咧嘴一笑，对两个人说了什么。马鲁卡克斯回答了一句，示意拉蒂默跟着，接着带他绕过几只腌黄瓜的瓦罐，俯身穿过一串羊奶奶酪，推开一扇门，来到一条过道。过道尽头就是饭店。
不可思议的是，里面竟然摆了五张桌子。其中两张桌子坐了一群男男女女，都在唏里呼噜地喝汤。他们俩占了第三张桌子。一个穿衬衫、扎绿粗呢围裙的小胡子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用保加利亚语大声招呼。
拉蒂默说：“还是您来点吧。”
马鲁卡克斯对侍应生说了句什么，对方捻着小胡子，晃晃悠悠地走到一个黑黢黢的墙壁豁口前，喊了一嗓子。远远有个声音应了。看样子豁口是通到地下室的。小胡子端了一瓶酒和三只玻璃杯回来。
马鲁卡克斯说：“我点了伏特加，但愿您喜欢。”
“非常喜欢。”
“好。”
侍应生倒了三杯酒，自己端起一杯，冲拉蒂默点点头，头一仰，一杯酒一饮而尽，接着就走开了。
马鲁卡克斯客气地说：“祝您健康。”两个人放下酒杯后，他接着说：“既然咱们一起喝过酒，就是同志，我就能有话直说了。”他抿了抿嘴，皱起眉头，突然冲口而出，“我受不了别人跟我拐弯抹角。我是希腊人，希腊人一闻，就知道是不是谎话。所以希腊商人在法国和英国才无往不利。我一看你那封信，就闻出是谎话。还不只是谎话。说什么相关信息能用到侦探小说里，根本是侮辱智商。”
拉蒂默不自在地道歉：“对不起，真正的原因太过古怪，所以我没有直说。”
马鲁卡克斯闷闷不乐地说：“上一次类似的情况，是有个人要写一本给美国人看的通俗欧洲政治指南，来找我提供消息。等我终于拜读完这本大作，一个星期都不舒服。你得明白，不是身体抱恙，而是心里。我尊重事实，而这本书让我非常头疼。”
“我不是为了写书。”
马鲁卡克斯笑了：“你们英国人总喜欢扯到自己身上。听着!我跟你做一笔交易吧。你想知道的我会告诉你，之后你也要把这个古怪的原因告诉我。同意吗？”
“同意。”
“很好。”
汤上来了。很稠，放了很多香料，还加了酸奶。马鲁卡克斯边吃边娓娓道来。
文明濒死之时，能收获政治威信的并非是最精明的诊断医生，而是陪床态度最好的那一位。这是无知授予平庸的奖章。不过，还有一种政治威信是以一种可悲的尊严换来的，例如一个持自由主义思想的政党领袖之于内部的极端分化。凡是悲剧人物都具有这种尊严。不管这两个极端最终是同归于尽，还是其中一派占了上风，他都注定了悲剧收场，要么遭人唾骂，要么壮烈牺牲。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保加利亚农民党领袖、首相兼外交部长。农民党在内部斗争中无暇他顾，面对反动力量不攻自破。它还来不及开枪自卫，就一命呜呼。
1923年1月初，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在洛桑会议后返回国内不久，结束的序幕就拉开了。
1月23日，南斯拉夫(当时的塞尔维亚)政府向保加利亚正式提出抗议，谴责“科米塔吉”[2]穿过南斯拉夫边境展开了一系列武装袭击。几天之后，2月5日，国王[3]同公主在索菲亚出席国家剧院周年庆典，一颗炸弹扔进了几位部长的包厢。炸弹爆炸了。几个人受了伤。
这两场暴行的主谋和对象都显而易见。
从一开始，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对南斯拉夫政府的态度就是姑息以及和解。两国关系迅速改善。但是，反对意见来自马其顿自治力量，为首的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其顿革命委员会。委员会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都有成员，因为担心受到两国联合打击，于是开始逐步破坏两国关系，消灭他们的眼中钉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科米塔吉”的突袭以及剧院投弹事件开启了一连串恐怖袭击行动。
3月8日，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亮出王牌，宣布国民议会于13日解散，4月重新选举。
反对派如临大敌。农民党带领保加利亚蒸蒸日上，农民坚决拥护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大选之后，他的地位将越发稳固。一夜之间，马其顿革命委员会多了一笔资金。
紧接着，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和铁道部长阿塔纳索夫在毗邻色雷斯的哈斯科沃遭人暗杀。阴谋在最后一刻才败露。几个负责打击“科米塔吉”行动的警察官员，包括佩特里奇市行政长官，都遭到死亡恐吓。面对种种威胁，选举被迫延期。
6月4日，索菲亚警方发现了一个暗杀阴谋，目标不仅是斯塔姆博利伊斯基，还包括军政部长穆拉维耶夫以及内政部长斯托亚诺夫。一个怀疑是受命刺杀斯托亚诺夫的年轻陆军军官在同警方的交火中被击毙。警方还得知，由策划恐怖行动的委员会安排，一批年轻军官已经抵达索菲亚。警方随即展开搜查。警察已渐渐无力控制局面。
此时此刻，农民党应该采取行动，将农民支持者武装起来。但是他们无所作为，反而在内部玩弄权术。在他们眼里，敌人是马其顿革命委员会，一个恐怖团伙，区区一个小组织，绝不可能推翻有数十万农民拥护的政府。他们没有察觉委员会的行动不过是烟幕弹，真正的敌人反对派正稳步筹备进攻。他们很快就为这次失察付出了代价。
6月8日午夜，风平浪静。9日凌晨4点，除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之外，政府官员全部入狱，国家进入军事管制。这场军事政变的首领仓科夫[4]、卢瑟夫都和马其顿委员会毫无瓜葛。
斯塔姆博利伊斯基这才号召农民支持者团结御敌，可惜为时已晚。几周之后，在距离索菲亚几百英里外的乡下，他和几个追随者被包围在一间茅屋里，最终被俘虏，不久之后遭枪决，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
拉蒂默一边听马鲁卡克斯陈述，一边在心里整理事实线索。这个希腊人语速很快，但喜欢乘机从事实扯到革命理论。等他说完的时候，拉蒂默的茶已经续到了第三杯。
两个人半晌都没说话。接着拉蒂默开口问：“委员会的资金是谁提供的，你知道吗？”
马鲁卡克斯咧嘴一笑：“事情过后，开始有一些传言。种种解释中，我个人认为最可信的，并且是我唯一能找到证据的，是说资金来自替委员会打理存款的银行，名叫‘欧亚信用信托’。”
“你的意思是，钱是第三方通过这家银行提供的？”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钱就是这家银行自己提供的。我碰巧查到一件事。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当政期间，列弗[5]汇率上涨，这家银行如临大敌。1923年初，在局势愈演愈烈之前，列弗价值在两个月内翻了一番，从800兑一英镑涨到400左右。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查到具体数字。指望汇率下跌、近三个月出售远期外汇的，眼看就要损失惨重。那个时候的欧亚信用信托，可不是会吃这种大亏的那种银行——现在也一样。”
“那它是哪种银行？”
“银行注册地是摩纳哥，这就是说，他们不仅不需要在经营所在地国家纳税，也不需要公布财务表，所以什么都查不到。这样的银行在欧洲还有不少。总部设在巴黎，不过在巴尔干半岛运营。业务之一是资助保加利亚非法走私的秘密海洛因制造。”
“依你看，仓科夫政变是这家银行资助的吗？”
“有可能。最起码，银行的资金为政变创造了条件。在哈斯科沃刺杀斯塔姆博利伊斯基和阿塔纳索夫的，是特地雇佣的外国杀手，这是公开的秘密。还有很多人说，虽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但最终会渐渐平息，怪就怪外国安插的破坏分子。”
这是拉蒂默的意外收获。
“哈斯科沃案的细节我能查到吗？”
马鲁卡克斯耸耸肩膀：“都过了十五年。警察那儿大概有记录，不过我看希望不大。要是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拉蒂默打定了主意：“好吧，我答应告诉你，我说到做到。”他一口气说了下去，“几周前我在伊斯坦布尔和一个人吃午饭，这个人刚巧是土耳其秘密警察头目。他喜欢看侦探小说，想把他构思的故事让给我用。我们正在讨论真实和虚构的凶手的优劣，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读了一个人的档案。这个人叫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也叫迪米崔·塔拉特，一个无恶不作、心狠手辣的人。他在士麦那杀了人，并且设计另一个人被当成凶手绞死。他参与了三起暗杀，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他当过法国间谍，还是巴黎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我听说这个人的前一天，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他腹部中了一刀。我莫名地对他产生好奇，就请这个朋友带我去停尸房看一看。迪米崔躺在停尸台上，衣服叠好了放在旁边。
“可能是因为我午饭吃得心满意足，一时犯糊涂，总之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好奇心，想去了解这个迪米崔。你也知道，我靠写侦探小说为生。我跟自己说，要是我试一试自己当侦探，而不只是写别人破案，说不定另有收获。我的打算是把档案里的空白填上。但这只是借口。我不愿意承认，其实我的兴趣不在于当侦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现在想，我对迪米崔的兴趣来自传记作家，而不是侦探。这里面还有感情的因素。我想要解释迪米崔，想要理解他的动机、他的思想。仅仅给他贴一个‘不可取’的标签，不能让我满足。在我看来，他不是停尸房的一具尸体，而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单独的个别现象，而是逐渐瓦解的社会之中的一个部件。”
他顿了一顿：“好了，马鲁卡克斯，我说完了!我来索菲亚，还让你浪费时间去查十五年前的事，就是出于这个理由。我用写侦探小说的时间和精力为一本人物传记收集材料，但这本传记永远不会问世。我自己都觉得不切实际。你一定更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这就是我的解释。”
他靠着椅背，骂自己犯傻。还不如仔细编一个谎话。
马鲁卡克斯本来一直盯着自己那杯茶。他抬起头。
“你对迪米崔的这份兴趣，你在心里是怎么解释的？”
“我刚刚说过了。”
“不对，我不这么看。你在自欺欺人。你真正的想法是，要是能为迪米崔的所作所为找到合理的解释，能理解他，你就能理解这个所谓的‘逐渐瓦解的社会’。”
“你的看法很新颖，不过恕我冒昧，这个看法过于简单。我想我不能认可。”
马鲁卡克斯耸耸肩膀：“这是我的理解。”
“谢谢你相信我。”
“为什么不相信？太荒诞了，不能不信。迪米崔在保加利亚的事，你知道多少？”
“很少。我知道他在刺杀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阴谋中充当了中间人。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他曾亲自开枪。1922年11月底，他离开雅典，当时警方以抢劫和谋杀未遂罪通缉他。这是我自己查到的。我认为，他走海路到了保加利亚。他在索菲亚有案底。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1924年土耳其秘密警察因为另一个案子调查他，向各国打听消息。这儿的警察审问了一个和他有来往的女人。”
“要是这个女人还住在这儿，并且还活着，那能找她聊聊就好了。”
“的确。我从士麦那查到雅典，他在雅典化名塔拉迪斯，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一个认识他的人。很不幸，我连这个女人叫什么也不知道。”
“警方记录里应该有。你要是有兴趣，我可以去打听打听。”
“我不能再麻烦你了。要是我想浪费时间去查警方记录，那是我的自由，谁也无权阻止，不过我没有理由去浪费你的时间。”
“能阻止你浪费时间的理由很多。第一，你看不懂保加利亚语；其次，警察会为难你。我呢，上帝保佑，是受雇于法国通讯社的正牌记者，所以享有一定特权。况且，”他咧嘴一笑，“你的侦探实验听来可笑，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人类的荒唐行为总是叫人着迷，是不是？”他环顾四周。顾客都走光了，侍应生脚搭在桌子上睡着了。马鲁卡克斯叹了口气：“咱们不得不叫醒那个可怜鬼，好让他结账。”
抵达索菲亚的第三天，拉蒂默收到马鲁卡克斯的来信。
他这三天过得还算惬意。他逛了美术馆，欣赏了亚历山大二世[6]的雕塑，在咖啡馆里闲坐，沿街漫步，爬了维托沙山，去了剧院，还看了一场配保加利亚语字幕的德国电影。他刻意不去想迪米崔，而把心思用在他要写的新书上。前者比后者执行起来要难，对此他只是微微感到不愉快。
马鲁卡克斯的信让他把新书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亲爱的拉蒂默先生：(信是用法语写的)
我依照承诺，从警局查到了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的全部资料，随信附上摘要。你会发现，内容并不完整。很耐人寻味，是吧？能不能找到这个女人还说不准，得等我再交几个警察朋友。咱们明天可以碰个头。
致以我最真挚的问候!
N. 马鲁卡克斯
摘要附在另一张纸上：
警察案卷，索菲亚1922–4
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国籍：希腊。出生地：萨洛尼卡。出生时间：1889年。职业：自称无花果包装工人。入境：瓦尔纳，1922年12月22日，乘坐意大利轮船“美丽岛”号。护照或身份证件：义赈会身份证，编号T53462。
1923年6月6日，警方在索菲亚佩罗茨卡街“行家”咖啡馆检查其证件；与他同坐的女人名叫伊拉娜·普雷韦扎，希腊出生的保加利亚人。D. M. 同外国罪犯有往来。1923年6月7日，安排遣送出境。1923年6月7日， A. 伐佐夫申请具保，随即获释。
1924年9月，土耳其政府请求协助调查一名杀人犯，名为“迪米崔”的无花果包装工人。一个月后，提供上述信息。伊拉娜·普雷韦扎接受询问时称，接到马克洛普洛斯从阿德里安堡的来信。她提供如下描述：
身高：182厘米。眼睛：褐色。肤色：黝黑，未蓄须。头发：黑色直发。明显特征：无。
摘要下面，马鲁卡克斯写了一行字。
注：这只是一般性警察档案。提到保密文件中还有第二份档案，但禁止查阅。
拉蒂默叹了口气。毫无疑问，这第二份档案记录了迪米崔在1923年那场阴谋中扮演的角色。看来保加利亚当局掌握的信息并不少，只是不愿透露给土耳其警方。知道这些信息存在，却可望不可即，没有比这更叫人气恼的了。
不过，现有的信息里倒也有不少东西值得深思。最明显的一点是，1922年12月，航行在黑海上的意大利轮船“美丽岛”号从比雷埃夫斯驶向瓦尔纳途中，编号T53462的义赈会身份证发生了一处改动。迪米崔·塔拉迪斯变成了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要么是迪米崔发现自己是伪造证件的天才，要么是他找了这方面的天才。
伊拉娜·普雷韦扎!这才是真正的线索，得仔细追查下去。要是她还在人世，那就一定有办法找到她。但眼下，这个任务只能交给马鲁卡克斯了。还有一点，她是希腊裔，说明迪米崔应该不懂保加利亚语。
“同外国罪犯有往来”，这一句含糊不清。什么样的罪犯？哪国的？往来到什么程度？为什么安排他遣送出境的日期恰好在仓科夫政变两天前？那山雨欲来的一周里，难道索菲亚警察搜查的杀手里有迪米崔？哈基上校对迪米崔是杀手这个想法嗤之以鼻。“他这种货色可不敢冒这个险。”不过，哈基上校对迪米崔并不是了如指掌。还有，这个如此及时又如此有效地替迪米崔解围的A. 伐佐夫究竟是什么人？这些问题的答案，一定都在那份机密档案里。着实叫人气恼!
至于外貌描述，基本和大多程式化的描述一样，能套在几万个人身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对一个人，甚至是对知己的认识，都只是基于一知半解的模糊印象，形成的这个脸谱人物，对观察对象的意义倒不如对观察者的意义大。一个矮个子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够高，就会说普通身高的人是高个子。倘若只图舒服，应付一般的爱恨情仇，应付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脸谱人物也算差强人意。但拉蒂默并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迪米崔的肖像画，艺术家笔下的肖像画，一笔一画，深浅有致，并且需要体现人物灵魂的点睛之笔。要是找不到，他只能亲自动笔，把警察档案里的草草涂鸦叠加拼凑，希望能让二维的画像最终变成三维的人。黑人在惊慌之下的描述不无裨益。但是，这个女人的描述却完全帮不了他下笔。很可能警察对她进行了恐吓。“不许说谎!快交代他的样貌。身高？眼睛颜色？头发？你跟他熟着呢。我们都知道。最好老实交代……”诸如此类的。
但奇怪的是，这份秘密档案中也还是没有警方对迪米崔的外貌描述，也没有照片。迪米崔可能被拘留了几个小时，A. 伐佐夫就出手救人了。
还有一件事颇为蹊跷。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迪米崔的具体身高呢？就算是对最好的朋友也未必清楚。通常一个人连自己的身高都不清楚。
拉蒂默渐渐冒出一个想法。哈基上校想不动声色地套出迪米崔的消息(还有刺杀凯末尔的阴谋)，但假设他的小把戏并不如预想的奏效。假设保加利亚当局看穿了他的心思。据上校说，索菲亚警方掌握的消息很少，但这第二份档案表明他们掌握的其实很多，只是不愿向上校透露。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提供那份信息？要打发上校散发的请求，办法多得很。最简单的就是遗憾地表示没听过迪米崔这个人。拉蒂默随即又想起哈基上校的那句话，指使者为“一个友好邻邦所青睐”。这个“友好邻邦”自然急于表示乐于帮忙吧？这个猜测不无道理。如果所青睐之人落款是“欧亚信任信托和A. 伐佐夫”，那事情就有意思了。也许想除掉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人也有“充分的理由想除掉加齐”。说不定迪米崔……
拉蒂默耸耸肩膀。这些全都是凭空猜测。查不到这份禁止查阅的档案，也就没有办法，也不可能有办法证实其中的任何一点。他不情愿地把心思拉回到新书上。
他给马鲁卡克斯留了一张便条，隔天早上对方就打来电话。两人约好当天晚上一起吃饭。
“警察那边有新进展吗？”
“有，晚上见面我一起告诉你。再见。”
到了晚上，拉蒂默又像从前等考试成绩那样，有点兴奋，有点担心，非常气恼几天前就出来的成绩非要郑重其事地拖几天才公布。他对马鲁卡克斯露出苦笑。
“真是太麻烦你了。”
马鲁卡克斯手一挥：“胡说，我亲爱的朋友。我说过，我很感兴趣。咱们还去那家杂货铺吧？在那儿可以安静地说话。”
接着，一直到吃完饭，他都在滔滔不绝地分析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下一场欧洲大规模战争中的局势。拉蒂默忍不住像他笔下的杀人犯那样，动起了歹念。
“好了。”希腊人终于回到正题，“关于你这位迪米崔的问题，咱们今天晚上得出去一趟。”
“什么意思？”
“之前我说要交几个警察朋友，我已经办到了。所以我查到了伊拉娜·普雷韦扎的下落。并不是很难。她原来挺有名气的——在警察圈子里。”
拉蒂默感觉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她在哪儿？”
“从这儿走路过去5分钟。她经营一间Nachtlokal[7]，叫圣母马利亚。”
“Nachtlokal？”
马鲁卡克斯咧嘴一笑：“啊，也可以叫夜总会。”
“原来如此。”
“她原先不是自己经营，这么多年的时间里她时而一个人时而替别家干活。她年纪大了，又有点积蓄，所以才自己开了一家。她五十岁上下，不过看着年轻一些。警察相当喜欢她。她晚上10点才起床，所以咱们得先等一会儿，再去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跟她说上话。她对迪米崔的描述你看过了吧？没有明显特征!真好笑。”
“你觉不觉得蹊跷？她知道迪米崔的身高刚好是182厘米。”
马鲁卡克斯皱着眉问：“怎么蹊跷了？”
“很少有人知道自己的确切身高。”
“你的意思是？”
“我猜这份描述来自你提到的第二份档案，而不是这个女人。”
“那又怎么样？”
“一会儿再说。你知道A. 伐佐夫是谁吗？”
“我正想告诉你呢。这个问题我也问了。他原本是个律师。”
“原本是？”
“他三年前去世了，留下一大笔钱，后来被一个住在布加勒斯特的侄子继承了。他在本地没有亲人。你想说什么？”
拉蒂默略带歉意地说了他的推测。
马鲁卡克斯皱着眉头听完：“可能你猜得对，我也不知道。像你说的，没办法证明。凯末尔一向反对金融家，特别是那种国际的。他信不过那些人，这是有道理的。他一度不肯接受外国贷款，这等于是打金融家的嘴巴。我的朋友，对这个想法也不用这么没自信。有些道理。国际大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动革命，这也不是第一次。从前，革命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号，像内克尔和法国大革命。如今敌人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号也就变成了‘法律、秩序、健全的财政’。暗杀？要是暗杀对生意有好处，那就搞呗。当然不会在巴黎、伦敦、纽约了，老天，怎么会!杀手也不会从董事会里选。办法很简单。有人会说：‘要是那个某某，那个无赖，那个破坏因素，那个和平与繁荣的威胁，能消失多好啊。’就这样。就是表达一个愿望。不过我的朋友，会有一位上心的听众，他的任务就是听在耳朵里，记在心上，吩咐下去，负责完成，保证达成目的，又绝口不提手段。你的国际金融家要靠好运气，要是命运有点儿健忘，那就得扯扯命运的手肘。”
“这就是迪米崔的用处!”
“啊，不，我不这么想。这个负责扯手肘的，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结交的都是达官贵人。他是个谦谦君子，太太风姿绰约，收入据称来自最精挑细选的证券。他时不时要出差，含糊其词地说谈生意，那些好教养的朋友都晓得三缄其口。他得过一两枚外国勋章，佩戴着出席最有用的外交场合。”希腊人的嗓音突然粗哑起来，“但是，他也认识迪米崔之流，流氓阶级，钻营的、贪污的、卧底的，社会渣滓，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没有什么政治信念。对他而言，人与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就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他笃信适者生存，信仰弱肉强食的福音，因为他赚钱的手段就是让弱者还没变成强者前死去，让丛林法则永远支配世界的事务。他无处不在。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有他的身影。他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的主子，大资本需要他。国际大资本的运作也许只靠几张纸，但蘸的墨可是人血!”
他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拳头砰地砸在桌子上。拉蒂默天生的英国人性格叫他总是受不了玩弄辞藻，其间他只好盯着自己的盘子。他这时抬起头，犹豫着要不要说自己听出有一两句出自《共产党宣言》，最后决定不提为妙。毕竟这位希腊人帮了大忙。
他说：“真有点慷慨激昂。你不觉得有点夸大其词吗？”
马鲁卡克斯对他怒目而视，接着突然咧嘴笑了：“当然是夸大其词了。有时候说说非黑即白的话挺舒服，虽然看待事情得用深深浅浅的灰色。不过你该明白，夸张的成分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这种人确实存在。”
“真的？”
“其中一个曾经是欧亚信用信托的董事。他叫安东·伐佐夫。”
“伐佐夫!”
希腊人得意地咯咯笑：“我本来想一会儿给你一个惊喜，不过还是现在就告诉你吧。我从档案上查到的。欧亚信用信托直到1926年才在摩纳哥注册，之前的董事名单一直保留到现在，可以查阅，但你得有门路。”
拉蒂默语无伦次地说：“这，这太重要啦。你难道不明白……”
马鲁卡克斯没等他说完，就招呼结账。他狡黠地瞧着拉蒂默：“你知道吗，你们英国人真是绝了。世界上只有你们英国人以为常识被你们独占了。”
[1] 索菲亚的中央大道，以斐迪南一世的妻子波旁-帕尔马的玛丽亚·路易丝公主命名。
[2] Comitadji，字面意为委员会成员，原指奥斯曼帝国末期巴尔干半岛的反抗组织，后不同背景下有不同特指。
[3] 鲍里斯三世，斐迪南一世之子，1918—1943年在位。
[4] 又译灿科夫(1879—1959)，政变后出任首相。
[5] 保加利亚货币单位。
[6] 沙皇解放者纪念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骑马像，纪念俄土战争中(18771878)俄军“解放”保加利亚。
[7] 德语，字面意思为夜饭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