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去年九月底的一天,伊莱恩和我在布莱顿海滩享受了一下午的乡下风光。我们坐Q线地铁到终点站,然后沿着布莱顿海滩大道散步,逛特产市场,看商店橱窗,然后去小街探险,欣赏简朴的框架式房屋,走遍了纵横交错的后巷、步道、弄堂、小径和便道。那儿的居民以俄裔犹太人为主,其中很多人刚来不久,整个住宅区既有异国风情,也保留着纽约的精髓。我们在一家格鲁吉亚餐馆吃饭,然后沿着海边栈道一直走到科尼岛,看着比我们勇敢的人还在海里翻腾。然后我们在水族馆待了一个小时,出来后才回家。

就算那天下午我们曾与尤里·兰道擦肩而过,我猜我们也不会多看他一眼。他在这儿会显得如鱼得水,就像走在基辅或敖德萨的街头。他块头很大,虎背熊腰,那张脸可以用来当社会主义现实派壁画里工人典范的模特。他额头很宽,颧骨很高,面部棱角分明,下巴凸出。他长着一头中度棕色的直发,动不动就向后摆头,甩开挡住脸的头发。

他四十六七岁,在美国已经待了十年。他带着妻子和四岁的女儿柳德米拉来到美国。他在苏联曾经从事黑市贸易,扎根布鲁克林后,很快就开始染指当地的各种偏门生意,没过多久便运送起了毒品。他混得不错,不过这个行当本来就没有人勉强度日。你只要不死或进监狱,通常来说总能混得不错。

四年前,他妻子被诊断出患有卵巢癌,而且已经扩散。化疗帮助她又活了两年半。她本来希望能活着见到女儿从初中毕业,却在那年秋天过世了。柳德米拉现在自称露西亚,于第二年春天毕业,如今就读于奇切斯特学院——布鲁克林高地的一家私立女子高中。那儿学费高昂,但入学标准同样很高,而且擅长把毕业生塞进各所藤校和布林莫尔及史密斯之类的女子学院。

前一阵儿凯南给业内人士打电话,提醒他们当心绑匪,当时他险些跳过尤里·兰道。两个人关系并不好,几乎没打过照面。更重要的是,凯南认为兰道不可能成为目标,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他甚至忘记了兰道还有个女儿。但他还是打了电话,兰道认为这证明了女儿刚去奇切斯特上学时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不允许露西亚乘地铁或公共汽车,而是安排专车每天早晨七点半从家里送到学校,每天下午两点三刻在学校门口接人。要是女儿想去朋友家,专车会送她去,要是想回家了,就打电话叫车来接。假如她想去住处附近走走,就总会带上他们家的狗。那是一条罗得西亚猎犬,尽管性情温和,但看上去非常凶猛,足以构成强有力的威慑。

那天中午刚过,一个电话打到奇切斯特学院的办公室。一名谈吐文雅的男人声称他是兰道先生的助理,请求学校允许柳德米拉早半小时离开,因为家里出了些急事。“我已经安排好了专车,”他对接电话的女人说,“两点一刻会在校门口等她,不过有可能不是今天上午送她来的同一辆车和同一位司机。”他又说,假如她还有其他问题,请不要打电话到兰道先生的住所,而是可以联系他——佩蒂伯恩先生,然后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

她没打过那个号码,因为执行他的请求时没发生任何问题。她把露西亚(学校里没人知道她叫柳德米拉)叫进办公室,说她今天可以提前走。两点十分,这位女士向窗外望去,看见一辆深绿色货车或面包车停在了菠萝街上的学校门口。这辆车和早上送女孩来的那辆新款通用轿车毫无相似之处,但显然就是来接她的。车身上用白色油漆写着专车公司的名字和地址。查维里姆专车服务,下面是一个位于海洋大道的地址。司机下车,绕到乘客座一侧为露西亚开门,他身穿专车司机平时穿的那种蓝色上衣,戴着他们平时戴的那种帽子。

于是,露西亚毫不犹豫地上了车。司机关上车门,绕到驾驶座一侧上车,开到柳树街拐弯,然后这位女士就从窗口走开了。

三点差一刻,学校按时放学。几分钟后,日常接送露西亚的司机出现了,开着当天上午送露西亚上学的那辆灰色奥兹莫比尔摄政王。他耐心地在路边等候,知道露西亚通常会晚一刻钟走出校门。他本来会毫无怨言地等一刻钟,甚至更久,但露西亚的一名同学认出了他,说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她今天提前放学,”她说,“半个小时前就被接走了。”

“别开玩笑了。”他说,以为她在逗他玩。

“真的!她父亲打电话到办公室,你们公司的一辆车来接走了她。要是不相信我,你就去问塞弗伦斯小姐吧。”

司机没有进去找塞弗伦斯小姐核实,要是他进去了,那位女士肯定会打电话到兰道家里,而且很可能会报警。所以他没有,而是用车载无线电呼叫位于海洋大道的调度室,问调度员究竟发生了什么。“要是她提前需要用车,”他说,“你也可以派我来的。就算当时找不到我,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免得我白跑一趟。”

调度员当然不知道司机在说什么。等弄明白了情况,她认为唯一的解释就是兰道出于某些原因叫了另一家专车公司。她本来可以到此为止的。也许公司的电话当时刚好全部忙线,也许他特别着急,也许他亲自去接女儿,但忘记了取消订好的专车。但她显然觉得事情不太对劲,于是查到尤里·兰道的号码打了过去。

尤里刚开始不明白她有什么好着急的。不就是专车公司有人搞错了吗,前后派了两辆车去接她,结果后一辆车扑了个空。这有什么好打电话给他的?然后他忽然意识到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他尽量详细地向调度员了解情况,为他造成的种种不便道歉,然后挂断电话。

接下来他打给学校,找到塞弗伦斯小姐,得知他的助理佩蒂伯恩先生打过电话,顿时完全明白了过来。有人把他女儿骗出学校并弄上了一辆货车。有人绑架了她。

到了这时候,塞弗伦斯小姐也意识到了,但兰道说服她不要报警。他说这件事最好交给他私下处理,然后临时编了个故事。“她母亲那边的亲戚是极为正统的东正教徒,说他们是宗教狂热分子都行。他们一直在逼我让她从奇切斯特退学,去上布碌仑公园的一所宗教学校。你别担心,我保证她明天就能回来上学。”

他挂上电话,忍不住开始发抖。他们抓走了他女儿。他们想要什么?无论他们要什么,他都会双手奉上。但这些浑蛋是什么人?老天在上,他们到底会要什么呢?

好像几个星期前有人提过要当心绑架来着?

他想了起来,打电话给凯南。凯南打给我。

尤里·兰道住在明水大楼,他的顶层公寓位于一幢十二层的红砖建筑物里。我们刚走进这座合作公寓的大堂,两个壮实的俄国年轻人就迎了上来,他们身穿粗呢上衣,戴着粗呢帽。彼得没有理会穿着制服的门卫,而是对两个年轻人说他姓库利,兰道先生在等我们。他们分出一个人陪我们坐电梯上楼。

我们是四点半左右到的,尤里不久前刚接到绑匪的第一通电话。他的情绪还没平静下来。“一百万现金,”他喊道,“我上哪儿去搞一百万现金?凯南,是谁干的?是黑鬼吗,牙买加来的那群疯子?”

“是一伙白人。”凯南说。

“我的露什卡[1],”他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这算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他看见我们,停了下来。“你是他哥哥,”他对彼得说,接着面向我,“你呢?”

“马修·斯卡德。”

“你为凯南做事。很好。谢谢你们能来见我。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就直接走进来的?我有两个人守在楼下大堂,他们应该——”他瞅见了陪我们上楼的年轻人,“哦,达尼,你也来了,好孩子。回大堂去吧,给我盯着点儿外面。”他对我们解释道:“现在我在布置守卫了。马已经被偷走了,我这才想起来要锁门。还有什么用?他们能从我这儿夺走什么?神夺走了我老婆,现在这帮浑蛋劫走了我的柳蒂[2],我的露什卡。”他转向凯南:“就算你打完电话我就安排人守在楼下,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从学校带走了她,他们在所有人的眼皮子底下抢走了她。我怎么不学学你呢?你送你妻子出国了,对吧?”

凯南和我对视一眼。

“怎么了?你说过你把妻子送到国外去了。”

凯南说:“尤里,那是我们商量出来的说法。”

“说法?你们为什么需要一个说法?发生什么了?”

“她被绑架了。”

“你妻子。”

“对。”

“他们问你要了多少?”

“他们要一百万美元。一番讨价之后,定了个更低的数额。”

“多少?”

“四十万美元。”

“你就付钱了?把她赎回来了?”

“我付钱了。”

“凯南,”他说着抓住凯南的肩膀,“求求你,告诉我吧。你把她赎回来了,对吧?”

“她死了。”凯南说。

“天哪,不!”尤里喊道。他像是挨了一拳,踉跄后退,抬起一条胳膊挡住脸。“不,”他说,“不许你这么说。”

“兰道先生——”

他没有理会我,而是抓住凯南的胳膊。“但你付钱了,”他说,“你如数付钱了,对吧?没有企图坑他们?”

“我付钱了,尤里。但他们还是杀了她。”

他的肩膀沉了下去。“为什么?”他问,但问的不是我们,而是夺走他妻子的那个浑蛋——上帝,“为什么?”

我走上前去,说:“兰道先生,那是一伙非常危险的暴徒,非常凶残,难以预料。除了库利夫人,他们至少还杀了两个女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根本不打算把你女儿活着放回来。我担心她非常有可能已经遇害了。”

“不。”

“假如她活着,那我们就还有一线机会。但你必须想清楚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什么意思?”

“你可以报警。”

“他们说不许报警。”

“他们当然会这么说。”

“我最不希望的就是警察来这儿,刺探我的生活。要是我能凑齐赎金,他们立刻就会问钱是从哪儿来的。但只要能把我女儿救回来……你们怎么看?报警的话,希望会不会更大?”

“要是你想抓住绑走她的那伙人,希望也许会更大。”

“该死,把她救回来的希望呢?”

她已经死了,我心想,但我对自己说,你还不能确定,而且这话也不是非要说给他听不可。我说:“我不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把警方扯进来能提高活着救出你女儿的可能性。我认为很可能会起到反作用。要是警察来这儿,绑匪知道了,他们就会切断联系,直接逃跑。而且他们不可能留你女儿的活口。”

“那就别管警察了,咱们自己干。现在怎么办?”

“现在我必须打个电话。”

“你打吧。等一等,别用这条线路。他们打过电话,我和对方谈了几句,我有一百万个问题,他却挂了我的电话。‘保持线路畅通。我们会联系你的。’用我女儿的电话好了,从那扇门进去就是。现在的小孩子,没日没夜地打电话,你往家里打永远也打不通。我总是碰上什么呼叫等待,把所有人都气得要死。在你的耳朵里咔嗒咔嗒响个不停,叫那头等一等,你必须接个电话。简直可怕。于是我取消了,给她拉了一条自己的电话线,她爱打多久就打多久。天哪,把我的东西全拿走好了,只要把她还给我就行。”

我打给TJ的寻呼机,在兰道女儿的史努比电话机上输入回电号码。从房间的装饰来看,史努比和迈克尔·杰克逊在她的个人神话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我踱来踱去,等他的电话打回来,在白色珐琅梳妆台上看见一张全家福,照片里是尤里、一个黑发女人和一个少女,少女的黑色小鬈发像瀑布似的垂过肩头。这张照片里的露西亚大约十岁。另一张照片里只有她一个人,年纪大了一些,似乎是去年六月在毕业典礼上拍的。后一张照片里,她的头发比较短,表情很严肃,就她的年龄而言有点儿过于成熟。

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他说:“哎,谁找TJ?”

“是我,马特。”我说。

“嘿,我的好哥们儿!发生什么了?”

“很严重的事情,”我说,“十万火急,我需要你帮忙。”

“听候差遣。”

“你能找到K兄弟吗?”

“你是说立刻?他们有时候很难联系。吉米·洪有寻呼机,但他不是每天都带在身上。”

“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他,叫他打我这个号码。”

“没问题。就这样?”

“不,还有,”我说,“记得咱们上周去的那家自助洗衣房吗?”

“当然。”

“知道怎么去那儿吗?”

“R线到四十五街,离第五大道一个街区,离洗衣房四五个街区。”

“我都没发现你在注意看。”

他说:“哥们儿,我永远很注意,好不好?我的注意力很集中的。”

“不只是有办法?”

“既专注又有办法。”

“你现在能去那儿吗?”

“现在?还是先联系K兄弟?”

“先找他们,然后去那儿。你离地铁站近吗?”

“哥们儿,我永远离地铁站很近。我正在用K兄弟改成免费的那部电话,四十三街第八大道的路口。”

“你到了那儿就打给我。”

“好的。出大事了,对吧?”

“非常大。”我说。

我没关露西亚卧室的门,因此外面的电话一响我就能回到客厅里。彼得·库利站在窗口眺望大海。我们一路上没怎么交谈,但他主动告诉我,自从那天我在戒酒会活动上见到他,他还没有喝过酒或嗑过药。“所以我坚持五天了。”他说。

“非常好。”

“这是标准台词,对吧?无论是一天还是二十年,你对别人说你坚持了多久,他们都会说非常好。‘你今天是清醒的,重要的就是这个。’要是我知道什么重要就好了。”

我过去找凯南和尤里聊了聊。卧室里的电话一直没响,但过了十五分钟左右,客厅里的电话响了,尤里走过去接电话。他说:“你好,我是兰道。”然后他有所指地望向我,向后摆头,甩开挡住眼睛的头发。“我想和我女儿说话,”他说,“你必须让我和她说几句。”

我走过去,他把电话递给我。我说:“我希望那女孩还活着。”

一阵沉默,然后问道:“你是谁?”

“我是你们能干净利落完成交易的好机会,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但你们最好不要伤害她,要是你们正在玩什么花样,那就给我立刻停下。因为她必须活得好好的,否则就没什么交易可谈了。”

“真该死。”他说。他停顿片刻,我以为他还想再说什么,但他挂了电话。

我把交谈的内容告诉尤里和凯南。尤里很激动,担心我硬顶会搞砸事情。凯南说我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不确定他说得对不对,但很感激他的支持。

“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她的性命,”我说,“必须让他们明白,这次交易不能完全由他们做主,他们必须证明人质还活着,我们才会给赎金。”

“但要是你逼疯了他们——”

“他们已经疯得不可救药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希望让他们有借口撕票,但他们根本不需要借口。撕票本来就在他们的计划里。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理由,才能保住你女儿的性命。”

凯南帮我说话。“我完全照他们说的做,”他说,“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们把她还给我的时候——”他踌躇片刻,我在脑海里替他说完:“被剁成了肉块。”但他之前没有把弗朗辛之死的这个细节告诉尤里,现在也没有。“——她已经死了。”他说。

“我们需要现金,”我说,“你有多少?能筹到多少?”

“天哪,我不知道,”他说,“我没多少现金。那伙浑球儿要可卡因吗?我有十五千克,离这儿只有十分钟。”他望向凯南。“你收不收?给我开个价就行。”

凯南摇摇头:“尤里,我保险箱里的钱都可以借给你。我手头也很紧,眼看着有一笔大麻膏交易要完蛋。我预付了一些钱,但我觉得那是个错误。”

“什么样的大麻膏?”

“通过塞浦路斯运来的土耳其货。掺鸦片的大麻膏。不过有什么区别呢?反正也做不成了。我保险箱里有十万美元左右,到时候我回去一趟拿给你。不用客气。”

“我会还给你的,你知道。”

“别担心这个了。”

兰道眨掉眼睛里的泪水,再开口的时候,他哽咽了,几乎说不出话来。他说:“听听这个人是怎么说的。这个该死的阿拉伯人,我几乎不认识他,他却要给我十万美元。”他搂住凯南,泣不成声。

露西亚卧室里的电话响了。我跑进去接。

是TJ,从布鲁克林打来的。“我在洗衣房了,”他说,“要我做什么?等一个白人进来打电话?”

“没错,他迟早会来。你可以躲在街对面的餐馆里,盯着自助洗衣房的大门——”

“不需要那么麻烦,哥们儿。我就在洗衣房里,只是一个在等衣服洗好的普通人。这附近什么肤色的人都有,所以我并不显眼。K兄弟打过电话吗?”

“没有。你联系到他们了吗?”

“打过寻呼机,留了你的号码,但要是吉米没带寻呼机,那就呼不到他了。”

“就像森林里的那棵树。”

“你说什么?”

“当我没说。”

“保持联系。”他说。

下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尤里拿起听筒说“稍等”,然后递给我。这次我听见的是另一个声音,比较柔和,更有教养,尽管依然带着恶意,但没有前一个人那种显而易见的邪火。

“听说游戏里多了个新玩家,”他说,“咱们还没有做过介绍呢。”

“我是兰道先生的朋友。我叫什么并不重要。”

“一个人总是想知道线路另一头是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说,“咱们的立场是相同的,对吧?你我都希望交易能顺利完成。”

“那你们要做的就是乖乖遵守命令。”

“不,没那么简单。”

“当然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否则你们就再也见不到那姑娘了。”

“你必须让我相信她还活着。”

“有我的话做保证。”

“对不起。”我说。

“还不够吗?”

“你们把库利夫人以那种状态送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信誉。”

片刻停顿后,他说:“非常有意思。说起来,你的声音不太有俄国味儿,说话的时候也没什么布鲁克林腔调。库利夫人的情况比较特殊。她丈夫企图讨价还价,当然那是他那个种族的本性。他砍了价,我们反过来——嗯,接下来的你自己能想明白吧?”

还有帕姆·卡西迪呢,我心想。她做了什么刺激你的事情?但我没这么说,而是说:“我们对价钱没有异议。”

“你们会付那一百万美元?”

“换那个女孩,必须活着,而且没有受到伤害。”

“两者我都可以保证。”

“但光凭你说的还不够。让她听电话,让她父亲和她说几句。”

“恐怕那是不可——”他一句话才开始,纽约电话公司的录音就插进来,要他继续投币。“我会再打给你的。”他说。

“没硬币了?给我你的号码,我打给你。”

他哈哈一笑,挂断了电话。

下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时候,我和尤里单独待在公寓里。凯南和彼得带着楼下的一个保镖出去想办法筹钱了。尤里给了他们一份列有人名和电话号码的清单,他们另外还有一些自己的人脉。要是能在公寓里直接打电话,事情当然会简单一些,但这儿只有两条电话线,而我希望两条线都能保持畅通。

“你不是这一行的,”尤里说,“你是警察吗?”

“私家侦探。”

“私家侦探?所以你在为凯南工作。现在你在为我工作了,对吧?”

“只是在工作。我没想问你要钱,你是这个意思吗?”

他抛开这个话题。“这是一门好生意,”他说,“但同时也不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应该明白。”

“我想退出这一行,所以我没有现金。我挣了很多钱,但我不想要现金,也不想囤货。我买停车场,我有一家餐馆,分散投资,明白吗?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完全退出毒品生意了。很多美国大亨都是从黑道起步的,对吧?最后变成了合法商人。”

“有些吧。”

“有些一直混黑道,但不是所有的。要不是为了德沃拉,我早就退出了。”

“你妻子?”

“医药费,还有医生,我的天,太花钱了。没有保险。我们是新移民,根本找不到蓝十字的门。不过无所谓。无论要多少钱,我都付得起。我完全愿意掏钱。只要能让她活着,让我付再多的钱我也愿意,我愿意付出一切。只要能再让她多活一天,我连镶的金牙都愿意卖掉。我花了几十万美元,买了医生能给她的每一天,那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啊,可怜的女人,她经受了多少痛苦。但她想尽办法地活下去,明白吗?”他抬起大手,抹了一把额头。他还想说什么,但电话响了。他无声地指了指电话。

我拿起听筒。

同一个男人说:“咱们再谈一谈?我很抱歉,那姑娘没法接电话。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什么方法证明她安然无恙吗?”

我捂住听筒:“说件你女儿知道的事情。”

他耸耸肩:“狗的名字?”

我对着电话说:“让她告诉你——不,等一等。”我捂住听筒,说:“他们很可能知道。他们肯定跟踪了她一个星期甚至更久,他们知道你们的作息时间,肯定见过她遛狗,听见她喊狗的名字。换个别的。”

“在这条狗之前,我们还养过一条狗,”他说,“一条黑白两色的小狗,被车撞死了。我们养那条狗的时候,我女儿也还很小呢。”

“但她还记得狗叫什么吗?”

“怎么可能忘记?她非常爱那条狗。”

“狗的名字,”我对着电话说,“还有之前那条狗的名字。让她描述两条狗的样子,说出它们都叫什么。”

他被逗笑了:“一条狗还不行,必须两条?”

“对。”

“这样你就加倍放心了。我会让你高兴的,我的朋友。”

我思考着他会怎么做。

他从投币电话打给我们。这一点我能确定。这个电话他打得并不久,没有等到两毛五用完,但他现在并不会改变行为模式,因为在此之前一切都非常顺利。他在一部投币电话前,现在他必须去问两条狗的名字和特征,然后他还要打回来。

假设此刻他用的不是自助洗衣房的电话,假设他在街头的某个电话亭里,离大本营比较远,那么他必须开车。现在他要开车回家,停车,进门,问露西亚·兰道她的两条狗都叫什么。然后他要开车去找另一部投币电话,把问到的情况告诉我。

换了是我,我一定会这么做,对吧?

是的,很可能,但也不一定。也许我会再花两毛五打到家里,这样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能少跑一趟。我的搭档在大本营看着那姑娘,叫他取出姑娘嘴里的抹布,问清楚后再把答案告诉我。

要是K兄弟在就好了。

我再次想到,要是吉米和戴维就驻扎在露西亚的卧室里,整件事会变得多么简单。他们可以把调制解调器插在她的史努比电话上,电脑则放在她的梳妆台上。他们可以坐在露西亚的电话前,监控她父亲的电话,只要有人打电话进来,我们立刻就能开始追踪。

如果雷打电话回家去问两条狗的名字,而我们在监控那条线路,还没等他知道两条狗分别叫什么,我们就已经知道他把女孩关在哪儿了。他还来不及把我要的信息告诉我,我们的车已经分头赶到两个地点,一路人马能在他挂断电话前逮住他,另一路人马包围他们的窝点。

但我没有联系上K兄弟。我能指望的只有TJ,他守在日落公园的洗衣房里,等人来用那儿的电话。要不是他大手大脚地挥霍钱财,用我给他的一半报酬买了寻呼机,那我就连这条线索都不会有了。

“能逼疯人,”尤里说,“坐在这儿盯着电话,祈祷它能快点儿响。”

对方似乎并不着急。看来雷——我现在就称呼他为雷,打电话时我有一次险些脱口而出——并没有打电话回家,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就算他开车十分钟到家,十分钟从女孩嘴里问出答案,再花十分钟找电话打给我们吧。要是他抓紧时间,也许还能更快一些。假如他途中停车买香烟,或者她失去意识,他们必须先把她弄醒,那就更久一些。

假设半小时好了。也许多一点儿,也许少一点儿,但先假设半小时好了。

要是她已经死了,那也许会再久一些。有可能她已经死了,有可能他们很早就杀了她,他们先杀死她,然后才第一次打给她父亲。这当然是最简洁的做法。不需要担心她会逃跑,不需要想办法让她保持安静。

假如她已经死了?

他们当然不能承认。他们一旦承认,赎金就没戏了。他们肯定不缺钱,不到一个月前,他们从凯南手上骗走了四十万美元,但这不等于他们不想要更多的钱。钱这东西永远多多益善,他们要是不缺钱,就不会打第一个电话了,很可能也就不需要绑架了。假如你只想找点儿乐子,在街上随便抓个女人其实并不困难,没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那么,他们会怎么做呢?

我猜他们很可能会想办法糊弄我们。说她昏过去了,说给她吃了药,她意识不清,没法回答问题。或者随口编个名字,然后坚称她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会知道他们在撒谎,差不多能确定露西亚已经死了。但人总会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事情,我们会愿意相信存在一丝渺茫的可能性,她还活着,因此我们也许会不顾一切地付赎金,因为假如不付,她就不可能生还,连一丝可能性都没有了。

电话响了。我一把抓起听筒,结果是个拨错号码的白痴。我挂了电话,三十秒后,他又打了过来。我问他找哪个号码,他说的号码是正确的,但他想找的人在曼哈顿。我提醒他要先拨区码。“我的天,”他说,“我总是这样。真够蠢的。”

“今天一早我也接到过这种电话,”尤里说,“弄错号码了。非常烦人。”

我点点头。我忙着摆脱那个白痴的时候,绑匪会不会打过电话?假如打过,他为什么不再打过来?线路现在畅通了。他到底在磨蹭什么?

也许是我犯了错,我不该要他证明女孩还活着的。假如她已经死了,我这么做只是在逼他摊牌。他也许会决定不厚着脸皮扯谎,而是取消整个行动,收拾东西逃跑。

那样的话,就算等到天荒地老,电话也不会响了,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听到他的消息了。

尤里说得对。盯着电话等它响能逼疯一个人。

我估算的平均时间是半个小时,但实际上只过了十二分钟电话就响了。铃声一响,我抓起听筒。我说你好,雷说:“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凑这个热闹。你肯定也是贩毒的。你是做大宗买卖的上家吗?”

“别忘了你要回答几个问题。”我提醒他。

“希望你能告诉我该怎么称呼你,”他说,“我也许认识你的名字呢。”

“我说不定也认识你的名字。”

他哈哈一笑:“哦,我看未必。你急什么,我的朋友?你担心我会追踪电话?”

我在脑海里听见他在戏弄帕姆:“选一个吧,帕米。你一个,我一个,帕米,你选哪一个呢?”

我说:“反正是你出电话费。”

“倒是没错。哦,好吧。狗的名字,对吧?我想一想,有什么老掉牙的备选呢?菲多、陶瑟、金、罗夫,这个永远很受欢迎,对吧?”

我心想,该死,她死了。

“斯波特如何?‘跑啊,斯波特,快跑!’对于一条罗得西亚猎犬来说,这真是个好名字。”

但跟踪她一两个星期,知道这个名字并不稀奇。

“狗叫华生。”

“华生。”我说。

房间的另一头,大狗换了个坐姿,竖起两只耳朵。尤里点点头。

“之前那条呢?”

“你要的可真多,”他说,“你到底需要几条狗?”

我等他继续说。

“她说不上来之前那条狗是什么品种。它死的时候,她还很小。她说他们不得不让它安乐死。多么愚蠢的说法啊,你不觉得吗?既然要杀一个活物,你至少应该有勇气说出来。你怎么这么安静?你还在吗?”

“我还在。”

“我猜是条杂种狗,就像我们很多人一样。至于狗的名字,这就有点儿麻烦了。是个俄国词,我的发音不一定准确。你的俄语好不好,我的朋友?”

“有点儿生锈了。”

“锈儿倒是个狗的好名字。也许它就叫锈儿。你这个听众真是难伺候,我的朋友。想让你笑一笑怎么这么困难?”

“我这个听众并不想听这个。”我说。

“哈,捧哏捧得不错。要是换个其他的情形,你和我,咱们聊一聊肯定会很有意思。哎呀,真可惜。也许改天可以试试。”

“咱们走着瞧。”

“那是当然。不过你想知道那条狗叫什么,对吧?狗早就死了,我的朋友。它叫什么还有什么重要的呢?给狗一个死名字,给死狗一个坏名字——”

我等他继续说。

“我的发音也许不准确。巴拉莱卡。”

“巴拉莱卡。”我说。

“好像是什么乐器的名字,反正她是这么说的。你觉得呢?有没有拨动你的哪条弦?”

我望向尤里·兰道。他在使劲点头。雷在电话里又说了些什么,但那些话都没有进入我的脑海里。我觉得头重脚轻,不得不靠在厨台上,否则肯定会跌倒。

那个女孩还活着。

[1] 即露西亚。

[2] 即露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