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快过年了,韩大大带着我赶着一辆只套着一匹马的小型马车去云阳乡送年礼,云阳乡就是我们去买麦子的地方。韩大大说:人就是这,一礼还一礼,人家把好麦子卖给你,你要送上一份心意。车上装满了西安城里的好东西,德懋恭的水晶饼、老马家的腊羊肉、南门外老杨家的卤大肠。韩大大戴着狗皮帽子,穿着老皮袄坐在车辕上赶车,我戴着新买的棉帽子,穿着新做的一身棉衣,坐在车帮上看风景。天气不是太寒冷,太阳也不错,但在空旷的四野里行进,还是感到冷飕飕的。
路还是上次走过的路,韩大大还是像上次一样唠唠叨叨,见到灞河唠叨灞河,见到渭河唠叨渭河,历史上发过什么水灾、有哪些文人骚客写过什么诗。韩大大是开面馆的,知道的东西跟开茶馆的差不多。路过村庄时韩大大会唠叨陕西十大怪,“面条像裤带”“烙饼像锅盖”,我在城里都体验了,“房子半边盖”“吃饭不坐蹲起来”,是在马车沿路过村庄时,在韩大大的指点下我注意到的。我家乡的房顶是一个人字,这里却是人字的一半—— 一撇或一捺,人不在家里围着桌子吃饭,要端出家门,在路边的树下三五一伙蹲在地上吃。从韩大大的唠叨中我知道,陕西版图狭长,北边是黄土高原,南边是秦岭山脉,中间是平原,叫关中;泾三高一带是泾阳县、三原县和高陵县一带的简称,由于这三个县地处关中腹地,富庶一方,是陕西的白菜心,所以人们总是三县摞起来一块儿叫——泾三高。云阳乡在泾阳县,途经高陵和三原。在这一条路上的三个县,高陵给我一生打下深刻烙印的是渭河桥,三原是三原县医院,泾阳就是云阳乡了,可以说,云阳乡是我的第二故乡。当然,当时跟韩大大送年礼的我还不知道这些,北方农村冬天的单调景象让我即使在寒风中也昏昏欲睡。
快到泾阳地界上的时候,韩大大用鞭杆捅醒了我,用神秘的语调说, “知道泾阳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你想不到的,是茶——泾阳茯砖茶。我们能得到这回礼就好了。”
我心不在焉地问,“泾阳有茶树?”
韩大大说,“不是的,茶叶从湖南安化来,在泾阳加工成茯茶,压成跟砖一样的块,已有千年历史,据说只有在泾阳做茯茶,发酵时才能长出‘金花’,这金花金黄的,跟星盘一样,很漂亮。金花越多,茶的品质越高,而且这种茶放得年代越久越值钱。有钱人家,用上好的茯砖茶做屋里的隔断墙哩,一放就是几十年。有一首民谣唱道‘嵯峨山高泾水长,关中名县数泾阳,砖塔崇文数第一,砖茶金花美名扬’。崇文塔是全国砖塔里面最高的,高过咱西安城的那两个雁塔,老远就能看到。”
韩大大又唠叨了好多,我都没怎么听进去,因为我不知道韩大大唠叨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记得韩大大做最后铺垫的大意是:泾阳的人厚道,咱给人家送好东西,人家也给咱回好东西,以前,我能收回去好多茯砖茶,然后转手当年礼送给城里人,都知道这是好东西,等着我给他们送呢。过年的时候,与拜年的亲戚一起围着茶炉煮茶,煮的是泾阳茯砖,是很有面子的事啊!这两年不行了,战争使安化那边的茶叶过不来了,现在人手里有的都是前些年存下来的,泾阳茯砖成稀缺了,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但是我想尚家一定还有不少,去年给我送了两块,今年恐怕不会送了。
“哦,不送了,我们给城里人也就不送了呗。”
“你以为我是想给城里人送?我是想给你大哥淘换点,你大哥一个老师特别稀罕这泾阳茯砖,人家对你大哥有恩。我娃,我不好意思张口要,你可以啊,你是个娃,张口跟那老奶奶要,你就说:奶奶,给我一块茶吧,我大哥有用。会说吗?”
我打了一个激灵,一下子清醒了。让我张口跟人家要人家的好东西?奶奶,给我一块茶吧?我是个大小伙子啊,咋能装这小呢?
“娃,大大没求过你,听大大的,张个口,给了给,不给就算了,你是个娃,谁也不会觉得伤面子。”
“哦,好吧!”
我答应了韩大大。这时我才知道韩大大叫我来还有这样一个难以启齿的任务。此后,我就觉得太阳不那么明亮了,马蹄声枯燥得难以忍受,但我盼着这路越长越好,最好走不到头。
“这茯砖茶啊以邓家的裕兴重最为有名,于右任当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时候,邓家捐钱捐粮最多,于右任挥毫泼墨,写下条幅赠给邓家。”韩大大更滔滔不绝起来。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泾阳茯砖茶时的情景,尽管讨个泾阳茯砖这个事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我还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是个茶么,至于那么邪乎?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茶越来越稀罕,最后竟然在有些爱好者眼里与名人字画并驾齐驱成收藏品了,尚致能拿着它去上海给解放军换来大量药品,韩春能用一块泾阳茯砖换来逃亡台湾的两张机票。
啊?我怎么把茶说了这么长时间?打住,不说了,说一件重要的事——去延安。
说去延安必要说到尚家堡,我跟韩大大买麦子的时候去过的,是韩大大买麦子的主要人家之一,是我们这次送年礼的第一家,也是我开口要茶的人家。第一次来的时候,韩大大说,出了三原县城后向北看山,什么时候看见那山像个睡美人,我们就快到地方了。这山与路好像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山不走人走,那些山头是立体的,随着人看它的角度变化,在人眼里的成像也在变。坐在马车上悠然望着那将变成睡美人的山时,我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像不像美人我不知道,我看见它的时候它像一个躺在大地上沉思的巨人。坐在马车上的少年,十多年后,恨不得用双手挖开它每一寸肌肤,搬开每一块骨头,直到指头断掉。
我又激动了。不激动,说正题。
尚家堡所在的地方与这一路看到的景象太不同了,远远的一眼就能认出来。如果从我们这个方向过去,首先看到的是一片苹果园,然后是高出苹果树掩映的两栋建筑风格各异的楼房,一栋是开有两排窗口的红色砖楼,砖缝是白色石灰勾过的;一栋是带有走廊的白色木楼,木楼的窗户、柱子和走廊的护栏是红色的。楼后面是一段高高的城墙,城墙上长满了树,远远望去,更像一道山岗。大路向左拐过弯,就能看到在城墙西北方向的大桥了,大桥本来不怎么养人眼,但因为上面有几棵大柳树而成为很悦目的风景。尚家堡就在这城墙与大桥中间,一座大院子,一块刻着“和为贵”三个字的大匾挂在大门楣上。
尚家堡当家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韩大大带我拜过老奶奶后,老奶奶给了我一个红包,我没有接,我想说:奶奶,我不要红包,我要茶。但我没说出口,在奶奶的催促下,我收下了红包。老奶奶说,“到后院去玩吧。吃饭的时候叫你。”
这家的院子很大,几进几出,我最后走进了一个月洞门。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小院子,院中有一个玲珑的小假山,山旁种着几棵腊梅,腊梅正开花,黄色的花瓣润滑透明,散发出阵阵清香。一个女孩在树下折腊梅,她穿了一件阴丹士林蓝棉袍,剪着文化女青年刚流行起来的短头发,身子单薄,我走过去帮她拉下来一枝腊梅。
女孩转过头莞尔一笑,唇红齿白,像小花朵开放一样,在寒冬的背景下十分悦目。我看她眼睛里有疑问,便说:我是跟韩大大来拜年的,我叫庄铭。她说:你的口音可好听,像北平人。这是第一个没有把我当东北人、说准我家乡的陕西人。我说:我的家在距北平不远的齐家庄。
在家乡的时候不觉得齐家是我的家,远离了家乡,觉得齐家就是我的家,日本人没有来的时候觉得家乡不重要,日本人来了之后觉得家乡很重要,然而,却远离了家乡。我有些动情地告诉女孩,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家三个哥哥在跟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她听后居然哭起来,弄得我不知所措,但我们的心一下子拉近了,我是一个不喜欢言语的人,见到她,我的话却多起来了,我告诉她,在我的家乡,这样的死是很平常的,没有人怕这样死,我和同学们一起跟日本鬼子打,我的同学们绝大部分都死了。
“谁把我妹妹弄哭了?”侧面屋里走出一个少年打断了我的话,那少年看上去十六七岁,瘦高的个头,留着偏分洋头,身着一件长到脚脖子的黑色皮大氅,皮大氅没有扣扣子,一条灰色长围巾挂在他刚刚凸出一点喉结的细长脖子上。他提着一只柳条箱,长腿豁撩着皮大氅走过来,看样子是要出门。
女孩说,“他是我哥哥,尚致。”
尚致走到我身边停住脚,一脸严肃地问,“你叫庄铭,我听韩冬同志说过你,你为什么不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我愣了神。
尚致摇了摇头,叹惜地说,“也难怪,北平离延安太远了。”
“你认识我二哥?是我二哥告诉你的?”我缓过神来问。
尚致没有回答,把柳条箱放到地上,两手抄起来,摆出了长谈的架势,“我想是韩冬思想工作没做到家,像你这样一个有战斗**的人,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可能不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告诉你,什么叫共产主义?往大的说,就是在全世界消灭剥削和压迫,人民当家做主,往小的说,就是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资产阶级,把地主的田地分了,把资本家的工厂分了。明白了吗?”
尚致眼里闪出的光辉跟韩冬一样。韩冬穿着宽大的八路军军服,给我讲共产主义,眼下这位穿着皮大氅的,也给我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让所有人都这样着迷呢?
“共产主义实现起来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明白吗?前途是光明的,光辉灿烂的。”
我打量着面前给我讲共产主义的人,糊里糊涂地说,“共产主义对你来说实现起来一点不难,你把你家的地给农民分了,不就实现了。”
女孩扑哧笑了,“就是,你把你的皮大氅剪了给村里的孩子一人做双皮袖筒。”
尚致一点也不生气,点着手指说,“你们这些人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总是把具体的物质跟伟大的思想相提并论!”
我迷茫地看了女孩一眼,我的意思是“你听懂了没有”,女孩也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没必要非得听懂”。
尚致看到他的话一时见不了效,而他还有事,便不想跟我再费口舌,收起了长谈的架势,说,“正好有一批学生要去延安,你就一块儿去吧,跟着个开面馆的送年礼,多乏味。”
我问,“延安有多远?”
“走,出门,我指给你看。”尚致一手提起柳条箱,一手拽起我的袖子往门外走,女孩拿着几枝梅花也跟了出来。
我们出了大门,站在大门楼下向北望。空旷的原野远方有一座山,挡住了我们北去的视线。尚致指着那座山说,“那是嵯峨山,山后是照金,再往北走就到延安了。”
延安?就在这山的那一边?我疑惑地望着。
尚致又往西一指,“也可以沿着这条路往西走,过淳化县到旬邑县的马栏镇,马栏也是革命根据地,我们送往延安的粮食、布匹是走马栏这条线,路好,马车可以走。国军中有我们的人掩护通过,就是路远。送人是走照金这条线,车上不了山,得靠骑马或步行,可是路近,路上很少有拦截。”
我想问,不是国共合作了吗?怎么跟穿过敌人封锁线似的?话还没说出来,一阵歌声在城墙东边响起来: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没时间了,我们快出发了。”尚致拽着我向歌声跑去。
城墙东边是一所学校,叫培英学校。一进校门,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南面并排两栋二层楼,一座是红砖楼,一座是白木楼,就是远远看见的那两座楼。操场西边是城墙,城墙下打着一排窑洞,窑洞前放着几排砖头,一群年轻人坐在砖头上唱歌,一个女学生站在前面打拍子。
学生们唱得不太熟练,女学生着急地使劲挥手,牵动得脑后的两条短辫子直跳动。
学生有男有女,脚边的地上放着提箱、包袱之类的行李。他们脸上的表情是韩冬脸上的,是夜校学生脸上的,是李建老师脸上的,是我刻骨铭心的。
尚致说,“这些都是要去延安的学生,来自好多地方哩,在这里等了几天了,你运气好,一会儿车就到,去吧?”
我没有说话。
尚致不满地看着我,“好些人都是来自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有不少资本家的阔少爷、小姐,他们都抛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奔向延安,你个流落到西安城的穷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割舍不下的?难道你不向往共产主义?”
我把目光移向天空,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陌生和疏远,眼前的面孔和歌声虽然与北平的很相似,但是,方向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是奔向延安的,延安在北边,而抗日前线在东边。
“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我回家给你拿吃的去,北边下雪了,路上要走好几天哩。” 尚致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日本鬼子在东边,都跑到北边实现共产主义了,谁打鬼子?”
“你这是什么话?这些学生是去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的,这歌是抗大校歌,你好好听听,‘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你跟着他们去,也可以上抗大。抗大,那可是培养八路军军事家的摇篮。”
“可是……”我欲言又止,我觉得与眼前这位大少爷模样的共产主义战士无法说清楚。
尚致用下巴指着那打拍子的女学生,“她叫米嘉,是上海一大资本家的女儿,抗战前全家躲到了香港,人家硬是从香港跑回来投奔延安了,热情特别高,在西安城八办就学会了这歌。”
那个叫米嘉的女学生,围着一条白拉毛围巾,穿着一件淡紫色毛呢大衣,大衣中间扎着一条牛皮带,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显得生机勃勃。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的内心跟着这歌激越的节奏做起斗争,到底是立即去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还是等韩春大哥直接把我送到抗日前线?
这时候, 一辆绿色卡车开进了校门,尚致朝城墙那边的窑洞喊,“爸,车来了。”
一个穿灰色长袍的高个子先生从一孔窑里出来,一手提着长袍一角,快步向学生们走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提起了自己的行李。
绿色卡车停到学生们面前,一个八路军战士从驾驶室跳下来,紧走几步,握住了高个先生的手。尚致把柳条箱放到地上,从大氅口袋里拿出几张黄纸点名,点过名的学生带着行李上车。
高个先生一一与上车的学生握手。
学生们都上去了,尚致问呆立着的我,“你到底去不去?”
我还是犹豫不决。
车上有同学鼓动着说,“走吧,延安多好啊!”
米嘉向我伸出手,“把手给我,我拉你上来。”
我把手伸给了米嘉,然后又有两个男同学伸下手拽我的胳膊,我的一只脚不由得踏上了踏板,身子就要一跃而上的时候,身边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正在向车上递的尚致的柳条箱打开了,里面装的东西“啪啪”掉在了地上,我扭头一看,全是泾阳茯砖茶。我反身下来帮着尚致往箱子里装,有邓家的裕兴重、苟家的寸草心、刘家的茯寿金,还有泾盛裕等好几个牌子,我问,“你带这么多茶能喝完吗?”
尚致说,“不是自己喝,这东西已经舍不得喝了,好不容易才凑了这么多,我们要拿到延安去,给首长们喝,剩下的拿去蒙古换成好马回来,这茶在草原上更稀罕。”
收拾好了箱子,尚致催我上车,我却改变了主意。
尚致有些焦急地说,“你不想实现共产主义?”他把我的手抓到前面握着,又一次讲起了共产主义来。他说得很快,好像怕我插话,又好像我持着一把撬杠,随时会插入他语言的空隙。
我还是把撬杠插了进去,我说,“我想到东边把鬼子打完了再到延安去。”
尚致生气地说,“我说了这半天,你怎么就四季豆不进油盐呢?”
这时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的高个先生说,“尚致,你这是干啥?人各有志,不得勉强。大家都等你哩,赶快上车。”
尚致松开了我的手,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那好,我把他们送到照金就回来了,你啥时候想去延安了就到这儿找我。”
尚致爬上了卡车,开车的八路军战士把挡板挡好,然后与高个先生握手道别。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那辆绿色卡车载着这样嘹亮的歌声,向西上了大桥,然后右拐到渠岸上,向北驰去,越来越远……高个先生对我说,“嵯峨山下有一个叫安吴堡的接待站,他们要在那里听一个延安首长的报告,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步行翻过嵯峨山,到达照金。你如果后悔了还来得及,我叫人赶马车送你到安吴堡。”
我摇了摇头,却泪如泉涌。女孩摇了摇我的袖子,递给我一条手绢,说,“我叫惠,你以后想去了就到这里来,哥哥不在,就找我。”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这是我第一个心存感激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惠。我没有用她的手绢擦眼泪,我怕给人家弄脏了。
事后我常想,如果尚致当时把“你不想实现共产主义吗”改为“你不想抗日吗”那会是另一种结果。自那后,我几次要去延安,都未成功,所以对我来讲,错过了一九三七年冬这一次机会,就是错过了一生的机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后,抗大学生几个月就毕业一批,毕业一批就送往前方一批,有些做军事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而因为是合作,国民党方面只好接受,所以共方力量扩充极快。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开始拦路截人,再到延安就不会那么唱着歌坐着大卡车大摇大摆了。
延安虽然没有去,但它点燃了我的**,为韩大大讨砖茶的事与我抗日的雄心壮志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不值纠结在心头。再说,我看见尚致箱子里的砖茶了,老奶奶一定还有的是。这样,我一点不难为情地找老奶奶讨砖茶了,老奶奶好像很欣赏我的勇气,说她就喜欢我这样性格的娃。韩大大收到了两块砖茶的回礼,自然心头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