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虽然归程不算短，但埃洛蒂还是走了回去。她绕道去了兰博康杜街，因为那条街很漂亮，而且珀尔塞福涅书店鸽灰色的店面看起来像是个巧克力盒子，总会让她精神振奋。她习惯性地快步走进书店，翻阅着维尔·霍奇森的战争日记，耳边响起的背景音乐是一首20世纪30年代的摇摆舞曲。这时，她的手机响起了刺耳的铃声。
又是佩内洛普，埃洛蒂突然感到一阵惊慌失措。
她离开了书店，迅速穿过西奥博尔德路，然后沿着霍尔本大街，一路来到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埃洛蒂在经过皇家法院时加快了步伐，见一辆红色巴士驶过便快速穿过马路，在她走上河岸街之后，几乎是一路小跑。
她没有直接回去工作，因为彭德尔顿先生现在心情不佳，正等着在她们打私人电话的时候揪她们的错呢。她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就着下坡路朝河边走去，在维多利亚河堤街上找了一张长条椅，正好靠近码头。
埃洛蒂翻出笔记本，婚礼场地的联系电话就记在里面。她找到了那一页，拨通了电话，将参观场地的时间定在了下个周末。她本想着消消汗，凉快一下，但没敢耽搁片刻工夫，赶紧打电话给佩内洛普。对于之前自己没接的那几通来电，她表达了歉意，然后便开始汇报自己这边的进展：婚宴场地、面纱、礼服和录像的相关事宜等。
挂断电话后，埃洛蒂又坐了几分钟。佩内洛普非常高兴，特别是当埃洛蒂说她拿到了她母亲的录像带时。佩内洛普建议说，不如在婚礼结束时再播放一段录像。埃洛蒂答应说会预选出三首曲目，她们一起看过后再决定选用哪两首。“最好能选出五首曲目，”佩内洛普说，“以防万一。”
所以，这个周末算是有了个交代。
搭载游客前往格林尼治的渡轮驶离了码头。一名戴着星条旗棒球帽的男子把长长的相机镜头对着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6]拍照。一群鸭子占据了刚刚渡船的位置，它们落在水面时的动作娴熟，波浪起伏对它们没有丝毫影响。
渡轮留下的水波冲刷着河岸，这会儿是落潮，空气中充满了泥浆和海水的气味。埃洛蒂想起詹姆斯·斯特拉顿在日记中对1858年的“伦敦大恶臭”有一段描述。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伦敦的气味有多难闻。街道上到处可见人畜的粪便、腐烂的菜叶和屠宰牲畜留下的杂碎。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东西的最终去处都是泰晤士河。
据报道，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臭不可闻，熏得威斯敏斯特宫都关了门，有能力的人也都被熏得撤离了伦敦。因为这件事，年轻的詹姆斯·斯特拉顿成立了伦敦清洁委员会。1862年，在一本名为《建造者》的杂志上，他甚至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伦敦在排污方面仍有待提高。在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的档案中，保存着斯特拉顿和约瑟夫·巴扎尔杰特爵士之间的通信。后者设计建造的伦敦排水系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完成的一项伟大壮举。排水系统将粪便从已建成的市中心通过管道输送出去，不仅使城市的气味得到改善，水传疾病的发病率也显著降低。
一想到斯特拉顿，埃洛蒂想起自己还要上班，还有工作等着她去完成。意识到自己和皮帕分开后已过了不少时间，她走得很快。等到了办公室，她高兴地发现彭德尔顿先生被叫走了，整个下午都不会回来。
想要赶紧恢复工作效率的埃洛蒂把整个下午都用在给盒子里剩余的物品编制目录上——越早给这些物品归档越好。
她先在数据库里搜索了一下“拉德克利夫”，发现有两个查询结果，这令她感到惊讶。埃洛蒂刚来这家公司工作时被分配的第一批工作中有一项是将索引卡片上的信息录入计算机。她颇为自豪的一点是，对于詹姆斯·斯特拉顿所知道的人和地方，自己几乎过目不忘，可她并不记得自己曾经看见过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埃洛蒂感到好奇，便去档案室把相关文件取了出来，拿回自己的办公桌。第一份文件是1861年詹姆斯·斯特拉顿写给艺术品经销商约翰·哈弗斯托克的信，里面写着两人打算共进晚餐。斯特拉顿在信的最后一段写道：“我最近遇到一位叫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画家，想听听您对他了解多少。听说他天赋不凡，虽然我也有机会匆匆看过他的画作样品，但在我看来，他的‘天赋’，至少从局部来说，是他的魅力不凡，让他那些年轻的女模特在他作画时穿着更暴露些——当然啦，那都是为了艺术。”
在埃洛蒂的记忆中，詹姆斯·斯特拉顿没有收藏过拉德克利夫的画作(不过，她还是做了笔记准备回头确认这一点)。这么说，尽管他对这位画家感兴趣，但他最终并不打算买下拉德克利夫的画。
斯特拉顿第二次提到拉德克利夫是时隔几年后，在他1867年的日记中。在某天晚上记录的内容里，他写道：
今晚，画家拉德克利夫登门造访。他的到来出乎意料，而且来得很晚。我得承认，他敲门时把我吵醒了。我之前手里还握着书便睡着了。可怜的梅布尔已经上床睡了，我不得不摇铃叫醒她，让她准备些茶点。也许，我就不该把那个疲惫的女孩儿叫醒，而该让她继续睡。因为对于这顿晚餐，拉德克利夫连丁点儿面包屑都没碰。打从一进门，他就在地毯上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一直无法平静下来。他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眼里透着狂躁，不停地把修长而苍白的手指插在自己的长发里，头发被弄得凌乱不堪。他表现出的那股精力不似他自己的，仿佛是他被附身了一样。他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关于诅咒和命运的话，让人难以理解。事情会变成这样着实令人难过，这让我非常担忧。他的未婚妻过世了，我知道这令他非常痛苦。相比于大多数人，我更能体会他的痛苦。但看着他悲伤至此，实在让人于心不忍。他让人知道，伤心欲绝会令那些最敏感的人变成什么样子。我承认，我听说他一蹶不振，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他的状态竟是如此糟糕。我决心尽我所能，助他一臂之力。如果能让他恢复往昔，那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把失衡的天平摆正。我劝他留下来，让他放宽心，收拾一间房费不了多少事，可他拒绝了。不过，他让我帮他保管几样私人物品。我当然同意了。在提出这个请求时，他很紧张。我觉得，他来看我时，并没打算把那几样东西留在我这里。更确切地说，他这么做是心血**。他放在我这里的不过是一个皮书包，除了一本素描簿，里面空空如也。打开素描簿看看里面有什么——这种罔顾信任的事，我是绝对不干的，但他坚持要在离开之前打开素描簿给我看一下。他让我发誓，我会把书包和素描簿保护好。可怜的家伙!我问他，让我保护好这些东西是要防着谁，但我没勉强他回答。我问他可能什么时候回来，他也没回答。他只是伤心地看着我，感谢我给他准备了晚餐，虽然他一口都没吃，然后便离开了。他走后，我忘不了他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甚至是现在，当我坐在就要熄灭的炉火旁写下这段话时，他的样子依然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日记的这段摘录呈现了一幅忧郁的画面，这几页日记中描写的“痛心疾首的样子”也在埃洛蒂的心中挥之不去。这段内容让她清楚了詹姆斯·斯特拉顿怎么会有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书包。但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六年的时间里，拉德克利夫怎么会和詹姆斯·斯特拉顿相熟到这种程度，饱受煎熬的拉德克利夫竟然会大晚上来登门拜访。此外，为什么他要在所有人中选择斯特拉顿来保管书包和素描簿。埃洛蒂做了笔记，要参照一下有关斯特拉顿的朋友和同事的档案，看看里面是否出现过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还有一处令人费解的是，斯特拉顿在日记中提到，他想要“把失衡的天平摆正”。这个说法有些怪，几乎在暗示着，他自己在这个男人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可这根本讲不通。斯特拉顿和爱德华·拉德克利夫应该不熟。从档案里的文件来看，在1861年至1867年间，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斯特拉顿从未在文件中提过这个人。按照皮帕的说法和维基百科上的介绍，拉德克利夫在未婚妻弗朗西斯·布朗去世后陷入绝望，这是既定的事实。就斯特拉顿的档案而言，埃洛蒂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她又记了一笔，提醒自己参照一下斯特拉顿同事的档案文件。
她在电脑上点开一个新的文档，把有关书包和素描簿的说明录入进去，还把那封信和那段日记的梗概写了进去，最后还记录了作为参考的相关档案的详细信息。
埃洛蒂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
搞定了两个，还差一个。
不过，要想确定照片中那个女人的身份要更难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就这么点儿。相框很高档，但是，詹姆斯·斯特拉顿用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高档货。埃洛蒂戴上了她的放大镜，在相框上搜索着银制品的标记。她在一张纸片上把标记快速记录下来，即便她也清楚，要想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她和詹姆斯·斯特拉顿又是什么关系，就凭这些银制品的标记是不太可能获得什么线索的。
让她纳闷的是，这张照片是怎么跑到拉德克利夫的书包里去的。是偶然间放进去的，还是别有深意？她认为，这都取决于那个女人的身份。当然，可能对于斯特拉顿来说，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上，这个相框也可能是书桌的主人，也就是斯特拉顿的侄孙女放进书包里的——在斯特拉顿离世几十年后，出于保存相框的偶然之举。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女人的穿衣风格、造型特点以及照片本身所呈现的都表明：照片，还有那个女人，都和斯特拉顿同属一个时代。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性会更大：他把照片存放在甚至是藏在文件夹里，然后他自己把文件夹塞进了书包。
完成了对相框的检查，埃洛蒂做了几条笔记，以便她可以在档案记录表上填写相框的状况说明——顶部有凹痕，好像曾经掉到过地上；背面有些轻微的划痕——然后，她把注意力又放在了那个女人身上。埃洛蒂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光彩照人”这个词。这种光彩照人源于一种特质，蕴藏于那个女人的表情，她的发丝，她眼中的光……
埃洛蒂意识到自己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仿佛在期待着她能给自己答案。但无论埃洛蒂如何努力，都无法从那个女人的脸上、衣服上，甚至从照片的背景中，找到任何有关她身份的特征，她不知接下来的工作该从哪里下手。虽然照片拍得很用心，但四个边角处都没有工作室的签名，而且埃洛蒂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摄影手法也不够熟悉，不清楚图像本身是否潜藏着什么固有的特征，能提供线索确定它的出处。也许终究要看皮帕的导师卡罗琳能否给她点帮助。
她把相框放在桌子上，揉了揉太阳穴。这张照片将会是个挑战，但她不会被吓倒。她这份工作的一大妙处就在于体验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的快感。创建整齐有序的档案记录虽然有些成就感，但这种重复性的工作着实令人乏味。好在这种乏味可以被抽丝剥茧的快感抵消掉。“我会找到你的，”她轻声说，“这一点绝不会错。”
“又在自言自语呢？”玛戈站在埃洛蒂的桌旁，肩上背着手提包，一边说着一边在包里翻找着什么。“麻烦刚露了个头，你知道的。”玛戈找到一瓶薄荷糖，摇了摇，往埃洛蒂伸出来的手掌上倒了几颗，“要加班？”
埃洛蒂瞥了一眼挂钟，惊讶地发现已经五点半了：“今天不加班。”
“阿拉斯泰尔来接你？”
“他在纽约呢。”
“又去纽约？你一定想他了。要是加里不在的话，我都不知道回家干吗。”
埃洛蒂说自己是想念未婚夫了，玛戈同情地给了她一个微笑，然后愉快地向埃洛蒂道了别。她把霓虹色的耳塞从包里拿了出来，在自己的苹果手机屏上一扫，踩着猫步，大摇大摆地下班度周末去了。
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静得连翻阅纸张的声响都清晰可闻。太阳光照了进来，朝办公室最里面的那道墙投下一束光。光束开始像每天那样朝埃洛蒂的办公桌一寸一寸地移过来。埃洛蒂用大牙咬碎了一颗薄荷糖，点击打印键，把她给新档案盒做的存档标签打印出来。然后她开始整理办公桌，这是她每周五下午都会认真完成的一项工作。这样，她就可以在开始新一周的工作时，面对干净整洁的桌面了。
埃洛蒂不会承认，自然也不会向玛戈承认，自己心里是有一点期待着阿拉斯泰尔去纽约待几周的。当然，她是想念他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道自己有整整六个晚上可以住在自己家里，睡在自己的**，看着自己的书，用自己最喜欢的茶杯喝茶，而不必去和别人商量，也不必解释自己的想法，这让埃洛蒂感到平静。
他说她的公寓很小，楼梯间里有炸薯条的油脂味；而他的公寓很大，有两个卫生间，总是有足够的热水，从来不需要隔着薄得可怜的地板听邻居家的电视上在播什么。他说的都对。但埃洛蒂喜欢自己的小公寓。没错，要让厨房水槽正常排水需要点小窍门；要是用洗衣机洗衣服，在洗衣程序运行结束之前，淋浴的水流只有正常流量的一半。但是，这才像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住的那种地方。设计精巧的旧橱柜和吱吱作响的木质地板都有年头了，要去上厕所只能先爬三层铺着地毯的楼梯。
阿拉斯泰尔似乎认为，她在这样的小地方住得舒舒服服还挺可爱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应该待在我家。”他总是这样说。他家是位于金丝雀码头的一间豪华公寓，“你不需要回自己的小窝住。”
“我高兴住在这儿。”
“这儿？真的吗？”
对于这个话题，虽然每次说的话都有些区别，但至少已经进行过十五次了。每每谈到这里，他都会毫无例外地把怀疑的目光战略性地锁定房间一角，那里放着她父亲的老式扶手椅，椅面是天鹅绒缝制的，椅子上方挂着一个有彩灯装饰的架子，上面摆放着埃洛蒂的宝贝们：埃洛蒂三十岁生日时，贝里夫人送给她的画；母亲去世后，蒂普送给她的魔盒；镶嵌在相框里的合影，是她和皮帕在游乐园拍的照片，当时她俩都是十三岁。
阿拉斯泰尔喜欢20世纪中叶的丹麦设计，他认为如果不是从康伦家居精品店购买的东西，压根儿没有摆出来的必要。埃洛蒂的公寓有种“家的感觉”，他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前提是，他得补充这么一句：“当然啦，等我们结了婚，你还是得离开这儿——我们总不能把婴儿床放在浴室里。”
显然，对于生活在他那个大气奢华的地方不感到兴奋的话，那未免失礼，但埃洛蒂并不是个大气奢华的人，而且改变让她感觉糟透了。“难怪，”埃洛蒂刚到牛津大学那会儿，去看过一位心理医生，她是这么说的，“你失去了母亲。对于一个孩子，这种经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变化。”给埃洛蒂看病的是朱迪思·戴维斯医生(她说“叫我朱迪就好”)。埃洛蒂每周都会去医生那里进行一次治疗，为期三个月。朱迪医生的诊所是一栋爱德华时代的房子，在进行治疗的那间温暖的隔音室里，朱迪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告诉埃洛蒂，这种失去亲人所带来的痛苦是无法抑制的，它将在一个人的心里扎根。
“你的意思是，这将影响我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埃洛蒂问道。
“是的。”
“会一直这样？”
“很有可能。”
不久之后，她就不再去找戴维斯医生(她强调“叫我朱迪”)治疗了。反正去了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她倒是挺想念那儿的柑橘薄荷茶。每次她去治疗，那张磨旧了的木桌上都放着一壶柑橘薄荷茶。
那位医生是对的：在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时，埃洛蒂并没有好转。想象一下：别人住在她的公寓里，把他们的照片挂在她钉进墙面的钩子上，把茶杯放在她养着花花草草的窗台上，享受她窗外的景色，这些让埃洛蒂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感和她偶尔度假时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的感受一模一样，她会完全陷入茫然之中，因为能帮她定位的那些衡量物一个都不在。
目前，她还不忍心和她的房东太太提搬家的事。贝里夫人今年八十四岁，是在巴恩斯街上的这栋房子里长大的。那时，这里是她和家人的住处，而不是卖炸鱼薯条的商店外加上面的三间半公寓。现在，贝里夫人住在店面后边的花园洋房里。“以前，这儿是我妈妈的晨用起居室，”她喜欢在喝上一两杯她最爱的雪莉酒后开始回忆往昔，“她是个淑女，非常优雅。哦，不是那种摆贵族派头的优雅，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是骨子里就带着优雅。”贝里太太一旦开始沉浸在回忆里，她的眼睛就变得格外明亮，打牌时也不怎么专心。“主牌是什么来着？”她在每一轮的开头都会问，“是打黑桃，还是梅花？”
埃洛蒂晚上原定是要和贝里夫人打牌的，现在不得不取消了。她答应佩内洛普，要在周一前完成一份录像清单和精选的剪辑片段。现在，她的进展还算顺利，完成待办事项是她的第一要务，她不能让别的事情耽误自己。
她关掉电脑，盖上笔帽，把笔沿着便签本的顶端放好。桌面上只剩下书包、素描簿和镶嵌在相框里的照片。前两样可以重新放进盒子里保存起来了，最后一样还得跟那堆从盒子里找到的办公用品再待上一个周末。
把照片收好之前，埃洛蒂用手机对着它拍了张照片，就像皮帕那样。如果她想就自己的礼服有更多想法，这张照片还会用得着的。看着照片的时候，把面纱摆在旁边，也没什么坏处。
犹豫了一会儿后，她又给素描簿里的那栋房子拍了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她仍旧觉得这栋房子会是她母亲讲的童话里的那栋。给它拍照，仅仅是因为她喜欢这幅画，它画得很美，让她有所触动。这幅画把她和母亲联系了起来，还把她和童年里不可分割的那部分拴在了一起。
然后，埃洛蒂把书包和素描簿塞进一个新的档案盒，贴上她打印出来的标签，在离开办公楼之前顺路把它们放进储藏室归档。接着，她便走上伦敦熙熙攘攘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