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你怎么这么安静？”TJ说。
我开的是凯南的别克。露西亚·兰道刚回到父亲身旁，他就一把抱起女儿扛在肩上，飞快地奔向他的车，达尼和帕维尔紧随其后。“我叫他别守在这儿，”凯南说，“孩子需要看医生。他认识的一个医生就住在这儿附近，他直接去医生家了。”
因此现场剩下我们四个人和两辆车，我们走到车旁，凯南把别克的钥匙扔给我，说他和他哥哥坐一辆车。“先去湾脊区，”他说，“我们叫个比萨什么的。然后我送你们回家。”
TJ说我太安静的时候，我们正在一个路口等红灯，对此我无法反驳。自从上了车，我们两个人都没说一个字。与卡兰德交谈所带来的冲击依然挥之不去。我对TJ解释说我们做的事情耗尽了我的精神。
“但你很酷，”他说，“走上去直面那两个家伙。”
“你在哪儿？我们以为你留在车上了。”
他摇摇头：“我绕到他们背后去了，以为也许能找到拿步枪的第三个人。”
“根本没有第三个人。”
“怪不得那么难找。我在他们背后绕了一大圈，从他们进来的那道门溜出去。我找到了他们的车。”
“怎么找到的？”
“并不难。我见过那辆车，就是同一辆本田。我躲在电线杆背后盯着车，看见没穿外套的那个家伙急急忙忙跑出墓地，把一个手提箱扔进后车厢。然后一转身又跑进了墓地。”
“他回去取另一个手提箱了。”
“我知道，我心想趁他去取第二个手提箱的时候，我不如去把第一个偷走算了。后车厢锁着，他是按手套箱里的按钮打开的，我也可以这么开。因为车门没锁。”
“还好你没这么做。”
“是啊，我可以偷走的，但等他回来，发现手提箱不见了，他会怎么做呢？多半会回去开枪打死你。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不怎么酷。”
“明智。”
“然后我心想，假如这是拍电影，我可以钻进车里，躲在前排和后排之间。他们把钱放在后车厢里，人坐在前排，因此根本不会去看后排。然后他们开车回家，或者他们要去的其他什么地方，等他们到了，我就从车里溜出来，打电话告诉你那是哪儿。但我转念一想，TJ，这不是拍电影，而且你太年轻了，还不能死。”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
“另外，万一打之前那个号码找不到你，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继续等，他拎着第二个手提箱回来，把手提箱扔进后车厢，人坐进车里。然后另一个人，就是打电话的那个，他出来坐上驾驶座。他们开车走了，我跑回墓地里，找到你们其他人。墓地很诡异，哥们儿。我看见一些石头块，上面说底下埋的是谁，但有些坟还造了个小屋子什么的，比人活着的时候还风光。你想弄一个那样的玩意儿吗？”
“不想。”
“我也一样。就一小块石头，什么废话都不说，只有‘TJ’两个字。”
“连日期都没有？全名都没有？”
他摇摇头。“就‘TJ’两个字，”他说，“哦，也许再加上我的寻呼号。”
回到殖民路，凯南拿起电话，想找个这会儿还营业的比萨店。他没找到，不过也无所谓。没人有胃口。
“咱们应该在庆祝才对，”他说，“孩子救回来了，而且还活着。可现在这气氛一点儿也不喜庆。”
“这是一场平局，”彼得说，“比分相同，不值得庆祝。没人获胜，也就不会有人放焰火了。比赛以平局收场，感觉比输掉还糟糕。”
“要是女孩死了，感觉会更加糟糕。”凯南说。
“那是因为这不是打橄榄球，而是现实生活。但是亲爱的，你还是没心思庆祝。坏蛋带着钱跑掉了。你难道想为了这个敲锣打鼓？”
“他们还没逃掉，”我插嘴道，“还需要一两天时间。但他们哪儿也去不了。”
然而，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没有庆祝的心情。与以平局结束的任何一场比赛一样，这次留给我们的同样是错失良机的遗憾。TJ认为他应该躲在本田的后座底下，或者想办法跟踪那辆车找到他们的窝点。彼得有几次机会可以一枪撂倒卡兰德，而且不会对我和女孩造成危害。而我想到了十几个办法能让我们夺回那笔钱。我们按照预定计划完成了任务，但肯定还有办法能够更进一步。
“我想打个电话给尤里，”凯南说，“孩子的情况很差，几乎没法走路。我猜她失去的不止两根手指。”
“你恐怕说对了。”
“他们肯定残酷地折磨了她。”他狠狠地戳着电话按键，“我不愿意去想这些，因为我会想到弗朗辛——”这句话他只说完了一半。他对着电话说：“哎，你好，尤里在吗？对不起。打错电话了，非常抱歉，打扰你休息了。”
他放下电话，叹了一口气：“一个西班牙女人，似乎睡得正香，却被我吵醒了。老天，我真讨厌这种事。”
我说：“打错电话？”
“对，打错电话，以及接到打错的电话，我不知道哪个更讨厌。像刚才那样打扰别人，我觉得自己真是个浑蛋。”
“你妻子被绑架那天，你接到了两通打错的电话。”
“嗯，对。像是个坏兆头，但当时并不显得特别不吉利，只是有点儿烦人。”
“今天上午尤里也接到了两通打错的电话。”
“是吗？”他皱起眉头，然后点点头，“你觉得会是他们吗？打电话确定家里有没有人？我猜是的，但那又怎样呢？”
“你会去用投币电话吗？”他们看着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比方说你要打个电话，但只是假装拨错了号码。你什么都不会说，没人会注意这通电话。你还会特地开车走五六个街区，然后花钱去用投币电话吗？还是说你会用自己家的电话？”
“我猜我会用自己家的，但——”
“我也一样。”我说。我掏出记事本，寻找吉米·洪给我的那张纸，上面列出了打到库利家的所有电话。尽管我不需要第一个勒索电话之前的通话信息，但他还是抄下了从午夜开始的所有来电。当天早些时候我翻出了这张清单，想找出自助洗衣房的号码，打电话到那儿找TJ，但后来我把它塞到哪儿去了呢？
我找到了，随即展开那张纸。“有了，”我说，“两通电话，时间都不到一分钟。一次是上午九点四十四分，另一次是下午两点半。呼出号码是243-7436。”
“老兄，”凯南说，“我只记得接到了两个打错的电话，但不知道是几点几分打进来的。”
“你对这个号码有印象吗？”
“你再念一遍。”他摇摇头，“很陌生。不如咱们打个电话试一试，看接电话的是什么人？”
他伸手去拿电话，我按住他的手。“等一等，”我说，“别提醒了他们。”
“提醒他们什么？”
“我们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TJ说：“K兄弟这会儿应该在家。要我去找他们吗？”
我摇摇头：“我觉得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我拿起电话，打给查号台。接线员接起电话，我说：“警方要求协查。我是艾尔顿·西马克警员，警徽号2491-1907。我知道一个号码，需要登记的姓名和地址。对，没错。243-7436。好的，谢谢你。”
我放下电话，赶在记忆消失前把地址写在记事本上。我说：“电话登记在A. H. 瓦伦斯名下。他是你的朋友吗？”凯南摇摇头。“我猜A代表的是艾尔伯特。卡兰德就是这么称呼他的搭档的。”我念出我写下的地址，“五十一街692号。”
“日落公园。”凯南说。
“日落公园。离自助洗衣房两三个街区。”
“这下就不是平局了，”凯南说，“咱们走。”
那是一座框架式的木屋，虽说只有月光，但你也看得出它年久失修。墙板需要重新粉刷，树篱已经长成了灌木丛。屋前的半段台阶通往带纱窗的门廊，门廊的中部明显向下凹陷。车道从屋子右侧通向能停两辆车的独立车库，地面上东一块西一块地打着沥青补丁。侧墙一半的位置上有一扇边门，屋后还有一扇后门。
我们只开了那辆别克，车停在第七大道的路口。我们都带着枪。凯南给了TJ一把左轮手枪，我肯定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因为他望向我，说：“他要去就必须带枪。我说他是个有胆色的，可以一起去。TJ，会用这东西吗？对准目标扣扳机就行，就像日本造的照相机。”
车库的卷帘门锁着，锁很结实。卷帘门旁边还有一扇狭窄的木门，同样锁着。我的信用卡没法插进门闩。就在我琢磨该怎么无声无息地打碎一块玻璃的时候，彼得递给我一个手电筒，我有一瞬间以为他要我用手电筒砸玻璃，想不通这是为什么。然后我突然转过弯儿来了，把手电筒贴在玻璃上，然后打开开关。那辆本田思域就在里面，我认出了车牌号码。车库的另一侧停着一辆深色的厢式货车，无论我怎么转动手电筒都看不清楚。车牌不在我们能看见的地方，颜色在昏暗的光线下无从分辨，但我们只需要看清楚那是一辆什么车就够了。我们找对了地方。
屋里灯火通明，能看得出这座屋子只住了一家人：边门旁只有一个门铃，门廊的大门前只有一个信箱；他们有可能在屋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绕到屋后，我用双手做成脚蹬，让凯南踩上去。他抓住窗框，慢慢探出脑袋，在那儿吊了几秒钟，然后回到地面上。
“厨房，”他悄声说，“金毛在厨房数钱。他一沓一沓地拆开，清点有多少张，把数字写在一张纸上。浪费时间。交易都已经结束了，他为什么还在乎他拿到了多少？”
“另一个呢？”
“没看见他。”
我们摸到另一扇窗户底下，重复整个过程，经过边门时试了试运气。门锁着，但就算是个小孩也能破门而入。通往厨房的后门也结实不到哪儿去。
但在知道两个人的确切方位前，我不想破门而入。
回到屋前，彼得冒着引起过路行人怀疑的风险，用小折刀的刀尖拨开了门廊纱门的插销。门廊通向前厅的正门有一把比较结实的锁，但门廊里也有一扇大窗户，砸破就能立刻进入室内。他没有砸破窗户，只是朝里面张望，确定艾尔伯特不在客厅里。
他回来向我们报告情况，我猜艾尔伯特有可能在楼上，也有可能出去买啤酒了。我思考着有没有办法先悄无声息地拿下卡兰德，然后再研究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TJ用一个响指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望向他，他蹲在地下室的窗户前。
我走过去，弯腰向里看。他拿着手电筒，在宽敞的地下室里照来照去。地下室一角有个大水槽，旁边是洗衣机和烘干机。房间对面的角落摆着一张工作台，左右两侧有几件电动工具。工作台上方的墙上有块钉板，上面挂着十几件工具。
房间靠近我们的地方有一张乒乓球台，球网向下耷拉。一个手提箱摆在球台上，敞着箱盖，里面是空的。艾尔伯特·瓦伦斯坐在乒乓球台前的一把木椅上，依然穿着墓地里的那身衣服。他的架势像是正在数手提箱里的钱，然而手提箱里没有钱，摸黑数钱这种行为也很奇怪。除了TJ的手电筒，地下室里没有其他光线。
我看不清楚，但我能确定艾尔伯特的脖子上缠着一段钢琴弦，很可能就是用来对帕姆·卡西迪实施切除手术的那段钢琴弦，很可能也用来残害过莱拉·艾尔瓦雷斯。然而这次它做的事情就不像外科手术那么精确了，因为它切割的不是毫无阻力的血肉，而是硬骨和软骨。不过它还是完成了任务。艾尔伯特的头部怪诞地肿胀着，因为流入头部的血液无法再流出去。他的面部仿佛变成色如瘀青的一轮满月，眼睛从眼窝里凸了出来。我见过死于勒杀索的受害者，因此立刻意识到了我在看什么，但任何经验都不可能让你为这种事做好准备。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可怖的景象。
但它提高了我们的胜率。
凯南又爬到厨房窗口查看了一次，没在视线范围内见到枪。我猜卡兰德把枪收起来了。在这几起绑架案中，没人见过他挥舞枪械，他在墓地掏出枪也只是为了在抵着露西亚咽喉的匕首之外再加一重保险，在解除与艾尔伯特的搭档关系时，他同样没有用枪，而是选择了他更喜欢的勒杀索。
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从不同的门到卡兰德数钱的地方，所需的时间也各不相同。从后门或边门进屋，你必须跑上半段楼梯才能冲进厨房。从门廊走正门进屋，你必须穿过整座屋子才能跑到位于后侧的厨房。
凯南建议我们轻手轻脚地从前门进屋，这样不需要经过嘎吱作响的楼梯，而且正门离卡兰德所在之处最远——他正在全神贯注地数钱，未必能注意到玻璃破碎的响动。
“先贴胶带，”彼得说，“这样你打碎窗户，玻璃碴儿就不会掉在地上。响动小得多。”
“做毒虫也能学到知识嘛。”凯南说。
但我们没有胶带，而且附近有可能出售胶带的商店早就打烊了。TJ说地下室的工作台上或背后墙上肯定有，但我们必须砸破窗户才能进地下室，这样就限制了胶带的可用性。彼得又去了一趟前门廊，回来说客厅地上铺着地毯。我们互相看了一眼，耸耸肩，其中一个人说：“管他的。”
我把TJ顶上去，他从厨房窗口监视卡兰德，彼得去打碎前门上的玻璃。从我们的所在之处，我们听不见他弄出来的响动，显然卡兰德也没有听见。然后我们一起绕到屋前进门，小心翼翼地跨过碎玻璃，竖起耳朵等了一会儿，然后轻手轻脚地慢慢穿过寂静的屋子。
来到厨房门口的时候，我走在最前面，凯南在我身旁。我们都拿着枪。雷蒙德·卡兰德坐在厨房里，我们只能看见他的侧影。他一只手拿着一沓钱，另一只手拿着铅笔。若是在会计的手里，这两样都是致命武器，但比起枪支或匕首，要命的程度就差得多了。
我不知道我等了多久，很可能不到十五或二十秒，然而感觉起来要久得多。我一直等着，直到他的肩膀突然一沉，显示出他不知怎的觉察到了我们的存在。
我说：“警察，不许动。”
他没有动，甚至没有把视线转向声音的出处。他只是坐在那儿，而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此结束，另一个随即开始。过了一会儿，他扭头看着我，表情里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有深深的失望。
“你说过一周的，”他说，“你向我保证过。”
钱似乎全在桌上。我们装满了一个手提箱，另一个手提箱在地下室，但没人想去拿它。“我想叫TJ去，”凯南说，“但我知道他在墓地里的反应，因此我猜让他去底下有尸体的地方肯定会吓死他。”
“要我去，你说一声就行，没必要用激将法。”
“哈，”凯南说，“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TJ翻个白眼，然后下楼去了。他拿着手提箱回来，说：“哥们儿，底下真是臭得要命。死人总是这么难闻吗？万一哪天我杀了人，记得提醒我躲远点儿。”
说来奇怪，我们在卡兰德周围忙碌，就当他不存在一样，而他一动不动，半个字都没说过，因此我们很容易无视他的存在。他坐在那儿，显得比先前小了一圈，而且还软弱可欺。我知道他和这几个词完全不沾边，但他消极无为的态度会给你留下这种印象。
“全都装好了，”凯南说，扣上第二个手提箱的搭扣，“可以直接还给尤里了。”
彼得说：“尤里只想救回他的孩子。”
“嗯，今晚算他运气好，钱也能拿回去。”
“他说过他不在乎钱，”彼得梦呓般地说，“钱不重要。”
“彼得，你的言下之意是什么？”
“他不知道我们在这儿。”
“是的。”
“只是个想法。”
“不行。”
“这么多钱啊，老弟。你最近在走霉运，大麻交易眼看着要出事，对吧？”
“所以？”
“上帝给了你一个扳平的机会，你别不识抬举。”
“哎，彼得，”凯南说，“你忘记老头子是怎么说的了吗？”
“他说过各种各样的话。咱们几时乖乖听话了？”
“他说绝对不要偷窃，除非你能偷走一百万美元。彼得，还记得吗？”
“哈，这就是咱们的机会。”
凯南摇摇头：“不对，你错了。这儿只有八十万美元，况且有二十五万美元是伪钞，剩下的还有十三万美元本来就是我的。这样还有多少？四十几。四十二万美元？差不多吧。”
“那就真的打平了，老弟。这个家伙拿走了你四十万美元，加上马特的一万美元和其他开销，那是多少？四十二万美元？八九不离十吧。”
“但我不想打平。”
“什么？”
他恶狠狠地瞪着哥哥。“我不想打平，”他说，“我用带血的钱去赎弗朗辛，而你要我从尤里那儿偷带血的钱。哥们儿，你这真是毒虫的思路了，偷了别人的钱包，然后还要帮他去找。”
“唉，你说得对。”
“我是说，彼得，老天在上——”
“不，你说得对，你他妈真的对。”
卡兰德说：“你们付我伪钞？”
“小屎蛋，”凯南说，“我都快忘记还有你这个人了。怎么着，你还担心花钱的时候被逮住吗？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你没机会花钱了。”
“你是那个阿拉伯人的丈夫？”
“所以？”
“我还在想你是谁呢。”
我说：“雷，库利先生的钱呢？那四十万美元。”
“我们分了。”
“然后呢？”
“我不知道艾尔伯特那一份在哪儿，但肯定不在屋子里。”
“你那一份呢？”
“保管箱里。布鲁克林第一商业银行，就在新乌特勒支大道和汉密尔顿堡公园大道的路口。我打算明早出城的路上去取。”
凯南说：“你打算？”
“我还没想好是开本田还是开那辆货车。”他继续道。
“他怎么有点儿精神恍惚？马特，我猜他在钱的下落上说的是真话。银行里的那一半就不用想了。艾尔伯特的那一半，就算把屋子翻个底朝天，多半也不可能找到，对吧？”
“对。”
“他也许埋在院子里了，或者墓地里，或者天晓得在哪儿。该死的，那笔钱我是不可能拿回来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咱们做完该做的事情，然后就走吧。”
我说：“凯南，你要做个决定。”
“什么决定？”
“我可以送他归案。现在有很多不利于他的可靠证据了。他的搭档死在地下室里，车库里的货车肯定到处都是衣服纤维、血迹和其他东西。帕姆·卡西迪可以指证就是他残害了她。其他证据能把他和莱拉·艾尔瓦雷斯，还有玛丽·戈特斯坎德绑在一起。他至少会被判三个终身监禁，另外还有二三十年当添头。”
“你能保证他会一辈子被关在里面吗？”
“不能，”我说，“说到刑事司法系统，没人能保证任何结果。我猜最有可能的是他被送进专门关押精神病刑事犯的麦提宛州立医院，他不可能活着离开那儿。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明白的。我不认为他能逃脱制裁，但我也说过有些罪犯连一天牢都没坐过。”
他考虑了一会儿。“我们最初的约定，”他说，“说的不是送他归案。”
“我知道，所以我才说由你决定。但假如你选了另一条路，那我就必须先走一步了。”
“你不想在这儿看我杀人。”
“是的。”
“因为你不赞成。”
“我谈不上赞成或者不赞成。”
“但这不是你会去做的那种事情。”
“不，”我说，“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做过，我曾经让自己当过刽子手，但我不想去习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是啊。”
“另外，这次我也没有理由要留下。我可以把他交给布鲁克林凶杀科，睡觉的时候不会良心不安。”
他想了想。“我认为我做不到。”他说。
“所以我才说由你决定。”
“对，嗯，我觉得我已经想好了。我必须自己解决他。”
“看来我该走了。”
“对，你和其他人都走吧。”他说，“就这么安排。真可惜，咱们应该开两辆车的。马特，你、TJ和彼得去把钱还给尤里。”
“里面有一部分是你的。你不想把你借给他的收回来了？”
“到他家分出来吧。我可不想弄错了拿成伪钞。”
“伪钞都扎着大通银行的纸带呢。”彼得说。
“对，但这个白痴数钱的时候全混在一起了，所以去尤里家分一下吧，谢谢了。然后你们回来接我。我算算时间，去尤里家二十分钟，回来二十分钟，在他那儿待二十分钟，加起来一个小时好了。从现在开始算，一小时一刻钟后在路口接我。”
“好的。”
他拎起一个箱子。“走，”他说，“先把钱放到车上去。马特，你盯着他，可以吗？”
他们走了，TJ和我站在那儿，低头看着雷蒙德·卡兰德。我们都拿着枪，但这会儿我们就算拿着苍蝇拍也能看住他。他似乎根本不在这儿。
我望着他，回想起我们在墓地的交谈。在那一两分钟里，和我说话的是个有人性的家伙。我想再和他聊一聊，看这次会是什么东西和我说话。
我说：“你打算把艾尔伯特扔在那儿吗？”
“艾尔伯特？”他不得不花了几秒钟思考那是什么。“不，”他最后说，“我打算在离开前收拾干净的。”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切成块，包好。柜子里还有很多垃圾袋。”
“然后呢？装在后车厢里送给什么人？”
“哦，”他说，想了起来，“那是专门给阿拉伯人准备的。不过很简单，把尸块分开扔掉就行，这个垃圾箱里扔几块，那个废物桶里扔几块。不会有人注意到的。还可以冒充下水，扔进餐厅的厨余垃圾。”
“你做过这种事？”
“嗯，对，”他说，“不止你知道的那几个女人。”他望向TJ：“有个黑人，我记得很清楚，她的肤色和你差不多。”他喟然长叹。“我累了。”他说。
“累不了多久了。”
“你要把我留给他，”他说，“而他会杀了我。那个阿拉伯人。”
腓尼基人，我心想。
“你和我算是认识，”他说，“我知道你骗了我，我知道你毁约了，但你必须这么做。然而你和我曾经交谈过，你怎么能允许他杀了我呢？”
抱怨，发牢骚。你很难不想到艾希曼[1]在以色列的被告席上的反应。我们怎么能这么对待他？
而我想到了我在墓地里问他的一个问题，于是我把他了不起的回答还给了他。
“你进了车厢。”我说。
“我不明白。”
“你一旦进了车厢，”我说，“就只是身体的零件了。”
凌晨三点差一刻，我们按约定来接凯南，他在第八大道的一家珠宝行门口等我们，从这儿拐过一个弯儿就是艾尔伯特·瓦伦斯家。他看见我坐在驾驶座上，问他哥哥去哪儿了。我说我们几分钟前在殖民路放下了他。他本来想去取那辆丰田，但又改变了主意，说他打算直接上楼睡觉。
“是吗？但我太亢奋了，你必须一榔头砸在我头上才能让我躺下。不，马特，你别动。你来开车。”他绕到车的另一侧，看见TJ像个破布娃娃似的摊在后排座位上。“他的上床时间早就过了，”他说，“飞行包很眼熟，希望这次装的不是伪钞。”
“是你的十三万美元。我们仔细检查过了，我觉得应该全是真钱。”
“就算有几张假钞也无所谓，做得和真钱一样好。走郭瓦纳斯应该最快。知道怎么开回去吗？”
“应该知道。”
“然后是过桥还是走隧道，你说了算。我哥哥有没有说要把钱拿进去，替我看着点儿？”
“我觉得把钱亲自交给你是我的职责。”
“嗯，对，很会说外交辞令嘛。真希望我能收回我对他说的那句话，我不该说他毒虫思路的。这么说一个人真的很不好。”
“他自己也同意。”
“我和他都知道那是真的，这就是最让人难过的地方。尤里见到钱是不是很吃惊？”
“震惊。”
他哈哈一笑：“我猜也是。孩子怎么样？”
“医生说她会好起来的。”
“她被他们伤害得很重，对吧？”
“我觉得你很难把身体伤害和精神创伤区分开。他们多次强奸她。除了失去两根手指，她还受了一些内部伤害。他们给她用了镇静剂。我猜医生也给尤里吃了些药。”
“我们所有人都该吃点儿药。”
“说到尤里，他也想来的。他还想给我钱。”
“希望你收下了。”
“没有。”
“为什么不收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实话实说，这么做不符合我的性格。”
“七十八街分局不是这么教你做事的？”
“完全不符合七十八街分局对我的教导。我对他们说我已经有个委托人了，他给的报酬很丰厚。你之前说到带血的钱，也许影响了我的心境。”
“哥们儿，不是这个道理。你认真做事，而且做得很好。他想报答你，你应该收下的。”
“没关系。我说他可以给TJ一点儿钱。”
“他给了他多少？”
“不知道，几百美元吧。”
“两百美元。”TJ说。
“咦，TJ，你醒着？我以为你睡着了。”
“没，只是在闭目养神。”
“你好好跟着马特。我认为他是个好榜样。”
“要是没有我，他上街都会迷路。”
“是吗，马特？离了他，你会迷路吗？”
“百分之百，”我说，“咱们全都会的。”
我走的是布鲁克林-皇后区快速路，然后上大桥，在曼哈顿一侧下桥后，我问TJ去哪儿。
“堕落街好了。”他说。
“这会儿是凌晨三点。”
“堕落街又没装大门。他们不上锁的。”
“你有地方睡觉吗？”
“哎，我身上有钱，”他说，“也许我可以去福隆特纳克酒店，看看上次住过的房间空不空。洗上三次热水澡，打电话叫客房服务。哥们儿，我有地方睡觉。你不需要担心我。”
“反正你有的是办法。”
“你以为你在开玩笑，但你知道这是真的。”
“而且特别专注。”
“也是真的。”
我们在第八大道和四十二街的路口放他下车。开到四十四街等红灯时，我看看左右，街上空****的，但我反正也不着急。我一直等到红灯变成绿灯。
我说：“我不认为你下得了手。”
“什么？卡兰德？”
我点点头。
“我也不认为。我没杀过人。有一两次我愤怒得能杀人，但很快就过去了。”
“是啊。”
“他就好像不存在，明白我的意思吗？完全无足轻重。而我心想，我难道要杀这么一只虫子？但我知道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
“怎么做？”
“让他说话，”他说，“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不超过三个字，但我不停地问，终于撬开了他的嘴。他告诉我他们怎么折磨尤里的孩子。”
“唉。”
“他们怎么折磨她，她多么害怕，等等等等。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就真的停不下来了。就好像这样能让他重新体验一遍。你看，这种事不像打猎，你打死一头鹿，可以把脑袋做成标本挂在客厅墙上。他折磨完一个女人，留给他的，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因此能得到机会把记忆拿出来掸掸灰尘，欣赏它的美丽，他实在是太乐意了。”
“他提到了你妻子吗？”
“当然提到了。他很高兴他能对我说他们是怎么对待她的。和把她切成肉块还给我一样过瘾，顺便再羞辱我一次。我想叫他闭嘴，我不想听这些，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她已经不在了，哥们儿，我亲手把她塞进该死的焚化炉。她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了。所以我让他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我就能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了。”
“然后你杀了他？”
“没有。”
我望向他。
“我从没杀过人，我不是做凶手的那块料。我看着他，心想，不，该死的，我才不会杀了你呢。”
“然后？”
“我怎么能杀人呢？我本来要当医生的。我告诉过你，对吧？”
“你父亲的愿望。”
“我本来要当医生。彼得本来要当建筑师，因为他喜欢幻想，但我脚踏实地，因此我该当医生。‘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他对我说，‘就是你在世上做好事，过体面的生活。’他甚至决定了我应该当个什么医生。‘外科医生，’他对我说，‘挣钱最多的就是他们。他们是最拔尖的精英，所以去当外科医生吧。’”他沉吟良久。“愿望实现了，”他说，“今晚我当上了外科医生。我做了一场手术。”
外面开始下雨，但并不大，我没有打开雨刷器。
“我带他下楼，”凯南说，“地下室，和他的朋友团聚，TJ说得对，底下臭得厉害。我猜那种死法会让人失禁。我以为我会反胃，但我没有，我猜我已经习惯了。
“我没有麻醉药，不过无所谓，因为他很快就昏过去了。我用了他的匕首，那是一把大折刀，刀刃足有六英寸长，工作台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要什么有什么。”
“凯南，你不需要告诉我的。”
“不，”他说，“你错了，我必须告诉你才行。要是你不想听，那是另一码事，但我非要说出来不可。”
“好吧。”
等他说完，我踩住刹车，开到路边停下。他打开车门，对着下水道呕吐。我找出手帕递给他，他把嘴擦干净，把手帕扔在街上。“对不起，”他说，关上车门，“我以为我已经吐完了，以为胃里没东西了。”
“凯南，你还好吧？”
“嗯，我认为我挺好，我自己觉得。知道吗，我说我没杀他，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走的时候他还活着，但现在有可能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他还剩下什么？我对他做的事情，那叫屠宰。我为什么不干脆给他脑袋来上一枪？砰的一声就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没有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想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把她变成那样子还给我，现在我也要把他变成那样子。这也许是一部分原因。我也不确定。”他耸耸肩，“已经结束了。不管他已经死了还是能活下来，反正结束了。”
我在我住的旅馆门口停车，我们一起下车，尴尬地站在路边。他指了指飞行包，问我要不要拿点儿钱。我说他的预付款买我付出的时间绰绰有余了。他问我确定吗？我说，对，我确定。
“好吧，”他说，“你说确定就好。改天打个电话给我，咱们一起吃顿饭。没问题吧？”
“当然。”
“自己多保重，”他说，“好好睡一觉吧。”
[1]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1962），德国纳粹高官，后被压往以色列接受公审处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