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2017年夏

埃洛蒂下班回家时,贝里夫人被蜀葵花和飞燕草围绕着。位于大厅后面的花园敞着门,埃洛蒂可以看到年迈的房东太太正在审视着那些盛开的花朵。贝里夫人的眼镜片差不多和可乐瓶的玻璃一样厚,要是不戴眼镜,她连方片和红桃都分不清,可让埃洛蒂始终感到惊奇的是,一到处理那些花卉上的小虫子时,贝里夫人的眼神儿堪比神枪手。

埃洛蒂没有直接上楼,而是穿过大厅,停在门口。大厅里,贝里夫人的祖父留下的那块钟表仍旧在轻柔、耐心地任凭时间在钟摆的挥动间流过。“你赢了吗?”

“坏家伙。”贝里夫人一边喊道,一边把一只圆滚滚的绿色毛毛虫从一片叶子上摘下来,还举起来给埃洛蒂远远地看上一眼。

“偷偷摸摸的小恶魔,还贪吃——贪吃得可怕。”她把祸害花卉的坏家伙扔进一个旧果酱瓶,那里面还装了一点儿其他的祸害。“想不想喝点儿什么?”

“来一杯吧。”埃洛蒂把背包放在水泥台阶上,朝夏日的花园里走去。先和贝里夫人简短聊聊——毕竟是星期五嘛;然后再开始处理录像带,怎么说她也已经答应了佩内洛普。

贝里夫人把那瓶虫子放在了苹果树下那张优雅的铁艺桌上,然后她的身影消失在厨房里。八十四岁的人了,精神却异常矍铄,她把这归功于没去考驾照:“可怕的机器,还污染环境。瞧瞧那些人,开着那玩意儿乱冲乱撞!太可怕了。还是走路的好。”

她从厨房拿了个托盘出来,上面放了一大罐冒着气泡的橘色饮料。去年,贝里夫人和她那群水彩画友一起去了托斯卡纳旅行,自此便喜欢上了阿贝罗鸡尾酒。她给两个玻璃杯斟满酒,隔着桌子递给埃洛蒂一杯:“敬您!”

“干杯。”

“我今天把您的邀请函都寄出去了。”

“这是个好消息。至少,对于我的教派是个好消息。”

“我最近读诗的时间更多了些。有一首罗塞蒂[9]的诗让人感到很愉快——读起来像是触到了莫里斯舞[10]的裙摆,诗中写了孔雀、水果和宁静的海……”

“听上去妙极了。”

“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对你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我更喜欢丁尼生[11]。‘若我被爱着,如我渴望的那样,就算地球再大,生与死之间的邪恶之地再广,我又有何所惧——若被你爱着?’”她面带微笑,一只手抚上胸口,“哦,埃洛蒂,多么真实!多么自由!只要知道爱是什么,生活之中再无所惧,多么快乐啊。”

埃洛蒂发现自己点着头,和贝里夫人一样兴奋:“真美好。”

“是吧?”

“阿拉斯泰尔的母亲考虑要在婚礼上朗诵一小段诗,大致是说生活就像生与死之间的邪恶之地……”

“哼!那和她有什么关系?”

“嗯,我想,没什么关系。”

“不管怎样,关键不是那首诗。关键是无论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在人们身上,有人爱就意味着有人保护。”

“你认为真是这样吗?”

贝里夫人笑了:“我告诉过你我是怎么认识我丈夫的吗?”

埃洛蒂摇摇头。贝里先生在她搬进阁楼那间公寓之前就去世了。不过,她看过他的照片,很多照片,上面的男子笑容灿烂,戴着眼镜,光溜溜的脑袋上只有一圈白发。这些照片在墙上挂得到处都是,还摆在贝里夫人公寓里的餐边柜上。

“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他那时候姓伯恩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从德国坐火车来到英国。儿童撤离行动[12],你知道吧?我的父母报了名,可以收养孩子。于是,1939年6月,托马斯就被送来了。我还记得他到我们家的那一晚:我们打开门,他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两条腿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手提箱。他是一个有趣的小家伙,黑黑的头发,黑黑的眼睛,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一直客客气气的。他坐在餐桌旁,把我母亲胡乱做的德国酸菜都吃了,然后被领到了楼上,我父母给他专门腾出了一个房间。当然,我对他特别感兴趣——我曾经多次央求父母,说我想要有个兄弟——当时,隔开我和他的房间的那面墙上有个缝,那原本是个老鼠洞,但我父亲一直没抽出时间把它修补上。我就从那个缝里偷看他,也就知道了他每天晚上都会躺在我母亲给他准备的**,但等到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他就会拿着毯子和枕头爬到衣柜里睡觉。我想我是因为这个才爱上了他。

“他来我们家的时候,随身带着一张照片,被包在他父母的一封信里。他后来告诉我,他妈妈把这封包着照片的信缝在了他的夹克衫衬里,这样就不会在路上被弄丢了。那张照片他保存了一辈子。照片上,他的父母衣着考究,他夹在父母中间,看起来是个快乐的小家伙,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父母都死在了奥斯威辛,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刚满十六岁就和他结了婚,我们俩一起去了德国。战后的生活到处混乱不堪,即便战争结束了,仍然有很多恐怖的事情需要去梳理。他很勇敢。我以为总有一天他失去的一切会使他备受打击,但我并没有等到那一天。

“当我们得知我们不会有孩子时;当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骗了他,我们看起来可能要破产时;当我发现我的**里长了一个肿块时……他始终那么勇敢,那么有韧劲。我觉得,他像是打不倒的小强——现在似乎时兴这么说。并不是他对这些事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哭泣——但他会把失望、艰辛和悲伤都消化掉。每一次,他都会重新站起来,然后继续前行。他不是那种拒绝承认自己身处逆境的疯子,而是那种接受生活本就不公的人。人生在世,唯一真正的公平,就是生活中的不公平。”她斟满她们的酒杯,“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我想要回忆过去,也不是因为我想要在星期五的落日余晖中给我的年轻朋友讲述悲伤的故事。我只是,我想让你明白。我想让你看看爱会给人多大的安慰,共度一生、真正地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是什么样子。生活有一道道的围墙,这是不可避免的,抛开这一点,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在意。因为这个世界纷繁嘈杂,埃洛蒂,虽然生活充满了喜悦和惊奇,但也有邪恶、悲伤和不公。”

埃洛蒂想不出该说点儿什么。贝里夫人的人生智慧是在艰难困苦中得来的,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会显得油嘴滑舌,而且就凭自己这点儿生活阅历,她又能给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忘年交的生活感悟补充些什么呢?贝里夫人似乎也不指望埃洛蒂会有什么回应。她小口地抿着酒,视线越过埃洛蒂的肩膀落在她的身后,不知在想着什么。于是,埃洛蒂自己也陷入沉思之中。她意识到一整天都没接到阿拉斯泰尔的电话了。佩内洛普在通话时说,他和纽约的董事会开了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也许,他和同事一起出去庆祝并购的事了?

埃洛蒂仍然不能完全确定阿拉斯泰尔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应该是和收购有关的。他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一切都在于整合,把两个实体合并起来,合并后价值会提升——但埃洛蒂想不明白的问题往往都是小孩子才有可能问的。在她的工作中,收购指的是物品的交付和所有,涉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握在手里的,可以凭借上面的每一处标记讲述一段故事的。

“托马斯临终的时候,”贝里夫人接着往下说,“差不多就快不行了的时候,我开始担心起来。我非常担心他会感到害怕,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走。晚上,我梦到的都是那个独自站在我家门口的小男孩。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们一直能明白对方的心思。有一天,他转过头对我说,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生活中就没有什么事让他害怕过。这些话不是他一时兴起才说给我听的。”她的眼中闪烁着光彩,声音里充满了惊叹,“你听到了吗?生活中没有什么事能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我有多爱他。”

埃洛蒂一时哽咽:“要是我能认识他就好了。”

“我也希望你们俩能认识。他会喜欢你的。”贝里夫人猛地喝了一大口酒。一只八哥落在隔开两人的桌子上,热切地盯着那罐小虫子,然后大叫一声,飞到了苹果树上,在树干上继续觅食。埃洛蒂和贝里夫人笑了起来。“留下来吃晚饭吧,”她说道,“我给你讲点儿高兴的事,我和托马斯有一次无意间买了一个农场的事。然后,我要把你打得落花流水。牌我都洗好了,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哦,贝里夫人,我真的很想留下,但是今晚不行。”

“连打牌都不能让你留下吗?”

“恐怕不行,有件事已经拖到最后期限了。”

“还要工作?你要知道,你太辛苦了。”

“这次不是工作,是婚礼的事。”

“婚礼的事!老实讲,现在的人把事情都搞得那么复杂。除了两个人彼此相爱,再加上有人听他们这么说,还需要什么呢?要是我,连后面那条都是多余的。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就跑到托斯卡纳去,找一个山顶上的中世纪村庄,站在村子边上,迎着太阳,戴着金银花编的花环,向托马斯许下我的结婚誓言。然后,我就找瓶让人快活的上好的基安蒂红酒[13],开怀畅饮。”

“婚礼不就该这样吗?”

“小嘴儿可真甜!”

上了楼,埃洛蒂踢掉鞋子,打开了窗户。夏天,贝里夫人花园里的金银花贴着房子后身的砖墙恣意生长,花香在温暖的午后微风中飘**,整个公寓都香气四溢。

她跪在地上,打开手提箱,里面是父亲给她装起来的录像带。埃洛蒂认出这个手提箱大约是他十二年前买的。那一年,她说服他去维也纳参加古典音乐巡回演出。手提箱看起来旧了不少,里面装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出行时也就不会再选它。没人会猜到,这里面装着他的心,埃洛蒂觉得父亲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能把它保管好。

里面至少有三十盘录像带,都贴着标签,按日期、音乐会、地点和曲目被父亲一丝不苟地做了标注。多亏贝里夫人,埃洛蒂才能弄到伦敦最后一台录像机。现在,她把录像机和电视通过后面的插孔连接起来。她随手拿了一盘录像带,放进了录像机。她突然觉得紧张起来。

房间里立刻响起了音乐,因为录像带之前没有播放完,这次也就不是从头开始的。屏幕上是劳伦·阿德勒的特写,著名的大提琴独奏家,也是埃洛蒂的母亲。她还没开始演奏,怀里抱着大提琴,琴头靠在她的脖颈上,管弦乐队在她身后进行着演奏。视频中的她还很年轻。她的下巴微微抬起,看着指挥,长发在肩头和后背上披散开来。她等待着。舞台灯光照亮了她一侧的脸庞,另一侧脸庞则掩藏在阴影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是绸缎的,有细细的绑带,露出她匀称却看似强壮的手臂。除了样式简洁的金色婚戒,她没有佩戴珠宝首饰。她的手指安放在琴弦上,摆好了姿势,准备演奏。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指挥,一个戴着白色领结、身穿黑色外套的男人。他的动作让管弦乐队停了下来。在沉寂了几秒钟后,他向劳伦·阿德勒点了点头。她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和她怀中的大提琴共舞。

在埃洛蒂读过的关于她母亲的众多文章中,有一个形容词反反复复出现:阿德勒的才华是令人赞叹的。这是评论家们的一致观点。她是为演奏大提琴而生的,每首乐曲,无论多么广为人知,都会在她的手中获得新生。

埃洛蒂的父亲保存着所有的讣告,但尤其偏爱《泰晤士报》上的那篇,还把它装进相框,挂在那面满是母亲舞台照的墙上。这篇讣告埃洛蒂读过很多遍,有一段话深深印刻在她的记忆中:“劳伦·阿德勒的天赋在于她能将平凡的体验扯开一条细缝,让人们从中瞥见纯粹、透彻和真理。这是她对观众的馈赠。通过劳伦·阿德勒的音乐,观众感受到的是令虔诚的信徒呼唤上帝之名的那种奇迹。”

录像带的标签上写着这次演出的信息:1987年,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号。埃洛蒂在笔记上快速记了下来。

母亲现在正进行着独奏,管弦乐队一动不动地坐在她身后——一群面无表情的女人和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面孔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提琴那动人心弦的音符流泻而出,埃洛蒂感到脊背一阵战栗。

劳伦·阿德勒认为录制下来的表演是没有生命的。她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这样说过。采访中,她还描述了现场表演,说现场表演是恐惧、期待和喜悦交织的悬崖,是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共享的独特体验。可一旦录制下来,那就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体验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但是,对于埃洛蒂来说,录像是她所能拥有的一切。对于作为音乐家的母亲,她没有丝毫记忆。她曾被领着去看过一两次母亲的演出,但那时她还太小。当然,她也听到过母亲在家里练琴,但埃洛蒂实际上并不记得自己听过母亲的专业演奏——也就不足以让她在听其他音乐家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时,把他们和母亲的演奏区分开。

她绝不会向父亲坦白这些。按照她父亲的想法,埃洛蒂把那些记忆都藏在了心底;而且,这些记忆是她固有的一部分。“你妈妈怀孕时就常常为你演奏,”他一遍一遍地告诉她,“她常说,人的心跳是一个人听到的最初的音乐,每个孩子都生来就知道,母亲的那首乐曲有着怎样的节奏。”

他经常和埃洛蒂说起这些,就好像她和他一样记得这些往事。“还记得她为女王演奏时,观众在终场前起立鼓掌三分多钟吗?还记得她在BBC逍遥音乐会[14]上演奏巴赫大提琴组曲全部六首的那晚吗?”

埃洛蒂不记得。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她闭上了眼睛。父亲也是个问题。他的悲伤无处不在。劳伦·阿德勒去世时留下的那道裂痕,他从未让它愈合——甚至都不去尝试——他暗自悲伤,他放不下她,这让那道裂痕一直血淋淋地敞开着。

有一天,那是意外发生的几个星期后,几位好心的女士来吊唁,在她们朝自己的车子走去时,埃洛蒂在花园里无意中听到她们的对话。“好在孩子还这么小,”在她们走到前门时,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等她长大也就会忘了,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片面地看,她们是对的:埃洛蒂已经忘记了。她自己记得的东西太少,无法填补母亲去世后留下的那处空白。但她们说得也不对,因为埃洛蒂清楚地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别人容不得她忘记。

现在她睁开了眼睛。

外面黑乎乎的,夜幕被放了下来,黄昏被晾在了一边。公寓里,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是凝住的,扬声器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埃洛蒂并没注意到音乐什么时候停了。

她从靠窗的座位上爬起来,弹出录像带,又挑了一盘放进录像机。

这盘录像带的标签上写着:《莫扎特C大调第三号弦乐五重奏》作品K515号,卡耐基音乐厅,1985年。埃洛蒂站着看了几分钟开场白。这段视频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的,起初介绍了五位年轻弦乐演奏家的生平——三女两男——齐聚纽约,共同演出。解说员依次介绍着每位演奏家,画面上是她的母亲在排练室里的场景,她和其他人一起哈哈大笑,因为一位黑色卷发的小提琴演奏家在拿自己的领结开玩笑。

埃洛蒂认出他是母亲的朋友,就是这位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在两人出车祸那天开车从巴斯回伦敦的。她隐约记得他:他和家人从美国来伦敦时曾到她家吃过一两次饭。当然,意外发生后,一些报纸上的文章里也刊登了他的照片。他也是结了婚的,她家里还留着几盒照片,但父亲从未整理过。

摄像头对着他拍摄的那段,埃洛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试图决定自己对这个人应该作何感受,毕竟是因为这个人,她的母亲就在不知不觉中永远离开了她,可他却会永远和劳伦·阿德勒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一起丧了命。但是,她能想到的只有他看起来真年轻,真有才华。贝里夫人说得真对,人生在世,唯一公平的一点就是不公可能会落在任何人的头上。不管怎么说,他也扔下了年纪轻轻的家人。

现在,屏幕上是劳伦·阿德勒。所有报纸专栏文章里的话都是对的:她太让人惊艳了。埃洛蒂一边看着音乐会上的五重奏表演,一边匆匆记着笔记。她考虑着,在婚礼上选用这一曲目会不会是个不错的决定。如果是的话,佩内洛普她们可能会选哪几段。

这盘录像带放完了,她又开始播放另一盘。

1982年,母亲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号的录像带正播放到一半,埃洛蒂的电话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很晚了,她的第一反应是父亲出了什么事,但结果是皮帕打来的。

埃洛蒂想起,在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那家出版社有图书签售会,她的朋友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想要边走边聊。

她的拇指悬在接听键上犹豫了一下,铃声便停了。

埃洛蒂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拨回去,然后便把电话静音,扔到了沙发上。

楼下的街道上传来一阵笑声,埃洛蒂叹了口气。

那天早些时候和皮帕见面时的些许不安依旧挥之不去。对于那张身穿白色连衣裙的维多利亚女人的照片,埃洛蒂有种占有欲,但又不止于此。现在,坐在房间里,听着母亲的大提琴演奏出的悲伤旋律,她知道自己的不安还因为皮帕谈论这些录像带的方式。

在佩内洛普第一次建议要在婚礼上播放劳伦·阿德勒的录像片段时,埃洛蒂和皮帕就谈论过这个话题。当时皮帕就在想,埃洛蒂的父亲是否会对此有所保留,因为他几乎每每谈起埃洛蒂的母亲都会有些激动。坦率地说,埃洛蒂也担心这一点。结果,他私下里却对此感到高兴。他也像佩内洛普一样,觉得既然埃洛蒂的母亲无法到场,播放录像的做法也不错。

今天,埃洛蒂在说起这个话题时并没有避而不谈,皮帕却揪住问题不放,问埃洛蒂是否同意这样做。

现在,看着劳伦·阿德勒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那段令人痛彻心扉的尾声,埃洛蒂在想,皮帕这样做也许事出有因。说起她俩这对好朋友,皮帕一直都是活力十足的那一个,注意力往往也就聚集在她的身上,而埃洛蒂生来羞涩,更喜欢作陪衬。这一次,埃洛蒂有如此显赫的母亲,也许这让皮帕感到愤愤不平了?

即便只是升起这么个念头,埃洛蒂都为此感到羞愧。皮帕是她的好朋友,甚至现在还忙着给埃洛蒂设计婚纱。她从来都没做过哪件事,让埃洛蒂觉得她嫉妒埃洛蒂有什么样的父母。实际上,从不对劳伦·阿德勒表现出特别兴趣的人很少,偏偏皮帕就是其中一个。人们一旦知道埃洛蒂和劳伦·阿德勒的关系,就不能免俗地问这问那,就好像有关劳伦·阿德勒的天赋和悲剧,他们可以从埃洛蒂那里打探出什么来。对此,埃洛蒂已经习惯了。但皮帕不会那么做,虽然这些年她也问了很多关于埃洛蒂母亲的问题——埃洛蒂是否想念她,是否还能记起她母亲去世前的许多事——但她的关注点仅限于劳伦·阿德勒作为母亲的那一面。仿佛音乐和声望虽然也很有趣,但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

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录像带播完了,埃洛蒂关掉了电视。

没有阿拉斯泰尔在身边坚持说“周末就该睡懒觉”,她计划早点儿起床,沿着泰晤士河向东好好走上一段路,在舅姥爷蒂普开店之前到他那儿。

她洗了个澡,爬上床,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睡着。

夜里依然温暖,她却觉得不踏实。莫明的焦虑在她的头顶盘旋,像只蚊子似的,要趁机在她身上叮一口。

埃洛蒂翻了个身,转回来,然后又翻了个身。

她想到了贝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托马斯,想知道一个人的爱是否真的能抚慰人心,减轻另一个人的恐惧,即便是像贝里夫人这么一个小巧玲珑的人——她年轻时只有五英尺[15]高,却精瘦结实。

让埃洛蒂害怕的东西有很多。她在想,另一个人的爱是否需要些时日才能积蓄出这种力量呢?在清楚了阿拉斯泰尔的爱之后,她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呢?

他对她的爱是那样的吗?她要怎样才能弄清楚呢?

父亲对母亲的爱显然是那样的,但这份爱没有使他变得勇敢。失去了她,父亲开始变得怯懦。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也深深地爱着一个人,但那份爱使他脆弱。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因为要是没有她在我身旁,我害怕……

她。埃洛蒂想到了照片中的女人。但是,不对,那是她自己的执念。还没有什么能把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和拉德克利夫联系在一起。那张照片出现在他的书包里,这是当然的,但镶嵌照片的相框是詹姆斯·斯特拉顿的。不,拉德克利夫那段话写的是弗朗西斯·布朗,他的未婚妻。众所周知,因为她的死,拉德克利夫把自己逼入了死亡的绝境。

若是无法拥有她……埃洛蒂翻身躺在**。对已经和他订婚的女人写下这样的话是件奇怪的事。订婚本身不就意味着他拥有了她吗?她已经是他的人了。

除非在他写那张纸条时,弗朗西斯已经死了,他当时身处痛失所爱的深渊。她父亲也深陷其中。那栋房子也是拉德克利夫在弗朗西斯死后画的吗?真有那么一栋房子吗?也许,他在未婚妻去世后,住在那里休养?

埃洛蒂思绪万千,长着黑色羽毛的小鸟在她的头上盘旋,而且越来越近,她已经完全蒙了。

父亲、母亲、婚礼,照片中的女人,素描中的房子,爱德华·拉德克利夫和他的未婚妻,贝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独自站在门口的德国小男孩;生活,恐惧,死亡……

埃洛蒂发现自己的思绪已经开启了可怕的夜间循环模式,她不再想了。

她掀开床单下了床。她不是第一回这样了。她非常清楚,自己睡不着了,不妨做些有用的事。

窗户仍旧开着,夜幕下的城市听上去让人觉得十分惬意,这种感觉并不陌生。马路对面,一片漆黑。

埃洛蒂打开灯,泡了杯茶。

她把另一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这盘录像带上的标签写着:《巴赫G大调第一号组曲》,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1984年。她盘腿坐在老式天鹅绒扶手椅上。

时钟嘀嗒作响,午夜已过,新的一天悄悄来临。埃洛蒂按下了播放键,看着一个美丽年轻的女人走上舞台,整个世界都臣服在她的脚下。她抬手向鼓掌的观众致意,然后,她拿起她的大提琴,开始施展她的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