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闹市街头的新华书店门口，挂着醒目的横幅：“热烈庆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出版发行！”横幅下，人们在排队踊跃购书，人人脸上都是一种幸福与庄重的神情。高音喇叭里，（我们走在大路上）的乐曲制造出热热烈烈的气氛。这已是1964年7月，中国的政治空气已开始渐渐升温，每个人的心都燥热着。周栓宝和刘海山推着自行车走过书店，忽然被一个人拦住。这个人是笑咪咪的肖东昌。
“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二位了，真巧啊。”
刘海山笑笑：“老肖，你在这儿干吗呢？”
“卖毛主席著作，人多。”肖东昌指指书店，“来看看。维持维持秩序。你们二位这是―买书？”
“啊，买书。”周栓宝急忙回答。
“不对吧？”肖东昌笑着．狡黯的眼珠子乱转，“全市今天都卖，非大老远跑这儿来买？你们啊，到我管片这一亩三分地上来，只会有一个目的，看那个马春莲。”
周、刘对视一眼，刘海山坦然地说：“没错，是去看了看她。”
“老刘啊老刘，”肖东昌点点刘海山，“你是老毛病不改呀。”
周栓宝觉出味不对：“要不您二位先聊着，我进去看看。”
“别。”肖东昌拦住他，“我走，我还忙着呢。，’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老刘，弟妹在市局政治部，没给你吹吹枕边风？小心点儿吧。”
望着他的背影，刘海山摇头：“这人，老这么阴阳怪气的。”
周栓宝不语。两人走了一段，他换个话题间刘海山：“听说弟妹要去郊区？”
“是，参加‘四清’工作队，要去几个月吧。”
“小芳连一周岁还不到呢，她就要走，真是。你们两口子，除了工作还想不想别的？”
刘海山苦笑，没说话。
他不是不想劝劝妻子别下乡了，可他知道劝也没用。
周栓宝其实也知道自己是瞎说，所以也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两个人绕过排队的人们，骑上自行车往家走。远远地，肖东昌挪偷地朝他们招一下手，然后钻进书店去了。周、刘二人对视一眼，却无奈地摇摇头。
他们心里都在想：肖东昌这个人真是让人没办法。可他们没想到，没办法的事情还在后边呢。
他们回到耳垂胡同3号时、意外地发现赵秀芝在家，正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原来，“四清”工作队出发的时间提前了。
王淑兰抱着小芳直叹气。周栓宝一看这情景，什么也没说，接过孩子上街去了。刘海山也没说什么。他知道妻子不会不出这趟「工他更知道一个公安干部必须服从组织决定。他现在要做的，只是帮妻子收拾行李。
倒是赵秀芝，仿佛亏欠了丈夫什么，不敢看丈夫的眼睛。她毕竟是女人。
刘海山也感觉到了她的内心矛盾，便竭力装出平静。
两口子默默地打点了行装，又默默地作饭吃饭。当月上三竿的时候，夫妻俩对视，都觉得该说些什么了。
刘海山把一双毛线手套塞进打好的行李里：“带上点儿，乡下冷。”
赵秀芝笑了：“这是什么天啊我的同志？你忙糊涂了？”
刘海山一愣，也笑了：“酶，带上吧，再过几个月不就是冬天了？”
赵秀芝动情地望着丈夫：“你自己多注点意，别太累了。”
“知道。”
“过去老是你说这话，这回轮到我说了。”．
“是呀，老上案子，孩子都扔给你。这回，也算我立回功。”
“说实话我还真不放心你们爷儿几个、”
“有什么不放心？援朝、建设都大了，会照顾自己，也会抱小芳了。你看。”
他指指窗外。院子里，援朝和建设把妹妹小芳放在小方桌上，正逗她玩。这年，援朝已经13岁，开始窜个儿；建设也10岁了。
同是13岁的丁丽已像个大姑娘，她趴在一只方凳上做作业，不时望着援朝方向笑笑。
赵秀芝说：“我真有点儿舍不得小芳。”说着，眼圈一红。
“别哭，别哭。”刘海山抱住妻子的肩膀安慰她：“没事儿，我这个当爸的会照顾好她。”
“闺女跟小子不一样，什么都得细心点儿。”
“放心。我实在顾不过来还有王大嫂呢。”
赵秀芝沉了一下：“老刘，你得掌握点儿分寸，老周两口子人是不错，大嫂还是治保主任，可是，老周究竟过去有点问题，少来往总比多来往好。’·：
刘海山笑了一下：“白天碰上肖东昌，还问我说弟妹没给你吹吹风？看来，你临走是要吹风哦？”
“贫什么贫？”赵秀芝正色道：“市局要搞三清五查，正在拟计划，很快就该布置了。”
刘海山想了想，“你放心吧，我会掌握分寸。”
“那个妓女那儿，干万别去了。”
“嘿，你这话听起来好像我怎么着似的！你放心走吧。”
赵秀芝果然没说错，几天后，分局召开了干部大会。
宋局长在台上做报告：“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市局一处侦察科长高健民，自1954年以来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贪污侵吞公款12020元，粮票2300斤。已被逮捕。我听了这个消息是很震惊的。不得了啊同志们，光粮票就2000多斤，那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台下，刘海山认真地做笔记。离他不远处，肖东昌划火点烟，仿佛不经意地往刘海山这边瞥了一眼。
宋局长说：“市局要求举一反三，以这个案子为一面镜子，全局上下对照检查自己，开展三清五查活动。什么叫三清五查？就是要清公款公物，清赃款赃物，清看守所财物；查阶级立场，查政策纪律，查特权思想，查革命意志，查骄傲情绪。”
宋局长一如既往，说话极富煽动性和感染力。他的话吸引着台下的每一个人。“有同志说，又搞运动，又自己紧自己的鞋带。我说，就是要提倡这种紧鞋带的精神！我举个例子，咱们一科，侦察科，技术员拍了一卷片子，36张胶片，出了33张照片，剩3张干什么了？给谁拍了？3张胶片，小问题吧？可刘海山科长没放松这个间题，该检查检查，该批评批评。这就很好嘛。”
肖东昌又往刘海山这边看了一眼，嘴角悄然浮起一丝冷笑。
散会了。在会场外边，肖东昌追上刘海山。
“老刘，不服你不行，抓得紧啊。”
“说什么呀，你不也抓得挺紧吗？”
“不成。我这人没水平，抓不出个么四六来。”
“老肖你别老这么说话成吗？”
“哈哈，不高兴了？别别，我这人爱开玩笑。”
宋局长远远地叫：“刘海山，你来一下。”
刘海山应着。 肖东昌说：“去吧，局长叫好事到，高升了别忘了请客。”
他把刘海山说得哭笑不得。
刘海山进了宋局长办公室，顿感气氛不大对。
宋局长开门见山：“海山，大会上我表扬你，现在我可要批评你。听说你常去看一个过去当妓女的女人？”
刘海山争辩：“老宋，第一，我只去过两次；第二，她解放前当妓女，解放到现在巧年了，她早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了。”
宋局长手一摆：“我知道。可她是劳改人员在押犯的老婆，对不对？你说，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
刘海山语塞。
“同志，咱们是干公安的，阶级斗争阶级立场这个事儿忘不得。你是老同志了，怎么了这么糊涂？”
刘海山不语。
“好了，回科里在支部会上做个检查，征得同志们谅解，也就是了。我知道你是好心，可好心别让人利用，明白吗？”
“明白。”刘海山很勉强地说。这些年他逐渐对事情有了自己的看法，看不透想不通的事也多起来。他想向宋局长解释几句，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耳垂胡同口，马宽的副食店门口摆了张桌子，放着茶壶茶杯，权当个茶摊儿。傍晚，夕阳西下。
乔占魁揉着铁球，腆着肚子走来，自己给自己倒了杯茶：“我说老马，你一个人儿盯着副食店不算，还摆个茶摊儿。听广播了吗？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
马宽不悦地瞪他一眼：“你不是不知道，我不收茶钱，就图远近街坊有个落脚儿聊天的地方。大帽子你扣不到我头上。”
“不要钱？得，那我再来一碗。”
乔占魁喝着，问马宽：“哎我说，知道吗，我那胖孙子，会走了！我们乔家有后了，这真是老夭有眼。”
“听说了，昨儿我还和云标说呢，好好过日子，别想歪的邪的。”
“嘿，你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云标明白。你问问他。”
一群放学的孩子经过。有个男孩给了建设一巴掌，援朝不干了，上去就是一拳，和人扭打起来。
乔占魁在一边起哄：“嘿，这人民警察的后代就是不一样，揍人都往死里揍。”
他的话让正好走来的刘海山听到。气极了的海山冲上去把打架的孩子们分开，把俩儿子拉回家。
“说，为什么跟人打架？”
“他欺负我弟！”
“什么叫欺负？小孩儿互相磕磕碰碰还不是小事儿？你就动手打人？”
“就打他！人民警察的儿子就不能让人欺负让人打！”
“嗬！这特权思想怎么传染给你了？我这真警察都不能动手打人，你可好―”
海山说着抬起巴掌，王淑兰急忙抱着小芳从屋里跑出来：“海山！海山！说动手你怎么就动手呢？说说他得了，啊？”
刘海山望着倔强的儿子，又气又无可奈何。愣了片刻，大吼一声：“去！做作业去！”
两个儿子进屋，他又嘀咕一句：“妈的，我抓了那么多特务、小偷、杀人犯，可治不了你们这俩小子。”
王淑兰忍不住乐了：“得了，消消气，先尝尝我蒸的馒头。”
刘海山进周家厨房从锅里拿了个馒头，咬一口：“嗬，真香！这是新下来的麦子吧？”
“可不。”王淑兰也册一块，一口一口地喂小芳，“丁丽她爸回来了，说是改造得好，右派帽子摘了，调回文化局，局长不当了，当什么专业作家。这是他带回来的。”
“哦？”刘海山高兴起来了，“好事啊，我看看他去。”
说着往外走。刚走两步，突然就想起了宋局长说的话、妻子赵秀芝说的话，不由得就停住了脚步。
同时他又想到，他还得写检查呢。
情绪一下子低落下来，他垂头丧气地往自己家走。
王淑兰很奇怪地从厨房窗户里看着他，可没敢问。
刘海山进了屋，建设怯怯地问：“爸，吃什么？我们做。”
“随便。”刘海山沉着脸说。
援朝扯一把建设，小哥俩走了。
晚饭之后，刘海山独自坐在院里乘凉。他已经写完了检查。心情郁闷。已经许久不抽烟的他，拿着一盒不知从哪儿翻出来的烟卷，笨拙地点上一支。
他立刻咳嗽起来。
援朝站在房门口：“爸，您怎么又抽烟了？我妈不是不让您抽吗？”
海山看儿子一眼，没吭声。
援朝吸吸鼻子：“您这是什么年头的烟啊，都发了霉了。”
“去，做你的作业去！”
“得得，算我白说。”
援朝回屋去了。刘海山看看手里的烟，把它扔到地上踩碎。
院门突然哗啦一声开了。春莲跌跌撞撞地扑进来，话没出口，腿一软昏倒在地上。
刘海山吓了一跳，一时不知怎么才好。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赶紧把院门关上。然后便想去敲周家的门，可周家无人，周栓宝在学校值班，王淑兰抱小芳上街了。他犹豫了半天，才下决心把女人从地上扶起来。春莲脸色惨白，浑身软得像一摊泥，他便只好抱着她。女人手里有一张纸，他拿过来一看，是劳改医院发给犯人家属的病危通知，才明白这可怜的女人为什么这样。
他叫：“援朝！快出来！”
大概他的声音变得厉害，两个儿子一起跑出来了。
“爸！这是谁呀？”
“爸，她怎么了？”
“甭间了。援朝，你周大爷在学校值班，你快去，让他无论如何马上回来。”
“哎。”援朝起身要走。
“慢着！”海山又叫住儿子，“记住，别嚷嚷，别让别人知道。”
“是。”援朝走了。
10岁的建设不声不响地从屋里取来一块湿毛巾要往病人头上放。
“你这是干吗？”
“我发烧的时候，王大妈就这么给我敷毛巾。”
刘海山又气又笑：“她不是发烧，…快，去把周大叔的躺椅搬322来。”
躺椅就在周家窗下放着。建设把它打开，刘海山把春莲放上去。他试试春莲的呼吸和脉搏，皱紧了眉头，自语道：“这么不行，得送医院。”
想一想，他对建设说：“你在这儿守着她，等周大爷和你哥回来。我去打公用电话叫救护车。千万记着，别动她，啊？”
建设懂事地点点头。
救护车很快来了，周栓宝也很快来了，病人马上被送进医院。
紧急治疗之后，护士匆匆把病人抬出了急诊室，往病房送。
医生对周栓宝和刘海山说：“看症状是心脏病发作，幸亏你们送的及时，要不然就危险了。”
“现在她没事了吧？”周栓宝问。
“还难说，得监护一段儿。你们去给她办住院手续吧。”
医生走了。
周栓宝犹豫了一下，问：“海山，你身上带钱了吗？住院肯定要收押金的，我这儿不够。”
刘海山掏出钱包，一声不吭地掏出钱来。周栓宝点着钱数。刘海山突然发作了：“我这是干嘛呀？我―”他激动地踱着步，“把个劳改人员的老婆送医院来，还得为她掏钱！为她叫救护车！为她跑前跑后！我是有病！我是犯糊涂病！”
周栓宝望着他，无言。
刘海山看到周栓宝的目光，一下子泄了气，坐到旁边的长椅上。
周栓宝说：“你太累了。回去吧，孩子们还都等着你呢。”
就在周栓宝和刘海山手忙脚乱地往医院送春莲的时候，很出乎人们意外地，乔占魁到4号院看望丁维全。
丁一维全是中午回到家的。他心情很不好，因为文化局的领导很严厉地训斥了他一顿。那位领导说，摘了右派帽子自然是说明他表现不错，可是这个烙印是永远不可能洗刷掉了。那位领导告诫丁维全，今后做为专业作家，写东西更要注意，该写的写不该写的别瞎写，别忘了自己栽过跟头……
摘了帽子的轻松，可以重新动笔的喜悦和想回家的急切，都让这一番训斥给冲散了，给浇灭了。
丁维全回到家里，没心思吃饭，也没心思干什么。和邻居们勉强寒暄几句之后便躲进屋里看着亡妻的遗像出神。他坐了许久，从正午直坐到傍晚。当夕阳涂红那遗像时，他才开口：“我回来了。过去我对不起你，让你担惊受怕，最后还搭上一条命。你该骂我。我想把咱们过去的故事写一部书，一部爱情小说。写成了，也就报答你这一辈子对我的情了·一”
他又愣了一下，接着便苦笑了：“就怕他们不让我写，写了不让我发。那样的话，你会骂我吗？”
恍然间，他仿佛觉得亡妻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知是笑，还是哭？揉揉眼，还是一张照片。丁维全不禁一阵啼嘘。
丁丽这时进来了，端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怯怯地叫一声：“爸。”
看着女儿，丁维全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了。随着泪水，他心里的郁闷和委屈仿佛都发泄了出来，剩下的只是一种空虚的疲劳与安静……
当乔占魁来敲他的门时，他正是这么一种心态，所以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惊讶。“看看您，老没见了。”老小偷仍然揉着他的铁球。
“坐，坐吧。”丁维全把他让到藤椅上。
两个人便沉默起来。说实在的，他们之间还真没什么可说的。
乔占魁有点不明白自己怎么想起来4号院看看。是觉得有点同病相怜，觉得自己和丁维全都不得烟儿抽？还是有些可怜这父女俩？
他过去挺崇拜丁维全。北京老百姓在天子脚下呆久了，对当官儿的和名人既不那么惧怕又有几分敬意，既爱表现出不屑又爱显示某种亲近。那年写信告周栓宝的状，他和丁妻不谋而合，使他有一种和丁家亲近的感觉。这种感觉直到今天，也还隐约着残存在他心里。
吃了晚饭，呆着没事儿，他便到4号来了。
丁丽在收拾屋子。她本能地讨厌乔占魁，嘟着小嘴儿不说话。
乔占魁没话找话说：“您还没看见我那孙子呢吧？胖着呢，会走了，都。”
丁维全勉强笑笑：“那好啊。一代人，又是一代人啊。”
说起孙子，乔占魁总是笑逐颜开：“那小子，有玩意儿着呢。最先会叫的是爷爷。为什么？我总抱他呀。小孩儿啊，谁跟他亲他就跟谁亲。”
丁维全似乎被触动了什么，把目光投向女儿丁丽，没接乔占魁的话。
乔占魁顺着他的目光看看女孩儿，感叹道：“您这闺女，这几年真不易。”
丁维全点头：“我对不起她。”
“别这么说，”乔占魁说，“哪有父母对不起儿女的？”
“不，我是真对不起，还有她妈……”
“得了老丁，想开点儿，这不也回来了？ 丫头也出息得这么水灵，您讲话，又是一代人啊。”
乔占魁自己都奇怪，怎么今儿说话这么招人爱听？
“谢谢你，老乔。”丁维全真的很感激乔占魁，尽管他也有点儿惊讶这个滚刀肉式的人物今天会这么通情达理。
“甭谢，我这个人没别的，就是讲义气。”乔占魁一高兴，又来了劲儿，拍得胸脯啪啪响。
看着乔占魁的样子，丁维全想笑，可笑不出来。他突然有一种想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的冲动，这些话已经很长很长时间压在他的心底了。这些话是委屈，是迷惑，是愤怒，是凄凉……可是，这些话能对面前的乔占魁讲吗？
他会懂吗？
冲动慢慢地平息下来，像潮水退下去，剩下的仍然是沮丧。
丁维全仍然沉默。
寂静中，可以听见院外有脚步声，接着是门响，大概是3号。
大概是刘海山从医院回来了吧？
“我……该回去了。”
乔占魁觉得索然，站起身来。
“老乔，”丁维全突然叫了一声：“好好过日子，好好疼孙子。人哪，还求什么？”
乔占魁一愣：“真是……人还求什么？”他想了想，又摇头，“不对，您这话说我没错，我是草民。可您自个儿，不能这么着，您还得……写书呢吧？”
“写书？’’丁维全的眼睛亮了一下，“也许吧……”
“那不得了？您歇着，我走了。”
“不送。”丁维全徽懒地欠了欠身子。
“甭动了甭动了。”
乔占魁说着已走出4号门口。抬头望望天，又缥膘胡同口，摇摇头，莫名其妙地啤一口：“什么事儿啊！”预审室。刘海山在审讯犯人。
“说！我没时间和你在这儿泡蘑菇。”他显然心情急躁。
“您让我说什么？”犯人是个油腔滑调的小青年．油头粉面的。
“你说让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抓错你了？”
“当然是抓错了。我没偷钱包。”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敢抵赖？”
“我没偷就是没偷。什么人证物证，都是假―”
他的话没说完，刘海山已经劈面把手里的材料扔到对方的脸上！
“哎，您这是―”
刘海山起身逼近犯人，释冲冲地喊：“好，你小子嘴硬，我倒要看看你硬到什么时候！”
记录员急忙拦他，可没拦住。刘海山挥起了拳头！那犯人一下子软了，大叫：“您别打，我说！我都说！”
拳头停在他头顶上。
“记下他的每句话！”刘海山说完，一脚踢开门走了。
犯人惊恐未定，哆哆嗦嗦地边捡地上的材料边说：“我交代，我一定好好交代。我还得揭发检举呢……”
刘海山怒冲冲地回到办公室，在屋里转了两圈，又冲出去。
他走进宋局长的办公室，直接了当地说：“老宋，我要和您谈谈，说我阶级立场不稳，我想不通。”
老宋正在读（毛选）。他缓缓地放下书和红铅笔：“想不通？想不通慢慢想。实话告诉你，我也在这儿想呢。”
“我是什么样的人您最了解。搞地下的时候您就是我的直接领导，您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爸爸是死在国民党枪口下的，我不承认我的立场会有问题。”
“可现在是国民党在台上咱们在地下那会儿吗？不是了同志。形势变了，现在是咱们在台上敌人在地下，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宋局长站起来，拍拍刘海山：“有些事儿我也想不通过，可后来想通了。宁可小题大作，也不能让江山变色。这么说你就理解了吧？”
他打开收音机，把频律调到一个严肃的声音。播送着的，是《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听听吧，最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变，咱们怎么办？”
听着广播，刘海山似有所悟，他的神色由气愤渐渐转为沉重。
“别光想自己受了什么委屈。是共产党员，是公安战士，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什么？”
刘海山一震。
宋局长手里的红铅笔嗒嗒地敲打着桌面，像敲打着刘海山的心。
他还能说什么？
他悟悟懂懂地走出宋局长办公室。
记录员在楼道里拦住他：“刘科长，那小子交代了八起盗窃。他说―”
刘海山用手势制止了记录员的话，他现在不想听这些鸡鸣狗盗的事情。他觉得自己真该好好理一理思路了。
自己为什么要和周栓宝一起去看望春莲？是同情？是好奇？还是真如人们所说的阶级立场不稳？
刘海山承认自己同情李振国和春莲的那一段感情。他跟着父亲为地下党跑交通时，交通站设在京西的小山村里，那里有多少李振国和春莲这样的人和事？他吃过这些人家的山核桃和贴饼子，也为他们的喜和悲而笑过哭过。刘海山也承认对春莲这个风尘女子有几分好奇，总觉得她哪点地方和一般女人不一样。然而要说到阶级立场，他的思维便如同撞到一面墙上，再也停滞不前了。
此时的国际形势确实严峻。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种种封锁和刁难，还要与昨天的“老大哥”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中舌枪唇剑地交锋。在中南海那池碧水的岸边，毛泽东的神态越来越严峻，在他的眼里世界是一个很有可能爆炸的火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用数不清的性命换来的江山绝不能在歌舞升一平中悄然失去。
在这一点上，像刘海山这样的普通共产党员与领袖的心是相通的。在走出公安分局那栋破旧的办公楼时，他心中的委屈和郁闷已变成羞愧和战悸。真的，江山都会变色，你难道还顾得上其它吗？
刘海山决定，绝不再去看那个春莲，和邻居周栓宝也要保持距离。
没有办法，亲情必须服从原则。
而且，公安人员必须服从组织，服从党。
刘海山这样想着，脚下的步伐变得轻快起来。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当他再面对周栓宝等人时，当他再次陷入某种感情漩涡时，他这个本性善良而又有几分软弱的人，会不会再次动摇？
善良有时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因为它需要更多的选择。第二十四章
众所周知，“**”这场政治风暴始于1966年。专家们倾向于把它的开始日期定为5月16日，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那一天。用专家的话说，“它的通过，标志着在党内‘左’倾错误占了统治地位和‘**’的全面发动”。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5. 16通知”的通过也绝不是偶然的，它也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发展阶段，始于1966年的“文革”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筹划在领袖的心中了。
当刘海山勉勉强强地接受批评的时候，当他的妻子赵秀芝正在农村搞“四清”的时候，当那个摘帽右派作家丁维全小心翼翼地摊开又一张稿纸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负责所谓“文艺界整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注意，这也许是“文化革命”这个词汇的首次出现。
我在讲叙我们这个故事时翻阅了一本介绍“**”的书籍。之中这样介绍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来龙去脉：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动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批评：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巧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根据这两个批语的精神，文化部及所属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为了加强党对文艺界整风的领导，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负责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研究了由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全国文化理论界整风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否定、批判了这个（提纲》，同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被宣布撤消。
抄录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到当时政治斗争的火药味之浓了。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仅存在了不满一年的时间，到它被撤消时，描叙它的词汇已经是“否定”“批判”。、
更大的悲剧在于，这个五人小组除个别人外，后来都遭受到“**”的残酷迫害。从一开始便被推到革命潮头的他们，最终被失去控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控制的大潮冲进了灭顶的……漩涡。
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与撤消对我们的主人公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如果硬要联系的话，也许作家丁维全与此多少还有一些丝丝缕缕的关系，其他如周栓宝、马宽和乔占魁等人，他们认为“文化”是文化人的事情。他们也许更关心的是副食本上的供应品会不会缺货，是这条胡同东头那个澡堂子会不会关门。他们也关心政治，但他们的政治更实际。他们此刻还不能完全看到政治正从文化领域开始向他们慢慢走来。
我们摘录这关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一段记叙，是为了从时间上给大家一个概念，为了表明“文化革命”在酝酿之中的一种气氛。
如同地震。
如同火山爆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能量聚集着，压抑着，一但时机成熟，它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好，下面就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之中去。从以饥饿为标志的六十年代初走向六十年代中叶的人们，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马宽的副食店。
山花抱着半岁左右的儿子乔伟来打醋，被小竹车里的小芳吸引住了。
“马大叔，这是谁家的闺女？真可人疼。”
＿·"3号老刘家的。本来是老周他媳妇替照应着，她不是治保主任吗，开会去了．让我给瞧着点儿。”
山花摸摸小芳的脸蛋儿．把儿子也放进小车里。两个孩子并不认生，立刻就玩开了。
山花说：“大爷，您也忙，干脆我替他们带会儿吧？”
马宽急忙阻止：“别介，你那老公公，恕我嘴直，听说是3号的孩子，敢偷着给孩子嘴里抹咸盐！”
山花被说得很尴尬，不知该说什么。马宽安慰她：“你是个老实人，别生大爷的气，啊？”
周栓宝正在这时进来了。山花一见，忙抱起乔伟走了。
“这是2号的儿媳妇吧？”
“啊。怎么着老周，来碗？”
“好吧……这闺女挺老实，嫁到乔家真可惜了。”
马宽笑笑：“什么人啊什么命。”
两个老伙伴喝着茶，像往日一样闲聊了几句。
“老马，你这小店也该添个人了。”
“是啊，跟基层店头儿说了。特别我这条腿，打摔了以后天一阴就疼。”
“酶，那回那事儿也没个结果，到现在不知道谁撬了你这店。”
“不知道？”马宽一笑，“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周栓宝愣一下，明白了：“你个老家伙，干吗当时不跟海山说？”
“海山更聪明，他也知道是谁。”
周栓宝沉吟片刻，叹道：“就怕你们这好心，收不到什么好结果。”
“晦，只求心安莫问来生。这不都说要学雷锋吗？我看雷锋也并不想得到点什么是吧？”
“你老家伙倒真有觉悟。”
“嘿，什么话，我现在也是国家职工。关心国家大事嘛。”马宽压低声音，“看出来了吗？我琢磨着，又快搞运动哄。”
周栓宝不由得一惊，无话。
只有小竹车里的小芳，高高兴兴地玩闹着，咯呀学语。孩子什么也不懂，而正因为什么也不懂，才无优无虑。
这时节，秋天已经到了。
天气凉爽起来，树上也飘落下第一片落叶，可政治空气的温度却丝毫没有减弱。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国庆节即将来临，大家开始忙着准备过节。
马宽在副食店的门上仔细地贴着“国庆”两个大字。这门已不是那年乔云标撬过的破木门了，而是两扇崭新的玻璃门。两个大字红通通的，透着一种喜庆。
端着浆糊的丁丽端详着：“马大爷，庆字好像有点歪。”
“哦？嗯，真是的……”马宽认真地移动，“成了吧？”
“嗯。”丁丽点头。
周栓宝的妻子王淑兰提着猪肉和菜兴冲冲地走过：“马大哥，栓宝让我告诉您，晚饭过来吃，大伙儿凑凑热闹，啊？”扭头又嘱咐丁丽，“小丽，别忘了告诉你爸。”
“我爸上出版社了，下午回来我再告诉他。”
王淑兰说：“好孩子……”她一转身，正看见援朝和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子走进耳垂胡同：“哟，这闺女是谁呀？”
丁丽在一边喊起小嘴儿，她认识这个女孩儿。
援朝带着那女孩儿走进家门：“爸，这是我的新同学肖婷婷，我们一块写人团申请书。”
肖婷婷和丁丽不同，这是个有几分男孩儿气质的姑娘。她大大方方地打招呼：“刘叔叔，您好。”
刘海山本来在写材料，只好一边答应一边把唯一的桌子让给孩子们：“刚刚上初一就写入团申请？你们还不够入团年龄呢。”
肖婷婷很正经地说：“这是表达我们的心愿，好让团组织考验我们。”
这小大人似的话吸引了刘海山，他看看这小姑娘，突然觉得她好像有点面熟：“肖婷婷，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你的名字也有点耳熟，好像听谁说过……”
肖婷婷笑一下：“刘叔叔，其实我认识您，我爸是南城根儿派出所的，他叫肖东昌。”
刘海山恍然大悟：“我说嘛，你原来是老肖的女儿！”
援朝在一边挤挤眼睛：“怎么这么巧？一上中学咱俩分到一个班了？”
肖婷婷不说话，只矜持地笑笑。
刘海山很高兴地：“我和你爸可是老搭档了，一解放就在一块儿，后来才分开。你家还在那儿住？你妈妈好吗？”
肖婷婷的脸色一沉：“我妈死了，死快一年了。”
刘海山愣住了：“怎么没听你爸说过？”
肖婷婷说：“我爸不让告诉别人。”她看看刘海山：“刘叔叔，您也甭问我我妈是怎么死的，我不会告诉您。”
刘海山叹口气，拍拍姑娘的头顶：“好，我不问。”
肖婷婷眨着眼睛，突然说：“我爸其实跟我妈很好，我妈死的时候，他哭了两天。”
刘海山吃惊地觉得这女孩子成熟得有点儿可怕。他只好点点头：“我知道，知道……你们写入团申请吧。”
他走出屋子，于是他发现倚在院门处的丁丽。丁丽也发现了他，脸一红，跑了。刘海山先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儿，孩子们今年都13岁了，他们的友情中已开始有了些很朦胧的东西。刘海山笑了，再抬买，发现就在刚才丁丽站的位置上站着另外一个人，是风尘仆仆的赵秀芝。
“秀芝！”刘海山惊喜地叫起来：“是你！”
赵秀芝显然很疲惫，但也很高兴：“是我，休假了……快帮帮我啊。”
妻子的慎怪提醒了刘海山，他忙上前接秀芝手里的行李，同时高声叫：“援朝！建设！你妈回来了！”
孩子们欢呼着拥出屋子，同时跑出来的还有王淑兰。小院里一片欢腾。
这时，周家的小厨房里，正准备着一桌挺丰盛的饭菜。
周栓宝坐在门口的小凳上，听着外面的寒暄。他显然很劳累，正一口一口地抽烟。
王淑兰和赵秀芝聊了几句，回到厨房。她看看丈夫，叹口气：“我说，你这桌饭人来得齐吗？再说了，勉勉强强把人凑到一桌有什么意思？我看呀，小丽她爸就悬，请了两回了，他窝在炕上，连个大气都不出，谁知道是怎么了。”
周栓宝不吭声，听老婆唠叨。
“我不是怕受累。我是奇怪，这些年你一天比一天话少，除了看看春莲你哪儿都不去。今儿是怎么了？”
“没怎么，”周栓宝开口了，“就觉着人跟人之间老你鼓着我瘪着，没意思石谁能话多少年呢，大家伙儿快快活活不好吗？”
“你这话也对也不对。现在都讲阶级斗争。大家伙儿？哪个阶级的大家伙儿？”
周栓宝又不说话了，愣愣地出神。
鸽哨由远而近地响着，有一种幽幽的哀怨似的。
周栓宝抬头望望天，低声说：“前儿去劳改医院，大夫告诉我了，振国兄弟得的是癌，虽然做了手术，也保外就医了，谁知道他能活多久？春莲呢，心脏病，大夫说今后也得注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犯。你明白吗？这两口子随时都会咽了气，这一辈子就算交代了……”
“敢情人死是这么容易，也许就是咔吧一下，完了。”
“唉·一”王淑兰揭开笼屉，热气立刻升腾起来。
对面屋里，赵秀芝一边洗脸一边问丈夫：“我不在家这一段儿，嘱咐你的话没忘吧？”
刘海山愣了下：“什么话？”
赵秀芝说：“你看你看，还是这么迟纯。就是―”
刘海山急忙打断妻子的话，笑道：“别说了，我没忘，逗你玩呢。”他望望窗外。正看见周家小厨房那滚滚的热气，便说：“可是，有些事恐怕还不好办。看，周家正作饭呢，今儿晚上要大家伙聚一聚。你说，参加不参加？”
赵秀芝看看窗外，又看看丈夫：“吃饭叹，怕什么？就是少说话。”
“得。”刘海山无奈地应了一声。
这顿团圆饭要吃起来还真的不容易。
丁维全从出版社回来就一直徽徽的，中午饭就一筷子也没动。王淑兰不放心，通知了他两回，他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应一声。等到夕阳西坠，饭桌已经摆好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静。王淑兰拉着丁丽又要去叫他，周栓宝说：“我去吧。”
周栓宝走出3号院。他在3号与4号之间的地方站了一站。这儿，当年就是那个丁丽倒下的地方。血迹当然没有了，这块地面和周围的土地浑然一体，已丝毫看不出什么。周栓宝愣了一会儿，才往4号走。推开4号的院门，走到北屋的窗户根儿底下，他轻轻地咳嗽一声，说：
“老丁，莫非你还记恨我吗？”
屋里有了动静。门一开，丁维全走出来，脸色憔悴，苦笑着：“老周，你这是骂我。”
“不记恨，就一起吃顿饭。我没别的意思，就为了个团圆。”
丁维全长吁一口气：“老周，我心里闷。”
“那就更需要大伙儿一块儿坐坐。”周栓宝说，“一个人闷着更烦。”
丁维全唉了一声，走出来。两个人不再说什么，一起回到3号。
所有的人―周家两口子，马宽，丁维全和女儿丁丽，刘家夫妇和三个孩子，终于围坐到周家的大圆桌边了。
周栓宝举杯：“又是国庆了，咱们大大小小整十口儿，凑到一块儿热热闹闹吃顿饭。来来，会喝的就喝一口。”
只有马宽和刘海山举杯。
饭桌上的气氛不十分热烈。特别是丁维全，还是愁眉苦脸的。
周栓宝劝他：“老丁，今儿破破例，喝一口吧？”
马宽也说：“对，一醉解千愁嘛，有不高兴的事儿都过去了。”
刘海山也要说话，赵秀芝扯扯他的衣角，制止住他。
这动作让丁丽看到，她低下头。
丁维全勉强笑笑，举起杯：“对不起，我扰了大家的兴致。我……我不该来的……”
“哪里，”周栓宝忙说，“您这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写书，老街坊们看着都累。今儿您也该歇歇了。”
“哦？那得恭喜您，更得喝一杯了。”
是呀，”刘海山不顾妻子的阻止，举起杯来，“这就像我们办了一件案子，是件高兴的事儿，该喝。”
“喝酒，为什么喝？为什么该喝？书是写出来了。可人家不给我出不给我印，那还是一堆废纸啊！”
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大家都看着他，不知该怎么劝。
“说我的书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说我太软绵绵太没火药味。我不就是写了爱情吗？这爱情是纯洁的，是真实的呀！”酒一下肚，丁维全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刘海山想拦住他：“老丁，咱们……说点儿高兴的事吧？”
丁维全望望他：“我知道你是好意。可是老刘，你也是过来人，这爱情不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咱们无产阶级就没爱情吗？”
刘海山夫妇不禁对视一眼。
“‘我们小丽她妈家里是当地的大富翁，华侨领袖。她不顾家里反对爱上我穷华侨学生，和我一起回国抗日，这难道不该写？”
马宽说话了：“老丁啊，你们文化高，说话我不懂。我是个孤老头子，大字不识几个。那年，我老婆生小孩大出血，我眼瞅着她的手从指甲尖往上褪色儿，一点一点就白了，人就完了。没出一年，儿子又在齐化门外头，护城河里淹死了。这都是命。你没法和命争，可你得抗着，硬挺着抗。·老丁，想开点儿吧，啊？”
丁维全愣愣地看着马宽，突然说：“老马，我和你干一杯！”
两个人碰杯，又一饮而尽。
一直没时间说话的王椒兰忙插上来：“大伙儿别光喝酒，吃菜吃菜！秀芝，咱俩盛饭吧，让他们老爷们儿慢慢喝去。”
饭桌上的气氛活跃了一些。
援朝俯身到丁丽耳边：“丁丽，我们写入团申请了，你也写一份吧？”
丁丽摇头。
援朝莫名其妙：“怎么了？为什么？”
丁丽板着脸说：“我不配。”起身去盛米饭了。
周栓宝放下酒杯，感慨着：“要说这日子过得也真快，是吧？解放一晃都15年了，援朝、小丽他们都13岁了。”
丁维全说：“所以咱们老了……老周，这些年我坎坎坷坷的，丁丽都亏你们夫妇和邻居们照顾、我丁维全能搬进这耳垂胡同，也是大幸啊！”
王淑兰走过来：“老丁你这话就说远了，大伙儿互相帮助嘛。”
周栓宝说：“何况我还久你们丁家一份债呢。”
丁维全正色：“老周，你怎么又来了！这话不许再提。”
刘海山也说：“是啊，别说了，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
“过不去啊！”周栓宝显然有几分醉意，“心里头过不去啊！那个小丽要活着，都该结婚了呀！再过两年，老丁你就该抱外孙了，可是……”
赵秀芝把丁丽揽到怀里：“大人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好孩子
她显然被眼前的气氛感染了．她的那颗被“阶级斗争”之类的硬壳包裹着的心被软化了。丁丽偎在她怀里，她闻着女孩儿那淡淡的发香，恍然间一种软软的暖暖的感觉从心的角落里流出来。
丁丽也感觉到了赵阿姨身上的某种变化，她靠着赵阿姨的胸口，听得见那咚咚的心跳，她不想再问什么，只想这么靠着呆下去，永远不起来。
我手头的资料显示，1965年是北京市刑事案件发案最少的一年。全市发案1938起，占全市人口的万分之二点五，其中重大刑事案件370起。
这不能不说是全市公安机关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支持公安工作的全市人民群众的功劳。
当然不可否认，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特殊的人际关系、特殊的思想要求也是取得这一成绩的重要因素。
这段辉煌的历史，这个辉煌的年头，许多老公安今天回忆起来仍然感慨万千。可他们也知道，历史永远是历史。
为此，他们每每感到失落。
其实他们不该失落，因为是他们创造了那段历史。也许这之间有许多今天看来是不合适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可他们毕竟创造了一个安宁的北京。
啊，那是怎样的安宁啊。
没有防盗门、报警器的概念，更没有人想到去偷下水道的铁弊子。外地进北京的人必须有盖了公章的介绍信，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都清楚自己的管界有几个外来人口。不怕丢自行车。女工下夜班也不怕摸黑走路，尽管那时北京的夜比今天要静寂得多。没有地下过街通道，自然也就没有在通道里拉着胡琴要钱的乞丐。车祸极少，火灾也不多，当然更谈不上什么污染，除了冬天偶然的几次黄沙漫天之外几乎总是碧蓝的天空。家长不用接送孩子上下学，学校也不为哪个学生腰里挂了BP机而惊讶不已。卖**是一个极陌生的名词，毒品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不懂得什么叫隐私权、肖像权、著作权，也没有人奢望着自己拥有一辆轿车。人们都为理想而忙碌着，国门之外的一切都人为地被抹成黑色……
我采访一些老同志时和他们谈起这些，他们都深有同感。
甚至有人说：今不如昔哟。
只有一个人听了我的感慨之后笑了笑，然后很突然地问了我一句：“好好想一想，那时你是否吃过每一颗都很饱满的花生？”
他问得我一愣。
渐渐地，从我幼年的记忆里浮起了许多花生，凭副食本供应、到每年的春节才能买到每人三两的、炒得糊糊的、有一半是空壳的花生……
间我有关花生问题的，正是我们故事中刘海山的生活原型。和我聊天时他已离休，满头的白发在柔和的阳光中银光闪闪。在我们之间的茶几上，放着他的蓝盾奖章，这是授予参加公安工作三十年以上的老同志的。另外，还有一枚长方形的图章，刻有四个字：“漂客查讫”。
亲爱的读者，你还记得我们讲过的关于这枚图章的有趣的故事吗？
离休后的老人性情恬淡豁达，具有一种哲人般的聪敏。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向我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有一天周栓宝不声不响地走进刘海山家，把这枚图章放到桌子上。
刘海山惊异地问：“从哪儿把它翻腾出来了？”
周栓宝说：“是李振国。他不是保外就医了吗？我去看他，他把这个给我，说送你做个纪念，他自己不好意思来见你。”
刘海山沉默了。半晌，才问：“他怎么样？”
“癌。”周栓宝说，“也许，没几天了。”
“还能动？”
“能。他把家里家外都收拾了，看来，…是想走了。”
“他这一辈子呀……”刘海山感叹。
“谁不是这么一辈子？”周栓宝说。
“你全看透了，··…”
“也透也没透。．全看透了也没劲，人就没活着的精神了。”
这段沉重的谈话发生于1965年，那个北京历史上刑事案件发案最少的年份。
刘海山当时回忆起了解放初他和肖东昌使用那枚图章的情景。那时他们都年轻，也都幼稚。他们的莽撞把妓院老板们整得够呛，也惹火了妓女们。回想起来，刘海山也觉得好笑。
人一天天成熟起来，心也就变得重了。
那天刘海山留周栓宝吃饭，周栓宝拒绝了。他要到小学校值夜班。那个夜晚是个很平常的夜晚。周栓宝走出胡同口时照例和马宽闲聊了几句，又照例和每一个碰见的熟人打了招呼。周栓宝身上已没有多少警察味儿了，他已完全是个普通的北京小市民，只是手里缺个鸟笼子。
北京的胡同那时还不似今天这样破败拥挤。那时没有这么多的大厦，胡同仍然是北京最明显最有个性的特征。磨砖对缝的大瓦房仍然巍峨，绿萌遍地的大槐树仍然给人们带来凉爽和欢乐。“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门联虽已暗淡无光，但仍随处可见。有磨刀人的铁镰，有剃头匠的唤头，也时有打酱油醋的梆子。一切都像一支曲子，悠悠扬扬地在胡同里飘动。北京人就这样听着这些响动儿，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
到周栓宝这儿，遇上了改朝换代的大事情。也许一切都会慢慢变了。
周栓宝不由自主地从心里对胡同及胡同里的一切萌生了一种眷恋。
走在胡同里，他的脚步会越来越慢，他的眼睛会久久地停留在一块瓦当、一个门钉、一块上马石上不舍离去。他说不出什么高奥的话，他也不大明白这些民俗的小玩意儿都蕴涵了什么，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这些东西也许不会永远在这个世界上存在。
昔日的大殿也已翻盖成教室，除了那间锁佛像的后殿，谁还知道这里曾是一座庙？
明天，这座庙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写到这时，我很想告诉我的主人公周栓宝，1995年，这所小学建成了新的现代化教学楼。白色的马赛克墙面，涂了红漆的铝合金门窗，非常之漂亮。而且，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楼的一半改为宾馆，常有喝得醉熏熏的客人走错门，闯到教室里来……
当然，我没办法告诉周栓宝什么。
我只能怀着一种很复杂的心情，用我的笔叙述着他和他那一代人的故事。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们，随着历史的推进，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向前走着。在他们面前，很快就是被称为一场灾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