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彼得斯先生

两天后,拉蒂默离开了士麦那。他没有再见到梅诗金。

一个人天真地以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浑然不知在这场游戏中他根本身不由己,这种情形一向令人痴迷。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东林怨》,大多数精彩的戏剧都少不了这个关键元素。但是,如果这个人就是自己,等他回首反思时,这种痴迷不免略显病态。拉蒂默就是如此。事后,他回想在士麦那的那两天,感到悚然心惊,不仅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懵然不知,更因为他无知却又沾沾自喜。他以为自己瞪大了眼睛,殊不知眼睛一直紧闭着。这一点倒也没办法。最叫他难堪的是,他竟然那么久都没能看清事实。诚然,他有些妄自菲薄,不过自尊心的确受了伤害;他在不知不觉间,从一个成熟冷静的旁观者变成了闹剧的推动者。

不过,对这次近在眼前的耻辱,他还一无所知。和梅诗金吃完饭的第二天上午,他坐在桌前,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整理探案实验的材料。

1922年10月初,迪米崔离开了士麦那。他身上有钱,应该是出了船费,搭上一艘希腊轮船。哈基上校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是两年之后,他人在阿德里安堡。这两年间,保加利亚警方查出他参与了在索菲亚刺杀斯塔姆博利伊斯基的阴谋。拉蒂默不大清楚这起行动的具体时间,不过他动手列了一份大致的年表。

眼前的问题一清二楚。杀害肖洛姆之后的六个月间,迪米崔从士麦那潜逃,最终去到索菲亚,卷入暗杀保加利亚首相的阴谋。需要多久才能卷入暗杀首相的阴谋,拉蒂默判断起来有些困难,不过基本可以肯定,迪米崔抵达索菲亚,一定是在离开士麦那之后不久。如果他的确是搭希腊轮船走的,那他必然要经过比雷埃夫斯和雅典。从雅典到索菲亚,他可以走陆路,取道萨洛尼卡;也可以走海路,经由达达尼尔海峡和金角湾,抵达保加利亚黑海沿岸的港口布尔加斯或者瓦尔纳。当时伊斯坦布尔仍由协约军占领,他本不必担心。那么,是什么促使他去了索菲亚?

不过,眼下顺理成章的选择是去雅典继续追查线索。这并非易事。当年的难民数以万计,就算有这样一本名册记录,并且保留至今,只怕也是残缺不全了。不过,做失败的打算毫无意义。他在雅典有几个珍贵的朋友,要是这本记录存在,他差不多可以肯定他有办法拿到手。他合上了笔记本。

第二天,每周一趟的轮船从士麦那发往比雷埃夫斯,拉蒂默就在乘客当中。

土耳其占领士麦那之后的几个月,八十多万希腊人返回祖国,一船一船的难民接踵而至。甲板上、船舱里都挤满了人,许多人衣不蔽体,饥寒交迫。一些人怀里还抱着来不及下葬的孩子。斑疹伤寒和天花病菌乘虚而入。

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祖国母亲食物短缺,药品匮乏。在匆忙搭建的临时难民营里,他们像苍蝇一样成批地死去。雅典城外,在比雷埃夫斯,在萨洛尼卡,无数生命在希腊的严冬里逐渐腐烂。之后,国际联盟在日内瓦总部举行第四次全体大会,表决通过向南森救济组织贷款10万金法郎,立即投入希腊。抢救工作开始了。大量的难民居住地得以建成。衣食药物源源不断地供应。传染病得到了遏制。活下来的人纷纷融入了新环境。有史以来第一次,善意和理性阻止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人类这种动物仿佛终于恢复良知,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人性。

这些情况,是拉蒂默到了雅典后从朋友西安托斯嘴里听来的。不过,听他提起调查的事,西安托斯嘴一抿。

“士麦那难民的完整名册?太离谱了。要是你当时亲眼目睹……那么多人,那种惨状……”后面跟着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怎么会感兴趣?”

拉蒂默之前就想到,这个问题会一再出现,于是相应地准备好了回答。要是原原本本地解释自己纯粹出于学术原因想追查一个死了的叫迪米崔的罪犯,不仅说来话长,而且难以启齿。况且,对于胜算如何,他不急于征求他人的意见。他自己的想法估计就够丧气了。在土耳其停尸房里萌发的奇思妙想,到了希腊明媚的秋日暖阳下,也许只会显得荒诞无稽。他干脆一个字不提。

他回答说:“我在写一本新书,有个细节必须验证一下。我想看看,究竟能不能查到多年前的某一个难民。”

西安托斯说了句原来如此,拉蒂默羞愧地讪笑。只要说自己是个作家,再异想天开的言行举止都不足为怪了。

他之所以找西安托斯,是因为知道对方在雅典政府出任要职,可等待他的是第一次失望。一个星期过去了,到最后西安托斯才告诉他说的确有一本名册,只不过由市政当局保管,闲杂人等不能查阅。得有允许才行。这样又耗费了一个星期。这个星期,是在等待、在咖啡馆闲坐、在结交同市政府有关系的贪杯人士中度过的。许可总算弄到了,第二天,拉蒂默就来到档案保管局。

问讯处里铺着瓷砖,四壁萧然,柜台设在一角,负责人坐在柜台后面。他听了拉蒂默提供的信息,耸耸肩膀。一个叫迪米崔的无花果包装工人?1922年10月?查不了。名册是按姓氏字母顺序归档的。

拉蒂默心一沉。他费尽周折,却要空手而回了。他道了声谢,刚转身要离开,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就算再不可能……

他又转过身,对负责人说:“他可能姓马克洛普洛斯。”

按他的说法,他当时隐隐感觉有个男人从正对着街面的问讯处大门走了进来。阳光倾斜着洒进屋子,新来的人从窗前走过,一瞬间,一个长长的影子扭曲地投在瓷砖地上。

负责人重复一遍:“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这就好多了。名册上要是有这个名字,那就能找到。这是耐心和管理的问题。这边请。”

他说着话便掀开柜台活板,让拉蒂默走进去。他扶着活板的时候,朝拉蒂默肩膀后面瞥了一眼。

“走了!”他感叹了一声,“我的管理工作没人帮忙,担子都得我一个人来挑,可他们一点儿耐心也没有。我这会儿正忙着,他们一刻也不能等。”他耸耸肩膀,“那是他们的事。我尽好自己的本分。请跟我来吧。”

拉蒂默跟在他身后,走过一段下楼的石头楼梯,来到一间宽敞的地下室,看到里面全是一排排的铁柜子。

“管理,这就是现代治国的秘密。”负责人侃侃而谈,“管理将使希腊更加强盛。新的帝国。不过耐心也必不可少。”他领着拉蒂默走到屋子一角的一排小柜子前,拉开一只抽屉,用指甲拨拉一张张卡片,最后停在其中一张卡片前,细看了一会儿,推上抽屉。“马克洛普洛斯。要是有这个人的记录,那就在16号抽屉里。这就是管理。”

但是,在16号抽屉里,他们一无所获。负责人无奈地一摊手,又翻了一遍,还是没有。拉蒂默突然灵光一闪。

他孤注一掷地说:“试试塔拉特这个姓。”

“可那是土耳其姓啊。”

“我知道。试试吧。”

负责人耸耸肩膀。他再次翻看目录,之后有点失去耐心地说:“27号抽屉。你确定这个人来了雅典?不少人去了萨洛尼卡。这个无花果包装工人有什么特别?”

这也正是拉蒂默担心的问题。他没说话,只默默看着负责人用指甲拨拉另一排卡片。指甲突然不动了。

“找到了?”拉蒂默急忙问。

负责人抽出一张卡片。“这儿有一个。是个无花果包装工人,不过名字叫迪米崔·塔拉迪斯。”

“我看看。”拉蒂默拿过卡片。迪米崔·塔拉迪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他发现了哈基上校都不知道的线索。迪米崔在1926年前用过塔拉特这个姓。毫无疑问,这就是迪米崔。他只不过在姓后面添了个希腊姓氏的后缀。他凝视着卡片。上面还有些线索,也是哈基上校不知道的。

他抬头望着笑容满面的负责人:“我能抄一份吗?”

“当然可以。耐心和管理,看见了吧。我的管理就是方便使用的。不过记录不能离开我的视线,这是规定。”

在这位管理和耐心的信徒略带费解的眼光注视下,拉蒂默把卡片上的内容一字一句地抄在笔记本上,直接翻译成英语。他写道:

编号T. 53462

国家义赈会

难民区:雅典

性别:男。姓名:迪米崔·塔拉迪斯。出生时间地点:1889年,萨洛尼卡。职业:无花果包装工人。父母:推测死亡。身份证件或护照:身份证丢失;自称签发于士麦那。国籍:希腊。抵达日期:1922年10月1日。来自何地:士麦那。检查结果:体格健全,无疾病,身无分文。安置地点:塔布里亚。临时身份证件已签发。注:1922年11月29日,主动离开塔布里亚。1922年11月30日,雅典发出通缉令,涉嫌抢劫和谋杀未遂。推测已由海路潜逃。

是了,是迪米崔没错。出生时间和希腊警方提供给哈基上校的(及其1922年之前得到的)信息吻合。但出生地点不一致。土耳其档案里写的是拉里萨。迪米崔为什么故意做了改动?如果他谎报姓名,那么他应该知道,不管是萨洛尼卡还是拉里萨,只要核对人口记录,暴露的概率都是一样的。

1889年,萨洛尼卡!为什么要选萨洛尼卡?拉蒂默突然明白了。可不是!答案很简单。1889年,萨洛尼卡属于土耳其领土,属于奥斯曼帝国。那个年代的人口记录,希腊当局十有八九查不到。迪米崔显然不是傻瓜。但是,他又为什么编出塔拉迪斯这个姓呢?为什么不干脆挑一个常见的希腊姓?“塔拉特”这个土耳其姓显然对他有某种特殊意义。至于士麦那签发的身份证,自然而然是“丢失”了,因为上面的姓应该是马克洛普洛斯,并且在希腊有案底。

抵达日期和军事法庭语焉不详的时间记录也大致相符。和大多数难民不同,他体格健全,没有染病。不用说。多亏了肖洛姆的钱,他得以乘船抵达比雷埃夫斯,比起成千上万挤在难民船上的人,是要舒服多了。迪米崔懂得为自己打算。这个无花果包装工人深谙包装之道。迪米崔从此化蛹成蝶。毫无疑问,他下船时身上还揣了大笔肖洛姆的钱,但是,义赈会却说他“身无分文”。他倒是明智。不然的话,他说不定要被迫给那些不懂为将来打算的蠢货买吃的和穿的。不过,他的花销也不小,以至于需要再找一个肖洛姆。他一定后悔分给德里斯·穆罕默德那一半了。

“推测已由海路潜逃”。第二次抢劫的进账,加上第一次剩下的,他自然有能力坐船逃往布尔加斯。显而易见,走陆路风险太大。他只有临时身份证件,在边境关卡很可能被拦住,可到了布尔加斯,国际义赈会签发的证件则有相当的分量,当局会对他放行。

负责人竭力宣扬的耐心渐渐消磨殆尽。拉蒂默交回卡片,恰如其分地表达过谢意,若有所思地返回酒店。

他暗暗得意,因为他发现了关于迪米崔的新线索,而且是靠自己。诚然,这不过是例行调查,不过也是耐心和坚持的结果,延续了苏格兰场的优良传统。况且,要不是突然想到查塔拉特这个姓……他真想把探案发现报告给哈基上校,但是绝对不行。上校十有八九理解不了这个侦探实验的初衷。更何况,此时此刻迪米崔已经在地底下腐烂,他的档案也封存进土耳其秘密警察的资料库。眼下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索菲亚案。

他努力回想战后的保加利亚政治,并很快得出结论,他的相关知识少之又少。他知道,1923年,斯塔姆博利伊斯基领导的政府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至于程度如何,他毫无头绪。有一场暗杀,之后在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怂恿下——兴许是领导下发生了军事政变。斯塔姆博利伊斯基从索菲亚逃走,试图组织反革命,不久被处死。拉蒂默想,这就是事情梗概,至于其中的是非对错(如果说确实有划分标准)、卷入其间的各派势力,他都一无所知。得把事态究竟弄清楚,而这就需要去一趟索菲亚。

当天晚上,他请西安托斯吃饭。拉蒂默知道,西安托斯这个人爱面子又大方,喜欢听朋友们倾诉烦恼,要是能恰到好处地利用职务之便帮他们解决烦恼,他更是飘飘然。拉蒂默先是为市政记录的事向他道谢,接着提起索菲亚的话题。

“亲爱的西安托斯,我还得冒昧地麻烦你帮忙。”

“求之不得。”

“你在索菲亚有没有认识的人?我想弄一封介绍信,找一个有见识的记者,帮我了解1923年保加利亚的政治内幕。”

西安托斯捋了捋一头银发,露出佩服的笑:“你们作家的品位真是古怪。也许有门路。你想找希腊人还是保加尔人?”

“最好是希腊人。我不会说保加利亚语。”

西安托斯思索片刻:“索菲亚有个人,叫马鲁卡克斯。他是一间法国通讯社驻索菲亚的记者。我不认得他,不过也许能拜托一个朋友写信给他。”两个人正坐在饭店里,西安托斯鬼鬼祟祟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对你来说,这个人只有一件事麻烦。我碰巧知道他有……”声音更低了,拉蒂默做好了准备,以为最轻也得是麻风病,“……共产主义倾向。”西安托斯的声音低得像耳语。

拉蒂默眉毛一扬:“我不觉得这是缺点。我认识的共产主义者,每一位都见识过人。”

西安托斯满脸震惊:“怎么可能?我的朋友,这种话可说不得。马克思主义在希腊可是被禁的。”

“这封信什么时候能给我?”

西安托斯叹了口气:“怪人!明天就帮你去要。你们作家呀……”

不出一星期,介绍信就到手了。拉蒂默申请了希腊出境和保加利亚入境的签证,登上了开往索菲亚的夜班火车。

车上人不多,他本来指望能独占一间卧铺,可就在差五分钟发车的时候,搬运夫提了行李进来,放在上层的空铺位上。行李的主人很快进来了。

他用英语说:“很抱歉,占用了您的私人空间。”

这个人身材肥胖,病恹恹的,55岁左右。他一开始在打赏搬运夫,背对着拉蒂默,拉蒂默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那条裤子臀部松垮得厉害,让他走路的样子很像大象的后腿。接着,拉蒂默看到了他的脸,也就忘了裤子。他脸色蜡黄,说不出形状,显然是因为吃得太多,同时又睡得太少。两片厚厚的赘肉上方,那对布满血丝的淡蓝色眼睛好像一直在哭泣。鼻子富有弹性,不尖不圆。整张脸的表情全靠那张嘴。嘴唇苍白,缺少轮廓,看起来比实际厚;嘴紧闭着,盖住了不自然的又白又齐的假牙,始终是强颜欢笑的样子。配上那对哭泣的眼睛,这张嘴让人感到主人在对逆境安之若素,那份顽强令人震惊。这张嘴说,这个人饱受煎熬,命运对他展开了恶毒而残忍的报复,非常人所能承受,但他仍然谦和地相信人性本善。这张嘴说,这位殉道者微笑着面对火焰,他微笑的同时,又忍不住为他人的苦难而哭泣。他让拉蒂默想起从前认识的一个高教会派[1]牧师,这个人因为挪用善款被解除了圣职。

拉蒂默回答说:“这张铺位本来就空着,谈不上占用。”他暗暗叹了口气,因为这个人一直呼呼地喘气,鼻子像堵塞了。十有八九会打鼾。

后上来的乘客坐在铺位上,缓缓地摇头:“您这样说,人真是太好了!这年头,世界上善良的人何其少!为人着想的人何其少!”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拉蒂默,“恕我冒昧,您要去哪儿?”

“索菲亚。”

“索菲亚。是吗?很美的地方,很美。我要坐到布加勒斯特[2]。希望我们能一起度过一段愉快的旅程。”

拉蒂默回答说他也是。这个胖子的英语非常地道,但发音糟糕极了,拉蒂默听不出他是哪里人。口音极重,略带一点喉音,好像嘴里塞满了蛋糕。有几次他说到较难的句子,才说一半就打住了,改成流利的法语或者德语。拉蒂默猜想,他是从书本上学的英语。

胖子转过身,打开一只小公文箱,取出一套羊毛睡衣裤和一双睡袜,还有一本折了角的平装书。拉蒂默看清了书名。《每日智慧撷英》,是法语的。胖子把衣物仔细地摆在行李架上,又掏出一包细长的希腊方头雪茄。

“您会允许我吸烟吧?”他朝拉蒂默递过烟盒。

“请便。我现在不想吸烟,多谢了。”

火车开始加速,列车员进来替他们整理好铺位。等他出去了,拉蒂默就脱掉外衣,躺下了。

胖子拿起书,又放下了。

“您知道吗,列车员说车上有一位英国先生,我一听就知道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旅程。”那副笑容又浮现出来,甜蜜又充满慈悲,像心灵上的鼓励。

“您太客气了。”

“不不,我就是这样想的。”烟呛得他直淌眼泪。他抓起一只袜子擦了擦,惆怅地说:“我真糊涂,不该吸烟的。我的眼睛有点毛病。智慧的上苍给了我这双有毛病的眼睛,自然有他的目的。也许是让我更深刻地体会造物之美——大自然美不胜收的衣裳,树木、花朵、云彩、天空、积雪的群山、壮丽的景色、金碧辉煌的落日。”

“您应该配一副眼镜。”

胖子摇摇头,庄重地说:“要是我需要眼镜,上苍就会指引我去寻找。”他热切地探过身子,“我的朋友,您难道不觉得,冥冥之中,在我们头上,在我们周围,在我们内心,有一种力量,一种命数,指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这个问题太大了。”

“那不过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纯粹,不够谦卑,所以无法理解。一个人不需要多好的教育也能成为哲学家。他只需要足够纯粹和谦卑。”他纯粹又谦卑地望着拉蒂默,“相互包容——这就是幸福的秘密。我们贫乏的认知无法企及的问题,就留给上苍去解答吧。人不能和命运作对。要是上苍要让我们做不愉快的事,那么请相信,他自有其目的,就算我们有时候琢磨不透。如果上苍让一些人富有,另一些人贫穷,我们也必须安然接受。”他微微打了个嗝,接着抬头凝视拉蒂默头上的行李箱。那个微笑带着淡淡的异想天开的意味。“我常常想,列车里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您怎么想?就说一件行李吧,和人何其相似!在生命之旅中,它会积攒许多五颜六色的标签。但标签只是表象,是展示给世界的皮囊。里面的东西才重要。往往——”他沮丧地摇摇头,“往往行李里面缺少美好的东西。您难道不这样看?”

真叫人反胃。拉蒂默不置可否地咕哝一声,然后说:“您的英语说得真好。”

“我想英语是最美丽的语言。莎士比亚、H. G. 威尔斯——你们出了一些大作家。但是我用英语言不尽意。您应该注意到了,我说法语更自然。”

“那您的母语是……”

胖子伸出两只又大又软的手,其中一只手上戴了一枚脏兮兮的钻石戒指:“我是世界公民。在我眼里,每个国家、每种语言都是美的。要是人人都像兄弟一样,眼里没有仇恨,只有美好的事物就好了。可惜并非如此!总是有共产分子,诸如此类。这必然是上苍的意愿。”

拉蒂默说:“我打算睡了。”

“睡眠啊!”他那位同伴激动地感叹,“赐给我们可怜的人类的无上慈悲。”他接着毫无关系地加了一句,“我是彼得斯先生。”

“彼得斯先生,非常高兴认识您。”拉蒂默坚决地说,“车明天一早就到索菲亚,我就不换衣服了。”

他关掉顶灯,包厢里只剩下幽蓝的应急灯和床铺上方的阅读灯亮着。他掀开毯子,裹在身上。

彼得斯先生没说话,只是若有所失地看着拉蒂默做睡前准备。他开始换衣服了。他灵巧地借着火车的颠簸换好睡衣,爬到铺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从鼻孔里咻咻地喘气。过了一会儿,他翻过身,摸索到那本书,打开来读。拉蒂默关掉自己的阅读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凌晨时分,火车开到两国边界,列车员进来把他叫醒,叫他出示证件。彼得斯先生还在看书。站在走廊里的希腊和保加利亚海关人员已经查过他的证件,拉蒂默也就没能确认这位世界公民的国籍。一位保加利亚官员把头伸进包厢,对着他们的行李皱了皱眉,又把头缩回去了。不一会儿,火车再次出发,穿过了边界。拉蒂默睡睡醒醒,透过窗帘的缝隙,他看见那一线天空先变成蓝黑色,又变成灰色。预计7点到索菲亚。等拉蒂默起来穿衣服、拿行李时,发现彼得斯先生不知什么时候关了阅读灯,合眼睡了。火车颠簸着驶过索菲亚外的轨道交叉点,拉蒂默轻轻拉开包厢门。

彼得斯先生动了动身子,睁开眼睛。

拉蒂默说:“对不起,我本不想吵醒您。”

昏暗的车厢里,胖子的微笑像是小丑的鬼脸:“请不要为我费心了。我没睡着。我想告诉您,最好的酒店是‘斯拉夫语’[3]。”

“多谢您的好意,不过我已经在雅典发过电报,在‘大皇宫’订好了房间。是别人推荐的。您听说过吗?”

“听说过。我觉得那里很好。”火车开始减速了,“再见,拉蒂默先生。”

“再见。”

拉蒂默当时急着洗个澡、吃点早饭,因此没有奇怪彼得斯先生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1] 高教会派,简称高派,源自基督新教圣公宗,主张恢复天主教仪式传统;与之对立的低教会派(低派)则主张简化仪式,思想上倾向于清教徒。

[2] 罗马尼亚首都。

[3] Slavianska Besseda,本意指保加利亚“亲俄分子”的俱乐部兼阅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