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快过年了，韩大大带着我赶着一辆只套着一匹马的小型马车去云阳乡送年礼，云阳乡就是我们去买麦子的地方。韩大大说：人就是这，一礼还一礼，人家把好麦子卖给你，你要送上一份心意。车上装满了西安城里的好东西，德懋恭的水晶饼、老马家的腊羊肉、南门外老杨家的卤大肠。韩大大戴着狗皮帽子，穿着老皮袄坐在车辕上赶车，我戴着新买的棉帽子，穿着新做的一身棉衣，坐在车帮上看风景。天气不是太寒冷，太阳也不错，但在空旷的四野里行进，还是感到冷飕飕的。
路还是上次走过的路，韩大大还是像上次一样唠唠叨叨，见到灞河唠叨灞河，见到渭河唠叨渭河，历史上发过什么水灾、有哪些文人骚客写过什么诗。韩大大是开面馆的，知道的东西跟开茶馆的差不多。路过村庄时韩大大会唠叨陕西十大怪，“面条像裤带”“烙饼像锅盖”，我在城里都体验了，“房子半边盖”“吃饭不坐蹲起来”，是在马车沿路过村庄时，在韩大大的指点下我注意到的。我家乡的房顶是一个人字，这里却是人字的一半—— 一撇或一捺，人不在家里围着桌子吃饭，要端出家门，在路边的树下三五一伙蹲在地上吃。从韩大大的唠叨中我知道，陕西版图狭长，北边是黄土高原，南边是秦岭山脉，中间是平原，叫关中；泾三高一带是泾阳县、三原县和高陵县一带的简称，由于这三个县地处关中腹地，富庶一方，是陕西的白菜心，所以人们总是三县摞起来一块儿叫——泾三高。云阳乡在泾阳县，途经高陵和三原。在这一条路上的三个县，高陵给我一生打下深刻烙印的是渭河桥，三原是三原县医院，泾阳就是云阳乡了，可以说，云阳乡是我的第二故乡。当然，当时跟韩大大送年礼的我还不知道这些，北方农村冬天的单调景象让我即使在寒风中也昏昏欲睡。
快到泾阳地界上的时候，韩大大用鞭杆捅醒了我，用神秘的语调说， “知道泾阳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你想不到的，是茶——泾阳茯砖茶。我们能得到这回礼就好了。”
我心不在焉地问，“泾阳有茶树？”
韩大大说，“不是的，茶叶从湖南安化来，在泾阳加工成茯茶，压成跟砖一样的块，已有千年历史，据说只有在泾阳做茯茶，发酵时才能长出‘金花’，这金花金黄的，跟星盘一样，很漂亮。金花越多，茶的品质越高，而且这种茶放得年代越久越值钱。有钱人家，用上好的茯砖茶做屋里的隔断墙哩，一放就是几十年。有一首民谣唱道‘嵯峨山高泾水长，关中名县数泾阳，砖塔崇文数第一，砖茶金花美名扬’。崇文塔是全国砖塔里面最高的，高过咱西安城的那两个雁塔，老远就能看到。”
韩大大又唠叨了好多，我都没怎么听进去，因为我不知道韩大大唠叨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记得韩大大做最后铺垫的大意是：泾阳的人厚道，咱给人家送好东西，人家也给咱回好东西，以前，我能收回去好多茯砖茶，然后转手当年礼送给城里人，都知道这是好东西，等着我给他们送呢。过年的时候，与拜年的亲戚一起围着茶炉煮茶，煮的是泾阳茯砖，是很有面子的事啊！这两年不行了，战争使安化那边的茶叶过不来了，现在人手里有的都是前些年存下来的，泾阳茯砖成稀缺了，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但是我想尚家一定还有不少，去年给我送了两块，今年恐怕不会送了。
“哦，不送了，我们给城里人也就不送了呗。”
“你以为我是想给城里人送？我是想给你大哥淘换点，你大哥一个老师特别稀罕这泾阳茯砖，人家对你大哥有恩。我娃，我不好意思张口要，你可以啊，你是个娃，张口跟那老奶奶要，你就说：奶奶，给我一块茶吧，我大哥有用。会说吗？”
我打了一个激灵，一下子清醒了。让我张口跟人家要人家的好东西？奶奶，给我一块茶吧？我是个大小伙子啊，咋能装这小呢？
“娃，大大没求过你，听大大的，张个口，给了给，不给就算了，你是个娃，谁也不会觉得伤面子。”
“哦，好吧！”
我答应了韩大大。这时我才知道韩大大叫我来还有这样一个难以启齿的任务。此后，我就觉得太阳不那么明亮了，马蹄声枯燥得难以忍受，但我盼着这路越长越好，最好走不到头。
“这茯砖茶啊以邓家的裕兴重最为有名，于右任当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时候，邓家捐钱捐粮最多，于右任挥毫泼墨，写下条幅赠给邓家。”韩大大更滔滔不绝起来。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泾阳茯砖茶时的情景，尽管讨个泾阳茯砖这个事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我还是有些不以为然，就是个茶么，至于那么邪乎？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茶越来越稀罕，最后竟然在有些爱好者眼里与名人字画并驾齐驱成收藏品了，尚致能拿着它去上海给解放军换来大量药品，韩春能用一块泾阳茯砖换来逃亡台湾的两张机票。
啊？我怎么把茶说了这么长时间？打住，不说了，说一件重要的事——去延安。
说去延安必要说到尚家堡，我跟韩大大买麦子的时候去过的，是韩大大买麦子的主要人家之一，是我们这次送年礼的第一家，也是我开口要茶的人家。第一次来的时候，韩大大说，出了三原县城后向北看山，什么时候看见那山像个睡美人，我们就快到地方了。这山与路好像是在一条平行线上，山不走人走，那些山头是立体的，随着人看它的角度变化，在人眼里的成像也在变。坐在马车上悠然望着那将变成睡美人的山时，我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像不像美人我不知道，我看见它的时候它像一个躺在大地上沉思的巨人。坐在马车上的少年，十多年后，恨不得用双手挖开它每一寸肌肤，搬开每一块骨头，直到指头断掉。
我又激动了。不激动，说正题。
尚家堡所在的地方与这一路看到的景象太不同了，远远的一眼就能认出来。如果从我们这个方向过去，首先看到的是一片苹果园，然后是高出苹果树掩映的两栋建筑风格各异的楼房，一栋是开有两排窗口的红色砖楼，砖缝是白色石灰勾过的；一栋是带有走廊的白色木楼，木楼的窗户、柱子和走廊的护栏是红色的。楼后面是一段高高的城墙，城墙上长满了树，远远望去，更像一道山岗。大路向左拐过弯，就能看到在城墙西北方向的大桥了，大桥本来不怎么养人眼，但因为上面有几棵大柳树而成为很悦目的风景。尚家堡就在这城墙与大桥中间，一座大院子，一块刻着“和为贵”三个字的大匾挂在大门楣上。
尚家堡当家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韩大大带我拜过老奶奶后，老奶奶给了我一个红包，我没有接，我想说：奶奶，我不要红包，我要茶。但我没说出口，在奶奶的催促下，我收下了红包。老奶奶说，“到后院去玩吧。吃饭的时候叫你。”
这家的院子很大，几进几出，我最后走进了一个月洞门。这是一个很精致的小院子，院中有一个玲珑的小假山，山旁种着几棵腊梅，腊梅正开花，黄色的花瓣润滑透明，散发出阵阵清香。一个女孩在树下折腊梅，她穿了一件阴丹士林蓝棉袍，剪着文化女青年刚流行起来的短头发，身子单薄，我走过去帮她拉下来一枝腊梅。
女孩转过头莞尔一笑，唇红齿白，像小花朵开放一样，在寒冬的背景下十分悦目。我看她眼睛里有疑问，便说：我是跟韩大大来拜年的，我叫庄铭。她说：你的口音可好听，像北平人。这是第一个没有把我当东北人、说准我家乡的陕西人。我说：我的家在距北平不远的齐家庄。
在家乡的时候不觉得齐家是我的家，远离了家乡，觉得齐家就是我的家，日本人没有来的时候觉得家乡不重要，日本人来了之后觉得家乡很重要，然而，却远离了家乡。我有些动情地告诉女孩，我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家三个哥哥在跟日本鬼子的战斗中牺牲了。她听后居然哭起来，弄得我不知所措，但我们的心一下子拉近了，我是一个不喜欢言语的人，见到她，我的话却多起来了，我告诉她，在我的家乡，这样的死是很平常的，没有人怕这样死，我和同学们一起跟日本鬼子打，我的同学们绝大部分都死了。
“谁把我妹妹弄哭了？”侧面屋里走出一个少年打断了我的话，那少年看上去十六七岁，瘦高的个头，留着偏分洋头，身着一件长到脚脖子的黑色皮大氅，皮大氅没有扣扣子，一条灰色长围巾挂在他刚刚凸出一点喉结的细长脖子上。他提着一只柳条箱，长腿豁撩着皮大氅走过来，看样子是要出门。
女孩说，“他是我哥哥，尚致。”
尚致走到我身边停住脚，一脸严肃地问，“你叫庄铭，我听韩冬同志说过你，你为什么不愿意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这个问题有些突然，我愣了神。
尚致摇了摇头，叹惜地说，“也难怪，北平离延安太远了。”
“你认识我二哥？是我二哥告诉你的？”我缓过神来问。
尚致没有回答，把柳条箱放到地上，两手抄起来，摆出了长谈的架势，“我想是韩冬思想工作没做到家，像你这样一个有战斗**的人，苦孩子出身的人，怎么可能不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我告诉你，什么叫共产主义？往大的说，就是在全世界消灭剥削和压迫，人民当家做主，往小的说，就是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资产阶级，把地主的田地分了，把资本家的工厂分了。明白了吗？”
尚致眼里闪出的光辉跟韩冬一样。韩冬穿着宽大的八路军军服，给我讲共产主义，眼下这位穿着皮大氅的，也给我讲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让所有人都这样着迷呢？
“共产主义实现起来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明白吗？前途是光明的，光辉灿烂的。”
我打量着面前给我讲共产主义的人，糊里糊涂地说，“共产主义对你来说实现起来一点不难，你把你家的地给农民分了，不就实现了。”
女孩扑哧笑了，“就是，你把你的皮大氅剪了给村里的孩子一人做双皮袖筒。”
尚致一点也不生气，点着手指说，“你们这些人不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总是把具体的物质跟伟大的思想相提并论！”
我迷茫地看了女孩一眼，我的意思是“你听懂了没有”，女孩也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没必要非得听懂”。
尚致看到他的话一时见不了效，而他还有事，便不想跟我再费口舌，收起了长谈的架势，说，“正好有一批学生要去延安，你就一块儿去吧，跟着个开面馆的送年礼，多乏味。”
我问，“延安有多远？”
“走，出门，我指给你看。”尚致一手提起柳条箱，一手拽起我的袖子往门外走，女孩拿着几枝梅花也跟了出来。
我们出了大门，站在大门楼下向北望。空旷的原野远方有一座山，挡住了我们北去的视线。尚致指着那座山说，“那是嵯峨山，山后是照金，再往北走就到延安了。”
延安？就在这山的那一边？我疑惑地望着。
尚致又往西一指，“也可以沿着这条路往西走，过淳化县到旬邑县的马栏镇，马栏也是革命根据地，我们送往延安的粮食、布匹是走马栏这条线，路好，马车可以走。国军中有我们的人掩护通过，就是路远。送人是走照金这条线，车上不了山，得靠骑马或步行，可是路近，路上很少有拦截。”
我想问，不是国共合作了吗？怎么跟穿过敌人封锁线似的？话还没说出来，一阵歌声在城墙东边响起来：
黄河之滨，
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没时间了，我们快出发了。”尚致拽着我向歌声跑去。
城墙东边是一所学校，叫培英学校。一进校门，是一个大操场，操场的南面并排两栋二层楼，一座是红砖楼，一座是白木楼，就是远远看见的那两座楼。操场西边是城墙，城墙下打着一排窑洞，窑洞前放着几排砖头，一群年轻人坐在砖头上唱歌，一个女学生站在前面打拍子。
学生们唱得不太熟练，女学生着急地使劲挥手，牵动得脑后的两条短辫子直跳动。
学生有男有女，脚边的地上放着提箱、包袱之类的行李。他们脸上的表情是韩冬脸上的，是夜校学生脸上的，是李建老师脸上的，是我刻骨铭心的。
尚致说，“这些都是要去延安的学生，来自好多地方哩，在这里等了几天了，你运气好，一会儿车就到，去吧？”
我没有说话。
尚致不满地看着我，“好些人都是来自上海那样的大城市，有不少资本家的阔少爷、小姐，他们都抛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奔向延安，你个流落到西安城的穷人家的孩子，有什么割舍不下的？难道你不向往共产主义？”
我把目光移向天空，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陌生和疏远，眼前的面孔和歌声虽然与北平的很相似，但是，方向有根本的区别，他们是奔向延安的，延安在北边，而抗日前线在东边。
“你到底去不去？要去，我回家给你拿吃的去，北边下雪了，路上要走好几天哩。” 尚致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日本鬼子在东边，都跑到北边实现共产主义了，谁打鬼子？”
“你这是什么话？这些学生是去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的，这歌是抗大校歌，你好好听听，‘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你跟着他们去，也可以上抗大。抗大，那可是培养八路军军事家的摇篮。”
“可是……”我欲言又止，我觉得与眼前这位大少爷模样的共产主义战士无法说清楚。
尚致用下巴指着那打拍子的女学生，“她叫米嘉，是上海一大资本家的女儿，抗战前全家躲到了香港，人家硬是从香港跑回来投奔延安了，热情特别高，在西安城八办就学会了这歌。”
那个叫米嘉的女学生，围着一条白拉毛围巾，穿着一件淡紫色毛呢大衣，大衣中间扎着一条牛皮带，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显得生机勃勃。
同学们，积极工作，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
我的内心跟着这歌激越的节奏做起斗争，到底是立即去延安上抗日军政大学，还是等韩春大哥直接把我送到抗日前线？
这时候， 一辆绿色卡车开进了校门，尚致朝城墙那边的窑洞喊，“爸，车来了。”
一个穿灰色长袍的高个子先生从一孔窑里出来，一手提着长袍一角，快步向学生们走来。学生们纷纷站起来，提起了自己的行李。
绿色卡车停到学生们面前，一个八路军战士从驾驶室跳下来，紧走几步，握住了高个先生的手。尚致把柳条箱放到地上，从大氅口袋里拿出几张黄纸点名，点过名的学生带着行李上车。
高个先生一一与上车的学生握手。
学生们都上去了，尚致问呆立着的我，“你到底去不去？”
我还是犹豫不决。
车上有同学鼓动着说，“走吧，延安多好啊！”
米嘉向我伸出手，“把手给我，我拉你上来。”
我把手伸给了米嘉，然后又有两个男同学伸下手拽我的胳膊，我的一只脚不由得踏上了踏板，身子就要一跃而上的时候，身边发生了一点小意外，正在向车上递的尚致的柳条箱打开了，里面装的东西“啪啪”掉在了地上，我扭头一看，全是泾阳茯砖茶。我反身下来帮着尚致往箱子里装，有邓家的裕兴重、苟家的寸草心、刘家的茯寿金，还有泾盛裕等好几个牌子，我问，“你带这么多茶能喝完吗？”
尚致说，“不是自己喝，这东西已经舍不得喝了，好不容易才凑了这么多，我们要拿到延安去，给首长们喝，剩下的拿去蒙古换成好马回来，这茶在草原上更稀罕。”
收拾好了箱子，尚致催我上车，我却改变了主意。
尚致有些焦急地说，“你不想实现共产主义？”他把我的手抓到前面握着，又一次讲起了共产主义来。他说得很快，好像怕我插话，又好像我持着一把撬杠，随时会插入他语言的空隙。
我还是把撬杠插了进去，我说，“我想到东边把鬼子打完了再到延安去。”
尚致生气地说，“我说了这半天，你怎么就四季豆不进油盐呢？”
这时一直在旁边看着我们的高个先生说，“尚致，你这是干啥？人各有志，不得勉强。大家都等你哩，赶快上车。”
尚致松开了我的手，遗憾地摇了摇头说，“那好，我把他们送到照金就回来了，你啥时候想去延安了就到这儿找我。”
尚致爬上了卡车，开车的八路军战士把挡板挡好，然后与高个先生握手道别。
……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 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那辆绿色卡车载着这样嘹亮的歌声，向西上了大桥，然后右拐到渠岸上，向北驰去，越来越远……高个先生对我说，“嵯峨山下有一个叫安吴堡的接待站，他们要在那里听一个延安首长的报告，大概两个小时，然后步行翻过嵯峨山，到达照金。你如果后悔了还来得及，我叫人赶马车送你到安吴堡。”
我摇了摇头，却泪如泉涌。女孩摇了摇我的袖子，递给我一条手绢，说，“我叫惠，你以后想去了就到这里来，哥哥不在，就找我。”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这是我第一个心存感激的女孩，她的名字叫惠。我没有用她的手绢擦眼泪，我怕给人家弄脏了。
事后我常想，如果尚致当时把“你不想实现共产主义吗”改为“你不想抗日吗”那会是另一种结果。自那后，我几次要去延安，都未成功，所以对我来讲，错过了一九三七年冬这一次机会，就是错过了一生的机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后，抗大学生几个月就毕业一批，毕业一批就送往前方一批，有些做军事工作，有些做地方工作，而因为是合作，国民党方面只好接受，所以共方力量扩充极快。一九三九年后，国民党开始拦路截人，再到延安就不会那么唱着歌坐着大卡车大摇大摆了。
延安虽然没有去，但它点燃了我的**，为韩大大讨砖茶的事与我抗日的雄心壮志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不值纠结在心头。再说，我看见尚致箱子里的砖茶了，老奶奶一定还有的是。这样，我一点不难为情地找老奶奶讨砖茶了，老奶奶好像很欣赏我的勇气，说她就喜欢我这样性格的娃。韩大大收到了两块砖茶的回礼，自然心头乐开了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