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回到旅馆房间里，我把一沓两头翘起来的传真纸摊开放在**。他们显然把整个案卷都传过来了，前前后后一共三十六页。有几张纸上只写着几行字，但大多数都密密麻麻的满是信息。
翻看案卷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情况与我当警察的那段时间真是天差地别。我们那会儿连复印机都没有，更别说传真了。假如我想看玛丽·戈特斯坎德的案卷，就必须长途跋涉去一趟皇后区，在警察局里从头看到尾，而某个焦急的警察会在背后盯着你，没完没了地催你快一点儿。
现如今你只需要把所有东西都塞进传真机，它就会像变魔术似的在另一头冒出来，无论这个另一头在五英里还是十英里以外，甚至在世界的另一头也一样。档案原件根本没离开过保管它的那间办公室，也没有未经授权的人士偷偷溜进去翻阅，因此谁也不需要担心被指控泄露机密。
而我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好好琢磨戈特斯坎德的案卷。
我也需要充足的时间，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自打我从警校毕业以来，有一点始终没改变过，那就是查案所牵涉的文书工作量。不管你是哪一种警察，做事的时间都必定少于你为你做的事情建立纸面记录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当然是一般性的官样文章，有一部分的出发点是帮自己擦屁股，但大部分恐怕都是避无可避的。警务工作需要齐心协力，即便是最简单的调查，也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贡献力量。所有人都必须把工作内容写下来，然后才会有人站到高处一揽全局，搞清楚这些线索加起来能推出什么结论。
我先整体读了一遍，等读完，我又回过头抽出几张纸仔细读了第二遍。刚读不久，我就意识到了一点，那就是戈特斯坎德的绑架案与弗朗辛在布鲁克林被绑架的过程出奇地相似。我列出以下相似之处：
两个女人都在商业街道上被绑架。
两个女人都把车停在附近，然后步行前往购物地点。
两个女人都是被一对绑匪掳走的。
两个案件中，目击者都说两名绑匪身高体重接近，衣着相同。绑架戈特斯坎德的犯人穿卡其色的裤子和海军蓝的风衣。
两个女人都被货车带走。多名目击者称伍德黑文案件中的绑匪使用的是一辆浅蓝色厢型货车。一名目击者确定地说是一辆福特，并且提供了部分车牌号码，但警方没能查到任何线索。
数名目击者均称货车车身上写着一家家电公司的名称。有人说是P&J家电，有人说是B&J家电，拼写方法众说纷纭。第二行写的是“销售与维修”。底下没有地址，但目击者说有个电话号码，但没人说得上来具体是什么。警方对此做了细致的调查，但未能将这辆车与该区内数不胜数的家电销售与维修公司的车辆联系起来，结论似乎倾向于公司名称和车牌号一样，也是伪造的。
玛丽·戈特斯坎德二十八岁，是纽约市多所小学的代课教师。包括被绑架的那天在内，她连续三天在里奇伍德替一名四年级的老师上课。她与弗朗辛·库利身高相仿，体重也只差几磅，但她是金发和浅肤色，而弗朗辛是黑发和橄榄色皮肤。案卷里只有在森林公园弃尸现场拍摄的照片，但熟人的证词表明人们认为她很有吸引力。
两起案件的不同之处也不少。玛丽·戈特斯坎德没结过婚。她以前代课的时候认识了一名男教师，和此人约会过几次，但两人的关系似乎并不认真，而且她遇害时，他的不在场证明也无懈可击。
玛丽住在父母家。她父亲曾经是一名水暖工，有一份因公受伤的伤残退休金，在家经营一家小型邮购公司。她母亲帮他打理生意，同时在附近的几家公司兼职当会计。玛丽和父母双方与毒品亚文化都没有明显的联系。他们也不是阿拉伯人或者腓尼基人。
尸检报告自然非常详细，而且有很多东西值得报告。死亡由胸部与腹部的多处刀伤所致，其中有数处本身就足以致命。有多次性侵的证据。法医检验证明，凶器至少有两把，推测两者有可能都是厨刀，一把的刀刃比另一把更长更宽。对精液的分析表明犯人至少有两名。
除了刀伤，**的尸体还显示出多处瘀青，表明受害者曾遭受殴打。
阅读案卷害得我麻木和抑郁。这位女士的伤情报告描述了她的最后时刻，我的心智实在不想接受这一切。案卷里的其他内容，尤其是对父母和同事的访谈，描绘了玛丽·戈特斯坎德在世时的生活，而尸检报告劫走这个活生生的人，把她变成一堆遭受了可怖凌虐的死肉。
我坐在那儿，刚刚读完的东西让我感觉失魂落魄加筋疲力尽，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所以你去哪儿了，马特？”
“你好，TJ。”
“过得好吗？你可真难找。从早到晚不在家，去这儿去那儿，做这个做那个。”
“我收到你的留言了，但你没留电话号码。”
“我没电话号码。我要是毒贩子，也许会有个寻呼机。你难道希望我去贩毒？”
“你要是毒贩子，就应该用手机了。”
“那还用说？给自己整辆长长的车，车上就有电话，而我坐在车里，想我长长的念头，做我长长的事情。哥们儿，我必须再说一遍，你可真难找。”
“你难道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我只收到一条口信。”
“嗯，你看，我没有浪费硬币的习惯。”
“这话什么意思？”
“嗯，你看，我把你的电话搞明白了。有点儿像自动答录机，铃响三四声以后替你接电话，就那玩意儿。而前台那位老兄，他总是等你的电话铃响四声后再切进来。你那儿只有一个房间，所以用不着铃响三声你就能走到电话跟前，除非你在卫生间还是哪儿。”
“所以你等铃响三声就挂电话。”
“而我的两毛五就回来了。除非我想留言，但我已经留过一次了，为什么要再留呢？你回到家里，发现有厚厚一沓口信，你会心想：‘这个TJ，他肯定是撬了停车收费器，装了一口袋硬币，多得没处花了。’”
我哈哈一笑。
“所以你在工作？”
“事实上，你猜对了。”
“大活儿？”
“相当大。”
“能给TJ分点儿汤吗？”
“目前我还没看到。”
“老兄，你看得不够仔细！肯定有什么我能做的，否则我给你打电话用掉的角子岂不是打水漂儿了。什么样的活儿？不会是要挑战黑手党吧？”
“恐怕不是。”
“很高兴你这么说，因为那帮人坏得很哪，老哥。你看过《好家伙》吗？哥们儿，他们太脏了。哦，该死，我的两毛五要用完了。”
一个录音插进来，说接下来的电话费为每分钟五分钱。
我说：“把号码给我，我打给你。”
“不行。”
“你正在打的这个电话。”
“不行，”他重复道，“上面没号码。电话公司去掉了投币电话上的号码，不让人们等电话打进来。没事，我有零钱。”他投了一枚硬币，电话叮的一声响。“毒贩霸占了一些投币电话，上面有没有标号码无所谓，他们反正都知道。所以生意还是一样做，但要是你这样的人想打给我这样的人，就再也做不到了。”
“真是个了不起的系统。”
“一个字，酷。不过咱们还在说话，对吧？没人能不让咱做咱想做的事。他们只是逼着咱想办法。”
“比方说再投一枚硬币。”
“说得好，马特。我正在用我的办法。所以这才叫想办法嘛。”
“明天你会在哪儿？”
“会在哪儿？呃，我不知道。也许我会跳上协和飞机去巴黎。我还没决定呢。”我忽然想到，他可以拿我的机票去爱尔兰，但这小子恐怕不会有护照。再说爱尔兰恐怕也没有准备好接待他，他对爱尔兰也一样。“会在哪儿呢？”他沮丧地说，“我会在堕落街[1]，否则还能去哪儿呢？”
“我觉得咱们也许可以吃个饭。”
“几点？”
“呃，我不确定。十二点左右，或者十二点半？”
“到底几点？”
“十二点半。”
“白天的十二点半还是夜里？”
“白天。咱们吃午饭。”
“没人规定你非得在白天或者夜里几点吃午饭不可，”他说，“我来旅馆找你？”
“不，”我说，“因为我有可能会放你鸽子，到时候也没办法通知你。所以我不想让你白跑一趟。你说个堕落街的地方，要是到时候我没出现，咱们就回头再约。”
“酷，”他说，“知道那家街机厅吗？四十二街靠上城区那一头，离第八大道差两三个门洞？有家店的橱窗里摆满了弹簧刀，哥们儿，我都不知道他们靠什么过日子——”
“要买就买一整套。”
“对，用来测智商。什么，你没法把一套拼起来？那就回去上一年级吧。你知道我说的是哪家店吧？”
“当然。”
“旁边有个地铁出口，下楼梯前能看见一道门，往里走就是街机厅。知道地方吗？”
“我觉得我能找到。”
“那就十二点半？”
“咱们约好了，凯子。”
“嘿，”他说，“知道吗？你有长进呃。”
和TJ打完电话，我感觉好多了。他总是能让我的心情好起来。我记下我们约了吃午饭，然后再次拿起戈特斯坎德的案卷。
是同一伙凶犯。肯定是。犯罪手法太像了，不可能是巧合，这似乎是在排练他们对弗朗辛·库利犯下的更凶残的罪行。
但两次犯罪之间呢？他们在冬眠，潜伏了一年？
似乎不可能。性暴力——连续强奸，凌虐杀人——是会上瘾的，就像某种强效药物，能把你从自我的囚笼里释放出来，享受片刻的自由。杀死玛丽·戈特斯坎德的犯人实施了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绑架，但隔了一年才实施第二次，犯罪过程只有微小的区别，却多了一个借此牟利的动机。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
会不会还发生了其他绑架案，但没人把这些案件与戈特斯坎德案联系在一起？有可能。纽约五大区的凶杀案现在每天超过七起，其中大部分都没怎么引来媒体的关注。然而，假如你当着一群目击者的面当街绑架女人，这种事肯定会上报纸。假如已经有了一起尚未办结的类似案件，那你肯定会听到消息。你肯定会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但另一方面，弗朗辛·库利也是当着目击者的面在街上被掳走的，然而无论是媒体还是112分局对此都一无所知。
也许他们真的潜伏了一年。也许这一整年或一年中的几个月，他们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进了监狱，强奸和杀人的癖好说不定导致他们犯下了更严重的罪行，比方说开空头支票。
也可能他们一直在活动，但活动的方式没有引来任何关注。
不管是因为前者还是后者，现在我都知道了一件先前只是有所怀疑的事情。他们做过这种事，不是为了牟利，而是为了享乐。这样一来，找不到他们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危险性也水涨船高。
因为他们还会作案。
[1] 纽约市曼哈顿四十二街的昵称，有时又称为红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