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巴黎，1928—1931
“忙完了一天的工作，我常常坐在炉火边，像这样，”彼得斯先生怀念地说，“想着我这一生是不是还不尽圆满。不错，我赚到了钱——一点房产、一些公债，还有些零散的股份，但我考虑的不是钱。金钱不能代表一切。我的人生是否有所成就？我有时候想，要是我也有妻子儿女就好了，可是我总是定不下心，总是对我们这个世界太好奇。也许我一直没弄清楚这辈子究竟想要什么。许多可怜的人类都是这样。年复一年，我们一直在寻觅，在盼望——为着什么？不知道。为钱？那不过是在没钱的时候。有时候我想，一个只有一块面包边的人比许多百万富翁还要幸福，因为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两块面包边。他的生活不会受到财富的困扰。我只知道有一样东西是我最最想要的，可是我怎么能知道这样东西是什么？我为此——”他朝书架一挥手，“在哲学和艺术里寻找慰藉。柏拉图、H. G. 威尔斯，没错，我涉猎广泛。可这些东西虽然给人以安慰，却带不来满足。”他勇敢地微笑着，好像承受着人所不能的人世悲哀[1]。“我们只能默默等待，等待上苍的召唤。”
拉蒂默一边等着他说下去，一边回想自己是否遇到过比彼得斯先生还讨厌的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深信这套俗气的歪理。他确实是深信不疑，也正是这一点才让他如此惹人反感。倘若他言不由衷，那还可以一笑置之。但对他不可能一笑置之。他的思维整齐干净地分成两半，一半可以贩毒、买公债、读艳情诗，另一半则流淌出一股叫人作呕的暖流，以掩盖他见不得人的灵魂。对这种人，你只能感到厌恶。
拉蒂默打量这个引人沉思的对象，看见他小心翼翼、几乎是含情脉脉地调整咖啡壶，又忍不住想，对为你煮咖啡的人，真是很难厌恶得起来。粗短的手指轻轻一拍壶盖，好像在庆祝什么；彼得斯先生坐直了，满意地叹了口气，又转过身。
“不错，拉蒂默先生，大多数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你知道吗，迪米崔不是这种人。迪米崔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要的是钱，还有权力。就这两样东西，越多越好。说来奇怪，是我帮了他。
“我第一次见到迪米崔是在1928年。就是在巴黎。当时我在布兰奇街[2]有一间夜总会，跟一个叫吉罗的人合伙经营。店名叫‘巴黎卡斯巴[3]’，布置得非常舒适温馨，长沙发椅、琥珀灯、毯子。我和吉罗是在马拉喀什认识的，我们商量好了，就仿照那里的一家店。每一样都是摩洛哥风情，唯一的例外是伴舞的乐队，他们是南美人。
“开张那年是1926年，我们赶上了巴黎的好年头。美国人和英国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有钱挥霍在香槟上，还有法国人也常来光顾。大多数法国人都对摩洛哥充满感情，除非是在那儿服过役的。到了‘卡斯巴’就到了摩洛哥。我们雇了阿拉伯还有塞内加尔侍应生，香槟直接从梅克内斯[4]运过来。美国人觉得偏甜，不过酒是好酒，而且还便宜。
“知道吗，夜总会这行得需要一段时间培养主顾，你得靠运气。说来也怪，大家会突然都往一个地方跑，原因不过是人人都去那儿。当然了，要想招揽主顾也有别的法子。导游可以带人过来，不过得给他们分成，这样利润就少了。再有一个办法是把你的店做成能见到某种人的地方。不过做出名声需要时间，并且虽然你没犯法，警察也不总是那么友好。最好的法子，也是最省钱的法子，就是靠运气。我和吉罗时来运转。不用说，我们为此也苦心经营。运气果然降临了。我们有个伶俐的跟班，因为瓦伦蒂诺[5]，探戈正流行，南美乐手进步很快，大家都乐意来跳舞。客人多了，我们就只好添桌子，把地方弄得很窄，但没人介意。大家还是愿意来跳舞。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开到凌晨5点，有些客人从别家出来就跑来我们这儿。
“生意火了两年，主顾渐渐地换了一批。这种地方就是这样。法国人多了，美国人少了；拉皮条的多了，绅士少了；轻佻货多了，时髦女郎少了。倒也盈利，不过不比从前，所以得加倍干活。我琢磨着是时候改行了。
“是吉罗把迪米崔带到‘卡斯巴’的。
“我刚才说过，我和吉罗是在马拉喀什认识的。他是个混血，母亲是阿拉伯人，父亲是法国士兵。他在阿尔及尔出生，持法国护照。
“你基本看不出他有阿拉伯血统，只有他和阿拉伯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他从心里不喜欢阿拉伯人，我从心里不喜欢他，但不是因为他信不过我——这我倒不怎么介意——是因为我信不过他。要是我的钱够我开‘卡斯巴’，我才不会跟他合作。他总想用账目糊弄我，虽然从来骗不了我，但我心里不高兴。我不能容忍欺诈。到了1928年春天，我已经对吉罗厌烦透顶。
“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认识迪米崔的，我猜是布兰奇街上边的另一家夜总会，因为我们11点才开门，而吉罗喜欢早早去别的地方跳舞。总之，有一天晚上，他带着迪米崔来到店里，接着把我拉到一边。他说进账越来越少，还说要是我们和他这个朋友一起做生意，就能多赚些钱。这个朋友叫迪米崔·马克洛普洛斯。
“迪米崔给我的第一印象并不深。我当时想，这又是个拉皮条的，和之前见到的那些一样。他穿着过紧的衣服，已经有了白头发，指甲修过；他看女人的目光，我们那些常客可不会喜欢。但我还是跟着吉罗走到他那张桌子旁，我们握了握手，接着他指着身边的椅子叫我坐。别人准以为我是侍应生，想不到我才是老板呢。”
他用那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拉蒂默：“拉蒂默先生，你也许在想，我说第一印象不深，却还记得这么清楚。的确。我就是记得清清楚楚。你得明白，我当时还不了解迪米崔的为人。他不知不觉就让人印象深刻。我当时对他很不耐烦。我没坐下，直接问他想干什么。
“他注视了我半晌。知道吗，他长了一双温和的褐色眼睛。他开口了：‘我想喝香槟，我的朋友。你反对吗？我可以付酒钱，知道吧。对我客气点，不然我就去找更聪明的人做生意。’
“我性格随和，不爱惹事。我常常想，要是人人都客客气气，彼此轻声细语，那这个世界该多美好啊。不过有些时候的确很难做到。我对迪米崔说，无论如何都不会对他客气，他爱走不走。
“要不是因为吉罗，他就走了，我也不会坐在这儿和你说话了。吉罗坐下来，开始替我道歉。迪米崔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注视我，看得出，他在掂量我。
“这时候我已经有数了，我不想掺和这个迪米崔的任何生意，但是看在吉罗的面子上，我答应听一听，于是我们就一起坐下来，听迪米崔讲他的生意。他说得头头是道，所以最后我就答应下来。我们和迪米崔合伙干了好几个月，直到有一天……”
“等一下。”拉蒂默突然打断他，“你们合伙干的是什么？
就是贩毒吗？”
彼得斯先生迟疑着皱起眉头。“不是，拉蒂默先生，并不是。”他又迟疑了一下，用法语冲口而出，“要是你非知道不可，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生意，只不过这种事很难解释，要是一个人不了解这一行，没有共鸣。这里面所涉及的大都超出你的经验。”
拉蒂默回复了一句冷冰冰的“是吗”。
“听着，拉蒂默先生，我读了你的一本书，觉得胆战心惊。书里面充满了偏执、歧视、非黑即白的德操，让人不安。”
“原来如此。”
彼得斯先生接着说：“有些人反对死刑，我不在其列，但我想你是这种人。绞刑现实的一面叫你震惊，可是，你一边为自己的野蛮不寒而栗，一边又兴冲冲地追寻那个倒霉的杀人犯，这让我十分反感。你这种态度让我联想到一个感情用事的青年为他富有的姑姑送葬：他眼睛里噙着泪，心里却在欢呼雀跃。知道吗，西班牙人总不理解英国人为什么要反对斗牛。其实这个朴实的家伙不知道，他该表现出折磨马和牛是出于道德和法律义务，而他自己也并不享受。拉蒂默先生，请别误会。我并不怕你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我要明白地表示，我对你故作震惊颇有微词。”
“鉴于你还没说到我该对什么震惊，”拉蒂默大不耐烦，“我也不太好回答。”
“对，对，当然。不过恕我冒昧，你对迪米崔感兴趣，主要原因难道不是他让你感到震惊吗？”
拉蒂默想了想：“也许你说对了。不过正因为他让我感到震惊，我才想去了解，去解释他。我不信世上真有犯罪小说里那些毫无人性、无恶不作的恶魔，可据我听到的迪米崔的种种作为，他自始至终就是麻木不仁——不只是一次两次，而是从始至终。”
“渴望财富、渴望权力，不是人的本性吗？有钱有权，一个虚荣的人就可以尽情享乐。关于迪米崔，我最先注意到的一点就是他贪慕虚荣。那是一种不声不响、根深蒂固的虚荣，比起爱炫耀的普通人，他可危险多了。好了，拉蒂默先生，讲讲道理吧!迪米崔和那些体面的成功人士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手段不同——一种合法，一种非法。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冷酷无情。”
“胡说八道!”
“是啊。我竟然在为迪米崔反驳来自德操大军的批评，真是耐人寻味，是吧。我肯定，他才不会对我心怀感激。迪米崔虽然一派温文有礼，其实毫无教养。什么‘德操’，他根本听不懂。啊!咖啡煮好了。”
他一语不发地倒了两杯咖啡，端起自己的杯子闻了闻香气，又放下了。
“迪米崔当时做的，应该是你们所谓的白奴贩卖[6]。”他又开口了，“这个叫法我觉得很有意思。‘贩卖’，这个词的意义太可怕了。‘白奴’——想想这个形容词的含义吧。现如今还有人说有色奴隶贩卖吗？没有吧。但是，被贩卖的大半女性都是有色人种。在我看来，贩卖的后果都是一样的糟糕，不管对象是布加勒斯特贫民窟的白人姑娘，达喀尔的黑人姑娘，还是哈尔滨的中国姑娘。国际联盟委员会对这个问题也算一视同仁。另外，他们也算明智，对‘奴’这个字抱有疑心，所以改称‘贩卖妇女’[7]。
“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做这种生意。你不可能把人当成没有生命的普通商品那么对待。容易惹上麻烦。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个别情况下‘白’这个形容词指的不只是种族，还有宗教含义。按我的经验，应该说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总有万一嘛。可能是我强词夺理、感情用事，总之我不希望和这种事扯上关系。除此之外，和正常的生意开支相比，当蛇头成本太高了。得弄伪造的出生、婚姻、死亡证明，还得出旅费、上下打点，这还不算维持好几个身份的花费。拉蒂默先生，你根本不晓得弄假证件有多贵。原先有三个可靠的来源，分别在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都是中立国!奇怪吧？那时候，弄一本伪造的丹麦真护照——这是说用化学手段把真护照上的信息和照片去掉，再填上新的——让我想想，按现在的汇率得两千法郎。至于伪造的假护照——从头到尾都是造假贩子做出来的，这种稍微便宜一点，大概要一千五。现如今价钱翻了一倍，并且大部分生意都在巴黎。当然了，都是那些难民。我想说的是，蛇头得有很多本钱。要是名声传开了，愿意出资的人倒不缺，不过他们要的分成叫人咋舌。还是自己有本钱好。
“迪米崔不仅有本钱，还有弄钱的渠道。他背后有几个富豪，从来不缺钱。他来找我和吉罗，是因为遇到了另一种麻烦。因为国联的举措，不少国家都修改了法律，开始严加控制，导致有时候很难转移那些女人。值得嘉许，不过迪米崔这种人就头疼了。倒不是说生意无以为继，并不是，只不过做起来更复杂，花费也更高。
“他来找我们之前，用的是非常简单的办法。他在亚历山大[8]认得一些人，会跟他提要求。之后他就动身去——譬如说波兰吧，招揽一批女人，让她们用自己的护照，把她们带回法国，然后在马赛上船，这就可以了，只要说她们是去演出就够了。但是，因为管得严了，事情就没这么简单了。那天晚上他来‘卡斯巴’，说自己遇到了新麻烦。他从维尔纳[9]一个老鸨手里找了12个女人，但是波兰一定要他提供关于目的地以及体面职业的证明，否则就不放行。体面!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不用说，迪米崔跟波兰当局说会提供证明，不然就等于自寻死路，会引人怀疑。他得想办法弄到证明。所以就找到了我和吉罗。我们要出面说请了那几个姑娘来表演卡巴莱，波兰领馆可能要来核查。如果她们只在巴黎停留一周左右，那就不会出任何差错。要是她们走了之后还有人来查，那我们就一无所知。演出结束，她们就走了。至于去了哪儿，和我们无关。
“迪米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会给我们五千法郎作为回报。这笔钱很好赚，但我还是有点犹豫，后来是吉罗说服了我。不过我告诉迪米崔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吉罗抱怨了几句，但最后也答应了。
“过了一个月，迪米崔又来了，他把另一半钱给了我们，还说又有一份活儿。我不同意，但吉罗马上指出第一次没出一点麻烦，而我的反对也并不坚决。这笔钱很有用，刚好够南美乐手一周的薪水。
“现在想来，最开始那五千法郎其实是个幌子。我想那并不是我们应得的酬劳，迪米崔给我们这笔钱，只是为了赢得我们的信任。这很符合他的为人。别人可能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欺骗你，迪米崔却会收买你，廉价收买。他会让你的常识打败你对他本能的怀疑。
“我说了，头一笔五千法郎没出一点麻烦就到手了。第二笔却出了大麻烦。波兰当局故意找茬，结果警察找上门来问东问西。更糟糕的是，我们不得不让那些女人住到店里来，好证明确实雇佣了她们。她们根本不会跳舞，更让人头疼的是，我们得小心招待着，生怕她们有谁去报警。她们整天喝香槟，要不是迪米崔答应他来付钱，我们反倒要赔本了。
“不用说，他连连赔不是，说这次出了岔子，给了我们一万法郎作为补偿，还说要是我们愿意继续帮忙，以后不会再找波兰姑娘，也不会再有人找茬。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我们答应了，之后的几个月，他每次都给我们一万法郎。这期间警察来过几次，但没有闹得不愉快。可是，麻烦还是来了。这一次是意大利当局。地方预审法官传唤了我和吉罗，我们还在警局里关了一天。出来之后，我和吉罗大吵一架。
“我说大吵一架，其实是我们摊牌了。我说过，我不喜欢吉罗。他粗鲁愚蠢，还有，我说过，他有时候还想骗我的钱。他还总是疑神疑鬼，像头野兽似的，吵吵嚷嚷地出丑，并且总招揽不好的主顾。他那群狐朋狗友也惹人讨厌，全都是拉皮条的。他跟人打招呼都是‘我的兄弟’。他更适合去当酒吧老板。说不定现在真是呢，不过我猜他更可能是在蹲监狱。他一生气就爱动手，有几次还把人打成重伤。
“因为跟警察闹得不愉快，我就说不应该继续这桩女人的生意了，他一听就生气了，说傻瓜才会因为区区几个警察就放弃每个月一万法郎，还怪我神经兮兮。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在马拉喀什和阿尔及尔都常和警察打交道，因此瞧不起他们。只要不蹲监狱又有钱赚，他就满足了。我可不这么想。我不喜欢被警察盯着，即使他们没理由逮捕我。吉罗说得对。我的确神经兮兮。但是，虽然我理解他的意思，我却不能认同，所以我实话实说，我还说，要是他愿意，可以把‘巴黎卡斯巴’买断，按我当初投进去的数目给就行。
“知道吗，我做出了牺牲，但是我受够了吉罗，想跟他一刀两断。我如愿以偿。吉罗马上同意了。那天晚上，我们见到了迪米崔，也跟他解释了情况。吉罗占了便宜乐不可支，一直开蹩脚的玩笑嘲弄我。迪米崔只是笑了笑，但是一等吉罗走开，他就趁机跟我说，他一会儿先走，叫我随后跟上，在一间咖啡馆碰头，他有话要跟我说。
“我差一点就没去。总的看来，我想去了也好。因为和迪米崔为伍让我赚了钱。我想迪米崔的同伙里没几个人能这么说，我算是幸运的。另外，我认为他看中我是聪明人。他通常能唬住我，但也有例外的时候。
“他就在咖啡馆等我，我坐到他旁边，问他想干什么。我对他从来不客气。
“他说：‘我看你跟吉罗散伙是明智之举。女人的生意的确太危险了。其实原先就很棘手，以后我也不干了。’
“我问他要不要告诉吉罗，他笑了笑。
“‘暂时还不告诉，等你拿到钱之后再说。’
“我满腹狐疑地说他有心了，但他不耐烦地摇头说：‘吉罗是个蠢货。要不是有你，这桩生意我早就找别人了。言归正传，我打算请你和我一起干。要是一开始就害你折掉投在‘卡斯巴’的本钱，让你恨我，那我不是傻子吗？’
“接着，他问我懂不懂海洛因生意。我的确懂得一点。他说他的本钱足够每个月买20公斤的货，在巴黎分销，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一起干。
“拉蒂默先生，要知道20公斤海洛因可不是闹着玩的。值一大笔钱呢。我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卖出那么多。他说暂时那是他的事。我的任务就是去国外买货，然后想办法带回来。要是我答应入伙，我就先代他去保加利亚，找他认识的几个供货人，再安排把东西运回巴黎。他给我开的报酬是每运一公斤货抽10%。
“我说我得想想，其实我心里已经决定了。按当时的海洛因价格，我知道自己每个月能拿到将近两万法郎。我也知道，迪米崔的赚头比我多得多。加上我的佣金和花销，每公斤得花上他一万五千法郎，即便如此，这也是桩好买卖。按巴黎一克海洛因的价钱，一公斤他能赚到将近十万法郎。除去给毒贩子的佣金之类的花销，每公斤实际净赚至少三万。一个月就是五十多万。资本是个好东西，前提是你知道怎么用，并且不介意担点风险。
“1928年9月，我动身去了保加利亚；迪米崔吩咐我11月前就要弄到20公斤。他已经开始联系中间人和毒贩了，所以我越早办妥越好。
“迪米崔让我到索菲亚联系一个人，让他安排我和供货人见面。这个人办到了。他还替我安排了贷款，用来买货。他——”
拉蒂默心念一动，冲口而出：“这个人叫什么？”
彼得斯先生皱着眉头说：“拉蒂默先生，我认为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
“是不是伐佐夫？”
彼得斯先生泪汪汪地瞪着他：“不错。”
“贷款给你的是欧亚信用信托？”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的多。”彼得斯先生显然不大高兴，“恕我冒昧地问……”
“是我猜的。你也不用担心暴露了伐佐夫。他三年前就死了。”
“这我知道。伐佐夫死了也是你猜的吗？拉蒂默先生，你还猜到了多少？”
“就这么多。请接着说吧。”
“坦白……”彼得斯先生没说下去，而是喝起了咖啡。末了，他说：“还是言归正传吧。没错，拉蒂默先生，我承认你猜对了。通过伐佐夫，我买足了迪米崔需要的货，用索菲亚欧亚信用信托的汇票付了钱。这一步轻而易举。真正的难题是把货运回法国。我决定先坐火车到萨洛尼卡，再坐船去马赛。”
“就按海洛因走？”
“显然不行。不得不承认，我为此绞尽脑汁。从保加利亚定期运往法国，又不受法国海关额外检查的东西，只有小麦、烟草、玫瑰精油一类的。迪米崔催着要货，我一筹莫展。”他戏剧性地顿了一顿。
“那么，你究竟是怎么走私成功的？”
“装在棺材里，拉蒂默先生。我思忖，法国人对死亡抱有最大的敬意。你参加过法国的葬礼吗？备极哀荣。叫人终生难忘。我肯定，哪个海关官员都不想当食尸鬼。我在索菲亚买了一副棺材，做得很精美，还有雕饰。我还置办了一套丧服，亲自扶灵。我一向容易动感情，看到码头的搬运工一脸肃容，我真是感动极了。海关连我的行李都没查。
“我提前通知了迪米崔，叫他替我安排灵车。旗开得胜，我扬扬得意，但见面的时候迪米崔对我耸耸肩膀。他说得在理，我不能每个月都扶一口棺材回法国。他大概认为我有点不专业。当然，他说得没错。不过他提了个建议。意大利有一条航线，每个月都有一艘货轮从瓦尔纳发往热那亚。我们的货可以分成小箱托运，包装成专门供给法国的烟草，这样一来意大利海关就不会查了。尼斯有人负责买通热那亚的仓库看守，把货物解除担保，再通过陆路走私入境。我问这对我的分成有什么影响，他说不会少，因为还有别的任务交给我。
“说来奇怪，我们几乎都毫无异议地认他作头目。不错，钱是他出的，但不仅仅为此。他能指使我们，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清楚地知道怎么得到麻烦最少、成本最低。他还知道怎么物色人选替他赚钱，等物色到了，他知道怎么对付。
“直接听迪米崔命令的总共有我们七个人，而且哪个都不是随意任人摆布的。像维瑟，那个荷兰人，他卖过德国机关枪给中国人，替日本人刺探过情报，还因为在巴达维亚[10]杀了一个苦力蹲过监狱。他可不是好对付的主儿。瘾君子在夜总会和酒吧买货，就是他负责安排。
“瞧，卖货渠道是精心设计过的。加林多和雷诺特之前几年的货源来自一间法国大型制药批发厂的雇员。1931年修改规定之前，弄起来很方便。他们两个都熟悉买家，知道到哪儿能找到他们。在结识迪米崔之前，他们卖的主要是吗啡和可卡因，并且总为缺货发愁。等迪米崔说能无限供应海洛因，他们很乐意抛弃那个批发药剂师，卖起了海洛因。
“这只不过是一部分生意。知道吗，有毒瘾的人总是非常乐意拉别人吸毒。这么一来，买方圈子就越来越大。可以想象，你必须保证新来的买家不是缉毒警察之类的不良分子。这就该维瑟派上用场了。比如说雷诺特有个老主顾介绍了一个人来找他，但听到对方说要买毒品，雷诺特会佯装吃惊。毒品？他可没门路。他自己也从来没试过。不过呢，要是有需要，他倒是听说过某某酒吧。到了某某酒吧，也就是维瑟的地盘，这个未来的主顾会得到同一套答复。毒品？没有。某某酒吧不搞那玩意儿，不过第二天晚上要是能过来，兴许有人能帮上忙。第二天晚上，‘女大公’就出场了。
“这个女人很不寻常。她是维瑟拉进这行的，而不是迪米崔亲自物色的——我想她该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个。她非常精明，特别会看人。哪怕一个侦探伪装得再巧妙，她只要远远地看一眼就能识破。她的任务就是掂量这个自称是买家的人，决定要不要给对方货、该收多少钱。她对我们非常有价值。
“还有那个比利时人维尔讷。他负责跟小毒贩打交道。他当过药剂师，似乎还稀释海洛因。这一部分生意迪米崔从来没提过。
“没多久，我们就不得不进行一定的稀释。才过了六个月，我就不得不把每月的海洛因进货量增加到50公斤。而且我还有别的活儿要干。雷诺特和加林多刚一入伙就说，要想把他们知道的生意全都留住，除了海洛因，也得卖吗啡和可卡因。用惯吗啡的人不是都能习惯海洛因；用惯可卡因的，要是能从别的渠道弄到可卡因，也不会用海洛因。我还得联系吗啡和可卡因的货源。吗啡相对容易，就和海洛因同时拿货，可卡因就不同了。只能动身去德国。我有很多事要忙。
“当然了，我们也会遇到麻烦，通常来自我这方面。第一年年底，我已经联系到好几个进货渠道。除了拉马尔负责的那条热那亚路线提供海洛因和吗啡，我又和东方快车上的一个卧铺乘务员谈妥了，他会在索菲亚把货带到车上，等火车在巴黎转轨时交货。这条路线不是十分安全，我不得不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免得自己惹上麻烦，但优点是速度快。可卡因藏在机械设备箱里从德国运过来。同时我们还开始接到伊斯坦布尔运来的海洛因。货船会把东西放在集装箱里，拴上船锚抛到马赛港外的水里，拉马尔负责夜里去取。
“后来有一周格外倒霉。那是1929年6月的最后一周，警察在东方快车上搜出了15公斤海洛因，还逮捕了我的六个下线，包括那个卧铺列车员。这本来就够糟糕了，结果同一周里，拉马尔在索斯佩勒[11]附近又不得不舍弃40公斤海洛因和吗啡，不过好在他自己逃掉了。我们陷入了困境，总共损失了55公斤货，存货只剩8公斤，可买家已经订了50多公斤。伊斯坦布尔的货船还得几天才到。我们一筹莫展。那段时间可苦了雷诺特、加林多还有维尔讷。加林多有两个主顾自杀了，还有一家酒吧里起了争执，维尔讷头上被割伤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我亲自去了一趟索菲亚，用箱子运了10公斤回来，那也远远不够。不得不说，迪米崔没有怪我。也的确怪不着我。但他很不满，并且决定一定得预备存货。那周之后不久，他就买下了这几栋房子。之前我们碰头的地点一直在奥尔良门附近的一间咖啡馆楼上，但他说以后这几栋房子就是我们的总部。我们从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也没办法联系他，都是他打电话联系我们其中一个。后来我们才发现，不清楚他的住处让我们损失惨重。发现这一点之前，还发生了别的事。
“积累存货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活儿可不轻松。一边要积累存货，一边还要保证平常的供应量，这样运货量就得增加，也就是说被查获的风险更大了。另外，我们还得想出新的运货渠道。事情很棘手。给我们供货的那间拉多米尔工厂被保加利亚政府查封了，虽然很快又换了个地方，但不可避免地要耽搁。我们走投无路，越来越依赖伊斯坦布尔。
“那段时间真是难熬。两个月间，我们总共损失了至少90公斤海洛因、20公斤吗啡、5公斤可卡因。虽然波折不断，好在存货渐渐积累起来了。到1930年底，旁边那两栋房子的地板底下存了250公斤海洛因、100公斤左右吗啡、90公斤可卡因，还有一些土耳其熟鸦片。”
彼得斯先生倒光了咖啡，熄灭酒精灯，抽出一根香烟，把末端舔湿了，点了火。
他突然问：“拉蒂默先生，你见过吸毒的人吗？”
“好像没有。”
“啊，好像没有。你不确定。对，瘾君子也许能暂时隐瞒住他的小癖好，但他——特别是女人——早晚要露出马脚。过程基本都一样。一开始只是想试试。可能弄半克，用鼻子吸。第一次觉得恶心，不过你会再尝试一次，这一次就有效果了。感觉很愉快，暖融融的，妙极了。时间停止不动，但思维转得飞快，你感觉自己无所不能。傻子能变成天才，不如意能变得无忧无虑。你不喜欢的都抛在脑后，喜欢的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倍的愉悦。三个小时的天堂时光。之后呢，也不算太糟糕，根本比不上喝多了香槟。你不想说话，你觉得有点心烦，仅此而已。没多久，你就恢复正常了。除了带给你不可思议的快乐，对你没有任何影响。要是你不想再吸，你告诉自己说那就不碰。你是有头脑的人，不必受那东西左右。所以呢，没道理说你不可以再享受一次了，是吧？当然没有了!所以你又去了。可这一次有点失望。半克不太够了。不能失望着收场。在你决定再也不碰之前，必须再去天堂徜徉一番。这次多一点点，也许不到一克吧。再次体验到了天堂，也没有带给你什么坏影响。既然没什么坏影响，何不继续下去呢？人人都知道这东西到底对你不好，总之你一发现不好的迹象就停下。只有傻子才会上瘾呢。一克半。过日子有了切实的盼头。三个月前还是枯燥沉闷，如今呢……两克。你用的多了一点，过后自然而然地会有点不舒服，提不起精神。四个月了。你得停下了。两克半。近来总觉得鼻子和喉咙发干。还有，别人好像总搅得你心烦。可能是因为你睡得太差了。他们太吵了。说话声太大。他们说的是什么？对，是什么？都在议论你，故意说你的坏话。看他们那副表情就知道。三克。还得考虑其他事情，其他危险。你得小心。什么都那么难吃。你记不起自己要做什么，要紧的事。就算你碰巧记着，也总有那么多烦心事，还不算活着这件麻烦事。比如说，你总是流鼻涕，其实你并没有流鼻涕，只不过你觉得有，所以总忍不住伸手去摸。还有，总有只烦人的苍蝇。这只讨厌的苍蝇总是不肯放过你，不肯让你清净。苍蝇落在你脸上、手上、脖子上。你得振作起来。三克半。拉蒂默先生，你大概明白了吧？”
“看样子你不赞成吸毒。”
“赞成!”彼得斯先生目瞪口呆，“毒品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多少生命被毁了。他们没法赚钱，却得弄钱买那种少不得的东西，所以就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犯法。拉蒂默先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既然我坚决不赞成这种东西，为什么还要和它扯上关系，还要去赚这种钱。想想看：要是我不去赚钱，那别人就会去。那些可怜人不会好到哪里去，我还损失了钱。”
“可你的主顾不是越来越多？你总不能说，在你入行之前，你们那些买主全都是吸毒成瘾的人。”
“当然不是了。不过这方面的生意跟我可没有关系，都是加林多和雷诺特负责。我也不妨告诉你，雷诺特、加林多还有维尔讷也有毒瘾。他们吸可卡因。这种更伤身体，不过上瘾慢，海洛因短短几个月就万劫不复，但用可卡因自杀可以拖好几年。”
“迪米崔吸什么？”
“海洛因。第一次发觉的时候，我们都大吃一惊。我们平时总是晚上6点左右在这间屋里和他碰头。1931年春，一次碰头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迪米崔来晚了。这一点就很不寻常，但我们没怎么在意。碰头的时候，他通常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半闭着眼睛，好像不舒服，犯头疼之类的，就算对他习以为常了，也总忍不住要问他是不是病了。有时候我看着他，都不明白自己干吗要听他吩咐。接着，我看见他神色变了，开口反驳维瑟的意见——永远是维瑟有意见——我又明白过来。维瑟凶强好斗，反应快，又狡猾，可跟迪米崔一比，他根本是乳臭未干。有一回迪米崔让他出了丑，他二话不说就掏枪了，气得脸色煞白。我还记得他的手指钩住了扳机。我要是迪米崔，我一定开口求饶。可迪米崔依旧是那么不以为意地笑了笑，转身背对着维瑟，说起别的事。迪米崔从来都是不动声色，就算生气了也一样。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大吃一惊。他来迟了，进门以后就站在门口看着我们，将近有一分钟，然后才走到他的位子坐下。维瑟本来说到一间咖啡馆的老板故意找茬，这时就又接着说。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我记得他跟加林多说不能再用那间咖啡馆了，那里不安全。
“突然间，迪米崔探过身子，冲着桌子对面的维瑟骂了一句‘白痴!’又在他脸上啐了一口。
“维瑟跟我们一样，都大吃一惊。他张开嘴想说话，但迪米崔一口气说了下去。我们还一片茫然，就听见他骂维瑟如何如何，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他喋喋不休，后来又啐了一口，像小流氓似的。
“维瑟脸色煞白，手往平常放枪的口袋里摸，同时站了起来，坐在他旁边的雷诺特也站起来，在他耳边嘟哝了一句什么，维瑟听了，就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了。雷诺特熟悉瘾君子，他、加林多还有维尔讷一见到迪米崔就看出了端倪。迪米崔看见了雷诺特的小动作，开始冲他发火，接着又对我们大骂。他说我们是傻子，别以为他不知道我们正商量着要害他。他用法语和希腊语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之后他又吹嘘说他比我们加起来都聪明，要不是因为他，我们都得挨饿，我们的成功全都是拜他一个人所赐(这是实话，不过我们听着不舒服)，他可以随意处置我们。他直说了半个小时，一会儿对我们破口大骂，一会儿自吹自擂。我们没一个人说话。末了，他又突然住了口，站起来扬长而去。
“下一次见到迪米崔的时候，他恢复了正常，也没人提起他上次的失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他虽然没再失态，但脾气变得很糟糕，一点小麻烦都能惹他生气。他气色也变了。他看起来很消瘦，病恹恹的，双眼无神。他不是每次碰头都来。
“没多久，第二个警告出现了。
“九月初，他突然说接下来的三个月要减少进货，开始清理存货。我们都大吃一惊，好几个人表示反对，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为了积攒存货费尽心血，所以不想无缘无故地浪费。大伙也提起之前货源断了的时候有多麻烦。可迪米崔一概不听，说有人提醒他说警察又要行动了。他说，要是这么多货被查出来，不仅我们大伙难以脱身，还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也很不情愿，但还是小心为上。
“我们应该谁也没有想到他是要在收手之前变现，你可能要说，我们这些老手未免太轻信了，这么说有道理。除了维瑟，我们好像永远被迪米崔牵着鼻子走，就连最精于看人的莉迪娅也被他算计了。至于维瑟，他被自负冲昏了头脑，以为任何人，包括瘾君子都不会出卖他。况且我们又怎么会怀疑他呢？我们赚钱，他赚得更多，多得多。我们哪来的理由怀疑他？谁会想到，他的举止竟会像个疯子？”
他耸耸肩膀：“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他寄了告密信，我们全都被捕了。我和拉马尔是在马赛被捕的。警察很聪明，他们跟踪了我们一星期才动手，应该是想人赃并获，不过我们很走运，提前一天发现了，要知道第二天就有一大批货从伊斯坦布尔运来。雷诺特、加林多和维尔讷就没这么走运了。他们被捕的时候身上带着毒品。不用说，警察想让我交代迪米崔的事，还拿了他寄的那份文件给我看。还不如问我要天上的月亮呢。我后来得知，维瑟知道的比我们多，但他没有跟警察交代。他另有打算。他告诉警察说迪米崔在17区有一间公寓，这是他编的。维瑟希望自己能罚得轻点。他没能如愿。他不久前死了，可怜的家伙。”彼得斯先生叹了口气，掏出一根方头雪茄。
拉蒂默伸手摸了摸第二杯咖啡。已经凉了。他抽出一根烟，借着主人的火点着了。
等对方点了雪茄，他开口问：“然后呢？又发生了什么？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能赚五十万法郎。”
彼得斯先生面露微笑，像主日学校庆典的主办人，而拉蒂默问他要第二个葡萄干小面包。“这个嘛，拉蒂默先生，就属于另一个故事了。”
“迪米崔失踪以后发生的事。”
“那，他发生了什么事？”拉蒂默没好气。
彼得斯先生没有回答，而是拿起桌子上的照片，再次递到他面前。
拉蒂默看了看照片，皱起眉头：“对，我刚才看过了。是迪米崔没错。怎么了？”
彼得斯先生笑得十分甜蜜、十分和蔼：“拉蒂默先生，照片上的人是马努斯·维瑟。”
“你说什么？”
“我刚才说过，维瑟聪明地打听出迪米崔的一些事，对此他另有打算。拉蒂默先生，你在伊斯坦布尔的停尸台上看到的，就是维瑟把打算付诸行动的结果。”
“可那个人是迪米崔啊。我看见……”
“拉蒂默先生，你看见的是维瑟的尸体，是迪米崔杀了他。至于迪米崔本人，我很高兴地告诉你，现在还健健康康地活在世上。”
[1] 原文为德语Weltschmerz。
[2] 位于第9区。
[3] 摩洛哥的标志性城堡建筑。
[4] 摩洛哥城市，1672—1727年的首都。
[5] Rudolph Valentino(1895—1926)，意大利出生的美国演员，20世纪20年代的偶像，在电影《天启四骑士》(1921)中的一段探戈舞成为经典片段。
[6] 历史上指贩卖到北非的欧洲白人。
[7] 国际联盟于1910年通过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公约，后修正为禁止贩卖成年妇女国际公约。
[8] 埃及港口城市。
[9]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旧称。
[10] 荷兰统治时期印尼首都雅加达的旧称。
[11] 位于法国东南部的尼斯省，距离马赛约240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