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发生了几件事情。
我跑了三趟日落公园，两趟是我单独去的，第三趟TJ陪着我。一天下午我心烦意乱，打他的寻呼机，几乎立刻接到了他的回电。我们在时报广场地铁站碰头，一起乘地铁去布鲁克林。我们在一家熟食店吃午饭，在那家古巴小馆子喝拿铁，然后走了好一会儿。我们一直在聊天，尽管我对他依然没什么了解，他却知道了我的一些事情——只要他真的在听我说话。
等回城的地铁时，他说：“喂，今天你不用给我钱，因为咱们什么都没干。”
“你的时间总该值点儿什么的。”
“那得做事才行，但我今天一直在闲逛。哥们儿，我从小到大这么做都是免费的。”
另一个晚上，我正要出门去参加戒酒会的活动，却接到了“丹尼男孩”的电话，于是火速赶往科罗纳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有三个小痞子在那儿活动，他们最近变成了散财童子。他们是绑匪的可能性不大，因为科罗纳在皇后区北部，离日落公园足有几光年，但我还是去了。我坐在吧台前喝圣培露矿泉水，等那三个穿丝绸礼服的家伙来撒钱。
电视开着，十点钟的第5频道新闻说警方刚刚逮捕了三名男性，他们不久前抢劫了四十七街的一家钻石店，还用枪托打伤了店员。酒保说：“哎，你说巧不巧！这帮浑球儿连着来我们这儿玩了三个晚上，花钱好像怎么花都不嫌快。我就觉得他们的钱来路不正。”
“他们用传统的老办法挣钱，”我旁边的男人说，“盗抢。”
我离谢亚球场只有几个街区远，然而离大都会球队还有几百英里远，那天下午他们在瑞格利球场以一两分之差输给了芝加哥小熊球队。洋基队在主场迎战印第安人队。我走到地铁站，上车回家。
另一天我接到德鲁·卡普兰的电话，他说凯利和布鲁克林凶杀科的伙计要帕姆跑一趟华盛顿，去匡提科拜访联邦调查局总部的暴力犯罪分析科。我问她哪天去。
“她不去。”他说。
“她拒绝了？”
“在她律师的建议下。”
“我不确定，”我说，“联邦调查局最强的向来是公关科，但据说他们给连环杀人狂做侧写的部门也很厉害。我认为她应该去。”
“嗯，”他说，“可惜你不是她的律师。亲爱的朋友，我的职责是保障她的利益。再说，大山反正会来穆罕默德这里[1]，他们明天派人来见帕姆。”
“结束后让我知道一下情况，”我说，“只要不和你委托人的利益相抵触就行。”
他大笑：“别挖苦我，马特。她为什么非要大老远地跑一趟华盛顿？让他来这儿好了。”
见过侧写师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侧写师对这次会面不以为意。“他似乎有点儿漫不经心，”德鲁说，“就好像两死一残还不值得他花时间。我猜凶手杀的人越多，他们就越有事可做。”
“有道理。”
“是啊，但对后面的受害者来说就没什么安慰性了。他们恐怕更希望警方能尽早抓住罪犯，而不是让他为调查局的数据库加料。他告诉凯利说他们为西海岸的一个变态做了一份非常详尽的侧写。他们敢确定那家伙小时候集邮，知道他做第一个文身是几岁，但他们还是没抓住那个该死的家伙。我记得他说受害者目前已经达到四十二名，还有另外四个人很可能也死在他手上。”
“我明白雷和他的朋友为什么是小角色了。”
“而且他对犯罪频率也没什么兴趣。他说连环杀人狂的活动通常更加频繁，也就是说他们不会隔几个月才犯一次罪。他说要么是他们还没磨合好，要么他们只是偶尔来纽约，大多数时候在其他地方作案。”
“不可能，”我说，“他们太熟悉这座城市了，不可能是外地人。”
“为什么这么说？”
“嗯？”
“你怎么知道他们很熟悉这座城市？”
因为他们差遣库利兄弟跑遍了布鲁克林，但我不能这么说。“他们把两座外区公墓当作弃尸地点，”我说，“还有森林公园。你说哪个外地佬会在莱克星敦大道掳走一个姑娘，然后把尸体扔在皇后区？”
“任何人都有可能这么做，”他说，“假如他掳走的姑娘不是他想要的。让我想一想他还说了什么。他说他们很可能三十岁出头，小时候很可能受过虐待。他说了很多泛泛之谈，但他提到的一点让我浑身发冷。”
“什么？”
“这个人在分析科待了二十年，自从科室组建就加入了。他很快就要退休了，他说他非常高兴。”
“因为他耗尽热情了？”
“没这么简单。他说这类案件的数量一直在以可怕的速度递增。从增长曲线目前的形状来看，他们认为这类案件会在眼下到世纪末之间的某个时候达到峰值。他管这个叫‘运动杀人’，说按照他们的看法，它即将成为风靡九十年代的休闲活动。”
我刚开始参加的时候，他们并不这么做，但戒酒会活动近来经常会邀请戒酒还不到九十天的新人上台，先做自我介绍，然后报告天数。大多数时候，这样的宣告会引来全场鼓掌。但圣保罗教堂的活动不会这么做，因为曾经有个会员连续两个月每晚都来，每次开场前都会说一遍：“我叫凯文，我有酒瘾，我已经戒酒一天了。昨晚我喝了酒，但今天我没喝！”人们受够了为这种声明鼓掌，因此下一次组织会议的时候我们在激烈讨论后投票，决定取消鼓掌这个环节。要是有人说：“我叫艾尔，我戒酒十一天了。”我们会说：“你好，艾尔。”
我从布鲁克林高地走到湾脊区找凯南·库利要钱的那天是星期三。星期四晚上八点半的那场活动中，后排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叫彼得，我有酒瘾和毒瘾，我戒掉两天了。”
“你好，彼得。”大家齐声说。
我原打算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找他聊一聊，却被坐在我旁边的女人拖住了，等我转身去找他时，他已经走了。散场后我从旅馆打给他，他不接电话。我打到他弟弟家。
“彼得在戒酒，”我说，“至少一小时前是在戒酒。我在戒酒会上见到了他。”
“今天早些时候我找到了他。他说我给他的钱大部分都在，那辆凯美瑞也没出事。我说我在乎的不是钱和车，而是他，他说他挺好。你觉得他看上去怎么样？”
“我没看见他，只是听见他发言了。等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打给你只是想说一声他还活着。”
他说谢谢。两天后的晚上，凯南打电话给我，说他在楼下的大堂里。“我的车违章停在门口，”他说，“你吃过饭了吗？下楼吧，我在外面等你。”
我坐进车里，他说：“你比我熟悉曼哈顿。想去哪儿？选个地方吧。”
我们去了第九大道的巴黎花园餐厅。布莱斯唤着我的名字打了招呼，给我们安排了一张靠窗的桌子，盖瑞在吧台像演电影似的挥了挥手。凯南要了一杯红酒，我要了矿泉水。
“地方不错。”他说。
点完菜，他说：“我不知道，哥们儿，我没有理由要进城。我只是在开车乱转，却想不到能去哪儿。我以前经常这么做，只是开车乱转，为汽油短缺和空气污染贡献一份力量。你这么做过吗？哦，你不行，你没车。要是周末想出城玩玩，你会怎么做呢？”
“租车呗。”
“哦，对，”他说，“我怎么没想到。你经常出城吗？”
“天气好的时候算是经常吧。我女朋友和我喜欢去州北，或者去宾夕法尼亚。”
“哦，你有女朋友？我一直想问来着。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不算太久。”
“她是做什么的？不介意我问一下吧。”
“研究艺术史的。”
“非常好，”他说，“肯定很有趣。”
“她似乎觉得很有趣。”
“我是说她肯定很有趣。一个有趣的人。”
“非常。”我说。
今晚他的气色好了一些，头发理过，脸也刮干净了，但依然带着某种疲惫感，而焦躁的情绪在底下涌动。
他说：“我一个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在家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都快把自己逼疯了。我老婆死了，我哥哥天晓得在干什么，我的生意要完蛋了，而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你的生意怎么了？”
“也许没事，也许会出大事。前几天去欧洲的时候，我安排了一笔交易。下周应该有一批货到岸。”
“也许你不该告诉我的。”
“你试过掺鸦片的大麻膏吗？不过既然你只酗酒，那就应该没试过。”
“没试过。”
“我这次进的就是这东西。在土耳其东部种植，通过塞浦路斯运往美国，反正他们是这么说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问题出在我应该放弃这笔交易的。参与者里有几个人，我找不到理由信任他们，而我之所以会加入，是因为全世界最糟糕的理由——因为我必须找点儿事做做。”
我说：“我为你工作仅限于调查你妻子的案件，为此我可以无视你的谋生方式，甚至愿意为你违反几条法律。但一旦牵涉到你的那个行当，我就不能为你工作或帮你做事了。”
“彼得说为我工作会导致他开戒。这对你来说也是个影响因素吗？”
“不是。”
“只是因为你绝对不会碰这个行当。”
“对，应该是这样。”
他思考片刻，然后点点头。“我能理解，”他说，“我尊重你的立场。但另一方面，我希望你能帮我，因为假如有你援助，我就能放手大干了。另外，这一行非常挣钱。你知道的。”
“当然。”
“但也很肮脏，对吧？我知道。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这是个肮脏的行当。”
“那就脱身吧。”
“我正在考虑。我没打算要一辈子做这一行。我每次都对自己说再干几年，再做几单，再往海外账户里存几笔。熟悉的故事，对吧？”
“到时候你去干什么呢？”
“卖别的东西呗。”他哈哈大笑起来，“这次去欧洲我认识了一个人，和我一样，也是黎巴嫩裔，我在巴黎和他还有他老婆做伴。‘凯南啊，’他说，‘你必须从这个行当脱身，它会杀死你的灵魂。’他希望我去当他的合伙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是军火商，老天在上，他卖武器。‘哥们儿，’我说，‘我的客户买了货只会去杀自己。你的客户会去杀别人。’‘不一样的，’他坚持说，‘和我做生意的都是好人，有地位的人。’然后他给我列举他认识的重要人物，比如中央情报局、其他国家的秘密情报组织。所以说不定我会退出毒品生意，去当一个了不起的军火商。你难道更喜欢这样？”
“你难道只有这一个选择？”
“你说真的？不，当然不是。我可以买卖任何东西。我说不准，我老爸说到腓尼基人的经商天赋时也许有点儿夸张，但我们的族人确实是遍布全世界的商人。我从大学退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旅行。我去探望亲戚。地球上每个角落都能见到黎巴嫩人，我在尤卡坦有姨妈和姨父，中美洲和南美洲到处都有我的表兄弟。我去非洲，一个名叫多哥的国家有我母亲那边的亲戚。在我去那儿之前，我甚至没听说过这个国家。多哥的首都叫洛美，我家亲戚在那儿做外币兑换的黑市生意。他们在洛美市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套间。大堂里没有牌子，你必须爬楼梯才能找到他们。但他们的生意倒是做得正大光明，从早到晚都有人带着想要兑换的外币进进出出，美元、英镑、法郎，还有旅行支票。黄金，他们也买卖黄金，称重估值。
“办公室里有一张长桌，从早到晚都有钱在桌上换手。我不敢相信他们每天要经手多少钱。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从没见过大量现金，那会儿却看见了堆积如山的钱。你要明白，他们每笔交易只抽一两个点，但交易量巨大。
“他们住在城市边缘一座有围墙的庄园里。地方必须足够宽敞，否则住不下那么多仆人。我是个从卑尔根街来的小子，从小到大和我哥哥住一个房间，而我的这些亲戚，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至少五个仆人，孩子也不例外。一点儿也不夸张。刚开始我很不自在，我觉得这太浪费了，但他们向我解释了原因。富人有义务多雇用人，创造职位就是在帮助他人。
“‘留下吧。’他们对我说，想拉我入伙。要是我不喜欢多哥，他们的姻亲在马里做同样的生意。‘但多哥更舒服。’他说。”
“你现在还能去吗？”
“换个国家开始新生活，那是你二十岁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
“你多大了，三十二岁？”
“三十三岁。对于入门级的工作来说老了点儿。”
“你不一定要从收发室做起嘛。”
他耸耸肩。“说来有趣，弗朗辛和我也讨论过。她不能接受，因为她害怕黑人。想到要去一个黑人国家，成为那儿屈指可数的白人之一，她就心惊胆战。她说，万一他们决定接管呢？我说，亲爱的，有什么好接管的？本来就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已经是主人了。但她在这个话题上不是很讲道理。”他的声音变得冷厉，“可你看看是谁把她拖上了那辆货车，看看是谁杀害了她。白人。你一辈子害怕一样东西，却被另一样东西摸上来要了性命。她不复存在了。我甚至没看见尸体，我见到的是残缺的尸块。我半夜去我表哥的兽医诊所，把尸块烧成骨灰。她消失了，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一个黑窟窿，我不知道该怎么填补。”
“他们说时间能抚平伤痕。”我说。
“拿我的时间去填窟窿好了。我的时间多得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我从早到晚一个人坐在家里，都开始自言自语了，而且嗓门儿还挺大。”
“身边曾经有伴儿的人确实会这么做。你会克服的。”
“不克服又能如何呢？就算我自言自语，又有谁会听见呢，对吧？”他拿起水杯喝了一口。“然后还有性，”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有性欲，你明白吗？我还年轻，这是天性。”
“刚才你还说你太老了，没法去非洲开始新生活。”
“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有性欲，我不但不知道该怎么发泄，而且觉得不该拥有它。无论我是不是真的和其他女人上床，光是这么想，我就觉得不忠了。再说，就算我想和女人上床，又能去找谁呢？我该怎么办，在酒吧里用甜言蜜语勾搭女人？去按摩店，花钱找个对眼的韩国妞帮我解决？去约会，带女人看电影，和她探讨人生？我想象自己这么做，但发现我宁可待在家里**，可我连手枪都不会打，因为甚至**都让我觉得不忠。”他突然泄气，向后靠在椅背上。“对不起，”他尴尬地说，“我不想对你说这种话的。我根本没打算要说这些。我都不知道话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回到旅馆，打电话给我“研究艺术史”的女朋友。那天晚上她去上课了，还没有回来。我在答录机上留言，但不确定她会不会打给我。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我们过得很不愉快。晚饭后我们租了一部电影，她想看，但我不想看，也许我因此有点儿生气，我也不确定。总之不管为什么，我和她之间的气氛不太对劲。电影结束后，她说了句带点儿颜色的评语，而我说她说话该注意点儿，别那么像是出来卖的。换作平时，这种话是可以被接受的打趣，但我的语气听上去很认真，而她用同样刺人的话还击。
我道歉了，她也道歉了，我们都同意翻过这一篇了，但感觉起来就是另一码事了。到了睡觉时间，我们在城区两头各自上床。第二天打电话的时候，我们没提昨晚的事情，而且一直到现在也没提过，然而每次我们交谈，它就会沉甸甸地横在我们之间，甚至不说话的时候也一样。
十一点半左右，她打给我。“我刚进门，”她说，“我们几个同学下课后去喝了一杯。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挺好。”我说。我们聊了几分钟，然后我问我这会儿过去是不是太晚了。
“我的天，”她说，“我也很想见到你。”
“但时间太晚了。”
“我看是的。我累坏了，只想冲个澡就睡觉。没问题吧，亲爱的？”
“当然。”
“明天再聊？”
“嗯。睡个好觉。”
我挂断电话，对着空****的房间说“我爱你”，听见这三个字在墙壁之间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都能熟练地把这三个字从言谈中剔除出去，此刻听着自己说这句话，我不禁怀疑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感觉到了一些情绪，但无法确定究竟是什么。我冲了个澡，擦干身体，对着浴室洗脸池上方的镜子打量我的脸，然后意识到了那是什么情绪。
戒酒会每晚都有两场午夜活动。离我比较近的一场在西四十六街，我赶到的时候他们刚好开始。我给自己倒了杯咖啡，找位置坐下，几分钟后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说：“我叫彼得，我有酒瘾和毒瘾。”很好，我心想。“我戒掉一天了。”他说。
这就不太好了。星期二他戒掉了两天，今天他只戒掉了一天。我想到戒酒戒毒的困难程度，那就像你想爬上救生艇，却怎么也找不到能抓住的地方。然后我就不再去想彼得·库利了，因为我来这儿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他。
我认真地听着主讲者的发言，但我没法告诉你我究竟听见了什么。台上的人说完了，公开讨论环节开始，我立刻举起手。我得到发言机会，于是说：“我叫马特，我有酒瘾。我戒酒好几年了，自从入会以来，我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有时候我会忘记我依然过得一塌糊涂。我和女朋友的关系正在经历困难期，而直到没多久以前，我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在我来这儿之前，我觉得坐立不安，不得不冲了五分钟的淋浴，熄灭我内心的情绪。然后我才明白过来，那是恐惧，是我在害怕。
“我甚至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我感觉要是我放开头脑，会发现我害怕这世上的所有事物。我害怕长期关系，也害怕结束关系。我害怕某天醒来照镜子，会看见一个老人盯着我；害怕有朝一日我会一个人死在住处，直到臭味飘出去才会被人发现。
“于是我穿好衣服来到这儿，因为我不想喝酒，也不想有这样的感觉。另外，尽管已经这么多年了，我还是不明白像这样乱说一通为什么有助于保持清醒，但确实有帮助。谢谢各位。”
我猜我听上去多半像个情绪不稳定的绝望中年人，但参加活动会让你学会不在乎自己听上去像什么，因此我也不在乎。在那个房间里你确实很容易掏心掏肺，因为除了彼得·库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而既然他才清醒了第一天，这会儿很可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听不完，更别说在五分钟后还能不能记得了。
不过，也许我听上去并没有那么糟糕。活动结束时，全体起立，齐声念诵静心祷文，然后前面两排的一个男人过来问我要电话号码。我给了他一张名片。“我经常外出，”我说，“但你可以留言。”
我们聊了一分钟，然后我去找彼得·库利，但他已经走了。我不知道他是在活动结束前离开的，还是一结束就溜掉了，但反正就是走掉了。
直觉告诉我他不想见到我，而我可以理解。我记得自己刚开始戒酒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坚持清醒几天，然后开戒，然后周而复始。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那就是羞耻感，因为他戒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再次失去控制。各种事情加在一起，他很可能要努力一段时间才能找回自尊。
但另一方面，至少他此刻是清醒的。尽管他只戒了一天，然而从某个角度来看，你能拥有的永远只是一天的清醒。
星期六下午，电视转播的体育比赛看到一半，我打电话给电话公司的接线员，说我弄丢了启动和解除呼叫转移的说明书。我想象她检查记录，发现我从没订购过这项服务，于是打电话报警，巡逻车立刻包围了我入住的旅馆。“放下电话，斯卡德，举起手，出来！”
还没等我想象完，她就播放起了一段录音，电脑合成的人声向我解释我该怎么做。它说得太快，我来不及记录，于是我又打了一次电话，重复这个流程。
出门去伊莱恩家之前，我按照提示一步步设置，把打给我的电话自动转接到她的线路上。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设置的时候我谈不上有多大的信心。
她买了曼哈顿戏剧俱乐部的票，看的是一场晦涩而忧郁的话剧，作者是某个南斯拉夫人。我猜翻译大概损伤了一些寓意，然而台上演绎的剧情依然发人深省，拽着我走进了心灵深处的黑暗通道，但就是不肯开灯。
整出戏都没有安排休息时间，因此它造成的苦难更是雪上加霜，从头到尾就是一种折磨，九点三刻散场的时候，我们连一秒钟都不想多待了。演员谢幕，场内亮灯，观众蹒跚离开，就像一群僵尸。
“真是良药苦口。”我说。
“也可能是毒药。对不起，最近我选东西的眼光特别好，对吧？上次是你讨厌的那部电影，这次是这出戏。”
“我不讨厌这出戏，”我说，“我只是觉得我和它打了十个回合，脸上挨了好几记重拳。”
“你觉得它到底想传递什么信息？”
“也许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才能说清楚。至于想传递的信息？我不确定。大概是说这个世界已经烂透了吧。”
“这还需要看话剧吗？”她说，“翻开报纸就知道了。”
“啊，”我说，“也许在南斯拉夫不一样呢。”
我们在剧院附近吃晚饭，话剧的气氛压迫着我们。吃到一半，我说：“我有话想说。我想为那天晚上的事情道歉。”
“已经过去了，亲爱的。”
“我不确定有没有过去。我最近情绪不太对劲，部分是因为这个案子。我们有过一些突破，感觉像是取得了进展，但现在又完全卡住了，我自己也觉得进退不得。但我不希望它影响到我们。你对我非常重要，我们的关系对我非常重要。”
“对我也一样。”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情况似乎有所好转，尽管话剧的气氛没那么容易消散。吃过饭，我们去她家，我上厕所的时候，她去查看答录机。等我出来，她好奇地看着我。
她说：“沃尔特是谁？”
“沃尔特？”
“他说打电话就是想打个招呼，没什么重要的，想告诉你他还活着，回头也许会再打给你。”
“哦，”我说，“前天夜里戒酒会上认识的一个人。他才戒酒不久。”
“你把我的号码留给他了？”
“没有，”我说，“我为什么要留你的号码？”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哦，”我忽然明白了，“哈，看来设置好了。”
“什么设置好了？”
“呼叫转移。我告诉过你，K兄弟他们折腾电话公司的时候帮我订了呼叫转移服务。今天下午我启用了。”
“所以你的电话会转到这儿来？”
“没错。我不怎么相信真能成功的，但显然我设置好了。怎么了？”
“没什么。”
“你确定？”
“当然。你想听一听留言吗？我可以再放一遍。”
“要是只说了那些，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可以删掉它了？”
“随便你。”
她删掉这段留言，然后说：“他拨你的号码，接电话的却是一段女声的自动答录，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心情。”
“嗯，他显然不认为他拨错了号码，否则也就不会留言了。”
“不知道他认为我是什么人。”
“一个神秘的女人，声音特别性感。”
“他很可能认为咱们住在一起。除非他知道你一个人住。”
“他对我的了解仅限于我戒酒了以及我脑子不正常。”
“为什么不正常？”
“因为我在认识他的那次活动上说了很多胡话。在他看来，说不定我是个神父，而你是教区宿舍的管家。”
“我们没玩过这个游戏。神父和女管家。‘祝福我吧，神父，因为我是个坏女孩，我需要被好好打一顿屁股。’”
“那我可一点儿也不吃惊。”
她咧嘴一笑，我向她伸出手，电话铃声却专挑这个时刻响了。“你去接，”她说，“多半是沃尔特。”
我拿起听筒，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说他找马德尔小姐。我一言不发地把听筒递给她，走进另一个房间。我站在窗口，望着东河对面的灯光。过了几分钟，她走过来站在我身旁。她没提起刚才的电话，我也没有。十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这次她去接，结果是找我的。是沃尔特，戒酒会鼓励新人多打电话，于是他就打给我。我没和他聊多久，等我放下电话，我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做的。”
“没关系，你经常来这儿。总得让别人能找到你。”过了几分钟，她说，“把听筒摘下来吧。今晚咱们都不接电话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找乔·德金，最后和他还有他的两个重案组朋友一起出去吃午饭。回到我住的旅馆，我问前台有没有留言，前台说没有。上楼回到房间里，我拿起一本书看，三点二十分，电话响了。
伊莱恩说：“你忘记取消呼叫转移了。”
“哦，我的天，”我说，“难怪没有留言呢。我刚到家，整个上午都在外面，完全忘记这回事了。我本来想直接回家设置的，结果忘记了。电话肯定烦了你一整天。”
“没有，但是——”
“但你是怎么打进来的？你打这个号码，按理说信号应该弹回去，你听见的是忙音才对。”
“第一次打的时候确实是的。然后我打给前台，他们把电话转给你。”
“哦。”
“看来从总机转过来的电话不会被转移。”
“看来是的。”
“TJ打过电话，但不重要。马特，凯南·库利刚打过电话，叫你立刻打给他，他说情况紧急。”
“是吗？”
“他说生死攸关，而且很可能是死。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他听上去很认真。”
我立刻打给他，凯南说：“马特，谢天谢地。别挂电话，我哥哥在另一条线路上。你在家，对吧？好的，你千万别挂电话，等我一会儿。”听筒里咔嗒一声，过了一分钟左右，又是咔嗒一声，他回到了线上。“他正在路上，”他说，“去你住的旅馆，他会在门口接你的。”
“他出什么事了？”
“彼得？不，他没事。他送你去布莱顿海滩。今天没空坐地铁转来转去了。”
“布莱顿海滩有什么？”
“很多俄国人，”他说，“该怎么说呢？他们中的一个人刚打电话给我，说他经历了我经历过的商业难题。”
只可能代表一件事情，但我想确定一下。
“他妻子？”
“更糟糕。我得走了，咱们在那儿见。”
[1] 该句出自俗语“如果大山不走向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必须走向大山”，比喻如果对方不肯按你的意志行事，你就只得调整自己的做事方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