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去圣保罗教堂参加八点半的戒酒会活动。过去的路上，我忽然想到也许会在那儿遇到彼得·库利，但他没有出现。散会后我帮忙收拾椅子，然后和一伙人去火焰咖啡馆喝咖啡。我没待太久，因为十一点我要去西七十二街的普根夜总会，那是“丹尼男孩”贝尔从晚间九点到凌晨四点通常会待的两个地方之一。一天其余的时间里，没人知道能在哪个确定的地方找到他。
他的另一个窝在阿姆斯特丹大道上，是一家名叫“鹅妈妈”的爵士乐俱乐部。普根离我比较近，所以我先去那儿看看。“丹尼男孩”占据了最里面他习惯坐的那张酒桌，和一个肤色很深的黑人聊得正起劲。这个黑人长着尖下巴和圆鼻子，戴镜片反光的弧形蛤蟆镜，穿粉蓝色的正装，肩部宽得出奇，无论是上帝还是黄金健身房都不可能让一个人长出这样的肩膀。一顶可可棕色的草帽斜扣在他头顶上，帽带是火烈鸟的那种粉色。
我在吧台要了杯可乐，等他和“丹尼男孩”谈完事情。过了五分钟左右，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拍拍“丹尼男孩”的肩膀，愉快地哈哈一笑，走向临街的大门。我转身去拿吧台上找回的零钱，然而等我再转过来时，他的座位上已经换上了一个谢顶的白人，这人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肚子都快把衬衫前襟顶破了。他叫齐利格·沃尔夫，拥有两个停车场，是赛事赌博的庄家。多年前我以蓄意伤人罪逮捕过他一次，但受害者后来决定不提起指控。
等沃尔夫离开后，我拿着我的第二杯可乐过去坐下。“晚上这么忙？”我说。
“别说了，”“丹尼男孩”说，“取个号码等着吧，我这儿都快变成扎巴尔[1]了。很高兴见到你，马特。我早就看见你了，但我必须耐住性子等沃尔夫唠叨完。你应该认识齐利格吧？”
“当然，但前面那位老兄我不认识。他是黑人联合大学的筹款主任，对不对？”
“浪费头脑是犯罪，”他认真地说，“你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不是浪费头脑是什么？马修，那位先生穿的是定制的经典服装，那是所谓的阻特服。你知道阻特服吧？长长地垂到地上，有挺括的褶裥。我父亲的衣柜里曾经挂着这么一身，用来纪念他**燃烧的青春岁月。他三天两头会拿出来，嚷嚷着说要穿上，而我母亲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
“赞美她。”
“他叫尼克尔森·詹姆斯，”“丹尼男孩”说，“应该是詹姆斯·尼克尔森才对，但他小时候的一份官方档案里把姓名写反了，他觉得这样反而更有腔调。很符合他的复古服装风格，对吧？詹姆斯先生是拉皮条的。”
“你看看。我就不可能猜到。”
“丹尼男孩”给自己斟了一杯伏特加。他本人的服装风格属于低调而优雅的那种，纯手工的深色正装和领带，图案显眼的红黑两色马甲。他很矮，体形纤瘦，是个有白化病的非裔美国人——说他是黑人那可就差了十万八千里，因为他一点儿也不黑。他晚上在酒吧消磨时间，喜爱昏暗的灯光和低音量的环境。他像德古拉伯爵一样绝不在阳光下出门，白天很少会接电话或给人开门。但每天晚上他都会待在普根夜总会或“鹅妈妈”俱乐部，听人们说话，告诉人们事情。
“伊莱恩没陪你来？”他说。
“今晚我一个人。”
“替我向她问好。”
“好的，‘丹尼男孩’，”我说，“我带了点儿东西给你。”
“嗯？”
我把两张百元美钞藏在掌心里塞给他。他看了看钱，没有亮出来，然后挑起眉毛打量我。
“我有个很富裕的委托人，”我说，“叫我来去都坐出租车。”
“要我给你叫车吗？”
“不，但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钱散一点儿出去。你只需要帮我传个话。”
“什么话？”
我讲了一遍对外宣称的故事，但没提凯南·库利的名字。“丹尼男孩”听我说，时而因为集中精神而皱起眉头。等我说完，他拿出一支烟，盯着烟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回烟盒里。
“我有个问题。”他说。
“说吧。”
“你委托人的妻子出国了，想伤害她的人应该碰不到她了。因此他认为那伙人会把注意力转向其他人？”
“没错。”
“呃，他为什么要在乎呢？你那位委托人为什么要在乎坏蛋绑不绑架其他人呢？绑匪拿到赎金，这样竞争者的现金流就会出现赤字。也可能他们搞砸了，那他们的日子也就到头了。只要他本人的妻子能置身事外——”
“我的天，‘丹尼男孩’，在我告诉你之前，我还以为这个故事天衣无缝呢。”
“对不起。”
“他妻子没出国。绑匪抓走她，然后撕票了。”
“他软硬不吃？拒绝付赎金？”
“他付了四十万美元，但他们还是撕票了。”他突然瞪大了眼睛。“只告诉你一个人，”我连忙补充道，“他没上报，所以他妻子死了的消息不能传出去。”
“我明白了。嗯，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容易理解他的动机了。他想报复。知道对方是谁吗？”
“不知道。”
“但你认为他们还会作案。”
“运气正旺的时候为什么要收手？”
“没人会这么做。”他又给自己斟了一杯伏特加。在他常去的两个地方，店里都把酒瓶放在冰桶里直接拿给他，而他喝伏特加就像喝水，大口大口往下灌，连看都不多看一眼。我不知道他把酒都喝到哪儿去了，也没法理解他的身体怎么能承受得了。
他说：“坏蛋有几个人？”
“至少三个。”
“分四十万美元。他们肯定也经常叫出租车，你觉得呢？”
“我也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假如有人在到处撒钱，这个情报也许能派上用场。”
“也许。”
“而应该让毒贩——尤其是大鳄——知道他们有可能会成为被勒索的目标。但绑匪也可以直接去抓毒贩，你觉得呢？不一定非要对女人下手。”
“这个我觉得未必。”
“为什么？”
“我认为他们享受杀人这件事。我认为他们能从中得到快乐。我认为他们性侵了她，我认为他们虐待了她，然后等新鲜劲儿过了，他们这才杀了她。”
“尸体有被虐待的痕迹吗？”
“尸体被分成二三十块还给了她丈夫，每一块都分开包装。这一点也别传出去。我本来不想说的。”
“实话实说，我宁可你没告诉我。马修，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还是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下作了？”
“反正没变得越来越好。”
“是啊，对吧？还记得和谐汇聚[2]吗？所有行星像士兵似的排成一列。难道不是象征着什么新纪元的黎明吗？”
“我可没有满怀期待。”
“嗯，他们说黎明之前总是最黑暗的。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他们靠杀人取乐，假如他们热衷于强奸和凌虐，是的，他们不会挑一个有啤酒肚、满脸胡楂的丑陋毒贩下手。这伙人恐怕不是同性恋。”
“对，他们不是。”
他思考片刻。“他们肯定会继续作案，”他说，“这一次他们大获全胜，他们不可能就此收手。但我有个问题。”
“他们以前有没有犯过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然后呢？”
“他们相当熟练，”我说，“我感觉他们试过手。”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步行去西五十四街的北中城分局。我在乔·德金的办公桌前找到他，他一开口先恭维我的外表，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最近你穿得体面多了，”他说，“我猜那个女人在把你往好路上带。叫伊莱恩，对吧？”
“没错。”
“很好，要我说，她正在把你往好路上带。”
“那是当然，”我说，“但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我的意思是你的上衣真好看。”
“这件运动上衣？我买了至少十年了。”
“呃，但你以前从没穿过。”
“我经常穿的。”
“那就是领带。”
“这条领带又怎么了？”
“我的天，”他说，“有没有人说过你是个很难打交道的浑蛋？我说你今天真好看，然后一眨眼我他妈就站在证人席上接受盘问了。否则咱们该怎么打招呼？‘你好，马特，很高兴见到你。你看上去像一坨屎。请坐。’难道这样比较好？”
“嗯，好多了。”
“我真高兴。请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有冲动，想犯联邦重罪。”
“我知道这种感觉。很难碰到哪一天我完全不产生这种冲动的。有什么特别想犯的重罪吗？”
“我考虑的是一项D级重罪。”
“嗯，这个门类底下的罪名多得很。非法持有伪造用具就是一项D级重罪，此时此刻你说不定就在犯罪。你口袋里有笔吗？”
“两支钢笔，一支铅笔。”
“该死，我现在就该对你念米兰达法则[3]，然后给你登记、录指纹。但我猜你心里想的不是这个D级重罪吧？”
我摇摇头：“我在考虑违反刑法第200条第00款。”
“第200条第00款？你非要逼着我自己查，对吧？”
“没什么不好的。”
他瞪了我一眼，伸手拿起一个黑色活页夹，打开往后翻。“这个数字很耳熟，”他说，“哦，很好，找到了。‘第200条第00款。三级贿赂。如果一个人在同意或理解公务员的投票、意见、判断、行动、决定或作为公务员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因此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向该公务员授予、提供或同意授予任何利益，则犯有三级贿赂罪。三级贿赂是D级重罪。’”他继续默念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确定不想违反第200条第03款吗？”
“那是什么？”
“二级贿赂。和第00款差不多，除了这是一项C级重罪。想要定成二级贿赂，你授予、提供或同意授予的利益——我的天，谁能不喜欢他们写这些东西的措辞呢？——利益必须超过一万美元。”
“呜呼，”我说，“我看D级已经是我的天花板了。”
“我猜恐怕也是。在你犯下D级重罪之前，我能问个问题吗？你不做这一行多久了？”
“有段时间了。”
“那你怎么会记得重罪的级别，更不用说具体条款了？”
“我在这方面记性很好。”
“胡扯。刑法条款的编号每年都变来变去，三天两头就把半本书从头到尾改一遍。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想知道？”
“当然。”
“来这儿的路上我在安德烈奥蒂书店查了查。”
“只是为了逗我玩？”
“只是想帮你保持警惕。”
“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
“那还用说。”我说。之前我把一张一百美元单独放在上衣口袋里，这会儿我把钱藏在掌心里，塞进他放香烟的口袋，他的烟盒总是装在这个口袋里，只有他间歇性发誓要戒烟的时候除外，但那些时候他就会抽别人的烟。“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吧。”我对他说。
办公室里只有我和他，于是他掏出钞票翻来覆去地看。“这套说辞要与时俱进一下了。一顶帽子值二十五美元，一身衣服值一百美元。我不知道现在一顶像样的帽子卖多少钱，我不记得我上次买帽子是何年何月了。但我不知道除了二手商店，你还能去哪儿用一百美元买一身衣服。‘拿着这一百美元，请你老婆吃顿饭吧。’这是要干什么？”
“需要你帮个忙。”
“什么忙？”
“我在报纸上读到过一个案子，”我说，“应该是六个月以前，也可能是一年前了。几个男人在街上抓了一个女人，把她塞进一辆货车后扬长而去。几天后，她出现在公园里。”
“死了，我猜得对吗？”
“死了。”
“‘警方怀疑死于谋杀。’好像没什么印象。不是我们分局的案子，对吧？”
“甚至不在曼哈顿。我记得她出现在皇后区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但也有可能是布鲁克林的某个地方。当时我没注意，只是我在喝第二杯咖啡的时候瞥见的一篇报道。”
“那你现在想要什么？”
“我希望能更新一下我的记忆。”
他瞪着我：“你是不是钱多得没处花了？明明可以去图书馆查时报索引的，为什么要捐钱给我当置装费？”
“用什么关键字查？我不记得事情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发生的，也不记得任何一个人名。我必须把去年的每一期报纸都从头扫到尾，而且我甚至都不记得当时在看什么报了。这案子都未必能登上《泰晤士报》。”
“所以我打几个电话问一问会比较简单？”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不如出去散个步吧，给自己买杯咖啡。在第八大道的希腊馆子找个位置坐下。我过一个小时应该会过去待一阵儿，也给我买杯咖啡，顺便来块丹麦酥皮饼。”
四十分钟后，他走进第八大道五十三街路口的咖啡馆，在我的桌边坐下。“一年多以前的案子，”他说，“受害者名叫玛丽·戈特斯坎德。这个姓是什么意思？上帝仁慈[4]？”
“我觉得意思是‘上帝的孩子’。”
“这还比较好，因为上帝对玛丽一点儿也不仁慈。据报道，她去伍德黑文的牙买加大道买东西，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绑架。两个男人把她塞进一辆货车后离开。过了三天，有人在森林公园高尔夫球场上散步时发现了她的尸体。性侵，多处刀伤。出警的是104分局，确认她的身份后，案子被转给了112分局，因为绑架发生在后者的辖区内。”
“他们查到了什么吗？”
他摇摇头：“我找到的那个人对案情记得很清楚。有两个星期，那儿附近的居民被吓得不轻。一个正派女人走在大街上，两个歹徒绑走了她，感觉就像一道闪电劈了下来，明白我的意思吗？既然她会碰到这种事，那么任何人就都有可能会碰到，你甚至在自己家里也不安全。他们担心会继续发生这种案件，车厢里的**，连环杀人狂作案。洛杉矶的那个案子叫什么来着？后来拍了电视连续剧的那个。”
“不知道。”
“两个意大利佬，我记得应该是表兄弟。他们专挑妓女下手，然后把尸体扔在山上。‘山坡勒杀狂’，对，就叫这个。‘勒杀狂’应该是复数的，但我猜媒体在警方发现罪犯不止一个人之前就给案子安上了名称。”
“伍德黑文的那个女人呢？”我说。
“哦，对。他们担心她会是系列案件里的第一个，但后面没再出事，于是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还有大量人力放在这个案子里，但目前没有任何进展。它现在是个悬案，他们普遍认为除非罪犯再次作案被抓住，否则就不可能破案了。他问我们是不是有和这个案子相关的线索。我们有吗？”
“没有。你有没有顺便问一句那女人的丈夫是干什么的？”
“我不记得她结婚了。我记得她是老师。怎么了？”
“她一个人住吗？”
“有区别吗？”
“乔，我想看一看案卷。”
“你想得倒好。你为什么不跑一趟112分局，请他们让你看案卷？”
“我觉得恐怕不行。”
“你觉得呢？你是说本市还有警察不肯违反规定，卖人情给一个私家侦探？我的天，我好震惊。”
“我会非常感激你的。”
“打一两个电话是一码事，”他说，“我没有明目张胆地违反局里的规章制度，皇后区负责这个案子的那位老兄也没有。但你现在要我做的是泄露机密材料。那份案卷按理说不能离开办公室的。”
“也不需要离开。他只需要花五分钟发个传真。”
“整个案卷你都要？完整的谋杀案调查，案卷里至少有二三十页纸。”
“警察局出得起这个传真费。”
“这我就不确定了，”他说，“市长总教训我们说市政府快破产了。说起来，你为什么对这个案子感兴趣？”
“我不能说。”
“老天在上，马特。你不是想只出不进吧？”
“事情需要保密。”
“你的事情要保密，但局里的档案你可以随便看，是这样吧？”他点了支烟，咳嗽几声，接着说，“事情不会和你的某个朋友有关系吧？”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的好哥们儿巴卢。事情和他有关系吗？”
“当然没有。”
“你确定？”
“他出国了，”我说，“他已经走了一个多月，我甚至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另外，强奸女人，把尸体扔在草地上，他没这个爱好。”
“我知道，他是个绅士，就连打高尔夫球留下痕迹的草皮，他都会及时更换。有人想给他安个组织犯罪的罪名，不过我猜你肯定知道。”
“有所耳闻。”
“希望他们的证据靠得住，能把他在联邦监狱里关上二十年。不过我猜你的想法不一样。”
“他是我的朋友。”
“是啊，我听说了。”
“总之，他和这件事没关系。”他继续瞪着我，我说，“我有个委托人，他妻子失踪了。犯罪手法很像伍德黑文那个案子。”
“被绑架了？”
“似乎是的。”
“他报警了？”
“没有。”
“为什么不报警？”
“我猜他有他的苦衷。”
“马特，这么一句可不够。”
“就当他是非法入境的吧。”
“纽约有一半人口是非法入境的。你觉得我们接到绑架案，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受害者交给移民局？另外，这家伙是什么人？他申请不到绿卡，却有钱请私家侦探？听起来这个人不可能身家清白。”
“随你怎么说。”
“随我怎么说？”他按熄烟头，皱着眉头看我，“被绑架的女人死了？”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假如是同一伙人……”
“嗯，但为什么会是同一伙人呢？有什么联系？绑架手法？”我没有说话，他拿起账单瞥了一眼，然后隔着桌子扔给我。“给你，”他说，“你请客。电话号码没变吧？下午我打给你。”
“谢谢你，乔。”
“不，别谢我。我必须好好想想，看帮你会不会把我自己套进去。要是不会，我就打电话。否则的话，你就忘了你来找过我吧。”
我去参加了炉边小组的中午活动，然后回到旅馆。德金没打过电话，但有一张字条说TJ找过我。就这么几个字，没有可以回拨的号码，也没有其他留言。我把字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篓。
TJ是个黑人少年，一年半前我在时报广场认识了他。TJ是他的街头诨名，也许他还有个本来的名字，但他没有告诉过我。我觉得这小子既乐天又俏皮，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在四十二街的恶臭泥淖里不啻一股清风，我和他一见如故。后来在办一个与时报广场有关联的案子的时候，我让他做了些跑腿的小活儿。从那以后，我和他就保持着联络。每隔一两周，我会接到他的一个或一连串电话。他从不留电话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找他，因此他留口信只是为了说一声他想到我了。假如真的想找我，他会连着打电话，直到碰到我在家的时候。
要是他找到了我，我们有时候会聊天，直到他的两毛五电话费用完，有时候我们在他或我的活动区域见个面，我会请他吃顿饭。有两次办案的时候，我请他帮我做过一些小事，他似乎从中得到了我付他的那点儿钱无法解释的快乐。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打电话给伊莱恩。“‘丹尼男孩’向你问好，”我说，“乔·德金说你在把我往好路上带。”
“那是当然了，”她说，“但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说自从咱俩开始做伴，我打扮得比以前体面了。”
“我说过了，那身新衣服特别适合你。”
“但我穿的不是那一身。”
“哦。”
“我穿的是我那件运动上衣。从上辈子穿到现在了。”
“嗯，但还是挺好看的。配的是灰裤子，对不对？衬衫和领带呢？”我告诉了她，她说：“嗯，这一身搭配很不错。”
“其实很普通。昨晚我看见了一身阻特服。”
“真的假的？”
“按照‘丹尼男孩’的说法，长长地垂到地上，有挺括的褶裥。”
“‘丹尼男孩’不可能穿阻特服。”
“不是他，是他的一个熟人，名叫——算了，他叫什么并不重要。他还戴着一顶草帽，帽带粉得吓人。要是我穿这么一身去德金的办公室——”
“他肯定会给你跪下。也许是你的风度不一样了，亲爱的，德金感觉到的也许是你的气场。现在你穿衣戴帽更有自信了。”
“因为我的心灵非常纯洁。”
“肯定就是这样。”
我们又闲扯了一会儿。她晚上有课，我们商量着要不要等她下课见个面，但决定还是算了。“明天比较好，”她说，“去看电影如何？不过我不喜欢周末去电影院，像样的地方都人挤人。我想到了，看个午后场，然后去吃晚饭，前提是你不工作。”我说听上去不错。
我放下听筒，前台打进来说我和伊莱恩煲电话粥的时候，有人打过电话找我。自从我住进西北旅馆，电话系统已经改了好几次。最早所有电话都必须通过总机转接。后来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可以直接拨出去，但进来的电话还是要通过总机转接。现在我有了一条可以打进打出的直线电话，可如果铃响四声我还不接，来电就会被自动转到前台去。纽约电话公司直接寄账单给我，旅馆不收我任何费用，结果我就能享受免费的留言服务了。
电话是德金打来的，我立刻打给他。“你把东西忘在我这儿了，”他说，“你不过来拿，我就扔了。”
我说我这就过去。
我走进刑警组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他把椅子翘得老高，嘴里抽着一支烟，烟灰缸里还点着一支烟。坐在他旁边那张桌子前的警探名叫贝拉米，他从眼镜上方盯着电脑屏幕。
乔盖住听筒，说：“那个信封应该是你的吧？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前面你来的时候忘了拿走。”
他没有等我回答就继续打电话了。我隔着他的肩膀捞起那个九乘十二英寸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贝拉米在我背后对电话说：“呃，这根本没道理啊。”
我没有和他搭话。
[1] 纽约最负盛名的美食商店，顾客经常需要取号排队。
[2] 新时代占星学中的术语，指发生于1987年8月16日至17日的行星对齐。
[3] 即米兰达警告，指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编者注
[4] 在英语中，“戈特斯坎德”（Gotteskind）和“上帝仁慈”（God is kind）发音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