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刚放下电话,尤里就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了我。“巴拉莱卡,”他念叨着这个名字,就像那是个什么魔咒,“她还活着,我的露什卡还活着!”

门打开的时候我还在他的怀抱里,库利两兄弟走进房间,兰道的手下达尼跟在后面。凯南拎着一个带拉链的老式皮包,彼得拎着一个克罗格超市的白色塑料购物袋。“她还活着。”尤里对他们说。

“你和她说过话了?”

他摇摇头:“他们说出了狗的名字。她记得巴拉莱卡。她还活着。”

我不确定库利兄弟能听懂多少,我和绑匪约定确认信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去筹款了,但他们领悟了他的意思。

“现在你只需要一百万美元了。”凯南对他说。

“钱这东西,想要总是会有的。”

“你说得对,”凯南说,“虽说很少有人意识到,但这确实是条真理。”他拉开皮包,取出一沓沓捆扎好的钞票,在红木桌上码放成几排。“尤里,你有几个真正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大多数人不信任银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国家的经济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现金。一个人听见现金这个词,只会想到毒品和赌博。”

“冰山一角。”彼得说。

“正是如此。不能只想到非法勾当。要想一想干洗店、理发馆、美容院。任何地方,只要经手大量现金,就会多记一套账,扣下一半不让国税局盘剥。”

“想一想咖啡馆,”彼得说,“尤里,你应该当希腊人的。”

“希腊人?我为什么要当希腊人?”

“每个路口都有咖啡馆,对吧?哥们儿,我在一家咖啡馆打过工。我轮的班有十个员工,其中有六个不在账本上,用现金付工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想报税的现金,支出也要符合比例嘛。收银机进一美元,他们报三十美分,那都算是多的了。你知道蛋糕上的糖霜吧?法律规定每笔收入都要交八点一五的销售税,但他们有七成销售是不记账的。这些钱当然不需要乖乖交税,对吧?他们直接揣进了口袋。每一分钱都是免税的利润。”

“不止是希腊人。”尤里说。

“对,但他们把逃税变成了一门学问。假如你是希腊人,你只需要找二十家咖啡馆借钱就行了。你都没法想象,他们身边肯定有五万美元,要么放在保险箱里,要么藏在床垫里,或者衣柜的某块木板底下。你找二十家借钱,就有一百万美元了。”

“可惜我不是希腊人。”尤里说。

凯南问他认不认识钻石商。“他们也有大量现金。”他说。彼得说很多珠宝商兼做放贷,欠条在行业内转来转去。凯南说他们手头肯定还是有现金的,尤里说这不重要,因为他不认识做钻石生意的人。

我走进隔壁房间,让他们继续讨论去了。

我想打给TJ,于是掏出K兄弟给我的那份清单,上面记录了打给凯南的所有电话。我找到自助洗衣房的那部投币电话,但又犹豫了。TJ会知道是找他的吗?要是店里还有其他人,他接电话会不会暴露身份?万一接电话的是雷怎么办?可能性不大,但——

然后我想到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我可以传呼他,让他打给我。我似乎很难适应现在的新科技,总会自然而然地用老思路去想问题。

我在记事本里找到他的寻呼机号码,但还没等我拨号,电话就响了,而且正是TJ打来的。

“他刚才就在这儿,”他说,听上去非常激动,“用的就是这部电话。”

“肯定是其他人吧?”

“不可能,哥们儿。一个坏种,你看一眼就知道你见到了一个恶棍。你刚才是不是在和他打电话?老天给我报了个信,说我的哥们儿马特正在和他打电话。”

“确实打过,但至少十分钟前就挂断了。也许更接近一刻钟。”

“没错,那就对了。”

“我以为你会立刻打给我的。”

“我不能打啊,哥们儿。我必须跟踪他。”

“你跟踪了他?”

“你以为我会怎么着,看见他过来就跑出去?我没有手拉手和他一起出去,我等他先走了一分钟,然后才偷偷跟上去。”

“太危险了,TJ。他是个杀人狂。”

“哥们儿,难道这能吓住我吗?我从小到大都在堕落街上混。你走在那条街上,前面永远有一两个杀人不眨眼的。”

“他去哪儿了?”

“先左拐,走到路口。”

“四十九街。”

“然后过街,去了马路对面的熟食店。他进去待了一两分钟,然后出来。我猜他没有叫店员做个三明治,因为他没待那么久。有可能买了六瓶啤酒。他手里的一包东西就是那么大。”

“然后去哪儿了?”

“按原路往回走。这该死的家伙从我面前走过去,重新穿过第五大道,然后直直地走向洗衣房。我心想,妈的,我不能跟着他回去,必须在外面等,直到他打完电话。”

“他没有再打到这儿来。”

“他没打电话,因为他没进洗衣房,而是上车开走了。我甚至不知道他有车,直到他上车我才发现。车停在洗衣房的另一侧,要是我还坐在原先那个地方,就不可能看见了。”

“轿车还是货车?”

“轿车。我想跟上去,但不可能。我落后他半个街区,我以为他要回洗衣房,所以不想跟得太紧,然后他就上车离开了,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做。等我跑到路口,他已经拐弯不见了。”

“但你看清楚了他。”

“他?对,看清楚了。”

“下次看见能认出来吗?”

“哥们儿,你看见你老妈能认出来吗?这算是个什么问题。他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1],体重一百七十磅,头发是特别浅的棕色,戴棕色塑料框的眼镜,穿系带的黑皮鞋、海军蓝的长裤和蓝色的拉链夹克。里面是一件世上最难看的运动衬衫,蓝底,白格子。你说我能不能认出来?哥们儿,要是我会画画,我这就画给你看。你不是跟我说过那个画家吗?你让我和他坐一会儿,我们画出来的东西会比照片更像他本人。”

“我真佩服你。”

“是吗?车是本田思域,某种蓝灰色,有点儿破旧。要不是他上车了,我猜我能一直跟踪他回家的。他绑架了什么人,对吧?”

“对?”

“谁?”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该死的,”他说,“我就知道,要是我跟得再紧一点儿、跑得再快一点儿就好了。”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告诉你我现在打算干什么,我去附近探探情况。也许我会发现他把车停在哪儿了。”

“你见到了肯定会认出来?”

“哈,我记下了车牌号。本田车满街都是,但同样的车牌号就不多了。”

他把车牌号念给我听,我抄下来,然后称赞他的表现让我如何欣喜若狂。

他没听我说完。“哥们儿,”他气呼呼地说,“咱们不能每次都这样吧,我只要做对了一件事情,你就高兴得目瞪口呆。”

他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我说:“我们需要几个小时来筹钱。他手头没这么多,现在时间太晚,想凑齐一百万美元不太容易。”

“你不是想压价,对吧?”

“不压价,但假如你想要那么多,就必须有耐心。”

“现在有多少了?”

“我没数过。”

“一小时后我再打给你。”他说。

“你可以用这部电话,”我对尤里说,“接下来一小时他不会打过来了。咱们现在有多少了?”

“刚过四十万美元,”凯南说,“不到一半。”

“还不够。”

“我说不准,”他说,“换个角度看,他们还能把女孩卖给谁呢?要是你说我们只有这么多,要不要随便你,他还能怎么做呢?”

“问题就在于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做。”

“是啊,我总是忘记他脑子不正常。”

“他想找个理由杀了那姑娘。”我不想当着尤里的面强调这一点,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他们以前作案就是为了这个。他们喜欢杀人。她还活着,只要用她能换到钱,那他就会让她活下去,但一旦他认为他能全身而退,或者搞不到钱了,那他就会立刻杀了她。我不想告诉他我们只有五十万美元,我宁可带着五十万美元去见他,然后说这就是一百万美元,寄希望于他不会先数钱再把女孩还给我们。”

凯南思考了一会儿。“问题在于,”他说,“那个家伙已经知道四十万美元长什么样子了。”

“看看你们还能筹到多少吧。”我说完就去隔壁房间用史努比电话了。

车管所曾经有个号码。你报上警徽号,念出你想查的车牌号,然后就会有人去翻资料,把情况念给你听。我早就不知道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了,而且估计连那条热线也已经废除了。我按照黄页上的车管所号码打过去,没人接。

我打给德金,但他不在分局里。凯利也不在办公桌前,打他的寻呼机毫无意义,因为他没法远距离做我想拜托他的事情。我想到我去找德金取案卷的时候看见贝拉米坐在旁边的办公桌前,当时他正在和电脑终端做单方面对话。

我打到中城北分局,找到了他。“是我,马修·斯卡德。”我说。

“哦,哎,”他说,“一向可好?对不起,乔不在。”

“没关系,”我说,“也许你能帮我一个忙。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开车兜风,一个开本田思域的家伙撞了她的保险杠,然后理也不理就开走了。你从没见过这么没教养的事情。”

“真见鬼。撞车的时候你在车里吗?那家伙是个白痴,居然肇事逃逸。多半不是酒驾就是毒驾。”

“我肯定不会吃惊的。情况是——”

“你记住车牌号了吗?我帮你查。”

“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哎,举手之劳。我问一声电脑就行。你等着。”

我等着。

“该死。”他说。

“出问题了?”

“嗯,他们改了车管所数据库的登录密码。我输入应该输的密码,但数据库就是不让我进去,总是说什么‘密码错误’。你明天再打过来吧,肯定——”

“我想今晚就采取行动,不给他清醒过来的机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哈,完全明白。要是我能帮你就好——”

“你能打给谁帮个忙吗?”

“有倒是有,”他带着情绪说,“档案科的那个女人,但她会说她不能泄露密码。每次去找她,她都是这句话。”

“告诉她,这是五号紧急情况。”

“什么情况?”

“你就说这是五号紧急情况,”我说,“她必须把密码告诉你,否则你就把整件烂事捅到克利夫兰去。”

“从没听说过这套说法,”他说,“你等着,我去试试看。”

他把我挂在呼叫等待上。房间对面的墙上,迈克尔·杰克逊从白手套的指缝里偷偷看我。贝拉米回到电话上,说:“活见鬼,还真管用了。‘五号紧急情况。’她什么废话都不说了,乖乖吐出了密码。我来输入看看。好,进去了。车牌号是多少来着?”

我把车牌号念给他。

“我看看是怎么登记的。好,一查就有。车是一辆八八款的本田思域,双门轿车,白镴色……白镴是个什么色?老兄,为什么不直接说灰色。不过这个不重要。车主叫——你有笔吗?卡兰德,雷蒙德·约瑟夫。”他把姓氏拼给我听,“地址是佩内洛普大道三十四号,在皇后区,但那是皇后区的哪儿呢?你听说过佩内洛普大道吗?”

“好像没有。”

“老兄,我就住在皇后区,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等一等,有邮政编码。11379。那是中村,对吧?从没听说过佩内洛普大道。”

“我能找到的。”

“嗯,对,你有动机,对吧?希望你车里没人受伤。”

“没,就是车身有点儿损坏。”

“居然敢肇事逃逸,一定要逮住他。但另一方面,要是你上报,保险公司就会提高你朋友的保费。你们最好能和他谈一谈怎么私了,不过你们多半也是这么想的,对吧?”他轻笑道。“五号紧急情况,”他说,“老兄,这一招儿不错,给那姑娘屁股底下点了一把火。我欠你一个人情。”

“是我欠你才对。”

“不,我是认真的。我用电脑经常碰到问题。这一招儿能省下许许多多让我头疼的工夫。”

“好的,要是你真觉得欠了我——”

“说吧。”

“我在想咱们的卡兰德先生,那家伙会不会有案底?”

“这个就容易查了,用不着去叫五号情况,因为我凑巧知道这个密码。你等一等。他没有案底。”

“完全没有?”

“纽约州内反正没有,他干净得像个童子军。五号情况到底是什么?”

“怎么说呢,就当它级别很高吧。”

“我猜到了。”

“要是有人难为你,”我继续胡扯,“就说他们应该知道五号情况能取代和撤销他们收到的既有命令。”

“取代和撤销?”

“没错。”

“取代和撤销他们收到的既有命令?”

“正是如此,但在日常事务中千万别滥用。”

“当然不会了,”他说,“滥用就会用烂。”

刚开始我觉得我们逮住他了。我有了他的名字和地址,但这个地址不是我想要的那一个。他们的大本营在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某处,但车辆登记地址在皇后区的中村。

我打电话给皇后区查号台,然后拨打按地址查到的号码。电话里传来电话公司新发明的一种怪声,它介于电子音和尖啸之间,然后是一段录音,说我拨打的号码已经停止服务。我又打给查号台,报告我遇到的情况,接线员查了一下,说服务是不久前注销的,但号码还没有从目录中删除。我问对方有没有留下新号码,她说没有。我问她能不能告诉我服务是什么时候注销的,她说不能。

我打给布鲁克林查号台,想找登记在雷蒙德·卡兰德名下的号码,或者R. 卡兰德或R. J. 卡兰德。接线员说这个姓氏还有其他拼法,然后查了我没想到的另外几个有可能的拼法。总之这个姓氏之下有两个R和一个RJ,但地址都对不上,一个在格林波因特的麦瑟罗尔街,另一个远在布朗斯维尔,离日落公园都很遥远。

我气得发疯,但话说回来,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断受到逗弄,以为取得了重大突破,结果却一无所获。挖出帕姆·卡西迪就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大海捞针似的找到了一个活着的证人,最后只是让警察把三个查不下去的案子合并成了一个悬案。

帕姆提供了一个名字。现在我有了配套的姓氏,甚至连中间名都有,这是TJ的功劳和贝拉米的助攻。我还有一个地址,但在他取消电话服务的同时,这个地址很可能也毫无用处了。

想找到他应该并不难。一旦你知道了你在找谁,找人本身就会变得容易。现在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情况,只要能等到天亮,只要能给我几天时间,我就一定能找到他。

但这还远远不够,我想现在就找到他。

我回到客厅里,凯南在打电话,彼得站在窗口,我没看见尤里。我走到彼得身旁,他说尤里出去筹钱了。

“我不能看钱,”他说,“会让我焦虑症发作。心跳加速、掌心冒冷汗,等等等等。”

“你在害怕什么?”

“害怕?我也不确定。见到钱会让我想嗑药,就这么简单。假如现在你给我做词汇联想测试,所有的答案都会是海洛因。要是做罗夏墨迹测试,所有的墨迹都会像毒虫在往血管里打针。”

“但你没在吸毒。”

“有什么区别呢?我知道我会开戒。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外面很美,对吧?”

“大海?”

他点点头:“可惜这会儿看不清楚了。住在这儿肯定很开心,往窗外看就能见到海水。我交过一个女朋友,她迷恋占星术,说水是我的元素。你相信这些东西吗?”

“我对占星术没什么了解。”

“她说得对,水就是我的元素。我不怎么喜欢其他元素。空气,我从没喜欢过飞行。不想被火烧成灰,也不想被埋在土里。但大海,那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有这个说法,对吧?”

“好像是的。”

“而且外面还是大海,不是河或海湾。一眼望去只有水,根本见不到边儿。光是看着它,我就觉得自己变干净了。”

我拍拍他的肩膀,留下他继续眺望大海。凯南已经放下电话,我过去问他筹到多少钱了。

“离五十万美元还差一点儿,”他说,“我打电话求遍了每一个人,尤里也一样。但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看我们能搞到的钱也就这么多了。”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而他在爱尔兰。现在只能希望这堆钱看上去像一百万美元了。他们在现场只会大致数一数,能蒙混过关就行。”

“你说掺点儿水怎么样?每一沓一百美元抽出五张,这样就能多个十分之一了。”

“好是好,但就怕他们随手捡起一沓,当场数给你看。”

“有道理,”他说,“乍看之下,这些钱会比我给他们的钱多得多。那四十万美元全是百元大钞。这儿有四分之一是五十美元的。你知道有个办法能让钱看起来比实际上多。”

“用裁开的白纸充数。”

“我说的是一美元。纸张是一样的,颜色什么的也对得上,只有面额不同。比方说你有一沓钱,按理说应该是五十张一百美元,加起来一共五千美元。你在最上面放十张一百美元,最底下也十张,然后里面夹三十张一美元。这样一沓就不是五千美元,而是两千美元多一点儿了,但看上去还是像五千美元。就算展开看,你见到的也全是绿票子。”

“问题是一样的。好是好,但只要仔细看一眼就会露馅儿。你发现赎金和说好的不一样,根本不需要讨论,你就会知道对方在造假糊弄你。假如你本来就是个神经病,一整夜都在等一个大开杀戒的借口——”

“你会杀了那姑娘,然后就没戏了。”

“和这种变态打交道的麻烦就在这儿。只要看上去像是我们想玩花样——”

“他们就会觉得受到了侮辱。”他点点头,“也许他们不会数有多少沓钱。五十美元和一百美元混在一起,一百美元的一沓是五千美元,五十美元的一沓是两千五,那么五十万美元加起来会有多少沓呢?假如全是一百美元,那就是一百沓,就当是一百二十沓或一百三十沓好了,差不多这么多沓,对吧?”

“应该差不多。”

“我说不准,你会数有多少沓吗?要是做毒品交易,当然会数,但那是因为有时间,人往那儿一坐,一方数钱,另一方检查货物。然而那是另一码事。即便是毒品,你知道做大宗交易的上家怎么数钱吗?他们每次交易都会牵涉到几百万美元。”

“我知道银行有机器,数一沓钱比你拿手指翻一遍都快。”

“他们有时候也会用,”他说,“但大多数时候是称重。你知道钞票的分量,所以把一笔钱倒在磅秤上就知道数字了。”

“你在多哥的家族生意就是这么做的吗?”

这个想法让他笑了起来。“不,那又是另一码事,”他说,“他们每张钞票都必须过手。但大家都不着急。”

电话响了,我们对视一眼。我拿起听筒,是尤里在车里打来的,说他在回来的路上。我挂断电话,凯南说:“每次电话一响——”

“我知道。我以为是他。你出去以后,有个人弄错了号码,同一个人打了两次,因为他总是忘记先拨曼哈顿的212区号。”

“真烦人,”他说,“我小时候,我们家和远望街弗拉特布什街路口那家比萨店的电话号码只差一位数。你能想象我们接到了多少个打错的电话。”

“肯定能气死人。”

“我父母当然生气,但我和彼得很高兴。我们会接他们的订单。‘半个芝士半个辣香肠?不要凤尾鱼?好的,先生,我们这就给您准备。’然后让他们饿肚子去好了。我们真是坏小子。”

“比萨店的人也倒霉。”

“是啊,我知道。最近我很少接到打错的电话了。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接到过吗?就是弗朗辛被绑架的那天。同一个上午,就好像上帝在给我报信,想提醒我注意什么。天哪,每当我想到她都经受了什么折磨,还有那个女孩正在经历什么。”

我说:“凯南,我知道他叫什么。”

“谁?”

“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他们红脸白脸二人转里的那个白脸。是另一个,大多数时候都是他在说话。”

“你说过了。雷。”

“雷·卡兰德。我知道他以前在皇后区的地址。我还知道他开一辆本田,连车牌号都知道。”

“他们不是开一辆货车吗?”

“他还有一辆双门的思域。凯南,我们会抓住他的。就算不是今晚,也迟早会抓住他。”

“非常好,”他缓缓地说,“但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你知道的,我之所以参与,是因为他们对我妻子做的事。所以我才会雇你,所以我才会来这儿。但此时此刻,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此时此刻,唯一重要的就是那个孩子,露西亚,露什卡,柳德米拉,她有这么多个不一样的名字,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而且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她。但此时此刻,我只在乎能不能把她救回来。”

谢谢你,我心想。

因为就像T恤上印的,要是鳄鱼已经咬住你的屁股,你就可以忘记你本来的任务是排空沼泽了。此时此刻,重要的不是这两个浑蛋藏在日落公园的哪个角落,不是我能不能在今夜或明天甚至有朝一日找到他们。到了明天上午,我可以把我知道的一切告诉约翰·凯利,让他接手调查下去。重要的不是谁捉拿卡兰德归案,不是他会被判十五年或二十五年或无期徒刑,也不是他会不会在某条小巷里被凯南·库利或我打死。重要的不是他能不能逃之夭夭,无论是带着钱还是没拿到钱。到了明天,这一切也许会变得重要,也许不会。但今夜,这些通通都不重要。

突然,形势变得非常明朗,其实从一开始就应该如此的。唯一重要的就是把尤里的女儿救回来。其他所有事情都不重要。

差几分钟到八点的时候,尤里和达尼回来了。尤里两只手各拎一个航空旅行包,上面印着一家在并购中消失的航空公司的徽标。达尼拎着一个购物袋。

“哎,旗开得胜嘛。”凯南说,他哥哥拍起了巴掌。我没有跟着鼓掌,但同样感到兴奋。你会以为这些钱是给我们的。

尤里说:“凯南,你过来。看看这个。”

他拉开一个航空包,倒出里面的东西,那是一捆捆扎好的百元大钞,纸带上都印着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徽标。

“漂亮,”他说,“尤里,你是怎么做到未经批准的大笔提款的?大晚上的,难道还能找到银行给你抢?”

尤里递给他一沓钞票。凯南从纸袋里把钱抽出来,研究最顶上的一张,然后说:“其实不需要看的,对吧?你不会问我这是不是真钱。肯定是伪钞,对吧?”他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用大拇指捻开最顶上这张,然后研究接下来的一张。“伪钞,”他确认道,“但非常逼真。编号都一样的那种吗?不,这张不一样。”

“三个不同的号码。”尤里说。

“通不过银行的检验,”凯南说,“他们有扫描器,能识别什么电子信号。但除此之外,看上去就是真钱。”他揉皱一张钞票,然后抚平,对着光仔细查看:“纸张很好,墨水也对得上。做得很漂亮的旧钞,肯定先泡在咖啡粉里,然后用滚筒洗衣机慢慢搅。没用过漂白剂,留住了织物软化剂。马特?”

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真钱(至少我认为是真钱),放在凯南递给我的钞票旁边。我个人觉得赝品上的富兰克林显得少了一丝沉稳,多了一丝俏皮。但换了平时,我甚至不会多看一眼这张钞票。

“非常好,”凯南说,“几折吃进的?”

“批发折掉六成。一美元只要你四十美分。”

“太高了。”

“好货不便宜。”尤里说。

“这倒是真的。而且这一行比贩毒要干净。因为你静下来想一想,谁会受到伤害呢?”

“会让货币贬值。”彼得说。

“真的吗?大海里的一滴水而已。一家储贷机构倒闭导致的货币贬值,印二十年的伪钞都比不上。”

尤里说:“这是借给我的。要是还回去,就不收我的钱。否则我就必须吃进了。按四折算。”

“条件相当优厚。”

“他在帮我的忙。我想知道的是绑匪会不会发现,要是他们发现了——”

“他们不会的,”我说,“他们只能在糟糕的光照条件下飞快地扫一眼。银行纸带这一招儿算是锦上添花。同一个人印刷的吗?”

“对。”

“咱们重新包装一下,”我说,“保留大通的纸带,但从每一沓里抽出六张,换成真钱,最上面和最底下分别三张。尤里,你这儿一共有多少?”

“二十五万伪钞。达尼的口袋里是六万多一点儿,从四个人手上凑的。”

我做了一下算术。“这样我们一共有八十万左右,已经很接近了。我觉得咱们这边算是准备好了。”

“谢天谢地。”尤里说。

彼得拿掉一沓伪钞的纸带,把钱展开,然后站在那儿看,边看边摇头。凯南拉过来一把椅子,开始抽掉每一沓伪钞最上面和最底下的三张。

电话铃声响了。

[1] 约180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