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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轰顶的闪电已经消失，屋内还游**着梦坠云空的残丝，杜聿明一个人呆在指挥所里，昏昏欲睡，醉眼迷离。
炮声与蛙声的交响，蘑菇与野花的叠合，餐桌与沙盘的对称，太阳与月亮的照应……杜聿明感到他失去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了；人世间给他留下的，是屋外那片刺耳的蝉鸣连同窗帘上晃动着的萎垂的柳条的阴影。
杜聿明已经记不起他是怎样放下话筒的了；他只记得，当时有一股力，强烈的对抗性的力，把他的情绪原封不动地弹了回去，从而逼迫他舒展眉头、高挂笑容，像一个报喜的传令兵那样，口齿清楚地向上峰传达了最高统帅的命令。
白崇禧当时也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靠在餐椅上，依旧是那副懒洋洋的神情：“那怎么行呢？夏季阅兵刚刚开始，就发生这种事情，国家大事还比不上耍把戏！再说万一有必要变动人事，也应该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呀，要不然军事委员会设什么三部八厅呢……”
徐庭瑶显然被重庆的命令激怒了；他猛地站起身来，蠕动着嘴唇，久久说不出一句话。几分钟以后，他离开座位，径直走到衣架下面，取了军帽，挎上图囊，然后朝着门外走去。直到杜聿明红着眼眶叫了一声“徐教育长”，他才停步，回过头来：
“我到重庆见委员长去！”
“那也好，你稍等一下。”白崇禧向徐庭瑶招招手，“我写一封信，你带呈委座，请他千万收回成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呵！”
徐庭瑶走了。戴安澜送他去全州还没有回来。白崇禧正在隔壁午睡，不时传来轻微的鼾声。只有杜聿明原地未动，坐在方形餐桌的侧旁，托着圆圆的脸腮，远远地望着那部电话机发愣。
电话是军令部打来的。
杜聿明突然想起，去年保卫武汉战役之前，他也像今天这样，直接收到过军令部的电话。电话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开始，军令部有一个想法，就是把第二百师放在武昌小洪山背后，作狙击日军用，希望该师做好准备，待命出发。
杜聿明回话说：“战车作战有生地和死地的讲究。如果将国家仅有的战车，用于崇山峻岭之间，势必要造成机械化部队全军覆没的危险，请考虑另选使用地区。”
军令部的话筒“砰”地一声放下了。
事过不久，杜聿明听徐庭瑶说，军事委员会在重庆召开的最高国防会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当着蒋介石和何应钦的面，拍了桌子：
“国家建设机械化部队，花了多少钞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嘛。此处不能用，彼处不能用，究竟有何用？”
于是，一年以后，第五军演习指挥所里“吱吱”的电话铃声，应该是军令部上次电话的回响。这样想时，杜聿明似乎在茫茫的雾都，找到了匕首一般的电线杆，看见了绞绳一般的电话线，只要能够推倒，只要能够割断，他愿意豁出命来干！
杜聿明从腮边放下双手，轻轻摇了摇头。事情是明摆着的：打电话的是军令部，下命令的却是蒋介石啊。
壁头高挂着这位国民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和军用地图一样，杜聿明走到哪里，就把照片挂到哪里，当过他的副官的人都晓得，这已经成了他的生活习惯。国民党文武百官中，趋炎附势者有，慑于**威者有，但是杜聿明不同，为了对蒋介石的爱，他险些丢了性命。
那是宁汉分裂时期的事情。“四·一二”事变之后，武汉各革命团体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在此起彼伏的“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声中，杜聿明蜷缩在会场角落，以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学兵团第三连连长的身份，煽动他的士兵陆续退场。结果，当他自己回到学兵团驻地南湖的时候，却被恭候在那里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囚车带走了。
杜聿明在牢房里心神不定地呆了两个多月，就在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已经打到离武昌城只有三十里的纸坊镇那天，他的一个部下混进监狱对他说：“明天早晨将要处决全部犯人。”当天傍晚，杜聿明果然领到一份有酒有肉的“死饭”。再不逃跑就完啦！他慌忙拿过部下送来的螺丝刀，把铁窗上的一根栅栏上下凿空，取下栅栏。纵身跃上窗户，轻轻探出头去：窗外是一块荒土，窗户距离地面充其量只有三米，但是，墙根下面有一个岗哨，横挎着步枪，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杜聿明松手滑下身子，瘫倒在床沿，发出绝望的呻吟。三更时分，他突然听见一种类似虎啸的声音，惊恐之中，回首铁窗，只见方才还是繁星闪烁的夏夜，瞬间就变作泼墨如洗的云空。啊，那是雷鸣！尽管来自远山，而且十分低沉。
杜聿明慌忙翻身下床，对着窗外，打拱作揖，然后退了一步，双腿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国父啊国父，倘若先生有在天之灵，务请保佑我一场倾盆大雨！”
雷声由远而近，愈来愈响，不一会儿，果然是雷鸣电闪，暴风骤雨。杜聿明喜出望外，翻出铁窗，跳下高墙，踉踉跄跄直奔汉口，在部下家中小住数日，侦知缉逃之风已过，便化装成商人模样，离汉赴宁，顺水而去……
十多年的事情了。杜聿明痛定思痛，追昔抚今，忍不住一阵寒心！是江水冰凉的浪花，冲垮了他的堤岸，还是蒋介石冷酷的目光，正对着他的眼睛？杜聿明凝望着墙上的照片，恍惚间似乎听见一个浙江人的声音。
邱清泉进来了，风尘仆仆的，脚步踏得很重，但是语调放得很轻：“军座，我这是第三声报告啦！”
杜聿明微微一愣，稍稍欠了欠身子，伸手请邱清泉在自己对面入座：“邱师长不在阵地上准备准备，现在回来做什么？等一会校阅第二十二师，白部长也要去的。”
邱清泉若无其事地说：“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此项请军座尽管放心。就是关于演习的时间，我想有必要推迟几日，不知道军座有什么指示？”
杜聿明大吃一惊：“为什么？”
邱清泉淡淡一笑：“我想等等俞济时。”
杜聿明铁青的脸上，刹时升起几丝红晕。他第一次在部下面前，陷入了惊惶万状的窘境。他想用语调恢复昔日的气息，但是嗓门怎么也提不上去，于是，他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着的：“怎么，你也知道了！”
邱清泉耸耸肩，随即叹了口气：“天都塌下来了，还能不晓得么。其实呀，徐教育长回重庆顶什么用，何部长不是就在重庆么。现在第五军五万将士的眼睛都盯着你，你可要拿个主意出来呵，军座！”
杜聿明垂下眼皮，半晌说不出话来。不知怎的，看见邱清泉不断晃动的皮靴，他仿佛看见俞济时慢慢走来的影子；然而，也许正因为如此，只要邱清泉能够转过身去，替他狠狠踢上一脚，他便立刻可以打破僵局，获得一块长着青草的狭长的余地。
“雨庵兄！”杜聿明破天荒地称呼着邱清泉的字，悲哀的声音里带有乞求的语气，“你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邱清泉正襟危坐，挥动着有些像拍西瓜的手势：“其实好办得很——俞济时上任之日，第五军演习开始。在这之前，要把委员长请到，白部长不是已经来了吗？再把何部长和徐部长请来，让他们坐在校阅台上，睁眼看看俞济时究竟是什么东西！下来就好办了，论资历，你们都是黄埔一期的；论本事，俞济时连装甲车的枪眼都不晓得在哪里……他凭什么当第五军军长呢？只有一个理由了：他是委员长的外甥！委员长会自讨没趣么？不会的，绝对不会的。这样要不了几日，事情就会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邱清泉呷了一口茶，望着杜聿明额头正在消失的皱纹，他的眼角升起一丝诡谲的笑意：“至于军座，为了摆脱现在的处境，最好的办法就是回避，远远地回避。如果军座愿意，不妨脱掉这身黄马褂，开辆吉普到漓江边上钓鱼去！”
杜聿明的皱纹完全消失了。他的眼前，出现了这样清晰的情景：俞济时以他毫无号召力的指挥，被蒋介石一脚踢下校阅台，他以他擅离职守的过错，被蒋介石一鞭赶下河水里去，而那件佩戴着银白色领章的军服，则不偏不倚地落到蒋介石的这位同乡身上。
杜聿明朝邱清泉点点头，眼神里既有无情的奚落，也有由衷的感激。是的，正是这个“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阴谋，帮助他在一团乱麻之中，抽出了一根金丝。这根金丝将把他捆绑在他的钢铁座椅上，他将不摇不晃地坐在指挥所里，哪儿也不去，什么也不想。
邱清泉的手臂收了回来，却不知道放在哪里，在胸前摆动了几下，很快朝另一个方向挥去。杜聿明扭头看时，戴安澜回来了。
“见到郑副军长了吗？”杜聿明问。
“见到了。”戴安澜擦着汗水，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
信是留守在军部的第五军副军长兼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写来的：
光亭吾兄：
据悉：俞济时所派数名幕僚和情报人员，已由重庆潜抵全州。有迹象表明，他们此行是来窥探吾兄动向的。由此可知，吾兄若不走，俞氏便不敢来。事既如此，依弟之见，吾兄万万不可离开兴安，不可中断演习，以免让他们钻了空子。
弟 桂庭 叩上
杜聿明看见那工整的字迹，仿佛看见郑洞国敦厚的模样，善良的心地。自从古北口抗战认识以来，随着了解的加深，他和他的这位黄埔一期同学、中央军校高教班同学，建立着最充分的信任，最深厚的友情。手上的这封信，杜聿明便把它看作是信任与友情的象征。他的心里，鼓**着股股暖流，冲走了压在背上的磨盘，也冲走了压在心上的石头。
杜聿明离开座位，缓步走到戴安澜面前，握了握手，然后又缓步走到邱清泉面前，拍了拍肩：
“邱师长的好意，我领受了。我个人的去留，这是小事演习有关国家安危，这是大事，所以断然不可因小失大。今天下午的校阅，照常进行，两点四十五分，准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