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凯南说:“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做。你把案子办得有了眉目,然后打包拱手送给警察。”

我也向他解释了一遍,讲述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多么显而易见,还有我认为我真没什么选择余地。情况发展到了这个程度,警方在目前这些调查路线上的办案效率必定比我高得多,而且这么做能把我发现的大部分情况告诉警方,同时又不会让我的委托人和他遇害的妻子进入他们的视线。

“是啊,我完全明白,”他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不让他们也干点儿活儿呢?这本来就是警察的职责嘛,对吧?我只是没想到这一步,就这么简单。我本来想象我们追查罪犯,最后要上演一场追车大戏,还有枪战或者类似的场面。我说不准,也许我浪费在电视上的时间太多了。”

他看上去像是在飞机上待得太久了,在室内工作得太久了,在里屋和厨房里喝了太多的咖啡。他没刮胡子,满头乱发也需要理一理了。和上次见到他相比,他不但掉了体重,而且肌肉也松弛了,他英俊的面庞非常憔悴,黑眼睛底下是一对黑眼圈。他穿着浅色的亚麻裤和黄褐色的丝绸衬衫,懒汉鞋里面没穿袜子。换作平时,他这身打扮会显得沉稳而优雅,但今天他看上去衣衫不整,甚至有那么点儿蓬头垢面。

“假如警察抓住了他们,”他说,“会发生什么?”

“这取决于警方能立一个什么样的案子。在理想的情况下,你能找到大量禁得起推敲的物证,把他们和一起或多起凶杀案联系起来。要是没有这样的证据,那就只能说服一名罪犯做证告发其他罪犯,换取从轻发落。”

“换句话说,让他们狗咬狗。”

“没错。”

“为什么要让罪犯之一做证呢?那姑娘不能做证吗?”

“仅限于她是受害者的那起案件,但那起案件本来就比谋杀轻。强奸和强迫**都是B级重罪,可判六至二十五年的有期徒刑。假如能以二级谋杀罪起诉,那就有可能是无期徒刑了。”

“割掉她一个**呢?”

“只能算是一级伤害罪,甚至还不如强奸和强迫**的罪行重。我记得刑期顶格也只有十五年。”

“我觉得不公平,”他说,“我认为他们对她做的事情比谋杀更可怕。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也许他只是一时失手,也许他有合适的理由。但为了取乐而那么伤害其他人,什么样的人会做出这种事?”

“变态或者恶魔,随你选。”

“你知道的,想到他们对弗朗辛做的事情,我就气得发疯。”他站了起来,踱到房间的另一头望着窗外,背对着我,“我尽量不去想。我想说服自己,他们一上来就杀了她,她反抗,他们揍她,想让她闭嘴,但下手太重,她死了。就这样,咣的一下就死了。”他转过身来,垂头丧气:“但有什么区别呢?无论他们是怎么对待她的,现在都已经过去了。她的苦难已经结束。她死了,化成了灰,没有化成灰的那部分去见上帝了——假如真的存在上帝。或者安息了,或者重生变成了一只鸟或一朵花或天晓得什么。也可能就是没了。我不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人死了以后会怎么样,没人知道。”

“是啊。”

“你听说过濒死体验对吧?穿过隧道,见到耶稣或你最喜欢的舅舅,看着自己的人生一闪而过。也许真是这样的,我说不准。也许只有濒死体验才会这样。也许真正的死亡就不一样了。谁知道呢?”

“反正我不知道。”

“是啊,而且谁在乎呢?等发生在咱们身上再操心好了。强奸最多能判多久?你说二十五年?”

“法条是这么说的。”

他皱起眉头:“我不能继续想了。无论咱们谈什么,我都会立刻对照弗朗辛的情况,我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会逼疯我自己的。强奸有可能判你二十五年,但割掉她的胸部顶格也只有十五年。这事情不对劲。”

“想修改法律是很困难的。”

“是啊,我只是想把责任推给体制罢了。再说了,二十五年也远远不够。无期徒刑也不够。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法律不能这么做。”

“是啊,”他说,“真是好极了。法律能做的只有找到他们,然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假如他们进监狱,在监狱里想干掉一个人倒是不难。里面有很多人并不介意挣他一笔。或者他们在法庭上胜诉了,或者交保候审,回到外面也很容易下手。”他摇摇头:“你听一听,我都在说什么啊?就好像我是教父,坐在家里下令杀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许到时候我就没这么愤慨了,也许在号子里蹲二十五年听上去也不错。谁知道呢?”

我说:“说不定咱们运气好,能在警方之前找到他们。”

“怎么找?绕着日落公园转圈,甚至不知道你在找谁?”

“利用警方找到的线索。有一件事他们肯定会做,那就是把他们掌握的所有情况送到联邦调查局,对比连环杀人狂的档案。也许我们的证人能填上她空缺的记忆,这样我就能拿到罪犯的图像了,或者至少是详尽的体貌特征。”

“所以你想查下去?”

“那还用说。”

他想了一会儿,点点头:“说说我欠你多少。”

“我给了那姑娘一千美元,律师没收她的钱。给了从电话公司搞到记录的电脑高手一千五百美元,我们用的客房一百六十美元,外加五十美元的电话押金,那笔钱我没去拿回来。就算两千七百美元好了。”

“嗯。”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开销,不过我觉得应该由我自己来出。都是意外支出,我不想等你批准再动手。要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尽管提出来和我讨论。”

“有什么好讨论的?”

“我觉得你好像有心事。”

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你感觉到了,对吧?我回来那天第一次接你电话的时候,你好像说过你问了我哥哥。”

“没错。他没钱,所以我自己凑了一笔。怎么了?”

“他是说没钱,还是说必须等我点头才行?”

“没钱。事实上,他说得很清楚,他确定你一定会出这笔钱,只是他身边没现金。”

“你确定?”

“百分之百确定。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他没说可以让你用我的钱?没说类似的话吗?”

“没有。事实上——”

“嗯?事实上什么?”

“他说你家里肯定有钱,但他拿不到。他还自嘲说你不可能把保险箱密码告诉一个毒虫,就算他是你兄弟也不行。”

“他真的这么说了?”

“我不确定他这个‘你’指的是不是你,”我说,“感觉意思是在说,一个人只要脑子正常,就不会把这种信息告诉一个吸毒成瘾的人,因为他不值得被信任。”

“所以他是在泛指?”

“我觉得是的。”

“但也有可能在说我,”他说,“而且他是正确的。我不可能把那么多钱托付给他。我的哥哥,我可以把我这条命托付给他,但六位数的现金?不,我做不到。”

我没有接话。

他说:“前两天我给彼得打过电话,他应该过来一趟的,但他一直没出现。”

“嗯。”

“还有一点。我出发那天,他送我去机场,我给了他五千美元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你问他要两千七百美元——”

“不到这个数。我是星期六下午找他的,那时候我还不需要给卡西迪的一千美元。我忘记我报给他的是多少了,比较有可能的是一千五百美元或两千美

元。”

他摇摇头:“你能想通发生了什么吗?反正我想不通。你星期六打电话给他,他说我要到周一才回来,不过你尽管花钱好了,我会补给你的。他是这么说的,对吧?”

“对。”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假如他认为我也许会反对,那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不愿意把我的钱给你。但他没有拒绝你,也没有刁难你,只是说他没钱,所以给不了你。然而他一方面说这笔开销没问题,但另一方面又守着钱不给你。我没说错吧?”

“没有。”

“你会不会给他留下了你现金够用的印象?”

“不会。”

“因为假如他认为你身边有钱,可以先垫付一下,那我可以理解。但否则的话……马特,我不愿意这么说,但我的感觉不太好。”

“我也是。”

“我认为他在吸毒。”

“听上去很像。”

“他和我保持距离,他说会过来,但没有露面。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家。你说这听上去像什么?”

“我一个半星期没在戒酒会的活动上见到他了。虽说我们不总是参加同一场活动,但——”

“但三天两头总能碰到一次。”

“对。”

“我给了他五千美元当备用金,但真的发生事情了,他却说他没钱。他把钱花在哪儿了?假如他在骗你,那他攒钱干什么?要我说,问题有两个,但答案只有一个:毒品。还能是什么?”

“还有另一个解释。”

“我洗耳恭听。”他拿起电话拨号,站在那儿听铃响,做好说话的准备。铃声响了至少十次,他才终于放弃。“没人接,但什么都说明不了。他以前抱着酒瓶窝在家里的时候,会一连几天不接电话。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听筒搁在一边,他说这样我就知道他在家了。我这个哥哥,思路真是扭曲。”

“要怪就怪那种病。”

“你说的是酒瘾吧?”

“我们通常管它叫生病。不过两者应该是一码事。”

“他戒毒了,你知道的。他曾经毒瘾很大,但他戒掉了,却一头扎进了酒海。”

“他告诉过我。”

“他戒酒多久了?一年多?”

“一年半。”

“你会认为既然能忍住这么久,那就能一辈子不开戒。”

“几乎每个人都能坚持忍一天。”

“是啊,”他不耐烦地说,“每次坚持一天。我全都知道,我听过所有的口号。彼得刚开始戒酒的时候,他满嘴都是这些东西。弗朗辛和我会陪他坐着,给他倒咖啡,听他唠叨。无论他在戒酒会的活动上听到什么,他回来都会一五一十说给我们听,但我们不介意,因为他总算开始回归正轨了。然后有一天,他说他不能再和我每天混在一起了,因为那样会破坏他的戒酒大业。现在天晓得他带着一袋毒品和一瓶威士忌躲在哪儿,他的戒酒大业他妈的去哪儿了?”

“凯南,你还不能确定呢。”

他转向我:“否则还能是什么?他拿着五千美元能做什么,去买彩票吗?我就不该给他那么多钱的,**太大了。无论他发生了什么,那都是我的错。”

“不,”我说,“要是你给他满满一雪茄盒的海洛因,说‘替我保管到我回来’,那才是你的错呢。没有人能抵抗这么大的**。但他戒毒戒酒一年半了,他知道怎么为他自己的清醒负责。要是钱让他坐立不安,他可以存进银行,或者找个戒酒会的同伴替他保管。他有可能破戒了,也有可能没有,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无论他做了什么,都不是你逼着他做的。”

“是我让破戒变得容易了。”

“破戒从来都不困难。我不知道现在一小袋毒品卖多少钱,但两美元就能好好喝一杯了,而破戒需要的只是那一杯。”

“但一杯没法让你醉太久。不过,五千美元应该能让他畅饮好一阵儿了。买酒能花多少钱呢?在家喝,一天二十美元,去酒吧,翻个两三倍?海洛因贵得多,但你每天顶多也就能往胳膊里打个两百美元买的海洛因的量,而且他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毒瘾捡回来。就算他日夜不停嗑药,五千美元也够他花一个月了。”

“你呢?”

“我又不是毒虫。”

“彼得说你一个月左右会用掉一小袋。”

“什么时候说的?星期六打电话的时候?”

“一周前。我和他一起参加戒酒会的活动,然后吃了顿饭,一起逛了逛。”

“然后他对你说了这些?”

“他说几天前他去你家,而你嗑嗨了。他说他揭穿你,而你不肯承认。”

他垂下眼睛,过了一会儿才开口,声音也变得低沉。“唉,他说得对,”他说,“他确实揭穿了我,我也确实矢口否认。我以为他相信了。”

“他没有。”

“嗯,看来没有。在这件事上撒谎让我觉得很难受。嗑药倒是并不让我难受。我不会当着他的面吸毒,要是我知道他会过来,也不会选那个时候吸,但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用一小袋,除了我自己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随你怎么说。”

“他说一个月一袋?实话实说,我估计没那么多。要是我没记错,一年也就是七八次,顶多十次,不可能更多了。我不该骗他的。我应该说:‘对,我心情非常差,所以我发泄了一下,那又怎样呢?’因为我能做到一年碰个几次但从不过线,而他只要尝上一小口,整个瘾头就会卷土重来,昏在地铁上不省人事,被蟊贼把鞋偷走。这是真事,有一次他在D线上醒来,发现自己只穿着袜子。”

“很多人都发生过这种事。”

“包括你?”

“不,但本来也许会的。”

“你曾经酒精成瘾,对吧?你来之前我喝过一杯。要是你问我,我会痛痛快快地承认,不会撒谎骗你。但我为什么要骗我的哥哥呢?”

“因为他是你哥哥。”

“唉,这是一部分原因。妈的,哥们儿,我真的很担心他。”

“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

“是啊,我能怎么做呢?开着车满街找他?不如咱们一起去吧。你在马路这边找杀我老婆的那伙浑蛋,我在另一边找我哥哥。这个计划怎么样?”他做个鬼脸,“我都忘记我还欠你钱了。多少来着?两千七百美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百元大钞,数出二十七张,差不多用完了这卷钞票。他把钱递给我,我找了个口袋装好。他说:“现在呢?”

“我会继续查的,”我说,“有些方面要取决于警方的调查结果,但——”

“不,”他打断我,“我不是问这个。你现在去哪儿?约了人吃饭?还是有事要回城里?”

“哦。”我不得不想了一下,“大概是回我住的旅馆吧。我走了一整天,想洗个澡,换身衣服。”

“打算走回去吗?还是搭地铁?”

“哦,不走了。”

“那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麻烦你了。”

他耸耸肩。“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他说。

他在车里问我那家自助洗衣房的地址,说他想去看一看。我们开车到那儿去,他把别克停在马路对面,熄灭发动机。“所以咱们开始蹲守了,”他说,“警察是这么说的吧?还是只有电视剧里这么说?”

“蹲守通常要持续几个小时,”我说,“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会儿不是在蹲守。”

“当然,我只是想在这儿坐上几分钟。天晓得我开车路过这儿多少次了。我从没想过要停车进去打个电话。马特,你确定是同一伙人杀了那两个女人,还伤害了那个姑娘?”

“对。”

“因为这次是为了求财,而另外几次纯粹是为了,呃,该怎么说呢?过瘾?取乐?”

“我知道,但这几起案件的相似之处过于具体和明确了,因此肯定是同一伙人。”

“为什么是我?”

“什么意思?”

“为什么选中我?”

“因为毒贩是理想的目标,有大量现金,也有理由不去惊动警察。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外,其中一名绑匪对毒品有意见。他反复问帕姆认不认识毒贩以及她吸不吸毒。他似乎对这个话题很着迷。”

“你说的是为什么选中毒贩,不是为什么选中我。”他向前趴在方向盘上,“谁会知道我贩毒呢?我没有被抓过,名字没上过报纸。我的电话没被监听,家里没被装过窃听器。我肯定邻居们不知道我靠什么挣钱。一年半以前,禁毒署调查过我,但什么都没查出来,所以就撤了。至于纽约警局,我觉得他们甚至不知道有我这个活人。假如你是个人渣,喜欢杀女人,想靠敲诈毒贩挣一笔大的,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存在的呢?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为什么选中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刚开始我以为我是他们的目标。你明白的,我以为整件事起源于有人想伤害我,搞掉我。但根据你的说法,情况并不是这样。整件事的起源是一伙疯子,靠强奸和杀人发泄兽欲。然后他们决定顺便挣点儿钱,于是决定向毒贩下手,就选中了我。因此去追查我做这一行认识的人也毫无意义,不会是某个人认为我在某次交易中坑了他,觉得这么做能报复回来。我不是说做毒品生意的没有疯子,但——”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得对,你是被偶然选中的目标。他们想找毒贩下手,而他们知道你是个毒贩。”

“怎么知道的呢?”他犹豫片刻,“我有个想法。”

“说来听听。”

“唉,我觉得未必能说得通,但我猜我哥哥在戒酒会活动上说过他的经历,对吧?他坐在会场最前面,告诉大家他都做过什么,酒瘾是怎么找上他的。我估计他提到过他弟弟靠什么谋生,对吗?”

“嗯,我知道彼得有个贩毒的兄弟,但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住在哪儿。我甚至不知道彼得姓什么。”

“要是你去问他,他很可能会告诉你。查出其他的细节能有多困难呢?‘我觉得我认识你弟弟。他住在布什维克,对吧?’ ‘不,湾脊区。’‘咦,是吗?哪条街?’我说不准,也许有点儿牵强。”

“要我说,”我说,“我承认匿名戒酒会的活动上什么人都有,也不可能阻止连环杀人狂进门。老天做证,很多臭名昭著的杀人狂都有酒瘾,而且常常是在酒精的作用下杀人的。但我想他们中没有哪个靠参加活动戒掉了酒瘾。”

“但存在这个可能性?”

“应该存在。但可能归可能,假如咱们要找的人住在日落公园,而彼得在曼哈顿参加戒酒会活动——”

“嗯,你说得对。他们的窝点离我只有一英里半,我却想让他们赶到曼哈顿去打听我的消息。当然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不知道他们就在布鲁克林。”

“你什么时候说过?”

他望着我,痛苦在他的额头交织。“我对彼得说,他参加活动的时候不该多嘴,乱说我做的是什么生意。我说他们说不定就是这么找上我的,所以他们才会选中弗朗辛。”他扭头望向窗外的洗衣房,“那是在他开车送我去机场的路上说的。我只是一时没控制住。他说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话,我忘了具体是什么,然后我朝着他吼了一顿。他有两秒钟像是被我一脚踹在了心窝上。然后他说什么,你明白的,他会左耳进右耳出,说他不会往心里去,他知道我只是在发泄愤怒。”

他转动点火钥匙。“去他妈的洗衣房,”他说,“我没看见很多人排队打电话。咱们走吧。”

“好。”

车子开出一两个街区后,他说:“假如他一直想来想去,钻了牛角尖,假如他怎么都忘不了这个念头,假如他开始怀疑会不会真是这样。”他瞥了我一眼:“你说他会不会因此去找警察?因为我必须告诉你,假如我是彼得,我肯定会那么做。”

回到曼哈顿,他说:“我想去他家转一圈,敲敲他的门。能陪我一起吗?”

寄宿公寓大门的锁坏了。凯南拉开门,说:“安保措施真不赖。这地方整个儿好极了。”我们进了门,顶着老鼠屎和被褥发霉的怪味爬了两段楼梯。凯南走到一扇门前,听了几秒钟,然后敲了敲门,喊他哥哥的名字,但没人回应。他重复一遍这个流程,结果相同,他抓住门把手试了试,门锁上了。

“我害怕我会在里面发现东西,”他说,“但同时又不敢走开。”

我从钱包里抽出一张过期的信用卡,几下就撬开了门锁。凯南看着我,眼神里充满另一种敬意。

房间里没人,而且一片狼藉。被单有一半拖在地上,衣物乱糟糟地堆在一把木椅上。我在橡木五斗橱上看见了一本摄影集《大书》和几本戒酒会的小册子。我没看见酒瓶和吸毒用具。床头柜上有个水杯,凯南拿起来闻了闻。

“我不确定,”他说,“你觉得呢?”

杯子是干的,但我似乎闻到了烈酒的余味,然而也有可能是心理暗示在作祟。这不会是我第一次在没有酒的地方闻到酒味。

“我不喜欢乱翻他的东西,”凯南说,“尽管他没什么东西,但还是有隐私权的。可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脸色发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回到街上,他说:“至少他有钱,不需要去偷东西。除非他嗑上了可卡因,那玩意儿能吸得你倾家**产,但他从来都不喜欢可卡因。彼得喜欢重低音,喜欢一个猛子扎到海底最深处。”

“我看得出来。”

“是啊。要是没钱了,他还可以卖掉弗朗辛的凯美瑞。虽说他不是车主,但凯美瑞在旧车目录里的标价是八九千美元,所以不走正规程序肯定也能换个几百美元。这是毒虫经济学,完全说得通。”

彼得说过一个关于酒鬼和毒虫区别的笑话,我说给凯南听:酒鬼和毒虫都会偷你的钱包,但毒虫会帮你找钱包。

“是啊,”他说着点点头,“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