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前一些日子，赵秀芝曾抽空到疗养院看望过丈夫刘海山。她给海山带来一张照片，是两个儿子和邻居小姑娘丁丽的合影。
刘海山翻照片，见后面歪歪斜斜地写着：“我想你，爸爸。援朝”“爸爸。建设。”
“建设的字是丁丽把着他手写的。”赵秀芝说。
刘海山又翻过来端详着孩子们的面容。忽然，他从丁丽想到了丁维全：“丁维全现在怎么样？这么个有名的作家也成了右派，真可惜了。”
赵秀芝说：“他在郊区劳动。对他的处理挺轻的。划了个中右，而且他态度又不错。只是可怜了丁丽这孩子。妈妈死了爸爸走了，她一下好像长大了很多。”
刘海山说：“你多照顾照顾她。”
赵秀芝笑笑：“真逗，让我去照顾一个右派女儿，你不知道别人会议论？’，
刘海山说：“我知道。可我更知道你肯定会管的。”
“凭什么？”
“凭这照片，还有你刚才说的话。”
夫妻俩当时都笑了。赵秀芝说：“其实我也想，不应该管，或者少管。咱们干公安的，和别人还不一样。可看见那孩子……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只是累了你。”
竺所以你得赶紧好，好回家帮我管教儿子。这俩调皮鬼，我是没招儿了。”
“别说啦，我已经很内疚了。”
两个人又笑了。
“可我也知道，你要是一出院，准又奔案子丢了。”
“知我者赵秀芝也。没办法。你以为我在这儿就忘了案子吗？没忘，一时一刻也没忘。”
其实忘不了案子的不止刘海山一个人。这天中午，又一个关心案子的人―周栓宝正探头探脑地在分局门口转悠，他是实在忍不住来打听案情的。
传达室的人认出了他：“哎，这不是老周嘛，老没见了，干吗来了？”
周栓宝笑着：“没事儿，转转。想找肖科长问点儿事儿。”
“那进去吧，老地方：。”
肖东昌还是一身三轮车工人打扮。坎肩被汗水浸透，湿渡旎地贴在背上。他显然刚从外边回来，正举着大茶缸连吹带喝。
周栓宝出现在办公室门口，在开着的门上敲了两下。
肖东昌抬头：“嗬，老周！快进来快进来！稀客啊。”
他显然立刻就明白了对方的来意。周栓宝进屋落座，还没开口他就马上说了：
“上回抓那个潜伏特务，内线是你爱人。真有两下子，嫂夫人不含糊啊，当个侦察员都够格儿。”
周栓宝忙说：“哪儿啊，她那也是赶鸭子上架。”
“不能那么说，那案子宋局长都表扬了，说是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型。”
“啊，啊。”周栓宝只有点头。
“怎么老周，今儿有事儿吗？”肖东昌突然把话题一转。
“哦，就是那案子。听说跟那个睑上有疤的人有点瓜葛。我……想打听一下。 肖科长您知道，这么多年了，我忘不了那事儿。”
“哦……”肖东昌脸上的笑容没了，故做沉吟辉在屋里踱步。周栓宝眼睛便跟着他转。
“老周啊，你干过泣各j乙，应该懂。案子是保密的，你让我怎么跟你说！”
周栓宝哑口无言。确实，他知道自己是唐突了，可是，他又不甘心。
“老周，这么跟你说吧，我肖东昌是共产党吧？是人民警察吧？是。那么你着急的也就是我着急的。怎么样，放心吗？”
周栓宝见肖说的诚恳，也只好点头：“好吧，肖科长，那我就不问了。”他虽然有几分失望，可肖的话对他也到底是个安慰。
送周栓宝出门，肖东昌的脸便沉了下来。他也是一个放不下案子的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心情更迫切。他在屋里转来转去，最后站住叫道：“小王！”
一名民警出现在门口：“什么事，肖科长？”
“跟我上看守所，提人！”
他狠狠地扒掉坎肩，换上制服，骂道：“妈的，我就不信我啃不下这块骨头！”
他和民警小王匆匆走过长长的看守所通道，进入预审室。坐在小凳上的洗衣店老板惊恐地站起来。
“坐下！”肖东昌命令。他们坐到预审台后边，肖东昌打开台灯，把灯光扭向案犯，喝令：“抬头！”
案犯抬头，强烈的灯光晃得他眯起眼睛。
“不许动！”肖东昌再次喝令。
接下去是长时间的沉默。在沉默中，在强烈的灯光下，案犯脸上汗珠滚滚。 肖东昌的心理战术很奏效。
“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让你考虑，可你给了我们什么？”
肖东昌的声音严厉而冷酷。
“你在耍我们？”
“不！不！”案犯叫道，“我不敢，我实在是想不起来……”
“少废话！”肖东昌拍案而起，“想不起来？骗谁呢你？我告诉你，你不说实话，我随时可以下令枪毙你！”
小王看他一眼，明显地感到这话出格。
案犯吓坏了：“别、别，我求求您，我还有老婆孩子……”
肖东昌根本不听：“小王，咱们走，让这小子在这儿浪费他自己的时间吧！”
“别，您别走……”
肖东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案犯扑到门上哭喊：“我求求您，我都说实话，·我不敢骗您……您回来，我都跟您说……”
门哗啦一声开了。在瘫软在地的案犯面前，肖东昌露出一丝自得的微笑。
入夜，商业街灯光通明，车来人往，热闹非凡。
肖东昌蹬着三轮车从街上驶过，拐进胡同，又拐进另一条街。这是那条旅店云集的小街，灯光也很明亮，人却相对少些。隐约地，有人在拉着胡琴唱京剧，悠悠扬扬的曲调飘过长街。
肖东昌把车停到路边，闪身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马上，几名部下聚集过来。“有吗？”肖东昌问。
没人吭声，显然没有收获。
“妈的！”肖东昌骂了一句。
“都三天了，那小子会不会骗我们？”有人担心的问。
“就是，所有旅店都查过了，没这么个人。”有人附和。
“不会，那小子不会骗人，他不敢。”肖东昌自信地说：“那天他屎都吓出来了，怎么会骗人？再查，不仅查客人，连店主、伙计、一块儿查。我琢磨，这么多年那小子不会老住旅店，兴许他是在旅店上班的。”
人们散开了。 肖东昌蹲到马路沿上，点上一支烟。
他的心情很烦躁。
刘海山的斥责，周栓宝的询间，分局里隐约传来的议论，都仿佛在他那团争强好胜的心火上泼了一瓢油，烧得他坐卧不安。他有时也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他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在当了警察之后，这种心态越发变得强烈起来。莫非是警察这种职业使自己变成这样的？他说不清楚，也不想说清楚。他只想抓住他一切可能抓住的东西，绝不让任何人或事从身边溜走。
肖东昌的生活其实是很不如意的。昨晚，他因为回家晚了，老婆又和他吵了一场，说是他扰了她的好觉，罚他到外屋支铺板睡，不准上她的床。 肖东昌忍着火支铺板的时候，在墙角发现一双冷冷的大眼睛，不禁吓了一跳。细看，原来是女儿肖婷婷。忍不住骂：“鬼似的，躲在这儿干嘛？”女儿不吭声，他便疑心起来，拉过女儿的手，小姑娘抖了一下，他才发现细细的小胳膊上有着皮带抽过的伤痕。
肖东昌怒从心头起，冲进里屋质问老婆干吗这么打孩子，结果自然又是一场争吵。 肖东昌的伶牙俐齿终于敌不过老婆的胡搅蛮缠，愤怒的他一把掀翻床板，走出了家门。
走出胡同，偶然回头，看见女儿肖婷婷那小小的身影在路灯下站着，肖东昌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觉得排遣这份烦恼的办法只有工作，只有抓人，只有这一切带来的胜利感了。那个脸上有疤的人从当年丁丽之死事件发生后便一直幽灵般地徘徊在迷雾之中，肖东昌太想抓住这个幽灵了，他觉得如果这次成功了，将远胜于别的许多次成功。他觉得自己几乎是抓住这个人的衣襟了，只要再努一把力，就是大功告成。
他甚至想到，我只要立了这一功，就坚决和老婆离婚，一个功臣连这么点儿自由也不该有吗？
想着，他狠狠地扔掉烟头。
将近黎明时，肖东昌在路边的三轮车上睡着了，还作着乱糟糟的梦。
小王匆匆跑来，推醒他：“科长，有了！我查着一个人！”
肖东昌激凌醒了：“怎么着？查着了？”
小王点头又摇头：“是，可他脸上的疤不是这么一条儿，是这么一块。”他比划着。
“酶，案犯也未必记那么准。拿了他，回去先审！”
“不是怎么办？”小王担心。
“废话！”肖东昌瞪眼，“那要是怎办？走！”
此刻他已完全醒了，而且精神抖擞，全身有一种勃勃的跃跃欲试的劲头。
小王见他眼里满是红红的血丝，忍不住劝了一句：“您先回分局歇歇吧，这么点儿事，我们就干了。”
肖东昌犹豫了一下，随即同意了小王的建议，因为他确实有点腰酸腿疼口干舌燥。这是一个以后他想起来就后悔的决定，因为如果他留下参与了抓人的行动，也许他会尽早发现问题避免错误的发生。一切都是一念之差，他回分局了，错误也就发生了。
当他走进预审室时，就觉得哪儿不大对头了。
预审室的小木凳上，脸上有疤的人在喊冤，一口的山西口音：“这真是没有影儿的事儿，我今天刚到北京，连店还没住呢，买包烟的功夫就让你们抓了。我冤枉啊！”
肖东昌听出不对了，暗暗瞪了小王一眼。小王低下头，脸发白。
“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都是什么事啊！”
肖东昌坐不住，气鼓鼓地站起就走。
“哎，同志！”脸上有疤的人在后边叫他，他没听见，只觉得眼前发黑。
下午，他被叫到宋局长办公室。宋局长把文件重重扔到桌子上：“不像话！你这是怎么办的案？”
肖东昌梗着脖子，不听也得听。上午，他无可奈何地把情况汇了报，就知道得挨这一顿批评。
“咱们总讲要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你这是负责的态度吗？愣把人家大同煤矿一个劳动模范当了特务，你可真成！这个案子你抢过来办了，我当时没说什么，其实我当时就应该批评你！这里面反映了你一种思想，一种名利思想，一种为个人打算的思想！ 同志，共产党员应该是没有私利的，可你是怎么做的？”
肖东昌低下头去。
“去，向人家赔礼道歉。案子移交给侦察科。你给我好好清醒清醒，乱弹琴！”
肖东昌走出宋局长办公室，在走廊里愣了一会儿，突然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气哼哼地走了。
他穿过分局院子，谁也不看，气哼哼地闯进看守所通道。
看守员为他打开监号，他一步跨进去，冲那个洗衣店老板就是一脚！
看守员急忙拉住他：“肖科长，您这可不对！”肖东昌挣巴了两下，没挣动，一口唾沫阵到案犯脸上。
公园的清晨，在淡淡的薄雾里，是一片宁静的景色。
断断续续的二胡声里，有人在吊嗓子。在依呀声的伴奏下，通鸟的，跑步的，打太极拳的，各得其乐。
已是初秋，清洁工已在清扫落叶了。
刘海山四下张望着找人。终于，他发现了他要找的目标：肖东昌正在扯着嗓子唱京剧：“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应该说他的嗓子不错，唱得也算字正腔圆。
刘海山走过去。 肖东昌看见他立刻不唱了，显出几分尴尬。
“唱呀老肖，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唱不好瞎唱…怎么，不在疗养院呆着跑这儿干什么？”
“找你。”
“找我？’，
“找你聊聊。”
“聊什么？”肖东昌很抵触地说：“想必你已知道，我肖东昌是犯了错误的人，已经调离治安科下派出所了，正所谓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别这么说老肖。”刘海山拉着他，“来来，咱们走走……”
两个人沿着湖边走，沉默了一阵。
“争强好胜之心谁没有啊，老肖你记得吧，我还找你一次，你拉我满街转，咱俩还吵了起来？”
肖东昌不吭声。
“我理解你老肖，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可想破案是最迫切的想法。咱们干公安的，破案就是为人民服务啊，老肖，有点错不要紧，总结总结，再干嘛。”
“你真这么想？”肖东昌站住。
“啊。”
“不是说便宜话儿？”
“嘿！你这人！”刘海山给他一拳。
“你说便宜话儿我也没辙，也得兜着。”肖东昌说，脸色缓和了一些，“你是特意来找我说这些的吧？”
“是，我基本上好了，准备上班。到家里找你想和你聊聊案子。”
“我那个老婆说我在这儿？”
“对，所以我来了。”
“好吧，算你刘海山有肚量。我承认，我这人心眼儿小。我从小就容不得别人比我强。虽然家里穷，可我不愿意让那些有钱人笑话我，谁笑我我就和谁干。上小学，没钱买白胶鞋上体育，我用大白粉把布鞋涂白了，他们笑我，我从此不再上学
肖东昌这是第一次敞开心扉吧？刘海山听着，心里暗想这老肖也真是不容易。压迫越深反抗越重，也难怪老肖他看问题有时偏激。此时，刘海山非常同情对方了，甚至同情对方过去给予自己的种种刁难。他很想抓住肖东昌的手，说：老肖，今后咱们还是好同志，还是密切配合的好搭档…‘二
可他没说出来。因为他发现肖东昌的情绪又低落下来，一双眼睛盯住波光粼粼的湖面，不知在想什么。
就在刘、肖二人在湖边散步的时候，周栓宝正把一饭盒热气腾腾的片儿汤递给在土高炉前奋战的王淑兰。
王淑兰脸被薰得黝黑，两只手全是煤沫子。她扎撤着手，不耐烦地叫：“你真有个眼力见儿，这么忙，我怎么吃啊。”
周栓宝不满意地唠叨：“再忙也得吃饭哪，吃饱了才有劲干嘛
王淑兰说：“这就要出钢了，回头再吃吧。”说着，又匆匆地跑开了。
周栓宝无奈地摇摇头。他有点儿不明白妻子了。不错，天淑兰是个爽快人，可过去从没这么积极过。尽管她当着治保委员。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似乎就是从那回为公安局当内线立功之后。一次其实也谈不上多么惊险的经历，使一个家庭妇女一变而成为热心的社会活动者，一个积极的街道干部。周栓宝笑笑，心说干警察的活儿就是他妈的容易上瘾，上了瘾就不是自己了。这要是让老婆真去当警察，她没准儿真成个模范侦察员呢。
他端起饭盒，喝了一口还热乎的片儿汤。说实话，食堂大师傅的手艺真不怎么样，缺盐少油的，一点儿香味儿没有。
他往院里走。拐过墙角，见乔云标正坐在煤堆边啃馒头，想一想，便把饭盒递过去。
乔云标一愣，没接，也没说话。
“犯什么傻啊，接着。”周栓宝说。
乔云标又想了想，接过了饭盒。
周栓宝摇了摇头，想说什么又没说，扭头走了。’路过小高炉时他站了一下，炉口喷出的火苗子烤着他的腿，把他那曾经瘫过的双腿烤得挺舒服。他突然想：也许这回能成吧？看这火，，多冲。
这钢已经炼了几炉了，都没成。可大伙儿并没泄气，仍然热火朝天地干着。这种气氛感染着周栓宝，他虽然没怎么伸手；可心里一直盼着能成功。“超英赶美”，这是多洪亮的口号，多有气魄，听着就痛快！
周栓宝从解放至今的桩桩件件事情中，已深深地为共产党的雄才大略所折服6他真心拥护共产党。‘越是真心，越觉碍自己那段旧警察的经历是个不光彩的疮疤，他那张老北京人的脸面上就越发地觉得无光。他也越来越觉得脱下警察制服的选择是对的，不仅仅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更重要的是自己不配穿那身制服。
那身衣裳可不是普通的衣裳，那衣裳里包涵的东西太多。
周栓宝常常从这里，从一件几乎不相干的事情，或者是挺高兴的事情想到他自己，想到一些烦恼和一些痛苦。因此，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了。
他走出小学校，茫然地四下张望了一阵，然后漫无目的地走去。
这一片的小胡同都和耳垂胡同一样，窄小、弯曲而毫无特色。现在这些小胡同都被大跃进的火烧得热腾腾的，呈现出一派少有的紧张繁忙，人们都来去匆匆的，都是一副重任在肩的神态。不再像过去那样见面就搭话，从黄雀儿一直聊到儿女不孝了，而是互相点点头，就又各去忙各人的事情。周栓宝仿佛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搭上车的旅客，恍如隔世地看着车从自己面前飞驰而过。他叹了口气，想起自己只喝了一口片儿汤，便拐个弯往食堂走。心里不痛快，肚子总要吃饭吧？他对自己说，透着那么无奈。
食堂自然也是热气腾腾的。周栓宝老远看见乔占魁提个水桶走进门去、不由得便放慢了脚步，他实在不愿见这个滚刀肉。
乔占魁却是大模大样进专，照例把水桶往桌上一墩：“打粥！”．
大师傅忍无可忍：‘一考乔，一个棒子面粥你打那多干吗，测肠子呀？！
乔占魁嘻皮笑脸：“我乐意。喝不了我喂猪，我在院里垒了个猪圈你知道吗？
排队的居民不干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哪？合着这是猪食，我们大伙儿都是猪：？”
“一乔占魁说：“这是尊驾自己个儿说的，我可没这么说。”
人“你多吃多占就不对片：
“这人就是没觉悟！”
“还烈属哪？”
乔占魁一板脸，叉着腰和大家吵起来了，食堂里一片混乱。有个孩子趁乱抄走一个馒头，引起大师傅一阵叫骂。
正乱着，乔云标冲进门来了：“老少街坊们，咱那小高炉要出钢了，大家还不看看去？”
这消息立刻吸引了人们，大家纷纷向小学校跑去。周栓宝也跟着。
胡同里，家家户户都出来人，往小学校跑，每个人都想看看自己炼的钢。
可他们看到的，是吐着浓烟的小高炉，是疲惫不堪的王淑兰和几个居民，是几块马蜂窝似的废铁……
小高炉熄了火，无可奈何地喷吐着滚滚浓烟。
乔占魁说：“这是钢啊？这整个儿一个豆腐渣！”
王淑兰瞪他：“老乔你说话注意点儿，什么叫豆腐渣？”
乔占魁梗着脖子还想说话，乔云标拽他一下，他不吭声了，脸上却是一种不忿。周栓宝在人群后边叹了口气，悄悄回他的传达室了。下课时间快到了．他得去打铃。
在1958年的12月2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的统计，1958年全国生产钢10730000吨，比1957年增加了一倍。
如果我们翻开那一年的大事记，我们还会发现许多的“第一”，让我们不妨举出几例：
3月11日，我国第一架半导体收音机在上海诞生；
3月17日，我国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在北京试制成功；
4月10日，我国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拖拉机在天津试制成功；
5月12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了我国第一部国产东风牌轿车；
9月19日，我国第一部内燃电动机车由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试制成功；
11月27日，大连造船厂造出我国第一艘远洋货轮“跃进号”；
那真是个大跃进的年代。
毋庸置疑，那个年代伴随着一种幼稚的狂热，这种狂热导致了不久之后的灾难。但是，谁又能否定善良勤劳的中国人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所发挥出来的聪明才智呢？我们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自然而然地投入在这场洪流般的跃进中。他们以他们各自的方式为他们的生活编织着经经纬纬。
公安机关要为大跃进做出的贡献，自然是以多破案的方式来打击各种犯罪，来保卫大跃进的顺利进行。
刘海山大病初愈，更准确地说是尚未痊愈，便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他心里始终装着两个目标：脸上有疤的潜伏特务和杀人后潜逃的王老牛。
脸上有疤的人在洗衣店案件中再次露面，却又一闪而逝，给首都的保卫者留下了一丝希望，一丝悬念和一丝愤怒。
有一天刘海山和周栓宝一起吃饭，周栓宝说：“也许，洗衣店这个有疤的丰儿和当年丁丽案件那个有疤的人，不是同一个人。”
刘海山立刻打断他的话：“老周，你明明不是这么想干吗要这么说？你是在自己骗自己。”
周栓宝一愣，争辩说：“可是我们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是一个人。”
刘海山说：“难道国民党会把脸上有疤的特务都派到北京来？”他停了一下，笑笑：“说句玩笑话吧，如果真是两个人，那我们又多担一份心。”
那顿饭吃得很无味。
王老牛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有的侦查员猜测说这个人是否已经死亡。刘海山不认这个理，强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又有人私下说这个案犯应该由大兴县公安局主管，刘海山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心里对这个造成周栓宝生活轨迹大改变的家伙有一种夭然的愤恨，他希望亲手把他缉拿归案。
生活就这样令人欢欣又令人遗憾地走过1958年，又在1959年的长河里前进。这时灾难已在暗中向人们招手了，可人们仍然混然不觉。
也许第一个让耳垂胡同人们警觉的信号来自郊区顺义县龙湾屯。周栓宝的家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两口子愣了半天才认出是哑巴妹妹。哑巴只是哭，什么也讲不出，周栓宝却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他吩咐妻子照看好妹妹，自己匆匆下了乡。
他记得妹夫是去年当的生产队长，这个木钠、憨厚的人到底在城里混过几天，很被乡亲们看中，合作化时便成了干部，公社化之后又顺理成章干上了队长的职务。
可周栓宝见到的队长却蹲在公社的小黑屋里，门口有两个民兵看着。
“我犯错误了。”妹夫哭丧着脸说，仍是一脸的木呐。
“怎么回事这是？”周栓宝心里又急又慌，只好缓着口气问。
“我犯错误了。”妹夫仍是那句话。
倒是看守的民兵把周栓宝拉到一边，悄悄地用很同情的口吻说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年粮食歉收，而去年就没收上多少，不少农户已经断顿，因此，生产队长把该上交的公粮给大家分了一部分。
“今年歉收……那去年怎么也……不是特大丰收吗？”周栓宝惊异地问。
“那是虚报的。”民兵说。
周栓宝大惊，想间为什么虚报，可没敢张嘴。他这人慎重，不会贸然地问什么。只是嘱咐妹夫好好检讨，便又匆匆回城。
到家，也没敢和妻子细说。
倒是王淑兰悄悄告诉他，哑巴妹妹比划了，说饿，说没粮食。她问丈夫：“你跑了这么一趟，这是真的？”周栓宝叹气，让妻子好好照顾妹妹。
王淑兰说：“可她非要回去。”
周栓宝说：“劝劝她，别让她走。”
王淑兰说：“劝不住啊，她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嘴说不出来，心里有主意着呢。”
果然，哑巴妹妹当夜便跑了，只扛走半口袋玉米面。
后来听说，妹夫因为态度好，只被撤了职，又成了普通的农民。
周栓宝却从这件事里预感到了什么。他的脸阴得更沉了，每天就那么背着手一声不吭地走在小学校和家之间的胡同里，心事重重的样子。
1959年便这样很快地过去，没什么可记载的，也没什么可叙述的，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一年实在是太短太短了。
“到西楼。”警卫人员用手向西指了指。
这个人推着自行车到西楼门前，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颇有几分风度地径自走到办公厅收发室，他从黑色公文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收发人员，悄声说：“这个文件送晚了些，请你马上交给行长。”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立即跳入收发人员的眼帘。信封下边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头衔，左上边注明：限五点四十分前送到。收发人员看了看自己的手表，习惯地在信封上记下了收到时间：三月十八日下午五点五十五分。
这个人满脸堆笑地嘱咐说：“时间过了些，快送去吧。”
收发人员登记收文后，立刻送交行长办公室王秘书处理。王秘书是一位工作认真负责的人，作为机要秘书，行长不在时有权拆阅行长的亲启文件。王秘书拆开信，“周恩来”三个毛笔字赫然入目。信的原文是：
“总理”
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七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发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
“时间很紧，要马上把款送去。”按照信上的要求提出“要给市面上流通票子，可先向北京分行暂借。”还给他们派了车。事情也巧，李副局长吃完饭后，走到电话交换台那里，电话员急切地说：“国务院的电话，说有事找行长办公室。”李副局长抓起听筒，电话里传来了带有几分急躁的声音：“我是总理办公室，刚才送的信你们收到了没有？你们要抓紧办，七点前送到民族饭店，门口有人接待。”李副局长连声回答说：“我们收到了，我们正在办理。”
当李副局长再次给会计发行局打电话催问时，赵科长问：“这笔款子怎么入帐？”
李副局长认为时间紧迫，可先不考虑怎么入帐，于是直接了当地回答说：“先把款子送去，入帐问题以后再研究。”会计发行局赵科长立刻给北京分行打电话，说明情况，要求急速协助办理。北京分行同志表示同意。
夜幕垂落下来。会计发行局两位同志，乘坐一辆车号为1-00861号黑色道奇牌小轿车，在茫茫的夜色中向北京分行急驶。分行四位同志为这个紧急任务，早就做好＿准备。他们车一到，就一起打开金库清点票子。过了一会又来人催问说：“叫快点搞，七点准备上飞机呢！”上边的人一次次催办，像一道道紧急命令。他们心急如焚。清点现款和别的工作不同，要求高度准确，一张不错，一分不差。六个人清点二十万元非伺小可。就是十元一张的大票也得清点两万张，何况还有五元、三元、二元的票面。一看时间来不及，只好改变原来主意：十元票面加大到十五万元、五元票面两万五、三元票面一万五、二元票面六千、一元票面四千元。他们把票子清点好后，分装在两个麻袋里，送上汽车．向民族饭店急驶
当一晚，这个送信的人从银行出来，骑上自行车，直奔到复兴门内大街，把车存到民族文化宫剧场前，步行走到饭店。这是一所设备豪华、装饰新颖的高级饭店，当时在北京的几家高级大饭店中是屈指可数的。这天晚上，灯火辉煌，一辆辆小轿车穿梭如织，饭店门前熙熙攘攘，人们进进出出，一派繁荣热闹景象。这个人穿着十分讲究，头戴深蓝色呢子帽，上穿蓝色毛哗叽上衣，黑色呢子裤子，脚穿一双高腰黑皮鞋，再加上一件呢子大衣，走起路来，气派非凡。当时在北京，里外穿毛料衣服的人，为数不多。他今天如此装束是有来由的。过去他来过这里两次：一次是开全国外贸计划会议时给一位处长送材料，穿的就是这身衣服，进饭店门时，无声、问津，进出自由；一次是参加汇报出口木材包装问题时，他穿一身旧布蓝色棉衣，一进门就被服务员拦住了，费了一番周折才让他进去。从此，他得出一条经验教训：大饭店的服务员，势利眼，多是以衣帽量人。他现在俨然像一位高级首长，迈着大步，走上台阶，从当中的玻璃转门，大大方方地走进子饭店，果然，无人阻拦。随后他脱下大衣放到存衣处，就给银行打电话，询问这笔款子是否已送来。然后到大厅南边买了一张（北京晚报），站在服务合旁一个大柱子后，边看晚报边观察进来寻找他的人。
“西藏工委赵全一在哪儿？”一位女同志急匆匆地到服务台问道。
“他住几号房间？”在服务员回答的一瞬间，这个人走过来，笑容可掬地说：“我就是，东西带来了没有。”
“带来啦！章进来吗？“这位女同志疑惑不解地问。
“拿进来吧。”
一只见两年人从饭店东门，吃力地背进两个麻袋。
“放在哪儿？”
“就放在邮亭旁边吧！”
“我们来晚了些，时词来不及了石不都是十元一张的。”这位女同志看了看手表是七点零三分，深表敬意地说。“‘’272
“包好了没有？”
“时间短，来不及包，到这里包，我们帮助你。”
“不用了，我自己包。”
“你给开个收条吧！”这位女同志在汽车上就和别人商量好了，这么多钱，怎么也要让他开收条啊！
“我没数怎么开！”这个人先是一愣，然后表示为难地说。
“我们留下一人帮你数。”
“这儿不方便，不用了。”
在这位女同志一再要求下，这个人勉强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用自动铅笔写了收条：
“赵全一收到人民银行交来人民币二十万元整。”
“你有图章吗？”这位女同志对收条没盖章不满意。
“没有。．，赵全一从兜里掏出一封带有“总理办公室”印章的信，说：“把这封信给你们吧！”
他们扩看信上有总理办＿公室的印章也就放心了。
“这些钱，我没数，有问题怎么办？”赵全一狡黯地反问一句。
“好，我给你．留下电话、姓名，有辜找我。”这位女同志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姓名交给了赵全一。
十九日，星期六，早晨上班后，王秘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问：“总理批的要银行拨款二十万元，昨晚已经办了，一我们请示一下怎么入帐？”总理办公室一位女同志回答说：“不知道这件事，等问一问再答复。”
二十一日．星期一，总理办公室那位女同志打来电话说：“你们请示的问题，已问过一些同志，都说不知道。”并要求把这封信的内容再重复一下，随后，问：二“你们熟悉总理签字吗？，，
“不熟悉！”
“现在只能擂空问一下总理是否有此事O,”并要求速把文件退回国务院核查。但是，由于银行有关部门某些环节抓得不紧，直到二十四日上午，才把这封信通过文件交换送到总理办公室，距做案时间已经过了六天。
二十四日下午三时，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打来电话说：“这封信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要求立即把信封和其他有关物品一并送到总理办公室，有关同志也一起去研究情况，核对事实。
“我们受骗了！”李副局长像猛然挨了一拳，大吃一惊，霍然醒悟地说。
当他们找到这封信的信皮时，才如梦初醒地发现：这封信是送来的，不是通过文件交换发来的……
我们暂且摘录到这里。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北京公安系统一位资深的文字工作者，又长期从事公安史料的征集、编纂工作，他所叙述的情节应该是准确的。至于文中所述那个胆大妄为的作案人，当时的目击者提供为：35岁上下，河北口音，中等偏高身材，圆方脸型，面黄稍黑，眼小无神，手指似有焦黄颜色。
这个“眼小无神”的家伙立即成为无数警惕的眼睛追踪的对象。
随即，全市警察紧急行动。
刘海山召开全科紧急会布置了工作之后，马上给妻子赵秀芝打了电话。身为市局政治部干部的赵秀芝当然比丈夫更早一步知道了案情，也知道丈夫的电话无非是说这几天又不能回家了。当丈夫间她家里有什么事时，一她犹豫了一下说没有。她想说也没用，只能增加丈夫的担心，索性不说也罢。
他们6岁的小儿子建设正病着，赵秀芝也只能拜托王淑兰照看。
此刻，在和刘、赵夫妇同样身份的每一名警察心里，案犯远比孩子重要。
而此时的普通北京市民们，还不知道他们身边已经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例如说耳垂胡同，马宽仍在忙碌着为顾客打酱油拿肥皂，不时笑着问问老哥们儿的金鱼甩没甩子儿；乔占魁仍在自己院里揉着铁球怨天尤人，他的老婆把房门关得紧紧的，偷偷地在为观音烧香；;4号院锁着门，去年秋天扫成一堆的落叶仍在墙角堆着，发出一阵阵霉味；而3号院北屋，王淑兰正为高烧的小建设担着心。
也有喜庆的事儿，乔云标想结婚了。
他带着未婚妻来找王淑兰。
**，6岁的建设闭着眼睛，小脸烧得通红。王淑兰用冷水浸湿毛巾，敷在孩子头上。
靠近门口，规规矩矩站着乔云标和未婚妻山花。山花显然是个乡下姑娘。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王淑兰听罢来意，盯问一句：“怎么着云标，事儿就这么定了？”
乔云标规规矩矩点头：“是，大妈，我今年22岁，山花她18，岁数都够了。我呢，现在蹬三轮，也有收入，能养活她。”
王淑兰间山花：“姑娘，你呢，嫁到北京来你乐意？”
山花羞涩地点点头。
“那你爹妈呢？”
“俺爹妈都死了，没粮吃，饿死的。”山花一口河南口音。
王淑兰吓一跳：“哎哟姑娘，你可别瞎说，解放这么多年了，哪儿有饿死人的？你这小小年纪，思想上还挺落后。”
山花争辩：“俺不落后，，俺还是团员呢，去年闹灾了，颗粒无收，所以。”
“别说了。”王淑兰打断她的话，“你只要乐意跟着云标，大妈就成全你们俩，明儿我去跟街道说说，啊？”
“谢谢您，大妈。”
“甭谢，云标，大妈求你件事儿，帮我抱这孩子上趟医院。”
“这……这是刘海山的儿子？”乔云标的眼睛滴溜乱转。
“是，怎么了？·民警的孩子你不想管？”
“您说什么呀，咱们这就走。”
抱起建设，三个人刚走出屋，援朝和丁丽背着书包跑进院子，他们都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
“大妈，我弟又怎么了？”
两个孩子冲进厨房，揭开锅盖。
丁丽喊嘴：“又是窝头白菜汤。”
援朝想想：“你吃鸡蛋吗？我知道王大妈把鸡蛋藏哪儿了，你要吃，我给你炒。”
丁丽笑了：“好。”
援朝搬来凳子，从柜子顶上摸下一个小篮子，篮子里是四只鸡蛋。
“只有这么几个。”丁丽犹豫一下，“给建设留着吧，他病了，一定特馋。”
援朝伸出手指，把每个鸡蛋都摸了一下，看得出，他也在犹豫。
丁丽推他一把：“收起来吧，你没听说，黑市上鸡蛋卖五毛一个呢。”
援朝大惊：“那么贵？4我的妈呀，可以吃10个芝麻烧饼了！”
对于两个孩子来说，五毛钱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他们假如知道有个人已经从国家的银行中编走了20万元钱，也许会惊得’说不出话。不要说他们，耳垂胡同的全体居民，谁见过20万元钱，当乔云标把王椒兰和建设用三轮车从医院拉回来的时候，他们为三毛钱车钱争执了半天。云标不要，王淑兰说：“收下吧，一天的菜。
南城根派出所的院里，傍晚时分显然热热闹闹的，民警们围着树权上倒吊着的一条死狗，派出所长肖东昌高挽袖子，正亲手操刀剥狗皮。
刘海山推自行车进院，笑道：“喝，看来今儿我来着了，晚上要打牙祭呀。”
肖东昌把刀交给民警迎过来：“几个月没见肉腥了，这一有大案子，大伙儿身体盯不住。到乡下弄了条野狗……你怎么有功夫来？”
“还不是那起案子。找你碰碰情况。”
两人说着进了办公室。
肖东昌说：“所有人都下片，排查线索，定可疑人。二 ，会儿吃了晚饭还接着干。你这个大科长尽管放心，这小子只要在我管界，绝跑不了他
“太好了后你这……”刘海山说着咳嗽起来。
“你看不看，又上我这儿散布病菌来了。怎么着。又犯了？”
犷看你说的。”刘海山喘过气来，“犯不了，天天拿药顶着呢。”
“病这玩意儿怕累、你得注点意。”
“我知道‘可犯罪分子不让咱歇啊。”
“这小子，胆不小……哎你说，20万，两麻袋钱，怎么花呀。我沉着，那真叫打着滚花也花不完。”
“欲擎难填。这人一叫钱迷了眼，就完了。
“老刘你说、咱要有了20万，该怎么花？”
“我没想过，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哎，也别那么说，到了共产主义，咱没准儿真富到人人有20万的地步了。”
“到共产主义就消灭货币了，老兄。”刘海山笑着站起来，“还是说案子吧，呆会儿开个会，把情况碰碰，收集一下。”
“这会儿管界民警小刘和我转了半天，就为那案子。”王淑兰盛着疙瘩汤说。
“哎，”王淑兰突然压低声音：“你说2号老乔家爷儿俩，会不会
周栓宝一愣，摇头：“不会吧，他们爷俩有这胆子？”
王淑兰说：“难说。他们解放前就是小偷，这些年那老乔也没办什么正经事。那小的，倒是不哼不哈的，可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今儿我让他带建设去看病他都不大愿意，心里恨咱们人民警察！”
周栓宝想想：“不，不会是他们，肯定不会。你想，乔家爷儿俩都是粗人，除了自个儿名字写不了几个字，冒充周总理签名，他们会？”
王淑兰一听有理，可又不甘心：“雌，管他呢，反正那姓乔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回头报嫌疑人我就把他报上。”
“那不行。”周栓宝把碗一放，正色道，“他乔占魁再不地道，咱也不能往他身上栽脏。国民党、共产党的警察我都干过，我就信一条儿，把心放正了。”
王淑兰被说个大红脸：“得得，算我说错了，你这个倔老头子。”
竺我不老啊，我怎么老了？我才36岁。”周栓宝纠正妻子。
王椒兰瞪他一眼：“不老？一天到晚不哼不哈的，比老头儿还老呢。跟1号马大叔站一块儿，他是你弟弟！”
周栓宝被说个大红脸，苦笑一下，端起碗把脸挡住了。
王淑兰从厨房端出碗鸡蛋羹。进里屋喂建设吃。看着孩子那小苹果似的圆脸儿，她又勾起自己的心事了，忍不住叹气道：“幸亏咱们还不老，真到老了，谁侍候呢？”
建设抬起头来：“大妈，我侍候您。”
王淑兰乐了，乐着乐着乐出了眼泪。她拍拍建设的头：“乖孩子，等你能侍候大妈了，大妈能看见你就不容易哄。”
“为什么”6岁的孩子听不明白，仰着脸间。
“为什么……”王淑兰不知该怎么说，含混了一句，往外走。
外屋，周栓宝已经不在了，碗里还剩了两口疙瘩汤。
王淑兰愣了一会儿，突然从心里升起一股火气，乒乒乓乓收拾了碗筷，在厨房洗测着，落下两行泪来。
这会儿，孤零零的周栓宝已经走到东便门外的河边上了。
妻子的感叹自然使他难受，所以他走出来。可一走到外边，他的心思又渐渐跑到那起案子上了。这是他改不了的习惯，尽管他早就成了小学校的工友，可他的心仍是警察。
他听到的案情都是派出所管界民警传达给他妻子的，他又从妻子那里听来。他凭多年的经验，一下子便得出了几点结论：第一，这人有文化；起码是高中毕业水平；第二，这人十有八九在一个很高层的机关上班，不然他不会了解大机关的诸多工作规律；第三，这人聪明，一个聪明的罪犯才会利用人们熟视无睹的某些漏洞稳准狠地达到他的目的。
护城河混浊的河水缓慢地从他眼前流过，城墙角楼的倒影被河中央一根突兀的芦苇划裂了，变成乱糟糟的一片影像。远远地，古观象台那边，有时隐时现的人声，在天弯下显得空洞洞的。那是人们在拆城墙。
对于拆城墙周栓宝想不通过。他是老北京人，他看惯了那灰色的城墙静静地盗立在朝霞或者夕阳里，他觉得这才是一座城，一座真正意义的城。王淑兰和他辩论，说上边传达了，拆了城墙城市才能发展，北京才能扩大。周栓宝听了不再吭声，他已经习惯于对很多事情不吭声了。其实从当警察那天起他便懂得了慎重，职业的要求从来便是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脱了制服他仍然如此，而且更甚，因为脱下制服的同时他的灵魂却更深地躲进那件制服之中去了。
但是不说什么并不等于心里不想。拆城墙的声音对周栓宝来说仍是那么刺耳。
他翘首向有声音的地方望去，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
他无可奈何地又坐下了。
天色更黑了，远远近近的灯火亮起来，河边更显得寂静空旷。
周栓宝觉得腿发麻了，麻酥酥的感觉之中还有一丝一丝的隐痛。他叹了口气，缓缓地站起来，往回家的路上走。
为什么就非得回家？爬上堤岸的时候，他突然问自己。这问题像一条虫突然从他心底钻出来。
那个家有什么意思？那种生活有什么意思？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儿女温情，没有谁―包括妻子―真了解我在怎么想。每天上班下班，上班分报纸看大门打铃，下班吃饭洗脸睡觉，连点激动人心的事儿也没有！就是睡觉，也只是睡觉，夫妻间的那种畅快淋漓、那种颠莺倒凤也没有！我周栓宝活个什么劲儿！
难怪妻子落泪啊，难怪妻子不满意，我对不起她……
我不回去了，我就这么游**江湖吧，走到哪儿算哪儿。
周栓宝心头一阵激动，他似乎已经觉得自己一身轻松地走向旷野了，像个旧武侠小说里的什么侠客，洒脱而又英勇。周栓宝一时觉得心驰神往。
这激动很快地平静下来，来得快去得也快，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心仍是一片死水。
走哪儿去？往哪儿走？你以为你真是侠客？你连要饭去都没资格。你有老婆啊，还是跟了你那多年而无怨无悔的老婆。．
你还有别的，还有……
周栓宝又开始抬腿，往回家的路上抬腿。他自嘲地骂了自己一句：他妈的窝囊废。
他就这么似悲似喜地回了家。王淑兰正焦急地等他回来，急着向他说刚才发生的故事。
丁维全回来了，又走了。
当时王淑兰出去了，建设正缠着他哥援朝吃面条。
援朝损他：“就你事多！老生病，还要吃好的！”
正做作业的丁丽忙哄他。正在这时，门开了，走进一个衣衫槛褛面色黝黑的男人，他背着一只面口袋。
援朝先看见了他：“你找谁呀？”
那人沙哑着嗓子，眼睛直勾勾地看看丁丽；“小丽！”
丁丽认出他了：“爸……”
当年的作家丁维全，他望着女儿笑了：“小丽……”
丁丽愣了片刻，突然扭脸跑进周栓宝家藏起来。
丁维全像被击了一棒，晃了晃，肩上的口袋也滑落到地上。
援朝见状跑进屋去：“小丽，你这是干嘛？”
丁丽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他、他是右派！”
援朝毕竟是个孩子，他不知该说什么来劝慰小伙伴，只是搔着头嘀咕：“右派……右派…”
院里，丁维全潜然泪下。
忽然，他听见一个稚嫩的声音：“丁叔叔，你别哭。”
丁维全抬头，是6岁的建设。他冲孩子勉强一笑，脚步沉重地走出院门。
当丁丽和援朝走出屋子时，他们只看见那只口袋……
王淑兰赶回来，丁维全已不知去向。她向丈夫讲了这一切，周栓宝也只有叹气而已。王淑兰愣了半晌，也不知该说什么。于是，王淑兰打开那只口袋。她发现里面是半袋黄豆：“哟，这可是好东西。”她用大碗盛了一碗，冲门外叫：“援朝，援朝啊！”
援朝从自己家跑出来：“干吗？王大妈？”
“给你，端好了啊。”
“谢谢大妈。”援朝接过碗回去了。
周栓宝想了想，说：“给我匀出点儿，我去看看春莲。”
王淑兰应着，到厨房找家什。这时，援朝端着那碗黄豆又回来了：“大妈，我妈不让要。”
王淑兰刚要说话，援朝撤腿就跑了。周栓宝站在房门口，夫妻俩面面相觑。’
“这又是哪一出戏？”王淑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