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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醒来，意识突兀地恢复，而且一下子就是百分之百清醒。我躺在病**。
这是第一波震惊。第二波转眼就到，因为我发现今天是星期三。星期天夜里拿起第三杯酒之后的事情我完全不记得了。
这几年我时常喝到断片儿。有时候我会失去一个晚上的最后半小时，有时候则是几个小时。
但这是我第一次失去整整两天时间。
医生不肯放我出院。我是前一天深夜被送进来的，他们想留我在医院里脱毒，需要整整五天。
一名实习医生说：“你体内的酒精都还没代谢完呢。你走出医院五分钟，拐个弯就会拿起酒杯。”
“不，我不会的。”
“两周前你刚在这儿做过脱毒治疗，病历上写着呢。我们把你收拾干净，你看你坚持了多久？”
我没话说了。
“你知道昨天夜里你是怎么进来的吗？你严重**，全身抽搐个不停。你以前这么发作过吗？”
“没有。”
“唉，你以后还会犯的。要是你继续喝下去，就肯定还会发作。不是每次，但是迟早，而且你迟早会因此丧命，前提是没有死于其他并发症。”
“别说了。”
他抓住我的肩膀。“不，我要说，”他说，“我他妈为什么不能说？要是太礼貌，照顾你的感受，我的话就穿不透你的狗屁脸皮。你看着我，听我说。你酒精成瘾，再喝下去，你就没命了。”
我一言不发。
他全安排好了。我先做十天脱毒治疗，然后进史密瑟斯中心做二十八天的戒酒康复治疗。他得知我既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康复治疗所需的几千块美金，就放弃了后半个念头，但他依然坚持要我在脱毒病房待满五天。
“我没必要住下，”我说，“我肯定不会喝的。”
“大家都这么说。”
“在我这里这句话是真的。再说，我不愿意留下，你也没法把我扣在这儿。你必须放我出院。”
“你要出院就必须签一份AMA。违背医嘱声明书。”
“那我就签吧。”
他有几秒钟似乎非常愤怒，但最后他耸耸肩。“随便你，”他乐呵呵地说，“下次也许你就会乖乖听话了。”
“不会有下次了。”
“哦，肯定会有下次的，我保证，”他说，“除非你一头栽倒时离另外一家医院比较近，或者还没被送到医院就咽气了。”
他们还给我的衣服一团糟，我在街上打过滚，所以衣服很脏，衬衫和上衣沾着血。我被送进来的时候头上有个破口，医生给我缝了几针。我无疑在抽搐时碰破了脑袋，也可能在早些时候的其他奇遇中受了伤。
我身上现金足够，付得起医院账单。堪称一个微小的奇迹。
上午下过雨，马路依然湿漉漉的。我站在人行道上，感觉信心从脚底慢慢流空。街对面有一家酒吧，我口袋里还有喝一杯的钱，我知道这杯酒能让我的感觉好起来。
我没有去酒吧，而是返回我住的旅馆。我必须鼓起勇气，才能去前台取信件和留言，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可耻的坏事，欠前台人员一个发自肺腑的道歉。最糟糕的地方在于我不知道我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做过什么蠢事。
前台人员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反应。也许失忆那段时间我全待在房间里，与世隔绝地喝酒。也许自从星期天夜里走出旅馆，我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上楼回到房间里，排除了后一种可能性。我显然在星期一或星期二的某个时候回来过，因为我已经喝完了那瓶丹特，空酒瓶旁边现在摆着一瓶半满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分销商的标价签说明它来自第八大道的一家酒铺子。
我心想：嗯，你的第一个试炼来了，你说你喝不喝吧。
我把酒倒进洗脸池，洗干净两个酒瓶，放进垃圾箱。
邮件全都是垃圾信，我随手扔掉，开始过目留言。星期一上午，安妮塔给我打过电话。星期二晚上，一个叫吉姆·法布尔的人打过电话，留下回电号码。钱斯昨晚和今天上午各打过一个电话。
我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澡，仔细刮脸，换上干净的衣服。我扔掉从医院穿回家的衬衫、袜子和内衣，外衣和外裤放在一旁。干洗店也许有办法处理它们。我拿起留言，又看了一遍。
前妻安妮塔。钱斯，杀死金·达吉南的皮条客。还有一个叫法布尔的家伙。我不认识姓法布尔的人，也许某次我喝醉酒出去乱转，把某位酒鬼认作我失散多年的好友。
我扔掉写着他号码的字条，内心权衡着是下楼跑一趟还是费神请旅馆接线员帮我打外线。要是我没有倒掉那半瓶酒，这会儿我多半会喝一杯。最后我决定下楼，从大堂的电话亭打给安妮塔。
这是一场古怪的交谈。我和她都谨慎而客气，就像平时一样，我们像职业拳手打第一回合似的绕着彼此兜圈，然后她问我为什么打电话。“我是回你的电话啊，”我说，“不好意思，我没有立刻打给你。”
“回我的电话？”
“有个字条说你星期一打过电话。”
停顿片刻，然后她说：“马特，星期一晚上咱们说过话了。你回过我的电话，你不记得了？”
我感到背脊发凉，就好像听见什么人用指甲刮黑板。“我当然记得，”我说，“但字条怎么又回到我的信箱里了呢？我以为你后来又打过电话。”
“我没打过。”
“大概是我乱扔字条，某个好心的傻瓜捡起来塞回我的信箱里，这会儿我拿到手，以为是另一通电话。”
“肯定是这样的。”
“那好，”我说，“安妮塔，那天晚上我打给你的时候喝了几杯，记忆有点模糊了。能提醒我一下我们都谈过什么吗？免得我忘记了什么事情。”
我们谈了米基的牙齿矫正，我让她再去问问其他医生。我向她保证，我记得这部分对话。还有什么吗？我说过最近我有希望再寄一笔钱给她，比我上次寄的那一笔更多，支付孩子的箍牙费用应该不成问题。我说这部分我也记得，她说那就没什么了，哦，当然了，你和孩子们也聊了几句。就这些吗？那敢情好，看来我的记忆力还没那么差嘛。
挂电话时我在颤抖。我坐在那儿，努力从记忆中唤起她刚刚描述的那些对话，但毫无指望。从星期天晚上第三杯酒下肚前的那一刻开始，直到我在病**醒来，中间只有一片空白。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
我撕掉字条，然后撕成四片，把碎纸塞进衣袋。我看着另一条留言。钱斯留下的是他的应答服务号码。我没有打，而是打给北中城分局。德金不在，但他们给了我他家里的号码。
他拿起听筒，声音有点迷糊。“稍等一下，让我点支烟。”他说。等他回到电话旁，声音就听起来一切正常了。“我在看电视，”他说，“看着看着就睡过去了。斯卡德，你有什么事？”
“那个拉皮条的想联系我。钱斯。”
“怎么联系你？”
“电话。他留了个号码叫我打过去。他的应答服务号码。所以他多半还在城里，假如你要我钓他出来——”
“我们没在找他。”
有一个可怕的瞬间，我以为我肯定在断片儿期间和德金谈过，我和他之中的一个给另一个打过电话，而我完全不记得了。但他继续说了下去，我意识到这种事并没有发生。
“我们把他弄到警察局来过，仔仔细细地盘问了他。”他解释道，“我们签发了逮捕令，但他自个儿找上门来。他带着一个滑头律师，他本人也相当滑头。”
“你们放他走了？”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能扣押他。从估计的死亡时间之前几个小时到之后六个还是八个小时，整段时间他都有不在场证明。他的不在场证明看上去挺牢靠的，我们还没找到任何破绽。银河酒店给查尔斯·琼斯办入住手续的前台人员给不出外貌描述，我的意思是说他甚至没法确定那家伙是黑人还是白人，他觉得应该是白人。你说我能拿着这些去找地检官吗？”
“他有可能会找别人替他开房间。这些大饭店不会记录来去人员的姓名。”
“你说得对。他有可能找别人替他开房间，他也有可能找别人替他杀人。”
“你猜他就是这么干的？”
“没人花钱雇我瞎猜，我只知道我们没法给那个狗娘养的立案。”
我思考片刻：“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知道？”
“他知道是我领你们去找他的吗？”
“我肯定没告诉他。”
“那他为什么要找我？”
“你为什么不自己问他？”
电话亭里很热，我打开一条门缝透气：“也许我会问他的。”
“很好。斯卡德？别和他在黑漆漆的小巷里见面，明白吗？因为要是他想对你来硬的，你就必须看着点背后。”
“说得好。”
“要是他真的对你下手，临死前记得留个遗言。电视上总是这么演的。”
“这我就只能尽力而为了。”
“写得机智一点，”他说，“但别太机智了，明白吗？要足够简单，好让我看懂你的意思。”
我投下一毛钱，拨打钱斯的应答服务号码。说话像老烟枪那样沙哑的女人接起电话：“8092。有什么事情？”
我说：“我叫斯卡德。钱斯找过我，我在回他的电话。”
她说她应该很快就会和他通话，然后问我的电话号码。我把号码报给他，然后上楼回房间，在**躺平。
不到一个小时，电话响了。“是我，钱斯，”他说，“谢谢你回我的电话。”
“我一个小时前刚看到留言。两条。”
“我想和你谈谈，”他说，“面对面地谈谈。”
“行啊。”
“我在楼下，你住的旅馆的大堂里。咱们可以在附近喝杯酒或者咖啡。你能下来吗？”
“行啊。”