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处002

那晚回到宿舍，陈大姐对她说：“小李，你想好了，公安局不一定适合你这样的人干。”李丽没说话，她只是看着陈大姐，半天才问：“大姐，你第一次是什么样的？”陈大姐说：“你说查歌厅吗？我早忘记了。我是从刑警调来的，很长一个时间我都在办强奸案，专门询问受害人。告诉你，我常常会问到她们想自杀。”李丽不明白，傻呆呆地看着陈大姐。陈大姐叹息道：“不问细节不行啊，办案子要的是实打实的证据。我这工作，常让受害人和家属骂的狗血喷头，可还得忍气吞声，还得往下问……傻丫头，你还是调走吧。”

李丽当然没有调走。半年后，她冲进歌厅时的架式比陈大姐还要勇猛。她还做了一次人工流产，这事只有陈大姐知道。陈大姐不知道的是李丽的男朋友不明白娇柔的李丽怎么突然就成了**的猛虎，差点儿和她分手。

对于工作调整到法制部门，李丽反而不适应了。看着摆上桌子面的一大堆法律书籍，她竟有了一种陌生感。

有一天傍晚她从办公室出来碰到了陈大姐。陈大姐笑着说：“哈哈，小李丽修成正果啦。”李丽便说大姐，别开玩笑了，我巴不得和你们查歌厅去呢。”陈大姐说算了吧，警察这行当，是分粗活儿细活儿的，我们这粗活儿就让我们这粗人去干吧。都说是粗活儿不能没人干，可细活儿更重要啊。再说，我们也查不了几天了，市里边搞啥清理行政执法，歌厅要归文化局管了。”

李丽惊异地问文化局？他们管得了吗？”陈大姐说嘿，你操这心干嘛。再说了，想想你刚来的时候，再想想你后来，人是变得很快的。”

李丽无话，看着陈大姐扭着腰走远。在金黄色的夕阳里，她看出陈大姐虽然打扮得很精细，但毕竟老了，腰肢有些臃肿了，牛仔裤包着的屁股也有些大，不知为什么，忽然有了想哭的感觉。她想，也许工作就是这样，干了，就有感情了，不喜欢，也没办法，总是割舍不开。

小刘出名了。

他出名是因为两件事。一是治安处的文化环境布置，受到了市局政治部的表扬，并且在治安处开了现场会。说是全局都要学习治安处，抓政治建警、文化育警。二是小刘把二老田的事迹写了篇稿子，投给了省公安厅的小报，登了出来，题目是《地下的守望者》。稿子很受好评，据说连局长都说了，为什么这么好的同志我不知道？

小刘成了名人，却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儿。因为很快就有人提出异议了，说是二老田的工作应是保密的，小刘的稿子泄密了，这事儿不能再宣传了。对作者小刘，也要提出批评，哪能想写啥就写啥？公安机关是有纪律的，这些年轻人啊，这些小知识分子啊，不常打击着点儿就是不行。

小刘这回倒没怎么往心里去。一是也干了几年了，有承受能力了；二是赶上他那个前搬运工父亲因酒精中毒去世，领导不好在这个时候多说他什么；三是最重要的，小刘爱上了一个人，爱情冲淡了一切不愉快和悲伤。

小刘爱上的这个人是我们这儿的一个名人。我们这城市不大，不大的城市人出名就比较容易。这个女孩子在上高中的时候学了几天声乐，去省上参加过比赛，还得了个奖。这在我们这儿就比较轰动了。女孩子就被吸收进了市歌舞团。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歌舞团没几天就解散了，说是现在没人看歌舞了，人家要看也是看脱衣服的，而歌舞团的小姐们又不肯脱。这女孩子台也没登过两次，就这样稀里糊涂的失业了。幸亏她家里有个亲戚是菜场的经理，她才进了菜场工作，很委屈地每天在柜台里为顾客称萝卜白菜。

凡是沦落到了这一步的人都是不会甘心的，女孩子想我有一个好嗓子，我哪能就这样下去呢？于是她开始了坚忍不拔的奔波，从省城到北京，再到外省，凡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地方都去了。慢慢地，女孩子和她的家人才发现，小城市的人出名容易，那只是在这小城市的范围内而言，离开了这片土地她什么也不是。她从大城市人的眼睛里只看到自己的低劣，看到自己那无法摆脱的土气和小家子样儿。于是，她泄了气，哭了一场之后承认了自己的命运就是和菜场分不开了。

但近两年来情况又有了变化。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个变化的时代，人们也适应变化了。这两年人们有了点儿钱之后又开始说文化，特别是各级党政机关开始把文化当成一种“形象工程”来考虑了，各种的文艺演出又多起来。这种演出大都是公益性的、宣传性的，常常是在城市：“场上演，有时是夜里有时是白天，而不管夜里或白天都是围得人山人海的，显示出一种群众文化的气势。这便又有人想到这女孩子了，有人便请她去演出了。渐渐地，这种演出多了，她就又骄傲又心存遗憾地再次成了小城名人。

像这样的女孩子其实很多，她们的雷同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小的章节。因此，我们不必多讲。我们只说小刘对她的爱慕。小刘是在一次公安局搞的晚会上认识女孩子的。这晚会是不公开的，仅仅是为了欢迎省公安厅领导的一次视察。市公安局宣传处的人搜罗了这座小城可以搜罗到的所有文艺人才，女孩子自然也不会漏网。那晚女孩子不知为什么心情不太好，可又不敢不来，所以她站到台上时的表情是很有一点儿幽怨的。也许正是这点儿幽怨，吸引了在台下的小刘。他看她的眼神慢慢就变了，从欣赏表演到欣赏人了。他想我们这儿还有这么有艺术气质的女孩子吗？我怎么就早没发现呢？公安局里的女孩子哪个能和她比呢，她们都太多刚强了，也太大大咧咧，她们更像是一群中性人，她们哪有她这样的婉约和幽雅呢。

就这样，晚会结束后，孤零零地准备回家的女孩子在剧场门口被小刘拦住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一点儿小资味的故事。在这座世俗的小城市里，两个有着些理想和文艺细胞的青年人自然而然地会走到一起。这故事从五四时期就有了，时至今日仍然不断有版本翻新。不幸的是小刘和女孩子的故事和已往的故事也有着同样的结局，他们最终还是不得不分手了。原因是有了点儿名气的女孩子认识了一位从大城市来我们这儿走穴的歌唱明星。

不用多说那明星是如何哄骗那女孩子的，也不用多讲那女孩子如何又燃起了心中的希望，更不用描述小刘和女孩子发生了多么激烈的争论，反正是有一天，女孩子幽怨地对小刘说：“我是真心爱你，可我们的爱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许，我们将来连饭都吃不饱的。”小刘激愤地说：“我们都有工资，我们有什么吃不饱！除非你——”他没再往下说，因为他那一刻已有了不祥的预感。他不愿太伤女孩子的心，他也没力气再说什么。而第二天，小刘就再也找不着那女孩子了，那个小城之星就那么悄悄地消失了。小刘的爰情只延续了三个多月，最好的记忆是唯一的一次吻。那也是小刘的初吻。那次是一个雨天，他们依偎着走在伞下，不知怎么的，他们的嘴就贴在一起了。也许是雨就象征了缠绵，也许是伞给了他们一种安全感和一种偷吻的欲望。反正，他们吻了，他们用吻这种最俗套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其实最普通的爱情。今天，走在我们那也算繁华的大街上，想着这个吻，想着自己曾经把这段最普通的爱情视为最不普通并最可珍贵的，小刘的心里不能不满是悲愤。

悲愤过后的感觉只有凄凉二字可以形容。凄凉中的小刘走进地铁隧道，走进二老田的办公室兼画室。二老田当然欢迎他的到来，并盛情邀请他到家里坐坐。小刘看着二老田的笑脸，脱口而出：“我和您学书法吧，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干。”寂寞中的二老田当然高兴，欣然收下了这个徒弟。从此小刘心无旁鹜，专心练书法了。他本在艺术院校学习，是有基础的，所以进步很快，二老田赞不绝口。小刘却只笑笑，不说话，显出和以往很不一样的高深莫测。

工作上的坎坷，爱情上的不如意，是一个人消沉或者洒脱的开始。小刘幸时是后者。他在书法的境界中变得洒脱了。他在满纸的云蒸霞蔚中把自己的一颗心淬了火，他开始变得冷静而随意。慢慢地，他不再为艺术而沾沾自喜了，即使他的书法有一天进了展览馆，他也像旁观者一样地平静如水了。他也不再为他警察职业中的喜忧而动情了，他学会完全以一种职业化的态度去面对工作了。他绝不会再在艺术与工作之间左右摇摆，工作就是工作，艺术呢，就他妈的是艺术。没有那么多的虚张声势，也没有那么多的展转腾挪，就像两颗石头，你是你，我是我，不搭界，也没啥变化。你就是把石头用火烧过又怎么样？砸碎了又怎么样？石头还是石头。

毕副处长结婚了，他终于和他的下岗女工走到了一起。小刘给毕副处长送去一幅自己写的字宁静致远”，是端正的楷书。毕副处长那会儿酒有些多，乜斜着眼睛说这字儿不错，可内容不大对咱警察的路子啊。”人就是这样，得意忘形，要是平日毕副处长也不会这么说。小刘的脸红了一下，然后就平静地说处长不喜欢，我就再写一幅别的。”说着，就从毕副处长手里把那幅字拿过来了。幸而新娘子清醒，忙把字又接了过来，说小刘你甭听他胡说，你没看他站都站不稳了？给我，嫂子还就喜欢这四个字。”小刘只笑，笑得平平淡淡，却什么也不说。

没过多久，小刘递交了一份申请，要求调到二老田手下工作。他在申请卜说我是一个年轻民警，我有责任接过老同志的班，在默默无闻中贡献我的全部生命。”

治安处的工作最近有点儿乱。

主要是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我们说过，治安处的工作内容繁杂，项目众多，这次一搞清理才发现，光需要治安处审批备案的事项就多如牛毛。甚至，有的项目内容早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没有了，可在工作项目表上还存在着。比如说，铅字铸造业审批，现在哪里还有铅字印刷呢？没有铅字印刷，又哪儿还有铅字铸造？现在的年轻人恐怕连铅字是什么模样都没见过了。可是，在印刷业管理科，内勤老费还每月一本正经地在报表上填着这一项。辛处长在听汇报时抖搂着报表问他：“老费啊，您不知道现在没铅字这玩意儿了吗？您每月可报的是什么呢？”老费睁大无辜的眼睛惊异道没铅字啦？那拿什么印书啊？我说咋老是空白表呢，我还以为他们工作做的好，老没事儿呢！”辛处长被他说得大眼瞪小眼，一时也不知道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小辛觉得自己在老民警面前总还是太嫩。

经统计，治安处共有行政审批项目154项，备案的46项，合计整整200项。辛处长叹道：“不得了，不得了啊！这么干，我们能他妈的不累吗！”

这次清理整顿还真是大动作，市委市政府下了大决心。最后，治安处的审批项目只留下七十多项，其他的或取消或移交，从此以后就永远和治安处没关系了。

就像离婚时的分家，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就算老费的铅字铸造，起码也得把历年来的空白报表都整理一遍，附上取消这一项目的报告和领导批示，然后封存。所以这一段儿时间我们大多在忙这件事儿，每间办公室都散乱着各种报表和文件，也弥漫着陈年纸张的霉味儿。老费一边整理着材料一边打喷嚏，连说灰尘过敏，没法子，没法子。”

就在这个翻箱倒柜的过程中，出事了。

其实这事不是今天才出的，但是如果没有今天的清仓查库，这事也许永远都不会暴露，换句话说，就是永远都没有什么事。干这事的人也是算准了这一点的，所以才胆大妄为了。但她没算到的是今天我们会把治安处的工作来了个底朝天，她没法不暴露了。

这就是命运。

历史上我们城市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曾经兼管过户籍，这也就是几年前的事。不了解中国公安机关的人不知道，我们至今没有一个机构设置上的统一规定，也就是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各地，公安机关内部的机构设置都不太统一。像我们治安处管户籍，别的地方就没听说过，至于为什么，当初谁这么定的，已无从查考，反正我们就一直那么管着，也许因为城市小，管得也就没啥不好，也没人问。三年前吧，终于老局长说话了：“人家各地都有户籍处，咱们干嘛老这么混着？建一个处不还能安排干部呢吗。”于是，报了省里，也就批了，户籍处成立，户籍管理这摊工作就分出去了。

我们啰唆了半天，是因为不说清这段历史我们就无法说清今天我们出的事。当年户籍处成立的时候很仓促，又因为办公用房紧张，管户籍那帮人就还在他们原来的办公室办公，只是名份上不是我们处的人了。所以，家具、电器、档案，啥也没动。后来他们终于搬走了，家具、电器等等值钱的东西有人问，档案却没人关心，说反正也是在公安局的库房里，就放着吧。这样，这批户籍档案就一直放到了今天。于是，在今天我们清理行政审批项目的时候，小辛处长就说把这批老档案也一起整理了吧，整理完了退户籍处，他们已经有地方了干嘛还占着我们的库房。

事后有人说，辛处长说这话的时候，于芳就在旁边，她直发抖。

于芳是当初户籍处分家的时候唯一没跟着过去的原户籍科老人儿。她为什么不走，她自己说是在治安处呆久了，有感情了，不想走。现在看，她当时是想彻底离开那个对她充满**和危险的岗位的，她是想悬崖勒马的。

清理老户籍档案时发现一份入户申请，当事人三年前因转业申请人户，却一直没得到批准。这人也是马虎，三年来一直忙着做生意，也把这事忘记了。可最近，他喜得贵子了，要上户口，才发现自己还是黑人呢。一怒之下，他到公安局上访，老局长批示速查，结果也巧，他的申请就在这个时候找到了。

可是再査，发现他的申请早就批了。他那批转业军人四十九人，户籍处的档案里就装着整整齐齐的四十九份人户表。有细心的人对照了一下姓名，才发现竟有十七人的姓名不符。干过多年户籍的人都明白，这是有人偷梁换柱，把这十七个人户名额给挪用了，更准确地说，是给卖了。

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

当时管这个事的人就是于芳。

在我们治安处，于芳是有她不多没她不少的那种人。这女子奇瘦，瘦得像是皮包着骨头，胸脯上别说有隆起了，人们经常会恍惚中觉得她那儿是向里瘪进去的坑。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整天影子似的晃来晃去。她四十七岁了，没结过婚，老处女。她那阴郁的性格大概让许多男人都望而却步了。而她这片阴云是怎么形成的？她总不会从娘胎里就是这么一副德性吧？这些，却没人考证了。

老局长听了汇报，拍了桌子，然后成立了专案小组，把于芳经过手的所有人户审批都重新查了一遍。结果，共查出不符的人户人四十八名。还查明了于芳的作案手法。她挺聪明，每一次只卖一两个名额，过后再挪用别的名额把空缺补上，然后再卖下一次。如此细水长流，她干得不动声色，干得老练娴熟。最后那一批转业军人的人户名额，她一次卖了十七个，算是她犯罪人生中的大手笔了。她也是想到要分家了，自己也该收山了。时且她肯定也想到了那堆档案会被打人冷宫，所以有几个没来得及补上的名额也不会有人过问的。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她就没想到，人家没人了户的人会答应吗？于芳被抓获归案。

她被抓走的那天天气不错，在灿烂的阳光下她的瘦脸苍白无色，她那瘦长的身子夹在两个从前的同事之间，像门缝里插着的一根筷子。刑警队的人宣读过了拘留证，上前摘她的肩章。她是二级警督，俩杠俩星，阳光在她的肩章上一闪一闪的，很刺眼。刑警摘一个肩章，于芳就哆嗦一下，但没有哭，也不说话。两个肩章摘下，刑警又动手摘她的领花，摘她的胸章和警号。所有警用符号都没有了的于芳，可怜兮兮地站在大家面前。我们痛苦地发现，原来警服上一旦没有了这些亮晶晶的东西竟是那么难看。

于芳给我们治安处狠狠地抹了一把黑，把大家都搞得灰头土脸的。在办公室，老费一边擦着鼻涕一边惋惜地说今年的年终奖算是吹了，一条鱼搅得满锅腥。”陈大姐瞪他一眼几个奖金算什么，人家这辈子都完了。”老费说：“那是她自找，她能怨谁！”陈大姐不再吭声，气哼哼地走开。她的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因为她知道，老姑娘于芳父母双亡，唯一的哥哥远在外地，于芳一直对自己的晚年有一种恐惧。她曾经一本正经地问过人：“等到我老了，挪不动窝儿了，你知道买一杯水要多少钱吗？”

现在，也许于芳老了也用不着买水了，监狱里总还有水喝。

警察这个职业是富于集体荣誉感的。就像《红楼梦》上说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于芳的事确确实实让我们大家蒙受了一种集体的耻辱，使我们很长时间在局里抬不起头来。老局长三天两头在各种会议上点于芳的名儿，借此痛说抓队伍纪律作风的重要，弄得我们的处长们谁也不愿意去局里开会。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完了，处里本来应该轻松一些了，但不行，于芳的事像一团乌云压在大家头上，何况年关近了，追着单位要工资的民工又多起来，我们又该四处灭火去了。昨天刚处理完一起爬塔吊的，今天一上班，就得到消息，三百多民工把一家工厂占领了，厂长和党委书记都被扣在办公室里成了俘虏。

辛处长本来要召开处党委会，专项讨论于芳事件的教训，这回开不成了。他叫上毕副处长，拉上队伍奔出事现场。年轻的硕士研究生心里不知为仆么很阴郁，一路上无话。毕副处长见他嘴巴紧闭当然也就不说话。汽车载着一车的沉闷来到工厂门外，当地公安分局的人迎上来说，工厂是进不去了，现场指挥部设在街边的小饭馆里，大家去那儿吧。

在小饭馆里等着他们的有工厂的保安部经理，也就是过去的保卫处处长。经理是拼了命才从厂子里冲出来的，一脸的惊恐。据他说，民工们倒也没什么要命的要求，就是要钱，因为工厂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没钱，真没钱，”经理说，“现在工厂全是三角债，转着圈儿地欠钱，没辙。”

“甭说废话。我们不管你们发不发工资，我们只管不出事儿。”毕副处长说，“但是，我告诉你，要想不出事儿，还就得发工资。懂不懂？”

经理的头点得像鸡啄米，闪身出去给厂长打手机。

毕副处长对辛处长说这事儿，就得两头哄，这边给民工讲法规，那边压厂子掏钱平事儿。”毕副处长现在已不是那个被从机场边的村子里解救出来的愣头青了，他已身经百战，对处理这种事儿驾轻就熟。

两位处长商量好，毕副处长去教育民工，辛处长进去和工厂领导们谈话。辛处长一直绷着脸，虎视眈眈地盯着工厂的大铁门看。一说要分工，他就说我进去。我去和工厂的人谈。”说着，眼睛里好像有火苗子一跳一跳的，让毕副处长感觉有点儿不对。可毕副处长也没顾上问，他忙着安排警力，该盯着点儿的地方都派了人，然后，就叫上厂子的保安部经理去敲大门。开门的小民工也就十七八岁，对毕副处长身上的警服一脸的不信任。毕副处长说你们谁是领头儿的？啊？有领头儿的没有？”小民工说：“俺们都是领头儿的。”毕副处长就说胚！就你，还领头儿的明6？去跟你们头儿说，公安局的来了，来帮你们要钱来了。你们要听我们的，就把门打开，让我们的人进去谈，帮你们要钱。不信任我们也没关系，我们转身就走，你们自己看着办。”说罢，就点上一支烟，摆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架式。

小民工的脸紧张起来，忙关上门跑迸去请示。半晌，有个胡子花白的老头出来，见了毕副处长就赔笑脸儿，说小孩子不懂事儿，说我们就盼着人民警察给我们当家做主呢。又说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说我在村里还是党支部委员哩。毕副处长对这样的态度当然感到很满意，刚要再说什么，辛处长却已经一声不吭地从他身边挤过去，向工厂的大门里走去了。这样的莫明其妙的举动把毕副处长给弄愣了，他想小辛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一直有些反常。他正发呆，那老民工已经殷勤地往门里让他了。他也顾不上再多想什么，他知道，好几百窝火的民工正等他去安抚呢。

事后，毕副处长曾对人说，那天小辛处长是把事儿处理得非常漂亮的，漂亮得可以作为警察学校的案例教材。他大毕严格说一直不太服气这个研究生处长，可这回服了。但是，他当时不清楚辛处长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他一直在和民工们瞎扯，不知道小辛处长在厂办公楼里和那帮厂子领导们是如何谈的。他只看见，仅仅一个多小时，那楼里就传出消息，说三天之内发工资。然后，在民工们的欢呼里，辛处长走了出来，仍然面沉似水，仍然一声不吭。那一刻，大毕感叹道：“妈的，这小子还真有点儿门道。”

那天两位处长往外走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一个小民警在簇拥着处长们向外走的民工群中认出了自己的母亲。他当时就叫起来：“妈，您咋也在这儿？”他妈就说打工呗，还能干啥。”小民警就红着脸向领导们介绍自己的母亲。辛处长就站下，向老人问好。老太太有点儿受宠若惊，忙说对不起政府，给政府找麻烦了；说自己也是没办法，厂子不发工资家里揭不开锅。小民警听着急起来，说妈，您说这些干啥，您这就够丢人的了。”辛处长一听这话竟火了，突然地就爆发了，指着小民警的鼻子训斥说：“你这是什么话？你没孝敬好老人倒是老人给你丢人了？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那对母子都吓呆了，他却不再说什么，怒冲冲地走了。

在返回单位的路上，辛处仍然一直不作声。大毕只好没话儿找话儿说，大讲自己是怎么对那帮民工连蒙带唬的。毕副处长现在确确实实是经验丰富了，他说，这些民工们甭管表现得多冲动多激烈，其实他们是心里打着鼓的，他们和机场跑道旁边的村民不一样，村民们是“坐地炮”，生于斯长于斯，祖宗八辈都是当地人，他们啥都不怕。民工们不行。民工们出门在外，无依无靠，不把他们逼急了他们其实不会闹大事儿。毕副处长很精，他一边说一边瞄着辛处长的脸色，见这研究生面色不对，就停住不说了。小辛处长叹了口气，摘下眼镜擦了又擦，然后说你知道我对那帮厂长们是怎么说的吗？”大毕顿时来了精神，凑上来问：“你咋说的？咋说的？那么快就把那帮小子拿下了，你还真成。”辛处长戴上眼镜，眼前顿时又是一层雾气了。他那雾蒙蒙的眼睛看向车窗外，说：“我说，我爸爸就是个农民工，昨天去找老板要工钱，摔断了双腿，现在就在医院里。我说，你们谁不是农民出身，谁举一下手。我还说，你们他妈的不发工资，老子今天就不走了，我和民工一块儿跟你们玩命。”

话说完，小辛已经哽咽。

毕副处长愣住了，真的愣住了。他一点儿没想到文质彬彬的小辛处长竟也是个农家子弟。他看着小辛，不知说什么才好。小辛也不看他，只顾捂住脸，一动不动。车在没有尽头的车流中走着，窗外是一样的车水马龙。

许久，小辛处长抬起头来，很平静地问：“大毕，你说，我们读完小学读中学，然后又读大学。像我，还读研究生，可我们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呢？”

毕副处长默然。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给了辛处长。辛处长看他一眼，也不再问什么了。两个人点上烟，一声不吭地抽着。烟雾弥漫开来，把两个人给淹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