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特殊的人们 PART TWO SPECIAL ONES
Ⅴ
在我这位新客人到来之前，以及在艺术史学家协会在这里开博物馆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人住在这栋房子里。工作日的下午，偶尔有小孩为了在朋友面前逞能，会从一楼的窗户爬进来，这让我也算是有了伴儿。有时候，我要是心情不错，还会给爬进来的孩子助助兴，要么砰地关上一扇门，要么摇晃一扇窗，吓得他们尖叫着往外爬，还会狼狈不堪地把自己给绊倒。
但是，我想念有合适的客人陪伴我的日子。一个多世纪以来，一些人陪伴过我，但非常非常少，我爱他们。没了他们的陪伴，我现在每星期都得忍受一次强加给我的耻辱：忙碌的人群蜂拥而至，职员们还津津乐道地剖析我的过去。游客的嘴里，都说着有关爱德华的事，可他们会叫他“拉德克利夫”或是“爱德华·朱利叶斯·拉德克利夫”，这让他听上去，既老气，又古板。人们忘记了，他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时候是多么年轻。我们决定离开伦敦时，他才刚过完二十二岁生日。他们用严肃、恭敬的语气谈论着艺术，还望着窗外，冲河边的方向比画着，说的话类似于“他画的泰晤士上游，灵感来自这处风景”。
范妮也备受关注。她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和她相识的人来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人们猜测着“那件事”是在哪儿发生的。报道中的说法从来就不清不楚，而且不同的报道还会相互矛盾。再者，虽然那天房子里不止一个人，但他们的说法含含糊糊，一些细节也湮没在历史之中。我自己并没亲眼看到——我没在那个房间里——但因为造化弄人，我看过警方的调查报告。我以前的一位客人，伦纳德，拿到了非常清晰的报告副本。在很多个安静的夜晚，我们一起仔细研究过这些报告。当然，上面的内容完全是编造出来的，可当时就是那样的世道。也许现在仍然如此。
爱德华给范妮画的肖像画，是在协会开始将这里向游客开放时送来的。画像中，范妮穿着绿色天鹅绒低胸连衣裙，颈肩和胸脯上的白皙肌肤映衬着心形祖母绿项链。这幅画挂在二楼卧室的墙上，对面的窗子可以俯瞰到果园和通往村里墓地的小道。有时我会想，范妮对此会做何感想。她是个容易激动的人，要是她的卧室看出去是一块块墓碑，她可不会高兴。“那只是换个睡法，”我能听到爱德华在试图安抚她时这样说，“仅此而已。不过是死者在长眠。”
有时，人们会在范妮的画像前驻足，将它同旅游宣传册上印的那幅小一些的图片进行比对。他们品评着她美丽的脸庞、尊贵的一生、悲惨的结局，他们对那天所发生的事做着种种猜想。多数时候，他们摇头叹息，慨叹之中却透着些许满足。毕竟，对他人的悲剧进行反思，这可是诸多最为津津乐道的消遣中的一个。他们想知道范妮父亲的事，他的钱如何了；想知道她未婚夫的事，他的心有多痛，还想知道在她去世前一周，她收到来自瑟斯顿·霍姆斯的那封信上都写了什么。我知道：被谋杀的人会永远成为有趣的话题(当然，除非你是住在小白狮街的十岁孤儿，因为换作那样的身份，被谋杀的人不过是死了而已)。
当然，游客们也会谈论拉德克利夫蓝。他们想知道这颗吊坠可能流落何方。谈及此，他们的眼睛都瞪得大大的，声音中满是兴奋。他们说：“东西可不会平白无故地消失。”
有时，他们甚至会谈论到我。这都多亏了我有年轻的士兵，伦纳德，因为正是他首度在书中提到，我是爱德华的情人。在此之前，我只是爱德华的一位模特。伦纳德的书在礼品店里有售，我经常会瞥见封底上伦纳德的脸，然后便会记起他住在这栋房子里的那段时间，记起死一般寂静的深夜里，那一声声呼唤着“汤米”的哭喊。
每个星期六都有游客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他们背着手，脸上一副故作了然于胸的神情。提到我时，他们都叫我莉莉·米林顿。考虑到当时事情演变到那个地步，他们这样叫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想知道我的出身，我的下落，我的真实身份。我对这样的人还是颇有好感的，尽管他们的猜测都不过是执迷不悟。有人想着我，总是件好事。无论多少次我听到陌生人大声说出“莉莉·米林顿”这个名字，都是个惊喜。我试着把我的真名低声传到他们耳边，但只有少数人听到过我的声音，就像我的小朋友，他的眼睛总是被柔软的刘海儿遮着。这并不奇怪：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孩子要比成年人更敏锐。
麦克夫人过去常说，那些打听八卦的人会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麦克夫人说过很多话，而这一点她说对了。在别人的记忆里，我是个小偷，一个冒名顶替的骗子，一个摆脱了草根身份的姑娘，一个不洁身自好的姑娘。
这些都是我，而且还不仅限于此，处境不同，身份便不同。但有一个安在我身上的罪名却是冤枉的。我不是谋杀犯。那天，可怜的范妮·布朗被人开枪打死了，但不是我开的枪。
我的这位客人已经在这里一周半了。上个星期六，他早早地从房子里溜了出去——我要是也能做到这点该有多好——之后几天，他的作息和上个星期一样。我对于搞清楚他为什么来这儿开始感到绝望，因为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善于交际：他从不会在周围留下纸张，以便我能从中获取信息，让我弄明白他是来干什么的；他也不会和别人进行长时间的、提供有用信息的谈话，好让我有所收获。
但今晚，终于来了一通电话。结果，我现在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也知道了他的名字——杰克·罗兰斯。
他在屋外待了一整天，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一早上便带着铲子和相机包出发。不过，他回来时，我立刻看出了他的变化。首先，他拿着那把铲子在外屋的水龙头底下把它冲洗干净。显然，挖掘工作到此为止了。
他的态度也有所不同。他的身上没有哪处再是紧绷的，看起来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他走进来，烧了一块鱼肉当晚餐。这可不像他，到目前为止，他都是那种拿罐头解决晚餐的人。
这种仪式感让我更加警觉起来。我想，不管他来这儿干吗，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接着，仿佛是要印证我没猜错，电话来了。
显然，杰克一直在等着这通电话。吃晚餐时，他看了几次手机，像是在看几点了。当终于接起电话时，他早已知道是谁打给他的。
起初，我担心是莎拉打电话来，要取消他们明天共进午餐的约会。但不是她，而是一个叫罗萨琳德·惠勒的女人。她从悉尼打来的电话，谈话的内容和杰克的照片上那两个小姑娘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坐在厨房的长椅上听着，然后听到他提到了一个我很熟悉的名字。
在听到那个名字时，他们的谈话内容还只是简短而生硬的客套。然后，杰克，这个在我看来说话不会字斟句酌的人，说道：“喂，很抱歉让你失望了。我花了十天，把你列在清单上的地方查了个遍，就是没找到那颗宝石。”
在提到爱德华和他的家族时，只有一颗宝石让会人慎之又慎，因此我立刻知道了他在找什么。我承认，我有点失望。这根本不难猜。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人也都不难猜。人就是会情不自禁。我也没什么立场对于寻宝的人说三道四。
不过，杰克能想到在伯奇伍德寻找拉德克利夫蓝，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从博物馆里那些一日游的游客那儿我已经知道，人们并未忘记这颗钻石——实际上，围绕这颗钻石的下落已经演绎出一个传奇——但杰克是唯一来这儿寻找它的人。自从报纸上的报道第一次被出版以来，人们就普遍认为，那颗吊坠于1862年被带去了美国，并立马销声匿迹。这个想法因为伦纳德又进一步被加强，他提出的观点是，我从这栋房子里把钻石拿走了。当然，他是错的，而且我相信，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知道钻石不是我拿的。但令他动摇的，是警方的调查报告——在范妮死后的几天里，警方进行的访谈，既一反常态，又错漏百出。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我们之间存在着理解和信任——我和伦纳德之间。
让我感兴趣的是，杰克——听从这个女人，这位惠勒夫人的吩咐——会到伯奇伍德来寻找拉德克利夫蓝。当我正在思考这一点时，他说：“听起来你好像在要求我强行闯入这栋房子。”我其他的思绪都消散了。
“我知道这对你有多重要，”他接着说，“但我不会这么干。这地方的经营者说得很清楚，让我住在这儿是有条件的。”
我太过急切，没有意识到我靠他太近了。杰克突然打了个冷战，他把电话放在桌子上，去关窗户。他一定是在手机上按了某个按钮，因为突然间，我也能听到通话中的另一方。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并不年轻，美国口音：“罗兰斯先生，既然收了我的钱，就得干活。”
“你列在清单上的地方我都查过了：树林、河湾、小山上的空地——埃达·洛夫格罗夫写给她父母的信里提到的所有地方，我都查过了。”
杰克继续说道：“那些地方没有宝石。很遗憾。”
“罗兰斯先生，我们见面时，我就告诉过你，如果清单上的那些地方没有发现，我会建议你启动备用计划。”
“但你没说要闯博物馆。”
“对我来说，这件事十万火急。你也知道，要是情况允许，我会自己去的，可我现在没法飞过去。”
“我很遗憾，但是——”
“肯定用不着我提醒你：只有你交了货，我才会把另一半的钱付给你。”
“即便是这样……”
“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会发电子邮件给你。”
“那我周六进去，那天是开放日，我会四处看看。在此之前，我不会进去的。”
她结束通话时很不高兴，但杰克不为所动。他是那种镇定自若的人。这是个优点，但正是因为他是个镇定自若的人，我莫名其妙地想要让他自乱阵脚。只要有一点点的慌乱就好。我担心自己开始有了极其执拗的倾向。毫无疑问，这都是因为我觉得无聊且沮丧，这两种感受可谓一胎双生，后者的脾气尤其乖戾。再者，是因为我认识爱德华。对于他来说，热情奔放才是美，而在把自己的理念说得头头是道时，他又是那样**洋溢，想要不为所动根本是不可能的。
听到这通电话后，我非常激动。杰克把相机拿了出来，开始把相片传到电脑上。我便独自退到楼梯转弯处那个温暖的角落里，去思考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在某种程度上，令我不安的原因很清楚。时隔这么久，听人提到埃达·洛夫格罗夫让我大吃一惊。随之而来的是许多回忆，还有疑问。埃达与拉德克利夫蓝之间有关联，这是有道理的，可她被提到的时机令人不解。为什么是现在？她住在这栋房子里的时间很短，而且距现在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
但令我苦恼的还有一层原因。不太明显，与我本人的关系更大。我意识到，我的苦恼源于杰克拒绝了罗萨琳德·惠勒要求他做的事。但我的烦恼也不是因为惠勒夫人，而是因为我意识到，就杰克而言，他已经完成了被派到这里应当执行的任务。这个任务和照片中的两个小女孩无关，他一直在意这两个小家伙，所以他打算离开这里了。
我不想让他离开。
相反，我非常希望他留下来，进到我的房子里来。不是在星期六和其他所有人一起进来，而是他自己一个人进来。
毕竟，这是我的房子，不是他们的。更重要的是，这里是我的家。我勉强让那帮人用这里，是因为他们的目的是向爱德华致敬，爱德华已经得到的，远不及他应该得到的。但这栋房子是我的，如果我想，我可以请客人进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自己的客人了。于是，我回到楼下，走进原来的看门人的住所。我和杰克现在坐在一起——他对着他的照片安静地沉思，我对着他不安地沉思。
他一张一张地浏览照片中的画面，我看着他脸上的细微变化。一切都静静的，一切都是静止的。我能听到我的挂钟从房子里传来的嘀嗒声，那只钟是那年夏天爱德华在我们到这儿来之前送给我的。“我会永远爱你。”在我们决定要把它挂在那儿的那天夜晚，他向我发誓说。
杰克身后的墙上有一扇门，和房子的厨房相连。厨房里有个窄门，里面是通往二楼的小楼梯。楼梯走到一半的地方有一个窗台，宽度足够一位女士坐下小憩。我记得7月的一天，空气中香气弥漫，阵阵香风从窗外吹进来，在我**的脖颈上轻轻拂过，爱德华的袖子堆在小臂上，露出一小截胳膊，他伸出一只手，手背轻轻蹭着我的脸颊……
杰克打完字了。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在倾听遥远的旋律。过了一会儿，他的注意力重新回到了屏幕上。
我记得爱德华是怎样和我视线交会的，记得我的心脏是怎样在胸腔里跳动的，记得他在我耳边的呢喃和我皮肤触到的温热气息。
杰克又停了下来，瞥了一眼他身后墙上的那扇门。
突然间，我明白了他的想法。我靠得更近了些。
进去，我低声说。
他现在锁着眉头，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下巴抵着拳头。他在盯着那扇门。
到我的房子里去。
他现在走了过去，挨着门站着，一只手贴在门上。他的脸上是迷惑不解的表情，那副样子就像是有人在试着解数学题，偏偏答案却出乎意料。
我立刻出现在他的身边。
开门……
但他没有开。他要走，要离开这个房间。
我跟着他，想凭借我的意念让他回去，但他去翻他的旧行李箱了。箱子里面都是他的衣服，他翻来翻去，直到拿出一个黑色的小工具包。他站起身来，低头看着手里的东西，把它在手心里稍微捏了捏，像是在估计东西的分量。我意识到，他不仅仅在掂量这个包的重量，因为最后，他咬紧的牙关显露着一份决然，他转过身来。
他要进来了!
门的一侧有警报器，这是协会安装的，在确定很难雇到可以待在这里的看门人后安装的。它像是每个星期六下午，当博物馆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都不开门时，被设定的一块钟表。我看得入了迷，因为他凭着从工具包里取出的一个工具，不知怎么就把警报器给解决了。接着，他没费什么劲儿，就撬开了锁，这让我一下子想到了船长，杰克这一手要是被船长见到，肯定会得到他的青睐。门被推开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杰克就跨过了门槛。
房子里黑乎乎的，他没有带手电筒，唯有月光透过窗子洒下的银辉。他穿过厨房，来到走廊，然后停了下来。他慢慢地转了个弯，小心翼翼。然后，他开始上楼梯，一直爬到顶层的阁楼，然后再次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接着，他原路返回到麦芽坊。
我本想让他多待一会儿，再多看看。但他离开时审慎的表情让我的情绪得到了安抚。我有一种感觉，那是凭我长久以来的经验感觉到的——他还会回来。一旦我觉得感兴趣了，人们往往都会回来的。
所以，我便放他离开了。他再次从另一边锁上了门，独留我在房子里与黑暗为伴。
﹡
对于懂得如何撬锁的男人，我总是钦佩良多。就这门手艺而言，我对女人也同样钦佩。这得怪我的成长环境：麦克夫人非常懂生活，对生意甚至更在行。她常说，无论在哪儿遇到锁，认定被锁着的东西值得一看，那才是智慧。不过，我自己从来不干撬锁的活儿，公开场合里，我是不会去撬锁的。麦克夫人的买卖比开门撬锁要复杂得多，她认为多元才是关键，或者按照她喜欢的说法，解决问题的法子不止一种，这话也许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我当小偷是把好手。正如麦克夫人预见的，那是个完美的把戏：人们能想到肮兮兮的街头流浪儿偷东西，对于可以划入这个范畴的孩子，人们都保持着警惕。但是，穿着漂亮衣服、肩头垂着金色小卷发的干净小女孩，却不会被怀疑。我来到麦克夫人家，让她的业务范围越过了莱斯特广场，拓展到西面的上流社会住宅区——梅费尔区，以及北面的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和布鲁姆斯伯里。
这样的拓展让船长高兴得直搓手。“有钱人都住在那边，”他会说，“他们口袋里的好东西都装不下了，就等着人下手呢。”
“走失的小女孩”这个把戏非常简单，不过是让我站在显眼的地方，脸上露出孤苦伶仃的表情。忧心忡忡地掉几滴眼泪，也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必要的，因为想要哭出来得费好大劲儿，而且要是我发现钓上钩的人不是个好目标，眼泪还不容易收住，所以，我在部署眼泪攻势时非常谨慎。没过多久，我便有了第六感，知道我该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下功夫。
如果有合适的绅士来到我身边——总会有这么位绅士出现的——他会询问我住在哪里，怎么就我一个人，我会给他讲述我那令人难过的遭遇，再报上一个适当而体面的地址——不过不是特别了不起的地方，以防人家认识那里——然后便允许这位先生叫来一辆马车，让我坐上去，并且把车费付了。在他乐于助人时，把手伸进他兜里并不难。伸出援手的人，总是有一种意义非凡的正义感。这对我非常有用，因为要是没了这种正义感，他会对事情做出更好的判断，不会让自己对正义以外的一切都变得迟钝。
但是“走失的小女孩”需要在一个地方站很久，这让我觉得很无聊，而且冬日里那几个月，让我觉得又冷又潮，颇为不快。我很快意识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在相对舒适的地方赚到同样多的钱。这也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如果乐于助人的绅士一再坚持要把我送回“家”，我该怎么办。麦克夫人非常欣赏足智多谋的人：她是个天生的骗子，要是有人给她出了新点子，她会因为新计划的可行性而笑逐颜开。她也在针线活上证明了她有多聪明。所以，一旦我把想法告诉她，她很快就能做出一双精致的白色儿童手套，然后按我的需要把它改好。
就这样，“乘客小女孩”诞生了。她也是一个安静的小家伙，因为她要做的和“走失的小女孩”恰好相反。后者需要引人注意，可乘客小女孩想要的是避免别人的注意。她是公共巴士上的常客，静静地坐在靠窗的位子上，精致的儿童手套端庄地叠放在腿上。她身材娇小、干干净净、天真烂漫，独自出行的女士自然会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但是，一旦这位女士在路上因为谈话或是看风景，因为一本书或是她手中的小花束而放松了警惕，小女孩的手——到目前为止，一直藏在衣服底下不被人看出来——便会伸到挨在一起的两条裙子的层层褶皱之间，直到找到身边女士的口袋或手袋。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手感：我的手迅速伸进漂亮女士的裙子里，丝绸凉凉的、滑滑的，我的指尖快速一扫。与此同时，掩人耳目的儿童手套给人一种错觉——我的双手放在腿上，令我无可指摘。
从一些公交车司机的手上，可以花点儿小钱就买下全天票。在买不到全天票的日子里，我便再次上演“走失的小女孩”的戏码，站在有钱人来往的街道上，摆出惊恐害怕的模样。
在那些日子里，对于人，我学到了很多。比方说：
一、显赫的身份使人——特别是女人——相信他人。她的经历令她想不到可能会有人想害她。
二、绅士喜欢被人看到自己在助人为乐，没什么比这一点更确定无疑的。
三、障眼法的艺术在于，要把人们希望看到什么弄得一清二楚，然后确保他们看得到。
最后一点是科文特花园的法国魔术师帮我领悟到的，因为我听从了莉莉·米林顿的嘱咐，一直仔细观察他，直到我确切地知道，他是怎么让那些硬币出现的。
我还学到一点：如果发生了最糟糕的情况，然后身后还传来一声“站住!小偷!”，那么伦敦便是我的最佳盟友。对于一个瘦小又认路的孩子来说，街道的吵闹声和拥挤的人群，便是完美的掩护。想要在走来走去的成年人的密林中消失，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有朋友帮衬的人来说。这又归功于莉莉·米林顿。有一个带夹板广告牌的人，我总是可以指望他坐在那里，在警察过来时，他会在警察的腿边把广告牌翻来翻去，令他们行动不便；有一个在街头演奏手风琴的人，他的手风琴总能不可思议地在底轮上滚动，把追我的人堵在路上。当然，还有那位用硬币变戏法的法国魔术师，总能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拿出一个恰到好处的钱包，让追我的人愤怒不已，对我无暇顾及。我也就此逃之夭夭。
所以说，我是个小偷，还是把好手，能赚够自己的生活费。
只要我每天带着几样偷来的战利品回去，麦克夫人和船长就很开心。她告诉我许多次，我的母亲是位真正的、体面的淑女。她告诉我，被我偷的那些淑女没比我好到哪儿去。她告诉我，在指尖下感受到品德的重量没有错。我猜她的意思是劝我别让内心躁动的良知占了上风。
她其实不必为此费心。我们在一生中都做过后悔的事，从有钱人身上偷点儿东西和最令我后悔的那些事相比，算不上什么。
昨晚，杰克离开我的房子后，我感到焦躁不安。他也睡得不安稳，最后，在黎明的曙光中醒了过来。今天是他和莎拉见面的日子，他已经打扮了好几个小时。他在着装上尤其下了功夫，但这身行头穿在他身上，看着却有些别扭。
他在打扮自己时非常精心。我注意到，他不再刮袖子上那个他想象出来的斑点了，他在镜子前花的时间要比平时长，他刮了胡子，甚至梳了梳湿漉漉的头发。我以前从没见他做过这些。
梳完头发，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像是在品评着自己在镜中的身影。我从镜子里看到他的视线在移动，有那么一刻，我以为他是在看着我。我的心漏跳了一拍，然后我意识到，他是在盯着照片上的两个婴儿看。他伸出大拇指，依次在她们俩的脸蛋儿上蹭了蹭。
起初，我以为他是因为今天和莎拉见面才心神不宁。毫无疑问，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会是令人心神不宁的原因。但是现在，我想知道，除此之外是否还会有别的原因。
他泡了一杯茶，但是洒了一半，就和往常一样。然后，他拿了一片吐司，走到房间中央的小圆桌前，他的电脑就放在上面。昨晚，又来了几封新的电子邮件，有一封是罗萨琳德·惠勒的，她承诺(威胁)过要寄给他。这封信里似乎附上了一份相当长的清单和一幅草图。杰克的反应是，把一个黑色的小装置插在笔记本电脑的侧面，按了几个键，然后又把那个小东西拔下来，塞进衣兜里。
他早上又进了我的房子，我并不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他在罗萨琳德·惠勒的电子邮件中有所发现。他离开桌边后，我走近了些，看到邮件主题那行写着“进一步指示：埃达·洛夫格罗夫的笔记”，但除此之外我对那封邮件一无所知，因为上一封电子邮件被他点开了，是一则订阅《纽约客》的广告。
不管怎样，在看过电脑之后，他很快便拿出他的微型工具包，再一次开门进了我的房子。
现在，我和他都在房子里。
他进来后，没做什么。从他的行动中，几乎看不到多少决心大干一场的架势。他在桑葚房里，靠着窗边的檀木书桌。窗子正冲着花园中央那棵栗子树，越过栗子树是田间谷仓。但杰克盯着更远的地方——远处那条河。他脸上再次露出那副忧心忡忡的表情。当我走近时，他眨了眨眼，目光转向了草坪，然后是谷仓。
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和爱德华一起躺在谷仓的顶层，透过屋顶石板间的小孔，看着阳光倾泻而下，他低声对我说着在这个大千世界里他想去的所有地方。
正是在这个房间里，在壁炉旁的躺椅上，爱德华详细地把他画仙后的计划告诉了我；就在这儿，他微笑着，把手伸进外套口袋，拿出那个黑色天鹅绒盒子，让我看了里面的宝贝。我依然记得，他把那块冰冷的蓝色宝石放在我咽喉处的时候，他指尖传来的轻轻触感。
也许杰克只是想要分散一下注意力，以此打发掉出门之前的几分钟。当然，他一直记着要和莎拉见面的事，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扫一眼我的挂钟，确定是几点。当钟表显示的时间最后和他心里设想的时间一致了，他便立刻撤离了我的房子，出去之后，便锁上了厨房门，并重置了报警装置。这一系列操作，连让我跟上去的时间都没给我留。
我跟着他来到大门口，看着他上车离开。
我希望他不会走太久。
现在，我要回麦芽坊去。也许罗萨琳德·惠勒的电子邮件中还会有新的发现。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她怎么会弄到埃达·洛夫格罗夫的信。
可怜的小埃达。童年是最残酷的时光，也是一个极端的地方。在这里，一个人可能今天还在银色的星河中无忧无虑地扬帆起航，明天却一头扎进绝望的黑森林里迷失了方向。
范妮死后，警方完成了调查，其他人便离开了伯奇伍德庄园。好长一段时间里，一切都是静止的、静默的。房子依然如故。二十年过去了，露西回来了。我这时才从她那里得知，爱德华已经去世，并把这栋房子，他最心爱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小妹妹。
这么做完全符合爱德华的风格，因为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妹妹，她们也非常喜欢他。不过，我知道他为什么会选择露西。他会说服自己，克莱尔能把她自己照顾好，要么嫁人，要么说服别人照顾好她。但露西不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看到她的第一眼。当时，爱德华要领我去他母亲花园的工作室，于是便把我带回了家，就是汉普斯特德那栋深色砖墙的房子，我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露西那张苍白的小脸上挂着一丝防备。
对我来说，她永远都是那个孩子：我认识的那个女孩，憎恨伦敦的束缚，可一旦她在乡下撒了欢儿，就自由自在地尽情去探索、挖掘和收藏。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夏天，我们一路从火车站走到这栋房子，露西落在后面，因为她的行李箱里装满了珍贵的书籍，可她却不同意把行李和其他人的一起放进马车里。
验收房子时，她的出现令我惊讶。小露西成了一个朴实无华、一脸严肃的女人。按照当时的标准，三十三岁的她不再年轻。但她还是露西，仍旧穿着实用的长裙，颜色是最不起眼的橄榄绿，还戴了顶吓人的帽子，这让我不可抑制地生出一分对她的喜爱。帽子下面的头发已经松了——她永远都固定不好发卡——她的靴子上粘了厚厚的一层泥。
她没有查看所有的房间，不过她也不需要那么做。她和我一样了解这栋房子，知道这里的秘密。她只走到厨房，然后和律师握了握手，便告诉他可以离开了。
“但是，拉德克利夫小姐……”他的言辞间有一丝困惑，“难道您不需要我陪您在这栋房子里四处看看吗？”
“没有这个必要，马修斯先生。”
她等待着，看着他沿着马车行驶的车道消失，然后转身回到厨房，静静地站在那里。我径直走到她的身边，看着她脸上如今被岁月刻下的细纹。透过这些皱纹，我能看到我认识的小露西，因为人是不会变的。年龄会增长，但人们仍旧和他们年轻时一样，只是更脆弱、更悲伤。我只想把她搂在怀里。露西，一直都是我的同盟。
突然，她抬起头来，仿佛在盯着我看，或是穿过我的身体看着后面的什么东西。有什么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没有理会我，穿过走廊，走上了楼梯。
我想知道，她是否打算住在伯奇伍德庄园。我对她会留下来抱着一丝希望。然后，一些东西陆续运来：先是木箱，然后是桌椅和小铁床，还有黑板和粉笔。最后，来了一个看上去很严厉的女人，姓桑菲尔德，她的办公桌牌上写着“副校长”。
是所学校。我很高兴看到它。小露西一直对知识不断求索。爱德华会很高兴的，因为他在街上时，总会停下来，拽着我和他一起逛逛这家书店或是那家书店，就为了给露西选一本新的大部头。她的求知欲怎么也填不满。
有时，我还能听到那些女学生的声音。微弱的、遥远的声音，在唱歌，在争吵，在大笑，埋头在枕头上哭泣，恳求母亲或父亲回心转意，回来再把她领回去。她们的声音被困在这栋房子编织的牢笼里。
在我和麦克夫人、马丁以及船长一起生活的岁月里，我渴望父亲能回来找我，但我没哭过。留在麦克夫人那儿的信写得很清楚：父亲教导我，要勇敢，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做个好人；要尽我的本分，要成为有用的人；要听麦克夫人的吩咐，因为他对她完全信任，我的最大利益可以指望她来保护。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道。
“他在新地方站稳了脚跟，就会派人来接你。”
在被遗弃的孩子心里，有一道伤，永远也不会愈合。我在爱德华身上认出了这道伤口，有时我会想，令我们最初相互吸引的，会不会就是这道伤口。因为，他自然也被遗弃过，在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和妹妹们在父母周游世界的时候，被丢给了不以为然的祖父母。
在埃达·洛夫格罗夫身上，我也认出了这道伤。
这些年来，我经常想起她，想起孩子们的不近人情，想起她悲伤难过的样子，想起在河水中的那一天。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却恍如昨日。现在，我不怎么费力就能看见她，盘腿坐在阁楼的**，脸颊上挂着愤怒的热泪，奋笔疾书，哀求着父母一定、一定、一定要回来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