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处
先介绍一下治安处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要先介绍一下呢？因为治安处虽是公安机关一个重要的业务部门，可是它到底有多重要，老百姓不甚了了。治安处不像刑警队，早被电视剧给演滥了，光屁股小孩儿都知道是干什么的。治安处也不像派出所，户籍民警们天天就在老百姓堆里扎着，见谁都赔笑脸儿。治安处这个概念，在老百姓心里是挺模糊的，尽管我们其实也常和老百姓们打交道。
可以先讲一个故事。故事往往能很形象地说明点儿问题。
英国一支说不上是什么级的足球队，不知是通过了什么渠道，突然来我们城市访问比赛。我们这儿过去只能靠电视过眼瘾的足球迷们，一下子便都被打了兴奋剂似的疯了。他们大概很希望英国人会栽在我们这座小城市，所以他们光着膀子举着国旗擂着大鼓风涌进了足球场，为我们市的足球队助威。有的人头上还扎了毛巾，上面写了“必死”，鲜血淋漓的，摆出了一种要玩命的架式。
这种事算大型文体活动，公安局得派人去维持秩序，具体负责的就是治安处。从比赛开始到结束，治安民警们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这群球迷在足球场的看台上折腾，不停地職啊吼的，便一致认为，这群哥们儿真比那场足球赛好看得多了。
确实也是如此。你看，我们市的足球队有多差，他们面对大鼻子老外根本不会踢球，而只会跟着人家乱跑。跑不好还要让人家踢，踢倒了也不敢说啥，还得冲人家赔笑。这场惨不忍睹的足球赛以六比一告终，那一个球还是人家实在看不过了自己踢进自己大门的。于是失望的球迷大怒，冲上街头闹事，砸汽车，拆报亭，放火烧了一堆破破烂烂的东西，还打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少数民族因为相貌酷似外国人被打成了脑震**。
这是我们这个小城市从来没有过的治安大事件，我们凭心而论是真的慌了神，是真的不知所措了。我们一边跟着球迷们跑一边请求增援，可援兵没到球迷们便一哄而散了，只扔下我们喘着粗气叉着腰站在街头犯愣。就在那一刻，我们悲愤地认识到我们治安处巳经是真正重要的一个部门了。
在以前，“治安”这个概念不是今天大家理解的含义，所以，今天人们所谓的治安在当年其实是不大被重视的，这也是老白姓们不了解我们的原因。那时的所谓治安，最主要的内容是案子，是破案，是杀人放火抢劫盗窃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儿。至于其他，都是为破案服务的，安排几个人搞一搞，也就是了。再说当年的社会出奇的平静，刑事案子都没几个，哪有那么多其他事儿可管。因此，那时的治安处叫治安处，实际上主要做的是刑侦工作。那会儿刑侦和治安这两个词儿几乎是一个意思。那时候治安处的人其实是刑警，很神秘，很威严，在机关大院里很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权威性。现在则不然了，现在的治安处已和刑侦分家，现在的治安处管的事儿实际上正是过去治安处管辖范围里除去破案的那些个“其他”，什么危险物品管理、娱乐场所管理、大型活动管理、枪支及爆炸物品管理等等，凡是社会面上需要公安机关管的，或是别的部门不愿意管的零碎事儿，差不多都归了治安处。我们的老治安处长曾经疲惫不堪地说过很形象的一句话：“治安是个筐，啥都往里装”。筐的概念能好到哪儿去呢？因此治安处不再神秘，不再威严，不再有啥权威性。我们现在是一个大杂烩似的单位，是一台适用干各种复杂社会矛盾的国家机器，是一支忙于到处灭火的消防队。
特别是这几年，社会空前活跃，每一个老百姓都似乎整天生活在狂躁之中，老是呲着牙要咬谁的一种状态。不仅仅是刑事案子才影响社会治安了，许许多多过去不是事儿的事儿今天都是一碰就响的地雷。遍地都是的歌厅里，为个半推半就的坐台小姐就会是一场血战；开发商盖房面积缩水，业主们也敢打着标语上街游行要人权；下岗、拆迁、倒闭、占地……不仅仅是新名词儿新事物，更是一根根的导火索，包围市政府、堵塞交通的事，我们都不再觉得新鲜了，甚至不觉得有多严重。简直就在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活儿就多了起来，慢慢也就多得没法说了，虽没了威严，却真的日益感觉自己的责任沉重。我们就好比马路中间的隔离栏杆，整天煞有介事地隔开着危险，吋一旦真有个醉鬼司机不管不顾地全速向我们冲来，我们其实无能为力，只能悲壮地哗啦啦躺倒完事儿。
可以再讲一个故事。
我们这座城市的机场在市区的西郊，跑道的旁边有两个村子。不知道是近年来飞机起降的次数增加了，还是村民们觉醒了，反正他们开始不断地以噪音污染为理由状告机场。他们说不仅他们睡不好觉，他们的鸡也不下蛋了，猪也不产崽了，就连他们鱼塘里的鱼也常常被吵得翻着白肚皮。机场出于无奈，也为了息事宁人，赔了钱，可村民们仍然不干，或者说是他们从中尝到了甜头，于是他们继续闹。法院不再受理，他们就去市政府上访，去机场闹事，要求机场跑道搬家。机场当然不可能搬走，村民们不知受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便从此不再交任何税款。税务所派出人员去村里动员交税，于是就被轰出来了。再去，三说两说话就不好听了，就动了手，税务所的车被砸了，两个税务人员被扣了起来，只有一个腿快的跑了。这腿快的跑出来之后报了案，治安处便配合当地县公安局去平息事态。县局的人很油滑了，说是治安处代表市里，说话肯定管用，就把治安处给推到前面了。偏偏那天治安处带队的是刚调来不久的大毕，他在派出所当熟了管界民警，以为自己和老百姓还是儿子与爹般的亲切友好，不知深浅地就答应了。结果是治安处的人也被按住动不了了，大毕一语不和还险些挨了揍。直到防暴队来了大家才被解救出来，一个个灰头土脸的，满脸是掩饰不了的惊恐。
时至今日，那两个村子仍然和机场对峙着，也仍然不交税。当时挑头闹事的人早蹲了两年出来了，也又在村里挑着头。双方却都心平气和起来了，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很奇特的关系。村里人隔三差五地到市里或机场去一回，表达个意思就走，双方甚至还会打招呼。“又来了？”“来了，打扰了啊。”“走啊？”“走了走了，回见。”
有时话也会说得严厉一些，甚至有点不那么中听：“你说你们这是干嘛，老来老来！烦不烦啊，你们就不会找点儿别的事做做？”村民们也不生气，甚至笑嘻嘻的，像听别人的故事。上访就这样成了一种仪式，成了一种习惯，成了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内容。其实村民们早就有别的生计了，他们每个人都可能活得不错，特别是年轻人，大多在外面打工，来上访的一般都是老头儿老太太，大概也当是活动身体了。可能只有在治安处的账面上，这两个村的事还算个事儿，还被民警们关注着。这种关注一方面是责任，一方面是走了麦城之后的耻辱。当年的大毕现在已是毕副处长了，那两个村子是他心头永远的痛，提起来就摇头咬牙，一种怨恨无比的样子。
有一次在政治学习的时候，从师范院校艺术系毕业的小刘告诉大家一个挺有意味的数字，说是国民生产总值1000到3000美元这个阶段将是社会治安最乱的时候，全世界都是这个规律。这个阶段社会发展最快，也最动**，贫富差距最大，法律也不健全，老百姓最容易闹事儿了。大家听得大眼瞪小眼，半天作声不得。老田把他那廉价纸烟掐灭，吐出一大口浓痰，感喟道：“冤啊，咱咋就赶巧撞上这个倒霉阶段了呢？咱要生在共产主义那会儿多好，按需分配，想咋花咋花，我还能抽这个破烟吗？”大家听得哈哈大笑。毕副处长立即绷起脸说：“老田，说话要有分寸！老同志了，怎能这样讲？赶上这个伟大变革的时代，那是我们的光荣。当然了，改革就要有牺牲，要付出代价，乱一点儿也是难免的，所以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嘛。”当领导就是水平高，毕副处长巧妙地把话头拉回了主题。其实，大家都明白，副处长说的当然不错，老田的话除去那些不着调的因素，也是有点儿意味的。生在这个阶段，就要负这个阶段的责任，何况我们是警察。警察是什么？警察就是一个社会的稳定剂和黏合剂，干的就是让社会稳定的活儿。
老田是老治安了，据说他从十七岁进了公安局起就干治安。而且，他一直干的是最纯粹的治安工作，今年底他就退休了，可他一个刑事案子没接触过。他干的活儿很长时间一直是我们公安局里的独一份儿，没第二个人干，他是专管审查鉴定**音像制品的。
当然老田不是从十七岁就开始干这活儿的。干这工作有个独特的不成文儿的条件，这条件历任领导都严格掌握，就是必须是结过婚的男同志，未婚者和女同志免谈。这当然也是领导的好意，关心同志。老田是从1980年开始做这个工作的，当时他儿子都会关心女同学了。他干这个事儿不是从谁手里接的，而是开创性的工作，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们就是在那年第一次从劣质录像带上见到那么多白花花的肉，听到那让人耳热心跳的呻吟的。
在我们治安处二楼的最角落里有一间小屋。没在治安系统呆过的人大概都不知道那间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小屋是干什么的。那小屋的钥匙只有老田一个人有，连处领导都不得随随便便进人。当然，从避嫌考虑，领导们没特殊任务也从不想进去。小屋里其实只有几台录像机和一部电视机，再就是几个大铁皮柜，锁得严严实实的。治安处的人常看到老田神情严肃地走向小屋，身后跟着一个或两个分局的抱着一摞录像带的办案民警。到门口，老田就会把带子接过去，把小民警们拒之门外。于是这时大家就说：“老田又开始干活儿了。”语气里多少有一点暧昧。
198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派出所民警在胡同里路过一家居民的临街窗口，听到了他肯定听到过但肯定没听到过如此强烈的呻吟声。于是他便在看清四周无人后扒了这家的窗缝。这家那对倒霉的夫妻结果就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的第一起所谓“观看**录像案”的作案人。当时治安和刑侦还没分家，这事儿是当刑事案子报上来的，随案的物证就是那盒录像带。当时的老处长掂着这带子问分局的人：“肯定是**的？”分局的人说肯定是，看过了。老处长就皱眉道看过了？那看的人不是等于受腐蚀了？”分局的人无言。那时的社会氛围还是严肃得很的，老处长的问题还真没人敢反驳。
说这事儿时老田正好在处长的办公室里，他和老处长是警校同期毕业生，睡上下铺的同学，所以就比较随随便便。处长质问分局的人时他就在一边抽着他的劣质烟呵呵地笑。老田这人是个老实人，也因为老实而就多少有点儿不知眉高眼低，有点儿不着调。老处长看他那样子就有些不高兴，又怕分局同志笑，灵机一动把那录像带扔给了老田，说：“老田啊，看来这是个事儿啊，改革开放，咱总不能把啥臭的烂的也放进来吧？从今天起，这个事你管起来。你老同志了，觉悟高，有水平，我放心，不会出啥事儿。”
老田当时是愣住了，可处长的几句好话很快使他的脑子热了起来。他一直是个没大能耐没大作为的人，在哪儿都有他不多没他不少。尽管可以四处吹嘘和处长是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交情，但自己心里也明白，处长的账上根本就没有自己这头蒜。所以，老田的心情长期是比较灰暗的，工作上也是一粒算盘珠，不拨根本不动。他真没想到会从处长嘴里听到了自己是水平高的，是有觉悟的，还是领导放心的。他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他立即答应了处长的指派，并以处长根本没想到的速度逼着行政科给他腾出了那间小屋；没有电视和录像机，他愣从人家的办公室偷着搬了出来用。当晚，当他把一份字迹歪斜但看得出极认真的审查报告送到老处长面前时，连老处长都愣了。老处长根本没想到他真拿这个事儿当事做了。当时那个年代，**物品还是稀罕物儿，没谁真想到有一天这东西会泛滥成灾。
用句今天时髦的话说，老田这回是找准自己的位置了。老处长拿着那份审查报告时就想，这还真是歪打正着了，细想想老田这个人，还真是配得上那几句表扬话儿。觉悟确实有，好歹也入党好多年了；水平嘛，得论干什么，审查**物品这事就一条：严格比不严格好，笨不笨没什么重要，再笨也看得懂录像上是啥；老田还有个优点，生活作风一向严谨，楼道里见到小警花们从来都目不斜视。最重要一点，老田原来所在的业务科正想把老田推出来好安排新来的大学生，处长正为这个发愁呢。
从此老田就专门干这个了。他便突然成了治安处里一个很独特也很显眼的人物。人们在说到他时总会带点儿神秘地说：老田现在专管看“那个”呢。“那个”是什么，大家心照不宣，可大家看老田时的目光却都有点儿“那个”。改革开放之初的人们还是少见多怪的，他们觉得老田比他们多知道了点儿什么，而且是“那个”什么，所以老田也就有点“那个”了。
老田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大家眼里已经“那个”。他是个简简单单的人，他突然被大家刮目相看了就很有点儿自我膨胀，很有点儿沾沾自喜。其实当他第一次坐到电视机前，看到那他从没看到过的场景和动作时，他也傻了。他也觉得肉体上有了点儿充满慌乱的变化，可更多的是震惊，是感觉器官带给他心灵的一种强烈的厌恶。关了机器之后他甚至很害怕，怕走出那小屋，怕见人，好像自己突然发现自己是肮脏的。他在那小屋里坐了很长时间，慢慢平静下来，才又渐渐开始觉得也没什么了。甚至，转念一想，这玩意我都觉得没什么，我还不是觉悟高吗？我还不是有水平吗？大家早就该对我另眼相看呀。于是老田就沾沾自喜了，就膨胀了。从此他就在沾沾自喜的膨胀中愉悦地工作和生活着了，直到有一天，发生了点儿误会。
那天晚上老田到打字室打个审查报告，打字室只有一个小姑娘值班。这小丫头一见老田就有点儿变颜变色的，打字的手就开始哆嗦。一哆嗦字就肯定打不好，老田看着看着就不高兴了，就批评小丫头粗心。小丫头就哇地一声哭了，撒腿就跑。老田还莫明其妙呢，处长就冲进来了，小丫头在处长屁股后头探头探脑的。老田说怎么了？我还批评不了她呀？”处长哈哈大笑，慢慢才把老田笑明白了。老田的脸由红变紫，扔下稿子就说：“不干了，局长来也不干了，没法干，我不能背这莫明其妙的黑锅。”
老处长于是又表扬了他半天，后来还在全处大会上表扬了，说他是最坚定最可靠的优秀共产党员，这才把他安抚住了。安抚是安抚住了，老田却变得郁郁寡欢，他有点儿知道人们对他的“那个”了。可是尽管如此，老田的业务是日益精通了，到后来，录像带放进机器，老田一看到男女的脸，就知道是不是**的，根本不用再往下看。
说起来其实也很有意思，老田这项工作与改革开放是真的同步发展繁荣的，老田工作的兴衰也真就是改革开放过程的一个小缩影。从他一接手，从一开始几天才有一件活儿，到后来看都看不过来了，他就一天比一天忙。忙到1996年，老田第一次犯了心脏病。他说是累的，这时他已经常常需要加班审查了，而且他审查的物品种类也日益繁多了，从看的到用的，千奇百怪，应有尽有。光录像带就有了好几种型号，后来还有了光碟。于是小伙子们总开玩笑说他其实是受刺激受的，说是谁一天十几个小时看“毛片儿”也受不了。这时候大家在楼道里碰见老田时的态度也嘻嘻哈哈起来，玩笑开得也是越来越荤。说实在的，社会越来越开放，没有谁没在私下里见识过那玩意儿了，也包括警察们。还别说私下里，大街上不也热热闹闹地开起了啥**商店吗？老田曾进过这商店，一进门卖货小姐就跟上来，热情地问老师傅要什么，满脸是不明不白的笑。老田现在已经会沉住气了，说看看，就背着手转着瞧。小姐说您甭不好意思，需要嘛，没人笑话您。要不然我给您介绍一下？”老田就轻蔑地看一眼小姐说你给我介绍？这破东西我玩十几年了。”一句话把小姐说得像见了鬼似的煞白了脸，他才反应过来又说错了话，赶紧溜之乎也。
今年，老田又做了心脏搭桥手术，而且他也到了退休年龄。他向处里提出找个人接班儿，可处里迟迟研究不出结果。老田听说是有人提出了现在还要不要人审查这玩意儿的疑问，理由是这东西瞎！这个“瞎”意味很深，内涵很丰富，弦外之音很耐人寻味的。
其实老田自己也疑惑。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选美大赛，便指着只穿三点的美女们说：“搁当年我刚接手审片儿的时候，就这，准枪毙了。”他儿子当时正聚精会神看得高兴，听见说就顶嘴道：“要不说你们这辈儿人极左呢，啥都没见过似的。”老田被噎得直瞪眼，小声嘀咕说：“妈的，我没见过？我见过的玩意儿说出来吓死你！”
在研究老田的接班人时，小刘曾纳人领导们的视线，并引起了一场争论。同意的人笑着说合适，说小刘从艺术专业毕业，上学的时候肯定就没少画**，有免疫力，活人都见过，录像带算什么，不在话下。不同意的人说正是因为他见得多了，他能像老田那么认真对待这工作吗？这毕竟不是看电影，是审查。这后来，没必要再审查这玩意的意见就占了上风，小刘的工作安排就不了了之。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同意的，不同意的，双方都说小刘“见多识：“”。这就要命了，这就代表了治安处的主流意见了，小刘这家伙，要想翻身就有些难了。
公安局这种单位本来就不喜欢所谓文化人，这种不喜欢是根深蒂固的，是大象无形的，是摸不着看不见，可又让你时时处处都感受得到的。文化人其实是有毛病，酸，倔，散，还有点儿不着边际的浪漫。这里边有些东西也确实会影响到公安工作的实际。酸，你就会脱离群众；倔，当然就可能会不服从领导；散，就更要不得，公安讲的就是铁的纪律。有了这三条，你还想浪漫？那肯定是错上加错。公安工作是一项极其讲实际的工作，钉是钉铆是铆；而乱，得会深人群众，说老百姓的话，喝老百姓的水，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从这个角度说文化人自然要逊色于来自人民还于人民不脱人民本色的大老粗儿。文化人当然也来自人民，可他们沾了文化，就酸了，倔了，散了，就多少有点不大对了。
在所有的公开场合，任何一位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者，都是会斩钉截铁地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其实他们说的也都是心里话，公安机关这些年的发展已经让这些同志充分认识了知识这东西不管怎么说是大大有用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对待知识分子就亲如一家了。人之间的感情没有原则，只有感觉，只有生活带给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不同的感受。公安局的头头儿们大多来自基层，是大老粗，摸爬滚打惯了，他们和文化人当然有说不到一块儿的地方，即使现在有些文化人和他们一样当官儿了，肩上也扛了警监的肩章了，他们彼此在共同工作的同时仍然隔膜。
小刘当然得算文化人，他这个文化人又有点儿特别，他是学美术的，画国画，也弄点儿书法。他来治安处有点阴差阳错，他这样的人本该是在文化局谋差事的，即使进了公安局，也该在宣传部门干点儿什么，到治安处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可小刘的父母偏偏都是粗人，他们衷心希望儿子干一个拥有权势的工作，好为自己卑微的家族实现扬眉吐气的愿望。他们几乎是晃着菜刀胁迫儿子当了人民警察。
小刘从小在家里就是个另类。他那个在火车站扛大包的爹和在副食店割猪肉的娘都没想到，他们会生出这样一个细皮嫩肉的儿子。儿子落生之后，爹反复端详了半天，竟问还躺在**喘气的媳妇这么白净，是我的吗？”娘一听火了，把爹的八辈儿祖宗都骂了一个遍。小刘就在痛快淋漓的咒骂中接受了人生的第一'堂课。
小刘从三岁开始蘸着自己的尿在地上画了第一幅画作：一只苹果。爹看了半天认为他画的是娘儿们的大屁股，骂他不学好。小刘委屈地哭了一场，于是又被娘斥责像个娘儿们。粗人教育孩子的方式是直接而凛冽的，小刘就是一棵备受摧残的小树。可是人的许多东西并不是自己后天的创造，而是天赋，摧残也摧残不掉的。我们这座城市曾出过一个围棋高手，父母都是农民，连围棋是啥都没听说过，可高手在五岁那年见了别人下棋就入了迷，从此就再没离开过围棋，现在是国家围棋队的主力，九段。九段高手早把父母接到北京享福去了，他出生并和过尿泥的那块土地就成了围棋之乡，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做着九段之梦。天赋真是不可扼杀的，高手刚下上围棋时他爹差点儿打折他的腿，说那一堆黑黑白白的小石头能当饭吃？小刘也是如此，父母再摧残也挡不住他把苹果画得越来越好，挡不住他长大了考上了艺术系，还留起了飘洒的长头发。
小刘剪掉长头发是在进了公安局以后的事，在他活过的二十一年里这是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他在进理发店前是满心委屈和失落的，因为他的艺术才华没人赏识，他不得不听老爹老妈的话进了公安局。当剪刀在他头上咔嚓一响的时候，他甚至还落下了几滴不冷不热的泪水。可当他走出理发店，当凉风吹拂到他的平头，他却突然地感觉自己清醒了，心灵豁然开朗。他对自己说你丫也真是不开窍，画画有什么好？就你，能成丫齐白石吗？能成了陈逸飞吗？成不了，那你在艺术圈子里混什么劲儿。可公安局就不一样了，有职有权不说，就你那两把刷子，领导就该重视你嘛。起码，搞点儿文化活动啥的别人成吗？自己该比他们谁都强啊。有这么一招鲜，自己还怕进步不快吗？”
想通了的小刘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进了公安局。而且他突然觉得人这种动物真的很奇怪，他已经很长时间觉得自己是文化人了，从骨子里就是，可他一进了治安处的门就真的感到了一种亲切，仿佛有种久违了的东西又从心底深处活了过来，多年的艺术薰陶竟不战自溃。他很自然地抽上了烟。过去他也柚，但是是偶然的，是在同类面前装一种深沉。他也很自然地喝上了酒，过去他也喝，但也是偶然的，是在笨拙地模仿什么风度。而他现在是真抽真喝了，烟一天一至两包，酒一喝就是大半瓶老白干。他的嗓子很快变得沙哑了，两只眼睛也混浊了起来，艺术的清纯算是**然无存了。他和他过去不大看得起的父母却亲近了许多，休息的时候也敢和老爷子碰杯了。他的父亲已提前退休，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喝酒。有一天他把老爷子灌醉了，退了休的搬运工人在躺倒之前拍着他的肩高兴地说：“我他妈终于有对手了，咱哥儿们还真对脾气。”
小刘在单位是积极的，很多事他无师自通。每天早晨，他不仅为自己办公室打开水，也把那一层楼办公室的水都打了。为本科科长沏好茶之后，迎着陆续来上班的人们，他开始卖力气地擦洗楼道，为各屋倒垃圾。他是个个子不高的人，也瘦，但力气不小，干活也很认真，人们从他面前走过时他根本不抬头看人，只顾着他的劳作。现在的人其实都很精明了，这样的努力在人们眼里并不算什么，大家还挤眉弄眼地笑。就连科长在端起茶杯吹着飘浮的茶叶时也想：“看你小子能坚持多久，这套活儿，当年我玩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转筋呢。”
可是，什么事也怕持之以恒。小刘一天如此，天天如此，一年下来，他仍然和第一天一样地勤劳着，丝毫没有松懈。大家于是开始称赞了这孩子，真不错。别看人家是大学生，文化人，可一点坏毛病没有。”于是，那年底，小刘得到了一次嘉奖。科长还和他谈了一次话，热情地鼓励他争取早日入党。
领到奖金和证书的那天晚上，小刘自己喝了次独酒，他一边喝一边得意地笑，心想自己来公安局还真是对了。
但是小刘毕竟太年轻了，他对社会的认识仍是十分肤浅的，他的处世经验也仍是十分不足的，他也还多多少少地残存着些文化人的幼稚。得了嘉奖之后，他发觉领导交给他的工作渐渐多了起来，有些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也落到了他的头上。他开始觉得没什么，多干工作多出成绩嘛。可后来他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他的努力他的积极原来是会招人妒嫉的，他的越权更使一些人对他沉下了脸。他不懂这时他应该咬住牙，应该不动声色，应该圆滑地处理好各种关系，等扛过了这一时，他真就如鱼得水了。幼稚的他有了委屈的情绪，一有情绪就难免流露。终于有一天，他早早出去处理一件事，回来进楼门就听见有人问：“小刘，你今儿咋没给我们屋打水？”他忙解释说出去工作了，对方便一笑，说是啊，小刘现在是红人儿了。”小刘赶紧说没有的事，明天一定继续打水。对方说算了吧，水我们自己会打，没你我们还不喝水了？不过，小刘你得注意了。”小刘就急了，红了脸问我该注意啥呢？对方却打着哈哈走开了。
小刘知道自己完了，走向反面了，他很难过，很愤懑。科长让他把褛道里的板报换换内容，说已经是夏季治安百日会战了，板报上咋还是春季严打的口号？说小刘你得机灵着点儿啊，得跟得上形势。要在往日，小刘会一声不吭地马上去找粉笔，可今天他正委屈着，就说了一句科长我没闲着。”科长的眼睛一下子就瞪大了，说小刘你怎么这个态度？出了点儿成绩你就批评不得了？”
关于小刘的评论从这件不大不小的事儿开始就变调了。大致是说，还是夹不住尾巴，还是文化人的毛病不改。关于小刘工作安排的讨论就是在这种议论的背景下发生的，当然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小刘从这些议论和处领导的研究中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还是在文化人的行列里，自己干干净净的平头和自己擦了一年的楼道根本没把自己回归到粗人的队伍之中。自己还是太嫩了。
消沉的小刘当然躲不开科长的眼睛。有一天早晨，小刘无精打采地给科长沏茶时，科长说：“小刘啊，对于公安局来说，你小子还没入门儿呢。好好干吧，别泄气。但是，也别以为擦干净了楼道就万事大吉了，你该学的，还多着呢。”
在治安处，该学的东西确实太多。这是因为治安处管的东西太多，而且这些管着的事儿又往往太复杂。例如说治安处就管着两件极费力不讨好的工作：禁放和限养。
这两个词儿都是公安机关的人常说的简称，一般老百姓猛然听到会不知所云。禁放，完整地说是城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限养，则指的是城市限制养狗。这两件事儿都有明确的法规，却都直接和老百姓们产生冲突，是治安处的民警们最头疼的工作。
今年的春节是治安处民警们过得最窝心的一个舂节，原因就是我们市的禁放法规终于被老百姓们给彻底粉碎了，七八年的禁放过程完全成了啼笑皆非的一出悲喜剧。
当年宣布禁放法规通过市人大审议时，我们的老处长就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是瞎扯淡，是人大代表们闲得没事儿干。什么噪音啊，什么污染空气啊，什么伤人啊，着火啊，中国人放了几千年炮仗了，怎么着了？过年连个响都听不见，那还是过年吗？老头儿话虽这么说，可身为警察，法律还是要执行的。他亲自主持会议布置这项工作，拍着桌子批评大家思想跟不上形势，说现在是文明社会了，不那么什么的陋习就得改改了。到会准备讲话的市局主管局长在一边听了哧哧地笑，说你得了吧，我可听说你就不理解，说了不少怪话？”这位局长和老处长也是公安学校的同学，俩人从来不分你我，不然也不会当着那么多下属说这个话。大家听了局长的揶揄，也都笑起来。老处长却一脸严肃地说：“我是不理解，但我会坚决执行。可老百姓呢？同志们呀，这可不是件好干的活儿哟。”
老处长的话不幸言中。第一年禁放，老百姓们没敢闹腾，他们面对满街如临大敌的民警和联防队员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做视而不见状。他们在观察，在等待时机。民警们其实心里明白，可是，官员们不明白，或者说不想明白。年一过，市政府迫不及待地宣布了禁放成功，老处长就晃着报纸说吹吧就，我看你们明年再咋吹。”果然，第二年，零星的，街头巷尾就有了挑战似的鞭炮声，我们治安处还拘留了几个“顶风作案”放炮的年轻人。再过了年，市政府仍然说禁放是成功的，但也说了任重而道远的话，公布了政府坚持禁放的决心。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现在过年，除了市委市政府门口，已经没有不响着鞭炮声的地方了，燃放烟花爆竹已是公开化的，甚至成了让老百姓们满足一种恶毒快感的事情。而且老百姓们的智慧真的令人赞叹，现在在大街上放炮放花的，没有小伙子了，肯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带着七八岁的孙子孙女，青壮年都在家扒着窗缝乐。大年三十，谁能忍心把老人和孩子送进看守所？谁又敢这么干？曾经有一个派出所这样干了，结果是一群阴沉的男女把市长的家给包围了，来给市长拜年的车把一条街堵死，市长夫人吓得犯了心脏病。于是人只好放了，公安局还挨了市里的骂，法规就这样渐渐地不了了之了。
我们市公安局的调研室主任是个从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有一回他来治安处调研禁放工作，听了老处长的汇报后感叹道这种状况，法律的严肃性何在呢？”老处长不喜欢主任的学究风度，翻翻白眼说制订法律的时候就不严肃，法律还能严肃的了？”主任听了先是一愣，随后兴奋地叫道：“一语中的，一语中的啊！”老处长被他叫得有点摸不着头脑，说啥叫‘种地’呀，我跟你说，赶明年，要没人敢堵着市长家大门放炮，我辞职回乡下种地去。”
说这话时是去年，转眼就是今年春节，就是我们彻底缴械投降的日子。今年老处长已到了退休年龄，主管局长说老伙计，禁放工作这么难，你迟几天退吧，再帮我一次。老处长只好说行，心里却想这一定是个难过的春节，我也算是命里该着吧。果然，今年老百姓们商量好了似的，从一进腊月鞭炮声就没断，整个城市此起彼伏，大街上到处飘落着红色的纸屑。市长坐不住了，亲自跑到治安处调研，一坐到会议室就问：“还有啥办法吗？禁放难道说就这么吹了？”与会者谁也不作声，大眼瞪小眼地就那么愣着。市长只好点将，问老处长你参加了七八年禁放了，有经验，你说，我们该怎么办？”老处长推辞道我？我退了，还有啥”主管局长急了说哎呀，你就说吧，市领导问你呢！”老处长就站起身，郑重地说：“要我说，请人大重新审议禁放法规，你看到底民意是个啥。”一句话，说得所有人哑口无言，连市长也愣在那儿，会场上一片沉重的寂静。远远地，听得见充满喜悦的鞭炮声。
大年三十晚上，民警们仍然按规定上街巡逻了。可是，这一晚没谁真想管事儿，大伙儿心照不宣地只当是上街矜热闹了。而且大伙儿也明白，你今天就是想管事儿，想负责仟，也没人会听你的，在别人眼里你没准还是个傻瓜。这一晚我们城市的大街上其实是警民同乐了，大家彼此都客客气气的，喜气洋洋的，相识的还会打打招呼。调研室主任这天心血**随大家上了街，面对烟雾弥漫的大街和兴高采烈的人们，主任感慨道：“文化，这就是文化啊。”大多数民警没有主任这样的认识，大家只是本能地觉得，过年嘛，又是和谐社会，谁还不宽容点儿呢。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维系着的，在人的面前，法律也应该是有点弹性的哟。
其实不仅在人面前，在狗面前，法律也同样不是万能的。说了禁放，我们来说限养。限养法规的核心其实就一句话：用经济手段来限制养狗。说白了就是要养狗得交费。而这法规制定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现实，那就是今天我们城市里养狗的人不再是人们印象中的有钱人，而大多是普通市民。他们愿意交几千块钱来养条菜狗吗？显然不愿意。于是他们和公安局打游击。我们这儿的大街小巷常会见到抱着小狗跑得气喘吁吁的老头儿老太太。往他们身后看，你准会看到面呈尴尬无奈的民警们。限养法规制定了也有五六年了，结果是我们城市的狗越来越多，品种也越来越复杂。傍晚在街上散步，脚前也许刚跑过一只毛长得看不到狗眼睛的“京巴”，屁股后头又会跟上来一只满脸苦大仇深的“沙皮”。
据说，市长家里也有一只腊肠狗，种儿极纯正。这只谁也没见过的狗狗常被老百姓们举例来说明不交钱的正确。
可有一回有了例外。对方是个下岗女工，听大毕说完，便冷笑道算了吧，你不必装出这种刚正不阿的姿态。我们也并不要求你去收市长家的狗。我和市长是平等的，我养狗，我也不反对市长养狗。”大毕惊奇这女子的口齿灵例，就多看了她几眼，这一看就看出女子沧桑中的美丽了。于是就搭话儿，两个人就聊开了，聊得挺投机。这女子是个苦人，心高命不强的那种，被男人甩：“，自己又下了岗，狗是她唯一的安慰。
毕副处长真没想到限养工作给他带来了生活上的一缕阳光。他离婚之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想复婚前妻又不干。在派出所时，他追求过同所一个女大学生，没追上，人家看不上他，给他留下一个深刻教训：文化人和穷民警是不搭界的。现在，一个下岗女工，和他当然搭界了，不仅搭界，而且应该是求之不得呢。
可是，女工不这么认为。她对毕副处长说，“你要和我好，就得爱我的狗，我看，你恐怕做不到。”大毕问我怎么就做不到呢？女工说因为你是专门打狗的警察，你恨狗，你从骨子里就对狗没好感。”说罢这话，女工就抱着狗走了，回过头去的时候还掉了两滴感慨自己命运的眼泪，没让毕副处长看到。
大毕愣了半天没缓过劲儿来。他想不通，因为狗，他又找到了爱情；可同样因为狗，他又要失去这爱情了。他在和几个知心好友喝闷酒的时候说：“警察咋就这么倒霉呢？什么时候都被些莫明其妙的事儿左右着，就永远不会自己给自己作一回主了吗？”
这之后，毕副处长打狗就不太积极了。有传闻说他也养了一只狗，是只德国黑贝。因为属于大型犬，他把它放在乡下一个酒厂了。
南郊一个煤矿发生了爆炸，局里通知治安处去现场。值班员到处长办公室报情况时，老处长正和新来的处长办交接，老头儿终于要退休了。接任的新处长正是市局调研室那位研究生主仟。最近卜面又强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了，主任就得到重用，到治安处当了处长。新处长姓辛，很春风得意的，听见汇报就脱口而出道煤矿归内保处嘛，我们去做什么？”老处长心里暗骂他笨，嘴上可含糊其词，不明确发表意见。这样拖了一小时，市局来电话，说局长骂娘了，老头才说：“恐怕还得去一下，爆炸物品可归咱们管。”辛处长醒过梦来，顾不上埋怨谁，急忙上车往现场奔。走到半路，有电话又说不用治安处去了，初步查明爆炸发生在煤矿的办公区，可能是刑事案子，刑侦部门已出现场。辛处长暗松了一口气，命令司机调头时还开玩笑说：“我说我这人命好嘛，苦事儿难事儿总没我的。”坐在后座上的老处长有点可怜这个没心没肺的家伙了，说：“小辛呀，咱们还是太吧，这种大事，宁可去了没你的活儿，也不能局长派活儿的时候没你这个人。再说了，就算是案子，恐怕也得查爆炸物来源的。”
辛处长虽然幼稚，但也毕竟干了几年，老头一提醒马上就明白，心里感激不尽。司机再次调头的时候，他恭恭敬敬地给老处长点上了一支烟。
事实证明，他们去对了。
爆炸确实是刑事犯罪。有人把一个炸药包扔进了煤矿的办公室，炸死了五个人：矿主、会计和两个保安，还有一个偶然到办公室要水喝的拉煤司机。这么大案子，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来了，都沉着脸坐在案情分析会的会场上。会议一开始，市公安局局长就说破这个案子，爆炸物来源是一个重要线索。”说到这儿，就伸着脖子问治安处来人了吗？”问了两声，辛处长还没反应过来，老处长就在后边捅他。辛处长一惊，忙站起来说来了，局长看他一眼点头道不错，新官上任，还有点意识。”辛处长的心就一下子热起来，浑身都觉得活泛了起来。
会散后，辛处长对老处长感激地说：“多亏您，不然，我准挨一顿臭呲。”
老处长看他一眼说：“挨骂是小事，误了案子可是大事。”
辛处长连连点头：“是是，您说的对。”
爆炸物也是近年来一个越来越让人头疼的问题。本市郊区群峰叠翠，采矿业十分发达，整天爆炸声不绝于耳。在郊区会摆弄炸药的人多如牛毛，管理稍一松懈，用炸药来解决纠纷甚至解决人命的事儿就层出不穷。在回处的路上，辛处长不耻下问，向老处长请教这事该怎么办。年轻的硕士只知道本市炸药多，不明白下一步该怎么做，有点儿头大。老处长心里很得意的，脸上不露什么，告诉辛处长说：“这事并不难，从去年起，为了控制炸药，国家在生产雷管时采用了编号制度，每只雷管都有编号的”辛处长冰雪聪明，一点即透，在车厢里直蹦，兴奋得像个孩子，说我明白啦！”随即感慨道公安工作，经验实在重要啊。”老处长说：“也不光是经验，干久了，你就会有一种感觉了。公安这活儿，课本上是学会的，起码是学不整，三条两条的原则没用，更多的东西得自己悟。”辛处长听出话里有借题发挥的意思，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有唯唯。
辛处长回到处里立即布置工作。开了各分局主管局长的会，又开各分局治安科长会，然后又一杆子扎到基层开了好几个派出所长、管界民警的会。小辛虽然年轻，有些事儿还不明白，可开会这事儿是不用现学的，当官就不能不会。他的会开得雷厉风行，开得声势浩大，开出了应该有的决心和气势。在每一个会上，辛处长都表现得气宇轩昂，慷慨陈词，而且总似乎有意无意地随口带着几句国骂。他的粗口确确实实起到了一定亲和作用，民警们议论说没想到新来的处长还挺平易近人的。有人甚至说不是说处长是硕士吗？一点不像啊，和咱民警一样朴实呢。”
领导动动嘴儿，基层跑断腿儿。其实真正朴实的还是基层民警，任务一布置下去，底下就真雷厉风行地动了。一个个民警马不停蹄地穿梭在乡村、煤矿、街道和居民家的宅院，像猎犬一样警觉地嗔着不寻常的味道。我们在这里可以介绍一下雷管的编号制度，其实也很简单，不过就是层层签字、层层落实罢了。哪个矿买了雷管，公安局就留了底，一百支，是从多少号到多少号，矿主签字。矿主回去把雷管发到爆破员手里，谁领了多少，是多少号到多少号，也要签字，报给公安局。公安局管这事儿的就是治安处，具体负责的是各分局的治安科。现在，出事了，民警们拿着当初的登记挨家去查就是了。什么事也是这样，管理一严格了，追究责任就好办。三天下来，线索就有了，发生爆炸的矿上有个爆破员，领的三十六支雷管用了二十七支，还有九支下落不明。分局立即将这小子押上车往治安处送，半路上他就尿了裤子，说为了图几个酒钱，把九支雷管卖给小舅子了。
辛处长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从椅子上蹦了起来。他像电影里的列宁似的伸出右手指着前方，斩钉截铁地命令立即控制住那小舅子；然后，又马上赶到主管局长的办公室，汇报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随后，他又风风火火地跑回处里，叫上司机就往发现线索的分局赶。半路上，分局的同志打他手机，说那小舅子闻着风了要跑。辛处长一听当机立断，叫马上把人抓了。分局的同志有点儿犹豫，说抓人应该是刑侦部门的事。辛处长就嚷起来，说这时候还管他娘的那么多，人跑了算谁的？你们要害怕，等我到了我去，回头我再找刑侦处检讨！”
主管处长既然这么说]分局治安科的同志们自然不敢怠慢，更何况他们平日总看着刑警们抓人，心早痒得不行，一有命令就像野马松了缰绳，呼啦一下就扑到那小舅子家去了。小舅子正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准备外逃，一下子就被按倒在炕上了。三个治安民警是凌空跃起扑上去的，土炕一下子就砸塌了，小舅子也就一下子被按到炕洞里了，满嘴啃得都是炕土。小舅子家很穷，炕上连席都没有。事后小舅子交代，正是因为穷，他才恨那矿主的。他和矿主是中学的同班同学，矿主家当年穷得和今天的小舅子家一样，而小舅子家当年还是有点儿钱的。当年那点儿钱让小舅子做生意给赔光了，而矿主今天已是矿主。
案子破了，破得很漂亮，可是辛处长的名声却大大地受了损，谁都知道他是个爱争功的家伙了，知道他为了争功不择手段。有一回局里开处长以上的干部会，中午吃饭的时候刑侦处长指着排骨半真半假地说小辛，骨头太硬，小心硌了牙。”周围的处长们就会意地笑。辛处长脸红了一下，然后镇静地说不会不会，我这个人牙齿好得很嘞。”说着还就用筷子捡了根大排骨啃。刑侦处长倒愣了，他看着辛处长滋滋有味地吮着骨头，半晌才说好，你小辛成了精了。”事后，处长们都议论，说小辛是个知识分子啊，是硕士啊，怎么一点儿书生气没有呢？这议论传到辛处长耳朵里，他只是微微一笑。
比如说他对和他同样的知识分子干部总有一点儿潜意识里的偏爱。那个灰心丧气的小刘，最近就被他调到处办公室专门搞宣传文化工作了。还不止小刘，不少和小刘类似的同志们，也在辛处长上任之后渐渐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环境。学法律的李丽，从管歌厅的特行科调到法治办公室了；学心理学的小马，调到政治处专门搞心理咨询。我们治安处的小知识分子们，开始悄悄地有些扬眉吐气了。
小刘调到办公室后，辛处长和他谈了一次话，要求他马上动手抓一下治安处的办公环境布置。辛处长告诉小刘，要建设和谐社会，先要建设和谐警营，起码办公环境上不要给人一种粗俗、凌乱、没品味的感觉。有了好的环境，人才能精神，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辛处长说你看看咱们这座破褛，哪儿有点儿现代化的样子？墙倒刷的老白，白得像医院，像太平间！我跟你说，我是学过心理学的，人有一种倾诉欲，这样的空墙谁都会想往上乱画点儿什么的，不如咱自己先挂上些画儿啊照片啊。大门口儿，你弄个屏风，写上‘严格执法热情服务’，还甭弄那大金字儿，太俗！找个搞书法的，我听说咱治安系统就有这样的人才嘛，来个草书什么的，又雅致又有品味。对不对？”
小刘当然连连点头，说：“对对对，处长，您就是站得高看得远。”他这次还真的不是奉承，他是由衷地觉得辛处长好，觉得辛处长有水平，觉得辛处长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他突然觉出自己其实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抽烟喝酒其实都有点儿装孙子。自己其实还是和辛处长这样的人亲近。现在他有了一种被重视的成就感，喜悦从灰暗的心情中像钻出阴云的太阳一样的喷薄了。
小刘开始认真地工作了。其实他本来也没有不认真，认真对于他这种出身低微的人来说是一种本能。即使心情不好，他仍然认真工作，从没有吊儿郎当过。他现在不过是更认真了，认真到了极端的程度。对辛处长布置的每项任务，他都要力争百分百地去把它完成。大门口的屏风，他理解领导的意思是：一、要用书法，不能太俗；二、要用本系统的业余书法家写，这才有意味。于是他四处打听，全局上下凡干治安这行儿的，谁练书法，谁的书法好，最好。打听来打听去，在老治安的指引下，最终他找到了老田。
小刘说处里的人都说是您啊。老田就突然火了：“他们就知道个我！他们早把他给忘了！”一下子，倒把小刘吓了一跳。
等到老田平静下来，小刘才知道了一个可以用传奇来形容的故事。
原来老田还有个孪生兄弟，我们姑且称他为二老田。二老田是地下铁道公安分局一个治安派出所的所长兼民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所上上下下只有二老田一个人。而且，这个派出所很独特，它有两间办公用房，一间在地上，一间在地下，在这座城市的地下铁道的隧道里。
小刘在这个派出所地上的办公室碰了锁。这间房在一个地铁站的出口处，小刘扒窗户看了看，只见屋里只有一张办公桌，桌上的灰尘有铜钱厚。他又晃晃房门上的锁，见这锁早就诱死了。他想起老田说过的话，便按照老田的指点到地下去找二老田。
他先给二老田打了电话，二老田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欢迎欢迎，我等你。你知道怎么下来吧？”小刘忙说知道，说是你哥说过了，那一老田就在电话里放声大笑，说好，好，那就好。”
二老田的办公室像一个船舱，它所在的车站站台就像是一条船的甲板，两边黑黪黪的隧道就像是没有尽头的河。小刘磕磕绊绊地下了不知多少台阶，才看到站台上一小片昏黄的灯光，一只老鼠从他脚边窜过去，把他吓一跳。
二老田当然酷似老田，只是比老田好说好笑。小刘知道这老同志一个人在这地下守了十一年了；小刘还知道这个派出所其实没什么任务，二老田只是在这儿看隧道；小刘更知道二老田没事就只好练书法，现在已经是得过大奖的书法家了。小刘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设这么个派出所？
“军事机密。”二老田的笑容没了，“按说我都不应该让你下来，也就是看你也是警察。”
小刘看向隧道的眼神是茫茫然的。他有点儿理解不了二老田的郑重。
二老田在地下的这间办公室完全像个大画家或大书法家的画室。大画案上铺了毡子，笔架上吊着的笔大大小小有几十支，潮湿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墨香。
小刘知道，老田和二老田都是从农村考取警校走进城市的，他们现在当然是在城市扎下根了的，可他们给人的感觉仍然多多少少有着些农村的味道。这事情很奇怪，一个人的出身地会在人身上打下永不磨灭的烙印。对田家兄弟来说，农村给他们最大的影响是朴实，一种近于蠢笨的朴实。当年这任务派给二老田的时候，二老田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就到地铁公安分局报了到了，而且立即就到地下上了班。据老田说，几星期之后，他们兄弟俩才转过弯来：难道说二老田就永远在地底下上班了？而这个班有什么意义呢？从没有人到这个神秘的站台来，除了一个月有工人来检修一次设备。二老田在这看守什么呢？二老田原来是专管化学危险品的，全市的危险品仓库他都熟悉，啥危险品有啥危害他也熟悉。二老田学这些是下了功夫的，可现在这功夫都没用了，都瞎学了。而且，更难受的，是二老田从来没体验过的寂寞。二老田在那屁股大的站台上每天急得要疯，他对着隧道把他想得起来的仇人都骂了一个遍。他还对自己说：“当年共产党员蹲渣滓洞还有个人说话呢，我可好，他妈的一个人打人十八层地狱了。”老田心疼兄弟。他和二老田商量了几回，终于和兄弟一起鼓起勇气去找了领导。领导听了他们的话，只告诉了他们四个字：军事机密。二老田对小刘回忆当时说，他一听这四个字，头就嗡地一声，立时就没话可说了，惭愧地就想找个地缝钻了进去。小刘听到这哑然失笑，说不至于吧？”正在铺陈宣纸的二老田就停下手，认真地看着他说：“咋不至于？这说明领导对咱政治上的信任，懂不懂？你甭看这隧道十几年了一天也没用过，可它一旦要用，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让咱把这个关，光荣啊。”
“对啊”，二老田说，“呆久了也就不寂寞了。后来我又写上了字，一写就上了瘾了。”
小刘情不自禁地摇了一下头。这个头摇得是有点儿意味的，但这意味太复杂，复杂得像是二老田案头的笔洗，分不清里面是水是墨。小刘知道自己这样的人是不大可能像二老田这样工作的了，二老田的时代对于小刘来说似乎已经是过去了。可小刘从心里是佩服二老田了，他还想，那么二老田退休后谁来接他的班呢？这“军事机密”总还是存在的啊。
我们前面说到，和小刘一起调整工作的，有一个叫李丽的学法律的大学生。李丽，这当然是个女孩子的名字。我们还说到，她曾经是管理歌厅的，一个女孩子管理歌厅，这多少有点儿“那个”。
歌厅在治安处的账上叫特种行业。特种，这词儿多少带着些神秘。特种要是和军队联系到一起，肯定是强大的意思，特种部队是无往不胜的象征。而特种一旦和公安局联系到一起，和我们治安处联系到一起，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它是和治安隐患挂钩的，是那些容易出现治安问题，甚至出案子的行业。
过去，旅店是特种行业，是因为常常会有流窜的犯罪分子窝住其中，控制了旅店，也就掐断了犯罪分子的路。过去，刻字社、印刷厂也是特种行业，目的很明确，这是为了控制印章、证件的制造，也有控制意识形态的意思。我们说过去，不是说这些行业现在就不控制了，现在这些行业也仍然是公安机关要注意的部门，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今天的管理和服务从理念到操作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今天，还多了许多新的特种行业，歌厅就是其中之一。
李丽刚来治安处报到的时候是热情洋溢的，她主动提出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老处长听了笑道丫头，咱这儿不是煤矿。”李丽就瞪着天真无邪的眼睛说：“总有不好干、人家不爱干的事情吧？”老处长吸了一口气，反复打量这个个子不高也不强壮的女大学生，然后说那就是到特行科，去管理、清查歌厅了。”李丽说那好，我主动要求去特行科吧。”
事后，老处长私下对人说，他本来就想让这丫头去特行科的，她自己一提出来，他反而不想让她去了。
老头儿其实是有那么一点儿阴暗心理的。女大学生，学法律的，天之骄子啊，来治安处眼睛里能看得起谁？得杀杀她的锐气。可这女孩子自己主动去了特行科，一下子倒让老处长刮目相看了，他倒有点儿舍不得让她下去了，他想，这么泼辣的孩子，还不如留在我眼皮子底下呢，反正处办公室还缺个内勤。
这天晚上就查歌厅去了。都穿了便衣，打扮得人五人六的。李丽心里就有些兴奋。又看到大伙儿都很轻松的样子，也就没太当回事儿。跟着陈大姐进了歌厅，小姐迎上来，看到他们脸就一变，回身就往柜台里伸手。李丽不知道怎么回事，陈大姐却一个健步窜了上去，母老虎似的一把把小姐给抡到一边去了，瞪眼道你要报信，小心我他妈抽你！”回身招呼李丽，“盯住了她，这小娘们儿敢跟咱们玩活儿！”李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小姐已经哭出来大姐，饶了我吧，我也是没辙。”陈大姐说你没辙？你——”话没说完，一个服务员从里边出来，一看这阵势，脸一白，转身就跑。科长喝一声站住，人同时扑了出去，把那小白脸儿给按倒了。科长挥手叫：“快！别让他们惊了！”同来的治安警们就争先恐后地冲进去了。一时间，里面就传出了男女的哭叫声。
就在这一刹那间，李丽觉得自己仿佛突然坠入了一场梦境当中，周围的一切都恍恍忽忽地变得不真实了起来。这里的环境是李丽没见过的，这里的人物是李丽没见过的，这里的一切一切都是李丽的记忆中从未有过的事情。
李丽就那么痴痴愣愣地四下乱看。那小姐是经验丰富的，早一眼看出她是个没见过世面的雏儿，就镇静了下来，擦了眼泪，还掏出个化妆盒补妆。李丽看她，她还冲李丽媚笑。李丽不想让对方瞧不起自己，绷起脸，尽可能严厉地喝问：“喂，刚才你是不是想报信？”小姐笑着说姐，你和那大姐比起来太嫩了，我当然是要报信呢，我不敢不报啊。”说着，还指给李丽看，原来那柜台里边隐蔽处有个电铃。李丽皱眉说：“你们怎么能干这个？”小姐撇嘴：“你真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这样的不干这个干什么。”
女大学生被说的瞠目结舌。她今天仿佛第一次看到这社会原来还有另外一种生活，还有另外一种人。
李丽坠入严肃的思考中。可她的思考没能持续下去，因为混乱的歌厅里又突然起了一个混乱的新**。一个光着身体的男人挣脱民警的抓捕从里边跑了出来。这是一个头发已经苍白了的男人，他大概是第一次摆脱了道德的羁绊，壮着胆子来这里尝鲜的，没想到第一次就撞上了警察。他是又怕又悔的，所以一刹那间他的力气大得像老牛一样了，他早忘了自己还光着屁股，一下子推倒了抓他的民警就冲出来了。他的光脚板在大理石地面上叭叭地响，他的**羞愧地在他腹下缩成一只小萝卜头。他在莫明其妙地哭，泪水在他脸上胡乱地流。他就这么跑了出来，就这么出现在女大学生李丽的面前。而李丽当然还从没见过一丝不挂的异性，那黑糊糊的一团一下子扑人眼帘的时候她脑子嗡地一声就儍了。“妈啊！”她不知怎么就喊了这么一声，声音非常之大而尖利。她看到追出来的战友被她的尖锐叫声吓得一下子站住了，她也看到那小姐为她的失态而笑得前仰后合。她还没反应什么，陈大姐却已经冲到那小姐面前，厉声喝骂了你他妈笑什么？你以为她和你一样，人鸡巴驴鸡巴的见过无数？”李丽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她为那小姐的厚颜无耻和那老嫖客的无地自容而羞愧，也为陈大姐的豪迈粗口而震惊，她突然想这警察工作真的不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