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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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两侧高高的隔音屏障，让人陷入一种错觉：隔音屏障不是死的，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生物，可以随时按照它自己的意愿打开。
灰色的云彩下面映入眼帘的是鲜艳的绿色。在依然跟红叶无缘的群山前面，阿久津以每小时八十五公里的速度，驾车行驶在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上。过了京都东出口以后，有一种来到了外地的感觉。
11月14日，阿久津决定去现场观察一下。他无论如何都要做这件事，为的是把在这里发生过的事件深深地刻在心上。
费了那么大劲才问出了两个人名，没想到一个都没挂上钩。特别是上东忠彦跟关西地区的地下交易网络有联系这个事实，使阿久津受到很大冲击。“您连上东忠彦都不知道吗？”从西田的口气可以知道上东忠彦是个大人物，但一问鸟居，鸟居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这使阿久津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重建项目百分之百由他承担”“就连都市银行的高管都得定期去拜见他”“建筑业的交易中介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找不到跟暴力团系统和半岛势力的地下交易市场的关联，是无法解释的。特别是在关西地区，更无法解释。
前天，阿久津终于在大阪警察本部搜查第二课一位退休刑警那里看到了上东忠彦的名字。不过，并没有找到跟银万事件有关联的任何线索。上东忠彦的名字出现在那位退休刑警绘制的一份很旧的出资违法者系统图上。在“消费者金融”这个项目下面，有一个箭头指向上东忠彦这个名字，但那件事并没有立案，上东忠彦从中起的作用是什么，也没有说明，甚至连他的出生年月日都没有。
阿久津的采访本上记录着那位退休刑警说过的话：这个人大概是个假部落民[1]吧。在跟竞标有关的案子上，倒是经常听到他的名字，不过没听说他干过偷盗之类的事。他本人也不是部落民地区出生的。上东忠彦这个名字说不定是个假名字。
退休刑警这些话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现在几乎听不到所谓部落民问题了，但在昭和时代，打着部落民解放运动的幌子集资的人确实有不少。如果就连上东忠彦这个名字都是假的，距离真相就更加遥远了。
这回用不着鸟居催促，阿久津自己就很着急。金田哲司、狐目男、吉高弘行、上东忠彦……这些线索已经达到构成一个特辑的标准了。但是，既然跟上面提到的那些人一个都没接触过，写出的报道也就跳不出臆测的范围。
距年末特辑连载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连警方的特别搜查部都没有介入股价操控团伙，要想弄清楚其黑暗内幕非常困难，描画出跟银万事件所有相关者的关系图，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毫无办法了吗？阿久津决定再到犯罪现场去一次。
阿久津驾驶着报社的本田飞度到达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以后，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一个停车位。从车里一出来，他立刻被眼前美丽的景色吸引住了。
东北方向是扇形的琵琶湖，它应该是这个服务区最引人注目之处。崭新的长椅一共有八个，都坐着人。还有几个正在拍照的中国人。服务区的主建筑一点都不显得旧，看上去还是新的，里边还有餐馆和小卖部。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成了一个小小的旅游胜地。
来到一块上面写着“请您感受琵琶湖之美”的地图牌子旁边，阿久津扶着栏杆，默默地眺望琵琶湖。天空有云，但不厚。反射着微弱阳光的湖面上，两艘白色游览船在缓缓移动。离游览船不远的地方，许多帆板张着五颜六色的风帆，在风中自由自在地航行。
三十一年前，眼前这美景也同样存在，也同样迷人。那个狐目男，也许就在这里欣赏过这美景。
1984年10月上旬到下旬，发生了在万堂糕点公司生产的糖果里放入剧毒氰化钠的大规模无差别杀人未遂事件。对于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报纸连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给予报道，电视的综合节目也每天播出，并以特别节目的形式吸引国民的眼球。不用说，周刊杂志也不甘落后。犯罪团伙开始被媒体称为“人民公敌”。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整个社会陷于恐慌和混乱，对于“黑魔天狗”来说，是最好的保护伞。就在万堂糕点的受害成为社会的关注焦点时，他们在背后向着其他企业亮出了獠牙巨齿。
11月7日，大阪市内的希望食品公司的一位高管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希望食品事件”，实际上是整个银万事件中，警方与犯罪团伙之间最后一次交锋。这次交锋的序幕，就是这封很长的恐吓信。恐吓信的前半部分是幼稚的虚张声势，后半部分是详细的指示。
“摧毁你们希望食品公司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我们有长枪，有手枪，有炸药，有盐酸，有氰化钠，但是，警察只有手枪。我们比警察厉害得多。”
罪犯的详细指示如下：一、准备两个挎包，每个挎包放入五千万日元现金，必须全部为旧钞票；二、派总务科两名职员，拿着装有现金的挎包，驾驶一辆白色面包车；三、于11月14日晚上7点半，进入我们指定的京都市内的日式餐馆等待联系；四、那两个总务科的职员要随身携带关西地区的交通地图和京都、大阪府的北摄地区、兵库县的阪神之间的地图；五、当天晚上8点，那两个职员要给希望食品公司驻大阪府吹田市的办事处打电话；六、我们将于11月9日或12日的晚上8点给那个办事处打电话，如果你们肯出钱，就在11月14日晚上8点接到那两个职员的电话以后，把我们的指示传达给那两个职员……在这封恐吓信里，罪犯也同时装进了在防汛器材仓库录制的银河公司的社长菊池政义本人的声音，以及注入了氰化钠的希望食品公司生产的炖牛肉调料。
希望食品公司的高管们在位于奈良县的培训中心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并于11月9日下午3点向大阪府警察本部报警。五个小时以后，希望食品公司驻大阪府吹田市的办事处接到罪犯的电话。那里的职员按照警方的指示应对，一场由警方直接指挥的假交易开始了。
另一方面，11月13日凌晨1点15分，警方与媒体之间缔结了报道规制协定，规定没有警方的同意，媒体不得披露任何关于事件的消息。在没有人质被绑匪绑架的情况下缔结这种协定，是没有前例的。那时候虽然媒体方面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警察势在必得的气势面前，再考虑到受害企业已经疲于奔命，媒体方面除了签署这个协定，别无选择。
阿久津通过反复倾听当时驻大阪府警察本部记者水岛的介绍，反复阅读当时的采访记录，对发生在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的事情，就像自己亲身经历过一样，记得清清楚楚。
1984年11月14日上午11点，担任搜查指挥的大阪府警察本部，向接受了报道规制协定的记者们宣布：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滋贺县、爱知县、岐阜县共六个警察本部，将出动九百二十四名警察、两百零八辆警车。对于一个恐吓事件，动用人数和装备的规模是空前的。记者们经过八个月的日夜奔波已经疲惫不堪，他们看到警方这次动真格的了，纷纷开始打腹稿，准备写一篇“罪犯被一举抓获”的报道。
在大阪府警察本部二楼，有五家全国性大报、两家通讯社和NHK共八家媒体的常驻记者。他们的办公室对面是宣传室，宣传室旁边有一个大房间，通常记者们都聚集在那个大房间里，但这天与往日不同，记者们都聚集在办公室旁边的会议室里了。五六十个记者挤在会议室里，在异样的热烈气氛中，等待着警察本部内部的有线广播喇叭播放的实况信息。
下午6点10分，也就是大阪府警察本部搜查一课课长等指挥官在四楼的综合对策室等了三个多小时以后，有线广播喇叭里传出“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从希望食品公司总公司出发了”的声音，漫长的一天开始了。白色面包车里坐着装扮成希望食品公司总务科职员的两个刑警。一个是特别搜查队的，机智敏捷，另一个是机动搜查队的，开车技术特棒。他们都是三十多岁的精锐。
约四十分钟以后，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到达距罪犯指定的京都市内的日式餐馆三百米处的待命地点。多名刑警假扮吃饭的客人进入了那家日式餐馆。晚上7点半，两位刑警从白色面包车上下来，也进入了日式餐馆。
晚上8点21分，正如罪犯预先告知的那样，希望食品公司驻大阪府吹田市办事处的电话铃声响了。手握电话听筒的公司高管听到的是从录放机里传出的一个男童的录音。
“到京都去，走一号线……两公里，公——交——车——站，城——南宫——的，长椅的，靠背的，后面……”
录音播放了四遍，用时一分十六秒，罪犯挂断了电话。大阪府警察本部二楼会议室的有线广播喇叭传出的声音是“罪犯来电话了”。记者们**起来，在办公室里的记者们也纷纷跑到会议室里来。大阪府警察本部的参事官飞跑进来，告诉大家电话是一个男童的录音，然后又飞跑出去。
警方对“黑魔天狗”的天王山之战揭开了序幕。
晚上8点半多一点，按照罪犯的指示，负责运送现金的两个刑警在京都市城南宫公共汽车站长椅靠背的后面，发现了一个贴在那里的茶色信封。信封里是一纸“指示书”和一张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的地图。其中一个刑警利用藏在胸前的小型无线通信机小声念了一遍罪犯的所谓“指示书”，向指挥部通报。
“你们被人监视了，赶快上名古屋到神户的高速公路。从京都南入口上去，朝着名古屋方向，以每小时八十五公里的速度，前进！”
“指示书”上还写着：
“到了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以后，把车停在残疾人专用停车场，然后到观光指南板后面，取下贴在那里的一封信，并按照信里的指示去做。”
听到这个消息，很多刑警仰天长叹。
事件搜查本部投入了大量的警员和警车，在有报道规制协定的前提下，确定了逮捕罪犯的地域，其实存在很大问题。首先是当时还不普及的数码式无线电通信设备的配置问题。虽然从东京警视厅借来了二十部无线通信机，但远远不够使用。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当时全国仅有的四台可移动式数码中继机，警方只借到一台，其余三台留在了东京。
由于犯罪团伙事前指示希望食品公司准备京都以西的地图，警方就把那台数码中继机设置在了京都西边的生驹山上。如果能再借一台，就可以设置在京都东边的比叡山上。也就是说，罪犯不管把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指挥到京都的东边去还是西边去，都可以利用不必担心被窃听的数码式无线通信机及时取得联系。
“结果，东京那帮家伙只考虑保卫首都，只考虑政治。关西地区不管发生多大的事件，在东京那帮家伙的眼里都只不过是刑事案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怎么会把三台数码中继机都留在了东京呢？”
水岛喝醉以后曾在阿久津面前大发牢骚。其实，现在日本的现实情况依然如水岛所说，怎么说大阪也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城市。
由于大阪地位不及东京，就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失败。
在缺少一台数码中继机的情况下，事件搜查本部只好命令警员在比叡山上用老式的模拟信号式无线机通知附近的其他警员，再通过接力方式传达命令。
果然是怕什么来什么。犯罪团伙指挥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向跟事先提供的地图相反的方向移动，用的是跟7月里发生的又市食品事件相同的手段，而这种手段是搜查本部预料到了的。总之一句话，当时至少需要两台可移动式数码中继机。
阿久津回忆到这里，向着大津服务区主建筑走去。主建筑里有餐馆，也有小卖部。连接出入口的台阶前边有一个小超市，还有摆着京都有名的八桥米饼的带轮子的售货台和卖串烧、烤肠的移动售货车，吸引着众多游客。在观光指南板后面，卫生间的前面有铁栏杆。
观光指南板上，在“祝您在滋贺旅游更愉快”的标语下面，有地图，还有旅游胜地的照片。当然，这些都不是三十一年前的东西，但为了万一能用上，阿久津还是用数码相机照了下来。由于观光指南板换了地方，阿久津知道这已经不是三十一年前罪犯贴“指示书”的那块了，感慨的同时又觉得有点异样。不过这种异样也就是心情的问题，没有清晰地描画出具体的轮廓来。
阿久津沿原路返回，看到了三个排列在一起的电话亭。现在看上去十分平静，但是，在三十一年前，在这个大津服务区，发生过紧急情况。
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到达大津服务区之前十分钟，作为先遣队的特别行动队的刑警发现了一个在晚上也戴墨镜的可疑人物。那个可疑人物手里拿着公用电话，却不打电话，而是一直盯着观光指南板。刑警走近可疑人物，可疑人物猛然回过头来，刑警惊呆了。
狐目男！
虽然大边框眼镜换成了茶色墨镜，但挡不住那双独特的又小又细、吊眼梢的眼睛。黑夹克，戴帽子，服装也换了，可身高和年龄是换不了的。特别行动队的刑警确信这个人就是狐目男，因为太巧了，在又市食品事件中，在列车上见过狐目男的，就是这个刑警。
“我想对他进行查问！强烈要求搜查本部批准！”
刑警回到自己的车上，紧握无线机向搜查本部请示。在重要的犯罪现场再次出现的可疑人物，十有八九是犯罪团伙的成员，而且是警察见过的唯一的可疑人物，再放过他可能就永远也找不到了。
当时在大津服务区待命的刑警们心情是一样的，都要求对狐目男进行查问。狐目男曾经让日本警界水平最高的大阪府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们大丢面子，而现在狐目男就在眼前！刑警们遭到犯罪团伙的挑战，总会面临着内有警察厅管辖而毫无话语权，被其他府警嘲笑，外有国民们冷眼相向的状态。自尊心比常人强一倍的搜查第一课的刑警们，已经忍耐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比起刑警们的自尊心来，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更重要。那些罪犯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散布混入了剧毒氰化钠的糖果，万一哪个孩子吃了就会丧命的。当时在现场的刑警们一定发誓说“绝对不会再让他跑了”，阿久津可以想象到刑警们的心情有多么迫切。
但是，指挥部不同意。警察厅的方针直到最后也是“一网打尽”。警察厅认为，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的罪犯，在夺取现金的时候，总要冒一次险，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搜查本部认为机会来了，因为这次犯罪团伙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夺取现金来的，犯罪团伙内部一定由于某种原因很着急，这次肯定能抓他一个现行。
搜查本部的判断是正确的吗？
阿久津想起了水岛懊悔的话语。
“什么公开监控录像啦，什么地毯式搜查啦，警察厅主导的搜查手法让犯罪团伙停止了行动。为了一网打尽，禁止下面的刑警查问可疑人物，结果适得其反。一名普通刑警就是一条鱼，离开了警察组织这片水就活不下去。所以现场的刑警就是想查问也不能查问，一切听上边的指令，一句‘不是我决定的’，就心安理得了。”
阿久津跟水岛的意见是一致的。从结果论的观点来看，如果当时刑警查问了狐目男，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所有的人都不是孤立的，都有一定的人际关系。就算狐目男行使沉默权，一旦弄清了他的身份，就可以找到跟他有来往的人，从而找到突破口。对于一个连续两次出现在犯罪现场的人，实施不够彻底的跟踪是对的吗？把唯一的可能性就那样简单地舍弃，是正确的决定吗？
阿久津在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过程中，发现摩托车停车处后边有一条通路，顺着那条通路走到尽头，是通向下面的很陡的台阶。台阶只有一米多宽，中间是生了锈的扶手，将台阶左右隔开，便于上下台阶的人利用。
当年狐目男也许就是从这里逃走的！
阿久津一口气跑下昏暗的台阶。一百多级台阶只有三个路灯，到了晚上肯定看不清。
台阶下面有围栏，但围栏的门是开着的。有三个地方挂着牌子，说明这个台阶仅供管理员使用。围栏外边有停放摩托车的地方，三辆小型摩托车停放在那里。再往前走就是画着中黄线的县道。
阿久津站在县道一侧往台阶上看了看。通过台阶逃出大津服务区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天，两次见过狐目男的刑警进行查问的要求被否定之后，为了不引起狐目男的警觉，由别的刑警负责跟踪，结果跟丢了。狐目男可能就是顺着这个台阶逃走的。阿久津想到这里，就像站在曾经监禁过银河公司社长的防汛仓库前面一样，感受到了罪犯的气息，不由得环视了一下四周。
在刑警于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跟踪狐目男的同时，负责运送现金的两个刑警在该服务区的观光指南地图板后面，找到了贴在那里的一封信。信中指示他们驾驶白色面包车去草津服务区，在那个服务区的长椅后面去拿新的指示。贴在长椅后面的信中指示道：“看到这个指示以后马上行动！朝着名古屋方向，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信中还指示运送现金的人在高速公路左侧的栏杆上看到白布以后马上停车。白布下面有一个空啤酒罐，啤酒罐里有新的指示。
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于晚上9点23分从草津服务区出发。警方的先遣队很快就在草津服务区以东五公里处发现了白布，那时候白色面包车还没有到达。白布下面就是县道，罪犯有可能要求把现金扔下去。
犯罪团伙与警方的斗智开始进入**。听到发现了白布的报告以后，聚集在大阪府警察本部的记者们屏住呼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最后的结局，究竟是警察抓住罪犯，还是罪犯抢走现金呢？
晚上9点40分左右，警方在以白布为中心半径一公里范围内，配备好了警员和车辆。为了拖延时间，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以每小时四十公里的速度行驶，于9点45分到达挂着白布的位置。两个装扮成希望食品公司总务科职员的刑警打着手电筒从车上下来，两米高的围栏上确实挂着白布。但是，找不到那个至关重要的空啤酒罐。
“没有空啤酒罐！”
“到高速公路上找！”
“过往车速太快，上不去！”
“一定在附近，仔细找！”
现场的刑警跟综合对策室的指挥官通过无线通信机大声叫喊。
两个刑警在雨中趴在地上四处寻找，就是找不到空啤酒罐。
晚上10点20分，指挥部决定结束行动，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离开了现场。事后调查分析的结果是，那片白布其实是一件扯掉了袖子的白衬衣，是那天晚上8点50分至9点18分之间挂上去的。也就是在9点18分，高速公路下面另一出大戏开演了。
距离挂着白布的地方仅五十米的县道上，停着一辆后来证明是罪犯乘坐过的小型客货两用车。特别行动队的刑警用手电筒往车里一照，坐在驾驶座上的，竟然是滋贺县警察本部的一名警察。
2
“听我父亲说，那天晚上，他突然听到了巨大的声响，还以为是谁开车失控撞了我家的店铺。”
“撞了你家的店铺？”
“啊，比如说撞了我家店铺前面的自动售货机什么的。不过后来仔细一想，也许是关车门用力太大发出的巨响。”
“你认为那是罪犯的车？”
“有可能。哐的一声巨响。警察也来调查过，记者也来采访过，前几年一家周刊还给我们打过电话呢。”
香烟铺的老板还很年轻，年龄跟阿久津差不多。这个香烟铺位于商店街南端，以前也卖药，现在只卖香烟。老板的父亲两年前去世了。
离草津站不远的商店街，大白天就有很多商店放下了卷帘门。实在无法说是一条有活力的商店街。这是很多地方城市常见的情景。但是，对于采访银万事件的阿久津来说，这个以前也卖过药的香烟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斜阳有气无力地照在写着“香烟”两个白色大字的红色招牌上。拐角处的这个店铺有三个门，只有中间的烟草铺的门开着。右侧的门以前可能是药铺的门，左侧的推拉门上贴着很多广告，好像很久都没有拉开过了，门前是一台自动售货机。
阿久津拿来了当时的地图，他对照地图查看了一下周围店铺的位置，发现跟三十一年前相比没有什么变化。
有人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从商店街穿过。阿久津谢过香烟铺的老板，拿出数码相机开始照相。以高速公路为主战场的罪犯夺取现金与警察抓捕罪犯的争夺战，最后竟结束在这条普通的商店街上。三十一年前的那个晚上，罪犯把那辆小型客货两用车扔在了这里。
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沿着高速公路开往草津服务区的时候，滋贺县警察本部机动搜查队的一辆警车发现了停在县道上的可疑车辆——一辆白色的小型客货两用车。警车上有三个警察，他们都不知道当晚的行动是抓捕希望食品事件的罪犯，出发前只接到上级一条指示：不准去名古屋至神户的高速公路附近。
县道只有五米宽，没有路灯，夜间通行车辆很少。警车开到那辆白色的小型客货两用车旁边，用手电筒往车里照。驾驶座上是一个胡子拉碴、两腮没肉、四十来岁的男人，身上穿一件前面是藏蓝色、侧面是黄色的毛衣，看上去十分健壮。那人戴着帽子，耳朵里插着耳机。被警察用手电筒一照，他吓得打了个激灵，头顶差点撞到车顶。
男人猛踩油门往前开，警车拉响警笛追上去。逃跑的小型客货两用车从高速公路下面的隧道钻过去，马上右拐，驶过当时的栗东町营下户山住宅区，然后从高速公路下面的另一隧道钻回去，向草津市区逃去。
“停车！停车！”
警车紧追不舍。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刑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叫喊。小型客货两用车在黑暗的田园地带、杂木林、没有路灯的小路上，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高超技术逃窜，上了沿着草津川修建的堤岸道路，跨过小桥逃到对岸，在前宿场町的街道上以时速八十公里的速度飞驰。鸣着警笛的警车最初死死咬住不放，但在距开始追击的地点三点七公里处的一个三岔路口，小型客货两用车不见了。据追击的刑警介绍，在追击期间，只看见可疑车的刹车灯亮过一次，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
阿久津站在作为东海道与中山道分岔点的三岔路口，摊开了当时的住宅地图的复印件。刚才那个卖过药的香烟铺，离旧草津川隧道只有三十米。
草津川已经没有了吗？
草津川在银万事件时效到期两年之后就被人为地废弃了。阿久津从不再有河水流过的草津川旧河道面前，感到了时光的流逝。从老地图上看，附近应该还有一个三岔路口。老地图上标记的台阶，由于人为地废弃了草津川，已经禁止通行，不能靠近，或者是从这里看不见了。阿久津盯着地图上的三岔路口看了一会儿，又回到了香烟铺。
老板的父亲说他听到的是关车门用力太大发出的巨响，但被扔掉的那辆小型客货两用车正驾驶座那边的车门是开着的，发动机也没关。滋贺县警察本部机动搜查队发现那辆车的时间是晚上9点25分，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刚离开草津服务区。
那以后，临时配合大阪府警察本部行动的滋贺县警察发现了几个骑自行车的可疑人，在查问之后把他们放了，没有一个是小型客货两用车的司机。作为参考，晚上10点20分左右，虽然滋贺县警察本部向大阪府警察本部报告了这些情况，但大阪府警察本部没当回事。
晚上11点45分，草津市警察署周边的九个警察署都结束了配合行动以后，才发现挂白布的地方离小型客货两用车只有五十米，而此前的判断是两公里。五分钟后大阪府警察本部要求滋贺县警察再次紧急出动，以配合行动，但为时已晚。
留在小型客货两用车上的东西有十四种、二十五件。挎包、帽子、小型吸尘器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台经过改造的无线通信机。这台无线通信机可以监听警察的无线通信，被发现的时候频率定在滋贺县警察本部使用的频率上，电源是开着的。车上发现了人的头发，但没有发现指纹。后来经过调查，才知道这辆车是偷来的。
阿久津认为，1984年11月14日这一天，是整个银万事件的第三个**，也可以说是警方离罪犯最近的一天。
警方没有成为胜利者，而是成了失败者。这次惨败，本来第二天早晨就可以见报的，但是，大阪府警察本部向失望而愤怒的记者们鞠躬谢罪，要求延长报道规制协定。警方的理由是：追击小型客货两用车的是一辆一般的警车，罪犯并不知道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上是两个刑警。大阪的八个报社的社会部和报道部的部长经过激烈辩论，最终决定同意延长报道规制协定。
但是，犯罪团伙夺取现金未遂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左派报纸在大阪火车站前分发号外，揭露了事件的真相和报道规制协定的内幕。如果是现在，通过社交网络服务软件也许一下子就能传开，但是在网络社会到来之前，不管是好是坏，新闻媒体都能控制信息的传播。由于左派报纸发行量很小，社会影响力不大，警察和新闻媒体都对左派报纸发的号外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11月24日，犯罪团伙把挑战书送到了大阪的三家全国性大报。后来查出这些挑战书是在京都百万遍的复印店复印的，挑战书预告说要在一个月以内跟大阪府或兵库县的公司进行背后交易。犯罪团伙在同一天还给一位作家写信，因为那位作家在周刊杂志上向犯罪团伙发出过“如果你们停止恐吓行为，我愿意送给你们一亿两千万日元”的呼吁。犯罪团伙用侠盗口吻写道“我们不是要饭的”“我们要是想要钱的话，从大款那里，从公司那边，想拿多少拿多少。我们不是因为没有钱才要钱的”，等等。结束语是：“我们的人生是灰暗的人生，窝心的事太多了。我们变坏，都是因为这个社会太坏了。是谁把我们弄成这样的？明天将是我们的天下。”
12月10日出版的一本月刊披露了事件的全过程。同日，事实上已经崩溃的报道规制协定宣布解除。各新闻媒体犹如发泄忧愤似的报道了警方的“大失态”。报道中指责本来不了解情况的滋贺县警察本部的机动搜索队，说他们把罪犯的小型客货两用车“放跑了”。犯罪团伙在事件发生一周之后，寄给大阪各新闻媒体第十三份挑战书。在挑战书中，犯罪团伙除了揶揄大阪的警察，也讽刺了新闻媒体，说：“新闻媒体也别吹牛，此前的报道规制协定算什么？那不是新闻自由的自杀吗？”
翌年1月26日，希望食品公司生产工厂的厂长家里收到恐吓信，被要求交付两亿日元现金，指定的交付日期为1月29日。装扮成工厂员工的两个刑警按照犯罪团伙的指示，在大阪府丰中市一家咖啡馆待命。但是，犯罪团伙给希望食品公司名古屋分公司的电话用的是一个孩子的录音，由于杂音太大，没听清下一个指示放在哪里，交付现金的行动没能往下进行。后来才弄清下一个指示贴在大阪市一个地铁站出口的卷帘门和大阪市内一座大楼里。
2月2日，犯罪团伙宣布停止对希望食品公司的恐吓。结果，犯罪团伙从第四家企业这里也是什么都没得到。
阿久津站在从前的药铺前面，看了一遍自己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看看是否有漏掉的场面，一边看一边下意识地思考着事件的方方面面。
罪犯们是幸运的。当然，警方只有一台数码式中继机，各地警察的协作也有失误，这些因素对于罪犯们来说都是幸运的。还有，罪犯之一在城南宫公共汽车站的长椅后面贴指示信的时候，被京都府的警察看到了，但是，那个警察认为那是“大阪府警察的事”，竟然没有上前盘问，也没有跟踪。
阿久津把数码相机装进采访包，向停放在投币式停车场的那辆本田飞度走去。走在旧宿场町的街道上的时候，阿久津忽然想起了自己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产生过的异样的感觉。当“滋贺县警察本部”这个词语出现在脑海里的那个瞬间，阿久津就像突然悟到了什么似的停下了脚步。
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以银万事件为题材的一个纪实性电视节目的影像。一个滋贺县的刑警，坐在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的长椅上，正在再现罪犯在椅背上贴指示信的动作。这是那个纪实性电视节目发掘出来的新的事实。虽然按照当时的分工，高速公路上的刑侦工作应该由大阪府警察本部负责，但在实际上，滋贺县警察本部也秘密派遣刑警潜入了大津服务区和草津服务区。滋贺县的刑警说：“自己的县要自己来保卫。”阿久津当时听了这句话很受感动，但现在已经不是抽象的感动了，刑警的那句话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
那是因为有两个事实是不吻合的。
阿久津不由自主地说了声“不对”，撒腿就以最快速度向停车场跑去。在奔跑的过程中，他心中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对！不对！不对！采访包从肩上滑下来，他又背上去，反反复复很多次也顾不上麻烦。
奔跑了大约两百米，终于来到了停车场。他用遥控器打开车门上的锁，拉开后车门，先把采访包扔进去，然后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把装资料的手提包的拉锁拉开。
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黑色封面的书。这本书的腰封上是那个狐目男的肖像画。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把阿久津刚才想起的那个纪实性电视节目编成了这本书，内容跟那个纪实性电视节目是完全一样的。
阿久津把书翻到正好一半的地方，找到描写滋贺县警察秘密介入希望食品公司事件的部分，开始认真阅读滋贺县警察本部搜查一课的刑警在大津服务区看到狐目男的记述。那位刑警在大阪府警察本部的先遣队还没有到达之前，就进入了警戒态势。他最初看到狐目男是在服务区的餐馆里，然后开始跟踪。狐目男为了确认是否有人跟踪，曾走进卫生间又突然转身出来，行动很可疑。后来，狐目男走到外面去坐在了长椅上，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那位刑警说：“我看见狐目男好像在椅背后面贴上了什么东西。”
阿久津又把这本书翻到最后的事件发生时间列表，在11月14日晚上8点57分后面，写的是“运送现金的白色面包车到达大津服务区，在高速公路周边观光指南板后面找到了贴在那里的指示信”。
“果然不吻合！”
阿久津再一次阅读了那位刑警的回忆部分。那位刑警说，他看见“狐目男好像在椅背后面贴上了什么东西”。翻到下一页，可以看到那位刑警再现当时情景的黑白照片。但是，实际上指示信贴在了观光指南板后面。
这种不一致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再次翻阅那本书，找不到关于这种不一致的解释。不用说，那个纪实性节目收录在DVD里的时候也没有解释。这个矛盾的现象应该怎样解释才合理呢？
难道说是狐目男开始假装在椅背上贴指示信，后来又把指示信贴到观光指南板后面去了？不对！在城南宫公共汽车站贴的第一封指示信，已经写明下一个指示在“大津服务区的观光指南板后面”。狐目男有什么必要采取假装在椅背上贴指示信的可疑行动呢？那样做不是更容易被人怀疑吗？狐目男这个行动，跟为了确认是否有人跟踪，走进卫生间又突然转身出来的行动比起来，可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阿久津怎么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
那么，是那位刑警在撒谎吗？为了引人注目，恬不知耻地在录像机前面撒谎吗？也不对。那位刑警在三十一年前，也是那样向上司报告的。如此重大的事件，作为一名普通刑警，向上司做虚假报告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狐目男可能有两个！
阿久津拿起手机，按下事件报道组主任鸟居的直拨电话，马上就听到了《大日新闻》社会部那个压倒对方的有气势的声音。
“我是阿久津。请您耐心听我说，不要笑……”
不但因为听电话的人是鸟居，而且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刚刚把相关事实堆积在一起，只能是尽可能做到条理分明。鸟居连一句随声附和的话都不说，一直在静静地听。在强大的压力之下，阿久津拼命解释着自己的观点。当他说出“狐目男可能有两个”这个结论以后，只听鸟居说了一句“你等一下”，然后听到的是电话放在办公桌上的声音和翻动纸页的声音。
阿久津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的脉搏相当乱。不是因为全速跑了两百米，而是因为自己也许拿到了照亮黑暗的强光手电筒，因此沉浸在莫名的兴奋之中。
“果然如此！”鸟居说话的声音显得有些僵硬。
阿久津马上问道：“什么呀？”
“根据当时的采访记录，大阪府警察本部直到最后都不想公开狐目男的肖像画。”
读者也许会感到意外。公开那个有名的狐目男的肖像画，是1985年1月10日，希望食品公司事件两个月之后的事情。
“肖像画一直被扣在大阪府警察本部，警察厅也许知道，但其他府县的警察本部直到最后才看到。”
“什么？滋贺县的警察们也没看到吗？这么说，当时，那位刑警可能不知道有狐目男这么个人吗？”
“恐怕是的。那位刑警只不过是觉得狐目男可疑才跟踪他的。也就是说，坐在长椅上的男人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
这时候，阿久津脑子里掠过一道闪电。
指示信也有可能是两封！
3
前挡风玻璃上都是雾气。透过雾气，可以隐约看到橘黄色的街灯。
确实快到冬天了。车门车窗虽然都关得很严，穿着大衣围着围脖还是觉得冷。
晚上9点多了，阿久津坐在关了发动机的本田飞度里，打了一个哈欠。像现在这样没日没夜地采访，已经久违五年了。五年前，作为一名社会部记者，担任常驻一个警察署的记者组组长的时候，也是这么忙。尽管经历过，还是觉得太累了。三十六岁的人，说年轻还算年轻，说不年轻也不年轻了。身体吃不消还是小事，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损伤太大了。不只是采访警察，采访任何人都是一种人际关系交往。不认识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接受采访，不是把你轰出来，就是瞎应付你。
今天这次采访将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
狐目男可能有两个，指示信可能有两封——提出这种假说六天之后的这个周末，阿久津开始觉得这种假说有点突发奇想，脱离现实。
阿久津给鸟居打电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在《大日新闻》大津分社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开始采访取证。当然这是根据社会部事件报道组主任鸟居的指令做的。阿久津在一个大学毕业刚两年的年轻女记者协助下，四处采访参与侦破银万事件有关的老人，其中主要是退休的刑警。早晨只能采访一个人，晚上可以采访三四个人，但是，已经采访了六天，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结果。
六天以来，阿久津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什么？你脑子没毛病吧？”
每当听到退休的老刑警说这句话时，阿久津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荒唐无稽的事。
前方亮起一股强光，一辆小轿车开过来，前照灯照着阿久津就要采访的人家的房子。阿久津用手掌擦了一下挡风玻璃上的雾气，看见从小轿车上下来一个男人，拉开了停车位前面的伸缩门。是一个小个子男人。
看到那个小个子男人把车开进停车位以后，阿久津从车上下来了。被外面的风一吹，身上更冷了。阿久津不失时机地向正在关伸缩门的男人打招呼。
“请问，您是时田先生吗？”
男人吓了一跳，看着阿久津警惕地反问道：“是啊，你是谁？”男人的短发全白了，资料上说他生于1948年，年龄是相应的。
“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突然造访，非常抱歉。”
阿久津递上名片，说明自己是为了采访银万事件来找时田的。时田是参加过希望食品公司事件中围堵罪犯行动的刑警之一。
“哦，听说了，有一个记者在四处打听一件奇怪的事。”
“奇怪的事？”
“什么狐目男有两个啦……”时田脸上浮现出鄙夷的笑。看来阿久津采访的事已经在退休刑警之间传开了，今天的采访估计也不会有收获。
“不可能有这种事的，又不是漫画！”
时田好像已经知道阿久津要问什么了，没等阿久津开始采访就把他堵了回去。这是今天晚上第三家以失败告终的采访。
“你不是文化部的记者吗？干吗要采访三十多年前的事件？”
听那口气，分明是看不起文化部的记者。但是，为了日后的采访，阿久津还是耐心地向时田解释了一下：为了搞年末特辑，自己是被临时调到社会部帮忙的。否则再有什么不利于自己的传言传出去就更不好办了。
“天冷了，当心别感冒了。”时田说完转身走向家门。
目送时田进了家门之后，阿久津回到了自己的车上。今天他不打算再去采访别人了。
——About my beautiful journey——
是伦敦的克林发来的。一看邮件标题“关于我的美好旅行”，就知道内容也是荒唐至极的。什么“我终于下决心去日本旅行了”，请阿久津帮他找可以看到“日本具有艺术感的色情女明星的地方”，还让阿久津给他当导游。“我的美好旅行能否成功，全靠日本武士阿久津了”。为了能让阿久津给他介绍色情女明星，还说“关于谢菲尔德的信息绝对不是假的，苏菲·莫里斯现在还跟那个中国人住在一起呢”。阿久津后悔自己答应给克林当导游了，不过，观察一下克林看了日本以后是怎样一种反应，也许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还有一封标题为“我是藤岛”的邮件，引起了阿久津的注意。打开一看，才知道是在谢菲尔德大学帮过他的日本留学生。那个日本留学生曾耐心地告诉阿久津，苏菲·莫里斯在什么地方。当时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看了这个邮件才知道他叫藤岛优作。他在邮件里说，回到日本以后，希望阿久津跟他谈谈日本报界的事情。
一下子从英国来了两个邮件，一直精神紧张的阿久津似乎得到了一丝喘息。不过，他没有心情立刻给他们回邮件，关上电脑装进了电脑包。发动车子以后，从空调口吹出的冷气吹在脸上，阿久津皱起了眉头。
松开手刹，正要挂前进挡的时候，上衣内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掏出来一看，是大津分社那个协助他的女记者打来的。
“我是岸谷玲子，百忙之中打扰您，实在对不起。”
听到岸谷玲子清晰悦耳的声音，阿久津说了声“你辛苦了”。阿久津年龄虽然比岸谷大很多，但提出要进行这种艰难采访的是他，所以跟玲子说话的时候尽量做到有礼貌。
“我现在在一个已经去世的刑警家里。”
还能进到家里去？阿久津吃了一惊。刑警或刑警的家人没有让记者进家的，况且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的家人，就更不可能让记者进家了。考虑到玲子刚当了两年记者，很可能是第一次有这么好的运气。不管怎么说，能进到家里就很了不起。
“他儿子拿出来一个记事本，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的遗物吗？”
“是的。我想让您看一下。”
“现在去可以吗？”
“可以。您就在大津市内吧？在哪一带呀？”
阿久津把自己的位置告诉玲子之后，玲子马上说：“开车的话，也就是十五分钟。”玲子虽然是奈良人，但在大津当了两年记者的她，大津的地图已经装在她的心里了。阿久津问清了那位已经去世的刑警的家的地址以后挂断电话，在导航仪上设定了位于琵琶湖南边的目的地。据说滋贺县一半人口都住在琵琶湖南边。导航仪显示的所需时间是十二分钟。
十二分钟以后，阿久津到了去世刑警的家。二层的房子，一层是车库，可以停两辆车，现在停着一辆丰田皇冠，一辆日产玛驰。一看那辆日产玛驰的车牌号就知道，那是玲子开来的报社的公用车。这个小姑娘，连人家的停车场都借用了。
那是一所三角形屋檐的很长的房子，占地面积大约五十坪。房子的一层看上去没有房间，车库左侧是一扇白色的门，门后面是通向二层的楼梯。阿久津怕到处找车位耽误时间，就把车停在了车库前面。下车后来到门前，他看到门上挂着写有“中村”两个字的牌子，正是刚才玲子在电话里说的姓氏，就按了一下牌子下面的门铃。
家里的人答应了一声之后，楼梯上面的门开了，走下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人。
“这么晚了还来打扰您，实在对不起。我是《大日新闻》的记者阿久津。”
“啊，大老远特意到我家来，您辛苦了。您的车就放在那里吧，不碍事。请进！”
阿久津表示感谢之后，跟着中村上楼。中村四十岁上下，只穿一件跟寒冷的季节不太相称的T恤衫，粗壮的胳膊肌肉发达。阿久津再次表示感谢，掏出名片递给中村，中村说道：“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再好不过了。”说完爽朗地一笑，露出一口白牙。
门厅里有五双鞋，有凉鞋，有球鞋，那双小巧玲珑的半高跟鞋应该是玲子的。伞架上还插着金属棒球棒和护身用具，看来中村的儿子是个棒球少年。
这所房子虽然说不上新，但十分清爽，是个叫人感到心情愉快的好住处。木地板擦得很干净。中村在前面带路，走进过道，拉开了右边的一个门。
“家里乱七八糟的，别介意。”
阿久津把大衣和围脖搭在胳膊上，肩上背着采访包，脱掉鞋子，也没穿拖鞋，穿着袜子跟在中村身后往里走。所幸住进大津的公寓以后买了几双新袜子，现在脚上穿的这双是今天第一次穿。
客厅和餐厅是一体的，没有隔断，足有三十叠，显得特别宽敞。天花板上有三组灯具，相当于客厅部位的是豪华的枝形吊灯。
“啊，辛苦您了。”身穿一套灰色西装套装的玲子站起来，向阿久津鞠了一个躬。客厅里摆着一套L字形的沙发，沙发前是玻璃茶几，茶几上堆着笔记本、记录纸、照片等，应该是已经去世的刑警留下来的资料。
玲子的身后站着一个小个子女人，她很有礼貌地向阿久津鞠躬。
“这是我太太。”中村有点不好意思地介绍道。
中村太太沉静温和，做过拉直的长发给人印象很深，年龄大概比阿久津还要小。
“哪里哪里，不要客气。给您冲杯热咖啡吧。”
阿久津把大衣、围脖和采访包放在沙发旁边，坐在了沙发上。弹性适中的布面沙发，坐上去很舒服。
“这房子真好！”阿久津由衷地赞叹道。
中村搬了一把扶手椅过来，坐在阿久津对面：“这个客厅是前不久重新装修的。不过，有个淘气的儿子，很快就脏了。”中村愉快地说道。
“您儿子打棒球？”
“是啊，您看见棒球棒了吧？现在上小学六年级，比起学习来，我看棒球更适合他。”
“真棒！我什么运动都不会，特别羡慕运动细胞发达的人。”
这时，玲子插嘴道：“中村先生是个大社长呢。”
中村摆了摆手：“什么大社长，我那个小公司，一阵大风都能刮跑。”话是这么说，但从说话的口气可以听出中村对自己的公司还是很满意的。
玲子又介绍说，中村经营的酒吧在滋贺县有两家，在京都市有三家，马上还要在大阪的梅田开一家。玲子还说她去过中村开的酒吧，店里的气氛特别好，酒杯特新颖。不管是真是假，中村听了肯定高兴。
阿久津在心里赞叹道：这才是会采访的记者哪！
玲子很聪明，夸奖别人总是恰到好处，只会让人觉得高兴，不会让人觉得讨嫌。皮肤虽然不能说白皙，但换个角度来看就是健康。大眼睛，双眼皮，也有几分娇媚。
“让您二位久等了。”中村夫人端来三杯咖啡。雅致的杯碟，冒着热气的咖啡，飘散着叫人心旷神怡的香气。茶几上虽然有不少资料，但由于茶几很大，一点都不显得挤。所谓“富贵夫妻不吵架”，还是有道理的，阿久津端起杯子喝了一小口。
“我去看看翔儿。”中村夫人跟丈夫打了个招呼，走出客厅看儿子去了。
安定下来之后，阿久津问玲子是哪个记事本引起了她的注意。
“就是这个。”玲子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一个磨破了角的记事本。记事本的封面上写着“昭和五十九年二月—六十年一月”几个字。
阿久津随意翻了几下，看到记事本里写的都是很难看懂的铅笔字，跟水岛的采访本似的。看起来不像是整理过的，而是当时记录下来的。不时会看到用铅笔画的关系图，暴力团方面的信息比较多。
“您父亲是暴对刑警？”
“是的。不过，我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署的刑警。”
阿久津感到有些意外，因为他认为中村的父亲应该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搜查第一课的刑警。根据警察署的大小，暴对刑警隶属刑事课或刑事第二课，工作内容是收集辖区内暴力团事务所的信息。
侦破银万事件，为什么连警察署的暴对刑警也出动了呢？
当阿久津把记事本翻到中间空白的一页的时候，玲子指着那一页说道。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白，因为左上角日期栏里写着“11.14”几个数字，页面上还有铅笔写上去之后又擦掉的痕迹。阿久津对着灯光试图看出擦掉之后凹下去的线条是什么字，结果没看出来。
“不行，看不出来……”
“要不用铅笔涂一下试试？”中村提议道。
玲子早就在等中村这句话了，向前探着身子问道：“可以吗？”
中村马上站起来，从放电话的小桌上拿来一支六棱铅笔递给阿久津。
“我手笨，还是请阿久津先生来吧。”
阿久津看了玲子一眼，道声“谢谢”，然后像指挥家拿指挥棒那样接过铅笔，把铅笔横过来，轻轻地、慢慢地在记事本的空白页上来回涂抹。随着轻微沙沙沙的叫人心情舒畅的声音，空白页慢慢变成了浅黑色。
玲子小声嘟哝了一句：“还是看不清啊……”
“这里写的好像是‘京都’和‘人去屋空’……”阿久津沉吟着指了指空白页左侧中间部位和右下角。
中村脸上流露出不理解的神情。
手持铅笔的阿久津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勉强解释道：“难道说，犯罪团伙在京都曾经有个窝点，您父亲他们扑了个空？”
坐在阿久津身旁的玲子歪着头没有发表意见，对面坐在扶手椅上的中村却小声说道：“原来如此……”
“中村先生，这天晚上的事，您已经不记得了吧？”阿久津问道。
“不记得了。我和弟弟还小，母亲比父亲死得还要早。父母谁都没跟我们提过。”
阿久津这才意识到自己还不知道中村的刑警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再问的话又不合适，就考虑起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进行采访的问题来。玲子还不甘心，拿着被阿久津用铅笔涂黑的记事本在灯光下反反复复地看着。
“中村先生，您知道当时哪位刑警跟您父亲关系比较好吗？”
中村好像察觉到阿久津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了，双手抱着脑袋，默默地看着天花板。阿久津也不催他，耐心地等待着。
“这个嘛……我想起来一个。”
阿久津对自己刚才那个明知不行却勉强为之的提问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没白问。
“也是同一个警察署的暴对刑警吗？”
“不是。那位刑警是滋贺县警察本部暴力团对策课的，以前是我父亲的部下，特别仰慕我父亲，现在也经常到我经营的酒吧里来。”
“您最近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五天前吧。”
有戏！
阿久津和玲子对视了一下，然后一齐向中村深深鞠躬，要求见那位刑警一面。
4
房间里非常安静，只能听到空调的声音。
昨天傍晚，阿久津接到中村的电话，说是他父亲的刑警朋友可以接受采访。但是，由于还没退休，那位刑警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
首先是不能问那位刑警的名字等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然后是不准录音，手机必须用中村的，手机屏幕显示的来电者名字要设定为假名字。虽然没有限制采访时间，但什么时候结束采访完全看那位刑警的心情，高兴挂断就挂断，挂断后不准再打过去。单从看不见对方这一点来看，就比在东京采访西田要困难得多。看不见对方点头或摇头，要想凭感觉捕捉到对方同意还是反对，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不准录音，阿久津叫来两个速记员。虽说打字比手写要快，但在提问和回答会在瞬间转换的电话采访过程中，绝对准确地记录也是做不到的。阿久津事前对两位速记员说，不用汉字用假名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尽可能把原话记录下来。
“时间快到了。”中村对三位记者说道。
等待手机铃响的独特的紧张感，使中村的表情显得有些僵硬。他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刑警，一直到退休都没有得到提升。儿子经营酒吧，跟父亲走的完全不是一条路。刑警父亲不规律的生活和母亲的早逝，也许对中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影响。但是，中村这样竭尽全力帮助阿久津采访银万事件，应该说是对父亲的人生的一种怀念吧。
手机铃声响了。
阿久津迅速看了一眼手表，晚上7点1分。他向两位速记员使了个眼色，拿着笔记本和自动铅笔站了起来。中村用手指划了一下手机屏幕，接通了电话。
“喂……我是中村，那天谢谢您了！……哪里哪里……对对对，今天让您为难了……当然，我都跟记者说了，绝对接受您提出的条件。”
中村向阿久津点点头，阿久津立刻向餐厅那边走去。阿久津坐在椅子上以后，中村把手机的免提通话打开，放在了餐桌上。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来电者名字是“山田”。当然，这是个假名字。
阿久津看了看客厅里的两位速记员。并排坐在沙发上的两位速记员已经把手指放在了笔记本电脑的键盘上，随时准备做记录。他们冲阿久津点了点头。
机会只有这一次，压力很大，但是并没有在东京见西田时那么紧张。也许是通过这一段时间的采访，又找到了以前担任常驻警察本部记者时的感觉吧。他把自己那支爱用的自动铅笔紧紧地握在了手里。
“啊，你好！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我的真实姓名。”
“那我就称呼您山田先生，可以吗？”
坐在旁边的中村表情松弛下来。
“我听说山田先生以前是刑警中村先生的部下，1984年的时候，您也和中村先生在一个部门工作吗？”
按照事前的约定，是不能问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的，但是，根据在东京采访西田时得到的经验，其实稍微脸皮厚一点也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而且山田作为一名现役警官，刚一开始通话就能让人感觉到不是一个特别死板的人。问一两个对方不能回答的问题，可以在对方心里植入歉意，采访就容易深入下去。
“这个嘛……我不能说。”
“不过，既然您是中村先生的部下，应该在一个部门工作过吧？”
“也……也可以这么说。”
“中村先生是暴对刑警，山田先生您呢？”
“我的工作不只是暴对……”
“不过，暴对是您的强项吧？”
“……是的。”
从山田说话的声音，可以明显听出他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很沉稳的人。现在，阿久津觉得自己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1984年11月14日希望食品事件的事。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山田先生参加了这个事件的搜查行动吗？”
“这个……怎么回答你呢？表面上没有参加。”
“也就是说，滋贺县参加那次行动的八十三名警察中，没有山田先生您的名字？”
“可以这么说。”
“中村先生也跟您一样吗？”
“是的。”
“您说表面上没参加，那么背后呢？”
“这个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阿久津意识到只问抽象的问题不能取得进展，他的大脑飞快地转动了一两秒之后，认为只能靠假说来突破了。
“四年前电视上播放过一个关于银万事件的纪实节目，您看过吗？”
山田问阿久津是不是某某电视台播放的，阿久津回答说是。
“啊，看了。我还有那个纪实节目的DVD呢。”
山田说话的声音里含着笑意，阿久津也跟着笑了。
“有几个在滋贺县警察本部当过刑警的上了那个纪实节目，引起我注意的是高速公路大津服务区那一段。”
“大津服务区……”
“是的。在那里，一个刑警坐在长椅上，对着镜头说，狐目男就像他那样坐在长椅上，往长椅靠背后面贴什么东西来着。但是，后来指示信是在观光指南板后面找到的，而不是在椅背后面找到的。”
山田没有说话。
“还有，那时候大阪府警察本部还没有公开狐目男的肖像画，也就是说，滋贺县的警察们事前可能并不知道有个狐目男！”
“山田先生？”
“我听着呢。”
“我认为可能性有两个：第一个可能性是狐目男有两个，第二个可能性是指示信有两封。您看呢？”
说到这里，阿久津意识到自己有先入之见了。另外一封也可以不是指示信，里面写的是什么，阿久津并不知道。
山田又不说话了。电话接通以后，山田第一次沉默这么长时间。阿久津一边担心山田就这样挂断电话，一边耐心地等待着，用还没有露出笔芯的自动铅笔轻轻敲打着采访本。
“事件前一天，我和中村先生以及另外一名刑警，分别接到了命令。至于是接到了谁的命令，我不能告诉你。”
“您三位是一个部门的吗？”
“这个也不能告诉你。”
“都是暴对刑警吗？”
“……是的。”
“明白了。请您继续往下说。”
“命令说，如果犯罪团伙让运送现金的车往滋贺方面开，要保证做到及时出动。那时候我们确定了集合地点，也准备好了车辆。”
跟采访金田哲司的同学秋山宏昌时一样，一股热流从心底涌上来。那是看到狐目男的照片之前的感觉，通向未知世界的门就要打开时的感觉。
“11月14日那天您是几点接到的行动命令？顺便说一下，运送现金的车到达大津服务区的时间是晚上8点57分，离开的时间是晚上9点3分，到达草津服务区的时间是晚上9点20分。”
“记不太清了。大概是9点半到10点之间接到的行动命令。”
“您三位接到命令后在集合地点上车的时间是几点？”
“应该是接到行动命令之后十分钟之内。”
“也就是说，您三位都在集合地点附近待命来着？”
“是的。”
“目的地是京都吧？”阿久津这样问是为了套出山田不肯说的话来。
山田很痛快地答道：“是的。”
“中村先生的记事本里记录着11月14日的行动，有‘京都’和‘人去屋空’等字样。山田先生，您三位是去捣毁犯罪团伙的窝点吗？”
这是阿久津再次使用套话的手段。用好像已经了解内情的口气来诱导被采访者回答，并不是值得赞扬的手段。但是，阿久津手上的王牌只有这一张。山田再次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对此阿久津只能一边祈祷一边等待了。
“是中村先生最先接到的行动命令，中村先生立刻联系了我和另外一名刑警。当时我们三个不在一起，因为如果被别人看见我们三个在一起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具体情况我是上车之后才听中村先生说的。”山田说到这里不往下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