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骨头和硬骨头

一九四二年开春以后，李六芳比以前更忙了。他整天骑着自行车到处跑。不是进据点，就是去汾阳，去交城。有时半月二十天都不回来。这一来，胡兰去金香家的次数自然少了。奶奶也就不再整天为这事生闲气了。不过胡兰并没有遵守奶奶的那一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还像过去一样，每天一有空闲，总要到村里去串串门。去玉莲家，去石三槐家，去续根婶婶家……一句话：抗日干部常去哪里，她就往哪里跑。

这期间，村里情况也比以前有了好转。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仍然是敌人的天下，一切伪组织——什么自卫团呀，护路队呀，情报员呀……都有。实际上，这一切全是聋子的耳朵——样子货。暗地里政权还是在抗日干部们手里掌握着，抗日政府的一些政策法令，又能行得通了；公粮、军鞋又照样往山里送了；区里、县里的干部们，白天偶尔也露面了——他们都穿着便衣，胸前也都戴着“良民证”。不认识的人见了，还当是老百姓哩！

这期间，据点里的敌人、汉奸虽然断不了到村里来清查户口，可是什么破绽也没查出来。这么着平平静静过了几个月，村里没出一点漏子。

后来，敌人在路上逮捕了抗日队伍中的一个软骨头，可就坏事了，差点出了大乱子。这件事给胡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事情发生在这年夏收时候……

晋中平川的妇女们，平素一般都不参加田间劳动。特别是年轻妇女，不要说下地干活，偶尔到地里走走，街上人都笑话哩。按照这里的乡俗，只有夏收时期例外。每年一到麦子开了镰，除了地主老财家，普通人家的一些大闺女小媳妇，都扑到地里了。不过她们并不是参加收割，而是在收割过的地里拾麦子，赚点体己。粜了麦子的钱，愿买衣服首饰哩，还是愿买吃吃喝喝哩，任其自便，老人们一概不管。这也是老乡俗了。

胡兰最喜欢过夏天。夏天不只能拾麦子赚点零花钱，买些手绢、袜子、香胰子等日用品，而且可以自自由由在地里到处跑——小时候她倒是常到地里去，这二年不行了。奶奶把她完全当大闺女管教，平素根本不让出村。连给爷爷他们送水的差使，也交给了爱兰。这一来，去地里的机会就只有拾麦子这个时期了。

今年麦子长得不错，开镰也早。每天胡兰都是早早吃完饭，就和妹妹上地了。有时也和金香、玉莲她们结伴上地。有天天气非常热，拾到半晌午，爱兰热得受不了，就和金香、玉莲先回去了。

胡兰又拾了一阵，看看太阳已经偏西，这才赶忙背起麦子往回返。走到半路上，迎头碰上玉莲慌慌张张跑来了。她一见胡兰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胡兰子，坏了。金香妈叫狗咬啦……不是老百姓的狗，是日本鬼子的洋狗，咬得可厉害哩！是阎正引着日本狗来咬的……”

胡兰不由得吃了一惊，她忙拉住玉莲问道：

“到底是怎回事？”

“你回村去就知道了。我二哥让我叫张大爷去哩！”玉莲边说边摔脱手跑了。

胡兰急忙向村里跑去，一路上不住地胡猜乱想。她真弄不明白，怎么阎正会领上日本洋狗咬李薏芳呢？前天晌午，她和玉莲去叫金香拾麦子的时候，在金香家见过这个人，是个二十多岁的后生，能说会道，样子长得很精干。她们去的时候，正好区农救秘书老韩也在那里。这后生一边吃饭，一边和老韩说话。说的全是根据地打日本鬼子、闹生产的一些新鲜事，她们听得都入迷了，差点忘了拾麦子。后来她们到了地里，才听金香说这人叫阎正，是县政府的交通员，来给老韩送文件的。唉！怎么这人能干出这号事来呢？难道他是汉奸？

胡兰越想越糊涂。当她走回村里的时候，只见街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是在议论这件事。她一言半语听了几句，仍然闹不清前因后果。远远看见井台前围着一群人，有的端着饭碗，有的提着空水罐、拿着镰刀——看样子是刚从地里收工回来的。村公所公人石五则站在台阶上，挥舞着手，好像演说一样。

胡兰走过去，只听石五则说道：

“……我听着汽车响，走出门一看，来了一汽车‘皇军’，看样子是从城里来的。带着一只洋狗，还捆着个后生。我就知道里边有文章。我忙叫三槐、生根他们去支应。抽身子出来就去通知给咱的人。老韩问我捆着的那个后生什么穿戴，什么长相。我一说，老韩吃了一惊，他说：‘准是阎正这家伙叛变啦。’他让我赶快通知金香家的人躲开……”

“你通知了没有？”有人插嘴问道。

“当然通知了。金香妈正在院里洗衣服哩！坏就坏在那堆衣服上啦！”

石五则好像故意卖关子，只顾点火抽烟，不往下说了。人们催了几次，他才接着说道：

“后来等我领着日本鬼子去的时候，金香妈早躲上走了。我只说这可没事啦，嗨！谁知人家在那一堆没洗的衣服里挑出件小布衫来，让洋狗闻了闻。洋狗转身就跑，一直就把日本鬼子引到了刘玉成家院里。就出下这乱子了。真他娘的，想都没想到。”

胡兰听他说完，还是没弄清金香妈究竟怎了。她正想问问身旁的陈树荣大爷，只听陈大爷向石五则问道：

“后来呢？后来怎啦？”

石五则见众人眼睁睁地望着他，他抽了一袋烟，这才告诉大家说：敌人到了刘玉成家，恰好金香妈在那里，正在和刘玉成的媳妇、邻居马儿嫂几个妇女做针线活。洋狗一进屋，各处闻了闻，一口就叨住了金香妈的衣服。于是敌人就开始审问她，要她说出老韩在哪儿？敌人没问下个结果，后来就拉进那个被捆着的后生和她对质。那后生说他是县政府通讯员，前天来给老韩送文件，在她家见到老韩，并且还在她家吃了饭。他说他是前天黑夜过“汽路”被俘的。他劝金香妈说：“事情已经包不住了，你就说了实话吧！要不，我活不成，你也活不成！”金香妈一口咬定根本没这回事。近二年来，她连老韩的影子也没见过。敌人审问了半天，她也没松口。后来敌人就让洋狗咬她，咬一阵，问一阵，咬得她满炕打滚。鲜血把炕上的白毡子都染红了，但她始终就是那两句话。这样一直折腾到半晌午，敌人看看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就走了。等敌人走了之后，他们才把金香妈抬回家去。

陈大爷听石五则说完，忍不住喊道：

“好样的，像个云周西的人！”

别的人们也连声赞叹着，逐渐走散了。

胡兰听了李薏芳的这场遭遇，心里又难过，又高兴，又焦急，简直说不来是什么滋味。她匆匆跑回了家里，只见爷爷他们早已收工回来了。他们一边吃饭，一边也在谈论这件事情。有的骂阎正，有的称赞李薏芳。奶奶则不管谁是谁非，一见胡兰的面就絮叨开了：

“以前不让你去那地方，你还噘嘴哩。你看看悬不悬？万一要碰到浪里，不翻船也得惊吓一场。唉，这种年月，这种世道，公家的事还是少沾染点吧！遇上个节骨眼，就是个过不去，后悔都来不及了。”

奶奶的后半截话，显然是说给大爷听的。大爷皱了皱眉头，没答腔。胡兰也没有吱声。她急着要去看望李薏芳，匆匆忙忙吃完饭，搁下碗就往外走。奶奶连忙喊住问道：

“你急着要去哪儿？”

“我去看看树旺嫂。”胡兰直截了当告诉了她。

这一下引得奶奶又叨叨开了：“人家是躲着是非走，你是专往是非窝里扑哩。刚才说甚来？你聋了？”

胡兰一本正经地说道：“奶奶，平素常去人家，如今眼看着人家遭下难了，还能躲着不去看望看望？情理上也说不过去呀！”

奶奶觉得孙女儿说得也有点道理，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

“看看就回来。”

胡兰应了一声，转身就跑到金香家。金香家上房里有好几个人。李薏芳昏昏沉沉地躺在炕上，身上盖着块白被单，被单上沾满了血水和汗水。她披头散发，在枕头上滚来滚去，不住声地哭喊：

“哎呀呀，我不知道，我甚也不知道……呀，呀……咬死我也不知道呀……”

屋里很闷热，有的摇着扇子给她扇凉，有的人在说着安慰的话，说是石三槐和金香哥哥已经到下曲请医生去了，很快就回来。金香趴在她妈身旁，哭得像泪人一样，嗓子都哭哑了。

胡兰看到这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紧紧抓住李薏芳的手，眼里充满了泪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刘树旺蹲在椅子上，悠悠闲闲地扇着蒲扇抽着烟，好像个没事人一样。他听着李薏芳又哭又喊，不耐烦地说道：

“咬住牙关忍着点么！咳！没一点骨头。蚂蚱掉了条大腿还照样欢蹦乱跳哩！狗咬了几口，有啥要紧！”

谁也没有理他。他说完就拍打着蒲扇出去了。

李薏芳哭喊了一阵，后来慢慢入睡了。人们怕惊醒她，陆续都走了。胡兰又陪着金香坐了一会儿，劝得金香不哭了，这才轻手轻脚走了出来。

到了院里，只见刘树旺蹲在院里阴凉下，一手把着个酒壶，一手拿着块豆腐干正自斟自饮；长工张大爷正在炉灶前忙着烧火和面。看样子金香全家都没顾上吃午饭哩。胡兰见张大爷一个人忙不过来，二话没说，挽起袖子就帮他动弹开了。他们一面做饭，一面谈起了李薏芳遇难的事。张大爷忍不住向胡兰说道：

“你是没看见伤，咬得真厉害！腿上的骨头都露出来了。算得上是个硬骨头！”

刘树旺接嘴说道：“只能说没下软蛋！哭哭喊喊算啥硬骨头哩！你看看过去那些英雄好汉们，那才是真正的硬骨头哩！”

接着他就说开那些“英雄好汉”的故事了。他说从前这一带有个好汉，身上连一个钱也没带，就到一家大宝局去赌博。他把腿往宝盒跟前一伸道：“我押上这条腿！”这就是说输了你砍我这条腿；赢了我砍你的腿。开赌场的也不是省油的灯盏，一见他来这一手，立时几个人扑上去按倒，用烟袋、铁尺浑身乱打，差点把半个身子都打烂了。可那好汉连哼都没哼一声。后来开宝局的头家说：“你叫我声爷，我就饶了你！”那好汉说：“你叫我声爷，我就翻过身来让你打这半边！”

刘树旺说完，赞美道：

“你看人家那骨头多硬！”

胡兰惊异地蹬着两只大眼问道：“他为什么让那些人那样打？”

刘树旺随口说道：“为什么？意思大啦！这一下就创开牌子了：

输下钱没人敢要，赢了钱非给不行。头家也得奉承他哩！走到哪里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好不威风。喏！”他摇了摇小酒壶，随即向上房喊道：“金香打点酒去！”

胡兰忙说道：“金香照护病人哩！树旺哥，你就少喝点吧。”

刘树旺站起身来说：“喝不足不过瘾。唉，死的没人啦。”说完提着酒壶走出去了。胡兰扭头向张大爷问道：

“真有那样的硬骨头吗？”

张大爷想了想说道：“难说，也许有。其实，比这号人骨头硬的也有。那天，老韩讲过个硬骨头。他说信贤村有个庄户人叫武艾年，是个共产党。共产党里这种硬骨头多哩！那年闹红军……”

“你说那个姓武的怎回事吧？”

“听老韩说，日本鬼子在信贤扎下据点以后，在这个姓武的家里搜出一份共产党的文件来，立时就把他五花大绑起来，拉到日本‘红部’。日本太君亲自给他松了绑，敬烟敬茶，封官许愿，要他供出村里的共产党的组织，村里谁们是共产党？他一句话也没说。日本鬼子火了，当场就给他上刑，内五刑外五刑全使上了。死过去好几次，可他就是咬着牙不开口，后来日本鬼子就用铁条撬开他的嘴，用老虎钳子拔他的牙，拔一颗，问一阵，要他说话，他还是不言声。结果把满嘴的牙全拔完，可他从头到尾，至死都没有吐一个字。”

胡兰忍不住赞叹道：“哦！这才是真正的硬骨头哩！这比树旺哥说的那人要硬得多。”

张大爷说道：“那当然。金香爹说的那号人，也算硬骨头。不过这两种人不能比。那是闯光棍的流氓，为了甚？为了白吃白喝，指着肉身子讹诈，根本就算不上什么英雄。不要说和那个姓武的比，就是比起我们内掌柜的来也差远了。你说哩？”

胡兰点了点头，没吱声。她知道张大爷说的“内掌柜的”就是指李薏芳。她从李薏芳身上，不由得想到阎正，后来又想起了韩华。韩华也是县政府的交通员，是个闷声不响的年轻后生，以前常到云周西来。今年春天，有次从山上下来送文件，走到离云周西七里的北贤村，和一伙敌人遭遇了。敌人围住要搜查他。韩华怕文件落在敌人手里，猛然抽出手枪打倒一个敌人，拔腿就跑。敌人随后就追。他一气跑到个老坟茔里，边和敌人战斗，边点火把文件烧毁。后来眼看着敌人从四面包围过来，敌人叫喊着要活捉他。于是他就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了。胡兰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曾经感动得哭过，她真敬佩这个交通员。她只当交通员个个都是好样的，可谁知这回恰碰了个软骨头！胡兰想着想着，忽然向张大爷问道：

“阎正那么个后生，那天在这里和老韩说话，你也听见来，打日本鬼子闹革命的道理，他全能说出来，怎么会办这号事呢？”

张大爷道：“古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唉，说空话谁也会。烈火才见真金哩！”

“怎么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群众把所有脱产的抗日人员，均称为“八路军”。里也出这种人？”

“俗话说：最干净的米里，也难免杂着几颗谷子哩！”

胡兰和张大爷说说道道，不知不觉把饭做好了。她又替换金香照看了一会李薏芳。等金香吃过饭，她才回到家里。

这天下午，胡兰没有上地拾麦子。她一回去，就坐在院里，用棒锤打开她的麦子了。奶奶要她拾完一起打，她不听；妈妈劝她明天中午晒晒再打，她也不听。谁也不知她急着打麦子要做甚。因为这是她拾的麦子，大人们只是说了说也就不管了。

第二天，早饭后，胡兰包了一包麦子，到村里去换了十来个鸡蛋，然后就用手巾提着去了金香家。

李薏芳已经清醒过来了。她靠着一叠被子，半躺半卧在炕上。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全身扎满了绷带。胡兰一看就知道是医生来过了。

李薏芳看见胡兰，显得很高兴，说：

“哎，胡兰子，总算又见到你了。”她见胡兰子提来一手巾鸡蛋，忙又说：“拿那来作甚呀，我这里有的是。”

金香忙揭开一个竹篮上面盖的手巾，只见里边全是吃的东西，有鸡蛋，有挂面，有点心。金香告胡兰说，这都是抗日干部和邻居们送来的。她要胡兰把鸡蛋拿回去，胡兰说：“各人是各人的心嘛！”

“那就留下吧。”李薏芳说了这么一句。随即又感慨地说道：“唉，真没想到，众人这么侍承我。我也活得像个人了。”

她好像存着一肚子话，再也憋不住了。接着就向胡兰倾诉开了：她说她是个苦命人。五岁上死了母亲，九岁上死了父亲。十六岁就嫁给南庄一家姓武的。丈夫是个败家子，先学会抽大烟，后学会吸料面，三下五除二，把一份家当踢蹋了个净光。卖完房子卖完地，然后就卖老婆，半斤大烟土就把她卖给了刘树旺。这一下，母女俩就算跌到火坑里了。刘树旺是打老婆的能手(据说前一个老婆就是被他折磨死的)。他打老婆简直像衙门里拷打犯人一样，皮鞭子，铁棍子，水蘸麻绳……调着样的使用。一年四季，她身上就没断过青伤紫伤。那时候，她挨了打也没个申诉处，只能背地里抱着女儿哭泣。要不是留不下金香，她早寻死上吊了。自从抗日政府成立以后，提倡男女平等，刘树旺就不敢那么公开行凶了。特别是后来抗日干部们常到她家来，刘树旺就更不敢欺侮她母女俩了。她觉得这些抗日干部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因此抗日干部一来，她总是从心眼里感到喜欢……

正说之间，马儿嫂看望李薏芳来了。她问了问伤情，又问吃饭怎么样，还不住嘴地称赞李薏芳。最后她问道：

“啧啧啧，你怎么能忍住哇？当时痛不痛呀？”

李薏芳苦笑了一声说：“都是人生父母养，又不是生铁铸下的，怎能不痛。”

“要换个别人，可真要下软蛋了。你可真硬！”

“我是受了软骨头的害，我要再当了软骨头，还不知道连累多少人受害哩。”李薏芳十分激动地说道，“当时我横了心啦，要死要活就这条命，反正从我这儿卡住就完了。”

马儿嫂听着，不住地点头称赞。

胡兰听了也很感动，她真没想到，她这个本家嫂嫂还有这么点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