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凯利不在办公桌前。布鲁克林警察局凶杀科接电话的男人说假如有急事，他可以帮忙打凯利的寻呼机。我说事情非常重要。
电话响了，伊莱恩接听，说：“稍等。”她朝我点点头。我接过听筒，说你好。
“我老爸记得你，”他说，“说你这人特别执着。”
“哈，那是很久以前了。”
“他也是这么说的。所以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在我吃饭的时候打我的寻呼机？”
“我有个关于莱拉·艾尔瓦雷斯的问题。”
“你有个问题？我还以为你有情报呢。”
“关于她做的手术。”
“‘手术’，你这个词倒是用得好。”
“你知道凶手是用什么工具割掉她的**的吗？”
“知道，断头台。斯卡德，你为什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些？”
“他有没有可能用的是一段钢丝？比方说钢琴弦，就像勒杀索那么使用？”
一阵漫长的沉默，我在想我会不会发音不准确，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的声音忽然变得紧绷起来，说：“你到底掌握了什么情况？”
“我等着和你讨论这个情况等了十分钟，其中五分钟在等你打电话给我。”
“真该死，先生，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艾尔瓦雷斯不是他们唯一的受害者。”
“你说过了，还有戈特斯坎德。我读过案卷，认为你说得对，但那该死的钢琴弦是从哪儿变出来的？”
“还有一名受害者，”我说，“受到强奸、凌虐，并且被割掉一侧**。区别在于她还活着。我猜你肯定想和她聊一聊。”
德鲁·卡普兰说：“pro bono，对吧？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每个人都认识这两个拉丁单词吗？我从布鲁克林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学会的拉丁文都够我自己开教堂了。Res gestae、corpus juris、lex talionis。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词。只有pro bono。你知道pro bono是什么意思吗？”
“你肯定会告诉我的。”
“说全了应该是pro bono publico——为了公众利益。因此大型法律事务所才会用这个词来指代他们屈尊接下的那一丁点儿公益法务工作，他们认为这么做能稍微安抚一下良知，他们的良知当然非常不安，因为他们把九成以上的时间花在羞辱穷鬼上，为此每小时要收至少两百美元。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这是我听你说过的最长的一句话。”
“是吗？卡西迪小姐，作为你的律师，我有责任要提醒你，别和这位先生之类的男人扯上任何关系。马特，说真的，卡西迪小姐是一名曼哈顿居民，是九个月前发生在皇后区的一起犯罪事件的受害者。而我是布鲁克林区一名拼死拼活讨生活的律师，在法院街上有个最寒酸的办公室。所以请允许我问一句，我为什么要来掺和这个案子？”
我们在他寒酸的办公室里，耍嘴皮子只是他活跃气氛的手段，因为他早就知道帕姆·卡西迪为什么需要一名布鲁克林的律师：她需要他帮助她熬过一名布鲁克林凶杀科警探的盘问。我在电话上向他仔细解释过了整个情况。
“我可以叫你帕姆吗？”他问。
“哦，当然可以。”
“还是你更喜欢帕米？”
“不，帕姆就很好。千万别叫我帕米。”
这一点的重要性对卡普兰来说还是个不解之谜。他说：“那就帕姆好了。帕姆，在咱们去见凯利警员之前——是警员吗，马特，还是警探？”
“约翰·凯利警探。”
“在咱们去见好心的警探之前，咱们先来捋一捋角色。你是我的委托人，因此除非我在场，否则任何人都不能向你提问。明白了吗？”
“明白了。”
“这包括了所有人，无论是警察、媒体，还是把话筒捅到你脸上的电视台记者。‘请你去和我的律师谈。’来，跟着我说一遍。”
“请你去和我的律师谈。”
“非常好。要是有人打你的电话，问你外面天气如何，你怎么回答？”
“请你去和我的律师谈。”
“我看她明白了。再来一个。有人打电话说你中奖了，他们正在搞一场特别促销活动，可以免费送你去巴哈马的天堂岛玩一趟。你怎么回答？”
“请你去和我的律师谈。”
“不，碰到这种人，你可以叫他滚蛋。但地球上的其他所有人，他们都必须去和你的律师谈。现在咱们来说一说具体情况，不过总体而言，我希望只有我在场的时候你才回答问题，而且只回答与那场严重侵犯你的人身的暴行有关的问题。你的背景、事情发生前的生活、事情发生后的生活，这些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假如问话拐上了我不同意的方向，我会插进来阻止你回答。而且就算我不说话，他们的问题出于任何原因让你觉得不舒服，你都可以不回答。你就说你想先和你的律师单独商量一下。‘我想和我的律师单独商量一下。’来，跟着我说一遍。”
“我想和我的律师单独商量一下。”
“非常好。重点是你没有受到任何指控，而且也不会受到任何指控，因此你从一开始就是在帮他们的忙，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现在趁马特也在，咱们先过一遍背景情况，然后你和我就可以去见凯利警探了。帕姆，告诉我，你是怎么想到要请马修·斯卡德去查绑架并伤害了你的凶手的？”
在我打电话给约翰·凯利和德鲁·卡普兰之前，我们就已经商量好了这些细节。我们需要一套说辞来让帕姆担任调查的发起者，把凯南·库利排除在案情之外。她、我和伊莱恩反复讨论之下，最后编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
事情发生九个月后，帕姆想让生活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但恐惧让这一点变得极为困难，因为她害怕同一伙罪犯会再来残害她。她甚至考虑过要离开纽约，但觉得无论逃得多远，恐惧永远会如影随形。
不久前，她认识了一个男人，她把自己如何失去一侧**的经历告诉了他。这位先生是个有地位的已婚人士，因此她无论如何都不会透露他的身份。他在震惊和同情之余，说除非那伙罪犯伏法，否则她就不可能过得安心，而且即便找不到他们，采取一定行动来促成他们的被捕对治疗精神创伤也不无裨益。由于警方已经调查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显然一无所获，因此他建议她雇用一名私家侦探，后者可以全心全意地侦办此案，而不需要像警方那样蹚过优先级选择的泥潭。
事实上，他刚好认识一名信得过的私家侦探，因为这位无名氏曾经是我的客户。他介绍她见我，还答应支付我的费用和其他开销，而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透露他的身份。
与帕姆面谈两次后，我意识到想要破案，最有效的方法是假设她不是他们唯一的受害者。事实上，仅以他们讨论要不要杀死她的语气而言，就足够证明他们确实杀过人了。我因此设计了几条调查路线，想要发掘出那两个男人在伤害我的委托人之前或之后犯下其他罪行的证据。
我在图书馆查阅旧报纸，找到了我认为同伙人作案可能性很大的两个案件，一个是玛丽·戈特斯坎德案，另一个是莱拉·艾尔瓦雷斯案。戈特斯坎德案件牵涉到使用厢式货车绑架受害者，我通过某些非官方渠道搞到了戈特斯坎德的案卷，证实受害者也遭受了身体损毁。艾尔瓦雷斯案件似乎也牵涉到绑架，受害者被弃尸墓园的情节也有相似之处——绑匪把帕姆扔在皇后区的锡安山公墓。星期四我得知艾尔瓦雷斯遭受的身体损毁（报纸中没有详细说明）与帕姆的完全相同之后，我认为罪犯是同一伙人的事实已经不证自明了。
那么，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告诉凯利呢？原因非常简单，若是没有委托人的同意，擅自透露调查情况有违职业道德。我花了一整个周末说服她，帮助她为即将面对的盘问做好思想准备。另一方面，我也想看看我扔进水里的其他诱饵有没有鱼儿咬钩。
其中一个诱饵就是所谓的周末档电视电影，我请伊莱恩打电话给全城各处的性犯罪调查人员，希望能找到侥幸逃生的受害者。有几个女人打过电话，但事实证明可能性都微乎其微，不过我还是想等到周末结束再放弃这个调查方向。
说来好笑，帕姆本人也接到了皇后区性犯罪调查科一个女人的电话，建议她联系这位马德尔小姐，也许会值得她花点儿时间问问对方想干什么。当时她不知道我们也在尝试走这条路，因此她在接电话的时候说得很犹豫，然而后来她向我提起这件事，发现所谓的电影制作人其实是谁之后，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
到了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下午，我再也找不到理由向警方隐瞒线索了，既因为我们的行为无疑妨碍了他们对这两起谋杀案的侦办工作，也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单枪匹马地查下去了。我尝试说服帕姆接受我的观点，但想到要再次接受警方的盘问，她自然感到有所保留，不过等我告诉她可以请律师来保护她的权益之后，她的态度就没那么抗拒了。
于是他们去见凯利，而我也可以卸下追查色情杀人犯的重任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认为说得通，”我告诉伊莱恩，“我认为已经面面俱到了，包括了我从接到第一个电话后的所有行为，而且没有把库利牵涉进来。我认为无论帕姆说什么，都不会导致警方发现我在大西洋大道上做的调查和我昨晚看着K兄弟玩的‘电子游戏’。再说，帕姆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因此就算想说也没什么可说的，她根本没听过弗朗辛和凯南·库利的名字。说起来，她甚至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被卷进来的。我认为她只知道她的这套说辞。”
“也许她真的相信了。”
“等她讲完，自己多半也会相信。卡普兰认为这套说辞听上去合情合理。”
“你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了？”
“没有，我没有理由要告诉他。他知道他得知的情况并不完整，但他没什么意见。重点在于，他能阻止警方严厉逼问她，把警方的注意力引向罪犯，而不是我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他们会那么做吗？”
我耸耸肩：“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有一伙连环杀人狂在活动，偷偷摸摸作案一年多，而纽约警局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一个私家侦探发现了被所有人遗漏的线索，这会害得很多人丢面子的。”
“所以他们会弄死报信的人。”
“他们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了。事实上，警方并没有遗漏任何明显的线索。连环杀人案并不容易识别，尤其是当不同的案件落在了不同的辖区和大区分局手上，而犯案细节上一致的特征又是不会登在报纸上的那种。但他们依然有可能会因为帕姆害得他们丢脸而难为她，特别是考虑到她的妓女身份，而且在案发的时候她也没有提到这个小细节。”
“她这次会提到吗？”
“这次她会提到她偶尔会通过出卖身体来贴补家用。我们知道她在警方那儿有案底，她被抓过两次，原因是卖**和意图卖**。他们调查她的案件时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她是受害者，没有理由去查她有没有前科。”
“但你认为他们应该查一下的。”
“嗯，他们做事太马虎了，”我说，“妓女是这种案件的理想目标，因为太容易对她们下手了。他们应该查一下的，就像是一种条件反射。”
“不过她会说自从出院回家她就不再卖身了。说她很害怕，不敢再去做。”
我点点头。她上岸了一段时间，想到要上陌生人的车就怕得要死，然而积习难改，她最后还是走上了回头路。刚开始她仅限于车上幽会，以免脱掉上衣引起男人的失望或厌恶，但她发现大多数男人其实并不在乎这点儿残疾。有些男人觉得这个缺陷很有意思，还有极少数人因此而特别兴奋，成为她的常客。
但没人必须知道这些隐私。因此她会对警方说她找了几份女招待的工作，在住处附近打零工，把我介绍给她的那位匿名好心人也多多少少照顾了她一些。
“你呢？”伊莱恩问，“你要去找凯利，也录一份证词吗？”
“应该是的，但不用着急。我明天找他聊聊，看他要不要我正式做证。也许不要。我对他其实没有任何用处，因为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我只是发现三起已经发生的案件之间存在某些隐形联系。”
“所以对你来说，我的船长，战争已经结束了？”
“似乎是的。”
“我猜你一定累坏了。要去隔壁房间躺一会儿吗？”
“我看我还是不睡为好，这样能尽快恢复正常作息。”
“有道理。你饿吗？我的天，早饭之后你就没吃过东西，对吧？你坐着，我去做饭。”
我们吃了蔬菜沙拉和一大碗橄榄油大蒜拌意大利蝴蝶面。我们坐在厨房的小桌前，饭后她给自己泡茶，给我煮咖啡，我们去客厅，一起坐在沙发上。聊天的时候她说了句粗话，完全不符合她的性格，我放声大笑，她问我笑什么。
我说：“我就喜欢你说街头用语。”
“你认为我是在装腔作势，对吧？你认为我是温室里的一朵娇花，没错吧？”
“不，我认为你是西班牙哈莱姆的带刺玫瑰。”
“我不知道我混街头能不能成功，”她若有所思地说，“还好我不需要知道答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保证，等这件事结束，咱们的街头智慧小姐可就不再是无名小卒了。”
“你打算收留她？”
“才不呢，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室友，互相帮忙做头发。不过我可以帮她找个像样的住处，告诉她怎么建立客户群，在自己的公寓里做生意。要是她足够精明，你知道她该怎么做吗？在《云雨》杂志上登广告，告诉那些迷恋胸部的人现在可以花两份钱买一个了。你又在笑了，我难道又在说街头用语了？”
“不，纯粹因为好笑。”
“那就允许你笑了。我也不确定，也许我应该走远点儿，让她过自己的生活。不过我喜欢她这个人。”
“我也是。”
“我认为她配得上比站街更好的生活。”
“每个人都一样，”我说，“她最后也许能得到些好处呢。假如警方抓到那伙罪犯，他们出庭受审，她说不定也能红个十五分钟。另外，她有律师，他会保证没人能不花钱就拿走她的人生故事。”
“也许真的会拍一部电视电影。”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未必能请到黛布拉·温格来扮演咱们这位朋友。”
“是啊，恐怕不行。哈，我想到一个点子。你听听觉得如何？这电影该怎么拍呢，就该去找个在现实生活中切除了一侧**的女演员来扮演她。我是说，这算是个高概念了，对吧？你看到我们正在传达什么信息了吗？”她使了个眼色，“这是我的演艺人格。我猜你还是更喜欢我的街头人格。”
“要我说，成败可能性各半。”
“有道理。马特，你把一个案子办到这个程度，然后拱手让给警方，心里不难受吗？”
“不难受。”
“真的？”
“为什么要难受？我没理由要把案子扣在我自己手里。纽约警局拥有我缺少的资源和人力。我尽我所能推进到这一步，我的能力已经到头了。我会继续查我昨晚搞到的那条线索，看看我能在日落公园发现什么。”
“你不打算把日落公园的情况告诉警察？”
“我没办法告诉他们。”
“是呀。马特，我有个问题。”
“问吧。”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但我必须问：你确定是同一伙凶手吗？”
“肯定是。用一段钢丝割**，先是莱拉·艾尔瓦雷斯，然后是帕姆·卡西迪，两个受害者都被扔在墓地，不可能不是同一伙人。”
“我认为残害帕姆的凶手也杀害了艾尔瓦雷斯。还有森林公园的那个老师。”
“玛丽·戈特斯坎德。”
“但弗朗辛·库利呢？她的尸体没有被扔在墓地，也未必被勒杀索割掉了一侧**，而且目击者说她是被三个男人掳走的。帕姆对一点非常肯定，那就是凶手只有两个人。雷和另外一个。”
“抓走库利太太的同样有可能只是两个人。”
“你说过——”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帕姆也说他们先从前排到车厢里，后来又回到前排。也许只是看上去像是三个人，因为你看见两个男人进了车厢，然后车开走，你想当然地认为驾驶座上还有一个人。”
“有可能。”
“我们知道戈特斯坎德死在这伙人手上。戈特斯坎德和艾尔瓦雷斯都被割掉手指，因此联系在了一起，而艾尔瓦雷斯和帕姆都被割掉了**，这意味着——”
“这三个案子是同一伙人做的。好的，我明白了。”
“对，戈特斯坎德案件的目击者也说有三个人，两个掳人，一个开车。有可能是障眼法。也可能那天确实有三个人，他们抓弗朗辛那天也是三个人，但抓帕姆那天，另一个家伙得了流感，只能在家休息。”
“在家打飞机。”她说。
“管他在家干什么。我们可以问问帕姆，他们有没有提到过第三名罪犯。‘迈克肯定会喜欢她的屁股。’就是这种话。”
“也许割掉她的**就是为了带回家给迈克。”
“‘嘿，迈克，你真该看看我们放走的那一个。’”
“饶了我吧，谢谢。你认为警方能从她嘴里问出一个像样的描述吗？”
“不太可能。”她说过她不记得那两个男人的相貌了，每次尝试回忆他们的脸，浮现出来的都是一团模糊，就好像他们套着尼龙丝袜充当面具。先前查案的时候，警方请她看性犯罪者的大头照相册，结果却徒劳无功。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找两张什么样的脸。警方请面容拼图技师来帮她回忆，同样无济于事。
“她在这儿的时候，”她说，“我一直在想雷·加林德斯。”他是纽约警局的警察和画家，拥有一项出类拔萃的技能，他擅长和目击者沟通，根据证词绘制像得出奇的罪犯画像。他的两张素描在装裱加框后被挂在伊莱恩的浴室里。
“我也想到了他，”我说，“但我不确定他能从她的嘴里问出什么来。要是他在案发一两天内见她，也许还有点儿指望。现在时间已经隔得太久了。”
“催眠呢？”
“有成功的可能性。她肯定阻断了那段记忆，催眠师也许能解除封锁。我不怎么了解催眠术。陪审团未必会采信，我自己都不太有把握。”
“为什么？”
“我认为证人接受催眠后有可能会为了讨好问话者而通过想象捏造记忆。我在戒酒会活动上听到过很多**的故事，我怀疑这种记忆的真实性，它们总是在事情发生后二三十年突然浮现出来。我相信其中有一些是真的，但我感觉大多数都是无中生有，因为患者想取悦心理医生。”
“有些是真的。”
“毫无疑问。但有些不是。”
“也许吧。有一点我承认，**是如今最热门的心灵创伤。用不了多久，没有**记忆的女性就要开始担心她们的老爸是不是嫌弃她们太难看了。你想玩‘我是顽皮小女孩，你是我老爸’的游戏吗？”
“你放过我吧。”
“你这人真是没情趣。想玩‘我是站街时髦酷妞，你开车来嫖’的游戏吗？”
“要我去租辆车吗？”
“咱们可以假装沙发就是车，不过似乎有点儿勉强了。咱们总得做点儿什么来让咱们的关系保持**火热吧？我可以把你绑起来，但我了解你，你会直接睡过去。”
“尤其是今晚。”
“嗯哼。咱们可以假装你慕残，而我少了一个**。”
“老天在上，算了吧。”
“你说得对，阿门。就像我老妈说的，我不想beshrei。你知道beshrei是什么意思吗？大致是意第绪语里的自招天罚。‘你别乱说话，免得神动了念头。’”
“对，别乱说话。”
“是啊。亲爱的，要不然只是简简单单上个床？”
“正有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